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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銳:「問責」有利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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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梁嘉銳

近年,香港就教育改革,進行過多次辯論。而最新趨勢,是類似美國的「問責制」(當然細節不相同)。我曾討論過「問責制」可能產生的問題,這並不是說「問責制」這個意念有問題,而是在落實過程中,可能有很多技術性的細節需要留意。

加州洛杉磯大學的凱恩(T. Kane)便留意到,若單看學生成績,未必能有效看到教育成果,因為可能有較高質素或較富裕的子弟入讀,把成績提高,但學校本身的教學,可能平平無奇。所以,應該比較學生入讀前及入讀後的成績。

但如果每年獨立地看,可能有些環境及其他因素影響,所以,凱恩建議,應該以「流動平均數」的方法(Moving Average),觀察最近數年的平均值,來決定對學校的撥款。至於大小規模學校人數上的差異,可能引起在統計上的問題,凱恩亦建議了一些統計方法,予以解決。佛羅里達州的費奧教授(D. Figlio)亦發現,學校成績愈是受「問責制」影響的,便會改變學生的午餐餐單,以圖改變成績,而事實上,這辦法亦確實見效。

由此可見,一旦推行「問責制」,學校管理階層便會動腦筋,以提高學生的學術表現──至少,是考試中的表現;甚至連餐單也會因此改變。筆者以為,家長大概亦樂於看到子女在學校的餐單更有營養,考試成績更高。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漢尼斯教授(E. Hanushek)亦認為,總的來說,「問責制」對於學生成績是有利的。有趣的是,「問責制」引入後,拉丁美洲裔學生與美國白人學生的差距拉近了。但非洲裔學生與白人學生的差距,卻沒有明顯改善;似乎,文化因素及社群因素的確存在。

倘若「問責制」在香港全面實施,可能也會對不同社群,有不同影響。

另外一個因素應是家長對子女的影響。父母在正常情況下,都希望子女的學業成績優異,但是一些社會科學的研究卻發現,父母的行為,包括是否醉酒、吸毒、暴力、只領取福利金而不工作等,對年輕一代都有重要的影響,亦即是大家所說的榜樣。但是,即使父母成為壞榜樣,教壞了小孩,政府還是不能對父母進行起訴或懲罰的。

換句話說,在政策上,我們可以要求老師及學校「問責」,但不能要求父母「問責」。因此,學校如何提高父母的參與,可能是個重要的課題。但在這一方面,經濟研究難以幫忙。

蘋果日報
200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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