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香港通識教育改革討論，卻有點像請客吃飯，作東的是香港教育當局，全香港市民都是客人，跟宴會不一樣的是，客人都很不客氣，對主人菜單上的美食是否美味深感懷疑。
有人說準備不足，有人說資源不足，有人說通識是吹水，有人說通識助長階級分化，這些懷疑不一定對，但都合情合理，因為顧客永遠是對的，特別面對這樣一個強權有餘，威望不足的政府。
除了做客人之外，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做主人？怎樣做主人？我想，這是今天（22/1）嶺南大學舉辦的座談會（群芳文化研究發展中心與文化研究系），擺明針對教師培訓，要處理的問題，大概不出這個思路。
漢城的Haja Centre對筆者並不陌生，雖然還沒有機會到訪，但已讀過或看過不少他們資料（有興趣者，除了到訪他們的網站，也可看創辦人趙惠淨的文章或拙文），它是一家針對輟學生的另類教育機構；其中一位講者李淑仁，是中心的導師，她在報告中除了介紹經驗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夢想：當老師的，要「心身健康」，兼讓學生帶著微笑上學（當然，好老師應該也是愉快輕鬆），這才是教育及人生的動力，這大概是Haja Centre的宗旨，"Ha"就是笑聲，而"Haja"就是"Let's do it"。
教育學院的葉建源報告內容，跟李淑仁相映成趣，他曾面試一位報讀教育學院的學生，他問：「你為何想當老師？」她說：「因為我這個人比較文靜，不愛說話。」香港教師予人的印象是被動，而整個教育制度予人的印象也是這樣，我們也教自主及批判思考，但跟Haja Centre不同，我們是學生聆聽教誨，而不是實踐。
教育政策的改革勢如洪水，壓得香港的教師喘不過氣，他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策與理念，而是多一點的空間與時間去改變，前線教師陳潔蘭，有教授中一至中三綜合人文學科的經驗，她覺得，現在教師不只太多工作，也太多訓練。教了十二年書的張銳輝，出身自學運，教了中六中七通識教育十年，經驗是溝通，例如與學生講述及討論六四事件，面對?湧的愛國主義教育，這種空間更形重要，而非「萬箭齊發」的改革。
台灣基層教師協會的實踐，也許是一種這樣的空間，根據教了二十二年小學的侯務葵介紹，她們來自一群基層小學教師，最初沒有甚麼很強的理念，而是從自己職業處境經驗出發，利用小團體動力方式組織聚會；她指出，當年成員多是已婚女性，談的多是性別議題或學校裡的人事政治，而少是大型的教改方案；她們採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所以這個教師協會並不參與建制化的全國教師工會，她們不是要獲取上層權力，而是要產生自己的力量。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