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引起各界關注，由於這計劃跨越文化政策、建築、城市規劃、土地利用、經濟發展、公開招標程序等各個層面，牽涉社會團體之廣，一時無兩。現在各界就西九龍計劃紛紛表態，不滿情緒發酵擴散，民間社會相繼組織起來，反對浪潮漸漸成型，文化計劃迅速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暴。
整個西九計劃的開展與規劃，如同政府一貫管治風格，均是由上而下、獨斷獨行，使整個計劃一開首已脫離大眾。偏偏城市面貌與文化景觀的建構，卻必需民間社會由下而上配合，缺乏民間參與，文化區只會硬件俱備，獨欠文化。
文化內涵，需要逐點累積，涓涓滴滴，不是長官一聲令下，便會忽然出現；文化政策，藝術場館的建立只是最表面，更重要是推廣文化教育、普及藝術欣賞的風氣、孕育本土藝術家等環節。如西九大興木土建造新劇院、博物館不足以促進藝術，正如重建大球場沒有振興香港足運一樣。
輕視本土藝術
整個西九計劃推行至今，政府只以土地政策角度對待，連最基本的文化藍圖亦欠奉，文化事務委員會為唯一研究宏觀長遠文化藍圖的官方機構，亦在三月忽然蒸發，香港文化發展儼如四十公頃鑽石地段的附屬品，任由地產商決定。數碼港變成貝沙灣之後，政府憑什麼認為這模式是可行？
觀現在地產商的文化建議，只強調如何與外國的博物館和劇院合作，本土藝團只淪為大配角。本地藝術家對政府的最大不滿，是主宰西九文娛區發展的地產商高層及審標委員對外來文藝項目趨之若鶩，對本土同樣高水平的藝術創作卻不屑一顧。當香港大小藝團多年艱苦經營，維護本土獨有藝術景象時，高官權貴何曾駐足欣賞過？
要為香港帶來獨有的文化景觀，只可憑藉植根本土的文化，可惜，根據現在計劃，西九並非發展本地文化的溫床，它頂多是各地文化區域的翻版，香港要羅浮宮與古根漢分館，幹嗎？
政府即將推展的諮詢展覽，已預設市民要從三個入圍設計擇其一，很多核心環節如單一招標、天幕設計、政府與地產商的合作、文化政策與賣地掛鈎等，卻並未曾獲市民廣泛認可。而且，民間與專業人士意見並非審標準則之一，官員亦不敢就眾多重要項目進行諮詢凝聚共識，政府跳過所有相關公眾討論與文化政策研究，決策過程毫不開放。
如龍應台女士所言，「政治不透明的城市，它的城市也是不透明的……小市民永遠只認識自己半個城市，因為另一半根本是個『看不見的城市』。」土地利用及城市規劃對市民影響深遠，社會理應有權決定整個城市應該怎樣設計。缺乏制度上的公民參與，人與土地將失卻關連，歸屬感無從說起。
香港社群以往對城市規劃及重建多冷眼旁觀，容許發展商以擴大利潤為單一邏輯發展市區，最終，寒光懾人的大廈與千篇一律的商場樹立香港各地，人與地區的獨有情懷卻逐點磨滅，這些情懷，正是本土文化一大部分。有喜帖街、中環警署、第二街第三街、灣仔街市、石水渠街等數不盡的先例，西九引起公眾關切，正是大家逐漸醒覺，若不爭取對環境規劃的參與權，建設文化區域根本無從說起。
其實，去年起灣仔區議會也積極推動民間與政府分享規劃城市的權力，重掌對公共領域的建構，而這些民眾參與，正是在培育公民社會對民主的抱負與認識。八百人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的成立，目的就是希望整個計劃過程與民間社會接軌，滲進民間的元素，以致西九計劃不致抽離於群眾。從灣仔到西九龍，民間社會正悄悄起革命。
文化毋須地標
曾蔭權司長以「創地標，顯文化，添悠閒」概括西九龍文娛區的目的，但正是這種「創地標」的心態，受到大眾質疑。文化區域從來不需要什麼地標，正如倫敦城西與紐約百老匯不需牌匾與天幕，澳門與台北的文化氣息濃厚，亦無需大型建築支撐。
後現代理論指出，建築的象徵意義的塑造，依靠的正是權力關係運作，空間、地域、街道設計甚至是路標，均是政治。縱觀國際，不少政府不惜大興土木，興建大型建築物或紀念碑，並賦予特定意思，藉此建構集體記憶。但普羅大眾同樣會自己詮釋建築，若雙方理解不符，政府主觀意願將會落空。東歐眾多英雄廣場，原是為表揚政府，最終均成為市民聚集推翻政權之地，便是最經典的例子。
西九爭論亦是這樣一個寫照。政府對西九龍計劃一開首的理念，便是要把空曠地皮塑造成香港的文化地標，匯集繁多文化場館，建築誓要宏偉懾人，規模誓要威震亞洲。可是公眾看來，天幕之下，只見空洞，文化區內，不見香港。
欠本土特色的文化區，不要也罷；半透明的西九規劃，難得民心。主事官員，真的值得繼續一意孤行嗎？
陳智遠、區嘉忻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