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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NGO與公民社會的艱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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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周刊 2005年8月31日

文、圖/記者 歐陽斌

2004年,NGO突然成為人們視野中的主角。綠色和平關於APP (Asia Pulp & Paper,印尼紙漿造紙公司)破壞中國天然林、湖北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與流通的調查,大陸NGO質疑怒江水壩建設、北京動物園搬遷等等一系列動作,都讓人們不禁聯想起2003年此起彼伏的公民維權運動。有媒體套用當時“公民維權元年”的概念將2004年稱為“NGO元年”。

2005年伊始,NGO又以強有力的姿態介入了北京頤和園鋪墊防滲膜事件,這一度使人們相信“NGO元年”的概念不會一閃而過。

在媒體喧囂的宣傳背後,本土NGO其實在無聲而艱難地前進。

本土環保NGO“綠家園志願者”負責人汪永晨說:“國際NGO財大氣粗,有的機構每年用於差旅的費用都非常高。而我們本土的很多NGO相形見絀,經常是只有對方邀請並承擔差旅費我們才有可能外出。”她說自己負責的機構到目前仍然只有一個全職工作人員,而且每月薪水只有1000元,自然出現人才上的匱乏。

幾乎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就在被稱為“NGO元年”的2004年,本土NGO開始發出“國際NGO搶走我們的人”的聲音。

本土NGO“天下溪”負責人梁曉燕表示:“國際NGO舉行的很多培訓我都參加過,它們講授的很多經驗都是非常先進的,但是那些經驗都是在一個健康完善的環境下形成的。我經常遇到一些來自農村的參加培訓者向我抱怨說,越聽越糊塗,好像自己以前做的都錯了,但是感覺老師教的又不可行。”

在本土NGO被指責太“業餘”、一些批評者甚至用“種樹、看鳥、開會”來概括本土NGO工作的同時,本土NGO也在為自己艱難的生存狀態和中國NGO特有的成長課題而苦惱。

“NGO元年”是否到來

當“怒江水壩之爭”在2004年進入爭論高潮的時候,雲南當地的環保NGO“大眾流域”負責人于曉剛發現,爭論的雙方不是水電公司、地方政府,就是一些學者和NGO,真正受怒江建壩影響最大的地方百姓對此事卻知之甚少。於是,“大眾流域”組織了將被遷移的14位村民到已經建壩的漫灣、小灣水電站移民那裡去調查研究。村民回來之後,對所謂“移民致富”的宣傳產生了極大懷疑。

于曉剛對記者說:“我們不是反對修壩,我們只是認為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決策過程中,各方都應該獲得同樣的知情權,作為利益一方的移民應該有自己的發言權。”

2004年4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批示怒江大壩計劃暫且擱置。

《中國發展簡報》中文刊主編付濤對《鳳凰周刊》說:“怒江水壩事件可以看出,本土的NGO不再滿足於過去的角色,而試圖逐步扮演社會監督者的角色。”

但是,“大眾流域”現在卻處於尷尬之中。

除了怒江水壩並不令人樂觀的進展之外,這個組織不僅被指責為唆使民眾,而且還接受了當地政府部門10個月的調查,很多項目不得不停止,並且無法再與村民聯繫。原來的“主管單位”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再繼續合作,這意味著“大眾流域”失去了通過年檢的重要條件—沒有找到一個政府部門做“主管單位”。而對其它當地政府部門來說,這個組織已經成為“燙手山芋”。於曉剛說,他感覺今年機構的註冊會相當成問題。

本土NGO“天下溪”負責人梁曉燕不認同“NGO元年”之說。她認為怒江水壩爭論給了人們一種錯覺,感覺NGO大量參與,並且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真實的情況並不是這樣,媒體起到了放大的作用。大陸的NGO並沒有成為真正的社會壓力集團,NGO的聲音能否起到作用,還是要取決於政府想不想聽。什麼時候NGO的聲音政府不想聽不行了,那個時候才能說‘NGO元年’到了。”

與政府的微妙關係

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認為中國政府和官員們第一次真正“領略”NGO的風采是在1995年北京舉辦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什麼樣的新鮮事兒都有,比如裸體示威。不僅規模大,對政府也並不是都採取友善的態度。”李凡說,“本來打算在工人體育場舉行,後來搬到了離市區很遠的懷柔去了。”

綠色和平項目總監盧思騁認為,NGO對大陸官員來說,一度是一個比較新鮮的事物,所以政府也在摸索對待NGO應該採取的態度。“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盧思騁對本刊說,“不同部門態度不太一樣,不同的官員對待NGO的態度也不盡相同。總的說,很大程度上還要依靠個人因素。”

國家環保總局被認為是對NGO最為友善的政府部門之一,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出席今年3月舉行的“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第五屆環發部長會議”時,在其演講中明確提出要“保障環保NGO參與環境公共政策的討論”。

一位本土環保NGO人士對記者表示,潘岳也多次或公開或私下向他們表示環保NGO是環保總局的天然盟友。“他經常找我們一起吃飯,並且表示需要我們在哪些方面對他們進行支持。”

環保NGO對環保總局也採取了非常合作的態度,付濤舉例說,今年1月18日,國家環保總局叫停了30個沒有通過“環境評價”的項目,其中不乏金沙江溪洛渡等大型項目。很快,國內有幾十家NGO紛紛發表聲明,對環保總局的這次行動表示呼應。

“NGO要生存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在國際NGO中國辦公室供職的人士對大陸NGO的發展感到非常奇怪。他說:“從世界範圍的NGO發展來看,最先出現的都是一些如工會、農會等代表特定社群利益的NGO,環保NGO只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八十年代才興起。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最先成立並且最為活躍的都是一些環保的NGO,工會、農會等還是由政府主辦。”

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康曉光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他認為大陸NGO處於現在這種不發達狀況的重要原因在於政府主導型的體制。這位非常關注公民社會建設的學者認為,目前大陸所有的NGO要生存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政府不反對;社會需要;海外願意資助。

“這三個條件要同時具備,”康曉光說,“缺少任何一個,NGO都會很難生存。”

目前大陸NGO數量最多的是GONGO(政府主導的NGO,被很多學者排除在嚴格意義上的NGO概念之外),康曉光毫不客氣地評價這些GONGO是:“養老院”(很多都是政府部門離退休幹部的容身之處);“小金庫”(一些部門通過各種協會主辦會議、學習班、考試輔導獲取經濟利益);“垃圾堆”(缺少專業的NGO人才)。

康曉光說:“可能真正民間的NGO都不會是前兩者,但是離‘垃圾堆’也不遠了。”

儘管在公民社會的空間越來越大的時候才能出現越來越多的NGO,但是康曉光認為,很難把這個邏輯顛倒過來,即認為NGO在大陸的發展壯大能夠推動公民社會的成熟。

他說:“不可否認NGO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們的生命線還是掌控在政府手中。” 梁曉燕則認為NGO還是對公民意識的培養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她對本刊說:“NGO們在參與怒江水壩、北京動物園搬遷等一系列事件的時候並不是簡單的要反對什麼,大家有一個很明確的共識是要推動並試圖建立一個公民參與社會決策的機制,要讓政府養成在各種壓力下進行決策的習慣。”

另一位NGO工作人員也對記者說:“當我們聯合消費者抵制某個公司的產品時,消費者會突然發現‘原來我也有這個權利’。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重要意識。更重要的是,與媒體不同,NGO可以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手把手地讓公民們意識到自己擁有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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