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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九屆編輯委員會——「璞序」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為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官方出版刊物的機構,出版刊物《Jumbo》。作為大專傳媒,本會必定在校園以及社會上擔當監察報道的角色,理性分析、啓發思考,保障同學的知情權;並在文藝生活方面著墨,務求以多角度文章呈現予讀者。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busueb 網誌

政經

【Jumbo】當香港的教育變成了平庸的邪惡

【Jumbo】當香港的教育變成了平庸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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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Jumbo》48.4 P.34-37
ISSUU連結:http://issuu.com/_hkbusueb/docs/jumbo48.4/1

人之所以為人

教育之定義,各家各派有各自的說法。其中筆者最為認同美國教育家John Dewey的說法。John Dewey認為,社會的改造、民主觀念的確立,需以教育去訓練民眾,喚醒民眾獨立的判斷和理智能力,即個體主體意識。而個體主體意識的自覺,是社會改造、民主觀念確立的根本途徑。教育亦被視為公民社會裡的基本人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八條中清楚列明了「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為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此項權利。」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雖然筆者認為人性本善,可是禮義廉恥還是需要通過長時間的潛移默化,去激發那與生俱來的良知(當然,那些禽獸不如的人除外)。教之根本,在於「成人」,這裡指的是成為一個擁有良知的人。教化的過程,必須從年幼時開始。在現今的社會,普遍是讓小孩到學校裡接受教育。這種教育的媒介,是透過曾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去傳遞價值觀。無庸置疑,學校與教師均在學童的成長過程中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平庸之惡 ── 香港教育的劣根性

荒謬的是,香港的教育,上至制度,下至配套,都難以喚醒學童的個體主體意識。「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教育制度的失敗是囤積下來的問題,是一個制度上、根本的問題。教育制度變得僵化,學校及家長過份注重考試、成績,對最基本的「仁義禮」卻隻字不提。莘莘學子無法掙脫這個畸形的教育制度,只好淪為犧牲品。

香港的教育制度,不禁令筆者聯想到「平庸之惡 (banality of evil)」。平庸的惡,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 惡是平庸的,你我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人甘願捨棄自由意志,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其安排,默認當中隱藏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以「人在江湖中,身不由己」的理由來合理化個人道德上的過錯和撫平良心的惴惴不安。這種人,比十惡不赦之人更可怕,因為他們與常人無異,一旦犯起罪來,「惡果」令人難以想像。人類最大的邪惡,在於無法思考,只懂盲從。

平庸之惡的概念由美國哲學家Hannah Arendt於1963年提出,在她的著作中《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說明普遍犯罪的人其實都並非十惡不赦之人,甚至都是有點良知的人(例如閒時會扶老婆婆過馬路),卻在無思想無責任的情況下犯罪。正如Hannah Arendt筆下的「納粹劊子手」Adolf Eichmann,面對「危害人類罪」的指控,他反駁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換轉是任何人在他的處境下都只能執行由希特拉派下的任務。

當教育成了平庸之惡

制度是把雙刃劍,運用得宜與否,關鍵是制度內的人。香港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乜都要量化」,只會透過考試及評核看分數。由政策制定者到執行者以及參與者都欠缺思考。上至一個月看三十本書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將讀書量化成書的數目;下至深怕遭到家長唾棄的學校,將學校成就量化成一年DSE出了多少粒五星星。香港教育制度已達量化成魔的超然境界。

先從在中小學實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下稱TSA)說起。TSA原意為評估學校教育政策的系統,提供資料讓學校及教師改善其教學,亦能夠讓教育局「檢驗」學校所提供的教學質素。因此,不少學校深怕被淘汰或甚面臨殺校的危機,這種壓力於是降到了學生的身上。筆者感到不明所以,為何一間學校或一名教師的教學質素必定是反映在學生成績身上?學生成績好,就是等於老師教得好?所謂「教得好同教得壞」就是與成績高低掛勾?從小學開始,學生「身負重任」去完成老師及學校的宏願,機械式地完成一本又一本的練習。家長和學生終於壓力爆煲,要求全面廢除TSA,引起軒然大波。

再談香港的公開考試。不論是有高考、會考的時代,還是取以代之的中學文憑試(下稱DSE)時代,香港的學生讀書都是為了應付考試。撫心自問,有多少知識是學生牢牢記住,終身受用,而並非甫步出試場就忘得一乾二淨的?學校在這種意識形態下,變成一個「輸入──產出」學生的工廠。學生被灌入既定的程式 ──「求學為了求分數,否則就入唔到大學」。 學生在被扭曲的制度下生存,「高分低能」的情況比比皆是,某些學生連基本自理能力也沒有,更遑論追求「崇高的」個人意志。

犬儒制度 ── 教育淪為培訓技能的工具

香港的教育已不需要不容許我們去思考、去發問,只讓我們單方面吸收知識,成為一個傀儡。教育淪為培訓技能、確保資本主義運作的工具。學生是活生生的原材料,最後生產成一個個不能自行運作的配件,與其他的配件共同維持社會的運作。無奈的是,配件終究也只能是配件,它們永遠不能成為能獨立運作的完整個體。學校則是生產配件的地方,以一種封閉的思想模式運作。就如法國思想家Michel Foucault所言:「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控制。那些權力強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學生在求學的過程被馴服,被權力馴服。

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學生根本就不能思考,也不知道該如何去思考。充其量也是有限度的──在考評局的框框下思考。讀書只要能背熟補習名師的標準答案、開放式題目是揣摩評卷員的心意、合了評卷員的心意就會取得高分⋯⋯ 香港教育的「平庸之惡」,不是因為學生「無知」,而是他們缺乏了思維能力,不習慣思考,只習慣跟從,因為在他們一直以來的小型社會中(學校),唯有跟從,才有好果子吃。久而久之,年輕一代便甘願將個人意志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默認體制的不公義,種下平庸的惡。

香港教師教的是妥協 ── 制度大於公義

筆者認為,香港的教師教的是妥協。為何筆者會口出狂言,下此定論?看畢《獅子山下 2015 ── 明月扁舟》後,筆者感到無奈及痛心。故事中的女主角葉曉月為了保護受欺凌的同學,挺身而出告發欺凌者,卻遭受欺凌者的報復。老師得知事件後,在未有問清楚事情的原委下,只聽取片面之詞,對葉同學採取帶有侮辱性的體罰。後來,欺凌者及其父親更表明要控告葉。老師擔心葉惹上官非會影響校譽,示意葉向欺凌者及其父親道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故事發展到這裡,可以見到片中的教師不但沒有教導學生遇到不公義的事要發聲,還希望葉同學低頭妥協,不要把事情鬧大。正正是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把公義扭曲,還要當作是常態,那才是變態之處。學生在求學階段時,會視教師為權威性的指標,社會的價值觀,有一定的部分是靠教師去傳遞,是確立學生價值觀的途徑。因此,片中的教師可謂顯露了香港的教育文化── 學生不應作反抗,而是接受現實。

現實生活中亦不缺例子。在基真小學的女童墮樓案中,平日看似用心教學的好老師,卻做了如斯喪心病狂的事。這就是Hannah Arendt提出的平庸的邪惡。學校及老師為了校譽,向權力低頭。於是當女童墮樓時,學校第一時間不是打999,而是致電聖約翰救傷隊!然後學校教職員在死因聆訊作供時,還冠冕堂皇地說:「一切依照既定程序進行。」在同學及家長眼中的好老師,竟間接成了殺人兇手!正正因為他只是按本子辦事,服從體制的安排,視制度大於公義。

重塑教師作為社會上知識份子的角色

坦白說,制度非一時三刻能改變,但是,制度內的人能決定其好壞。教師作為社會上的知識份子,除了傳授知識,更多是改變社會的責任。教師需跳出「我只是教書的」框框,對學校體制、社會上的不公義保持批判,並把這種思維傳給學生。這源於教師的自覺,首先教師自身也要有對道德批判的思維,再轉化該模式給學生,甚至推動社會上的轉化。這就是批判教育學。批判教育學提倡的是學生批判的知識和技能,使學生擁有能力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這才是真正的critical thinking啊)學生從生活上遇到的問題中激發出不同的觀點和看法,讓學生能夠擺脫僵化的思考模式,思考人,思考社會。

結語

George Orwell 的Nineteen Eighty-four (1984) 警告了世人獨裁政府的可怕之處。若此刻我們再以「唔關我事」的態度去面對香港社會,只會成為了平庸之惡的人,捨棄自由意志,成為傀儡,任由他人用權力擺佈。香港的教育不能如此,香港人更不能如此,捉緊我們僅有的良知,這也許是我們唯一能為香港做的事。

參考資料
[1] Hannah Arendt著、施奕如譯 (2013),《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台北:玉山社。
[2] 石俊言 (2015),香港教育改革省思。
[3] 力哲 (2015),不平庸的邪惡。
[4] 曾榮光 (2016),辨別TSA的真實意義:比較視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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