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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偉謙

《工人文藝》執行編輯,屯門樂活書緣打雜。 苦難的過去,彰顯歷史的沉重與當下的珍貴,痛苦的抉擇與糾結的回憶,傳遞給人沉穩的力量和頑強的勇氣。於是,一種勇敢面對未來艱險的鬥志油然而生。 先祖三代,由19世紀中期,是自廣東新會到三藩市的定居華僑,一直到父親一代移居香港。 畢業於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 , 註冊社會工作者,店員,詩人,輔導治療師,書迷,愛好中國文化,終身抱現象學式態度的哲學研究者,不能養狗的狗迷,經常抱著社會主義的盼望,但絕不是史達林主義者。 樂活,讀本,人生。 網誌

教育

他山之石:〈弗萊雷(Paulo Freire)的解放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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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萊雷(Paulo Freire)的解放教育學
索薩

巴勃羅·弗萊雷的影響從教育領域延伸到神學、社會學倫理、社會學、藝術、戲劇乃至經濟領域,拉丁美洲解放神學也受到過弗萊雷思想的影響。在歐洲,弗萊雷的影響涉及教育學的各個方面:社會工作、成人教育、青年的校外教育、幼稚園教育,弗萊雷的著述被譯成各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出版。

關於弗萊雷的理論資源對社會工作的啟發,可參考何芝君〈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義與敘事治療的契合〉,收入《性別與社會工作: 理論與實踐》,梁麗清等編,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

解放思潮在教育學領域裏的傑出代表是巴西教育學家巴勃羅·弗萊雷Paulo Freire(1921~1997)。

自20世紀20年代始,巴西經濟開始向現代化方向轉換,傳統社會發生變革。30年代瓦加斯總統宣導帶有民眾主義色彩的資產階級革命,50年代再次當選的瓦加斯繼續奉行民眾主義政策。1960年當選的誇得羅斯總統和1961年繼任的古拉特總統繼續奉行民眾主義,推行社會經濟改革,這一進程由於1964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軍人政變而中止。巴西教育家弗萊雷宣導的“解放性”民眾教育正是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孕育、發展起來。

巴西民眾教育家巴勃羅·弗萊雷在1964年巴西軍事政變前一直擔任巴西東北部累西腓大學教育史及教育哲學教授,50年代開始在巴西東北部進行成人掃盲工作,60年代人“累西腓民眾文化運動”成人掃盲計畫的總協調員。因得到古拉特政府的大力支持,於1963年、1964年間在全國各地組織掃盲協調員的培訓工作,1964年擔任古拉特政府教育部全國掃盲計畫協調員。同年軍事政變後弗萊雷遭監禁、流放。流亡期間,曾任智利大學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並曾參與智利阿連德政府的農村教育工作,幾內亞(比紹)路易士·卡布拉爾革命政府及非洲數國進步政府、尼加拉瓜革命政府、格林伍德畢曉普政府的民眾教育顧問工作。1980年弗萊雷返回巴西,參與締造了巴西“勞動黨”,擔任過聖保羅州教育廳長,1997年在巴西逝世。弗萊雷的教育思想帶有鮮明的批判性和獨創性,在拉丁美洲及全世界得到廣泛傳播。弗萊雷一邊從事民眾教育實踐,一邊從事理論著述,並發表了大量談話記錄。1965年出版的《教育是爭取解放的實踐》[1]是弗萊雷早期思想的總結,被視為他教育思想的經典著作;1969年出版的《被壓迫者教育學》[2]系弗萊雷根據智利農村實踐經驗的認識後的結晶,被視為弗萊雷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以後,弗萊雷的教育思想有許多重要發展,但此後發表的零散文字未引起人們的充分注意,如《幾內亞(比紹)信劄》、《1985年與羅莎·瑪麗亞·托雷斯談話錄》等。

[1] LA EDUCACION COMO PRACTICA DE LA LIBERTAD, ED.SIGLO XXI, MEXICO, 1994,42a. EDICION.

[2] PEDAGOGIA DEL OPRIMIDO, ED. SIGIO XXI, MEXICO, 1990, 41a. EDICION.

弗萊雷的哲學思想及政治觀點
弗萊雷教育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是一種批判性的文化人類學觀點。他認為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主要不是一種簡單的“存在”,而是“反思”。人對於自身“有限”的意識促使其嚮往與“無限”的結合,嚮往自由。人的存在狀態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在自然界中,“歷史”和“文化”獨屬於人類。因此,人的歷史作用應當是主動的,創造性的。

弗萊雷的早期政治思想帶有折衷主義,以抽象的“民主”概括歷史進程;通過革命實踐,後期逐漸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使其得出“民主與尼加拉瓜社會主義革命沒有任何矛盾”的結論。但是,總的來看,弗萊雷的思想仍為一種龐雜的體系,兼有進步基督教思想、文化人類學、科學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如葛蘭西)、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批評學派(如美國心理學家埃裏希·弗羅姆、索緒爾語言學及其他進步教育思想家的影響)。

弗萊雷的“解放教育”思想
弗萊雷認為教育是人通過實踐、反思和行動對世界實行改造的一種活動。弗萊雷的思想產生於巴西社會發生激烈變動、新舊更替的階段。在當時來說,他的思想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對傳統的資產階級文化無疑是尖銳的挑戰。

1.教育與現存文化

弗萊雷認為文化是人通過自身經驗對世界的創造性貢獻,而不是“既定”材料、規範的堆積。

從這一觀點出發,弗萊雷尖銳地解剖、批判現存文化體制和舊式“掃盲”運動,他認為,在當時的巴西社會,現存文化是統治階級的文化,這種文化使人“物化”;人無法進行“歷史性的選擇”,而是接受現存文化的規範。因而,傳統教育(包括其中的掃盲運動)的結果不是受教育者獲得解放性的覺悟,而是使其受到馴化、進而異化成為現存制度中的新成員。而新型的批判性的掃盲應該是使群眾“覺醒”的過程,應使群眾成為“主體人”,進一步促進社會成為“主體社會”。弗萊雷認為巴西社會是缺乏民主傳統的“垂直”社會,人們與社會的關係只是“適應”,而不是“參與”。自20世紀30年代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工業迅速發展,社會開始變化。但“變化”並不意味著“進步”,“發展”也不能必然帶來“民主”。因此,為了促進巴西社會的真正民主進程,新型教育必須具有“批判精神”。新形勢對教育工作者的主要挑戰不是掃盲,而是掃除“非民主傳統”,掃盲過程本身應體現這一“覺醒”與“民主化”進程。

在接觸了非洲和拉丁美洲數國革命實踐之後,弗萊雷進一步提出舊文化專制主義不會隨著革命的成功而消失。因此,革命不是“奪取”政權,而是“再創造”政權。他不僅通過民眾教育協助這些革命政府的文化民主化進程,還對新政權建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

2.教育者與被教育者

從這種批判性的文化觀點出發,弗萊雷審視了關於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教育者是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的觀點。他認為現存的知識份子對社會現實缺乏全面、準確的認識。他們應清除群眾“無知”的精英觀點,應將傳統的“恩賜”轉變為“對話”,應尊重人民群眾的常識,與他們一起共同尋找對事實的嚴格、準確的理解。因此,掃盲不應是自上而下的運動,而應是由內向外的運動。

在掃盲過程中,農民群眾的豐富語言使參加掃盲的師生大為震驚。有些教師將這些豐富的語言材料運用於自己的文學課教學,有些教授以農民的深刻認識為題寫出了精彩的論文。同時,弗萊雷提出,改變舊的“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係”並不是要前者停留於後者的水準,而是強調要以後者為起點“出發”,“為了到達彼岸必須從此岸出發”。

為了徹底改變舊的教學被動局面,弗萊雷甚至宣導改變了舊的教學“術語”。在弗萊雷的掃盲運動中,“學校”易名為“文化討論班”,“教師”為“討論協調員”,“教學”為“對話”,“學生”為“討論班成員”等等。

3.理論與實踐

弗萊雷認為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在這一關係過程中人獲得了知識,以及由語言表達的知識,進而由書面語言表達的知識。文盲也有這種從實踐中獲取知識的能力,儘管可能是在一種“土”知識。所以,沒有“絕對的無知”,也沒有“絕對的智慧”。關於“知識”的舊觀念是統治階級用來奴役人民的工具。現存教育存在一種危險,即隨著“觀念”的不斷複雜化,“觀念”不但不能促進對現實的認識,反而日益脫離現實。這絕不是認識的正確道路。因此,掃盲必須從文盲群眾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內容到方式都應和他們的處境密切相關,而不是使他們“異化”于生存環境。應使他們感到他們所學習的並不是陌生的事物,而是溫習、理解已知的事物。弗萊雷指出,人不僅從實踐中獲取知識,而且也從中發現事物的因果關係。對因果關係的認識程度導致不同的覺悟水準。深切的認識導致“批判意識”,進而導致“批判性行為”,而模糊認識導致“神秘意識”、“宿命論”,其結果只能是接受奴役。

弗萊雷的教學實踐活動
在幾十年的民眾教育實踐活動中,弗萊雷的理論和實踐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以1960年的巴西東北部的解放性掃盲運動為例,可以瞭解這一教育的基本特點。

20世紀60年代,弗萊雷帶領累西腓大學文化傳播服務隊在當地進行了試驗。他們首先通過家庭訪問瞭解農民感興趣的社會問題,然後組織講座,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這一經驗促使他們產生了以這種形式進行掃盲的想法。新型的掃盲實踐體現了弗萊雷上述“覺醒”、“由內向外”、“橫向對話”、“主動參與”等思想,具體掃盲過程大致分為五個步驟:

第一,通過訪問搜集與村民生存環境密切相關的詞,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以村民感到非常陌生的“夏娃看見了葡萄”這樣的內容進行掃盲。

第二,經過篩選確定用於掃盲的“原生詞”。他們通過實踐發現,“原生詞”的辭彙量可由八十幾個“濃縮”為15至18個。挑選“原生詞”的原則是具有豐富的語音因素,複雜的語音現象,在語義上與現實生活有儘量廣泛的聯繫。後來,語言學家們認為這些樸素的原則相當符合符號學、語義學等科學原則。

第三,組織與村民生存環境有密切關係的討論。在這類討論中按語音的難易程度逐漸加入“原生詞”,這樣就開始了“掃盲”與“覺悟”的一體化進程。為此,他們將與農民有關的生存環境編成了10幅圖畫,每幅圖都包含幾種文化因素,在協調員的協助下開展講座,在討論中使農民明白,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總和,本村藝人的泥塑和雕塑家的作品、口傳民歌和文人詩歌都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有的學員在這類討論之後說:“明天我將昂首挺胸去勞動。”在此基礎上,農民們進一步理解到,文化不僅是口頭的,而且有文字。由於農民們明白了文化民主化的重要性、掃盲的重要性,這就為在掃盲中建立“主動的”精神狀態打下了思想基礎。值得強調的是,這類講座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從村民的實際情況出發。如“原生詞”之一的“飯”,圍繞這個詞的討論的內容有營養不良問題、地區和全國性饑餓問題,嬰兒死亡率問題以及由饑餓派生的痛苦。

第四,協調員抽出討論中的“原生詞”,分音節做成卡片,用幻燈打出卡片組成的詞和實物圖,然後再抽去實物圖,使學員對詞的形象產生概念。

第五,再把“原生詞”按音節卡片拆開,並由每個音節派生出與其他母音的組合,使農民瞭解音節,進而瞭解字母的功用。這一步非常關鍵。教員們稱重新組成的音節卡片圖為“發現性卡片”。學員至此似乎找到了“萬能鑰匙”。下一步就開始主動地用這些卡片組成新詞。

整個教學過程在弗萊雷的理論中被稱為用材料“組織”內容,再把內容“分解”成材料的過程。

學員在掃盲的第一天就開始學習書寫,第二天就用學會的構詞法寫好在家裏發現的新詞帶到“討論班”來。開始是具體辭彙(農民們稱之為“死詞”),以後發展為抽象辭彙(農民們稱之為“思想詞”)。這樣,一個25人的小組在一個半至二個月就學會看報、寫短文、簡信。教員們認為這種效果與學員自信、積極、主動地精神狀態有密切的關係。

從文化學的意義上來講,這種掃盲過程實際上是文化產生的真實過程。對於學員來說,“文化”再不是高深莫測的外來物。整個掃盲過程不是一個“認識”過程,而是一個“相識”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學員充分感受到了自己作為“主體”的地位。這樣,掃盲的內容和方式與弗萊雷提倡的“文化民主化”形成一體化過程。

這種“解放性教育”得到了古拉特政府的鼓勵。一次,古拉特總統在會見討論班學員時,一個學員對總統說:“我不是‘群眾’,而是‘人民’”。教育部為了支持弗萊雷的試驗,進口了一批幻燈機(弗萊雷在艱苦的條件下工作,有時以牆壁為銀幕,有時將黑板反面塗白作為銀幕),政變後這批幻燈機被誣衊成“顛覆性”器材出現在電視節目中。

1964年政變前夕,弗萊雷擔任教育部全國掃盲計畫協調員。他籌備在全國開辦2萬個“文化討論班”,以每班30人、每期兩個月的速度為200萬人掃盲(當時巴西失學適齡兒童為400萬,14歲以上文盲為1600萬,但軍人政府使他的計畫夭折)。

幾十年來,弗萊雷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今天,拉丁美洲民眾教育界對弗萊雷的思想持三種態度:基本接受、加以改造、不斷超越。一些人也對他的思想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他的理論是“改良主義”的,帶有陳舊“文化論”,“人性論”印記。還有些人抹煞了弗萊雷思想的革命性、批判性,致使“對話”、“原生詞”、“組織材料——分解內容”、“覺悟化”等變成簡單化的“技術”和“方法”。但是,巴西作為拉丁美洲民眾教育的搖籃、弗萊雷作為解放性民眾教育思想先驅的作用是被公認的。弗萊雷的思想理論在智利、秘魯、墨西哥、坦桑尼亞、幾內亞(比紹)得到廣泛傳播和應用,並獲得成效。巴西聖保羅天主教大學建立了“巴勃羅·弗萊雷”研究生課程(Cátedra “Paulo Freire”)。圍繞弗萊雷教育思想的國際討論會經年不斷,比如在2000年2月23日在墨西哥召開了第八屆“巴勃羅·弗萊雷”教育研討會,會議的議題是“通過教育來實現夢想:倫理與知識在改造社會中的作用”,與會代表來自世界各地,弗萊雷的遺孀和戰友安娜·馬裏亞·阿勞霍作了《以心靈和挽歌來回憶巴勃羅的愛心》的講稿。

巴勃羅·弗萊雷的影響從教育領域延伸到神學、社會學倫理、社會學、藝術、戲劇乃至經濟領域,拉丁美洲解放神學也受到過弗萊雷思想的影響。在歐洲,弗萊雷的影響涉及教育學的各個方面:社會工作、成人教育、青年的校外教育、幼稚園教育,弗萊雷的著述被譯成各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出版。

(摘自索薩《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28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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