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005 明報
文﹕譚蕙芸
從南韓走訪完農民回港，不斷被人問﹕「究竟佢有幾慘﹖」我不懂得回答。慘的定義何在﹖南韓農民有車有屋有手機，不是赤腳沒飯吃，他們不慘了吧，是因為「入錯行」耕田而欠債數十萬。負資產的香港人有車有屋有手機，但他們不也是慘到燒炭﹖
換一個角度，南韓農民負債纍纍，有人選擇去死，南韓農民好慘吧。但南韓學者卻說，南韓民族性格激情，城市人大學教授面對壓力也會一死了之，農民未必是全韓國最慘。不夠慘，又是否可以把韓農的所有訴求discredit到一個慘字，怎能總結韓農的整個故事﹖
據我們在南韓的觀察，學者專訪、街頭訪問、綜合結果是，南韓人支持增加市場選擇的同時，也堅持保護本土農業。遊走南韓，你可以在空氣中嗅到這個國家對農業、對土地的尊重。
集體回憶鄉土情懷
在自殺農民遺屬的家，我問﹕「在南韓做農民，是否受尊重的行業﹖」婦人們爭論﹕「南韓總統說過『我是農民的兒子』，可見農民受尊重。」另一婦人反駁﹕「這純粹是浪漫主義﹗耕田是為了生存，若有另一份好工，我會放棄農田。」南韓農業，曾經被國家力捧，今日它像褪色的明星，漸漸惹來噓聲。
獅子山下沒有農田，所以香港「尋根記」的主角不是推銷員、穿膠花，便是賣雪糕。香港人視農民為「非我族類」，令人想起老土、無教養、一腳牛屎。
但南韓不同，它是一個建基於農業的國家，即使是Hyundai、Samsung的總裁，他們的老祖宗總有人務農出身，近期大熱的「醜聞學者」黃禹錫，據聞童年時曾經放牛。
我們隨意在南韓的火車上抽樣訪問，一個戴珠鏈的貴婦說「我丈夫是農民」，城市文員說「我父母是農民」，西裝骨骨四眼生意佬說﹕「我童年在農村長大」。鄉土情懷在南韓是集體回憶，就像香港人在公屋走廊踢足球一樣，是國民身分的一部分。
韓農會說出情緒化的話，聽進港人耳裏，像極歪理﹕「我們不耕田，南韓人吃什麼﹖」（香港人就是不種田，香港卻是飲食天堂﹗）「香港到處都是冷冰冰的大廈，沒有農業的地方，人們是不會明白生命的意義」（中國夠多農業啦，13億人民的生命不見得矜貴）﹔「一個國家要有農產品才成，不能只靠手機汽車」（君不見旺角西洋菜街，就是靠手機相機炒旺了整個社區）。
捱貴米的非經濟原則
這種土地情意結，香港人就是不明白。香港沒有農業，地只會被稱為「地皮」，不會被喚作「土地」。那塊地的價值只在其表皮橫跨的面積，不在其可耕種的深度。所以，香港人會豎起手指批評﹕「南韓拿貴價地種米，就像拿香港豪宅地皮去養豬，是浪費的行徑。」
事實上，客觀數字反映，南韓繼續用地種米是一種「不歸路」，南韓學者指，農民必須盡快轉型，種高增值的農作物。但吊詭是，多個民意調查都發現，七成南韓人反對開放大米市場，亦即支持一定程度的保護主義，南韓人明知保護主義帶來貴價食物，為何都要支持貴價貨，難道他們都是傻瓜﹖
學者解釋，南韓人大部分已進駐城市，但親人都留在鄉下﹕「南韓人認為，開放市場，就像對不起正在務農的父母。」捱貴米是違反了經濟學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 Opportunity Cost等原則，但是貴米的背後，或許有香港人不明白的非經濟原則在運作中﹖捱貴米，會否是一種自覺而理性的選擇﹖
親身去南韓街市，你會發現，這裏的食物種類不比香港少，食物的新鮮程度反而更勝一籌，價錢上，除了大米的確貴，其他食糧不見得比香港貴。保護主義是否必然帶來昂貴食物和減少選擇﹖
回看香港街市，菜5元3斤，但又霉又爛，蘋果10元5個，但咬一口，濃烈的農藥味道令人噁心，忍不住要整批扔進垃圾箱。
切切實實的勞動
韓國農民是認真去種田的。訪問期間，我蹲在田裏耕作一小時，手指挖進濕潤的泥土把菜苗埋進去，是切切實實的勞動，看他們接枝、料理溫室，都是技巧的工作。我反問自己，記者伏在桌上從早到晚寫稿，和農民比較，不見得自己的工作更辛苦，更高貴，更值得尊重，為何我可以每月支薪，他們要每月捱窮﹖
農民是用血用汗耕作，他們想生活有點保障，不再負債而活，是過分的要求嗎﹖我們這些在全球經濟比併中得勝的既得利益者，在冷氣房指指點點，說農民應該轉型做工廠，應該學電腦上辦公室，是否涼薄一點，漠視了自己成功的一點點僥倖成分﹖假若我們像南韓人，父母仍待在田地，我們會否這樣把問題簡化﹖
訪問完畢，我可以肯定的說，南韓農民是不夠中國農民窮（或不夠慘），所以，若我手中有1元，面前有一個中國農民和一個南韓農民，我會毫不猶豫把1元捐給中國農民。但若我要買一件食物，面對5毛的中國貨和1元的韓國貨，我會因為南韓農民的認真，寧可花多一點去買那個南韓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