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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Singer遇上R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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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Singer遇上R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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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這是四月中寫的一篇文章,寫在往台灣參加「動物解放、動物權與生態平權——東、西方哲學與宗教對話」國際會議之前。短短兩天研討會,被猛灌知識,除了Tom Regan(上圖) & Peter Singer(下圖)兩位動物倫理學家之外,來自泰國、馬來西亞、德國等學者,也在會上發表了精彩論文,當然還有我們久久仍被她牽動,為她心動的佛門英雌「昭慧法師」。惟知識迄今仍消化不良,一旦消化,定當再撰文,以感謝玄奘大學安排了這麼一次動保盛宴。

四月底,到台灣玄奘大學參加一次探討動物倫理及權益的研討會,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回去了,這一次,是慕名而回,慕著兩位當代動物倫理大師Tom Regan 和Peter Singer之名而回。這數十年,談到動物倫理學,兩位大師的兩本經典是必讀之作:《The case of Animal Rights》和《Animal Liberation》,台灣均有譯本,譯名分別是《動物權益探索》及《動物解放》。有趣的是,二人有關動物倫理的理論根源,來自兩位思想截然不同的哲學家:康德及邊沁,探討的是「權利」及「效益」兩個不同的理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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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打算深入介紹康德和邊沁的思想了,因為這是好幾本書的事情,這裡只想指出,Peter Singer和Tom Regan發展各自有關動物倫理的論述時,來自這兩位哲學家。首先,Peter Singer引用邊沁的效益主義,指出人類不應該去傷害動物,所以像因畜牧業、實驗室等建立的人和動物的關係,均應該停止。他的邏輯是:首先,動物跟人類一樣,也有感受恐懼和痛苦的能力,動物的智商,也應比初生嬰兒及部分低智商的成人為高,因此,不應該將動物排外在人類思考道德對象之外。比如,在九把刀電影《十二夜》中,一頭黑狗在收容所被捕狗索拖行,牠掙扎,想逃走,咬得舌頭鮮血噴灑滿地……我們很難說這隻狗沒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吧?!基於這個思考,Peter Singer認為動物也應該被歸納作為人類的道德思考對象,也即在做與不做之間的判斷裡,動物的愉悅與痛苦,要被考慮在內。再如,黑熊被抽膽汁,以Peter Singer思考,是絕對不能做的,因為不符合效益主義。試問,一隻黑熊被困二十年,不僅失去自由,而且每天還要很痛苦地被抽兩次膽汁,然後,膽部還會同時出現炎症潰爛等病況痛楚,這對Peter Singer來說,非常不符合效益主義。更何況,熊膽汁目前最被人強調的葯效,就是清肝明目,而坊間很多植物像菊花杞子,均有相同療效,何必要黑熊受如此大的痛楚呢?

然而,Peter Singer引用效益主義作為發展動物倫理學的框架,也受到挑戰。比如,像日本漁民以「科學研究」和「維持傳統文化」之名,大量捕殺鯨豚,在他們的說法裡,相關研究對人類產生極大效益,所以捕殺應該繼續。於是,便產生誰來判斷效益的價值問題,按照Peter Singer的說法,到了最後一步,沒有其他方法時,動物還是要犧牲的。然而,這種說法引來挑戰。為了避免這些挑戰,Tom Regan提供了另外一個理論框架。

Tom Regan根據康德「義務論」主張的普遍道德律,提出動物也應和人類一樣,擁內在的道德價值,其本身的存在就具有價值,具有權利(right)也亦具有生活主體(subject-of-a-life)。簡單來說,他認為動物和人類一樣,擁有其主體性,人類沒有權利憑藉自己的價值觀和經驗,去賦予動物一些價值。比如,我們憑什麼以「科學研究」和「維持傳統文化」之名,去大量捕捉鯨豚,然後拿牠們去解剖、做實驗?同樣,我們又憑什麼認為,由於熊膽具有治療人類疾病的葯用價值,所以可以活活將一隻黑熊困在鐵籠裡,每天抽兩次膽汁,又或是,儘管人類真的覺得賽狗賽馬很好看,娛樂性豐富之餘,又可以滿足賭博欲望……然而,按照Tom Regan的看法,人類沒有權利透過各種訓練、葯物等,將之馴練成一聽到槍聲就瘋狂奔跑的動物,一隻真真正正像笛卡兒筆下的「機器」。

在西方,動物倫理學發展得很早,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兩三千年了,然而,將動物倫理用在動物保護運動上,也是近世紀的事,當中,理論與運動之間,該如何謀合及轉進,大家還在學習,尤其在亞洲社會,還是在芽芽學語階段。

**本文已刊於《新生代》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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