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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三評世貿﹝民間記者採訪前必讀雞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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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
D03 明報 許寶強
2005-11-27

給我支持世貿的理由!

政府新一輪有關世貿的電視廣告,請來陳永陸先生推介世貿,指出︰「 世貿是 關於自由貿易的,貨物自由進出,做生意的機會多些,經濟自然更蓬勃……經 濟蓬勃,工 資自然會增加,找工作也較容易…… 世貿推動自由貿易,促進經濟 發展 ,我們當然要 支持!」世貿真的在「 推動自由貿易」 嗎?確實「 促進經濟發展」?倘不,看到這樣的政府廣告,身為教育工作者的「 我們」 自然十分失望;而 作為納 稅人的「 我們」 ,更似乎沒有理由「 當然要支持」。

世貿真是關於自由貿易的嗎?

世貿不等同推動自由貿易,我在以往的文章已詳細談及,這裏只作簡要的補充總結︰

(一)世貿是不同國家的談判平台,不同國家的利益並不全然是追求自由貿易,歐美的農業保護主義便是一例;

(二)世貿是一龐大的官僚組織,與其他官僚組織一樣,有其自身的操作邏輯,需要考慮的包括自身的生存,例如向上級或重要的持分者(stakeholders)交差等等,而非僅僅依據「自由貿易」的信念;

(三)世貿的原則是一視同仁和互惠,而非經濟學嚴格意義的自由貿易;

(四)世貿組織所產生的效果並不完全是經濟學自由貿易理論推導的結果---並非人人受惠,也沒有令所有參與國家有更快的經濟增長。

聯合國加入反世貿

最後一點,也正好回應了政府宣傳廣告的第二個錯誤︰政府所謂的「自由貿易」,其實並不一定會「令經濟蓬勃」或「促進經濟發展」。有趣的是,這並非僅是「反全球化」積極參與者的看法,更同時是《聯合國人類發展計劃》(UNHumanDevelopmentProgramme)所持的觀點。

最新一期的《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HumanDevelopmentReport2005)的第四章,系統地分析了近年國際貿易對低收入國家的負面影響,同時批評了即將在香港召開部長級會議的世界貿易組織。被認為受大國主導的聯合國,加入了近期反世貿的大合唱,公開批評同被認為受大國支配的世貿組織,使得反世貿的聲音更加多元,也更為熱鬧,令把世貿討論簡化為「自由」對「激進」的論述,更顯蒼白無力。

「 自由貿易」 促進經濟發 展?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以下簡稱《報告》)首先指出,自2001年多哈回合以後,主導國際貿易的方式並沒有太大的改善︰貿易壁壘依舊,歐美的農業補貼比以往更為嚴重,與貿易有關的投資和知識產權更加重了世界的貧富差距。

自關稅貿易總協定和世貿建立以後,國際貿易愈來愈集中在北美、西歐和東亞等地區,這三個地區由1948年佔國際出口/進口貿易的62%/64%,增加至2001年的74%/77%。非洲、南亞、中東、拉美、東歐等收入較低的地區則長期無法達致「蓬勃」的貿易增長。

《報告》指出,近20年(1981至2000年)的國際貿易增長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特別是中、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卻南非)的對外貿易佔國際貿易的份額,在1960至2002年期間則不斷下跌至0.3%。

《報告》引用了一份對92個國家的研究指出,沒有證據支持降低進口關稅的貿易「自由化」能「促進經濟發展」。於1985-1989年至2001-03年關稅減幅較高(26%)的國家(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平均每年經濟增長只有1.35%;關稅減幅中等(8%)的國家,經濟年均增長則為1.60%;關稅稍有增加(2%)的國家,經濟年均增長也有1.60%。換句話說,保護主義貿易(增加進口關稅),似乎比「自由貿易」國家(降低進口關稅)更稍能「促進經濟發展」。

加重貧富差距

從另一個角度看,貿易增長也未必會令低收入工人的福利增加。危地馬拉過去10年的出口增長超過8%,其人類發展指標卻沒有什麼改善,當地最貧窮的20%人口佔全國的收入,甚至由2.7%下降至1.7%;墨西哥的市場開放也不見得能改善當地的貧窮狀,卻明顯加劇了貧富不均;而孟加拉在1990年代大力推動養蝦的出口,產生了不少影響農地和水資源的環境問題,令當地低收入的農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事實上,在貿易急促增長的時段,世界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1999年世界最富有的二成人口擁有全球八成收入,最貧窮的二成人口只擁有全球1%的收入,貧富差距比1960年增加了一倍(UN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9)。而全球每日以少於二美元(約港幣16元)維生的人口,則比1980年增長了50%,到2000年達28億,差不多是世界人口的一半(WorldBankGlobalEconomicOutlook2000)。這也是在國際貿易快速增長下出現的。

為什麼世貿沒有促進經濟發展?

《報告》認為,國際貿易並沒有為低收入國家帶來好處,世貿組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世貿設定的一些貿易條款,限制了低收入國家採取保護本土幼嫩工業的政策,而這些工業政策曾協助高收入地區的經濟增長;世貿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也使只擁有全球4%專利收入的欠發達地區,無法採用高收入國家曾賴以提升其生產技術的「抄襲」行徑(copying):例如美國於19世紀曾抄襲英國的專利,東亞也曾透過抄襲而發展(我們自然可以再加上16世紀以前西歐對中國、阿拉伯等地區的抄襲行徑)。這種漠視不同地區發展階段和狀而訂定的貿易條款,顯然不利於今天低收入地區的經濟發展。

桎 梏發展的政策

世貿組織要負的責任,還體現於其無法令高收入國家遵守一視同仁、互惠等公平貿易原則。《報告》指出,世貿成立以後,發達國家加於低收入國家的關稅,比加於其他高收入國家的關稅高四倍(2000年數字),而發達國家加於低收入國家的關稅率當中,原材料較低,高附加值的產品則較高。在2001多哈回合之後,美國通過法例,容許每年增加70億美元的農產品補貼,同期歐盟對農產品的補貼也不斷增加,這些補貼讓發達國家長期佔有世界農業出口的三分二。更嚴重的是,補貼大部分給予大農場,導致小農戶處於極不利的競爭位置;再加上大型超市的壟斷性採購,對弱勢的小農戶構成比關稅更嚴重的貿易壁壘。此外,低收入國家的交通運輸、資訊設備,缺乏像高收入國家的大量資助(但世貿卻不認為是一種貿易補貼),因此進入世界市場的能力也相對薄弱,難與高收入國家競爭。

在服務貿易的四個範圍---跨國界服務(例如電子商貿)、海外消費(例如旅遊)、建立在地商務(例如在當地建立銀行)、短暫人員流動(例如外勞)---當中,高收入國對在別國建立商務最感興趣,而低收入國則對短暫人員流動較為關心。但放在世貿談判桌上的議程,卻往往受前者主導。這主要是由於到世貿談判,是一項絕不便宜的工作,一般低收入國只能派遣兩名專職談判代表進入世貿會場,但歐盟卻可以擁有一隊140名專職人員的談判隊伍,另加為數更多的駐外官員的協助。儘管世貿原則上採取一國一票的制度,但力量懸殊的談判游說,使大國往往能操控世貿會議的議程以至結論。

國際都會的狹隘視野

弔詭的是,自詡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以及鼓勵學生要有國際視野的香港政府,對於聯合國這份根據詳細的統計數據而做出的報告,好像完全視而不見,仍然不斷重複「世貿=自由貿易=經濟發展」的錯誤老調,確實是令人驚訝,也讓居於號稱國際都會的「我們」感到汗顏。

當聯合國也反世貿時,政府還應製作這樣簡化,甚至是資料錯誤的廣告嗎?這樣的世貿宣傳、教育,我們是否還要支持?

論壇
A30 明報 許寶強
2005-11-07

精神分裂的正反世貿通識教育

中學通識科教師經常使用大量媒體材料,特別是報章新聞和評論。建議中新通識科其中一個最重要任務,是培育學生多角度視野(multipleperspectives)。然而,倘傳媒報章的新聞和評論表達的基本上是單一的視野,多角度思維又如何開拓?

以上並非假設性問題。事實上,隨將在香港召開的第六次世貿部長級會議日漸逼近,香港政府和本地報章和電子傳媒有關世貿的報道和討論,絕大部分集中於如何應付將可能出現的示威,或重複不一定與世貿和反世貿有關的自由貿易老調(有關世貿不等於推動自由貿易的討論,可參閱筆者05年10月23日發表於《明報》副刊「周日話題」的〈反世貿不是反自由貿易〉),把極為多元和複雜的世貿操作和反世貿要求,約化成支持或反對自由貿易、激進與維持治安這些二元對立框架,但又要求在這約化的框架和極有限的資訊內發展多角度思維,這令人有點莫名其妙。

要培育多角度視野,或許得暫時放下政府和傳媒簡化的資訊,看一些較為深入討論世貿的書,以了解世貿的性質,以及它在過去和現在的操作;同時嘗試探究反世貿的力量真正要反的是什麼。以下將介紹幾本有關世貿和反世貿的書。由於篇幅關係,討論主要集中與香港關係較直接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

世貿的反自由貿易性質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及,世貿基本上是一個建立規管世界貿易規則的組織,而這些規則,絕不能簡化為自由貿易的原則。Aaronson(2001)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美國貿易的複雜關係,她指出,國際貿易條款的主要作用,是規管國家之間如何進行貿易和如何保護或影響國內民眾(包括消費和生產者)。事實上,正如Hoekman&Kostecki(1995)指出,世貿三大規管領域: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中,儘管部分條文確是指向降低關稅和非關稅保護政策,貨品與服務貿易建基的,基本上是體現於最優惠國和互惠原則的一視同仁的公平貿易(儘管實際的貿易規則往往被批評為不公平),而非僅僅是自由貿易。

Richards(2004)更進一步指出,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基本原則,明顯違反自由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精神是保障版權持有者的利益,效果是建立及維持版權持有者長時間的壟斷地位,使他們減少面對新來者的競爭,獨享版權帶來的壟斷利潤。

由於世界97%的專利權為高收入國家擁有(見樂施會2002),低收入國家需要支付高昂價格購買專利產品(包括藥物和農業技術),嚴重威脅貧困人口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在第三世界國家、非政府組織、民間人士等反世貿力量施壓下,01年多哈會議發表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和公共健康宣言內,承認知識產權協議不會和不應阻止成員保護公共衛生(WeagreethattheTRIPSAgreementdoesnotandshouldnotpreventmembersfromtakingmeasurestoprotectpublichealth)。因此,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也難以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看作推動自由貿易的條款。

如果世貿不完全在推動自由貿易,部分條文甚至協助製造和維持壟斷,阻礙自由競爭,那麼在反世貿浪潮中發現支持自由貿易的聲音,也就不會令人感到驚訝。再以知識產權為例,在反世貿和反全球化的活躍分子中,不少是支持知識和資訊自由流通,他們相互間的資訊交換(或貿易?),遠比世貿有關知識產權的協議所規定的要自由:包括免費(free)交換的自由軟件(freeware),以及讓部分產權以促進知識自由(free)交流的CreativeCommons。而公開反對世貿和全球化的Cokburn&Jeffrey(2000)更明確指出,反全球化力量應直指世貿的自由偽裝,要求真正的貿易自由,反對版權和專利造成的壟斷。

反世貿 反些什麼?

此外,過去的GATT和目前的世貿雖然禁止強迫勞工生產的產品和服務貿易,但卻沒有建立應如何對待勞工的生產守則,通常反對訂立此守則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權,而推動的則是像美國工會這類團體。前者擔心一旦建立這種守則,其世界競爭力很可能下降,後者的出發點則是保護國內的就業。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美國的國會(1996-2000年)少數派領袖RichardGepharalt批評別國以剝削勞工或不環保方式生產,是對美國不公平的貿易競爭,因此要求世貿加入勞工工作條件和環保的條款。這種基於保護主義的出發點,反對世貿對勞工工作條件和環保的漠視,弔詭地支持了一個新的國際規管方式,倘若最終成功,很可能起減少以別國違反勞工人權和環保原則為藉口的保護主義的效果(Aaronson2001)。

事實上,正如Cockburn&Jeffrey(2000)和Aaronson(2001)指出,反世貿的聲音十分多樣,有從環保、勞工權益、人權、食品安全和民主的角度出發,但也有從狹隘的民族國家立場出發,亦有從自由貿易(特別是資訊流通)的角度反對世貿(尤其是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條款)。反對者的目標,包括建議取消世貿,也有要求回到保護主義,或要求世貿民主化、透明化和平等化等等。

反對者的策略也大有分別,部分工會或勞工團體希望將勞動標準引入世貿條款,以保障勞工;但部分環保主義者卻要求把食品安全從世貿的規管中剔除,因為他們認為整個世貿是不民主和由國家政權/商業價值主導;也有部分環保團體認為一種國際性環保規管有助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反對活動有以示威的方式進行,也有在談判桌上施加壓力,或用媒體宣傳方式嘗試改變議題,以研討會等教育方式影響公眾。

弔詭的是,支持和反對世貿陣營中,往往包含了政治光譜內不同甚至對立的力量。在美國,反世貿的政治光譜包括了保守的政治力量(如民族主義者PatBuchanan和商界領袖如H.RossParot和RogerMilliken)、環保分子(如綠色和平、綠黨的RalphNader)和關注種族平等的彩虹聯盟(Rain-bowCoalition)等。

世貿的一個重要分歧是︰應以國際的條款規管國內的制度?還是應由國內訂定規管方式?明顯例子包括產品標準訂定、衛生標準訂定,環保、人權、工作條件等。部分支持世貿加入這些條款的商家,希望由一國際性機構制定能約制各國的條款,因為這種跨國性條款有利他們的跨國業務;但也有非政府組織(例如勞工、人權、環保)支持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為這些國際標準,或許能制約部分國家對這些領域的漠視甚至侵犯。

同樣地,反對部分跨國規管而支持國內條例的,也包括了商界、政權和民間組織,前兩者為的可能是鞏固自身經濟和政治利益,減少國際干預(例如歐盟的政府和農業利益),後者為的是保障農民、原住民和社區等在地群體的特殊要求。而在不同的社會和歷史脈絡中,這些不同的群體都可能會採取截然不同的立場。

多角度思維還是精神分裂

然而,不論基於什麼原因反對世貿,正如Aaronson的書指出,這些反對的聲音(包括民間組織的示威和文化批判)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世貿的討論方向和進程,同時影響了世貿如何訂定規管國際以至國內貿易的內容,這些影響甚至包括促進了政府宣傳所崇尚的自由貿易(例如反對知識產權造成的壟斷)。因此,僅將世貿等同自由貿易、反世貿等同示威、示威等同沒有建設性,是完全不符合多角度視野的要求的。

把世貿等同於自由貿易的宣傳短片和要求學生多角度思維的通識教育課程,同是由香港政府製造的,而將反世貿等同示威、示威等同沒有建設性的報道和鼓吹通識教育,也經常出現於相同的報章雜誌中,這究竟是體現了通識教育的「多角度」思維,還是一種精神分裂?看來是一個很好的議題,讓學生進行一次探究式學習。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參考書目:1 . 樂思會(2002) : 《不公平的規則-貿易、全球化與貧窮》,香港:樂思會。

2 . Aaronson, Suan Ariel (2001) : Taking Tradeto the Streets-TheLost Historyof thePublic Effortsto Shape Globalisation, AnnAr bor: TheUniversityofMichigan Press.

3 . Cockburn, Alexander and JeffreySt. Clair (2000) : FiveDaysthat Shock the World- Seattle andBeyond, London and NewYork: Verso.3 . Hoekman, Bernard andMichelKostecki (1995) : The PoliticalE -conomy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FromGATTto WTO,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4 . Richards, DonaldG . (2004) : 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andGlobalCapit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of the TRIPS Agreement,Armonk, NY andLondon: M . E . Sharpe.

周日話題
D04 明報 許寶強
2005-10-23

反世貿不是反自由貿易

香港政府近日推出的世貿宣傳短片,硬銷世貿的好處,簡單地將世貿等同促進 貿易「 自由化」 。有趣的是,一些反對世貿的群體或評論,也會將 世貿看成為「 自由貿易」的化身,認為世貿鼓吹解除規管( de-regulation ),由 此引起了各種負面後果。這 些對世貿持批判立場的聲音,有意或 無意地把 自身置放在「 自由貿易」 的對立面。 然而,世貿真的是「 自由貿易」 的代言人嗎?世貿定期的談判,真的會像政 府網站 所言「 有助維持全球貿易自由化及經濟增長」 嗎?要回答這些 問題 ,或 許我們應先要看一看世貿究竟真正在幹什麼。 文:許寶強

世貿成立於1995年,前身是1947年建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總共召開了八個回合的國際多邊談判,前五回合集中於商談如何降低關稅,從第六回合(KennedyRound)開始,討論愈來愈針對如何規管國家的非關稅措施(包括配額、補貼、產品標準、海關估價、入口許可證、付運前的檢驗、自願出口限制和政府貿易等),而自世貿取代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之後,農產品、服務業、知識產權和產地來源等「與貿易有關」的問題日益成為了多邊談判的重點。

新一套的規管貿易方式

世貿的工作基本上是制訂一套規管國際貿易以致國內社會經濟政策的法則,而各國在世貿談判桌上所針對的,往往是關於什麼貿易規則應被納入,以及這些規則應如何影響國內的政策。因此,世貿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與以往的國與國雙邊貿易談判不同之處,只在於採用了新一套的規管貿易方式,而不是解除了對貿易規管。有趣的是,這些談判和由此制定的貿易規則,並不經常與貿易是否自由有關。儘管關稅和各種非關稅措施是GATT前期主要關注的議題,但其後(特別是世貿成立以後)所關注的議題,明顯超越了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二元對立框架,例如有關知識產權、健康與安全問題和環保規則等「與貿易有關」的爭論,絕非簡單地用打破貿易壁壘便能說明的。

例如美國於1972年通過(1988年修定)的限制在捕漁中殺害海豚的法例,要求售賣魚獲到美國的外國漁民也要遵守,結果導致美國禁制了墨西哥等多國的金槍魚進口,惹來了這些國家向GATT投訴。當GATT判決美國違反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原則,不少環保團體抗議GATT的決定。這複雜的案例,一方面突顯了一國(美國)是否有權要求別國遵守其環保法例,另一方面環保原則會受到貿易規管方式的挑戰,而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簡單二元框架,恐怕難以有效分析這案例。事實上,各國在世貿談判中並不一定熱中於促進自由貿易,而更多地在爭取對自己國家或當中的部分群體有利的貿易規管方式。

世貿訂定了一些原則與自由貿易並不一致

世貿及其前身GATT訂定了一些原則,包括最優惠國原則,也就是指當給予一個成員國某種貿易待遇時,要一視同仁地適用於其他成員國;互惠的原則要求外國企業能享有國內企業的同等待遇,而貿易雙方不會出現只拿取而不回報的乘便車(free-riding)情;並要求所有成員要接受開放巿場和公平競爭(如反傾銷和反對政府補貼)的原則。這些原則與自由貿易並不一致,而似乎與一些反世貿力量所追求(國與國之間)的公平貿易原則更為接近,儘管並非所有國內的群體都能平等地分享這些「公平貿易的原則」。

以世貿支持的反傾銷(anti-dumping)原則為例,它並非是促進「自由貿易」的手段,相反,更經常被用作來保護和擴大企業原來擁有的巿場份額。我在《資本主義不是什麼》引用的一個著名案例是1985年「歐盟對十二家日本影印機出口商強加20%的反傾銷稅,三年後,歐盟指控日本影印機生產商在其境內設子公司,從日本進口重要零配件,在歐加工裝配後直銷當地巿場,以逃避反傾銷稅。問題是,當日本的Canon公司在歐盟建立的子公司被認為是外國企業的同時,美國蘭克斯諾(Xerox)公司的子公司則被認定為一家歐洲公司。更弔詭的是,不少簽名要求「保護」本土市場的『歐洲』公司,它們的『本土附加價值』甚至比不上被指控的『日本』公司,而事實上,這些『歐盟』公司與不少日本企業有正式的聯繫。」

反世貿基於環保、人權和公平等原則

從另一個角度看,反世貿的聲音也十分多元,例如部分環保團體會全面反對世界貿易和資本主義,主張貿易應限制在小社區內進行,以符合小的是美好的綠色思想;但也有反對者(例如樂施會)不反對全球貿易,只要求世貿對貿易的規管應要透明公平,以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也有民族主義者(例如部分美國國會議員)反對世貿對國家內部政策的干預,甚至要求退出世貿;也有勞工團體反對世貿偏幫大財團,或要求世貿加入保障勞工的條款,或要求取消世貿。反世貿的儘管有一些是基於自身群體的利益受損(例如部分農民和工人),但也有不少是基於其他考慮,包括環保、人權和公平等原則。換言之,反對者並不都在反對「自由貿易」,或提倡保護主義,正如世貿的支持者(例如美國和西歐)一樣,也不總是支持「自由貿易」。

所謂自由市場國家,對自由貿易的追求從來都只是半心半意

再引用《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的一段話:「一直以來,英、美等所謂『自由巿場』國家,對

『自由貿易』的追求從來都只是半心半意。它們追求的是別地的『自由競爭』,而非『一視同仁』地要求自身也遵守『自由貿易』的規則,儘管這些像世貿訂定的規則已在很大程度上對強國的大企業有利,甚至是以『自由放任』稱著的列根和戴卓爾的政權,都在很大程度地不遵守『自由貿易』的規則。據一位曾在GATT工作的經濟學者指出,列根政府的經濟政策所產生的貿易障礙,比其他工業國家高出三倍;同樣地,戴卓爾政權經過了十七年的所謂『自由化』革命以後,政府的公共開支與戴卓爾接手政府以前一樣,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42.25%,所不同的,只是政府對貧困人口的福利支出劇減,而對大企業派發的免費午餐卻日漸增加,包括支持補貼與馬來西亞政權的軍火貿易。克林頓政府也好不了多少。儘管口說支持「自由貿易」,但卻對墨西哥施壓,強迫墨西哥簽定協議,不再出口低價西紅柿到美國,以保護佛羅里達州的農民。一位克林頓政權的發言人坦白指出:『我們不會完全聽從世貿所定的任何規則,也不會容許世貿強迫我們改變國內的法律』。(Chomsky1999:67-8;76)」

世貿是一個不同利益角力的平台

因此,像世貿這類組織的主要問題,並非是由於它鼓吹「自由貿易」,相反,正是由於它是一個不同利益角力的平台,不會徹底依循自由貿易的原則。因此政府的宣傳簡化地將世貿對同於「自由貿易」的論述,不僅無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世貿的性質和運作,難以令市民參與協助政府在世貿的談判,也違背了教育改革中強調的多角度思維和批判思考,令人懷疑政府對促進教改目標的誠意。部分「全球化」反對者有意無意地將反對世貿約化為反對「自由貿易」,也不利於協助自身和其他弱勢群體認清事實,以致浪費精力於一些脫離具體社會脈絡的行動之中。

也許,倡議一種「回到事實」的社會運動策略,重新肯定認真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對抗反智的宣傳或民粹主義,以及批判與此相關的各種脫離現實的措辭,在香港目前的政治脈絡下,比簡單地肯定或否定世貿、接受或抗拒「自由貿易」遠來得重要。世貿真正促進的是「自由貿易」還是有利於大企業的壟斷?是「自由貿易」導致第三世界的農民受苦?還是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與「知識財產權」相關的貿易規管究竟是促進了自由競爭?還是限制市場競爭?商標藥物(brandnamedrug)對非商標藥物(genericdrug)的排拒打擊,難道不正好印證了「知識財產」的反市場競爭的性質?世貿的規管與不受世貿限制的香港政府管治,那一種會對本地勞工、消費者、小商販、大企業、自然生態、民主發展和社會公義的建立更為有利或不利?這些問題,也許同時值得政府和香港的文化社會運動深入思考。

參考文本﹕

Susan Ariel Aaronson (2001)

Taking Trade to the Streets:The Lost History of Public Efforts to Shape Globalis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rnard Hoekman and Michel Kostecki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From GATT to W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文﹕許寶強

編輯﹕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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