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時煜:貧困的距離 校園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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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fred

明報
2005-09-26

中國政府今年出台的對港澳台學生同等收費的政策,在社會各界、特別是大學院校裏引起一片喧嘩,來自港澳台方面表示歡迎,但很多反對的聲音說:我們自己還有很多貧困學生呢!這個「很多」的概念在中國內地大約是每年一百萬,接近每年入學大學生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而「貧困」的定義,不要說是港澳台,就是大陸的一般城市家庭也無法想像的。

每個省都有自己的所謂「貧困線」,比如陝西省的貧困線定在每年收入 830元人民幣。而現在內地大學每年的平均學費是5000元。面對這樣的「天文數字」,許多貧困學生的家庭是十分痛苦的:如果去上學,那麼傾家蕩產、辛苦勞作多少年也不一定還得清債務;如果不去,整個家庭可能一輩子也沒有希望改變貧困的狀態。大多數的家庭選擇的是前者,但這個選擇一旦做出,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在後面。回想十幾年前,社會主義還沒有進入所謂「初級階段」的時候,竟比現在的狀况要好得多。

初遇貧困

八十年代末期,我考上了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成為當時一萬個同齡人中能夠上大學的十三個幸運兒之一。入學報到那天,遇到一位從湖南農村來的同學,當時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因為根本聽不懂她說的話。過了一天,才從老師那裏知道她叫羅冬梅,在家鄉她可是方圓二百里唯一考上了大學的高中生。全村人為了這個讓他們驕傲的大學生去上學,湊了 200元錢,給她買了火車票之外,還給她買了一牀被子。那時,我們大多數在大城市長大的孩子對「貧困」二字沒有概念,雖然家裏的生活並不富裕,但是也不愁吃穿,家用電器一應俱全,放寒暑假還可以去旅遊,關於「窮」的故事,是姥姥姥爺的事情了。

從小想當作家的我對羅冬梅很好奇,努力地聽她那難懂的湖南話,想知道她的故事。沒想到因此還被她寫到了日記裏,大意說開學幾天了沒人跟她說話,終於有同學和她說話了,非常開心。那時候上大學是不交學費的,六個人合住一個宿舍,但全年的宿舍費也只有5 元錢。我每月伙食費是40元,父母每個月的工資收入是 200多元。羅冬梅大約每個月可以從學校領到2 、30元獎學金,至於她是如何應付日常開銷、有沒有帶家教打工,我就完全沒有印象了。後來和她熟了,她的普通話也進步了,政治學習的時候就請她來念報紙上的文件,因為大家說她「講話很像毛主席」。印象中她的成績中等偏高,但順利地畢了業,和男友到北京去工作了。幾年後我從國外回來,她已經是個母親了。

另有一個同學從山西小鎮來,第一次上聽力課就傻了。我們是英文專業的學生,老師上課放的磁帶她卻一句都聽不懂。她慌亂之際就開始做「其他」的文章,聽力老師當時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入校時全年級我的聽力最好,中學畢業時已經把電視台一個叫《跟我學》的英文節目倒背如流了。但最後聽力課我考了95分,她卻考了97分。全班同學都認為她一定做了弊。後來在別的幾個科目上,她也如法炮製搞定了幾位男老師。由於她跟辦公室負責行政的老師們關係很好,有人去告發她也沒用,她每年都拿到了一等獎學金。加上助學金,也就脫貧了。當時我們很多同學都覺得她不誠實,但現在我們了解了生活的艱難,才知道她只是很早就看清了現實,讓自己能夠在大城市裏立足。畢業後她被保送到上海讀研究生,已經似乎一步登天了。我則放棄了國家分配的工作,選擇到國外深造。

體驗貧困

我大學畢業後拿到了加拿大卡爾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雖然沒有獎學金,但因為父親有位朋友周先生替我作擔保,我順利地拿到了學生簽證。離家的時候,父母除了花6535元人民幣買了昂貴機票,還把他們二十年的積蓄以及奶奶的遺產,大約3500美元交給了我。所謂無知者無畏,我拿到了簽證,滿腦子想的就是「我要出國了」,第一次坐飛機就從北京經過上海、溫哥華、多倫多,最終到了渥太華。報了到,才知道原來第一年我的學費是當地學生的四倍,也就是8000加元,父母一輩子的積蓄都不夠我一個學期的學費。雖然周先生很快就寄來了第一學期的學費,可我從小受的家教是不能欠人家錢的。我沿着渥太華運河走到學校,一路都覺得自己置身於明信片中,但我心裏十分沉重,怕自己永遠還不清這筆錢了。我寫信給媽媽說,不念書了;媽媽回信說先念了第一學期吧,爸爸媽媽會想辦法的。

我忽然明白了加拿大和中國的差距,我和別的同學的差距,也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自己如此貧困。我到公寓找房子,最便宜的也要 260元月租,我就到唐人街挨家挨戶敲門,最後在一個越南華僑家裏和同學合租了一間臥室,每人 150元。到加拿大三個星期後,突然接到系裏的電話,原來由於系主任的大力推薦,我獲得了一份「英迪拉甘地獎學金」,金額 10000加元,外加減免第一年的外國學生差額學費6000加元。即便如此,我不敢怠慢,課餘打兩份工。一次和同學聊天,她們說每個月的開銷是 800加元左右,而我到加拿大的頭五個月,一共才花了1100加元,她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夏天的時候,我騎一輛舊單車上學,省了交通費;冬天的時候,我走路50分鐘到學校。有一天外面是零下49度,我快凍僵了,終於走到了唐人街,看到楊子酒店窗戶裏面在溫暖的燈光下吃飯的人們,想起了賣火柴的小女孩。

應該說這段體驗給了我很多好處。在中國我一向是個不用功的學生,但到了加拿大,第二學期就和另外兩位加拿大同學並列第一,因為成績的好壞突然和我的生計掛了鈎。後來我把父母的美元寄還給他們了,碩士結束時轉到阿爾伯塔去讀博士的時候,銀行裏僅剩下 200加元了,從飛機上一落地,就到一個批薩餅店找了份工作。那幾年裏,我的日記就像上面這段文字一樣充滿了數位和帳目。有意思的是,開始國內的同學以為生活在風景如畫的加拿大的我,一切都應該很好、很浪漫;幾年後他們看了《北京人在紐約》,突然發現原來國外留學生好像洋插隊,紛紛寫信來對我表示同情。

認識貧困

一九九九年底,我的博士讀到第五年,幸運地在日本一間大學裏找到了一份研究員的工作。雖然初到日本不得已向學校借了三個月的房租,但很快就「脫貧」了,並開始補貼已退休的父母。曾經資助過我的周先生對父母說,想資助中國的貧困大學生,但因為仲介機構裏騙子太多,委託我父母替他照應,希望能夠把錢親手送到學生手裏。於是「暉華助學基金會」開始投入資助貧困大學生的工作。像很多中國家庭一樣,我家雖然生活談不上富裕,但共同夢想一直是天倫之樂的重要部分。這一次,我們全家一起把夢想開始延伸到別的家庭,才對貧困也有了具體的認識。

我在加拿大念書的時候,有位從香港移民過去的同學,家裏很有錢,過年的時候得到過 10000美元的紅包。她到西安去玩的時候,看望了我父母,母親提到資助的一個學生,每個月的伙食費只有 100元人民幣。她很震驚,因為她所住的金花飯店裏,一個早餐就要 100元。她問母親 100元一個月能吃到什麼?母親告訴她,幾乎吃不到肉,也就能吃饅頭和鹹菜、米飯和青菜。父母每年和學生們聚餐一次,都會點一些肉菜給他們吃;另外每年發放兩次助學金,也會請他們吃餃子或者燒牛肉。母親一年中幾個月都忙着基金會的事情。每年從八月份開始選學生,到九月份第一次和學生見面,發放第一學期的助學金,到學期末蒐集學生的成績單和總結,接着就是第二個學期的一輪工作,包括幫助畢業生做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母親每年選收學生的人數,是根據她對現有資金和現有學生人數的計算而定的,因為她不想給捐款人任何壓力。基金會在五年間已經給五十多名大學生發放了生活費和獎學金,在幫助他們保證生活的同時還鼓勵他們保證學習質量。母親保留了所有詳細紀錄。

靠近貧窮

八十年代末的大學生是不用交學費的,只要有了生活費,就可以順利地完成學業。那時城市學生可能會吃穿得好一些,但因為大都有兄弟姐妹,也沒有太多的奢侈品。十幾年後,中國的城市生活已經和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但農村卻仍舊沒有太大變化。農村學生上大學後首先要克服的,是物質懸殊造成的觀念隔閡。五十多年前,中國老百姓相信階級已經消滅了,但是今天貧富懸殊甚至在大學校園裏卻造成了差異。當農村的母親為了女兒上學累得病倒的時候,女兒卻發現城市同學不但有名牌衣服,還有手機、 MP3、數碼相機、手提電腦等等她只在電視上見過的高科技產品。那種現實的反差是所有農村學生都會感到的,不夠堅強的人,可能就放棄了一家人十幾年的希望;承受了這種精神衝擊之後,他們就會從此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學業的繼續而付出時間和精力。

主要媒體已經報道了關於助學貸款的種種消息。日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也公開批評了一些貸款落實得不好的省市,8月31日中央電視台也報道了北京大學給貧困生開設的綠色通道。他們所忽略的問題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在獲得助學貸款的問題上是遇到困難最少的,那些名氣不夠大的學校的學生才是銀行不願貸款的主要對象。另外,由於銀行的私有化,雖然有政府的政策強制,貸款的金額只限於學費,周期也只有十年,也就是說畢業生要在六年之內還清貸款,這又是很大的挑戰。農村學生因為在城裏沒有關係,找工作比較困難,找到薪水較高的工作就更難了。內地有一些民間組織已經開始資助貧困大學生,但是捐款人還是十分有限,一些大公司、大企業除了做做表面文章,沒有什麼實際的動作。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體制上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們希望有能力幫助貧困大學生的人都能出力,哪怕是在道義上縮小我們和貧困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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