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第四十九屆編輯委員會——「璞序」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為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官方出版刊物的機構,出版刊物《Jumbo》。作為大專傳媒,本會必定在校園以及社會上擔當監察報道的角色,理性分析、啓發思考,保障同學的知情權;並在文藝生活方面著墨,務求以多角度文章呈現予讀者。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busueb 網誌

政經

【Jumbo】香港抗爭之路

【Jumbo】香港抗爭之路
廣告

廣告

原載於《Jumbo》48.4 P.30-33
ISSUU連結:http://issuu.com/_hkbusueb/docs/jumbo48.4/1

回歸初期,有港人恐懼中共政權接管香港後,會將繁榮、進步、安穩生活等一切都打破,於是選擇移民他國。亦有港人樂觀相信,廉潔、法治等核心價值能在中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下得以保存,香港還是有希望、有未來。但時至今日,政局變遷大家有目共睹。回歸後數年的抗爭都本著「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原則,隨著政權愈來愈專制,有人開始表達更激進的聲音,從議會內的擲物行為,亦即是引起社會紛紛批評的暴力文化,至議會外的反建制抗爭,再到勇武抗爭的誕生。另一方面,群眾亦從主要爭取民主,發展至多元議題上的抗爭。這個新社會運動的浪潮由年輕人主力帶起,使社運變得更有活力,不但擺脫由民間組織發起運動和動員的模式,發展成網絡號召和游擊方式,抗爭形式亦較以往多元。

主流抗爭失效 和理非教條成禍根

有一段時期,遊行被視為最能夠表達民眾訴求的途徑。有人曾說,無論平日香港人有多政治冷感,即使是沉默的大多數,每逢七一都必定會站出來,高舉著圍繞民生、民主訴求的標語。自2003年後,和理非非的七一遊行更成為了香港主流抗爭的象徵。

那年,香港經歷了一場逾50萬人參加的遊行,當時政府欲強推《基本法》第23條立法,即《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令人擔憂文件中提出的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等罪名會遏止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侵犯人權。這促使了參與遊行的人數創新高,反映當時民怨沸騰,香港人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民情洶湧,間接令董政府撤回惡法。此從而使港人產生政治效能感,繼而視七一遊行為有效的抗爭。不過,除了03年成功影響政府決策外,似乎殺傷力不大,而港府亦逐漸視之為浮雲。七一遊行一年復一年,口號亦僅為口號,成為約定俗成的政治表態活動。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無疑是比較接受規範化的示威模式,最大原則是要「和理非非」,一些不符合此大原則的行徑,例如以往被稱為「激進派」的梁國雄、黃毓民等人,在立法會會議進行期間喧嘩、投擲物件等,就惹來普遍市民反感,說是政治秀,目的是為了吸引傳媒的鎂光燈。而這班「激進派」的議員在議會拉布亦不討好,除了被斥浪費公帑,有違公眾利益,亦被指使議會功能癱瘓,使利民的政策草案不被通過,間接損害民生。

不知是天性所驅使,抑或習慣所致,港人都喜循「理性」角度抗爭,在2004年領匯事件上亦然。房委會的財政一直自負盈虧,透過出售居屋和收取公屋、商業物業的租金賺錢。當有盈餘時,房委會需取其一部分向政府上繳,虧蝕則不一定獲得政府補貼。2002年停售居屋,是引發領匯事件的一個導火線,賣屋收入下跌,導致房委會入不敷支。於是,政府建議房委會將其商業物業及停車場分拆,成立領匯基金(即現時的領展),並進行招股。公共資產私有化的計劃開始了地產霸權,隨後這十年,小商戶經營的困境加劇,領匯不但趁著翻新商場和利用其它藉口瘋狂加租,迫離小商戶,引入一式一樣的連鎖店,就連物價亦因此上漲。此除了嚴重破壞社會結構外,亦破壞了基層市民的生活。從領匯事件之初,就不難估計現時得出的果。當時,有議員急忙圖以司法覆核阻攔計劃進行,並認為縱使失敗,司法覆核引起輿論注意,已算成功。

領匯上市後,不斷有聲音要求打破現狀,民眾發起不同形式的抗爭,例如提倡不光顧大財團的消費模式等,亦有人提出以950億回購當時市值已升約五倍的領匯。那時候,很多香港人覺得這樣做是蠢事,不夠「理性」,認為950億是天大的銀碼,不值得去做,而且做了就成錯上加錯,會淪為天下笑柄。但今日回頭一看,一項項造價逾千億的大白象工程,不知心底裡又會否有另一番看法?回望領匯初上市的時候,又有否後悔當初對惡夢的來臨,仍懵然不知?可見,香港人成在「理性」,敗也在「理性」。「和理非非」是港人的大原則,因為我們信賴法治,相信政府廉潔,政府不可能不聽民意。亦因如此,往後一些涉及肢體衝突的示威方式,就被斷言為激進。

從七一遊行成為支持民主人士得到道德安慰的儀式、阻止領匯上市失敗等可見,「理性」抗爭只淪為政治宣示的工具,對社會所爭取的議題欠缺推動力,亦被政府所無視。這種抗爭模式的不堪,主流抗爭者不作反思,仍然對站在道德高地而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抹黑新抗爭模式為不道德的行為,只許和理非非,而不許激進抗爭。

新一代人覺醒 抗爭步向激進

2010年,市民擔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的經濟效益不符成本、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但政府執意進行假諮詢、不理反對,強行通過立法會工程撥款申請。撥款申請審議當天,逾千名反高鐵示威人士到場包圍立法會,又於財委會會議結束遊行至禮賓府,在途中與警方發生衝突。可惜,抗爭無效,高鐵工程照計劃上馬,而工程開展後,有關遷拆村落的問題浮現,其中最受關注的,莫過於菜園村居民的生活受到壓逼:政府動員包圍菜園村,動用武力、以「黑社會模式」清場收地,又拒絕先建後拆的協議,為了發展而強奪居民一直賴以為生的村落和農地。面對以上種種,一眾反高鐵人士繼續抗爭,先有關注菜園村的民間團體成立,支援村民成立巡守隊,亦有青年以斷食抗爭,向政府請願。縱使這場反高鐵行動以失敗告終,社會認為它標誌著香港新一代對政治的覺醒,亦是抗爭模式轉變的象徵。

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時,亦曾包圍立法會,輿論認為這次行動比反高鐵時更為激進,因為新界東北發展被認定為大白象工程,工程目的是配合其它大型基建發展,幫助中港兩地加快融合。當天,財委會主席吳亮星於民間未達共識下,在其主持的會議扭曲議事規則,強行表決通過東北計劃的前期撥款。而極其過份的是,當時有泛民議員因不在座位上,而被剝奪投票權。一眾示威者於是衝擊立法會,用鐵馬將玻璃門撞至碎裂,事件中有13人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而參與衝擊的示威者亦被貼上暴徒標籤。不過,究竟是吳亮星的強行表決暴力,抑或撞破玻璃門暴力?答案昭然若揭。

約三個月後,香港迎來了本土抗爭的最高潮,為爭取「真普選」,推翻「人大8.31」決定,香港開展了一場佔領金鐘、旺角的大型運動,稱為雨傘革命。整場運動以佔領本港兩大樞紐為主軸,目的在於癱瘓政府總部外圍的地方,達至影響政府的日常運作,甚至癱瘓該區經濟,以達示威之效。運動長達79天,這次運動有大批學生參與,佔領現場亦管理和組織得井井有條,設有物資站、救護站,亦有安排糾察隊,其模式令人聯想起台灣的野百合學運。不過,這次運動雖然同樣有大台,推進運動發展的卻是自發的群眾。而且,抗爭亦更有策略,從抗爭教程,包括第一次到佔領區應有何準備、被拘捕時應如何求助等,至透過網絡,動員示威者到不同地區,以保住陣地、避免遭到清場,都比過去的抗爭更為成熟。但「瞓大馬路」或運動尾聲時衝擊公民廣場,都被親建制人士認定為前所未有的激進,而民眾對警隊的取態更形成兩個對立面,加深不同派別人士的矛盾。

港人苦中作樂 快樂抗爭應對反智政府

除了和理非非、激進、勇武的抗爭手法外,亦有以藝術、詼諧、諷刺表達訴求的抗爭,如雨革中創立的藝墟和二次創作,而這種模式亦在近年,梁振英管治下的香港甚為受用。如果要數梁振英的才能,他的唯一也許就是熟練中國人的那套厚黑學,面皮夠厚,心亦夠黑。

在2012年,梁振英政府就任,香港出現極多足以淪為國際笑話的事件,在光復元朗行動中的女示威者被撞至血披滿面,卻被控以胸部襲擊警方,更可笑的是竟被判罪成,囚三個月。事件使小小的香港擠上國外報章的版面,更惹外國Talk Show的主持人揶揄一番。而最近梁振英又有新言論,回應特首超然論,毫不忌諱的稱特首確實超然;在最新一份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亦不斷重提一帶一路不下數十次,明顯是在用中國模式向習近平報告。此又證明,現屆政府已完全不需理會民意,今天的施政報告是向中共獻媚的工具,政策不過是加速中港融合的手段。

倒台聲四起下,梁振英有他的反智管治,民眾有他們的快樂抗爭。網絡是孕育快樂抗爭的地方,網民利用網絡作為抗爭的平台,創作包含政治色彩的惡搞,藉此發洩、嘲笑。而近日成功舉辦的毛記電視分獎禮,為快樂抗爭立下更明確的示範。

毛記不是娛樂群眾的政治組織,相反,它是一間利用政治進行創作的娛樂公司,其本質不是要用行動影響政權,又或如其它政治組織般領導抗爭,但在許多香港人眼中,毛記就是一股為民發聲的抗爭力量,從《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至《勁曲金曲》,所有創作以市民所關注的民生、政治議題,透過戲謔方式來吸引目光。它不達到任何政治目的,而是純粹希望透過作品引起共嗚,從而達到娛樂大眾的效果。這次分獎典禮由網絡走進主流媒體,在收費電視的大氣電波下,將二次創作的作品帶入屋,向更多人輸送《明張目膽》、《亞視永恆》等諷刺有議員因中英文水平低下而出醜以及亞視結業事件,更精采的是,在節目尾聲,河國榮所唱《真.香港地》帶起全場高潮,歌詞提及香港種種變遷,如受自由行衝擊及失去向上流的機會,又籲港人「企硬自己」,不能放棄屬於自己的香港地,是包含較強烈抗爭意味的一首歌。

分獎禮完結後的數天,不斷有人評論毛記如何成為港人文化的象徵,同時又再一次提出對於快樂抗爭的疑問,應否將嚴肅的政治娛樂化?即使做法能獲得廣泛關注,娛樂化會否影響人們對待政治的心態?而在香港危機四伏、面對種種逼切威脅的情況下,快樂抗爭又能否奏效,令香港人取得實質的成效,改變現時政府的強硬態度?以上眾人需多加思量之事。但無可否認,快樂抗爭的出現是因為人們對現實抗爭無望,故將其無奈化作幽默,苦中作樂。現時政府有藉「網絡廿三條」打壓之嫌,若人們失去苦中作樂的途徑,相信政府亦永無寧日,需要面對更多實質抗爭。

拒當政治傀儡 以新抗爭自決命運

香港自六七暴動後,這個城市趨於平靜,港府加強對市民灌輸「良民思維」,使香港人培養成順民。再者,殖民政府刻意淡化港人政治意識,避免市民過分熱衷於政治而危害他們的管治。到了七、八十年代,本地逐漸成立一些壓力團體及政治組織,如獅子山學會、匯點等,但主要由社會上的精英份子參與及牽頭。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這些精英份子鼓吹民主回歸論。在八九年,這些精英份子成立支聯會,並號召百萬人上街聲援學運。到了主權移交後,他們每逢七月一日便發起遊行。有違理非非的抗爭模式出現後,這些精英份子則予以譴責。他們是香港泛民主派的中流砥柱,亦正是和理非非抗爭的始作俑者。由於這些人主導本港三十多年來不同的抗爭,故他們擁有道德光環,一直在社運及議會進行所謂和理非非的抗爭。然而,他們的理性不但沒有為香港抗爭到甚麼,鞏固了他們道德光環,卻令香港一次又一次被傷害。香港社會發展毫無寸進,使近年不少年輕人忍無可忍,為香港核心價值及公義勇敢地站出來,試圖擺脫守舊的抗爭模式。

雨革失敗後,更多年輕人認為傳統的和理非非只會為抗爭帶來絕路,因而令主張勇武抗爭的本土派風頭更盛,亦出現連串本土抗爭,例如光復元朗等反水貨的勇武行動。然而,激進抗爭未能獲大眾認同,更遑論取代主流的和理非非抗爭。雖然雨傘革命規模擴大源於群眾自發佔領街頭,但雨革整體上,仍由信奉和理非非的泛民、雙學主導,以一貫操控大台聚眾抗爭的手法來進行,並刻意將激進抗爭排除於外,並予以抹黑,甚至譴責及阻止一切激進行動。但此種抗爭結果只令雨革停滯不前,他們成功佔路,卻對中共及港府的政改立場絲毫無損。而當非主流的抗爭者欲有進一步行動,如衝擊升旗禮、衝擊政總、佔領立法會等,皆被阻止,被迫留守佔領區,故令雨革七十多天毫無寸進,繼而使革命失敗。這雖然令不少市民認為抗爭無望,但亦有部份人轉為認同激進的勇武抗爭,盼此將帶來曙光。因此,社會出現游擊式激進抗爭,如焚燒垃圾桶、針對水貨客的抗爭等,亦否定一切和理非非行為。在這個不分是非黑白的時代,哪種抗爭手法才適合?若抗爭的手法落後於時代的進步,抗爭只會以失敗告終。

阿拉伯之春、烏克蘭革命、太陽花學運,這些群眾運動以勇武抗爭,成功作出曾被視為不可能的改變,撥亂反正,推動國家重回正軌。不少香港人更高度讚揚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佔領立法院,但這些人為何對衝擊立法會等事件予以批評及譴責?到底這些和理非非的抗爭者是為香港抗爭,還是為自身的政治資本抗爭?和理非非已荼毒香港三十載,勇武抗爭短期內難以成為主流抗爭模式。但香港已步入危急存亡之秋,港人必須捨棄和理非非抗爭,讓新抗爭模式成為主流。

「A餐雞蛋撞石牆 不怕壯烈下場決不退讓
B餐俯首做白羊 一世困在牧場」

香港人的抉擇,是權利,亦是義務,不論是哪種權力,還是那些自視甚高、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皆不能影響。因為這片土地屬於香港人,香港人需捍衛家園。

拒絕割席 踏入真抗爭時代

年初一晚旺角發生了一場衝突。小販一如以往在新春佳節擺賣,食環署及警察卻加以阻攔。本土派人士以保衛小販之名,與警方和食環署人員展開了一場衝突。警方再次濫用權力,繼續以暴力對待示威者、前所未有地向天鳴槍兩下示警,甚至將事件定性為暴動,肆意抹黑參與事件的群眾。綜觀這次抗爭比以往的更進取——設火障、掟磚等手段抵擋,有人形容這是一次突破,真正的「新年進步」。但亦旋即引來各政黨割席,親政府人士、學者以至泛民齊聲譴責暴力。可是要分析是次騷動,豈能忽視背後的脈絡?純粹觀察這數年來變本加厲的政權,目睹民間積怨無法化解,就能清楚明白過往的抗爭已不再奏效,而香港若要改變,理想主義的抗爭模式就先要改變。抗爭者押上一切來對抗暴政,面對的是秋後算賬。歷史註定要由勝利者書寫,但在由歷史定奪功過前,作為高牆下的雞蛋,還是必須拋卻幻想,堅定地站在抗爭者一方,作為彼此最堅實的依靠。

浸大編委 Facebook Page:https://www.facebook.com/busueb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