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我是中一，求學時期只知道歷史事實，但從未有挺身而出參與的衝動，比起很多大學時就熱心參與社運的人，我不單是未進化，簡直是未開化。

我好像是02還是03年才是第一次去的，03年還去了首次的七一遊行。或者，那時在中大工作，見得多臭權貴，感到有向權力說不的必要。如此，雖有斷續，總算有「保持」參與。

今年，2011年，是我首次決定不去的，這絕非因為很多人以為的理由：不滿某老人家背棄五區公投、支持老牌「民主」政黨媚共通過政改等原因。

我只是覺得，我再無興趣幫中國人。

中國今時今日仍有此暴政，仍有百般人禍，是由中國人自己一手縱容和製造出來的。

有什麼當權者，就有什麼人民；有什麼人民，就有什麼當權者。我不單指大陸，香港也如是，全世界也如是。

一個朋友告訴我，在香港的大學課堂中，仍有大陸來港的學生高呼爭辯我們所知的不是事實，說當年其實是有學生叛亂，打死很多解放軍，又有一些「你們都不在場，怎可以莽下判斷」等歪理。

香港的社會運動人士，從來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最近加了「非粗口」)，作為道德光環。但一直以來，他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都仍被一介犬儒之民視為激進暴力。

可知現今民憤已到達一個地步，連口口聲聲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一眾社運人士，也開始改口，認為「遲早一鑊大大鑊」、「遲早暴動」，坦言不諱。

不要以為這會使當權者恐懼和反思，反而，他們只會更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反對派。

昴山素姬曾說：「假如我手上有槍，就容易使我用開槍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道理和道德去戰勝別人」(類似意思)，藉以解釋她反對暴力的理由。

我不同意。

六四事件中北京學生就恃著自己「手無寸鐵」和「非暴力」作道德光環，而下場就是：死！

保守犬儒的人總是對(別人) 「手無寸鐵」和「非暴力」情有獨鍾，恨不得抱著他們打個「茄輪」，到「手無寸鐵」的人犧牲了，那些人就低著頭竄逃，你死你事。

回想多年前韓農到香港示威，反對全球化對農民生計的影響。當他們還是三脆九叩遊行示威時，搏得港人稱讚，從來沒有人罵他們阻塞交通、浪費警力、激進、有政棍操控等。即使最後在會展中心外與警方「埋牙肉搏」時，其所用的暴力也不到他們在韓國用的十分之一。

(按：本文為六四晚市民前往北角警署踢保，被堵路及拘捕後，八十後青年進行的集體書寫之一。本文原刊於2011年6月28日明報世紀版。)

文：曉嫻 (北角警署踢保行動者之一)

三個月內被捕兩次，一次是反財政預算案，另一次是抗議警方在反財政預算案中的濫捕，兩次被押返北角警署，遇上不同的警察，說了一些話又嚥下了一些話。

我已經不太記得3 月6 日的場景，應該都是跟這次一樣，示威者一個一個被抬走，押上警車帶返警署。北角警署的停車場清空成為臨時的登記處，53，或者113 名示威者打着蛇餅，等待登記、拍照、搜身、將隨身物品放入膠袋。每一個人旁邊都有一名警察，只有編號，沒有名字。我看着拘捕我的女警的臉好久，說： 「對於當權者而言，你不過是一部機器，是維穩的機器，連一個名字也沒有，你不覺得這樣很悲哀嗎？」我和另一些示威的朋友在警署唱起《誰說》，在這樣的時刻，沒有什麼比唱《誰說》更為恰當， 「誰明我有理想敢去堅持∕強權暴力絕不可遏止∕抱緊自信爭取公義∕讓自由人權成重要事」，我不知道警察聽不聽到歌詞，他們也沒阻止我們唱歌，據說後來有警察小聲的問示威者，《自由花》是怎樣唱的。

被拘留的那一夜

(按: 本文為六四晚市民前往北角警署踢保，被堵路及拘捕後，八十後青年進行的集體書寫之一。本文原刊於2011年6月28日明報世紀版。)

文：吳國偉 大公神學工作室宣教師

6 月4 號晚一群市民前往北角警署期間被警察堵路，久旱的影像媒體設定了標準鏡頭：一大群示威者在十字街頭被更大批的警員團團圍困；二話不說警員就將示威者一個個抬走。一場行使公民權利的踢保行動，被安插上莫名的罪名，參與者不單遭受國家機器的暴力對待、更被置於社會輿論口誅筆伐的面前。情節清晰得任誰也看到示威者如何中了陷阱。

聖經作為文本對「中伏」、「墮入陷阱」的狀態有不少記載，基督徒稱之為「遇見試探」。試探的來源是魔鬼，不同於來自上帝的試煉。遇試探者輕則身敗名裂，重則命喪當場。其實耶穌面對陷阱的經驗，亦可作為社運人士的參考，雖則最後耶穌要在殖民帝國手下就義，那也是求仁得仁，非戰之罪。

拒絕挑釁

(按: 本文為六四晚市民前往北角警署踢保，被堵路及拘捕後，八十後青年進行的集體書寫之一。本文原刊於2011年6月27日明報世紀版。)

文：李達寧（序言書室負責人）

經過6月4日的拘捕行動，香港社會進入了一個新處境，一分為二，徹底地對立。此前，我不明白，亦不願意明白，德國理論家斯密特（Carl Schmitt） 之謂政治（the political）就是對立，分清敵我，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有效的政府下，我們應該避免進入這種狀態。曾經，我以為香港不需要這種鬥爭的理論，因為無論分歧多大，香港也應該是一個講道理的社會，尊重費厄潑賴（fair play，魯迅譯）。各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正當地爭取支持者。具體而言，就是香港仍足稱道的法治和人權。有人權，讓我們容納各種聲音；有法治，所以國家機器是訟裁者，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打手。但6月4日的警方阻攔方式，改變了這個處境，使斯密特的對立政治在香港實現。

臨時寫好的堵路劇本

(按: 本文為六四晚市民前往北角警署踢保，被堵路及拘捕後，八十後青年進行的集體書寫之一。本文原刊於2011年6月27日明報世紀版。)

文：葉寶琳（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阿人：

新任支聯會主席的您，這幾天為籌備六四悼念集 會定必很忙了。執筆寫這封信是想告訴您，113 個市民在3 月6 日因財案而堵路，以抗議財富分配不均而被捕。他們並未因警方打壓而退縮，且打算在六四晚會後遊行往北角警署「踢保」，抗議香港警方近月以國家機器的姿態， 肆意打壓公共行動。

您說過，今年是中國政治打壓最嚴重的一年。在我看來，香港也是一樣。今年警方拘捕異見者數目已是去年的兩倍多。中國政府對內地小小的網上集會號召都嚴加打壓，港府就連微不足道的塗鴉都坐若針氈，希望把異議聲音打壓於萌芽期，不都是同出一轍麼？

您說過，香港是向內地推動民主的基地，發揮促進維權及民主思想教育的角色。當年您以身犯險，北上支援學運，建制報章重提您簽悔過書的歷史，於我來說，您最後有沒有簽，一點都不重要。悔過抑或投誠，前提都是對極權俯首；面對一個殺人政權，何須認真？

橫在頸上的政治利刃

1. 六四後一週
那夜的燭光仍不時閃爍著。香港的八十後年輕朋友問為什麼台灣人都不關心六四，其實我沒法以任何清晰有說服力的方式來分析。六四發生時，我印象很深，我記得炎熱午後，小學課堂中止，聽見學校對全校廣播，讓我們在教室中默哀，記得拿到了有著歌詞的單張，我們懵懵懂懂地跟唱著「歷史的傷口」。

音樂的感染力很驚人。「蒙上眼睛，就以為聽不見...」直到今天，幾乎想到六四，腦中就自動響起這旋律。於是那天在維園，我竟以為自己毫無疑問會聽見這首歌，失望了，也對自己的失望覺得可笑。由這個小細節，我才真正感受到，香港和台灣真真是以完全不同的時空位置來看待六四，並且一路轉變，隨著兩地的政治社會變動而有了更加不同的觀點和距離。

像是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文中所說，如今的台灣，沒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島上人們在意經濟關係，親身經歷大城小鄉中擦身而過的「陸客」越來越多，不管有無意識，但是那道歷史的傷口已經淡出台灣的政治地景。即使在意，不論政治立場，似乎都難協商出一個恰當的位置，以「我群」的集體姿態來看六四。

財爺三月宣佈為香港永久居民派發六千元，新移民團體遊行，他們不認同財爺亂派錢，更不希望派錢分化香港人。派錢及後真的觸發反新移民氣氛，Facebook萬人群組激發了香港右翼民粹力量，有說新移民是「蝗蟲」，更有甚者說新移民都是「共匪」，他們真的像間諜電影般，在生活中各個角落出現麼？或者享受香港民主制度的同時，投票時卻支持親中派候選人？筆者嘗試檢視內地人從居權申請者，到準港人至成為新移民的過程，看看中方如何以各種方法嘗試控制準港人。

從居權名額說起

香港每日有150個單程證名額，可是審批權卻在中方。內地以什麼準則、申請人是否獲公平審批權，港方無從過問。據知在配額中，有90個是因家庭團聚，其餘60個就是「其他理由」。當中包括「照顧年長父母或無依靠子女」、「承繼遺產」，但最令人感到恐慌的是，竟可包括「對共產黨有貢獻人士的後裔」，而這當中佔60個名額中多少比例，港方不得而知。

當年港府為阻止合資格內地人來港，說若不人大釋法，就會有167萬內地人來港，當時香港社會引起一陣恐慌。可是在過去十幾年，每日新來港人士數目都不足150名。內地以居港權作為「禮物」送贈，香港是若取回居港審批權，可杜絕內地在審批居港權時的貪污，及統一各省如今審批標準不一的情況。

文：庫斯克
（通識科教師 http://kursk.xanga.com）

某個星期六早上出席了官方舉辦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會。會場四五百個座位幾乎座無虛席，週末也有這個人數，證明大家還是很關心這個題目的。

委員會諸公的發言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參與諮詢會的教育界朋友應該大都有備而來，研究過那二百多頁的諮詢文件了，答問過程主要集中於課程規劃和設計等問題，到我發表意見的時候，我提出了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

所有課程都有其意識形態，現在的語文科目、通識科、經濟科、歷史科等課程都隱含著一套思維模式。相比起這些科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意識形態更為突出，甚至可以說，它本身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科目。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課程理念是「以價值觀及態度為核心，孕育情懷，確立身份認同」。推行這種「價值觀」、「情懷」、「身份認同」的教育之前，如果我們不攪清楚其意識型態的政治，那將會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民主還是極權的國民意識教育？

官方、建制派和中聯辦都說所有國家都有國民教育，可是他們沒有解釋其他國家的國民教育是怎樣的一回事，然後便偷換概念，說別國有，我們也應該有，完全迥避了一些控制學生思想模式的魔鬼細節。

本年年初，原來靜悄悄的灣區規劃諮詢引發香港社會強烈反響。灣區規劃諮詢本身的種種問題已有不少論者談過，例如諮詢文件內容空洞，概念堆砌缺乏闡釋，而公眾諮詢又只得短短一個月，和閉門造車幾無分別。以城市發展民主化為準則，這次灣區規劃諮詢固然是不合格的。

然而香港社會對灣區規劃的批評遠遠不止於此。規劃原意是要加強粵港澳三地之間的城市發展合作，卻引來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抨擊。從中港民主進程的角度出發，港人對灣區規劃的恐懼，更反映了中港政治之間的深層問題。

自後過渡期以來香港政治出現了一個根本的改變：隨着政治權力的轉移和內地的經濟發展，本地權貴紛紛發現向北京效忠才是生存之道。如是者，一眾「忽然愛國」便需要尋找機會顯示忠誠，而訓示港人向他們學習如何「愛國」就成為他們最需要做的事情。中港城市發展的相互配合，也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成為公眾議題；權貴本身對這些議題本身可能無甚認識，但透過訓示港人「不懂得抓緊內地發展機遇」，便可以營造自己比其他人更為「懂得國情」的形象。

類似的政治操作，在高鐵一役最為明顯；各個城市發展項目本身的優劣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透過支持或反對這些項目來把自己和批評自己的人區分，才是權貴的政治目的。港人不是傻瓜，看見權貴如此搬弄是非來確立政治地位，許多人都會看不過眼。不幸的，是許多區域合作的計劃本來很有需要，卻因為這些權貴加一把嘴而染上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