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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5-09-26
中國政府今年出台的對港澳台學生同等收費的政策，在社會各界、特別是大學院校裏引起一片喧嘩，來自港澳台方面表示歡迎，但很多反對的聲音說：我們自己還有很多貧困學生呢！這個「很多」的概念在中國內地大約是每年一百萬，接近每年入學大學生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而「貧困」的定義，不要說是港澳台，就是大陸的一般城市家庭也無法想像的。
每個省都有自己的所謂「貧困線」，比如陝西省的貧困線定在每年收入 830元人民幣。而現在內地大學每年的平均學費是5000元。面對這樣的「天文數字」，許多貧困學生的家庭是十分痛苦的：如果去上學，那麼傾家蕩產、辛苦勞作多少年也不一定還得清債務；如果不去，整個家庭可能一輩子也沒有希望改變貧困的狀態。大多數的家庭選擇的是前者，但這個選擇一旦做出，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在後面。回想十幾年前，社會主義還沒有進入所謂「初級階段」的時候，竟比現在的狀况要好得多。
初遇貧困
八十年代末期，我考上了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成為當時一萬個同齡人中能夠上大學的十三個幸運兒之一。入學報到那天，遇到一位從湖南農村來的同學，當時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因為根本聽不懂她說的話。過了一天，才從老師那裏知道她叫羅冬梅，在家鄉她可是方圓二百里唯一考上了大學的高中生。全村人為了這個讓他們驕傲的大學生去上學，湊了 200元錢，給她買了火車票之外，還給她買了一牀被子。那時，我們大多數在大城市長大的孩子對「貧困」二字沒有概念，雖然家裏的生活並不富裕，但是也不愁吃穿，家用電器一應俱全，放寒暑假還可以去旅遊，關於「窮」的故事，是姥姥姥爺的事情了。
從小想當作家的我對羅冬梅很好奇，努力地聽她那難懂的湖南話，想知道她的故事。沒想到因此還被她寫到了日記裏，大意說開學幾天了沒人跟她說話，終於有同學和她說話了，非常開心。那時候上大學是不交學費的，六個人合住一個宿舍，但全年的宿舍費也只有5 元錢。我每月伙食費是40元，父母每個月的工資收入是 200多元。羅冬梅大約每個月可以從學校領到2 、30元獎學金，至於她是如何應付日常開銷、有沒有帶家教打工，我就完全沒有印象了。後來和她熟了，她的普通話也進步了，政治學習的時候就請她來念報紙上的文件，因為大家說她「講話很像毛主席」。印象中她的成績中等偏高，但順利地畢了業，和男友到北京去工作了。幾年後我從國外回來，她已經是個母親了。
另有一個同學從山西小鎮來，第一次上聽力課就傻了。我們是英文專業的學生，老師上課放的磁帶她卻一句都聽不懂。她慌亂之際就開始做「其他」的文章，聽力老師當時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入校時全年級我的聽力最好，中學畢業時已經把電視台一個叫《跟我學》的英文節目倒背如流了。但最後聽力課我考了95分，她卻考了97分。全班同學都認為她一定做了弊。後來在別的幾個科目上，她也如法炮製搞定了幾位男老師。由於她跟辦公室負責行政的老師們關係很好，有人去告發她也沒用，她每年都拿到了一等獎學金。加上助學金，也就脫貧了。當時我們很多同學都覺得她不誠實，但現在我們了解了生活的艱難，才知道她只是很早就看清了現實，讓自己能夠在大城市裏立足。畢業後她被保送到上海讀研究生，已經似乎一步登天了。我則放棄了國家分配的工作，選擇到國外深造。
體驗貧困
我大學畢業後拿到了加拿大卡爾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雖然沒有獎學金，但因為父親有位朋友周先生替我作擔保，我順利地拿到了學生簽證。離家的時候，父母除了花6535元人民幣買了昂貴機票，還把他們二十年的積蓄以及奶奶的遺產，大約3500美元交給了我。所謂無知者無畏，我拿到了簽證，滿腦子想的就是「我要出國了」，第一次坐飛機就從北京經過上海、溫哥華、多倫多，最終到了渥太華。報了到，才知道原來第一年我的學費是當地學生的四倍，也就是8000加元，父母一輩子的積蓄都不夠我一個學期的學費。雖然周先生很快就寄來了第一學期的學費，可我從小受的家教是不能欠人家錢的。我沿着渥太華運河走到學校，一路都覺得自己置身於明信片中，但我心裏十分沉重，怕自己永遠還不清這筆錢了。我寫信給媽媽說，不念書了；媽媽回信說先念了第一學期吧，爸爸媽媽會想辦法的。
我忽然明白了加拿大和中國的差距，我和別的同學的差距，也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自己如此貧困。我到公寓找房子，最便宜的也要 260元月租，我就到唐人街挨家挨戶敲門，最後在一個越南華僑家裏和同學合租了一間臥室，每人 150元。到加拿大三個星期後，突然接到系裏的電話，原來由於系主任的大力推薦，我獲得了一份「英迪拉甘地獎學金」，金額 10000加元，外加減免第一年的外國學生差額學費6000加元。即便如此，我不敢怠慢，課餘打兩份工。一次和同學聊天，她們說每個月的開銷是 800加元左右，而我到加拿大的頭五個月，一共才花了1100加元，她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夏天的時候，我騎一輛舊單車上學，省了交通費；冬天的時候，我走路50分鐘到學校。有一天外面是零下49度，我快凍僵了，終於走到了唐人街，看到楊子酒店窗戶裏面在溫暖的燈光下吃飯的人們，想起了賣火柴的小女孩。
應該說這段體驗給了我很多好處。在中國我一向是個不用功的學生，但到了加拿大，第二學期就和另外兩位加拿大同學並列第一，因為成績的好壞突然和我的生計掛了鈎。後來我把父母的美元寄還給他們了，碩士結束時轉到阿爾伯塔去讀博士的時候，銀行裏僅剩下 200加元了，從飛機上一落地，就到一個批薩餅店找了份工作。那幾年裏，我的日記就像上面這段文字一樣充滿了數位和帳目。有意思的是，開始國內的同學以為生活在風景如畫的加拿大的我，一切都應該很好、很浪漫；幾年後他們看了《北京人在紐約》，突然發現原來國外留學生好像洋插隊，紛紛寫信來對我表示同情。
認識貧困
一九九九年底，我的博士讀到第五年，幸運地在日本一間大學裏找到了一份研究員的工作。雖然初到日本不得已向學校借了三個月的房租，但很快就「脫貧」了，並開始補貼已退休的父母。曾經資助過我的周先生對父母說，想資助中國的貧困大學生，但因為仲介機構裏騙子太多，委託我父母替他照應，希望能夠把錢親手送到學生手裏。於是「暉華助學基金會」開始投入資助貧困大學生的工作。像很多中國家庭一樣，我家雖然生活談不上富裕，但共同夢想一直是天倫之樂的重要部分。這一次，我們全家一起把夢想開始延伸到別的家庭，才對貧困也有了具體的認識。
我在加拿大念書的時候，有位從香港移民過去的同學，家裏很有錢，過年的時候得到過 10000美元的紅包。她到西安去玩的時候，看望了我父母，母親提到資助的一個學生，每個月的伙食費只有 100元人民幣。她很震驚，因為她所住的金花飯店裏，一個早餐就要 100元。她問母親 100元一個月能吃到什麼？母親告訴她，幾乎吃不到肉，也就能吃饅頭和鹹菜、米飯和青菜。父母每年和學生們聚餐一次，都會點一些肉菜給他們吃；另外每年發放兩次助學金，也會請他們吃餃子或者燒牛肉。母親一年中幾個月都忙着基金會的事情。每年從八月份開始選學生，到九月份第一次和學生見面，發放第一學期的助學金，到學期末蒐集學生的成績單和總結，接着就是第二個學期的一輪工作，包括幫助畢業生做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母親每年選收學生的人數，是根據她對現有資金和現有學生人數的計算而定的，因為她不想給捐款人任何壓力。基金會在五年間已經給五十多名大學生發放了生活費和獎學金，在幫助他們保證生活的同時還鼓勵他們保證學習質量。母親保留了所有詳細紀錄。
靠近貧窮
八十年代末的大學生是不用交學費的，只要有了生活費，就可以順利地完成學業。那時城市學生可能會吃穿得好一些，但因為大都有兄弟姐妹，也沒有太多的奢侈品。十幾年後，中國的城市生活已經和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但農村卻仍舊沒有太大變化。農村學生上大學後首先要克服的，是物質懸殊造成的觀念隔閡。五十多年前，中國老百姓相信階級已經消滅了，但是今天貧富懸殊甚至在大學校園裏卻造成了差異。當農村的母親為了女兒上學累得病倒的時候，女兒卻發現城市同學不但有名牌衣服，還有手機、 MP3、數碼相機、手提電腦等等她只在電視上見過的高科技產品。那種現實的反差是所有農村學生都會感到的，不夠堅強的人，可能就放棄了一家人十幾年的希望；承受了這種精神衝擊之後，他們就會從此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學業的繼續而付出時間和精力。
主要媒體已經報道了關於助學貸款的種種消息。日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也公開批評了一些貸款落實得不好的省市，8月31日中央電視台也報道了北京大學給貧困生開設的綠色通道。他們所忽略的問題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獲得助學貸款的問題上是遇到困難最少的，那些名氣不夠大的學校的學生才是銀行不願貸款的主要對象。另外，由於銀行的私有化，雖然有政府的政策強制，貸款的金額只限於學費，周期也只有十年，也就是說畢業生要在六年之內還清貸款，這又是很大的挑戰。農村學生因為在城裏沒有關係，找工作比較困難，找到薪水較高的工作就更難了。內地有一些民間組織已經開始資助貧困大學生，但是捐款人還是十分有限，一些大公司、大企業除了做做表面文章，沒有什麼實際的動作。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體制上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們希望有能力幫助貧困大學生的人都能出力，哪怕是在道義上縮小我們和貧困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