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匯上巿暫告一段落，但對私營化的討論，卻似嫌不足。至今一個不能忽視的觀點 (堪稱主流觀點吧)，是領匯上巿雖受 “挫折” ，但只是程序及法律問題，私營化無疑是好事，是值得支持的 (如眾高官、林行止、蘇偉文等) 。
由於媒體大多傾向只報導某某人士的觀點是怎樣，對他們的理據背後建基的材料多不甚了了 (尤其是官員的評論最空泛) ，故此對討論的深化構成一定難度。其中將理據背後的經驗報導稍多的，也許可作為繼續對話的基礎。
中大財務學系副教授蘇偉文 (注一) 曾以英國的煤礦及鋼鐵私營化作為支持將領匯私營化的歷史經驗，就以此作為討論的開端吧。我想，英國私營化經驗之被嘉許是有其一定理據的。首先，英國煤礦及鋼鐵等私營化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戴卓爾時代的產物，背景是六十及七十年代初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及福利政策，將多個行業國有化，導致工會的不斷壯大及工人福利的不斷澎漲，結果是工人的薪酬、福利及退休保障 (如退休金支出接近 GNP兩成) 對政府財政構成巨大壓力。加上經過七十年代中的石油危機及工業生產全球化的競爭，令英國政府面臨財政危機，亦令英國民眾對這些工業的長期補貼的合法性產生懷疑。私營化的結果，某程度而言確實能減輕英國的財政危機，及這些行業在全球競爭壓力下的營運效率 (注二)。
可是英國的經驗至多只能說明私營化的某個面向，即國家在全球化競爭下，如何從個別行業的長期補貼抽身而出，讓這些行業進行自我重組，從而 “優化” 管理及營運效率。
但單以英國經驗支持私營化是不足的，因為推動私營化的另一種力量被完全忽略。
同樣是七十年代中的石油危機，石油生產國組織 (OPEC) 達成協議，共同減低產量，油價升，讓西方發達國面臨經濟衰退的威脅，工業成本上升。但工業受打擊的同時，是石油生產國將賺取的巨額財富存入歐、美的大銀行 (尤其沙地阿拉伯，對國家建設興趣不大)，導致歐、美的金融業迅速發展 (直接加速了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歐美金融體系這時面對的難題，是如何為巨額資金尋找出路，既能賺取借貸的利息，但又盡可能不用承受風險。結果當時想出的一條 “妙計” 是借錢給國家，因理論上國家是不會破產的。結果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獲得巨額貸款 (如巴西、墨西哥等) ，巨額資金的投入帶來經濟短期急速增長，各國資金亦相繼湧入尋求高回報，讓國家借貸一時成為眾發展中國家高速 “發展”的點金石。
但好景不常，尤其當大量發展中國家同時進行經濟現代化與工業化，成功者只屬於少數，很多國家開始為當初的巨額借貸付出沉重代價，即巨額利息。部份國家已沒有能力償還當初借貸的利息，因利息金額已達這些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兩成、三成，甚至過半。他們可以做的，是 “乞求” 由美國幕後操控的世銀及國際貨幣基金 (IMF) 提供貸款以救燃眉。
可世銀及 IMF不是慈善組織，美國更不是，借貸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要求 (強迫)這些國家推行私營化政策，將能源、電訊、交通，甚致乎醫療、食水進行私營化。私營化的 門面理據是優化管理，提升效率；但眾所週知的真正理由是美國財團將以其雄厚的資金將這些行業壟斷，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將各項涉及民生的經濟活動化為搾取厚利的搖錢樹，從而建立一個將發展中國家財富源源流向美國財團的全球經濟秩序 (或一種說法是南流向北)，就是今天反全球化人士大力反對的經濟殖民。
觀乎領匯事件，到底更接近那個面向呢？似英國的煤礦或鋼鐵？但屋商場從來不用政府補貼 (倒是房委會頗重要的財政來源) ，亦不覺受全球化競爭的影響。實有勞蘇教授多加解釋。
似那些發展中國家被迫的私營化？可是香港沒有負債，沒有向IMF借錢，領匯又似是政府推動的。
但若看看領匯的推行過程，不難教人產生連串疑問。
為何最初擬定百分之九十給外國投資者？即使後期改為將過半股權配給本地小股民，相信不出數年又將為大財團所壟斷操控。
為何在推行過程中不理會香港巿民、商場使用者對私營化的態度？私營化到底為誰推行？
為何不像兩鐵私營化般保留監管權？將來大股東 (大財團) 要求大幅加租時，政府仍將是那句 “無能為力” ？
我們應該問到底私營化會帶來怎樣的經濟秩序？是否將如那些發展中國家，任何牽涉民生的經濟活動將全變為地方及跨國財團的搖錢樹？
或大膽提問領匯以致稍後的機場管理局 (需知在回報期前進行私營化是完全不合理的) 等等的私營化，會否是香港 (可能代中央) 對美國送出的 “大禮”？
我想這些都是討論私營化時可以探討的課題，而不是現今高官、某些所謂 “經濟學者” 及眾主流傳媒那極度反智的斷語 -------- “就是好事一椿” 。
(注一) ：蘇教授，請見諒，明白你是較溫和的了。在此引用你為例子，並非為了捉渣子，只想籍此帶出左右觀點分歧的症結，以期對話的可能。
(注二) ：這是某程度而言，因如德國學者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及哈拉德‧克里門塔在《全球化的十大謊言》中曾指出，戴卓爾政策的後遺症是國家產業空洞化，私營化省下的金錢能否彌補資產流失的代價亦難以定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