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反對「跨境自駕遊」運動芻議──一次進步本土觀的實踐

朱凱迪 — Wed, 08 Feb 2012 07:47:45 +0000

刻下的香港，令人聯想起颱風季節時的華南天氣圖── 一個颱風正在頭上猛吹，老遠又見另一個低氣壓在南海形成並逐漸增強。在雙非火爆爭議未息，香港人被范徐麗泰及胡漢清的「其實已經釋法論」搞得糊里糊塗，自由行「不文明真人騷」天天新款廣泛流傳之際，FACEBOOK這個新世紀「輿論工廠」又在蘊釀新一波「本土風暴」。由「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發起的「多過十萬港人強烈反對自駕遊下月摧毀香港」頁面，已累積了接近三萬五千個用戶支持。「自駕遊」如此JUICY的議題，是多麼容易以網上方興未艾的「恐懼政治」來操作，被視為又一堆湧入香港的計時炸彈。但是否不這樣就不能站出來反對「自駕遊」呢？我在想，會不會有一種進步本土的反抗運動，可以趁此機會重新展現於大眾眼前。

所謂「自駕遊計劃」，是指在目前的「中港車」以外，增加中港兩地汽車互通的數量。二○一○年四月七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五章第二條提出「研究逐步擴大過境汽車指標，並以深圳灣口岸為試點，在充分論證基礎上，探索一次性臨時過境私家車安排」。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港粵兩政府「確定於2012年3月推出第一階段的計劃，讓五座位或以下的香港私家車車主可以申請一次性特別配額從香港駕駛私家車進入廣東省」。據媒體報道，第二階段計劃將放行內地私家車進港，初期上限為每日五百架，逗留期不多於七日。

本地傳媒中，只有親中報章對「自駕遊」計劃有較詳細的報道，二○一一年九月四日文匯報在「中央挺港新政之三地融合」的頁面報道指出，「港人北上消費玩樂日漸普遍，2010年4,880萬人次到內地旅遊，其中廣東省就已高佔93.5%；另一方面，內地人南下，從觀光旅遊到購物血拼，也趨向恆常」，自駕遊計劃將進一步推動自由行，「屆時，內地每日有500輛車赴港消費，首先會給化妝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業帶來充足的購買力。隨著內地汽車的普及，自駕遊更是成為內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誘因，極大推動了兩地旅遊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建議，倘若試行效果順暢，當可考慮將配額數量擴大，並把自駕遊範圍擴闊。」就像個人遊自由行的範圍不斷擴大，自駕遊計劃如果不受到質疑，實行區域亦將不斷擴大，數量愈來愈多。

中港跨境政策一直是本地政治團體和社會運動鞭長莫及的「黑洞」，整套操作完全排斥市民﹝其實是兩地人民﹞，甚至是立法會的參與。由議題設定、研究、制訂政策，市民全不知情，無從過問，每次都是見到曾蔭權或唐英年或林瑞麟與國內官員排排企簽約，市民才透過愈來愈麻木的主流記者得悉，「阿爺又俾著數啦/中央又挺港啦」。二○○九年年中，港深政府簽署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意向書），事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竟然拒絕公開意向書全文（還有另外多份中港政府的協議），更向立法會議員表示，由於和深圳政府簽約「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立法，因此，政府無須向立法會提案」。

有效期至二○二○年底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了，自駕遊只是幾十項具體措施中其中一項。林瑞麟說：「香港與內地各區域的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建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政府在推動各個合作項目時，均是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我們先不追問特區政府當時憑什麼標準界定了「香港的利益」，更切身的問題是，如今市民對自由行措施已累積了接近爆煲的負面情緒，再來一個的汽車自由行，香港社會承受得了嗎？我們可不可以退出？有退出的方法嗎？

可以退出嗎？可以不這樣玩嗎？這是香港人放在心中很多年的問題。由中英談判到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草擬及頒布、臨時立法會成立、廢除兩個市政局、人大多次釋法、內地入境人口/單程證審批權、CEPA、各種各樣大型基建、到擴大自駕遊，遊戲規則從最大到最小都由人家替我們說了算。我們每次都是看人家在簽我們的條約，我們從來沒有一次屬於香港人的、可以引以自豪的「簽約儀式」。香港這個不斷「被簽約」的命運共同體要自主，第一步是要離開、違背、拒絕、撕毀綑綁着我們的條約、協議和遊戲規則，反高鐵和五區公投是近年最接近目標的嘗試。兩次運動的挫敗，令社會陷入了無力的低潮。接着社會先後爆發了外傭居港權、雙非孕婦和自由行等爭議，後兩者為社會帶來的衝擊是確實的，市民的負面情緒確實很重，但我們當中很多人在茫無頭緒下將所有「非我族類」推成情緒的出氣口。本土二字變成了拒絕和排斥他者的代名詞。

透過拒絕和排斥他者來累積負面能量的進路，經過過去大半年的演練，很多人已非常熟習。反對「自駕遊」的網民絕對有條件利用這個機會累積怨氣──國內來的司機「都是」沒經過考試就拿到駕駛執照，國內來的司機「都是」「撞死好過撞傷」的狂徒，也極有可能是「我爸是李剛」式有強權無公理派。讓五百架這樣的車每日開來香港，每架開七日，每日加起來就是三千五百架，還會陸續增加。每架國內車都是計時炸彈，比掃名牌的自由行危險十倍。只要有一個「自駕遊」司機在香港出意外，死了人（還要是「香港人」），對立情緒馬上變得不可收拾。

但這套以排斥他者為進路的本土政治，將焦點放在他人身上，會令我們愈來愈搞不清自己是誰，搞不清我們這個本土的改革方向，搞不清我們有什麼共同的未來。一些明明一直在關心的人和組織，以及積極的討論，很容易在排斥政治的對立中被擠壓掉。在雙非孕婦的爭議中，私家醫院聯合特區政府以醫療產業的名，行變賣居港權產業之實，這理應是一個重要的討論甚至是抗爭面向，卻在隆隆針對雙非孕婦的炮聲中被排擠掉。「自駕遊」政策之所以觸動我們的神經，除了恐懼一些可能出現的危險外，不也因為我們認為這項政策違背了我們對好城市的願景嗎？如果有這回事，我們就要追問，那個我們覺得的好是什麼？我們的城市已經達到了這個願景嗎？還是不單止未達到，還向着相反方向走，並且與這個眼前的恐懼一脈相承？

先撇除國內和香港的道路系統不協調的問題，「自駕遊」的核心就是引入更多(而且逐步增多的)外地車輛。我們覺得這不好，是因為這本身就違反了我們的進步城市願景──減少消費、低碳環保、清新空氣、不盲目追求基建發展、以集體運輸或單車取代私家車、控制汽車數目及用量、減少塞車。實情是，就算不加入新的「自駕遊」車輛，香港的私家車增長已經遠高於同期的人口及道路增長，私家車數目由一九九八年31.8萬輛增至二○一一年43.3萬輛，增幅超過36%，同期的人口以及道路增長均只有10%-11%左右。香港人已經受夠了塞車之苦，我們已經被迫失去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用來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及另一條連接路，殊不知按目前香港的道路政策，更多道路只代表更多發展和更多車輛。反高鐵抗爭讓市民首次覺醒到大型基建的規劃是可以亦應該受質疑的。大部分跨境基建的使用人數遠低於預期的，例如深港西部通道，結果，當局就有了藉口，為了不令大橋淪為大白象而製造新的需求：更多的跨境車輛。港珠澳大橋將會是另一個翻版。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這種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高耗能、高浪費、崇尚開私家車的想法已不合時宜，香港不應該這樣下去，深圳、廣州、珠三角都不應這樣下去。

有本土環保團體多年來提倡「落實以生活質素為本的規劃，取代現時以交通主導的模式，支持電子道路收費，建設及綠化行人道路系統」；有本土地區團體反對在中上環舊城區興建有大量車位的超高豪宅，為狹窄的街道引來更多汽車，導致舊城區的環境不斷惡化；有本土單車團體近年多次舉行大規模單車遊行，要求當局以實際政策鼓勵以單車代步，要求與汽車得到平等待遇。這些以香港本位提倡更進步實踐的團體，同樣是貨真價實的本土派，是進步本土運動的動力。如何令他們願意出來，在進步本土運動中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參與這場從未有香港人成功過的「改變跨境政策‧重奪主導權」抗爭，是當前要務。

排外本土集中區分我們與他們，那麼進步本土就有多一條線──自駕遊要反對，但反對的理由主要不是恐懼國內司機或左軚車（目前在香港開車的國內司機可能比我們想像的多），而是這個政策違反了市民對香港的進步本土願景。我們可以爭論何謂進步，但不可以沒有。香港充滿着由殖民地而來、由北京政府承繼並「發陽光大」的宰制結構，無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有時候多得根本無法想像可以怎樣前行。因此，我們更加要珍惜凝聚進步本土願景的機會，將「自駕遊」這個新危機化為推動本土社會改革的動力。排外的本土像永不止息的風暴，令人生畏，我期望進步本土的抗爭實踐能夠再次出現，將風暴變成一場又一場有累積的社會運動。

原文另一版本刊於星期日《明報》

獨角秀：車毁人亡，不能自駕

馮景恆 — Tue, 07 Feb 2012 10:50:07 +0000

農曆新年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與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簽署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2012年重點工作》，當中包括粵港私家車自由行的安排，並會於三月推行第一階段試驗。這安排令很多港人也大吃一驚，一方面政府完全沒有進行諮詢，更核心的問題是中港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協議簽了什麼，普羅大眾也全不知情。香港人對影響自己城市的政策及計劃，完全處於被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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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做『喪屍』──溫石麟談香港反核運動

ahchoii — Mon, 06 Feb 2012 07:10:00 +0000

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一）

【編者按：日本福島核災難發生快一週年，提醒我們人類每天都活在核災的陰影裡。獨立媒體訪問了幾位1986年前後活躍香港反核運動的人士和相關組織，希望通過了解香港反核運動的前世今生，為香港反核運動把脈。訪問從今天起每週刊出，敬請讀者留意。】

溫石麟。（圖片來源）

1986年香港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下稱「大核」）的運動，長春社是先行者。溫石麟於1979年至1986 年任長春社主席，當年雖然很少見報，但算是香港最早的反核人物之一。與此同時，他擔任大亞灣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至今20年。

長春社是先行者

「香港反核是否有成功例子？我可以非常清晰告訴你們──是有的。現在香港境內沒有核電廠，得多謝當年反對在香港建核電廠的人。」溫石麟說，中電於七十年代中，曾研究在香港境內設核電廠，長春社率先反對。中電一些股東也在股東會上提出反對，令計劃告吹。

長春社原名為「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1968年成立，創辦人多是外籍人士，其中包括九龍華仁書院的魏以立神父。長春社早期多由西人出任主席，1979年年紀輕輕的溫石麟繼任主席。他很自豪地說：「我們在長春社內成立了『青年環境行動組』，行動組的骨幹將『鬼佬』們趕了下台。」

溫石麟說，他當上主席後不久，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只寫著「香港溫石麟收」。原來那是中國副總理余秋里寫給長春社的信。據溫石麟稱，之後長春社認識了現時被譽為「中國環保之父」的曲格平──中國當時的環保小組辦公室主任。自此長春社經常跟中國負責環保工作的官員接觸。（長春社網頁就該會跟內地如何於七十年代開展接觸，有不同的記載，見這裡。）

1978年美國三哩島發生嚴重核意外，反應堆內的燃料捧部份熔毁，導致輻射大量泄漏。雖然當時香港報章大篇幅報導核意外，但對香港人來說，那是遠方發生的事，跟香港沒多大關係。當年活躍於長春社的黎廣德，於2008年寫的一篇悼文中提到， 1980年溫石麟警覺到中國打算在鄰近香港地區興建核電廠，長春社便聯繫了其他人，一起推動香港認識核能的風險，並成立了關注核能的聯合組織。但是，溫石麟向我們表示，長春社早於三哩島事件前，已跟幾個團體成立了關注核能的組織。

1980年初，香港報章首次報導港粵可能合作興建核電廠，六月香港政府表示已正式就此計劃展開研究。在這些報導出現前，香港人可以說完全給蒙在鼓裡。隨後數年，中電、香港政府和中、英、法三國政府參與了計劃的談判、商討和籌劃。長春社作為成員之一的「關注核能委員會」，也多次從海外邀請核能專家來港，並舉辦講座及展覽，向港人講解核電的危險。他們又就興建大核一事，質詢香港政府和中電，並會晤行政及立法局議員表達憂慮（註1)。香港地球之友會於1983年成立後，亦加入了反核的行列，成為當時香港少數關注核能的團體之一。

1986年的反核運動「變質」

長春社雖然從開始便對核能持反對立場，但它跟中方一直保持友好關係。溫石麟說，曲格平曾游說長春社，表示因為顧及香港人的憂慮，核電站選址多次更改。他又保證核電站會安全營運。溫石麟說：「當時大陸真的對我們長春社很好，因為他們不懂環保。」

1986年5月，前蘇聯切爾諾貝爾發生核災難，香港要求停建大核的聲音迅速升溫，團體由原來幾個增加至數十個，其中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組織、工人團體、關注民生和社會政策的組織，以及會員人數眾多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和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等。「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聯席）於5月31日正式成立，後來各區居民組織和區議員辦事處也相繼加入，令聯席的團體數目增至過百。

1986年10月5日在摩士公園舉行的反核集會。（圖片來源）

七月聯席在全港發起簽名運動，幾星期內得到104萬人簽名支持停建大核的訴求，加上多家主要報章贊成停建或另覓廠址，反核運動頓時聲勢大增。然而，切爾諾貝爾核災難和香港一百萬人的簽名，最終未能推倒大核興建計劃。對此，溫石麟慨嘆：「今日很少人直正明白當年反核運動的前因後果，因為已完全遭政治遮蔽，真相完全沒法說出來。歷史有很多轉折點，可能因為某個轉折，香港和中方都錯失了機會──借切爾諾貝爾彻底反省是否應該興建大核。」

溫石麟認為，反核運動捲入了後來屬於泛民主派的人物如司徒華、李柱銘等，令運動「變質」，反核運動變成了這些人的「政治舞台」。他說：「反核議題本來只是一個香港民間關注核安全的議題。如果運動停留在這條線上，他們（中方）是OK的……你不明白嗎？他們可以給你解釋……會跟你具體討論計劃細節……你不明白他會解釋到你明白。」

但是，當年同是立法局議員的李柱銘和司徒華，兩人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跟中方關係良好，同時他們兩人都並未在「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中擔任主要角色。另外，反對在大亞灣興建核電站的還有《明報》社長查良鏞，當時也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註2)。雖然如此，溫石麟認為，當年反對大核的民間聲音後來已「不單是針對安全問題或討論涉及安全的應對方法，而是逢中必反，雙方無法溝通，中方自然是夾硬來了」。

利益集團在立法局中的代言人

除了認為運動「變質」外，溫石麟指當年立法局的取態，和後來晉身立法局的反對派未有在議會內繼續堅持，也是大核得以興建的主要原因。

溫石麟說，當年香港政府拿出十億元為這項目作保證，大核興建計劃才能獲得融資貸款，中國才有外滙購買法國的核反應堆和英國的發電機組。如果當時的立法局不同意政府這樣做，計劃是不能落實的。

「當年反對大核的一些人物進入立法局後，沒有繼續堅持（反核）。如果當年立法局不贊成，項目會被迫擱置。」但當年立法局內反對大核的聲音，足以推翻政府的決定嗎？溫石麟認為可以：「一間公司的股東（指中電股東）也有能力推翻公司的決定，一個如此爭議性的課題，怎會不夠票推翻它呢？」

他又批評當年身兼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李鵬飛，指他當年率領立法局議員去日本參觀核電廠。「……之後立法局提交報告，就是要政府支持在大亞灣建核電站。他們去看的就是福島第一核電廠，回來還大談核電廠有多美觀多安全。所以福島發生事故後，李鵬飛回看當年，說感到很後悔。」溫石麟不否認李鵬飛當年代表的可能是英方利益。

如果一些立法局議員代表了英方利益，在溫石麟心目中，當年另一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現任人大代表譚惠珠則代表了中方李鵬集團的利益。譚惠珠當年跟李鵬飛一起，以立法局議員身份率團訪京，之後又率團到歐洲考察，成功扭轉了輿論。

溫石麟說，不少人因為支持興建大核而加官進爵：「跟著很多人當上爵士和勳爵，後面有很多利益集團……」當年的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 1989年獲英國頒授爵級勳銜。溫石麟續說：「陳方安生也因為支持建大核，所以後來做了布政司。」陳方安生當年是社會福利署署長，1987年升任經濟司，1993年出任布政司。

至於民間反核運動最後為何歸於沉寂，溫石麟始終歸究反核運動主要人物紛紛參與選舉，進入了立法局之故。1991年香港立法局舉行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地區直選，民主派在直選中取得大部份議席，其中曾經出任「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發言人的馮智活，也通過直選晉身立法局。當時立法局的60個議席中，屬於泛民陣營的議員一下子增至23個。但這時距離1986年已經整整五年。

問溫石麟後來長春社在核電問題上如何跟進，他表示不知道，因為1986年他卸任了該會主席一職。雖然沒有談長春社後來的角色，溫石麟對環保團體是比較寛容的：「很難叫一個民間團體一直不變地支持一個運動的……當時也有其他團體如地球之友等，也慢慢淡了下來。」

「核安全諮詢委員會」是公關橋樑

大亞灣核電站於1987年動工，並於1994年建成，期間溫石麟獲委任為大亞灣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安諮會）委員，一直至今二十年。福島核災難後，網上一些國內文章指香港當年的反核運動得以「平息」，是公關工作的成功（註3)。問溫石麟安諮會的設置是否公關工作，他不否認，但認為安諮會扮演了它應有的角色：「大核多個反應堆已運行了廿年，安全紀錄尚算不錯呀！」

但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紀錄」，是否存在隱瞞的情況呢？溫石麟說：「全世界都會隱瞞，這樣做也無可厚非，因為怕引起恐慌。」但安諮會不是要監察安全嗎？「監察甚麼？公關而已。」

大亞灣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圖片來源）

溫石麟曾經幾次就大核的安全事故「爆料」，問他如何得到相關資料，他說：「他們（中方）很多是專職搞核能工程或者核能安全的，我們來自香港的反倒不是。有時他們觀察到一些問題，怕丟了飯碗不能講，但會問我們的意見。我們雙方都能從這種交流中得益；我們會衡量出現的問題應由那個組織去處理。這個平台不能提出，但是否可以在另一個平台（例如媒體），去暴露一些該引起公眾關注的情況呢？」

香港反核運動前景

「核電是廿一世紀人類的詛咒。」溫石麟認為，在自然災害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核電意外一定會繼續發生。面對這樣的前景，他將希望放在各國領導人身上，其中他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期望甚殷。「福島發生核災後，溫家寶是全世界第一個國家領導人，下令暫停所有核電項目的。」他又盛讚原是物理化學家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認為她在福島核災後，能夠放下自己作為科學家的身份，決定廢核，顯示她以國家利益為重。

溫石麟寄望的中德兩國領導人溫家寶和默克爾。（圖片來源）

溫石麟認為，德國、意大利和瑞士都已決定停止發展核能，歐盟其他國家廢核是遲早的事。如果香港和台灣放棄發展和使用核能，對中國一定有影響。但他認為香港不能用過去的方式反核：「香港是否可以提意見？香港當然可以提意見，但一旦提意見，就很容易變成一個政治化的議題，他們就會以政治化的方式應對……問題就會變質。」

「國內的考慮跟我們不一樣，發展核能是國家政策，他相信核電是安全的，否則他不會大搞……當然還有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等，他有他的內部矛盾要處理……核電是一個很龐大的生意，涉及龐大的能源既得利益集團，他肯定要繼續發展下去的。」

溫石麟認為，國內有自己的研究人員、智囊和專家，對核能的了解，不會比不上香港的政黨或民間團體。「如果你提出的意見有可取的地方，我相信他們是會考慮的。」但民眾不是專家或智囊，如何去參與改變？溫石麟說：「普通民眾的問題是他們不認識，你不能假設他們明白這回事，所以國內媒體說要搞公關，也有他的理由，因為多做公關工作，你們就不會害怕，你們關心的不過是安全問題，安諮會就是一個公關的橋樑。」

至於香港的環保團體，溫石麟認為，福島核災後它們基本上沒有發出聲音，原因是他們未掌握問題核心。「綠色和平」以反對增加輸入核電作為現階段反核目標，溫石麟認為這只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做法」(pragmatic approach)（註4）。他認為香港環保團體跟香港的民主派一樣，進入了建制，已經「死亡」。問他何解，他答：「他們的錢那裡來？他們的經費都來自政府；誰給他們錢誰就是他們老板哪！」

在不足四分之一世紀間，人類社會先後發生兩次嚴重核災難。與此同時，中國正全力發展核能，廣東省正在興建多個新反應堆（註5)。此情此景，溫石麟有如下建議：「現在香港周圍是核電廠，我們雖然做不了甚麼，但可以了解為甚麼有這樣的發展，並就這發展提問。這樣，我們討論的水平會比網上見到大陸的好一點。否則你有甚麼貢獻？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只是一味人云亦云，只能算是一具具『喪屍』。」

他忠告新一代反核運動：「作為廿一世紀的人，必須將問題想得透徹，並且能清晰講出問題在那裡和找出問題根源。」

訪問：張彩雲、方鈺鈞、歐輝
撰文：張彩雲

〔註釋〕

相關報導見「大亞灣核廠資料冊」，1986年6月，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出版。
有關查良鏞和《明報》在反對興建大核的運動中的角色，見張圭陽：《金庸與明報》第15章。
福島核災難後，網上可以見到一些文章，提醒要借鑑1986年的經驗，防止香港再出現反核運動，如「慎防“反核”之風在港發酵」、「杜漸防微及早做好消除核安全疑慮工作」。
綠色和平就「停止擴核」的建議，詳見此。
現時中國全國有14台核反應堆在運行中，其中廣東省有5台，包括大亞灣2台，一公里外的嶺澳4台。至2011年底為止，全國興建中的核反應堆超過25台，其中7台在廣東省，包括台山2台、陽江4台。詳見這裡。

延申閱讀：
本地為何難反核?－－訪問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古偉牧

雙非孕婦掀起的法律戰（上）

一蚊健 — Mon, 06 Feb 2012 05:41:53 +0000

感謝Minna Ho替我們解謎，讓我們知道今天看似匪夷所思的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條，在那時原來是「為香港人好的」。當時基本法草委眼見香港人移民，換取外國國籍這個保險，但如果子女在外地出世，子女就不能直接取得香港居留權及中國國籍，而只能取得外國國籍（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這會打消他們回流的意願。於是基本法就訂明中國公民（包括在香港出生的）在香港所生子女可獲居港權。另一個資料來源可參考楊孝華在1997年臨時立法會就修訂入境條例的發言（見頁20至21）。而據Minna Ho引述李柱銘轉述魯平的話，指「魯平拍心口說中央會控制內地人來港」。只是中港雙方萬萬沒有想到有自由行和雙非孕婦的出現。

說到底，一般香港人不滿雙非的原因，是嬰兒一出世就可跟香港永久居民有同等權責，而父母隨時跟香港／香港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坊間討論如何堵截雙非，包括行政措施，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以及較新鮮的，用確認這個立法原意推動修改本地法例。

澄清一下，小弟沒有唸法律，內容和觀點也是跟熟悉法律的朋友交流得來，惟求整理一下現有討論，希望大家集體思考並指正。這不是律師高官們說了算。

入境把關，不如中央出境把關

直至現時為止，政府提出的行政措施毫無說服力。打擊中介公司和跨境車輛，在入境口岸加強截查，打擊月子公寓，力度遠不如內地出境和執法部門把關。提高急症室和非本地孕婦收費也不會有效，因為不少雙非家庭付得起罰款，反而累了基層中港家庭。《信報》的紀曉風直言「真正決定因素，只在中央」。最近跟由廣州來港定居的朋友P了解內地民情，他說最近聽到廣州人說，在農曆新年後，廣州計生辦有了新指令，指每逢知道有家庭超生，就抓孕婦引產或者罰款，即使不入戶籍，拿了本地醫院預約證明也不例外。他說孕婦到時要麼會去其他省市匿藏直至分娩，要麼就在懷孕初期到港，逾期居留直至分娩。如果這個傳言屬實，固然是中央出手，但似乎對香港和內地一般家庭也沒有好處，要來的還是會來，地方和中央政府荷包卻增肥了。

修法違反《基本法》基本方針

至於修改基本法，大抵是把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條修改，只讓中港父母（單非）來港分娩的孩子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享有居留權。新民主同盟率先發起簽名運動支持修法，特首候選人何俊仁也認同修法是出路。

修法是一個政治和法律問題。朋友Q跟我說，政治上，中央政府一定不會容許，因為如果有一個地方能拒絕在該地出生的中國公民獲得居留權，這等同失掉香港主權。另外，不少人也估計中央不想啟動修改程序，因為得修一次，就會有第二三四五次，例如第40條和107條等。

修法也碰到法律問題。一個普遍說法，是即使由香港提出修改，也要經過五部曲：港區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特首同意，交由港區人大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出，之前由基本法委會研究並提出意見。最快最快都要2013年才成事。就是這繁複的程序，令香港市民不耐煩，單是去年上半年已有接近18,800非本地父母的嬰兒，數字拾級而上。市民期望政府出手要快狠準。

以上估計可以說是中港政府「實不為也」，只要中央政府點頭，其實所有程序就是儀式而已。然而，近日的報導，以及朋友的評論，漸漸趨向修法是「不能也」。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就放風，說修法「可能涉及要同時修改《中英聯合聲明》，這是不可能」（明報2012年2月4日）。

這是甚麼一回事？網友R日前就解釋一番，大家可以參考。

網友R指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是以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十四條為藍本的，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四）條寫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關於這點，胡漢清和港大法律系教授Peter Wesley-Smith在1999年討論居港權案應否釋法的討論中也曾提及。

那麼，可否修改中英聯合聲明？

這位網友說，這是兩個主權國簽訂的，就算中國願意，還要看聯合王國會否點頭。當然，現實上，這類國際條約並不會直接在本地法院執行。假設有其中一個國家違反了條約（例如聯合國的公約），任何人（包括另一個的法人代表）也不可能因此把另一國政府告到當地的法院。再者，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1993年有關香港居留權的協議，確認父母均非港人的在港出生子女沒有居港權這個「立法原意」，英國告中國也沒有理由。

然而，問題其實出在第159條第4款。那為求堵截雙非，我們可否索性修改，例如把居港權剔出基本方針，甚至刪除整個條款呢？網友R說不行。因為這反而連保住《基本法》免受內地法制蠶食的最後一層保護罩也拆去，此後中共將可以隨心所欲地增刪它不喜歡的條文。

香港憲法最麻煩的地方是，解釋基本法一定要依循聯合聲明。這是因為其中一國承諾了，它為這特區寫的憲法，會包括它在條約許諾的東西，而且還有很多「五十年不變」的提述。於是，到底有甚麼是中英同意了香港回歸後不能變的，有些甚麼特區可以自行改變，就要回帶參考聯合聲明（例如公務員減薪和校本條例官司）。不好意思，居留權的定義放在基本件附件一，列明是「基本方針」。就算英國同意，豁免居留權為基本方針，中央政府大抵因為主權問題不願合作。又回到政治問題。

下回簡介一下釋法，終審庭自我糾正，和修改入境條例是否可行和其效力。

[圖片來源擷取自此。]

寒蟬處處？——記《建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研討會

黃俊邦 — Sun, 05 Feb 2012 19:51:34 +0000

圖：研討會在城大舉行，坐滿整個講堂

去年開始，《文匯》、《大公》兩報連番攻擊科大的教授成名，繼而攻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負責人鍾庭耀，最新一位受害者為中大政政系的蔡子強。大學教育關注組特邀得三位「受害者」出席《建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研討會，回應近期風波，論壇也有香港城市大學當化中國研究計劃協辦。

主持人、中大政政系教授馬樹人作開場白，他指出基本法第34條及137條均有保障學術自由，後一條更特別提到「各類院校均可保留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然而，從2000年特首干預港大民調的鍾庭耀事件始，十多年事件不斷。2007年教院風波，教育統籌局以威嚇手段，干預教院學術自由。馬樹人指，這是司法史上第一宗關於學術自由的判決，而夏正文法官判辭也確認時任教統局的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的行為干預的「不恰當」。馬樹人說當時他們編了一本非賣品的書籍，叫做《香港學術自由第一案》，在2011年7月出版。他當時說，不希望將來社會公眾會有需要來翻查這文件集，因為那便很可能是學術自由又再受到衝擊的時候。料不到同年11月，《文匯》、《大公》向成名展開攻勢，又出現浸會民調事件，郝鐵川出言批評鍾庭耀的民調。馬樹人指今次研討會是一個機會，去討論學術自由的內容及界線、學者和公共知識份子的關係和分別，以及學者參與社會甚至政治事務時的身份。

在中大教育學院任教的蔡寶瓊接著發言，她說近來學界陣陣寒風，但她說自己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仍然對建立文明討論空間有期望。她用四日時間看幾百份《文匯》、《大公》報章，這些報章對學者大肆批評，說成名私德敗壞，是無良秀才，鍾庭耀則是政治騙子、數典忘祖。政協劉夢熊的文章，更提到科大校董會是否不應容許成名繼續任教。蔡寶瓊說這些文章令人產生恐懼。其實，根據2009年教院風波事件夏正民法官的判辭，並不如當時大部份傳媒報導所指羅太的干預行為「獲得平反」。他們大學教育關注組幾位在當時的《明報》寫了判辭導讀，夏正民其實是提出了清晰的法理依據，認為高官不是不能就院校事務發言，但前提是不要出言令人不安。蔡便指出特區高官算是文明，主要在報章寫文章回應一些學者見解，她樂見這種討論。

蔡提出一個例子，說明如今的這種「恐懼」，有一位「阿嬸」買多了一盤桔，轉贈予鄰居，鄰居樂以接受，但假如贈桔的不是「阿嬸」而是金毛飛，這樣便會很令人害怕。她指出，中聯辦背後代表的東西十分嚇人，包括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遠的文革不說，近來被囚的知識分子就有陳光誠、劉曉波。

鍾庭耀，提到自己負責的「香港市民身份認同」調查，被指為不合邏輯、不科學。他指出整個調查共有十三條問題，另加九條個人背景資料的問題，被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認為有問題的只有1條，便是第1條「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定中國的香港人」。然而，調查所得出的「港人對中國身份認同感跌至新低的根據」，是第二及第三條問題，這兩條問題分別要求受訪者以0至10分去表示香港及中國人的認同感。鍾庭耀指對他及調查的批評，連起碼的事實也不清楚。他憶述自己面對的第一次民調事件是2000年，與今年2012年同是龍年。回想再早一個龍年，則是1988年，當時因為八八直選，政府成立了民意匯集處。他寄望下一個龍年不再需要再處理又一次民調事件／風波（後有講者戲稱2024年或許已沒有民調！）。

接著是科大的成名教授，他說自己已超越吳志森被《文匯》及《大公》以七一篇文章攻擊的記錄，有一些批評他的文章，更是直接寄給他學院的院長，又有一些文章貼在科大民主牆，卻故意撕去《大公報》的字眼。成名指自己一直支持非暴力抗爭去爭取民主，他對於自己被指為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歌功頌德，只是根據全球及本港民主的研究，政府甚少在沒壓力下建立民主制度。他認為五區公投推進了香港民主的發展，當時余若薇及曾蔭權就政改問題辯論後，民調顯示對政改方案持反對意見的近五成。又有七成市民支持不遲於2016年廢除功能組別。中央在壓力之下，被迫透過中聯辦與民主黨及普選聯談判，容許2017年有所謂「普選」。當然，中央政府直到今日仍拒絕承諾不對行政長官候選人進行篩選，又有中央官員指功能組別與普選無衝突，並堅持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的背景。他表示自己政見或與某些政黨相近，但這只反映他與某些政黨有共同價值，並不如某些批評所言「為政黨服務」。他表示，批評權貴的學者一旦噤聲，我們的社會就會成了歌功頌德、充滿謊言的社會。

第三位講者是中大政政系的蔡子強，他表示自己思前想後決定出席，原因是近日的蝗蟲論感受深刻。他說學者或許不知民間疾苦，沒經歷孕婦找不到床位的焦慮。但蔡子強認為很多問題可以從公共政策層面討論，例如是否沒有足夠醫療設施、曾蔭權提出的發展醫療產業去拓展商機是否有問題、自由行帶來大量遊客拉高租金，迫走很多市民都相當珍惜的環境如小商店等。社會可以討論醫療設施應對本地人優先，以及謀求對策在邊境堵截雙非孕婦，但是否需要變成情緒化如「蝗蟲」的形容？他認為「蝗蟲論者」辯護說只是講一小撮人，根本與事實不符，在鬧市唱「反蝗」歌，便是針對一般的自由行遊客。言語的挑釁性已經超越所有言論自由的層面。蔡子強認為這些行為與孔慶東罵港人都是狗沒有分別。在這個矛盾不斷的環境下，特區政府什麼也沒有做。他呼籲，一些政黨面對這些問題或有顧慮。作為知識份子甚至是學生，是否應該為此努力？他認為當下是重要的時刻，大家要在事件未惡化的情況下做一點事。他假設，如果「唱蝗」團遇上一個人脾氣不佳的遊客，發生肢體衝突而報章報導，事件便會不斷升溫。國內媒體也很鼎沸地關注這件事，香港放孔慶東在頭版，內地一樣會將「蝗蟲」廣告放頭版，這樣下去結果難料。

台下發言的不少也是政治人物，如教協會長馮偉華、公民黨議員吳藹儀、民主黨的單仲諧。工黨何秀蘭則提到，九七前後《大公》、《文匯》的角色已有轉變，吳志森的下場是一個好例子。她重提當年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限制的言論是包括學術期刊的。何又提到她最近審議的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條例，訂立於1919年，其實規定演講或故事講說如沒向食環署申請牌照是犯法的，刀早置於頭上。如今社會動用仇恨語言，她也認為會破壞言論自由空間。

台下也有不少學者，包括當年教院風波的教院老師葉建源，是當時羅范椒芬要炒掉的其中一個人。當時的院長莫禮士不讓他知道，令他安然繼續教職。他回憶當年沒有任何恐懼，因為輿論體制協助他。葉認為體制本身十分重要，不要讓大家孤立地面對。中大社工系的黃洪表示，在吳志森事件上，新聞界、學術界反應都少。他最害怕寒蟬效應，人人不出聲。例如最近如果你持反蝗論的話，會是萬箭穿心。他提到在文革後期，人民決定不再說假話，但同時不說真話，結果成了整個制度的幫兇。黃洪認為學術風骨除了不說假話外，也要勇敢地講真話。中大政政系的周保松指，近來是他人生中承受最多攻擊的日子。有些同學在談到蝗蟲的議題上，眼神也有恐懼，有意見也不敢表達出來。甚至有新移民同學私下寫信告訴他十分害怕。理工大學社區學院任教的陸潔玲提到，學校常常說他們不是學者，只負責teaching duty。她認為公共討論空間不是本身就存在，而是需要很努力去建立。

結合「本土」與「左翼」，對抗「資本」與「國家霸權」

Franklen — Sat, 04 Feb 2012 18:26:26 +0000

2012年2月4日城市大學舉行《港人身份及香港主體性論壇》, 以下是我當日的台下發言 (經過整埋和補充)，其實主要是之前與其他人討論的成果 (特別鳴謝孔誥烽, Denny To, 蕭裕均及麥當勞)：

1. 基層市民胼手胝足, 漸漸養成「節約自然和社會資源」、鄙視「不勞而獲和吞食集體勞動成果的人」的生存心態。

近年透過「自由行」、投資移民、專才計劃和雙非生子等方式，大陸人和其後代近乎不受限制地不斷湧入香港。他們部份人的行為、習慣和態度，滋擾本地風俗民生，成為本地人的話柄。

保守本土力量挪用「蝗蟲」這個情緒字詞或有關的想像，用來搧動對所有大陸人的仇恨。

香港的部份激進左翼人士，把批判的焦點放在近年在網上或報章傳媒流行的蝗蟲論。種族歧視和族群仇恨必須堅決反對，但若左翼忽略本地基層的生存心態和不公平的感覺、疏離本地基層常理世界，有可能拱手把意識形態戰場相讓，讓保守本土勢力奪取本地市民社會的領導權。

說到底，語言的意義在於它的使用脈絡；你禁止他們使用這個蝗蟲標籤，他們照舊會說老鼠或寄生蟲什麼的。把焦點放在什麼蝗蟲想像，捉錯用神。

民粹勢力在社會經濟危機時引導本土意識走向族群歧視的方向，早年的例子，包括所謂「綜援養懶人」的道德恐慌，以女性為主的單親家庭成為代罪羔羊；近年則是關於外傭居留權的爭論，移住傭工被視為純粹生產機器，在在投射出狹隘的本位主義和種族/階級歧視；現時則是搧動對所有大陸人的仇恨，牽連單非家庭和新移民。

2. 事實上，在近年進入香港的大陸人口當中，有人不用在香港居住, 但可炒賣香港樓宇; 有人不用在香港居住, 可投票種票。兩者都可滅絕本土; 因為他們不用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若說什麼「蝗蟲」行為，這些小數害群之馬才配稱「蝗蟲」。

當然，若以「不勞而獲和吞食集體勞動成果的人」去界定「蝗蟲」，本地那班吸盡基層的血汗錢、吞噬社會財富的地產商，和透過官商勾結刮取民脂民膏、吃得肚滿腸肥的大財團 (及依附這些權貴階級的專業人士)，才是蝗蟲之王。

3. 本港部份左翼人士不願去觸碰「公民權」的核心課題: 一個本港各階層各黨派均正熱烈討論和積極介入的話題。但我認為，不敢提合理的公民權政策, 就給保守本土勢力贏盡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戰場。

我認同雙非子女有潛質成為香港未來的生力軍, 支持雙非子女和其主要照顧者有條件地在本港逗留，但條件是居港七年、接受本地教育 (基礎教育和成人教育)和有正當學業/工作，之後才可申請居港權，但本港公民或其家庭成員有權優先享用公共服務 (緊急個案、有龐大界外效益或基於恩恤原則等情況下例外)。這是從「居港年期」和「家庭團聚權」定義本港公民權和居港權的嘗試，同時適用於是回流港人、雙非子女、新來港人士、外傭、八十後和八十歲後。

故此，單非是港人家庭, 不限制; 移住傭工若住滿七年以香港為家, 不限制; 但不通常居港者就喪失居留權, 或要再住幾年才可投票。

亦要取締充滿歧視和遭受嚴重濫用的丁屋政策, 或索性要求開放丁屋自住權給全港男女成年人，迫政府立即大量興建公屋。

4. 我認為應該嘗試揉合「本土」和「左翼」兩者──統治階級最害怕這兩者的結合，因為這將是一個基進的、革命性的結合。故此，若能引導本土走向族群歧視、若能滲透監控左翼確保其遠離本土，合乎統治階級的利益也。我呼籲進行整合「本土」和「左翼」的工作，回應現時社會保守勢力抬頭下對社會分析和社運目標/策略的迫切需要。

資本流動高度蠶食本土文化，「自由行」又促進資本累積，可見資本可能是「自由行」的最大得益者。但殖民化同時可透過不受控制的外來人口湧入 (自由行、人口政策......)、有系統的種票 (特別是發動有居留/投票權但非常住當地的人口)、國民教育、語文教育、高鐵、宜居灣......等國家權力的行駛進行──這也是今天部份論者恐慌香港本土淍零的主要原因，除非「國家」像「左翼決定論者」的理解一樣，完全沒有相對自主性，純粹可約化為資本的工具。這肯定是錯誤的，起碼這不是我所認識的中國/香港。

若左翼的針對目標自限為「資本」(無論是本地還是跨國資本)，面對「市民 - 抵抗 - 國家霸權日益矮化/磨滅本土獨特文化/價值/身份」時，恐怕只能失語，啞口無言。有些左翼朋友經常說：「中港人民是一家」，我最擔心的是，這種左翼迷失只會無視、甚至助長中共以民族主義之名對藏彊港澳(台)的殖民壓迫，也就是我之前所謂的「不自覺的大漢沙文主義」。

因此，進步左翼人士和本土力量的共同針對目標，應該同時包括資本和國家霸權。

較完整的分析見:

歡迎新舊移民、反對官商勾結、反對殖民壓迫、建立自主香港

相關文章 (特別鳴謝孔誥烽, Denny To, 蕭裕均及麥當勞)：:
1. 蕭裕均：「進步本土左翼」，可能嗎？《每月評論》及下面的討論。
2. Denny: 編輯室週記：本土論戰與蝗蟲想像及下面的討論。
3. 孔誥烽：政改爭論退場本土大戰爆發

被官府用鳥籠困著的「社區參與廣播」

葉蔭聰 — Sat, 04 Feb 2012 15:39:29 +0000

用「尾太不掉」來形容香港的公共廣播政策，似乎還不夠呈現這筆胡塗賬。

一月三十一日，港台舉行了首次「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三年）的諮詢會，會上有副廣播處處長戴健文，香港電台數碼頻道的台長陳耀華及負責節目的區麗雅。諮詢文件還算有少許誠實，在背景部份提及社會上一直有強烈要求開放大氣電波的聲音，供社區及公眾使用。當然，文件遵從政府一貫的說法，用技術理由打發了這些「強烈要求」，結果便有「社區參與廣播」這個新事物了。

該計劃讓社區團體向港台提交節目計劃，取得撥款資助，製作一季十三集節目，並在數碼頻道播放，現在試驗計劃總經費有四千五百萬。

「強烈要求」變了「社區參與」

新事物是否能回應「強烈要求」呢？從與會者的反應便知，這遠遠不是公眾想要的。

首先，整個計劃是由港台負責，從體制上，港台是官府，現在連台長也是空降而來的政務官鄧忍光，因此，那怕港台員工一天到晚把公共廣播掛在嘴邊，也改變不了「港台是官台」的事實。曾讓人有點朝氣之感的「撐港台」運動，搞手在早前吳志森的「自由風」最後一天也明言，不再有「撐港台」運動了，要撐的只有不知在何處落腳的「公共廣播」。

為何沒有FM？

官府一向保守小氣，就連這個毫不似樣的「疑似公共廣播計劃」，也要多番制肘與閹割。會上大約有一半的與會者質疑，為何不把試驗計劃也放在FM及AM頻道實行？數碼頻道現在極不普及，就連由鄭經翰創辦的商營數碼電台DBC，亦不容易吸引觀眾，為何這個試驗計劃要捨易取難，讓小眾的社區團體更小眾？如果是這樣，「社區廣播」沒人聽，恐怕又成了向小團體派餅仔兼掩口費的計劃了。

戴健文這位公務員秉承官府作風，絕口不回應不解釋以上疑問。會後有某位資深港台員工跟我私下解釋，這決定是「上頭」作出的，換言之，一早便用鳥籠困著這只本來便很難飛得起的小鳥；至於這個「上頭」，恐怕是比鄧忍光更高級的，局長還是特首，還是北大人？

其實整個諮詢幾乎是「做戲咁戲」，諮詢在下個月底便截止了，年中便接受申請，正如戴健文說，只有微調可能，沒有大改的空間。

Content is King?

面對如此尷尬問題，港台員工如張文新與戴健文自己只好搬出”Content is King”的道理，他們認為只要內容好，必定會成功。張文新更以港台早年的FM為例指出，FM以前亦不被看好，大家只聽AM，不過，事後FM卻成為主流。

這種良好願望是好，但要多長時間呢？當年FM收音機的普及相對容易，全因當時的媒體及技術環境，例如，有大量廉價的FM與AM相容的收音機供應，而且，當年（八十年代）還沒有互聯網等新媒體，連有線電視也要九十年代才出現。但是，今天卻不同了，一方面，我們要聽眾購買數碼收音機才能收聽；另一方面，今天媒體的選擇那麼多，市民真有那麼大的誘因去投入數碼電台廣播嗎？

「教壞細路」還是傾向保守？

至於內容審查方面，有好幾位出席者比較關心「教壞細路」的問題，例如，校長李劍華先生指出，媒體報導一些立法會議員及社會行動者的激烈言詞及行動，令學生目無尊長，表達意見態度有暴力傾向。但亦有少部份與會者持相反意見，認為不應過份審查，反正現在已是媒體多元的年代。有搞網台的朋友認為，既然是鼓勵小眾廣播，便應比大眾廣播更包容，例如，是否可能有「十八禁」的深宵節目？

在港台這個官府的把關下，又加上偏向保守的廣播業務守則，恐怕社區參與廣播很難做到網台朋友的要求，相反，會傾向避開「教壞細路」的節目，以免造成麻煩。

市民要求的公共廣播及大氣電波，換來政府拋出的「社區參與廣播」這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實在教人情何以堪。至於它到底能發揮多少功效，小市民還要依靠一眾公務員是否「做好呢份工」，「公共」何在？這究竟是一個甚麼年代呀？

讀者可以下載諮詢文件閱讀，並在三月二十九日前發表意見。
http://rthk.hk/about/cibs/

參考資料：公共廣播必須獨立反對政府混淆視線——獨立媒體（香港）就《香港電台的未來運作及新香港電台約章》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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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非問題：直視香港的醫療產業化的危機

阿藹 — Sat, 04 Feb 2012 13:30:17 +0000

就雙非問題的討論，因與「蝗蟲論」這歧視性的語言糾纏下，越走越遠。本來是一個孕婦床位不足、本地醫療服務難以承受的問題，卻被引導為一個誰在街上撒尿，誰在報紙登侮辱性廣告的道德罵戰。在紛鬧之中，大家的基本共識是香港的醫療系統，已經因為「雙非」來港產子問題而頻臨爆煲。然而，是什麼造成這場危機呢？雙非嬰兒的戶籍問題當然是一個誘因，但主觀願望與能夠進入香港是兩會事，是什麼機制幫助這些雙非孕婦來港？在這個亂局裡，誰是最大的得益者？以下的調查分析發現，走向產業化的私家醫院是一大禍根！

自由行毁《基本法》的原意

面書上資深記者 Minna Ho 指出，當年《基本法》廿四條第三項的原意是希望鼓勵已移民的香港人回流，而當時中央曾承諾控制內地人來港，避免「逼爆」香港的情況。

事實上，根據統計處的出世率數據，即使在 2001 年莊豐源案後，來港生孩子的「雙非」，一年才 620 宗，但自由行政策自2003年推出後，卻在短短幾年間，升至2010年的 32,653宗。很明顯，中央在制定中港經貿合作協議 (CEPA) 中的自由行政策時，完全違反了九七前作出的承諾，又或《基本法》「原意」。

出入境的關卡不受控，但本來為本地居民服務的療醫體制，又是如何被攻陷呢？先說公立醫院，2011年，全港公立醫院一共有41,794宗分娩數目，當中有10,125為非本地孕婦（包含父親為港人的中港家庭（「單非」）），以每年有6千「單非」分娩數目（2010年的單非數字為6169）計算，2011年公立醫院所接的「雙非」分娩，為數約4至6千個，佔2011年3萬5千多名「雙非」分娩 14-15%。亦即是說，80%以上的「雙非」分娩，是正式經本地私家醫院預約來港產子。以2011年香港出生人口95,337來計算，減去公立醫院出生的總數，在私院出生的為53,453，「雙非」孕婦於佔私家醫院分娩的比例約35%，而這個比例將因公立醫院停收國內孕婦預約而急增。

醫管局估計，會有31,000非本地孕婦於2012年在私家醫院分娩，亦即是說接近57%的私家醫院產科床位，會用於服務非本地孕婦，難怪私家醫於2012年分娩套餐的平均加幅超過20%，最高的寶血醫院加幅近五成！

對於內地孕婦來說，當國內城市戶籍作價廿萬時，十幾萬的香港私家醫院費，換取分娩服務與孩子的特區護照，當然實惠，但卻推高了本地孕婦（尤其需要剖腹產子服務的）在私家醫院分娩的服務費用。當私家醫院產科有利可圖，公立醫院有經驗的產科流失到私院，令到公立醫院的人手短缺，醫療質素下降。由2007/08年起，公立醫院流向私家醫院的產科醫生和護士，每年平均有5%。與此同時，因為目前私家醫院透過中介公司濫收「雙非」孕婦，出現大小事故時，往往要公立醫療系統去埋單，變相由公營醫療津貼私家醫院。

醫療產業化下的中介服務

過去幾天，我一直在查看國內來港產子的中介服務，其實大部份中介公司，都是由港人所開。譬如說，「香港安寶醫療集團」(http://www.hkbbservice.com/) 就是由香港6位婦科醫生組成，協助內地孕婦預約到仁安、養和、浸會、法國、聖保祿、港安、寶血等醫院分娩。正常說，根據香港的醫務條例，醫生是不能賣廣告接生意的，但在「區域性醫療服務產業化」的政策下，這些跨境宣傳、接生意變得可能。而香港政府，只能消極地向私家醫院派「防貪指引」。（謝謝網友 Howard Tsang 提供資料）。

另一個例子是「美孕母嬰服務」（http://www.hkbbgood.com），這是一家由香港人全資創辦的中介公司，有即時網上與客戶服務對答服務，聲稱可以幫國內孕婦預約公立及十二家私家醫院臨盆服務。中介的價錢低至RMB2500，亦有高達RMB148,000的豪華套餐。先不論這些中介公司是否「搶」去本地孕婦的床位，一般來說，孕婦由懷孕到分娩，最少要做三至四次產前檢查，確保胎兒有正常的發展，孕婦的身體狀況良好。但是，這些公司竟然為一些臨盆一刻才到香港產子的國內孕婦排期，而大部份經濟實惠的「套產服務」也只提供一次香港婦產檢查，這無疑增加了前線醫護人員在接生時要面對的醫療事故風險。而躲在辦公室的私院高層，則樂見院醫集中接收這「臨門一腳」的高增值服務，假若生出來的孩子有問題，需要深切治療，他們就把嬰兒送到公立醫院「執手尾」。

公立醫院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爆煲

2011年初，八間公立醫院合共提供一百張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NICU）病床早已飽和，高峰期達140%，超負荷工作量下，八間NICU合共欠50名護士！

其實，大約每100個初生嬰兒有0.8名需要轉到NICU，按此比例，公立醫院系統要治療需要NICU的嬰兒，即三百多個（四萬多的0.8%），可謂卓卓有餘。而本地居民及中港家庭加起來，2010年需要NICU服務的嬰兒大約是四百五十個左右（即5萬5的0.8%），也遊刄有餘。引致「爆煲」的原因是私家醫院在沒有投資在 NICU 的設備下，不斷增加產科服務，濫收一些沒有作產前檢查的國內孕婦，卻把需要深切治療服務的嬰兒扔到公立醫院。根據立法局2011年5月的數字，由私家醫院轉到公立醫院 NICU的數字年年上升，2010年達354個，按2010年於私家醫院分娩4萬6的數目計，大概要有368個嬰兒要深切治療，亦即是說私家醫院把95%要「執手尾」的嬰兒，送到公立醫院！

面對這爆煲的情況，香港政府束手無策，一方面無法要求私院以0.8比例自設深切治療部，亦沒有就私立醫院不負責任的轉介收費，就連立法會議員提出是否要規定來港產子的孕婦要接受多次產前檢查，以減低初生嬰兒健康出現問題的機會時，署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梁卓偉卻迴避私家醫院部份，只說醫管局轄下有要求非本地孕婦有最少一次產前檢測，產前檢查應由醫生專業決定芸芸。

即使目前有建議說要更改入境條例，令「雙非」在港所生子女不能自動享有居港權，但是，當醫療進一步產業化，而國內市場又有無比的潛力（譬如說，有人願意花三十八萬坐月子），香港私家醫院的客源仍會源源不絕，服務費用仍會不斷上升，在此時此刻我們要做好準備，防止公營醫療服務因「補貼」私家醫院的生意而「爆煲」，一方面要增加公立醫療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要限制私家醫院唯利是圖的行為，限制其不合理的擴張，這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獨立媒體（香港）對警方《副總理李克強訪港保安安排的調查報告》聲明

webmaster — Sat, 04 Feb 2012 05:44:14 +0000

獨立媒體（香港）對警方《副總理李克強訪港保安安排的調查報告》發表以下聲明：

（一）警方在整份報告書對當日打壓新聞自由的行為沒有正面回應，我們作為推動公民新聞的機構感到極度失望，他們有必要公開承諾捍衛本地新聞採訪自由。

（二）警方指設立採訪區為慣常做法，日後會徵詢警察公共關係科意見，完全是混淆視聽。這不是「公關」和溝通問題，而是警方是否保障傳媒有足夠而合理的採訪自由。傳媒一方面無法參與採訪區的安排和準則設定，同時警方把採訪區愈設愈遠，妄顧新聞自由。

（三）我們強烈譴責警方拒絕為當日不合理阻撓記者採訪和搜查記者隨身物品道歉，把侮辱記者的措施歸咎於需要識別「新媒體及網絡記者」，企圖轉移視線。這說詞只是警方的藉口，過往即使在「世貿組織會議」等國際性會議與示威，警方也只會要求查核記者證，不會以搜身去識別「記者」身份。

（四）事實上，本港正如世界各先進城市一樣，在互聯網急速發展的時代湧現新媒體和公民記者（「公民記者」而不是警方口中的「網絡記者」），為公眾利益報導事實真相，體現公民社會多元角度和聲音，和主流媒體互補不足。不論主流媒體記者及新媒體記者，只要他們在採訪時堅守記錄者的角色，警方絕無需要區分兩者。

（五）新媒體和公民記者正在發展一套與時並進的採訪守則，如「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net」，就與網站的公民記者建立「特約記者」的契約關係，凡持記者證者均不會以示威者身份出席採訪活動，並在過程中嚴守記錄者的角色。此外，國外也有很多著名的獨立記者，如現居香港前紐約時報的記者 Thomas Crampton，以自己的網誌（http://www.thomascrampton.com/）作為出版機構，製作名片及記者證。假若，警方發現記者有逾越其記錄者身份的行為，可以向機構反映或即場記把情況錄在案，不應事前審查，把公民記者刻意列入「需辯認的名單」，阻撓他們的採訪。

（六）公民參與的報導，在過去幾年曾深入報導一系列的公共事件，包括天星皇后碼頭和大浪西灣的保育，和反高鐵等，與主流媒體互補，擴大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空間。警方執法時，不容侵犯包括新媒體記者及所有公民的新聞自由。警方禁止新媒體記者採訪毫無理據。

(七) 在過往的採訪活動，警方和政府機關不時阻撓新媒體和公民記者進行採訪，甚至不承認他們的記者證，我們對此強烈抗議。獨立媒體（香港）認為，每一個公民，只要他們遵守記錄者的角色，均擁有新聞自由而非只限於持有政府承認的傳媒機構的記者。

(八) 獨立媒體（香港）要求約見警務處處長，商討往來就新媒體記者及公民記者採訪的安排。

編輯室週記：歷史標記

黃俊邦 — Fri, 03 Feb 2012 06:20:00 +0000

圖：在2月1日刊登於《蘋果日報》的廣告

陳雲：「抵抗雙非侵佔，保衛香港城邦。劃時代的香港廣告。中港族群區隔的歷史標記。」上圖這張海報無疑是歷史標記。然而，未來香港會走到什麼方向？城邦自治成功保衛港人的自由民主「核心價值」？還是港人僅有的自由民主公義的「剩餘價值」也給仇恨所侵蝕？

2012年剛才開始，香港整個社會便被雙非、自由行的議題佔據，勢頭比雙英埋身肉搏強不知多少倍，網站的編輯室週記連同這一篇也已經連續三篇討論（《本土蝗蟲與論戰想像》及《香港人口政策，是一個空盒子，還是一個黑盒子？》）。只要有任何議題觸碰到中港矛盾這個問題，關注度也會幾何級上升。新民主同盟到新政府總部示威，要求修改基本法，普通一個十多人的示威遊行，按常理是不會有任何迴響及報導，然「修改基本法」阻截雙非，觸動大量市民的神經。新民主同盟的示威相片及宣傳圖像，在網上傳閱不斷。bay area在獨立媒體網的反對自駕遊的報導刊出，也令網站的流量比平日高出四倍。

2月1日的這則廣告，是市民累積多月後的一次爆發，這次的爆發如果要找一個起點，可以說是去年的外傭居港權事件，「不支持外傭有居港權」、「泛民搞亂香港」等口號在整個區議會選舉中佔主導位置。安徒在《民粹主義的狂歡節》一文中對區選的形容是出現大量民粹主義術語。民粹主義精於製造敵人，區分敵我，在2月1日這則廣告中則是香港人VS內地蝗蟲。這種民粹主義背後當然有社會基礎，孔誥烽今年一月的文章就此作了分析。然而，安徒的文章提醒我們，這種情緒以及民粹主義用語，會帶來很多不可能控制的危險。「民粹主義所動員出來的本土主義便帶有具批判性的人民運動的色彩，抗拒只有利於資本剝削的國際地域版圖劃分。但當「外來者」被窄化為「移民勞工」、「難民」、「非法移民」，以及以種族、膚色、宗教作為區分「我」/「他」、「本土」/「外來」、「侵入」/「保衛」的雙方，民粹主義的敵我觀和簡單操作，就會迅速蛻變為排外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不能向上昇華，就只有向下成為怨毒。」

在廣告刊登之後反應兩極，一方面固然更加激起港人不滿內地人的情緒，另一方面也令不少港人感到冒犯、不快及羞恥。平機會表示關注這則涉及歧視的廣告。廣告發起者後來表示廣告中站在獅子山上的乃草蜢而非蝗蟲。這種詭辯本來不值一提，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民粹主義的語言／圖像本來就是簡化的敵我語言，它背後總是附帶一連串想像及標籤，絕非作者或使用者所能完全控制。陳雲在面書上指，「網民罵大陸人是蝗蟲的時候，沒有包括胡錦濤與溫家寶，沒有包括劉曉波與艾未未，也沒有包括通過審批申請來香港工作的大陸人，蝗蟲是非常有針對性的……」蝗蟲一語及圖像所帶來的想像，正正是不可能做到上文陳雲所說的細分，也正正是沒有清楚的「針對性」。利用形像化、簡化敵我語言，或許確如陳雲所言，這才是針對專制政權，凝聚反抗力量的出路。然而，這種功利計算又令多少人在這種「蝗蟲」論述之下因而受到壓迫？這又真的符合「香港人」所一直提倡的民主、自由、公義等價值？

且看三個「香港人」說話。

周保松，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助理教授，也是筆者讀書時候的老師。在廣告刊登當日，他寫道：「今天作為香港人，我感到羞恥。請大家不要再傳播那些有明顯種族歧視和侮辱新移民和內地同胞的海報和言論。這是實實在在的冒犯和傷害，並已令內地同學感到不安。新移民不是蝗蟲，他們是平等的香港公民，且很多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每天拚命工作換取微薄收入。內地遊客不是蝗蟲，他們來香港觀光購物，不僅推動香港經濟，同時帶來良性的文化交流。雙非父母不是蝗蟲，他們當中大多數入住私家醫院，付出應付的費用，其子女根據香港法律成為香港居民。如果這個政策不妥，責任在香港政府。我們要做的，是尋求用合理的法律和行政程序解決問題，而不是歧視指責這些媽媽和嬰兒。如果有極少數內地遊客生活習慣和我們不同，或有不文明行為，那我們需要的尊重差異，善意勸導和公正執法，而不是將內地人標籤為低人一等，然後排斥敵視羞辱他們。我們需要的，是平等尊重和包容開放。請不要將香港，這個我們深愛的城市，變成仇恨和歧視之都！」

周保松對內地客的觀感，或與不少港人不符。然而，筆者希望各讀者在這裡一個語境去讀這段status。周老師在內地出生，移民香港二十多年，在中大政政系任教多年。曾讀過周老師的課的學生，也會感受到他對人文的關懷，對公平、公正價值的思考及追求。香港的大學的學術自由不斷收窄，大學官僚為了賺錢，不斷招收內地學生圖利，我想周老師「帶來良性的文化交流」一句，正是希望透過教育、互動，令內地學生甚或內地客，把一些「香港價值」帶回內地。這或許是理想主義，但這不值得我們尊重嗎？

周老師言教身教了眾多學生，這些不正是「蝗蟲」論者最推祟的「香港人」嗎？「蝗蟲」這個標籤，是會自我不斷衍生，不斷製造敵人，不斷貼到不同人的身上。周老師這樣的老移民如是、新移民如是。

杜婷，「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負責人，來港四年，大家到「我在中國」的網站走走，他們辦的論壇討論烏坎、艾未未、地產霸權，在香港這片土地連結香港人、內地人，一同思考中國的未來。杜婷在廣告刊出後的status，已經把「蝗蟲」這種標籤效應說得相當清楚，她說：「我一直覺得香港是我的城市，雖然我來這裡不過四年。我關注天星、皇后、深水埗、菜園村，關注這個城市的每次抗爭，因為我知道它和我有關。我在大陸媒體寫香港，寫這個城市每週日將城中公園開放給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菲傭、印傭，寫這個城市在每年的那個日子數萬人在維園集會，寫這個城市的包容和美好。也許是我遲鈍，我從未覺得自己受歧視，倒是身邊的香港朋友都很nice，不過近日的蝗蟲論還是讓我覺得不舒服，這幾日外出連講普通話都覺得有點忐忑。」

如果大家對北大教授孔慶東指「說廣東話的都是狗」感到不滿、那麼你能朋體會到杜婷的忐忑嗎？

陳冠中，上海出生，香港長大，現居北京的知名作家，他算是香港人？內地人？零九年出版的小說《盛世》，反思的就是威權政府、經濟處於盛世下人的狀態。陳冠中託友人把訊息傳到網上，他說：「向任何助長族群矛盾的言論與行為說不：要抗議就去抗議香港政府，要政府拿出辦法解決問題。要糟質就去糟質特首、特首候選人、港區人大政協代表，要他們表態、提案。冤有頭債有主！不要欺負遊客、不要羞辱外來人，以多欺少太低莊。不管甚麼人，我們都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難道我們這點都不懂？我們香港人就這麼容易被人煽動？族群對立除了挑起兩地仇恨，還能解決甚麼問題？香港若繼續給族群仇視情緒綁架，我們都將成了面目猙獰的人。香港人要拒絕族群對立的思維。做個勇敢的香港人，向任何助長族群仇恨的言論與行為說不。」

陶傑也有三篇文章談孔慶東，以及種族仇恨在西方國家作為 Hate Crime 的原因。

圖：內地網民反擊的海報

我的女兒在家出生

Franklen — Thu, 02 Feb 2012 16:44:14 +0000

我從來沒想過會寫這篇文章：我對生育沒有直接的身體經驗, 一直認為只有太太才有資格講述她的觀點。不過，一年後的今天，我希望對在家分娩有猶豫的爸爸，會受到我的經歷鼓舞。

我有兩個孩子，一個快四歲，一個剛滿一歲。哥哥是在公立醫院出生的，妹妹是在家出生的。

四年前，我立志積極參與兒子的出生和育兒。我辭掉了研究工作，與太太參加了產前培訓班，這些課堂有些著重理論，有些著重練習。當時我天真地以為，縱使醫院產房的環境陌生，我也能好好地支援太太。

令我們震驚的事情發生。太太開始滲漏少許羊水後，我們便馬上進入預約好的公立醫院，怎知當值醫生竟然猜測太太羊膜破裂過久，要求馬上進行催生。結果完全破壞了我們原先的計劃：我們原本希望能夠一起運用在上堂時學過的技巧，例如按摩、轉換姿勢、生產球等，協助太太紓緩陣痛。可是，醫生要求太太完全地躺在床上，不准落床，也不准進食和飲水，倘若十二小時後藥物催生不成功，就會進行剖腹生產。雖然太太最後於十二小時限期前成功經陰道分娩，但過程中那些完全處於被動的感受、無法成功授乳的擔憂、身體任人罷佈的感覺、被專業控制、科技和藥物取代互助自助後所產生的無力感，加上床上難換姿勢紓緩劇痛、被迫依賴麻醉氣體和藥物等，交織糾纏在一起；西醫權力製造馴服病者角色，我們感到很氣餒。

況且，當媽媽看過剛出生的仔仔一面後，醫護人員不是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 立刻拿給與他一起共生九個月的母親作必要的肌膚接觸，和讓寶寶依本能吸吮乳房 ── 而是在產房外面進行了整整一個鐘頭的例行檢查。

(但與私家醫院比較, 公立醫院的好處在於政策上不會擅自以奶咀餵養寶寶奶粉，大部份情況下母親與嬰兒同室，方便媽媽以母乳餵哺。)

但是，當太太再次懷孕，並表示希望在家分娩時，我最初的態度是猶豫的。雖然自從廿年前在大學看過第一本有關醫療社會學的書本後，我就對西醫抱著批判的態度，但我仍懷疑在家分娩會否危險。(而且，作為主要家務勞動者，我也不想執拾在家分娩後的凌亂 :-) 不過，當我從一些外國統計數字得知，原來對大部份正常孕婦來說，在家分娩與醫院分娩的安全程度相若，而多次產前檢查也顯示太太腹中胎兒情況穩定時，就放下了心頭大石。

最重要的是，我尊重太太渴望掌握生育自主權、享有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她看過大量的關於在家分娩的書本、文章和影像，從來沒有見過她對一個主意這樣著迷，使我十分感動；她需要的是丈夫的無條件支持。

最後我們決定在家分娩，太太不久後告知已找到一名富有經驗的助產士。我得承認今次有點懶惰，只和太太上了堂產婦瑜珈班，和讀了Birthing from Within (Pam England 和Rob Horowitz著) 一書關於父親角色的一章。.

緊張的日子終於降臨。半夜時，太太突然感到陣痛；到了大清早，這些陣痛變得有規律、強烈、持久和緊密，我們知道妹妹很想出來。我馬上通知助產士趕來，這時太太已經痛得側臥在大床前面地上的墊褥上，動彈不得，以免寶寶太快出來。我嘗試按摩她的腰背、給她熱水袋和提醒她呼吸，並開始收拾床舖，以供一會兒的分娩需要。不過，還要守護著睡房，以免我們的性情幼兒衝入，還要生怕他受驚和感到被拒絕。幸好，雖然兩名承諾前來幫忙的朋友，最後都因公事不能前來，另外兩位朋友後來相繼來到，其中一位可照顧著仔仔。

沒多久，助產士來到，吩咐我弄好床舖，並把拑子、剪刀和其他工具消毒。我撫摸妻子的頭髮，稱讚太太的努力和辛勞、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體，和因著她的愛，女兒快將出生的事實。

我的角色其實是渺小的，特別是助產士到來之後；但感到自己像一頭獅子，守護著寶寶的出生地：處理來電 (例如親戚)和到訪者(例如郵差、速遞員和感到困惑的大廈保安員)、分配工作給朋友和自己、為助產士提供所需物品，和嘗試給予太太溫柔的支持 ── 雖然回想起來，當日我可以做得更好。

多得溫暖熟悉的家庭環境，我能放鬆自己、感到頭腦清醒、鎮定自若、自信果斷、充滿力量，能夠應付最惡劣的情況。

沒多久, 寶寶就要出生了 ── 時間過得真快，似乎不用一小時。不清楚這是否由於，太太在熟悉的環境中，沒有無謂的醫療搔擾，能集中全身所有的力量，達致身心合一 (而不是給醫療專業強行異化肉體)，幫助她自己的身體，應付自然生產所釋放的強烈痛楚。

經過幾次用力推出後，寶寶的頭部顯露了出來，很快就完全出生了 (希望太太可把在家生育這個獨特的母親經驗寫出來)。原來順其自然的生產，可以不靠麻醉藥物和手術利刀，不用依賴不容挑戰的專業主義，需要的只是專注聆聽、接納和回應身體自然發出的信號，和對自身內在力量的信任。助產士馬上把寶寶抱到媽媽面前，讓她伏在媽媽的胸膛上 ── 她們相依為命了九個月，這時才首次見面！這真是最感人的一刻：縱使太太很久前已作出心理準備，迎接新生命的來臨，當她親手抱著這位漂亮、柔弱和啼哭著的小公主時，不禁歡喜若狂。

我們的情緒高漲，一切盡在不言中。

在自然和熟悉的環境，能夠看著寶寶吸吮初乳，是件使人興奮的事；母親和初生嬰兒，互相是對方的最佳禮物。

在助產士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我才把堅韌的臍帶剪斷。這次我不像仔仔出生那次般害怕鮮血，可能是由於經過幾年劏魚切肉做晚飯的訓練吧！

抱著疲倦的妻子，讓她依偎著瘦削的我；助產士則檢查小寶寶的身體。然後我接過寶寶，讓助產士協助媽媽排出胎盤。我站在大床上來回搖動著小寶寶，在這位熟手技「公」手上，她很快便入睡 :-)。她，是我的女兒，我將永遠愛她。

當排出胎盤後，太太與我把小寶寶抱到仔仔面前。仔仔當時正在看著《芝麻街》(我不愛用影碟揍仔的主意，但除了這樣，實在想不到有什麼方法轉移他的注意力達兩個多小時)。介紹了妹妹給他後，我們馬上給他一件禮物，慶祝他「升級」為「哥哥」── 這可是其中一樣減少他焦慮的把戲哩。仔仔首天有些煩躁和呷醋，不斷要求媽媽放下妹妹。但這位聰慧的孩子，很快就適應了這種轉變 (而我們多個月前就教他為當日作心理準備)。

我們對他說：雖然媽媽今後餵奶會變得很忙碌，但他每天仍能享受與媽媽獨處的時間；而爸爸將給他更多的關注 ── 當他未出生前，他的爸爸經已決心當個爸爸，並且每天增強這個決心。

(原文載於《Continuum Fathering 原續父職》網誌 )

車毀人亡：中港自駕遊計劃必須立即停止！

bay area — Wed, 01 Feb 2012 02:53:34 +0000

真正的車毀人亡不只是一架大陸私家車所發生的公路車禍，而是港人所珍惜的城市將會被連綿車禍毀於一旦！

最新活動：[反自駕第一擊] 一人一信　要求環保團體表態反對大陸自駕遊加劇空氣污染!
http://www.facebook.com/events/102640569860278/

自2003年，中國大陸政權以「禮物」包裝的CEPA計劃，一直以經濟甜頭收買港人，讓港人漸漸相信「冇左阿爺唔得」及「否則香港會被邊緣化」的論述。彌敦道、廣東道及香港主要商場都因自由行的佔據而變成不可拍照的名店，人海多得令所有本土經營的小商戶被LV侵略，公共空間日漸收窄，令香港人連行街睇戲也快要無處容身。然而大部分香港人仍是乖乖的躲在家中，開電視看報紙就只能對著一群妖言惑眾的高官、建制黨及親中學者被灌輸「粵港合作」、「區域融合」等概念，在急遽變化中如常地生活著。

天星皇后(07)、反高鐵(09)、反被規(11)、D&G(12)、抗雙非(12)是我們香港人對被內地融合看法的轉捩點! 香港人經歷過雙重殖民的痛苦與麻目，終於察醒經濟手段是不能買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的，其效果只是在摧毀香港人的既有生活，更何況CEPA的經濟利益根本不是普通港人可以分享，我們只承受著浪費大量公帑、地租物價急升、生仔買奶粉也要排隊的惡果!

近日驚見到沒有港人看的左報新聞，原來林瑞麟及鄭汝樺已在毫無諮詢的情況下私自與大陸簽訂了「私家車自由行」的條款，未來三月內地私家車就可直入市區，橫衝直撞每個角落，意象可怖。我們可以預視到，深圳廣州現時的交通文化，將會嚴重衝擊全港的交通系統：我們香港第一個小悅悅亦將會很快誕生。

身為關心本土發展的一份子，我們並不希望我們的城市演變出與新彊、西藏相類似的種族鬥爭，但政策若果是今年三月強硬上馬，大規模衝突就會如80年代的本土新浪潮電影一樣無可避免。然後，就會如中央劇本所記載，堂而皇之地武力介入香港政體，香港自此就會變成澳門或者一個平平無奇的中國城市，存在與廢墟無異。

真正的車毀人亡不只是一駕大陸私家車所發生的公路車禍，而是港人所珍惜的城市將會被連綿車禍毀於一旦!

無論你是駕駛司機或小市民，我們有責任喝止三月就會實施的「自駕行」政策，不要讓我們的道路淪陷，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受不必要的苦楚! 本組必須指出質疑，讓所有港人都可以更了解現時自駕遊計劃的問題：

1. 路面危機

- 內地駕駛與香港左右軚不同，駕車方式各異，政府如何保障港人在街道上的安全?

- 內地私家車在公路上會瘋狂轉線，如何保障香港駕駛人士在公路上的安全?

2. 空氣污染

- 率先放行的廣州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中國大陸城市之一，大量用紅油的汽車產生PM2.5 的微細毒害粒子，環保署如何阻止香港空氣污染惡化?

- 南下首當其衝就是新界鄉郊住宅群，包括錦繡花園、加州花園、元朗、屯門、上水、粉嶺、大埔、沙田等社區，增加大量內地石油污染物，環保局如何保障這些地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健康?

- 環境局有沒有做有關內地汽車大量來港後的環境影響評估，是否有公開?

3. 雙非孕婦

- 現時每年衝關的雙非孕婦已有1,600人，不少都是透過皇崗包車過境，若果讓他們自駕遊，雙非孕婦經車路衝關的數字會否急遽增加? 在現時什麼政策全面失效的情況下，有沒有任何行政措施配套?

4. 城市交通超載

- 我們的城市道路是否能容納大量湧入的內地私家車?

- 港九新界有沒有足夠的停車場及泊車處，承接新一波的跨境交通流動?

- 交通局方有沒有細致估算交通流量的增幅?

5. 法制缺陷

- 自駕遊若果在香港製造車禍然後往內地避禍，如何還香港市民公道?- 如何處理中國車輛違法罰單然後走數的問題?

記得我們還在殖民地的時候，所讀的中學地理科都是要背誦那些永世也不會踏足的英國國家地貌；今天的地理科，我們就輪到要考察三峽大壩、到珠三角看區域融合的好處。那你該認清楚誰是帝國，是誰要永世不想我們認識什麼是本土，永世不知道本土的真正需要，清楚誰要永遠殖民我們吧?

我們應該要慶幸誕生在這個亂七八糟的世代。本土歷史賦予了我們經驗與智慧，使我們終於看清區域融合的真面目(其實就是經濟殖民)，以及那些親中政黨虛偽的一面。請分享我們的組群，加入我們的「多過十萬港人強烈反對自駕遊下月摧毀香港」的event，各顯所長支援我們的計劃與行動，清楚表態香港不是不理死活就任意讓你橫衝直撞，香港人不是沒有尊嚴的殖民地動物。我們要選擇奪回城市應有的規劃自主!

請加入--> 多過十萬港人強烈反對自駕遊下月摧毀香港
http://www.facebook.com/events/287483797979807/

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
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示

短訪烏坎村：薛錦波遺體仍未還村選委會明選舉

不遷 — Tue, 31 Jan 2012 08:31:29 +0000

圖：薛錦波的公祭靈堂，薛太正在為丈夫進香。

廣東陸豐烏坎村村官非法賣地事件，隨着廣東省政府成立省工作組入村處理而暫告平息。村民當時提出三點要求，包括釋放被捕村民，承認烏坎村臨時理事會的地位，以及歸還涉嫌被虐打致死的臨時村代表薛錦波先生的遺體。筆者在農曆年期間短訪烏坎村半天，了解當地最新的狀況，薛錦波女兒薛健婉表示，陸豐市政府必須薛家承認薛錦波死於心臟病，才肯發回遺體。省工作組也將處理屍體問題放在較後位置，臨時靈堂上「沉冤待雪」的白布，久久不能撤下。

陸豐市在廣東沿海城市中，發展較慢，市政府的新大樓所在的陸豐市東海鎮經濟開發新區，只見中型規模的工廠疏疏落落。帶筆者到烏坎的陸豐人說，當地的輕工業投資一直上不出，近幾年的房地產熱卻吹到陸豐，出現很多宅基地，但樓蓋了出來其實是沒人買的。開車的司機插嘴說，其實發展商也不管單位能不能賣，蓋的過程本身已有錢賺。另一方面，廣東沿海地方政府為了開源，近年也積極引入一些對當地居民無甚好處的大型建設，如陸豐附近海邊將要蓋的新核電廠，以及汕頭海門鎮的華電集團發電廠等。

烏坎是個位於海邊的村落，由多條宗族村落組成，共有四十七姓。從陸豐市舊城區和烏坎之間，就夾着一大片半農半工的經濟開發新區，這次烏坎村民被前任村黨支書和村委私下變賣的集體土地(「豐田畜牧場」)，也含糊地屬於這個新區範圍。由市到村的距離不到十公里，乘的士很快就到。單從外表看，烏坎村的村舍較陸豐市的還要光鮮漂亮，多少反映村民的生活水平。核心的公共設施都集中在村南的主街，先有公安派出所、之後是村委會大樓、最尾是宗族活動的核心──仙翁廟及仙翁戲棚。

甫進村，最搶眼的是各種各樣宣傳村委選舉的橫額及口號紙。廣東省工作組入村後第一樣工作，就是重新建立一個具合法性的村組織。籌備選舉新村委會的工作由剛被選為烏坎村黨總支部書記林祖巒領導。林祖巒之前領導村民與政府對峙，最後成功迫使政府讓步，深得村民信任。村委會成員由間接選舉產生，就如香港特首一樣，首先由村內所有十八歲以上合資格選民選出一個「選舉委員會」，再由「選舉委員會」成員選出村代表及村委會。「選舉委員會」選舉於二月一日年初十舉行，我們訪問期間，正進行選民名單確認及候選人登記工作。但除了文字宣傳外，我們見不到任何拉票活動，村民對外人報以懷疑的眼神，同行的陸豐人到村委會大樓探詢選舉的事，村民也只是虛應了事。一時之間，我們也把握不到村民如何理解這次選舉。

圖：「積極參加選舉，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些標語貼到全村都是，也不知是誰在組織的。

早前被當局神秘逮捕並於扣留期間死亡的臨時村民代表薛錦波，其靈堂也設於村南大街上。我們一行人上前鞠躬進香時，剛巧碰上薛錦波的遺孀。薛太領我們到旁邊的家，和薛錦波的大女兒薛健婉見面。薛小姐說，當省工作組同意村民三項要求後，他們便到市政府要求領取遺體。但市政府附加條件，要求薛家簽名承認薛錦波是死於心臟病。薛家不肯，市政府就說把問題推給工作組，而工作組說目前首先要處理村委會的重選及村地被私賣的問題，一直沒有跟進交還薛錦波遺體及獨立調查死因。

工作組人員一直住在烏坎村旁邊的海邊SPA酒店裏，薛小姐說她們的訂房期一直至三月。村民目前對前景不大明朗，不知道到底會得出什麼結果，有消息指涉嫌勾結村官私賣土地的香港人陳文清已被當局沒收旅遊證件並扣留於廣東，但誰也不能肯定當局真的會就土地問題和薛錦波之死還村民一個公道。由於不想被指為反對省工作組工作，村民都不敢貿然行動。

薛小姐是陸豐市金廂鎮中心小學教師，她說最近市政府的人找她談話，說可以把她從金廂鎮調回烏坎村小學任教。薛小姐說，陸豐的貪污問題很嚴重，在正常情況，公立學校教師要轉校，賄賂是免不了的，這次市政府提出可讓她調校，是想拉攏她。薛小姐拒絕了市政府的利誘，因為經過這次抗爭以及父親冤死於陸豐市拘留所後，她再也接受不了要向學生灌輸「黨很好」、「政府很好」的思想。名言「境外媒體可信、母豬也會上樹」的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也曾找她談話，她也拒絕了。她知道，自己如今一直被政府人員緊盯着，手機被竊聽，也被跟縱，如今非必要也不會前往十公里外的陸豐市，擔心被綁架。

政府人員警告她不要與媒體接觸，她不管，她說：「記者寫報道是記者的自由。我說話是我的自由。」

薛這一姓在烏坎是大姓。被村民趕走、做了四十年的前黨支部書記也姓薛，叫薛昌。薛錦波在薛姓宗族裏地位並不顯赫，在村裏家門旁經營大排檔，當抗爭開始，薛昌跑掉，薛錦波因得村民信任，被選為十三名臨時村民代表之一。薛小姐說，父親站出來後，反而得不到宗族支持，薛錦波很生氣，說從此不姓薛，姓齊，齊心的齊。薛錦波慘死，薛家失去家庭支柱，很多網民希望支援薛家，薛小姐感謝各方支持，但表示家裏暫時沒有需要，如果有需要的話會開聲求助。

圖：仙翁廟和對開的戲棚是烏坎村的居民公共活動核心。

有分析指，宗族組織是烏坎村抗爭的重要基礎，初步看來也確實如此。烏坎村的宗族有集體行動和募款的習慣，仙翁廟和仙翁戲棚為全村最重要的聚會場所，廟旁的告示板清楚列出各項收支，其格式與臨時村民組織做的收支表幾乎一模一樣。可想而知，抗爭組織者利用宗族的人際網絡、做事方法和公共空間，成功團結村民和贏得村民信任，將代表政府公權力的村委會和公安(暫時)壓下去。抗爭行動與宗族傳統還有更微妙的聯繫，譬如薛小姐說，當村民大規模由烏坎村往位於新開發區的市政府大樓「集團上訪」(不能稱為示威)，遊行路線的選定也要考慮「漁民出海，船頭向東」的傳統，先往東走，再拐一個大彎上市政府。村民多走冤枉路也不介意。

圖：抗爭組織臨時理事會的收支表，所有收入的捐款人姓名均有列出，相信是參考了宗族募捐的交代方式。

土地開發問題困擾中港台三地，抗爭的規模也愈來愈大，實在有需要好好補課，希望下次能多看一點。

圖：被港商陳文清和烏坎前村官私賣的豐田畜牧場，距離烏坎村核心大約四公里。

編輯室週記：香港人口政策，是一個空盒子，還是一個黑盒子？

謝曉陽 — Sun, 29 Jan 2012 06:42:55 +0000

近日，特首參選人梁振英不斷質疑，另一名參選人唐英年主導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目標不清，進展不明」，唐氏則反駁，這樣的批評「對委員會內工作的公務員不公道」。當記者問到有關人口政策的報告何時公佈，唐氏卻回應：「已完成得八至九成，相信很快可以出台。」人口政策，是現代城市有效治理的重要技術，然而，這在特區政府管理下，它像一個謎。到底，它是一個黑盒子還是一個空盒子呢？

人口政策，粗略來說，是一套管治技術。它是管治者對其管治的範圍內的天然資源（包括土地、水源、礦床、海港等）和人力資源（包括出生率、死亡率、移出及移入人口等）的結構和分布作細緻統計，再結合當前的居住、醫療、教育及其他基礎建設及社福條件進行交叉分析，釐訂出這個地方未來一段時間內各項施政的重點方向，投入或減少；當然還包括稅賦調整。香港作為一個被英國統治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其人口政策出現得非常晚，主要原因與英國傳統的殖民統治模式有關。英國和法國很不一樣，當法國殖民非洲及東南亞時，會抬出一套很大的管治計劃，但往往很難落實。英國則是相反，根據香港經驗，以人口普查為例，從一八四二年英人正式佔領港島以來，斷斷續續也做過不少與人口結構和分佈的調查，但正式而全面的人口普查，要等到一九六一年才出現；這與英國調整在香港的殖民模式有關，這裡不贅言。六一年的普查內容非常簡單，主要針對人口數目及分布、移民數目、簡單居住狀態、學歷等等進行資料收集，至於勞動力和經濟結構的交叉統計，在這一次收集得非常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個獨立的統計部門，Census Department已經在這年成立了。

十年後，一九七一年的人口普查裡，普查內容更明顯改變。當年的人口普查就稱作「人口普查與住房(Census and Housing)」。正如我們所記憶，一九七一年，麥理浩上台，隨即展開十年建屋計劃，雖然後來計劃只落實了一半，但至少大家談起公營房屋里程碑，都會想到這個計劃。在這份人口普查的介紹中也說明，當時香港最需要處理的是「居住問題」。問卷中，除了細分不同家庭狀況下的不同居住結構之外，還將不同職業種類、收入指數、教育程度進行交叉分析。當然，除了人口普查，在居住問題上，房屋署及其他相關部門也有不少統計調查，但其調查內容及政策重點，還是側重在如何配合經濟發展，而不是市民福祉上，更沒有處理「突變」可能產生的問題。這裡說的「突變」，是指殖民政府沒能有效預估和處理中國大陸開放改革後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的影響。透過人口政策進行有效管治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變數，包括管治區內的和管治區外的，均應有充份掌握。當年殖民政府沒有處理「突變」的後果，是當大量公營房屋在屯門及元朗區興建後，港商卻往大陸開廠，沒有相對的就業機會出現在該區。總之，這裡想說的是，有關人口政策的制定，並不僅僅是對一個城市的人口出生率數、死亡率的統計，也不僅僅是呈現一個政府期望這座城市的人口結構和移動朝向什麼方向去走，它是一整套根據各項統計數據，再結合對外圍情勢的判斷，進行分析並釐訂政策的技術。但在香港，我們沒有看到這一套東西，或是，更確切地說，我們只看到一套偏重經濟利益考慮的所謂人口政策，不管是殖民時期或是九七後，情況都一樣。

二零零三年，特區政府推出《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內容涉及三十多個範疇，但卻未能回應九七回歸之後出現的「突變」；這裡說的「突變」，是指北京成為香港宗主國後，因為政治因素所出現的人口結構突然的改變。譬如，報告書中對於中港家庭將可能對香港社會產生的影響，並沒有細緻討論，那時候，談到中港家庭的影響時，時任政務司長的曾蔭權公開表示：「……誰要在港申請內地的配偶到來的時候，他必須考慮到要維持這個配偶將來在香港的經濟活動……。」換言之，當時的特區政府是以「有條件」批准港人內地配偶到香港作思考的，這個「條件」，當然就是指經濟能力，即有經濟能力的人，才可能獲准申請配偶到香港。然而，不管是根據《基本法》或是按照實際情況，曾蔭權的思考都是不符現實的，但正由於這種思考，使得特區政府當時沒有計劃投放更多資源在這批中港家庭及其子女身上，因為官員理所當然認為這些人是有經濟能力的。這種思維，是今天公共資源配置失控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與自由行的開放有關。當然，政府可以說，當年報告書出台時，還沒有實施「自由行」，特區政府未能預測，然而，儘管特區政府沒能預測這個「突變」，但二零零七年，即自由行實施四年後，時任政務司長的唐英年主導了一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但儘管是四年後，我們也沒有看到特區政府有計劃地將自由行所產生的影響一併考慮在資源分配的政策之內。最近「雙非」人士到港生子，對公立醫院婦產科帶來的衝擊，就已經看到特區政府似乎並沒有在人口政策上作這方面的考慮。到底，「單非」和「雙非」在使用公營醫療設備時，是否該一視同仁？如果像今天的情況，答案就「是」，那麼，是否代表特區政府將大陸移入人口作為增加人口的主要手段？有關這一點，政府也沒有說清楚。於是，有人認為，特區政府不是沒有人口政策，不是一個空盒子，它只是一個黑盒子，不透明的，不給你看見和討論！是這樣嗎？

相信特區政府有一套藏在抽屜裡的人口政策的指出，政府有一套計劃，譬如透過「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將貧富的老人家移到內地居住；透過「雙非」將有經濟能力的大陸人移到香港（根據林瑞麟的說法，「雙非」子女多數來自專業人士家庭），然後，還有「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等，均是有計劃地改變香港人口結構的安排。然而，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不管香港和北京為政者對香港或是粵港澳的未來人口規劃如何，卻不應該僅僅是一套想法，或一套不可說出來的想像，而是應該政策和資源分配同時進行。譬如說，有人希望增加香港的出生嬰兒比例，那麼，在醫療設備、教育方向、住房條件、行業發展等等，都應該有相應的資源投放，可惜，當前看到的，只是一些有關人口的統計數據和人口結構與分佈的期待，中間環節，依然缺席。

也許，真的有這個黑盒子，但弔詭的是，人口政策不能地下進行，它是一個全民運動，要人口政策成為有效管治的技術，不僅要全民參與落實，更要公諸社會討論，不然，誰會參與呢？因此，即使黑盒子存在，那可能只是一個空的黑盒子。

Twitter 為市場失守，審查內容

Y.K. — Sat, 28 Jan 2012 07:09:32 +0000

Twitter日前在官方部落格發表題為「Tweets still must flow (Tweets 必須繼續順勢而為)」的網誌，簡言即為了打入更多言論自由受限制的國家，會按要求審查twitter內容。

網誌以一年前發佈的文字開始，題為「The Tweet Must Flow (Tweet必須順勢而為)」：「開放的信息交流可以積極影響全球......幾乎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同意言論自由是人權。許多國家還認為，言論自由承載著責任和有其限制。」

Twitter要繼續邁向國際化，將進入對言論自由有不同限制的國家。有些因為標準相距甚遠，以至它無法打入。有些則相似，但因著歷史或文化的原因限制某些內容，如法國或德國禁止鼓吹納粹言論。

截至現時為止，為了能迎合那些國家的限制，惟有全球性刪除內容。從今天起，公司會在指定國家攔截用戶內容，但同時保持它在世界各地流通。它會建立和用戶的溝通方式，保持審查的透明度和提供解釋。

它表示仍未使用這功能，但如果在某些國家收到審查要求，它會嘗試讓用戶知道，而且清楚標明那些內容已被攔截。為了增加透明度，Twitter會擴大和Chilling Effects的夥伴關係，透過網站，這用戶更易尋找關於Twitter的通知。更多資訊可在網站政策和用戶的帳戶設定查詢。

雖然Twitter最後重申公司的核心價值是捍衛和尊重每個用戶的聲音，無論何時何地會盡量保持訊息流通──但它已同時留下註腳，若不許可便推行「具透明度的審查」。

此例一開，恐怕牽全球性社交網站審查內容的壞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