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ris Dixon
按：香港反世貿運動，差不多可以說是曲終人散了。反思反世貿的耳語，在坊間此起彼落。In-media 也一馬當先，作了全城第一份綜合報導各方反思的概況。反思可以在許多層次進行。世貿既是一個所謂全球化進程的產物，令空間上不同國家地方的社群因相近或相同的原因走在一起抗爭，我們也不能忽略，世貿不是今天才發明的事物，全球化或反全球化運動，也不是今天才開始。
早在1999年西雅圖世貿部長級會議，是往後一波又一波示威抗爭活動的開始。這次抗議之震撼性，除了是人數眾多之外，就是那些驚世的直接行動 (direct action)。策劃這次示威中不少直接行動的，是一個主要由無政府主義者發起的Direct Action Network。直接行動的最驚人勝利，當然就是會議被迫中斷，無政府主義亦因而名噪一時，因為世界至此才驚覺一個消散多年的政治思潮，原來復興得如此迅猛。
然而，無政府主義者又是如何反思這一系列的 “勝利” 呢？這些反思又如何放在更大的資本主義全球體制，以及全球抗爭的前景這個脈絡下呢？…..為使本地這些反思的背景更為明朗，筆者特別譯寫一系列反思文章。下面第一篇＜在西雅圖之後尋找希望＞，作者Chris Dixon是Direct Action Network的創始人之一。但在一年之後，他就對一年以來，直接行動在各地的成功提出反思批判。文章在歐美無政府主義者圈子內外引起廣泛爭論，實屬焦點必讀之作。文章對今日香港反思反世貿有何助益，可以帶出甚麼相關問題，自由看官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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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Hope After Seattle: Rethinking Radical Activism and Building a Movement
一年之前，當我們成千上萬人誠惶誠恐地，在西雅圖準備和全球資本進行一場決算，我們全沒有估計到，我們正在展開一場近代美國史上，最成功的抗議活動。事實上，當時沒有任何人真的相信，我們對財團主導的全球化會產生重大影響。我們最多以為可以有點新聞報導和令參加世貿會議的代表們有些不便。
不過，令人震驚地，結果大大出人意料。問題不在示威人數之多，以及令世貿會議癱瘓，而是我們感受到我們的集體力量，並且每日互相學習了不少東西，及明白到我們是可以勝利的。也就是，我們發展了一種新的抗爭能量，及充滿活力的啟發。
一年之後，我們處身在很不相同的位置上。過去一年發生了很多事，但西雅圖的能量仍然活靈活現。事實上，不少人很認真的說那是一場 “運動” ，這是過去廿五年來未見的。我以為我們這些站在自由派左派立場的，現在是時候反思，究竟西雅圖之後有甚麼流傳下來。首先，當天提出要癱瘓世貿會議這口號的是Direct Action Network。作為發起這個網絡的其中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希望首先就這個重要的對話，談談我的看法。
反思這場運動當然有很多方式，例如不少無政府主義者都正確地提出反資本主義的分析很缺乏，不少組織對抗議引致的財物損失又喋喋不休。另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及沒有党派聯繫的激進分子，也正確提出了整個示威操作當中存在的種族主義危險傾向，不過我想從談論 “希望” 的角度出發看這次運動。
[……]
其實西雅圖事件並沒有甚麼秘密。我們意志堅定和富想像力的組織，以及我們在街頭的勝利，令那裏成千上萬的人，及不在場但在為我們默默鼓掌的無數其他人，帶來令人心動的經驗。我們無政府主義的技巧和決策方式，成功地智取了國家權力機器，扺受了警察對我們的攻擊，製造了有效的干擾。縱然是傷痕處處，十分疲累，但人人都深深受到啟發和鼓舞。
自此之後，反世貿抗議的那種隨意組織的模式被不斷地重新定義和重新發明，N30的國際行動日的模式，在A16，S11，S26等不斷重演 […..] 傳到華盛頓、倫敦、溫莎、墨爾本、洛杉磯和布拉格。
不過，我們要小心察看。雖然每次這些動員都各自有其成功的地方，但也有各自的令人失望之處。再沒有比得上西雅圖那一次的規模、傳媒報導的幅度及成功。再加上，組織和參與每一次這些大動員所消耗的時間和能量都十分巨大，令積極分子和組織資源都筋疲力盡。像基進派記者L.A. Kauffman說：所有參與運動的人都同意，蛙跳式直接行動(action-hopping)已經開始老了。同時，國家機器的鎮壓也日益加強，令更多的行動被事先防範、積極分子被捕、令他們勞累不堪。難怪一些人開始感到失望和惘然。
我們當然沒有失去關於希望的集體感覺，只不過希望正在消淡之中。如果這不會變成只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幕，而是一個持續運動的話，我們需要各種希望的資源。正如革命女性主義者bell hooks所說： “在整個社會氛圍都在促進幻滅和絕望的情境下，任何朝向基進改革的政治鬥爭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希望。”而這不可以是一個幼稚的、令自我感覺良好的那種希望。不是的，那應是一種有堅實基礎的希望，一如我們在西雅所隱隱看到的希望，一種由我們身邊以及其他地方的鬥爭孕育出來的真實希望。沒有這種希望，我們不單會忘記我們其實是可以根本地改造我們現存的社會---它看起來穩如磐石但卻非不可替換---我們更會忘記我們是有能力去挑戰和改變它的。
真正要緊的是：如果我們要維持我們的希望和這個萌發出來的運動，我們就要認真的去思考甚麼是 “基進的社運積極行動” (radical activism)。我們不應把我們的希望全然掛靠在大型群眾動員之上，總是期望著每一次都是 “另一個西雅圖”。也就是說，我們應超越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常有的短視眼光，就是認為至關 “重要” 的社運積極行動只會在街頭發生，都是在和警察的衝突中發生。這種眼光忽略了特權這關鍵問題，迴避了社會的轉變是在多個不同層次發生的事實，從而覺察不出在我們身旁出現的各種滋長希望的渠道。
特權的問題
無政府主義基本上是關乎拆解權力體系。這種批判的取向很有希望地在運動當中蓬勃發展。不過，雖然自反世貿示威以來相繼的大型群眾動員直接地衝擊了各種權力機關，運動當中也在種族和階級的基礎上，複製了一些權力和排斥的模式。無疑地，很多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社運積極分子都意覺到這些問題存在。我肯定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批評的人。不過，我想這些批評是值得反複提出的，特別是很多包括我在內的白人中產激進派都知道問題存在，卻又沒有好好反省。
簡而言之，它們是這樣的一條問題：誰可以付得出去參加這些蛙跳式直接行動？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問題包含了幾種不同的意思：誰可以穿州過省、跨國跨地？誰可以把自己的身體，展露在充滿潛在危險的衝擊警察行動中？誰可以無了期的付得出放下家庭和工作職責？誰可以在可能被捕的危險下，冒犯上官非的危險？總的來說，不是有很多人而已。
那麼，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把焦點集中在大型群眾動員的想法背後其實是：我們每個這些希望追求基進社會轉變的人，都應在一些指定的方式下冒大險，作重大的委身，而我們所有人都是付得起這些代價的。不過，這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當我們中間很多人都在做一、兩、甚至三份工作，為口奔馳，照顧家庭，應付當下的各種危機變故，他們就不可能將所有時間放到社運積極行動中。事實上，很多人是為生存掙扎，餬口養家，免犯官非，在沒有醫療保障的情況下保全自己身體健康。
更重要的是，其實很多無政府主義者所定義的直接行動，是非常具有排他性的。這些行動無可否認可以令一些人，特別是白人中產者消除了無能感，它們卻會令另一些人感到沮喪乏力。當直接行動被當作大型群眾動員中的核心策略，它就預設了某種程度的特權，及所帶來的不利結果。一如組織者Helen Luu所說： “單方面的強調這種方法往往會排斥有色族群，因為那個滿有種族主義的 (不公正)司法制度和有色族群的關係，往往沒有被考慮在內。” 而白種工人和窮苦階級，也經常受警方鎮壓工具的欺凌，他們也有同樣的被邊緣化的感受。
再者，在蛙跳式真接行動浪潮中，焦點往往是全球性，只有很少觸及本國問題。而很多組織者都將問題用這種框架來處理問題。無論是世貿、世銀還是國家機構，例如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全國代表大會，都代表著全球資本主義，但它們和日常生活的聯繫卻往往失去。那些把市政服務私營化，發生在自家門前的新自由主義怎麼辦？發生在國內的財務結構調整，福利 “改革” 怎麼辦？那些每日在發生的警察濫權，監獄的不斷增大的趨勢怎麼辦？聯繫是經常存在的，不知名的社運積極份子，每日都在挑戰這些不公義，但很多白人中產的激進份子卻視而不見。悲劇結果就是令我們失去了把全球和本國體系，連結上在地組織力量，從而擴大抗爭隊伍的大好機會。
對我們這些可以付得起去參加蛙跳式直接行動的，很容易忽視了大型群眾動員如何地是排他性的和肢離破碎的。例如，一位身為社運積極分子的記者Larry Everest在報導過民主党全國代表大會的大示威之後，充滿贊許的引述一位在衝擊警察之後為橡膠子彈所傷的年青人的說話： “正！我希望我每日都可以像今日這樣。”不過，現實是很多人都並不情願地作為警察濫權及種族主義和階級歧視的犧牲者，但他們每日都過著像今天的日子。他們付不出口花花的說要在任何日子處身其境，而這正是一種現實，那種對我們思慮如何能使這個運動有起色，以及在何處找到希望等問題，有著深遠意味的現實。
反思基進的社運積極行動
當然，我並非建議要放棄大型群眾動員。事實上，我們必需繼續參與那些主要的及有意義地挑戰現存體制合法性的集體行動。不過，為了更為有效，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健康、動態、真正多元擴散的運動，以從根基上改造社會。對於我們這些相對地擁有特權 (也即是那些因此而被孤立起來) 的人來說，關鍵的一步就是將我們的視野推得更闊一些，以便包容更多的抗爭形式，和有效的基進社運積極行動策略，也即是更多希望的資源。
讓我以從我在資深激進派 Peter Bohmer身上領會的一點智慧來說明吧。他特別強調每個人都應可以為社會改革不分大小地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這看法很簡單但也很重要，因為它讓我們看到，看上去好像很細微的努力，其實也可以很重要，及更具深遠的結果。例如，想想Jon Strange與他的一伙人在Columbus, Ohio 在1998年攻破了一個國務卿Albright的國際聯播的市場廳會議，成功地向她質詢了美國對伊拉克的外交政策。想想幾年前小規模的致信，論壇、市議會決議、公眾教育運動，及部份的直接行動，使得多邊投資協定(MIA)失敗的事例。[…….]
明白到社會改革有大小不一的多種方式，意味著我們要包容更多以前被忽略了的。更進一步，所謂 “大” 或 “小” 的界線會日益模糊。與反動保守的投票制度鬥爭、建立社區文化中心，更有創意地教育宣傳、要求公眾真正監察警權，建立地方互助組織，搞藝術裝置，在工作地點搞組織，[….] 建立另類媒體、反對擴建監獄 […..] 這些工作都很有效和有啟發性，作為互相補足的要求和策略，它們提供了挑戰權力的寶貴經驗，孕育社會改革，發展對生活的民主控制。事實上，它們是有活力的廣泛動員的基石，以奪取更大的勝利和最終改造社會。
這些例子對很多人來說都算不上 ‘激進’ ，特別是對清教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決絕地和任何有改良主義意味的東西劃清界線的圈子來說。事實上，承認有抗爭的多元方式，令我們不得不反思 “基進” 一辭的含義。這個名辭的定義往往被白人中產男人及自詡體現了激進標準的人所壟斷。不過我想我們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我所指的我們，包括了那些以不同方式鬥爭，直指事情的根柢，解拆權力和特權，根本地改造社會的人們。在輕忽的不屑和簡化的二元對立中失去的是，我們所有人都是依據不同的環境、目標而選擇用那種工具、策略。我們應該從這些多樣性中學習而不是低貶這些多樣性。
指出人們是以大小不一的方式去行動，並不意味我們不可以具批判角度、以策略方式，集中地審視我們所做和所支持的工作。我們也不是要放棄我們的承諾、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要求。不過，的確有不同的方式去改變這個世界。就讓我們向資歷豐富的社運老前輩Bernice Johnson Reagon學習。她提醒我們，那些我們當中所個別選取的方法或問題，並不是唯一的方法或問題。如果我們真的以為這樣的話，我們就有忽略了其他社會改革可能的危險，也會忽視了其他人的富啟發性的努力。
找尋希望
反思社運積極行動是關乎用更廣闊的思考工具去了解社會抗爭，翻檢社運積極分子一向所珍視的傳統思維架構。同樣重要的是，它也是關乎如何置放和維持希望。太過迷醉於大型群眾動員的話，我們會容易忽略了發生在周遭，在工作地方、在家居、課室、教會、鄰舍和社運群體的事。不過這些平凡地方可能比起大型示威中的街頭對抗更有顛覆性。
當然，大型和具戰鬥性的行動的確有一些令人敬畏的神秘魔力 (不用說有關鍵性的作用)。例如，反世貿的示威不單成功地干擾了會議的進行，亦令千千萬萬的人熱切關心和啟發思考。不過，正如無政府主義者Chris Crass所言，西雅圖的成功 “是因為我們日復一日地從事大量毫不起眼地促成社會轉變的工作而變得可能的。”那就是說，那些看起來很微細的貢獻---如落區、各種創意教育、建立連線等等---為反世貿會議的成功奠下根基。隨後的那些大型動員也是一樣。那種我們在西雅圖到布拉格的街頭所找到的希望並非孤立的；相反地，他是來自我們每日所創造的希望。
例子是很多的。事實上，很多最好的例子我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聽到。例如，那些由不少有心人長期辦的基進 “資源中心”、 “資料室”、小檔口、甚至我們的家。在他們各自的社群之外鮮為人知，但他們提供了必要的資源和流通了關鍵的訊息。所有那些在大小城市建立的草根權利組織，由社會上最被妖魔化的群體去組織維繫。他們依靠微薄的預算，全然是義務的工作，他們組織了各種令人驚訝的互助協作和意志堅決的抗爭。勇敢的原住民，例如北亞拉斯加的Gwich’in及亞里桑那大山區的Dine’h，正在為他們土地和文化的聖潔而奮鬥。他們持續地面對一個延綿數百年的殖民計劃。我們又見到動物解放陣線，地球解放陣線的人，各種地下反生物科技的團體，及更多未知名的人，在不懈的努力。我的感覺是，我們會看到更多而不是更少這類非常直接的行動。
不要忘記這些都只是一鱗半爪而已。就算是這些例子都未能反映各種具啟發意味的抗爭活動的真正光譜。在每日每周每月每年決意持續地改變世界的人，四處可見。有時微細不辨，有時驚天動地，這些努力提供了一種希望的感覺，使我們撐下去，超越我們對西雅圖及其他最近的大型動員的回憶，也把我們帶向更大更成功和更有創造性的事。
建立一個運動
反世貿大示威後的一年，我們都在十字路口當中。事實上，我們是在眾多的十字路口中央，帶著關乎策略、願景、目標等的尖銳問題。不過，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是在乎我們如何認識及建立這場運動。一方面，我們可以專注於將我們的希望放在老鍊的激進份子前輩Jenn Bowman 和Summer Thomas所稱之為社運積份子的旅遊業(activist tourism)：環球地組織戰鬥性的直接行動，每次帶來新的高潮，在每個反高潮之後繼續前進，並稱之為 “運動”。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用更為多面向的角度，針對多樣的基進積極行動，以補足大型的示威動員。再進一步，我們可以找出不同族群在各自社區和群體現存的各種運動，並和他們連結。明顯地，我認為後者對在廿一世紀之交，為爭取基本社會變革而建立一個健康的、持續的，更包容性的運動 (或運動連線) 更有希望。
我們可以朝這方向繼續走下去。事實上，這場在萌芽中的運動的真正力量，我以為正是它出現了一種意願去討論多元的手法。例如西雅圖的Black Bloc無政府主義者，就不單成功地使大財團的目標物受到破壞，也引發了關乎我們在社會鬥爭中可以做和可以介入的各種方式的持續辯論。當然，這些辯論也不是永遠那麼溫柔敦厚的，有時是充滿怨懟和自以為是的。但我以為這只是一個開端而已。如果我們能夠超越將辯論僅限於大型群眾動員中的街頭策略，我們也許能夠開始去欣賞和考慮，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環境下，不同的對策和各種社運積極行動的形式。
我不會猶疑地說，我們正在建立一個新的自由解放主義政治 (libertarian politics)，那是一種有活力的希望的感覺和有創意的抗爭。正如基進理論家Michael Albert所解析的，這種異見是有一種 “邏輯” 在裏面的：“針對精英們死抱不放的那些圖謀，[我們] 規模要壯大、焦點和對策要多樣化，以帶出更大的威力，直至他們接受我們的要求，戰鬥到底。” 大型動員無可置疑地是關鍵的引爆點，贏取進展、吸引公眾注意力、鞏固既有的成就，落實我們的決心的時刻。但它們只是一大堆焦點和對策的其中一組工具而已。
作家Naomi Klein可能是最近連串大型群眾動員中最受歡迎的觀察者，她一針見血地指出西雅圖誕生的運動，並不是一個孤立單一的運動，而是一個把各類型各具移轉〔焦點〕但也常有共通性的運動之間的大聚合。它們是去中心的、動態的、具創見的、不可預測的、也難以控制的。這些本質上是無政府主義的特質正是其獨特的力量所在。試想，這種潛在的力量如果放在一個更廣泛和寬闊的運動，有著它各種策略和目標時又會怎樣。
歸根到柢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做的，因為社會變革需要一個廣闊的方式去包容一個及多個這些真正的基進運動，它包羅各種由母親、農民、有色人種、青年、性工作者、移民、藝術家、多元性傾向者、原住民、工人、教師、環保份子、服務員、窮人、及社會上各相互交叠的部份所發生的日常積極行動(daily activism)。
而這正是我認為西雅圖之後希望之所在。
[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