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匯事件之後，一個值得問的問題是，以 "中產階級政治" 來概括前兩年的七一及後七一政治動員，是不是要重新撿討呢？
有趣的是，大力支持第一次七一的民主派意見領袖，正是這套 "中產階級政治" 論述的主要鼓吹者，而大感 這套 "中產階級論述" 把另外一些人和利益邊緣化的，就在去年上半年幾次群眾集會中，要以 "基層" 旗號抗衡 "中產階級論述"。
其實，只有到現在，才有人提出這種質疑：以階級政治來分析香港政治處境，是否一種概念和理論貧乏的表現？潘潔的文章，或者可作一個反思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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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在香港恐怕已是一個寓意太多，而失去了太多用處的概念。誰是中產階級？是那些月入數萬的白領人士？是有專業文憑的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那麼，那些沒有長期僱傭關係，但有豐厚資源，收入不俗的股票、物業市場投資者是不是中產階級？那些沒有長期僱傭關係，有固定資產而認為自己是中產的，是不是中產階級？那些有一技之長，受良好教育，但選擇周遊列國的波西米亞人是不是中產階級？事實上，在領匯事件中遭受利益損失的，有大投資者，有小投資者，有希望用不多的儲蓄獲利的小市民，統統把他們劃入「中產階級」，那麼中產階級的含義就很廣了。
當然，以「中產怒吼」來形容因領匯事件而起的投資者遊行，其實就是為了營造某些民選「政客」在社會上受到質疑，以致群起而攻之的氛圍。冠以遊行者「中產階級」的名號，遊行似乎就更有說服力，那麼這些受到指責的「政客」相形之下「面目」似乎就更不堪些。其實，自八十年代以來，中產階級就是格外惹人注目的群體。中英談判的時候，港英政府專門調查中產對回歸有沒有信心，中產階級是中方統戰的對象，中產階級又是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社會力量。但是，中產階級的定義不但在學術界眾說紛紜，在社會討論中有時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按呂大樂教授的說法，中產階級是萬千寵愛在一身，卻其實是不同歷史時刻、不同社會政治狀況下，人們對某個階層的寄託、投射和幻想＊。
如果近萬領匯投資者的遊行有任何意義，它的意義在於展示了社會保守力量的回潮。這是自九月立法會選舉以來，民選議員激進主義行為在社會上遭到反彈的一次明確表露。事實上，在此之前，許多市民在不同的途徑都表達過一個疑惑，即，在整體社會趨於溫和，希望用比較和緩諒解的對話來促進香港政治改革的時候，為什麼立法會議員會提出諸如公投這樣激烈的議題。而這種疑惑到了領匯事件的時候已經發展成一種敵視的情緒，舉著「聲討無良政客」的標語，恐怕就是這種情緒最好解釋了。
中產階級不是沒有感染到這種情緒的。元旦前後一個聚會上，以往贊成民主、支持過民主派候選人的新中產新專業一群，紛紛表示要重新思考，甚至有人賭氣說，鑒於中國內地的經濟繁榮，不如讓北京派人來管理罷了。這樣的話哪怕是賭氣也是讓人吃驚的。香港的民主剛剛起步，制度缺陷有待改善，民選的議員有待扮演好他們的角色，而市民也有待學習如何投下自己的一票，甚至為自己的一票負上責任，承擔後果。領匯事件只是議會政治、公共事務、法制監督交錯之下一個複雜的事件，香港的中產一代真是如此輕易地就放棄了嗎？
事實上。香港的中產階級是割裂的。元旦前後三個社會事件其實都可以看到中產的身影。紅灣半島拆卸事件，人們反對浪費支持環保；西九龍爭論期間，人們關注香港文化設施和文化定位的問題，這些都帶有「後物質」或「非物質」的精神，很可以追蹤到中產人士的身影。但同樣地，領匯投資者的情緒也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產的憂慮，那就是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正受挑戰，那種崇尚秩序、相信機會，依靠個人奮鬥的道路，現在在民選議員「為小市民請命」的舉措下，好像變得更沒有保障了。通向中產的道路，似乎比以前更難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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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潔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