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去年十二月卅一日通過對《基本法》附件及附件二，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議，澳門的政制改革進入了實質討論階段。澳門青年動力（下稱「青動」），基於對這次關係澳門年輕一代、以至全社會政治參與權利的大事的關注，謹發表意見如下：

政制發展的原則

我們常常說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但在某些社會人士的引導下，大家只強調「循序」和「漸」，而忽略了當中最重要的精髓，即是「進」。《基本法》正文，雖然沒有如香港那樣，訂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由普選產生，但由立法會首三屆的產生辦法，從第一屆的「八、八、七」（八名直選產生、八名間選產生和七名行政長官委任）到第二屆的「十、十、七」到第三屆的「十二、十、七」，我們已經看到了逐步開放的方向。民主成份—普及而平等的參與—應該是增加而非倒退。澳門社會應該明白當中的深意。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15/10 佔領中環第一晚，
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
請聽聽參與的青年說說因何而來。

背景音有點吵，希望大家可以花點耐心去聽。

佔領中環的行動仍在繼續，
有關佔領中環的資訊，可去：
http://occupycentralhongkong.wordpress.com

影像串流: 

難題是，《字花》邀稿，「主題是『戰鬥』，大概方向是寫對運動的思考、反省‧‧‧‧‧‧」我即時想，要在一份文學雜誌「跨領域」做社會評論，或是「思考、反省」自己沒有參與其中的「運動」，到底可以理解成甚麼「問題意識」或現實狀況的徵候？在編輯的角度來說，拙文是為了補充（supplement）這個小輯的哪個「位置」？(#)

當我們說「運動」，隱含所指的到底是何時何地的甚麼「運動」，主體是誰！？「運動」變成抽象化的同時，卻是以一種普遍（general）、定義既成（pre-defined）或所指沒有設限（unqualified），默認的全稱方式被談及。於是，「運動」的動態過程與各種前提往往被省去、忽略：那個「運動」蘊釀的社會條件是甚麼？它本身（除了反對xyz）有甚麼議程？與先前或正在進行的其他「運動」有怎樣的關係？其政治性／突顯的主要社會矛盾在哪？──而我們是基於怎樣的分析而得出判斷，這個判斷應以甚麼現實因素檢視‧‧‧‧‧‧此等影響著「運動」的性質、走向與可能性的辯證，卻淹沒於一個接一個的行動會議，難以提出或回應。

在主流傳媒追尋的動作片，以及讓大家作為茶餘飯後的聊天資料花粹之外，在貧富懸殊的香港，我們做草民的，也需要學懂找誰算帳， 認清聲討對象。

（短片由影行者及自治八樓聯合報導）

2011年1月15日，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出席Roundtable周年典禮時，發表了一篇「告誡」青年人的講話，內容強調「責任、義務、要懂妥協，要問青紅皂白」等，更「暗示」青年人「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此番言論一出，擊起各路人馬狙擊。到底司長的這番話，擊起了怎樣的浪花？

司長第一點提到的是權利。認為香港人對權利十分重視，卻忽略了責任，更指出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權利。表面上正確不是，但卻正正迴避了權利、責任的內容。權利及責任需要雙方共同定立的。不是一方說了算。

現實上，香港市民，不獨青年人，除了一些普世價值的公民權利外，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權利？在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政策下，我們一般民眾的生活資料，正逐步逐步流向小部份人的手中。我們要問，我們可以擁有一份維持基本生活保障的工資的權利嗎？我們可以享有一個低廉的住房租金去發展自己的人生嗎？我們可以有普遍的，低廉的教育權利嗎？

以上只是我們先進社會可以而應該享有的權利的一少部份。在履行我們應當要負的責任的前提是，我們能夠解決到基本生活的問題。「衣食足然後知榮辱」，若連基本生活的權利也談不上，那麼我們如何可以盡責地履行我們「應該」的責任。在強調民眾需要履行應有責任的政府，又有沒有履行她應有的責任？

作者：達哥 (左翼21成員)

雖然最低工資通過了，這無疑是終於為香港一眾打工仔提供了保障。然而，伴隨著最低工資通過後的一連串的修訂案，似乎隱沒在大眾的視線。也許有人以為，這些修訂案對於最低工資的「主體法案」難有太大的影響，但其實，這些修訂案是將商家在最低工資下所造成的「利潤損失」轉移在勞工階層中的更弱勢的那部分──當中就包括了大學生實習。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有關大專實習豁免，就是「容許工作少於59天的大學實習生可獲豁免，即毋須受最低工資法例限制」。當中更分類成「工作經驗學員」和「實習學員」，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根據政府定義，就是根據僱傭合約而受聘的學生；後者則是指學生的「工作就頒授該課程所達致的學術資格而言，屬頒授要求中的必修或選修部分」，有關工作經驗計算於學分之內。但其實，兩者的本質並沒有相差很遠，因為，「不論其實習是否與課程有關，亦不論該機構有否參與安排有關實習，亦會獲豁免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總之只要你是專上學生，不論你所做的工作，是學校需要，還是自己出外尋找的，有關工資亦不會受到《最低工資條例》之保障。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1月13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2010年伊始，漫天都是媒體對八十後的關注，彷彿世界是屬於他們的。毛澤東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的確，八十後已催生了一場新社會運動，一場超前傳統政黨與民間團體的社會運動。

八十後是個籠統概念，最直接是指一群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但更合宜的理解是一個以年輕一代為主體的新興社會現象。政府對八十後有頑固看法，大體就是將「青年」與「問題」掛鈎。政壇透風謂，政府對最新形勢的評估是年輕人不滿上位困難，於是認定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提供更多進修課程，配以各式文娛康體活動，「讓他們忙於打band、唱K、跳街舞，以確保他們無暇上街抗議」（明報報導），同時又勸勉他們降低期望，不要偏重「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曾俊華網誌）。就是說，政府以為只要在不同物質層面上滿足年輕人，「問題」便迎刃而解。

學者說，青年人生活環境豐裕，追求的不只是溫飽，更追求價值或者生活質素，社會進入了「後物質年代」。因此，他們增加更積極對環保、保育或性向等議題發聲，表達不滿。反高鐵抗議就再次證明這個主張。

言重了。

今天 (2010年1月10日)，一群社會服務機構的活動工作員(Program Worker，簡稱 PW) 和幫助他們的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舉行了記者會，申訴即使業界社工認同他們能夠在機構內發揮積極作用，他們仍然難於升遷，而薪酬低就阻礙他們修讀社工課程。同樣重要的是，活動工作員並不是常規職位，他們工作以至前景也相當不確定。

一點背景

政府在2008年開設三千名活動工作員職位，任職的青年介乎15至29歲 (即八十或九十後)，多數為中五畢業生，也有少數是中三畢業的，月薪在6000至8000元之間，視乎年資和學歷。他們的服務對象由兒童、青少年、婦女、長者，以至傷殘和智障人士。主要工作有三類：機構一般文書操作，帶領小組或義工服務，協助中心舉辦大型戶外活動等。社工會從中指導他們，提升工作技能和人際溝通。

在大學時代，曾到韓國當上交流生。除了在Campus上課外，印象較為深刻的是參與當地的反對美軍機地擴充集會以及反FTA遊行。韓國人集會的形式不但徹底改變了我平日對遊行和示威的印象，當韓國朋友述說南韓政府為了協助美國擴張軍事版圖，不惜以各種暴力去迫使居民離開家園時，我從他們的眼神中能感受到家園被毀所受到的傷害與痛苦。同一時間，我從朋友及網站得知天星事件。一班朋友為了止政府藉著發展摧毀我城的文化與歷史，不惜以身軀阻擋推土機阻止工程的發生。無論身處的或是出生的地方，眼看每位朋友走出來捍衛自己家園的同時，亦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何謂擔戴，從中更軀使我去思考自己的身份以及我與香港這個家的關係。再者，人在異地，自然會對成長的地方有所懷念和珍惜。於是，在回港前便自薦加入編輯部，希望讓我這個社運界的新丁能找到界入社會和政治議題的方向。

[在來年，獨媒特約記者群將籌組系列報導，探討正在冒起的青年運動，現先從個人的經驗，為過去一年的青年狀況，來一個速寫，以構思未來的專題框架。]

2009年大事回顧──一個青年角度
小弟八十年代中出世，正體驗第四代人的處境，也體驗2009年的大小風浪。圍繞著青年的議題猶如百年一遇：

大學生實習、O靚模、吸毒、援交、反基右、驗毒、失業、輪候公屋申請大增、六四、政改、反高鐵、三三四通識，等等。

這些事件的共同點，除了是青年人表達不滿，或者是上位不上位外，更重要是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出了問題（註一）。似乎越來越多年青人看到跟隨主流共識成長，結果得不到預期的回報，生命充滿不確定性。當年青人用其他方法尋找生活(無論正途與否)，卻又受到這樣那樣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