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2006-02-14
一九七二年，在美中日共同抗蘇的冷戰形勢下，北京和東京正式建立了友好外交關係。兩個亞洲大國在政權性質上的差異，在歷史認識上的分歧，在當時都讓位於迫切的國家安全考量。然而，隨着冷戰的結束、中日在以上兩個層面的矛盾日益明顯，敵對認知在兩方迅速蔓延。兩國近年來的對立，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是一種必然。
和日本朋友談歷史問題，經常會被對方反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至今仍是一個獨裁國家，沒有言論自由，資訊不能完全自由傳播，你叫我們日本人怎麽相信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和政府煽動無關？這樣的疑問對中國人來說是很要命的，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當前日本和中國在政權性質上的根本差異，而正是這種差異，使中國在爭取日本民眾在歷史問題上的理解時經常處於極為不利的被動境地。
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前不久在出席朝日電視台一個時事節目時被主持問到北京對他有關「天皇應參拜靖國神社」的批評，他一句「中國是一個沒有選舉的國家」就把問題的焦點轉移了，可見「非民主」的話語建構對北京對日外交的殺傷力。
道歉問題反映認知偏差
中日兩國社會對歷史的認識方式也大相逕庭。中國人一般認為，對待歷史，必須有一套超越時空的是非判斷。個人和國家如果做了錯事，就理應負起歷史責任，而且這個責任不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減輕。中文中的「蓋棺論定」和「遺臭萬年」，都是這一意識的表現。然而在日本，剛好相反，很多人對歷史的認識方式缺乏恒定的道德判斷準則，並常常傾向以自我為中心及根據當時的歷史情境作判斷。表現在對二戰的認知上，就是部分日人會傾向認為當時日本的侵略行為是為了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下求存。他們覺得，日本並沒有違反當時的遊戲規則，西方列強也侵略別國建立殖民地，只說日本邪惡是不公平的，日本也是受害者。
差異的歷史認知方式反映在道歉問題上，就是中國人認為道歉必須是基於意識上的反省且要言行一致，但很多日本人謹把道歉看作為搞好雙方關係的一種「禮」的規範。有些日人傾向認為，道了歉，事情就像流水一樣過去了，老是糾纏過去的事情是很失禮的。這也是為什麽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九八年訪日時在多個場合不斷強調歷史問題之後會引來那麽多日本民眾的反感，並令很多日本人懷疑中國不斷強調歷史問題的真正目的。江強調日本要反省歷史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在於，在表達方式上這樣的做法只會引起反效果。
中日之間在歷史認識上的矛盾其實從來沒有得到解決。美國學者Allen Whiting曾在八十年代中親赴中國多個城市調查中國人的日本觀，並在八九年出版了《中國眼中的日本》（China eyes Japan）一書。據該書介紹，即使在八十年代中日關係蜜月期，兩國學界和民間在歷史問題上的認識差異極大，而且中國人對日本過去的侵略行為的憤怒是很真誠的。中國當時的對日外交實際上是處在現實的戰略考慮和過去戰爭記憶的夾縫之中。
向外展現和平崛起良策
理解了中日之間的雙層結構性矛盾後，下一個必須正視的難題在於，面對當前詭譎的中日形勢，北京應該如何應對？
首先，中國一定要先走出自身的「被害者情結」。長期以來，內地相當一部分輿論習慣將外國對中國的擔憂和預防性部署與百年前列強侵略中國的行為相提並論。這種思維傾向往往使國人長於批評別國，疏於反省自己。
「中國威脅論」之所以對相當一部分日本民眾和精英有說服力，是因為當前中國政治制度的非民主性。很多內地評論看日本軍力增強感到威脅，但卻不知日本強化軍力的動機也是基於中國的軍力增長。
其次，中國還必須重新確定日本在和平崛起外交戰略框架中的定位。日本近年來雖然積極發展軍力，改革安保體制，但其整體國防戰略規劃仍呈戰略防禦態勢，並牢牢地被美國所控制。因此，當前日本的擴軍不能和三十年代的軍國日本相提並論。然而，由於中日之間存在的矛盾不僅僅是政權性質的矛盾，而是還有更加深層的、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的歷史認識矛盾，這就注定了中日兩國在中短期內無法結成類似美英之間的戰略同盟，而只能是非敵非友的普通國家關係。
面對當前日本咄咄逼人的姿態，中國在軍事上不應求戰，但也不能怯戰。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軍隊必須做好和日本發生低強度局部衝突的應戰準備。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就是北京不能在政治民主化問題上停滯不前。民主化不只是化解當前中國社會內部矛盾的出路，也是對國際社會展現中國和平崛起的良策。
國內的民主化不僅有助中國聯合日本國內的反省力量和知中人士就歷史問題和日本政府及右翼勢力交涉，同時也能大幅化解和中國享有共同歷史觀的美國的戒心。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