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一個大學生參加北京交流團的日記(及對批評者的駁斥)，沉寂半晌。
不想掀起可能的一面倒對該學生的誅伐，繼而再引發可能的另一面倒反嘷。
假如拒絕貫常口吻的「純屬個別事件」，該如何找切入點？
又怎能不警惕，中共的統戰策略如何施展在中港關係的一條重刺(六‧四)之上，特別針對年輕一代。見證的一代人總會過去。斷你後路。論述的爭奪場，誰來如何演繹歷史。相信「六‧四」絕對應當平反的人們，不要樂觀地把責任向前拋向日後的「歷史」。「歷史是公正的」這類話語，永遠還看當下。
日記作者提到，內地教授對「六‧四」的闡釋，和她/他們這群香港大學生一向接收的訊息不符，但偏偏每個細節都合乎常理，所以她/他們，「一群青年的，沒有走過那個時代的大學生」，「是如何地充滿困惑」。
「充滿困惑」，本該是好事，不同的「真相」無可避免地觸動主體的不安，而力求重拾統一、平和的內在驅動力，亦可以是啟動批判及求真的契機。但當然，鐘擺永遠向著兩端。處理、直面不安，需要的是勇氣、思考，甚至自我體系的重塑；迴避不安，當然輕易得多，需要的只是俯拾的借口。而在這個交流團的情景，那位提出質問的不知是Poly還是嶺大還是教院的同學，正好提供了一個輕易置換、繼而平伏不安的場口。
那位「質問同學」，毋疑可理解為眾人不安的外在客體展現。於是，在力求迴避不安、抗拒迫視矛盾的欲望底下，他，順理成章成為眾矢之的。
這種置換又是如何得以順利接軌，幾乎不留痕呢？
快到12月4日，這兩天在想關於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及身份認同。當我說胡應湘的動員能力遠比李柱銘等強勁時，並非純為討笑的反諷。從過往幾年所累積的印象，問香港人要不要民主，大多數會要，但當告知沒有、不給予的時候，也不過無奈嘆兩聲，未至於七情上面、立即吶喊上街。但，一句「暴民」，卻有能力促令一些中產表態︰再忙都要上街﹗
可見，「理性、和平、守秩序的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才是要害。2003年，大概可以視為確認此一身份認同的里程碑。確認自我身份，又焉能少了「他者」的狹道相輔︰SARS期間，從媒體看到台灣醫護歇斯底里的脫逃，正好為香港人理性及專業的優越認同提供台階；「七‧一」的神話其實並非人民力量的勝利(別忘記7月9日沒通過23條立法是因為田少的「忽然英雄」)，而是相對別處的大型遊行，香港愈五十萬人上街，竟沒出一起亂子﹗
吊詭的是，「和平、守秩序」這些元素，一旦被挑戰，固然可以成為動員力量，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可在面面向向的生活實踐中，見其參與反動的蛛絲馬跡，簡言之︰迴避爭拗。A有A的道理，B也有B的見解，何必要針鋒相對呢？C是有不對，但C也有其他的貢獻，不應抹煞……於是，很多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往往拋了出來之後，討論焦點就被轉化為該不該提出質問，議題本身卻流於無痕。也是在同樣價值推動的思維下，我們不願聽到對樂施會的批評，不願聽懂韓國農民的吶喊(我們更在乎世貿期間的路面交通是否暢通)，甚至，如較早前的不願面對迪士尼不是樂園。
拉回到討論中的北京交流團，承接對困惑、不安作迴避態度的，正正就是一種對「和諧、不要爭拗」的推崇。我用了「置換」、「承接」這些字眼，因為在「充滿困惑」之後，作者筆鋒一轉說「今天我不打算討論教授所言真確與否，要說的是另一個問題。」縱觀全文，找不到半個字透露作者到底對「六‧四」現在有什麼看法、有什麼疑問、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等等。這個難題在文中由另一個問題承接了，就是那個又「討厭」又「胡鬧」的提問同學。該同學為何又「討厭」又「胡鬧」呢？因為「人家教授是嘉賓，而你是學生，人家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你，你有權不相信，但決不能以如斯態度展開針對式質問。」
於是，在這種思維底下，質問的內容被這種行為本身的對錯、適當與否，換置、蓋過了。「質問同學」到底挑戰了什麼，變得毫不重要(也因而讀者不獲告知)，重要的是所謂的禮貌與態度。
但「不禮貌」又何所指呢？「針對式質問」及「挑戰」本身就被等同為不禮貌；另一指斥是「竊竊私語」，但如果提出了問題，對方的回答仍未能令人信服，與同學之間有所討論準備再提問，又如何不禮貌之有？我也很好奇，這位作者在香港上課時，若有同學竊竊私語，她是否會同樣地認為與這種人同班，真是當災？還是，竊竊私語的內容假若不涉及課堂題目、不涉及挑戰，倒又合乎禮儀了？
再退一步說，即使「質問同學」態度囂張、語氣傲慢，雙眼翻到了天花板來提出質問，只要言之成理，那是否也值得大家去討論、思考？若是通篇廢話，那日記作者何不起來有禮貌地指出其荒謬呢？是基於什麼準則，我們寧重「客客氣氣不聞不問」，而捨求真詰問？
「然後又一次追問為什麼不平反呀是否覺得中共有錯呀等等。很煩，也很不禮貌。」
為什麼煩呢？因為這些問題毫不重要？或，這些問題的答案，需要動用太多思考，沒法不撩動過於平靜的思緒？又或是，該同學阻了大家去吃飯的時間？
於是，「禮貌」這個藉口又再次出現，遮掩「煩」的背後。
從以上簡單的文本分析，可見迴避爭端(面對需要勇氣與力量)與追捧和諧，兩者之共謀，把議題本身打壓、遮蔽了。
而其效果，顯而可見，作者字裏行間流露的，是向那位能操流利廣東話的內地教授靠攏，並把那位香港同學劃成厭惡的他者︰「聖誕節要對著這樣的人，他的組員真是當災！」
被人家看準了脾性，有效地統戰、分化，再統戰，幾乎十拿九穩。這兩年「和諧」論在公共論說中甚囂塵上，又豈是無因。
結語︰
拒絕暴力，並非代表不抗爭。即使嚮往和諧，也不等於就應該閉眼於矛盾。
當年甘地坐在英國官府前靜坐請願時，假如有交通警走過去對他說︰喂，讓路，你阻礙了車輛進出，嚴重影響交通﹗
那麼，甘地是否應該為了遵守交通規則，立刻起來，回到自家床上去靜坐？
害怕爭拗，說到底，怕的是什麼？概是沒有面對自己的勇氣吧。
伸延參考︰
盧思騁「民族主義與殖民統治」一文，當中分析了一位港大學生會同學於72年參加了第一個回國觀光團之後的感言。盧的分析，節錄如下︰
「原本對祖國有許多混亂情意的他，親身看到(官方安排的)祖國的社會建設與精神面貌，在結語中寫道︰
『就只覺得香港是亂作一個，有很多的徬徨、矛盾及不知所措，不是嗎？就是出報告公開邀請同學報名參加團的時候，要用「中國」、「新中國」、「祖國」還是「大陸」觀光團的名字呢，就各有不同的意見。』
原本他是在殖民地之下通過參加『愛國』運動而產生民族感情，但基於在『這裏』(香港)得到關於『那裏』(中國)的訊息充滿矛盾，因而對『那裏』感到混亂，為『自我』怎樣認同模稜混沌的『異己』而感到彷徨，返國觀光就是為了自己認清『異己』；然而，在旅程結束、文章終結之時，他的我／他位置卻剛好倒轉了。對祖國的『煩惱、憂慮、困惑』消失了，換來的是對香港的『彷徨、矛盾及不知所措』，混亂感覺的不再是因為需要面對中國，而是因為需要面對香港；對『又愛又畏』、『知得太少』的祖國的認同，現在卻是如此堅定不移，而在香港卻在觀光團用甚麼名字這些小字上也拘泥糾纏，因此『亂作一團』的香港，現在對他來說卻是感到難以認同的。
……
這個我／他位置置換的過程，並非一個特殊的例外現象；相反，參加回國觀光團的同學普遍有著類似的由混亂轉為認同的經驗。」（《誰的城市？》，羅永生編，頁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