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的和諧文化

香港人最喜愛和諧。

任何時候，有任何人，為任何事在社會上高調發聲，提出訴求，那怕他們有沒有行動，都會有另一群通常受過教育的人出來指責他們，說他們破壞「和諧」，呼籲他們和平理性。

「你不和諧，句號。」

在他們的評論當中，你不會找到補充，不會找到解決眼前的問題的提議。他們就是這樣停下來，彷彿他們的沈默就是參與公民社會的方式。

但明顯地，這些人只是選擇性地沈默，他們當看到有人發聲，就會抑壓那些聲音，說他們不和諧，但是沒想到他們用的方法，卻是他們攻擊的目標--去批評，高調地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反對。這真是相當地諷刺，是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他們可能受的教育當中，在他們老師身上學會，「不和是不對的，互相指罵是不對的」。所以他們的真正目標，不是錯誤的政治理念，不是不公現象，不是不任何實質的東西，而是人的姿態：你不符合我預設的姿態，我就必向你口誅筆伐。

幾乎可以肯定，如果蝗蟲論不出，沒有香港人高調控訴，他們絶對會是中港矛盾中的「花生友」，旁觀者，因為從頭到尾他們的口舌都只為他們自己的和諧教條服務，而非公義和公平。說其他人歧視，不包容，自己其實是最不能忍受多元性的一群。

上星期，極左政治黨團社會民主連線率眾，衝入替補機制公眾咨詢會場，干擾公共秩序；並借民主自由大義而唯我獨尊，膨脹自我表達權利，扼制他人表達權利，此等過激行為只會供有心人士口實，用以抹黑所有公民運動，且更令人民對民主自由有疑慮和反感，無助穩定有序的民主法治社會的實現。謹予以讉責之。

對於替補機制政策，我起初是詫異決策者及政策顧問對投票制度的基本認識（不同一於名單替補，最大餘數法有違比例代表制），而且以「五區公投」低投票率為由，連公眾咨詢都略過，不能接受。經過大學教授聯署、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的聲明，已令政府有明顯讓步，包括改同一名單替補，及三個月的公眾咨詢。此似乎證明，社會並不如學者陳雲所指，一切體制內改革和申訊渠道已失效，而須透過激烈的民眾運動，訴諸武力。

公眾咨詢，是中立字眼，任何持正反意見的人都可在會場內，以平和溝通的態度，提出建議和批評，我不解的是有政黨和民眾，假民主自由之名，搗毀用來自由表達意見的場合。我們在會場內，更應該討論若同一張名單並無下一號候選人，如何替補得不扭曲選民意志，又或選墿不替補，改由直選又如何改善從比例代表制轉向多數決制所造成的民意代表比例偏差。這種深度問題，不是單憑高舉民主，靠指摘剝奪選舉權來一筆帶過，茍且在非黑即白的表面層次。

前言

最近，我翻閱2007年《中大學生報》事件的來龍去脈，發覺有很多基督徒會使用各種渠道去強迫別人接受他的價值觀，有時會動用法律程序。到最後，受苦人的公義在法院內得伸張，然而，這些受苦人已承受沉重的代價。

我發覺教內有一些組織是不可質疑的，他們的政治行動必然是對，堂會內得到顯要的宣傳版位，而執事會亦會撥出大量的經費去支持這些組織。按信徒的理解，是我們支持他們關心社會，做一些反對黃賭毒等良心工作；但他們卻在搞自己的政治工程，去滿足自己的政治目的。

最近，我看見明光社開始熱心推動基督教選委的工作，讓一些現任選委得到特別的曝光機會，這令我想回顧一下2010年明光社對五區公投的政治行動，讓基督徒可以自己作個判斷，是否接受明光社所提供的資訊。

若讀者無時間去閱讀以下文字和短片，但我仍想提出一個問題：為何明光社在短短7個月之間製作6套短片去攻擊五區公投呢？其中更有明目張膽地去進行政治反動員，明光社的頻密行動究竟有什麼政治動機？為何這些行動竟是完全緊跟當時的中共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治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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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
公平、公正、公開是選舉的基石

經濟，即資源分配的方式。大航海時代以後，西班牙、葡萄牙對金銀財寶的赤裸裸掠奪是「舊帝國主義」，後來荷蘭、英國對貿易經濟則定性為「新帝國主義」，按歷史學界和經濟學界的理解，從古至今，均一致認為舊不如新的來得成熟，是經濟學之父阿當·斯密，將經濟從政治中剝離，交予一套市場秩序來運作，由於市場秩序只是以供需作為調度，所以它的高度邏輯和可預測性揭開了理性時代的序幕，而社會能憑之自轉，也使政治從民眾日常生活中退縮回去，開始了個人主義。簡言之，論經濟獨立後的影響，就是自雅典以來民主的復辟，以及人民靈性宗教生活的終結。

我曾於本年一月的國際政經評論中，論及美國2007年房貸次按金融風暴對世界局勢的影響，已特別強調經濟的連鎖拖累不會戛然而止，如果論問題是集中於美元幣值、貿易差額、國債上限、就業情況，我們就只能按國際信貸分析機構的評級來作一個總結，這個評級說到盡頭，是一種期望值。要真實觸碰經濟問題的核心，就是要揭穿期望值的虛蕪，即是至今各國政府，甚至是經濟學界，都仍未意識到要阻緩經濟虛值化的傾向，此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出了民主政治以後，民主政治反倒對它的「父母」必恭必敬，令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脫韁野馬，逐漸陷於失控。若說經濟學是狹獈的，我是打從心底肯定的。

2011年7月9日的上午，我跟另外四位曾任和現任的通識教育科老師，以私人身份，一同前赴西環中聯辦，與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會面，就一些內地的社會問題交換看法；同時在席的，還有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健恆。

聚焦內地貪腐問題

郝鐵川曾於本年3月25日在《明報》發表〈架起兩地心通的橋樑〉一文，及後我於3月28日在《明報》發表〈還不是人民的政府〉一文以回應。數天後，朋友傳來 郝氏在「微博」的回應，他說：「昨日《明報》刊登許漢榮〈還不是人民的政府〉，與我商榷。我想對他說的是：中央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主要是內地十三億人 民和香港愛國者說了算，而不是幾個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幾個港人說了算；西方模式並非都是普世價值，不願走人類公理和國情相結合的中國特色道路的人，永遠不會 對中國作出正確評價」。

之後看郝氏的博文，我偶有回應。不久之後就收到他的建議，說希望找個時間，與香港的通識教育科老師見見面，談談大家如何了解內地，於是我就充當聯絡人，邀請一些認識的老師共同前往。會面本來安排在6月份，可是郝氏因身體抱恙，遂改為7月9日舉行。

郝氏同時亦建議，為能希望討論更聚焦，於是在會面前建議訂下「怎樣看待內地的貪腐問題」這一主題，並向參加的老師收集一些問題。最終收集的問題有二：

成立宣言

我們是一群關心香港人民權利、社會福祉的基督徒，面對近年本港的施政方向與多項政策的草率決定，我們深表擔憂。回歸後由政府高官們推銷的財政、房屋、醫療、教育、經濟等涉及香港社會整體的不同政策，產生的社會效果不單沒有改變回歸已來的「社會下流化」狀態，也似乎令社會中的民生、人權與言論自由等有倒退的現象。

在一個還未實現民主政制的香港，我們無法掌握自己及下一代的命運。當然，何謂真的民主政制可以再深化討論， 但標準難定不等於沒有標準（註1）。我們相信上帝愛香港這個地方，也愛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正如古代受埃及人勞役的以色列民、耶穌時代被帝國殖民剝奪政治經濟及文化權利的初期信徒，以及普世教會協會提出的解放精神：上帝應許的國應是平等、尊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與解放貧窮人的世界。

悼荃灣區議員趙葭甫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3935

龍緯汶
南方民主同盟主席
2011年5月24日

驚聞65歲的荃灣區議員趙葭甫於2011年5月21日傍晚因肺癌逝世，南方民主同盟及龍緯汶深表難過。

在緯汶眼中，趙議員是一位善良忠厚的長者。十多年前，大家仍是民主黨黨友時，我有空便會到他的辦事處探訪他，與他傾談香港及中國的政治議題。

緯汶成立南方民主同盟後，亦曾把住在大河道的少數族裔個案，轉介給趙議員跟進。當中，他的誠意及努力，緯汶至今仍記在心中。

曾經聽過福來村的街坊說，趙議員搏取選票的過人之處，是到長者家中親自幫助他們通坑渠。這正好反映趙議員的勤奮，及愛街坊的心；亦解釋了為何自1999年當上荃灣區議員後，他便成了長勝將軍。

趙議員既然已經逝去至另一個世界，就願他一路走好，得到安息。在此，亦願他的親友可以節哀順變，隨遇而安。

（原文以『不止精英競技的「新」亞方向』為題發表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明報》，本版本略經修改，也可以算是「體育、平等與資本主義」一文的延續）

香港國腳的故事

五十年代的香港，可以稱作亞洲足球王國。因為在1954年第二屆亞運會和1958年第三屆亞運會，香港的華人球員都代表中華民國贏得足球金牌。香港本身都有派代表團參加該兩屆亞運，但香港運動員的成績卻不受重視。親國民黨的報紙宣揚中華民國足球隊的輝煌戰績；親共的報紙則因為新中國缺席而對亞運不感興趣。

文：wing （左翼21成員）

特區政府推動申辦2023年亞運一事甚受爭議，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但綜觀現時輿論流行的觀點，除了少部分人提到體育管治的民主化外，涉及基本原則和價值的說法始終不多。本文企圖站在左翼關懷不平等、批判資本主義的角度出發就當下的討論作出三點補充。

參與體育的不平等

首先要討論的是做運動和社會不平等。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申辦亞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理據為推動體育風氣，讓大眾有更多動力做運動云云。不少反對者卻指出資源應多放在扶貧、教育等民生上，而非用在搞亞運。這種反對論點，當然不是無的放矢。但如果亞運真的能夠令大眾多做運動，以基層的觀點出發，花錢搞這場「盛會」也不能說是一無是處。事實上，除非我們將一切的體育以至康體活動視為麻醉人民革命意識的工具，否則要提升勞動人民的生活素質，鼓勵他們做運動確是應有之義。

上網查詢「中國模式」，我們會看到大量彼此矛盾的訊息。從所謂「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到「集權國家」或「世界血汗工廠」，我們藉由西方傳統論述展開的所有光譜，彷彿都能在「中國模式」的大旗下找到某種方式伸展開來。如果仔細檢視這些論述，我相信我們會發現，所有關於「中國模式」的說法，無非就是為「一切在中國發生的事」找出一個解釋而已。若然，「中國模式」幾乎完全無關於某種獨特性，而僅是反映出不同立場下對於這些事情的揀選與再詮釋的手段而已。這些詮釋仍然由大大小小的語言碎片拼湊而成。因而我們在考察「中國模式」論述時最需要注意的，無非是關於這些詮釋賴以拼湊的手段以及使用了哪些碎片等等問題。

從低價代工產業、威權政府體制、城鄉間大規模流動和集權政黨內部政權更替等等視角而言，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充滿了複製的影子。而值此許多經濟體大幅衰退的時刻，與其研究中國模式如何成功，不如將這些興趣視為對於個狀態為何不失敗的好奇。而倘若我們認為在統治穩定和經濟成長這兩方面中國都尚未失敗，我們更應該看到，那些足以認定中國失敗的標準，譬如統治手段、貧富差距、人權維護、言論自由等等，卻正是作為國家主旋律的中國模式企圖以西方為名而拒之於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