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百日維新之迎接後現代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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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董建華、曾蔭權還是彭定康﹐都說過要「加強政策研究」。這樣的承諾令從事所謂「智庫 (think tank) 」行業的人無數次興奮﹐也無數次失望﹐但卻還是接受不了香港難以培養傳統智庫的現實。接受了這現實的人﹐卻會立刻否定智庫存在的任何空間﹐結果白白浪費新智庫為社會聚積的潛能。當我們了解智庫在西方的社會功能﹐就會明白他們何以在香港難以發揮、明白香港需要什麼的智庫﹐才就能夠從上述悖論得到解脫。

外腦 ‧ 旋轉門 ‧ 孵化箱

雖然有學者認為智庫早在 19 世紀出現﹐但一般都以 1950 年代成立的美國蘭德公司 —— 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研究與發展 (R-AN-D) 公司」 —— 為現代智庫的先驅。綜合不同研究﹐西方對智庫的定義主要有四項。一、獨立自主﹐也就是財政不能單靠政府或財團﹐多少也要有民間集資成份﹔二、非牟利﹐也就是智庫負責人不能直接分紅﹐雖然他們通常收取巨額薪金、並有大量附帶收入﹔三、進行政策研究﹐也就是進行走出學院象牙塔、但同時具備學術嚴謹、向社會提供政策建議的研究報告﹔四、進行上述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影響施政﹐過程牽涉公共溝通、內部游說、人才培訓等高度專業化的技術。

符合上述要求的智庫﹐對公民社會有什麼價值﹖最輝煌的智庫集中在美國華盛頓 K 街﹐它們飾演溝通全國上下層、溝通學院和政府內外層的中介角色。對政府而言﹐一些智庫被稱為「外腦」﹐承擔政府部門不方便直接出面的工作﹐有點想內地盛行的所謂「杠杆 (GONGO, Government-organized NGO) 」組織。

但更重要的是智庫的「旋轉門」功能﹐讓學界、商界和政府人才得到溝通的支點﹐總統退休可以到智庫﹐學者從政可以到智庫﹐商人「貢獻社會」也可以投資智庫。只要「旋轉門」功能得到確立﹐智庫自然會吸引新一代人才﹐成為「孵化箱」。不少智庫領袖都由免費 summer intern 做起﹐所以智庫又承擔類似 Ba 叔的經理人角色。

正是因為智庫有這些社會功能﹐它們的研究報告才能夠點石成金﹐事實上報告的質素經常都並不怎麼樣。假如同時能夠提出引領社會的方向﹐那就是完美的 Bonus 。目前美國最走紅的布殊御用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 」﹐這刻就在提供上述職能之餘奉送一個跨世紀美國霸權大藍圖。無論 buy 唔 buy ﹐這確是 think tank 。

香港智庫的先天失調

美國政府、國會、媒體、商界、學界、軍事工業集團結成的「鐵 X 角」關係幾乎是全球獨家﹐智庫其實是寄生產品。當智庫的概念輸出到歐洲和日本﹐已經沒有美國的呼風喚雨。到了雖然號稱有二十多所智庫的香港﹐但它們的負責人經常私下對「智庫」稱呼態度犬儒。回歸前由中聯辦協調成立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邵善波說的話﹐也許有九十九句大家並不認同﹐但其中一句卻相當正確﹕香港的「智庫」沒有「智」﹐也沒有「庫」。單論職員人數﹐邵先生的中心已是香港智庫之冠﹐但今年它的投資者有感政治投資失利﹐宣佈退出遊戲﹐職員也就星散。

「政策研究」在香港從來是最難籌款的項目﹐捐款人除非是進行政治投資﹐否則極少願意資助 —— 何不直接捐助大學﹐起碼能夠得到更漂亮的命名權﹖和國外資金關係良好的智庫﹐又每每被極左派批評為「勾結外國勢力」。結果資助香港政策研究的主要還是政府﹐中央政策組 (CPU) 也確實批出不少研究合同。問題是這類研究不是「外腦」、而是「外肢」﹐合同的批出一般都按投標人的立場取向決定﹐中標後的收入只能夠聘請研究員從事相關研究﹐研究報告對社會完全不公開 —— 這並不是因為有什麼機密﹐而是所謂的「研究」毫無公開價值。現在政府信奉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一切外批團體承包﹐智庫一度以為這是莫大「商機」﹐後來才發現自己淪為政府部門的廉價低層技術官僚﹐整天「研究」公廁人流、公屋梯級之間距離對不同住戶的影響﹐這些都是連政府官僚也不願承擔、卻不得不做的項目。筆者認識不少做過這類「研究」的大學教授﹐自我感覺自然相當不良好。真正的「外腦」思考﹐在香港不值一文﹕歸根到底﹐連特區政府也沒有全盤扭轉施政方向的權力﹐遑論智庫﹖

有能力的人少有以從事香港智庫為己任﹐這道「旋轉門」就算吸引了一級人才﹐都要面臨「有將無兵」的嚴峻問題。不論立場﹐近年香港從事智庫的四位主要領袖邵善波、葉國華、陸恭蕙、張炳良都是一時之選﹐但始終缺乏調動免費研究專家的能力。美國智庫的成功﹐在於專家學者都義務出錢出力撰寫報告﹐上行下傚之下﹐新一代也走進「孵化箱」。香港學者為智庫掛名卻不是賣交情、就是為分賬﹔願意參與研究的學生﹐立刻發現成為被刻薄的免費勞工﹐情願到那邊箱高度商業化的民調中心要外快。

當香港智庫希望影響施政的時候﹐社會一方面將它們政黨化﹐另一方面真正的政黨卻沒有當它們是盟友。就算當﹐也提供不了西方政黨能提供的具體支援。如此同時﹐香港缺乏執政的概念﹐無論學者學棍政客政棍提出什麼訴求﹐經常被認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是一個推倒重來的格局﹕我們相信香港麼尼教式非黑即白的二元政治已經走到盡頭﹐不是說不同矛盾不再存在﹐而是沒有單一矛盾能夠成為 override 所有「次要矛盾」。這是全球大勢所趨﹐英國工黨就越來越像一個校友會。加上資訊革命出現﹐所有人都能夠對不同單一議題獨自判斷﹐代議政治的基本假定也出現了漏洞。於是出現了一個吊詭﹕每當智庫提出 action plan ﹐就會立刻被歸邊﹐公信力不升反跌﹐因為它們實在沒有獨自行動的能力。但單一議題卻難以令智庫持續生存﹐例如我們可以成立反領匯關注組﹐但反領匯智庫卻沒有可持續發展空間。

公民社會潛能釋放的機器

香港是否需要智庫﹖筆者大膽認為根據傳統定義﹐是不需要的﹐因為按目前香港智庫的條件﹐不可能吸引真正的人才長期從事全職工作﹐只會讓其他別有懷抱的人﹐把原來的組織改稱智庫。政府把智庫「外肢化」、社會對智庫缺乏資助、學者在智庫找不到前景、智庫缺乏推動獨立議題的能力﹐務實地說﹐這些都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

但是香港實在需要「一些東西」﹐承擔「旋轉門」、「孵化箱」、「外腦」的功能﹐否則香港的公民社會﹐永遠都是劉兆佳所說的「低度整合」﹐ 99% 的人都不願 / 不敢 / 不希望直接參與社會﹐剩下那 1% 卻分成 99 派天天自瀆。我們看不見政黨有這樣的思考能力﹐筆者曾聽不同政黨高層說﹐與其搞政策研究﹐不如多辦蛇宴實際。我們看不見大學會承擔這樣的角色﹐只因大學撥款委員會 (UGC) 沒有這樣的欄目﹐而沒有大學能夠獨立於 UGC 之外。

筆者認識不少新一代人才﹐對社會有一定關心﹐但是害怕政黨或社運人士的二元思維。有高度學術能力﹐但是厭倦於 365 日參加學術期刊的嚼蠟遊戲。本身從事商業活動﹐但是不願意以「撈格」終結一生。這樣的潛能﹐是特區政府從來未能發掘的﹐也是所有現存組織難以掌握的。能夠加以聚集這種潛能的﹐只可能是智庫 —— 一種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後現代」智庫。

這裡說的「後現代」不是無聊的學術話語﹐而是指港式智庫的唯一空間﹐在於「聚集潛能﹐再讓社會釋放能量」的公式﹕

「 2046 式」後現代智庫

基於當代政治的重新整合﹐香港智庫不應傚法政黨那樣以單一立場為宗旨﹐它們的宗旨反而應該是推動破立的過程﹐教導社會零和遊戲的不智﹐並以身作則成立立場不同的研究小組。智庫的行政機器應該提供跨學科整合的指引﹐讓成員對其他專業範疇有基本的掌握﹐做出大學忽略的研究項目。智庫不能靠直接影響政府施政為生﹐相對優勢只能是通過大眾媒體下放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而下放哪一部份﹐會對社會意識形態產生重大影響﹐會得到政府和財團的重視﹐而且這種重視與資助﹐能夠相對超然於利益政治。

有了這樣的 momentum ﹐智庫可以承包大學沒有考慮的研究。這些研究應該由會員主動建議﹐而不是按政府招聘或智庫領袖的意旨決定。可能有九個研究都是垃圾﹐但一個會成為社會新議題的設定﹐智庫這樣才可以逐步掌握應有的 agenda-setting capability 。學術水平有限的研究和其他項目﹐卻可以幫助智庫營運﹐讓智庫中人通過建立「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子公司」的方式﹐讓的公利和私利得到重疊﹐社會對智庫財源非奸即盜的成見﹐才可能被逐步打破﹐人才才可以大量涌現。

上述公式必須同時進行﹐但參與其中的人﹐未必明白整個智庫的全部社會功能。劉細良曾以王家衛 比 喻 spindoctor ﹕ 他的演員可能不明白電影說什麼﹐但是知道整體效果是個人發揮不到的潛能﹐所以王家衛的電影永遠充滿 momentum 。這正是香港「後現代智庫」應該走的路﹕拍一齣《 2046 》 ﹐將社會需要的「孵化箱」、「旋轉門」、「外腦」一併製造出來﹐後人會明白這是社會未開發的潛能﹐必須合乎 21 世紀管理模式的方法來釋放。 —— 這就是告別董治時代的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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