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傑偉、童菲:《超級女聲》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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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fred

明報
2005-09-26

由湖南衛視推出,持續「高燒」、風靡全國的電視歌唱比賽節目《超級女聲》,被各路看客解讀,成為一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大雜煮,其中觸及「民主」、「性別」、「階級」、「品味」等複合議題;而美國電視節目《Ameri-canIdol》、香港《殘酷一叮》與《超女》的跨境呼應,更觸及一個文化全球化的議題---影視方程式全球流動,在異地可以產生怎樣的波濤?

先談國內野火燎原的大辯論。《超女》引起群眾拉扯、商業操控、精英批判,產生了大量的舌劍唇槍---在論壇、在留言版、在日常交談,都可以顯眼地看出以下議題:

其一,民主選舉的演習?

《超女》的三甲是觀眾透過手機短訊投票選出的。論者從比賽規則中讀出民主意識,並將此舉稱為普選實習。於是勞動名教授出來「救火」,把所謂「超女民主」,說成是危險的民粹式民主。此調一出,立刻惹來反批評,罵教授無能,批教授不敢對專制說不,並直言「我們追求民主,甚至連類似民主的東西也追捧」。《超女》是否真反映民主訴求還可懸而不論,但超女引爆各種民主論述則彰彰甚明。把《超女》類比民主是過分天真,但潑辣的留言無疑側寫了民主訴求。

其二,中性形象的展現?

不嬌不肖的冠亞軍李宇春、周筆暢人氣最旺,男人不覺她倆美艷,女粉絲(fans)則覺她倆精采!中性形象的大獲全勝被看作是女權意識的覺醒和女性的自我解放,理由是對女性的審美已經脫離了男性的標準,周李的魅力獨立於男性審美之外。

其三,庶民品味的冒升?

比賽不論年齡、不問地域、不拘外貌、不限身分、想唱就唱的做法打破精英特權,《超女》被解讀為一種庶民的勝利。輿論以精英角度批評《超女》低俗粗鄙、脫腔走板、爭名逐利,立刻就被反罵---精英品味霸道迂腐!有說《超女》是商業玩弄人民,但精英管教百姓也有強權壓抑。今次《超女》在媒體商家操控下,洶湧民情(民粹?)奪取了相對的自主權。

這些議題,富有國情特色,你很難想像《殘酷一叮》可以扯上民主與女權辯論。《超女》引發的複雜辯論,充滿國內最前端的社會變化,但若把本國現象,放入全球文化激盪的大脈絡,所觸及的更是跨國文化互動的理論問題。

美國不再獨霸跨國媒介市場

或可以用著名的混沌理論「蝴蝶效應」來形容超級女聲和大洋彼岸的另一檔節目《AmericanIdol》(港譯《一夜成名》)之間的關係。「蝴蝶效應」是美國氣象學家洛倫芝(Lorenz)於1960年代提出一篇論文,他說,亞馬遜流域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會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場風暴。

《超女》的主要策劃人就是在03年一張報紙非常不起眼的一個角落看到了關於《AmericanIdol》的報道,於是萌發了在中國製作一檔類似節目的想法。這位策劃人在接受採訪時毫不諱言對《AmericanIdol》的模仿,但節目形式本土化的改良也是做足了工夫。

在此僅列舉一條:《超級女聲》在比賽伊始是每天兩小時的播放海選(即初選)的全程錄影,所有原生態的資訊都在電視熒幕上再現,雖然只是15秒,每個參賽者都過了把露臉曝光的癮。而《超女》串連盤根錯節的群眾活動與本土議題,其社會文化效應,與《AmericanIdol》在美國本土發揮的角色是相去雲泥,絕不能輕易套用全球文化同質化的論斷。

這個稍嫌戲劇化的蝴蝶效應,在傳播學上是老掉牙的問題。早年的媒介帝國主義,就是說英美挾其政經軍事強勢,擴張其穿透力強勁的跨國媒體,無論企業硬件與文化軟件,均可破壞後發國家本土文化,其影視產品亦令非西方子民易於接受帝國霸權。

到今天,此老調已不能重彈。精確一點來說,美式文化仍有相對的強勢,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互動,其形態已是變化多端千奇百怪。媒介帝國主義簡單指出,強勢文化破壞地方文化最後同化之,在今天看來,已是粗疏空洞的學術口號。

近年Erni&Chua提出亞洲媒介研究必須充分展示特殊的地方個性(AsianMediaStudies,Blackwell,2005)。傳播學者已開始發現全球與本土之間更為多元化的互動格式,不再停留在全球化、同質化、混雜化等大概念之上。Curtin強而有力地指出,全球文化飄移,已出現他所謂的多個「媒介首都」(MediaCapit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2003),不再是美國獨霸跨國媒介市場。超越國族並以城市為單位的多中心交流,正是他所說的媒介首都,如香港、北京、上海、孟買,或可包括湖南長沙,均可發揮跨境的蝴蝶效應。

借用外國節目 本土再創造

澳洲學者MichaelKeane將於年底在英國重要期刊Media,CultureandSo-ciety刊登一篇題為「邊沿不再(Oncewereperipheral)」的文章,具體指出以往美帝為中心、亞洲為邊沿的傳媒流動,已是明日黃花的過時佈局。《AmericanIdol》與《超級女聲》,由美國到中國,由美式殘酷一叮,到中式超女庶民民主,變出來的不是所謂全球同質化,而是有多元變化的互動模式。

他在論文提出5種互動模式:1.世界工廠:中國為美國提供跨國外判廉價勞工(如深圳的動畫工匠為全球影業服務)。2.抄襲複製:後發國家盜取外國知識、設計,自行廉價生產(如深圳冒牌)。3.技術與程式轉移:相同橋段,跨境協作再造(不同版本的電影如《午夜凶鈴》、《見鬼》、《談談情、跳跳舞》,電視如《一筆Out消》等)。4.精品市場:利用本土特色全球販賣,變成特殊分眾文化產品(如《英雄》、《十面埋伏》在全球推銷為特色電影、非洲鼓聲變成新紀元音樂等)。5.創意集成:文化程式全球流動,在各個「媒介首都」或城市中心形成「創意集成體」,跨國文化結合本土創意工業,釀製複合新潮流。

央視為勢所迫的改革

《超女》在中國,或可視為上列第5類的「創意集成」。《超女》借用外國節目,並進行了本土再創造,而央視亦進行了一場為勢所逼的改革。在《超女》播放的同時,央視推出了一檔類似的節目叫做《夢想中國》,但無論是收視率還是短訊數量,都不及《超級女聲》的零頭。央視慣於層層篩選,用演藝正統喊着教化大眾,以精英口味去炮製四平八穩的歌星影星;對比來看《超女》沒有條條款款的報名資格須知,沒有正襟危坐的名流評委,而是直接利用庶民的情緒打動人心。

今天中國市場在變革,正統之外,醞釀新的文化生產模式。《AmericanI-dol》只是全球化之下的小亮點,在中國則只是一個觸發點,把《超女》本土化,還是要一群中國搞手,更要一連串的社會缺口,才讓超女化身成為中國變革的時代信差,從中看中國面對世界所激起的文化變局。

馬傑偉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副教授

童菲

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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