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嘉銳
近年，香港就教育改革，進行過多次辯論。而最新趨勢，是類似美國的「問責制」（當然細節不相同）。我曾討論過「問責制」可能產生的問題，這並不是說「問責制」這個意念有問題，而是在落實過程中，可能有很多技術性的細節需要留意。
加州洛杉磯大學的凱恩（T. Kane）便留意到，若單看學生成績，未必能有效看到教育成果，因為可能有較高質素或較富裕的子弟入讀，把成績提高，但學校本身的教學，可能平平無奇。所以，應該比較學生入讀前及入讀後的成績。
但如果每年獨立地看，可能有些環境及其他因素影響，所以，凱恩建議，應該以「流動平均數」的方法（Moving Average），觀察最近數年的平均值，來決定對學校的撥款。至於大小規模學校人數上的差異，可能引起在統計上的問題，凱恩亦建議了一些統計方法，予以解決。佛羅里達州的費奧教授（D. Figlio）亦發現，學校成績愈是受「問責制」影響的，便會改變學生的午餐餐單，以圖改變成績，而事實上，這辦法亦確實見效。
由此可見，一旦推行「問責制」，學校管理階層便會動腦筋，以提高學生的學術表現──至少，是考試中的表現；甚至連餐單也會因此改變。筆者以為，家長大概亦樂於看到子女在學校的餐單更有營養，考試成績更高。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漢尼斯教授（E. Hanushek）亦認為，總的來說，「問責制」對於學生成績是有利的。有趣的是，「問責制」引入後，拉丁美洲裔學生與美國白人學生的差距拉近了。但非洲裔學生與白人學生的差距，卻沒有明顯改善；似乎，文化因素及社群因素的確存在。
倘若「問責制」在香港全面實施，可能也會對不同社群，有不同影響。
另外一個因素應是家長對子女的影響。父母在正常情況下，都希望子女的學業成績優異，但是一些社會科學的研究卻發現，父母的行為，包括是否醉酒、吸毒、暴力、只領取福利金而不工作等，對年輕一代都有重要的影響，亦即是大家所說的榜樣。但是，即使父母成為壞榜樣，教壞了小孩，政府還是不能對父母進行起訴或懲罰的。
換句話說，在政策上，我們可以要求老師及學校「問責」，但不能要求父母「問責」。因此，學校如何提高父母的參與，可能是個重要的課題。但在這一方面，經濟研究難以幫忙。
蘋果日報
2005-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