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政治

小政府，大陸客，和諧人

亞問 — Sun, 05 Feb 2012 06:51:43 +0000

反智的和諧文化

香港人最喜愛和諧。

任何時候，有任何人，為任何事在社會上高調發聲，提出訴求，那怕他們有沒有行動，都會有另一群通常受過教育的人出來指責他們，說他們破壞「和諧」，呼籲他們和平理性。

「你不和諧，句號。」

在他們的評論當中，你不會找到補充，不會找到解決眼前的問題的提議。他們就是這樣停下來，彷彿他們的沈默就是參與公民社會的方式。

但明顯地，這些人只是選擇性地沈默，他們當看到有人發聲，就會抑壓那些聲音，說他們不和諧，但是沒想到他們用的方法，卻是他們攻擊的目標--去批評，高調地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反對。這真是相當地諷刺，是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他們可能受的教育當中，在他們老師身上學會，「不和是不對的，互相指罵是不對的」。所以他們的真正目標，不是錯誤的政治理念，不是不公現象，不是不任何實質的東西，而是人的姿態：你不符合我預設的姿態，我就必向你口誅筆伐。

幾乎可以肯定，如果蝗蟲論不出，沒有香港人高調控訴，他們絶對會是中港矛盾中的「花生友」，旁觀者，因為從頭到尾他們的口舌都只為他們自己的和諧教條服務，而非公義和公平。說其他人歧視，不包容，自己其實是最不能忍受多元性的一群。

我想問，為什麼和諧就是好？難道他們不知道中國之所以可以脫離帝制，是因為一場不和諧的革命？和諧不可能是絶對的價值。真正的和諧是基於共識和溝通而非呼籲和壓抑。但恐怕在沒有民主的香港這是十分困難的事。

偽理性

反對一種憤怒的情緒是不理性的行為，因為憤怒是非理性的本能，甚至可說是行為的動機，不能說一個人憤怒他就是錯的。兩個學生為某事爭吵，老師應找出兩位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協助他們檢討，還是因為他們憤怒而處罰他們？

誠然，社會上有許多不理性的聲音，蝗蟲廣告也有誤導成份。但理性不等於冷靜和和諧。理性是指講理，相方提出論據，得出結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不說話，等「船到橋頭自然直」！

死忠於「一定要和諧」的教條，是理性的行為嗎？對話不代表一定可以解決問題，但不提出、針對問題，就只能望天打卦。

香港人不是現代的大陸人的子孫

在這些「和諧人」的論述當中，常聽見「因為我們的先輩是大陸人，我們就要接受大陸人」這種說話。但是，唏，我們的祖先是非洲人，這代表我們要接受非洲人大流量來港嗎？這種不知所謂的偽理性究竟要持續到何時？

大陸暴發戶大批來港買樓，遲早香港人恐怕要在香港的土地上租大陸人的樓來住了。如果你認為這是中港一家親，我就要質疑你的智商是否正常。

為什麼為了他人的利益，就是正義，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即使不損害他人，就一定是罪惡？政府如果不保障本地人的利益，反而為了外地人而損害本地人的利益，它還是否我們的政府？它是為了誰服務？香港人還是大陸人？

不文明就是不文明

有人把部份大陸人的不文明--在街上拉屎撒尿，在港鐵吃東西還罵其他乘客，恃有錢要求在醫院打尖等等等等等--解讀成「文化差異」，企圖淡化事件的嚴重性。但如果主角是香港人，這些人還會將之稱作「文化差異」嗎？可見這種說法十分偏頗。

退一萬步說，即使是文化差異，就必須絶對地接受嗎？花千言萬語著墨於人的背景，不能接受的事會變成可以接受嗎？如果你知道希特勒、東條英機小時受虐待，他們在二戰的行為是否可以接受？

不文明，就是不文明。如果只針對事而不對人，這應很容易理解。

盲目地和諧，是愚昧可憎的態度；盲目地自我犧牲，是自毁的行為；接受不文明，是文明倒退的現象。我們要保持理性，但也不可以束手就擒等死。

鄭文傑：回應快樂抗爭，衝擊公眾咨詢會場的憂慮。

鄭文傑 — Wed, 07 Sep 2011 16:42:54 +0000

上星期，極左政治黨團社會民主連線率眾，衝入替補機制公眾咨詢會場，干擾公共秩序；並借民主自由大義而唯我獨尊，膨脹自我表達權利，扼制他人表達權利，此等過激行為只會供有心人士口實，用以抹黑所有公民運動，且更令人民對民主自由有疑慮和反感，無助穩定有序的民主法治社會的實現。謹予以讉責之。

對於替補機制政策，我起初是詫異決策者及政策顧問對投票制度的基本認識（不同一於名單替補，最大餘數法有違比例代表制），而且以「五區公投」低投票率為由，連公眾咨詢都略過，不能接受。經過大學教授聯署、大律師公會及律師公會的聲明，已令政府有明顯讓步，包括改同一名單替補，及三個月的公眾咨詢。此似乎證明，社會並不如學者陳雲所指，一切體制內改革和申訊渠道已失效，而須透過激烈的民眾運動，訴諸武力。

公眾咨詢，是中立字眼，任何持正反意見的人都可在會場內，以平和溝通的態度，提出建議和批評，我不解的是有政黨和民眾，假民主自由之名，搗毀用來自由表達意見的場合。我們在會場內，更應該討論若同一張名單並無下一號候選人，如何替補得不扭曲選民意志，又或選墿不替補，改由直選又如何改善從比例代表制轉向多數決制所造成的民意代表比例偏差。這種深度問題，不是單憑高舉民主，靠指摘剝奪選舉權來一筆帶過，茍且在非黑即白的表面層次。

見〈恐佈統治，快樂抗爭〉一文，歸納學者陳雲的論點，可以「理性終結，武力相見。」概括之，我認同「革命」手段是民眾對抗衡專制政府的最後皇牌，但僅僅只能在最後關頭才能使用，因為這種「震盪療法」，副作用是最多的。當一切和平、理性的使用都不能阻止核心利益的侵害，武力就有其正當性；這個邏輯，我同意；但對陳雲教授指，今日的中國和香港政府，已惡劣得要用暴力，要以牙還牙，不能再跟它講理性了，我不敢茍同。說實話，北京中南海的危機意識是很濃厚的，他們會經常召開學者主持的國策研討會，中央黨校的治理教育也已相當科學化，幹部體系因開放市場後意識形態政治的凋淡，已越來越文官化。當然，北京仍有很多不足之處需要改善，有些是改革開放後的新疾，有些是專制集權的一貫舊病，但你以為它不清楚嗎？你以為它不理性嗎？不是的。你可以指責他有私心，但它聰明得很。香港五十萬市民的示威遊行，連國際傳媒也稱讚市民的和平、理性和剋制，政府也順應民意，將二十三條立法束之高閣，比較起來，連香港政府也沒有昨午衝擊會場的「自由鬥士」這麼盲動，這麼霸道。

陳雲只看到律師維權等溫和民權運動在中國被打壓，但沒有看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抗爭、印度獨立自主運動、美國非裔民權運動、普及選舉權運動都是在受到政府的高壓下，仍能堅持以和平非暴力方式來跟政權良性互動，從而達致公義。他們沒有為了公義而不擇手段，忽略程序公正，他們可能會違反惡法，但有極高的精確性，僅僅針對肇事現場，且堅持了和平手段，就算被警察拘捕也無憤怨，因為他們自知後果，並對之負責；但絕不會連公眾咨詢會議也要搗毀，將和解的迴旋空間也要自己扼殺，然後大叫政治迫害，煽動人民用激憤的暴力手段，撕裂社會，尤其是人民自身在改革鴿派和革命鷹派的內耗不止。我們應當記住，抗爭是為了民眾和政府和解，抗爭不是為了抗爭本身，將兩者處於敵我矛盾的狀態。

陳雲只知道將民主自由上綱到要流血起義、要精神殉道的宗教層次，而忽視如何用能屈能伸的靈活手段來智勝當權者。他似乎忘記了，英國是如何憑著經驗主義進行逐步的憲政改革，免受法國大革命後「反革命」的人民暴政恐佈統治，以及免受拿破崙「解放戰爭」和「復辟稱帝」的社會動盪，也忘記了孫中山在民智未開的情勢下，選擇了條件還不成熟的革命路線，武昌起義後又無力填補權力真空，沒有重建社會的能力，引致軍閥混戰時期，使當年民眾處於長年的混亂中，諷刺地懷念清朝帝制時期有更大的人身安全保障。顯然，革命多不在事前就慎重思考將來國家重建的方略，以及對自己能力的自知之明，結果留下一堆爛攤子，如果是國際情勢的不可抗力因素，也情有可原，也得認了；若是民眾自身在有轉彎餘地的時候，在政府不跟你談之前，就率先開槍要殺死對方了，這就是盲動的反應過敏，成全激進人士所言：「玉石俱焚，才有新生」的文革思路。

陳雲的危險，在於他鼓吹香港人要對中國的前途要絕望，要民眾將文化啟蒙沙龍、律師維權、公民記者糾察等所有溫和、肯溝通的抗爭運動視為白費心機的，視之為中產的（要分化民眾？），軟弱的，要民眾將中國及香港政府的所有改革努力視為是造作的政治演出，要將「武力革命」這張人民最後「皇牌」，變成「常牌」來使用，要將政府願意和平過渡視為不可能，而人民自己也因為這種懸念，而不擺願意聆聽的姿態，這種態度只會失去更多民眾的同情，也給有心人士更多話柄，來阻止憲政民主的落實。對於香港，陳雲鼓吹人民對政府動輒行激烈的鬥爭，只會令香港民主在二零一七、二零二零的落實添上民粹的外衣，號稱「不自由、毋寧死」的民眾竟連「我雖不同意，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意見的權利」的民主原則都蔑視，只會令將來的民選議會失去對各人的寬厚和尊重，充滿戾氣和不安，無助成熟穩重，肯協商溝通的民主政治的實現。

我們不能夠只因政治正確，連國家目前發展得來的成果也一併廢棄，因噎廢食，宜採亦步亦趨的智取策略，步步清野，以小球擦大球方式，左手動員在野社會運動的壓力，右手爭取內部有序改革的動力，來實現變革。

鑑古知今：明光社反對五區公投全紀錄

何信 — Sun, 28 Aug 2011 07:54:00 +0000

前言

最近，我翻閱2007年《中大學生報》事件的來龍去脈，發覺有很多基督徒會使用各種渠道去強迫別人接受他的價值觀，有時會動用法律程序。到最後，受苦人的公義在法院內得伸張，然而，這些受苦人已承受沉重的代價。

我發覺教內有一些組織是不可質疑的，他們的政治行動必然是對，堂會內得到顯要的宣傳版位，而執事會亦會撥出大量的經費去支持這些組織。按信徒的理解，是我們支持他們關心社會，做一些反對黃賭毒等良心工作；但他們卻在搞自己的政治工程，去滿足自己的政治目的。

最近，我看見明光社開始熱心推動基督教選委的工作，讓一些現任選委得到特別的曝光機會，這令我想回顧一下2010年明光社對五區公投的政治行動，讓基督徒可以自己作個判斷，是否接受明光社所提供的資訊。

若讀者無時間去閱讀以下文字和短片，但我仍想提出一個問題：為何明光社在短短7個月之間製作6套短片去攻擊五區公投呢？其中更有明目張膽地去進行政治反動員，明光社的頻密行動究竟有什麼政治動機？為何這些行動竟是完全緊跟當時的中共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治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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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
公平、公正、公開是選舉的基石

http://sumchoi.blogspot.com/2010/05/blog-post_20.html

在剛過去的516立法會補選，在教會圈子出現了一個近年罕見的現象，就是不少教牧為了是否應該鼓勵弟兄姊妹去投票而煩惱，弟兄姊妹對如何履行公民責任有截然不同的詮釋。這次補選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客觀的指標，過往的選舉，大家很明顯是可以按自己的政治傾向，候選人的往績和政綱來作決定，但今次選舉卻有很多灰色地帶，而對於如何解讀選民的意願亦可以各說各話。

例如如何界定所謂變相公投是否成功，是否得到市民支持，究竟是以投票率、勝出議席數目或其他指標計算，事前完全沒有任何清晰的標準，任由當事人事後去解讀，令選民根本無法清晰表達其意願。因為大家若以贏取議席數目作依據，也許一些支持溫和路線的人士、或建制派願意派人出來和較激進的候選人競爭。若果是以投票率為依據，不同意這次行動的團體可以名正言順呼籲支持者不參與投票作為一種表態。

而作為選民最無奈的是今次無論有沒有去投票，投了甚麼票都可以任由有心人隨意解讀，這算不算是一種對民意的扭曲？另一方面，更令人遺憾的是在追求民主的路上，有人將自己的策略凌駕一切，取用非友即敵的鬥爭心態，將其他支持爭取民主但不支持變相公投的人視為敵人，以語言暴力來打壓不同的聲音，醜化目標相同而策略不同的人士，這究竟是否真正的民主精神呢？

公平、公正、公開是選舉的基石，任何選舉必須有客觀和令人信服的準則去界定成敗，大家可以輸掉選舉，但絕不能輸掉誠信。

短片版本：在明光社網站失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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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3日
如何鼓勵教牧社關？

文字版本：在明光社網站失跡了。
短片版本：http://www.truth-light.org.hk/video/title/n455
注意焦點: 蔡為另一位反對五區公投的教牧吳宗文發出聲援。
最近，吳宗文的堂會港褔堂在2011年5月的一個籌款晚會，得到「慈長人翁」們大力支持，譚慧珠及黃仁龍上台發表訓話，有富豪購買一幅字畫而付出過千萬，而整個晚會籌得3800萬，而明光社的經濟來源亦有一部份是來自播道會港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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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5日星期四
民主就是要互相攻擊？

http://sumchoi.blogspot.com/2010/03/blog-post_25.html

民主政治是否就等於要攻擊與自己政見不同的人士？答案既可以是「是」，亦同時是「否」。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外國和香港的政黨成員針鋒相對，有些辭鋒銳利，非常到肉，令人拍爛手掌；有些就像潑婦罵街，或者文革口號，令人想立即轉台；有些更加粗鄙無賴，甚至有肢體衝突，污染公共空間。

不過，一般來說，一些政客在選舉時雖然「鬧」到面紅耳熱，青筋暴現，到選舉之後就算未至於「攬頭攬頸」，都可以鏡頭前面握手言歡。好明顯，所謂互相攻擊，有時真的是因為大家的立場南轅北轍，但對方總未至於是殺父仇人，不會真的想和對方打起來，更多的時候其實只是一場想引人注意，嘩眾取寵的政治騷。民主政治之中，互相用言語攻擊似乎是十分難免的，而越近投票選舉的時候，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

個人認為批評政見不同的人士無可厚非，但必須守住一些基本的底線，不應該為求目的，不擇手段。例如不可以用謠言中傷，寃枉對手；不應該使用暴力，因為民主的真諦就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取代以流血衝突的手段解決問題。此外，亦不應該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態，只要稍為有不同意見，就算盟友亦當作敵人。

因為五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請辭而進行的補選提名剛剛開始，泛民主派內已經出現一些互相攻擊的情況，令人十分失望！民主精神本來就是要求同存異，互相包容，若果將凡是不支持自己的就當作敵人，這就不是民主，而是以自己為主。

短片版本：http://www.truth-light.org.hk/video/title/n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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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3日星期三

自說自話的公投

http://sumchoi.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13.html
如果這個世界有一樣比賽，可以由我們按自己的喜好、能力和對自己有利的條件決定輸贏，而又要所有的對手和評判根據我們自行決定的所有規則去參與和解釋這項比賽，你說多好呢！究竟有沒有這樣「著數」的事呢？

想推動五區公投的人相信不少是出於良好的意願，希望在政制發展的悶局之中尋求突破，加快民主的步伐，但所用的方法未免太過一廂情願，好容易成為一些政客表演的機會多於真正了解民意的途徑。

公民黨以及社民連所提出的所謂變相公投的衡量準則，被一些學者批評為門檻太低，顯示他們不夠信心，因為按他們的方法，就算投票率不高，輸了部份議席，仍然可以聲稱自己勝利，一切以自己的解釋而非客觀的事實為根據。他們不單只設計一個對手不同意，連旁觀者都有保留的遊戲規則，同自言自語有甚麼分別？

想將補選解讀為變相公投，根本就是指鹿為馬，扭曲民意，好多市民可能會好像我一樣，對是否出來投票都有猶疑，因為縱使我們願意支持民主發展，但是不會因此而將自己的票投給一些在人格、態度、言論和表達方式完全不符合我們期望的候選人。相信大家對在立法會裏面爆粗、互相指責、「掟蕉」和搗亂的場面記憶猶新，如果投票支持民主發展等如要支持這種形式的議會政治，我寧願不投，甚至投給其他在政治上較為保守，但真正關心市民的候選人。

短片版本：http://www.truth-light.org.hk/video/title/n466
注意招點: 蔡進行了政治動員，直接表示他不會投票，和2010年5月16日投票日司徒華的一模一樣！也和吳宗文當時的文章意思相同！同一時間，文匯報及其他主流報紙周刊等發動了「長毛毓民要搞港獨」等一系反智抹黑行動，而蔡和吳就在這個關鍵響應了由中聯辦指揮的人人表態活動，當時所有親共人士都會發聲遣責五區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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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8
指鹿為馬無助促進民主

文字版本：在明光社網站失跡了。

短片版本：http://www.truth-light.org.hk/video/title/n1326

注意招點: 蔡再次用「指鹿為馬」、「激進」去抹黑公投，為何蔡不提英國數十年來多次由在野黨以辭職補選來突顯民意，反對執政黨的現有政策？在2003年，英國多位議員辭職補選去反影人民反對入侵伊拉克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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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7

普選沒有路線圖，五區總辭辦得到？

文字版本：在明光社網站失跡了。

短片版本: http://www.truth-light.org.hk/video/title/n1345

注意招點:蔡刻意抹黑推動五區公投人士為「激進」，這和大半年後曾特首抹黑余若微為「激進」如出一徹。然而2009年11月當時，市民還未搞清楚什麼是「公投」，為何蔡不斷要攻擊推動五區公投人士為激進？當時公民黨2009年9月初已贊同參與五區公投，為何蔡不斷影射社民連是「激進」，而不提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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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

明光社奪政府招標人權教育，引起大眾質疑：為何一個全無教導人權經驗的組織可以奪得招標？政府行為甚耐人尋味。明光社在五區公投事件中的行動可能是為這個疑問帶來一些線索。明珠台今次作出客觀佈導(200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0gCOLWyjK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_muKgiwxE0&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NkImGdfAGQ&feature=related

鄭文傑：美國金融危機後的反思

鄭文傑 — Sat, 20 Aug 2011 10:03:35 +0000

經濟，即資源分配的方式。大航海時代以後，西班牙、葡萄牙對金銀財寶的赤裸裸掠奪是「舊帝國主義」，後來荷蘭、英國對貿易經濟則定性為「新帝國主義」，按歷史學界和經濟學界的理解，從古至今，均一致認為舊不如新的來得成熟，是經濟學之父阿當·斯密，將經濟從政治中剝離，交予一套市場秩序來運作，由於市場秩序只是以供需作為調度，所以它的高度邏輯和可預測性揭開了理性時代的序幕，而社會能憑之自轉，也使政治從民眾日常生活中退縮回去，開始了個人主義。簡言之，論經濟獨立後的影響，就是自雅典以來民主的復辟，以及人民靈性宗教生活的終結。

我曾於本年一月的國際政經評論中，論及美國2007年房貸次按金融風暴對世界局勢的影響，已特別強調經濟的連鎖拖累不會戛然而止，如果論問題是集中於美元幣值、貿易差額、國債上限、就業情況，我們就只能按國際信貸分析機構的評級來作一個總結，這個評級說到盡頭，是一種期望值。要真實觸碰經濟問題的核心，就是要揭穿期望值的虛蕪，即是至今各國政府，甚至是經濟學界，都仍未意識到要阻緩經濟虛值化的傾向，此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出了民主政治以後，民主政治反倒對它的「父母」必恭必敬，令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脫韁野馬，逐漸陷於失控。若說經濟學是狹獈的，我是打從心底肯定的。

尤其是美國，作為二戰後繼英國作為經濟重心，繼續以量化寬鬆和舉高國債去處理，根本是以毒攻毒的嗎啡針，以經濟虛值化來企圖延緩因經濟虛值化而帶來的危機，此乃歸因於美國經濟政策一直受共和黨自由放任的思想傳統所主導，對市場失靈的政府干涉畏首畏尾，自英國維多利亞年代的浪漫主義，和隨後的馬克思主義，引入至美國，經溫和化後的新自由主義，甚至在資本主義內較左的凱恩斯主義，最後都讓哈耶克和佛利民的新保守主義佔了上風。我們看自羅斯福免於匱乏自由、反托拉斯法至奥巴馬的醫療保險推行得極為艱幸，可以想像到美國民眾對自由放任傳統跟擁有槍械自由一樣牢固。

可能經濟政策家並未注意到，雖然西葡的「舊帝國主義」捍衛了皇權，但至少它抓住了經濟的核心，就是經濟離不開資源，英美將商業社會推向了金融體系的極致，生出大量由期望度堆砌的虛擬價值，今日標準普爾稍微調低了美國評級，股巿即重挫，有人可一夜致富，有人可蒸發數億，可見這種虛幻的脆弱。所以福布斯的富豪榜從不準確，乃因他們坐擁的許多財富都可在朝夕之間，因信心崩潰而化為烏有，每個人都是憑著對中央銀行的信心來使用一張不值一百元的百元鈔，從布雷森體制的結束，從金本位制轉至美元本位，各國就只有信美國一途，美國也因勢可肆無忌憚的舉債來解決經濟赤字，結果逼使各國轉而加持其他強國貨幣，例如歐元，但離不開尋找信心出口的虛幻。

重點是：「我們可以朝三慕四，尋找信心出口，只要能扭轉世界經濟的負面信心和期望，即可解決這一次持續多年金融危機。然而，當節約能源科技或開發資源科技未能追上自然資源消耗的速度，自然資源被搾乾，真真正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崩潰就會來臨，那時就讓您看清浮華背後的真實」。九一一沒有消滅紐約世貿中心的靈魂，恐怕到那一天，就真的心死了，然而，我希望政治家能及早醒悟，不要讓子孫後代來承受那場災難。

走進中聯辦的四小時

子路 — Wed, 03 Aug 2011 02:19:31 +0000

2011年7月9日的上午，我跟另外四位曾任和現任的通識教育科老師，以私人身份，一同前赴西環中聯辦，與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會面，就一些內地的社會問題交換看法；同時在席的，還有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健恆。

聚焦內地貪腐問題

郝鐵川曾於本年3月25日在《明報》發表〈架起兩地心通的橋樑〉一文，及後我於3月28日在《明報》發表〈還不是人民的政府〉一文以回應。數天後，朋友傳來郝氏在「微博」的回應，他說：「昨日《明報》刊登許漢榮〈還不是人民的政府〉，與我商榷。我想對他說的是：中央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主要是內地十三億人民和香港愛國者說了算，而不是幾個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幾個港人說了算；西方模式並非都是普世價值，不願走人類公理和國情相結合的中國特色道路的人，永遠不會對中國作出正確評價」。

之後看郝氏的博文，我偶有回應。不久之後就收到他的建議，說希望找個時間，與香港的通識教育科老師見見面，談談大家如何了解內地，於是我就充當聯絡人，邀請一些認識的老師共同前往。會面本來安排在6月份，可是郝氏因身體抱恙，遂改為7月9日舉行。

郝氏同時亦建議，為能希望討論更聚焦，於是在會面前建議訂下「怎樣看待內地的貪腐問題」這一主題，並向參加的老師收集一些問題。最終收集的問題有二：

一、從近年大大小小的官民衝突和官方對衝突的處理手法（維權、上訪、郭美美與紅十字會事件、漢維、漢蒙民族衝突的處理、殺警或殺法官、潮汕及增城衝突的處理等等），可以看出，國民對中國執政當局是存在很大的不信任。單靠維持經濟的高增長，是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請問如何解決這種信任危機？

二、國內的貪腐問題，很多時都是官員的問題，官職愈高、貪的愈嚴重，如許宗衡案等，貪污的數額甚大。我想這些經公布的不過是冰山一角。在內地經濟一日千里的今天，官員貪腐，百姓受害，這些問題，我們在香港應如何看？當我們批評，在你們眼中，又是否「井水犯河水」？

看大局也看「個案式」

上述兩個問題，因為時間關係，只討論了第一題。郝氏提出的觀點我們不陌生，他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總體來說，發展是在進步當中，但在整個發展的過程，出現不同的社會問題也是事實。

不過，郝氏特別指出香港人看內地問題、對內地政府抱有不信任的態度，而在看待內地各種問題時，香港人慣於「個案式」，不夠全面。反之，內地人一般對政府是信任的，當然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但都以「建設性」的角度提出意見，以改善目前的不滿之處。

在會上，我跟一些老師也提到，香港人並非不知道內地的發展在廣闊的層面上是持續向前的，只是我們身為老師的，更要關注內地個別事情，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權利問題。我們總不能常常只看大局，而不看「個案式」的公義問題。

此外，郝氏仍然是比較在意我們以西方的民主理念為「普世價值」，對「中國特色」的視而不見。他一再重申，以共產黨為執政黨，並輔以八大政黨為參政黨為主體的政治體制，是合適於中國國情的。他也指出，在基層人大的選舉，已有不少普選的例子，他說假以時日，中國必然會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民主道路。

然而，在我個人而言，普選並不是民主的終點，反而在有了普選以後，前路如何走，才是最值得我們關心的。所謂「西方式」的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由人民選出執政的團隊，也應是人民應有的權利。重視每個人手上的選票，重視每個人對政府擁有的影響力，我想這才是我們看的「普世價值」，而這價值，根本無分東方或西方。今天我們在香港爭取普選，目標也應是這樣，只是香港的政黨和從政的人大多缺乏理念，才造成今天政局的紛亂而已。

引領學生放開胸懷

郝氏也提到，因為我們彼此的生活經歷不同，所以對內地的認識也有不同。他指出他們那一代，曾經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也曾受過極「左」打壓的苦，但他只視之為「母親錯打了孩子」，因此他們仍然是從心裏地擁護共產黨，對共產黨領導中國視之為必然、視之為唯一。

他這樣的看法，我想我只會尊重，但不會完全同意。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共產黨不只一次為了鞏固黨的利益，犧牲了人民應有的權利。建國初期，那些破壞力驚人的政治運動，讓多少人民受苦？讓多少知識分子受害？除非這些都不是事實，否則，「黨大於國」的意識仍在；我個人而言，並不願見。

在整個會面過程，大家坦誠地表述了各自的看法，分歧是大的，幸而也沒有誰要說服誰的意圖。

在我看來，大家雖然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但能多溝通總是好事；我也是因為這種想法，才決定充當聯絡人。我們身為任教通識教育科的老師，能夠直接聽到內地官員闡述如何看待內地事務，比起透過媒體，可能會更加有用。我們也能藉此向內地官員說出我們對內地事務的關心，着眼之處究竟在哪？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十四年，不論我們是否願意，跟內地的接觸只會愈來愈頻繁。但我們身處香港，還享有比較全面的資訊和言論自由，我們實在有責任帶領學生放開胸懷，廣納四方之見，以建立獨立思考能力，我相信我們還是能繼續發揮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不怕被邊緣化。

郝氏曾表示，希望這樣的溝通會是持續性的。我想只要仍然是坦誠溝通，不是統戰手段，我個人還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師可以走進中聯辦去，有更多的四小時。

（本文刊於《信報》2011年7月30日）

監察基督徒高官聯盟

監官聯 — Wed, 13 Jul 2011 06:30:59 +0000

成立宣言

我們是一群關心香港人民權利、社會福祉的基督徒，面對近年本港的施政方向與多項政策的草率決定，我們深表擔憂。回歸後由政府高官們推銷的財政、房屋、醫療、教育、經濟等涉及香港社會整體的不同政策，產生的社會效果不單沒有改變回歸已來的「社會下流化」狀態，也似乎令社會中的民生、人權與言論自由等有倒退的現象。

在一個還未實現民主政制的香港，我們無法掌握自己及下一代的命運。當然，何謂真的民主政制可以再深化討論，但標準難定不等於沒有標準（註1）。我們相信上帝愛香港這個地方，也愛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正如古代受埃及人勞役的以色列民、耶穌時代被帝國殖民剝奪政治經濟及文化權利的初期信徒，以及普世教會協會提出的解放精神：上帝應許的國應是平等、尊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與解放貧窮人的世界。

我們相信上帝呼召我們在世上作鹽作光，我們的生活行事也應為著信仰分別為聖。這並非說基督徒在倫理規範上必然和非信徒的倫理規範有甚麼大差別，而是說明這信念背後的基礎原委罷了。在一般性的規範倫理之上，我們相信基督信仰和一些普世公認的作官價值是一致的。在今天權力不平衡的香港政治中，有不少建制內（註2）的官員、議員是基督徒（註3），我們認為這些有更大權利的基督徒必須在公事上進行嚴肅的信仰反省（註4），當我們祈禱說：「願上帝的國來臨並願其旨意行在地上」之時，他們應反思施政的方向與政策推行到底是令上帝的國更近還是更遠。

當前我們面對政府提出的「遞補機制」，雖然政府已暫時押後二讀，但在此僭奪人民選舉權利、違反選舉制度常識、舉世無雙的荒謬方案被收回之前，我們自覺身為基督徒應為信仰發聲。我們實在不願看見港人殘餘無幾的公民權利被進一步剝奪，也不願看見弟兄姊妹背棄良心去支持一些明顯有違信仰、有違理性的政策。我們並非要作宗教審判或否定某些人的信徒身份，相反，我們正是肯定他們的基督徒身份才更要指出其錯謬，渴望他們痛定思痛，回轉悔改。當公眾人物在公共領域中犯了影響大眾的錯，自然應該在公共領域中向公眾負責，基督徒自然也不能例外。這不單是建制內基督徒要面對的，也是我們所有香港堂會要面對的問題，看見弟兄姊妹泥足深陷而保持沉默無疑是陷他於更大的不義。

為了在弟兄姊妹泥足深陷之前作出善意的提醒，我們成立了此監察基督徒高官聯盟。當然，如上文所言，我們監察的對象並不限於高官，而是泛指整個建制內的信徒。我們絕對無意推行甚麼政教合一的議題，也明白有某些政策上弟兄姊妹間也有不同的意見，但和而不同的狀況其實只適合於雙方都是理性上可行，與其中一方的理據並未完全擊倒另一方的基礎之上。以上述遞補機制為例，如大律師公會、不少教授政治學的學者也已經提出無數理由指正此方案違反理性，違反常識之處；除非真是一個不接受公共理性標準的盲辯者，否則反對這政府方案根本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我們不願看見有弟兄姊妹因不能直言的理由，而用不同的謊話、謬論來強推一些明顯錯謬、對人民有損的政策，更不能接受有人在推行這類錯謬政策時把錯誤說成上帝的帶領。我們深信每個信徒也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任，也尊重每一個人的工作選擇，卻不能接受基督徒身份被專制政治隨意挪用。我們會以遞補方案為起點，為建制內的基督徒作出善意的提醒，我們歡迎建制內的基督徒與我們一起進行理性的討論，也願意一起進行更深入的政治神學反省。

信仰反省，實踐基督，推廣天國，同志仍須努力。

註釋：
1. 但我們相信如 Robert Dahl 在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中列出了以下八項標準至少可以大致點出判斷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大約標準：（1）公民有普選權；（2）公民有被選權；（3）參選人有權公平競爭和爭取選民的支持；（4）選舉都是自由、公開與平等的；（5）公民有組黨結社的自由；（6）公民有言論自由；（7）公民可以取得不同的資訊；和（8）政府和相關組織要根據選票和民眾的意向來制定各種政策。
2. 這裡的所謂「建制之內」是一個廣泛的定義，泛指身在行政、立法、施法的架構以內的人。
3. 這裡指廣義的基督徒身份，不論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等之別。
4. 這並非指其他非建制內的信徒無須在其工作上進行反省，我們相信每一位信徒在他的行事上也應有嚴肅的信仰反思。

悼荃灣區議員趙葭甫

龍緯汶 — Mon, 23 May 2011 18:48:46 +0000

悼荃灣區議員趙葭甫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3935

龍緯汶
南方民主同盟主席
2011年5月24日

驚聞65歲的荃灣區議員趙葭甫於2011年5月21日傍晚因肺癌逝世，南方民主同盟及龍緯汶深表難過。

在緯汶眼中，趙議員是一位善良忠厚的長者。十多年前，大家仍是民主黨黨友時，我有空便會到他的辦事處探訪他，與他傾談香港及中國的政治議題。

緯汶成立南方民主同盟後，亦曾把住在大河道的少數族裔個案，轉介給趙議員跟進。當中，他的誠意及努力，緯汶至今仍記在心中。

曾經聽過福來村的街坊說，趙議員搏取選票的過人之處，是到長者家中親自幫助他們通坑渠。這正好反映趙議員的勤奮，及愛街坊的心；亦解釋了為何自1999年當上荃灣區議員後，他便成了長勝將軍。

趙議員既然已經逝去至另一個世界，就願他一路走好，得到安息。在此，亦願他的親友可以節哀順變，隨遇而安。

由亞洲足球王國到黃金寶：對亞運的另類想像

Wing — Tue, 21 Dec 2010 13:27:47 +0000

（原文以『不止精英競技的「新」亞方向』為題發表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明報》，本版本略經修改，也可以算是「體育、平等與資本主義」一文的延續）

香港國腳的故事

五十年代的香港，可以稱作亞洲足球王國。因為在1954年第二屆亞運會和1958年第三屆亞運會，香港的華人球員都代表中華民國贏得足球金牌。香港本身都有派代表團參加該兩屆亞運，但香港運動員的成績卻不受重視。親國民黨的報紙宣揚中華民國足球隊的輝煌戰績；親共的報紙則因為新中國缺席而對亞運不感興趣。

但到第四屆雅加達亞運，國腳們卻沒有機會蟬聯，原因是主辦國印尼阻止中華民國和以色列參賽。到第五屆曼谷亞運在1966年舉行時，親共的勢力在香港球圈已有一定力量。因此，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賽受到阻撓，要國際足協會長Stanley Rous親自介入才有莫振華、黃志強等十三名球員離港飛泰。球員需在下機後開赴球場比賽。人腳不足加上舟車勞動，球隊在分組賽鎩羽而歸。不過成績已不重要了，最重要有香港球員願意衝破敵人的打壓為國效力。這十三名球員遂獲《香港時報》尊稱為「十三壯士」。兩年後，香港足球職業化，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運的時代也結束。

雖然像姚卓然那樣的頂級球員在五十年代的簽字費已可達四萬之數，但名義上所有香港球員都是業餘身分。大部分球員都有一份職業，例如效力九巴的球員就多在九巴內任職，台港兩地政府都不會照顧這群優秀運動員的日常生活。即使如此，沒有人抱怨國民黨不支持他們，不為他們提供退役後的保障。當時繁盛的香港甲組聯賽，比賽場地就只有大球場是政府場地，但沒有人會指責殖民政府忽視足球。

亞洲車神的故事

姚卓然等人第一次取得金牌後五十六年，香港代表，外號「亞洲車神」的黃金寶第三次在亞運取得金牌。黃金寶的主要訓練地點在大陸，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沒有標準的單車場。大部分香港人對此都感到不滿，認為政府待薄了他，令他經常和家人分離。政府卻堅持政府已投放不少資源到精英運動員身上。官方的說法不是無的放矢。黃金寶不是業餘選手，不但可以在奪獎後公開接受商業機構的獎金，填寫職業時又可以寫下「全職運動員」五字。他之所以能當全職運動員，要歸功於政府通過香港體育學院照顧他的生活和訓練所需。

不過，不論我們還是黃金寶，都認為政府應做得更好。我們見到黃金寶在奪金後告訴我們：申辦亞運是義務。接著他到立法會說見到民建聯反對申亞實在心痛。主流民意不想申辦亞運，但沒有太多人批評他。因為大家覺得，精英運動員是為了得到政府應得的支援，才走出來為申亞搖旗吶喊。

不過，如果黃金寶不是因為戰績彪炳而戴上光環，大家對他就沒有那麼敬重了。那個願為國效力就是壯士的時代早已結束，沒有獎牌就是失敗，否則李麗珊也不用提醒我們香港的運動員不是垃圾。曾蔭權、霍震霆必然會說參賽比戰績重要，但政策說明一切。港協暨香港奧委會將一些有能力在亞運躋身中游的選手排除在代表團以外。哪個項目能成為體院的重點項目，還是以比賽成績作為主要指標。

民族主義和業餘精神

由姚卓然等人到黃金寶，整個精英運動與奧林匹克運動（指Olympic Movement，不是Olympic Sports）的內涵已經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姚卓然等人活在一個民族主義和業餘主義並存的時代。現代奧運之父顧拜旦希望推廣體育，當初一個主因是眼見自己的祖國法國在普法戰爭中不堪一擊。但這種民族主義的元素，後來亦加添了國際主義的成份，推動和平一直是國際奧委會的綱領。

可是，自第一屆現代奧運起，國際主義就已被拋諸腦後。1897年希臘與土耳其交戰，或許就是因為首屆奧運助長了希臘的民族意識。1936年柏林奧運，希特拉希望藉此宣揚阿里安人的優越性，想必已沒有太多人還以為奧運會帶來和平。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亞運和奧運就成為了兩個中國人政權顯示自己正當性的地方。只要有人能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賽，就是中華民國屹立不到，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象徵。

業餘主義來自英國的貴族學校。顧拜旦對這些學校的體育教育推崇備至。業餘精神之重要，是因為參加競技運動應該只是為了身心健康、追求卓越。運動員不應該享有任何物質回報。承著西方世界向外擴張，業餘主義與奧林匹克運動一起擴張到全球。那個時候，不論是參加香港足球聯賽還是亞運會，枱面上都不能有獎金或者是薪酬。東歐在冷戰期間出現了由國家供養，全情投入訓練的運動員，被堅守業餘精神的人貶斥為「偽業餘主義」。

商業化和民族主義並存

隨著資本勢力愈來愈強，供運動員的物質誘因（如贊助費）愈來愈多，奧林匹克運動的業餘精神在七十年代終於失守。不但運動員可以通過運動賺錢，連奧運會也變成一盤生意。當商業化和職業化取代業餘精神時，民族主義並沒有因為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而失去影響力。在大型運動會未能取得好成績，就有如在全球或者全亞洲面前沒有面子。為了振國威，各國都希望自己的選手能穿金戴銀。眼見東歐訓練出來的運動員成績甚佳，大家開始明白如要在競技場上與他們競爭，政府不能再置身事外。動用國家機器和公帑來支援運動員變得理所當然。香港也跟了這一套做法，於是馬會出錢營運的銀禧體育中心後來變成了由公帑支持的香港體育學院。黃金寶就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改變並非不可能

花這麼多篇幅去講兩個不同世代的亞運故事，為的是指出奧林匹克運動所承載的內涵是會改變的。換言之，現時主流論述有關精英運動以至是亞運的說法，我們並沒有必要照單全收。儘管促成改變的主要是國家機器和資本勢力這兩隻巨獸，但不代表作為一介草民的我們，除了為國族主義或者香港精神喝采和購買紀念品之外就沒有其它事情可做。婦女奧運會與工人奧運會的經驗就是例子。

儘管女性在第二屆現代奧運會開始有權參賽，但一直未能與男性平起平坐。不少項目都只有男子組沒有女子組。因此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婦女奧運會，與男性主導的奧運會打對台。同樣是二十年紀二十年代，在歐洲亦有工人奧運會挑戰奧運會的地位。業餘主義在實際上是排除了工人階級參加奧運會的可能性。同時，奧運會過分強調競爭，這無疑是在複製資本主義的法則，對工人階級團結極為不利。因此工人奧運會不但為工人階級提供交流的平台，更企圖減少賽事的競爭性。

另類想像空間

前人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改變運動含義的可能性。不幸的是，我們社會的討論卻只是在複製既有的說法。政府在計算著亞運的旅遊收益，城市名片功能，徹底地擁抱大型運動會商業化的邏輯。反對申辦的一方不會說自己不關心運動，並強調自己希望政府加強支援精英運動員。說到底，特區旗能在頒獎禮上升起仍是至為重要。

黃金寶說得好，我們應以遠大視野推廣體育。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趁這次的討論，去質疑甚至是顛覆現時奧林匹克運動所承載的價值，並為未來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提供新的方向，藉此提倡較進步的價值。

針對當下的奧林匹克運動，我們要問的有：當金融海嘯再一次提醒我們資本獨大的危險時，藉申亞以打造城市名片還能接受嗎？究竟鼓勵精英運動員為了獎牌而不問世事，甚至為了挑戰極限而危害身體是否精英運動應走之路？

假如我們想要一打造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亞運也可以是一個實踐空間。在未來的亞運會，是否能邀請甚至資助興建場館的工人觀看比賽，以尊重勞動價值？未來的亞運會，能否在頒獎禮上頒發獎牌予所有參賽者，讓前三名以外的運動員都能接受觀眾的祝賀，以實踐參與比爭勝更重要的價值？

所謂奧林匹克精神，有不同的演繹方法。但不同的說法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認為做運動的好處。既然如此，精英競技場並非唯一發揚奧林匹克精神的地方。落實最高工時和提供充足的免費托兒服務，才能讓基層工友與婦女有更多參與運動的時間。如果我們要如曾蔭權所說履行國際社會成員的義務，是否可以考慮為亞洲落後國家的國民提供運動器材甚至是技術指導，而不是純粹為各國的精英運動員搭建一個短暫的競技舞台？

體育、平等與資本主義：為「申亞」討論作一點補充

left21 — Wed, 15 Dec 2010 04:12:35 +0000

文：wing （左翼21成員）

特區政府推動申辦2023年亞運一事甚受爭議，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但綜觀現時輿論流行的觀點，除了少部分人提到體育管治的民主化外，涉及基本原則和價值的說法始終不多。本文企圖站在左翼關懷不平等、批判資本主義的角度出發就當下的討論作出三點補充。

參與體育的不平等

首先要討論的是做運動和社會不平等。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申辦亞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理據為推動體育風氣，讓大眾有更多動力做運動云云。不少反對者卻指出資源應多放在扶貧、教育等民生上，而非用在搞亞運。這種反對論點，當然不是無的放矢。但如果亞運真的能夠令大眾多做運動，以基層的觀點出發，花錢搞這場「盛會」也不能說是一無是處。事實上，除非我們將一切的體育以至康體活動視為麻醉人民革命意識的工具，否則要提升勞動人民的生活素質，鼓勵他們做運動確是應有之義。

問題是，假如香港做運動的風氣不盛行，其原因是因為缺乏一次亞運嗎？根據2001年康體發展局的研究結果（《香港體育參與情況調查二零零一》），大部分香港人不做運動的主要理由是沒有時間。該研究同時指出，原來運動參與的不平等其實反映著階級和性別之間的不平等。藍領、低收入人士和婦女的運動參與率都比不上專業人士、收入較高者和男性。雖然我們要較深入的研究才可以找出改變的策略，但當大部分受訪者指出不做運動的主要理由是沒有時間，我們便知道這是主辦亞運無法扭轉的因素。

既然大部分少做甚至不做運動是因為時間不足，要真的提倡普及運動，我們便要推動政策讓大眾有更多公餘的時間享受生活。試想想，一位基層工友每工辛勞工作十小時甚至更多，還怎能找到時間和精力做運動？即使這位基層工友每星期有一天假期，但六個工作天的工作大概已令他/她寧可在假期時徹底休息。由此可見，沒有標準工時、最低工資等基本保障，又怎能讓基層勞工有閒暇和精力參與體育？

婦女的運動時間較少是甚麼原因呢？在我們身邊最多的免費體育設施，如足球場和籃球場都大多是由男性壟斷，又應該如何解釋？難以否認的是有文化因素（即女性要斯文的想像）有一定的影響力。但要真正對症下藥，看來還需要去聆聽女性的聲音才行。但如果返回之前所說的時間問題，我們也有理由懷疑是家庭角色限制了不少女性投入運動的機會。政府要做的除了加強教育外，大概還是提供大量免費託兒服務才能助女性在家庭崗位中解放出來，讓她們有自主的時間做運動。

競技運動與資本主義價值

另一個現時社會鮮有討論的方向是精英競技運動的意義。除了藝術發展外，精英運動員大概是社會上僅有要求多撥公共資源卻鮮有人會質疑的群體。但究竟為何精英運動員值得支持？沒錯，如果運動員在場上能交出成績，確是有凝聚社會的功能。但這樣的一種凝聚又有何內容？亞運場上的競逐，是國與國之間、不同民族之間的競逐。在凝聚內部的同時如何避免排外，殊不容易。這方面的危險性較易察覺，但對當權者來說，提倡精英競技運動卻另有更隱蔽的議程：那就是合理化資本主義的競爭精神。

競技場上運動員之間的鬥爭，其實是複製著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強調個人競爭的叢林理論。而且運動場上講求運動員服從裁判、不要「輸唔起」，承認自己技不如人。這無疑是有一種教育功能：不要質疑社會既有的制度，即使你是輸家，也要心悅誠服。當一個小朋友在小學的校隊選拔中落選時，已經在接收這樣的訊息。到有運動員在頂尖的比賽中得獎，大家又宣揚運動員不怕艱辛，力爭上游、克服難關的精神。不是說這樣的故事不值得肯定，但無論在運動場還是職場，贏家永遠是少數。將運動員選擇參加的競技運動法則，延伸到我們（暫時）無可避免要參與的資本主義競遊戲，無疑令人遺忘了動用集體力量去改變制度的可能性。

藉主辦亞運追逐資本

第三個在現時的討論中被忽略的方向則是權貴們反覆強調的城市名片功能。當東亞地區其它城市、鄰近的華人地區均有舉辦大型運動會或者博覽會的經驗時，曾德成、霍震霆等人抱著「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想法，致力避免香港「邊緣化」。這種接受、參加以至是強化城市間競爭的想法，源自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資本跨國流動，各地政府為了爭逐這些資金，就要調整自己的政策，以吸引這些資金為首要任務。勞動人民的死活？政府當然要管，但前提是不能損害營商環境。

當最新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已令不少人在反思這種對資本的追逐是否合理；當勞動人民深受熱錢流入的通賬所害時，這個城市的權貴卻仍然樂此不疲地追逐資本，甚至為了追逐資本而花上億計的金錢辦亞運。這再次說明了特區政府真正的老闆不是人民，而是資本家。

說到這裏，讀者可能會認為左翼的角度一定會對競技運動和大型運動會不以為然，故左傾人士理應反對亞運。這結論未免下得太早。事實上，不少人都試過利用競技場來宣揚進步思想。最有名的當然是六八年墨西哥城奧運會，史密夫和卡路士舉起的黑人力量拳頭。在觀眾席上，德國漢堡的甲組足球隊聖保利、意大利甲組的利禾奴，其球迷都不忘在看球時宣揚左翼思想。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工人組織亦舉辦了多次工人奧運會，將競技運動與社會主義連結在一起。

亞運，或許不是不能辦。但要傾力支持辦亞運的話，我們恐怕要將整個亞運會大幅度改革，讓它成為一個推動民主和社會平等的平台。這綱領有何內涵，則不是本文能夠深入探討的了。

圖為編輯所加。

瓦礫：「中國模式」豔陽下

李智良 — Thu, 15 Jul 2010 05:36:54 +0000

上網查詢「中國模式」，我們會看到大量彼此矛盾的訊息。從所謂「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到「集權國家」或「世界血汗工廠」，我們藉由西方傳統論述展開的所有光譜，彷彿都能在「中國模式」的大旗下找到某種方式伸展開來。如果仔細檢視這些論述，我相信我們會發現，所有關於「中國模式」的說法，無非就是為「一切在中國發生的事」找出一個解釋而已。若然，「中國模式」幾乎完全無關於某種獨特性，而僅是反映出不同立場下對於這些事情的揀選與再詮釋的手段而已。這些詮釋仍然由大大小小的語言碎片拼湊而成。因而我們在考察「中國模式」論述時最需要注意的，無非是關於這些詮釋賴以拼湊的手段以及使用了哪些碎片等等問題。

從低價代工產業、威權政府體制、城鄉間大規模流動和集權政黨內部政權更替等等視角而言，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充滿了複製的影子。而值此許多經濟體大幅衰退的時刻，與其研究中國模式如何成功，不如將這些興趣視為對於個狀態為何不失敗的好奇。而倘若我們認為在統治穩定和經濟成長這兩方面中國都尚未失敗，我們更應該看到，那些足以認定中國失敗的標準，譬如統治手段、貧富差距、人權維護、言論自由等等，卻正是作為國家主旋律的中國模式企圖以西方為名而拒之於外的價值。

連結網址:

http://blog.roodo.com/ancorena/archives/12619173.h...

偉大的真理是供人批判的，而不是供人膜拜的 — 尼采 / 從政改通過看批判主義是對或錯

梁傑夫 — Mon, 05 Jul 2010 10:29:33 +0000

首先表明立場，我並不是社民連的一員，但我極讚同社民連由五區公投至今天的立場及行為。

很多香港市民對於社民連的感覺，大多出於主流傳媒及自己的直覺，但現今香港究竟有那一份報紙/電台/電視台沒有被商人及中共收編和統戰，能夠公平地評論？

民主黨的不堪，不在於今次政改的加加減減，是在於立場的轉變；對話溝通也不是罪，罪在轉變之前，沒有得到選民的授權。

對於長毛評擊司徒先生的言論，我意見是正面的。於22/6我在余若薇的FB內寫下以下意見：「04年劉千石提出與中共大和解，希望泛民退一步，不要再以「還政於民」作口號，當時站在前線抨擊得最利害的，就是現在直斥支持五區公投是不懂政治的司徒先生。當年，他更人生攻擊，指劉千石是因母親在國內，劉因此才要溝通，更甚的，是以猶大出賣耶穌來形容他。表明「人生的道路上時時有些人要分手」，若今天，司徒先生再看往事，又會怎說呢？
一個人，在過往二十年有所堅持，是值得尊敬。但這並不代表這個人是不會錯！正如劉千石，在04年前十多年，一直支持民主自由，但他思想信仰是會轉變的。
時代不同了，司徒華與民主黨的「大佬文化」與「唯我獨尊」思維，究竟與中共有甚麼分別呢！正如前述，對於民主的追求，司徒先生是值得敬重的，但自從他站在第一線反對五區公投原來是為了今次的成功溝通，我就對他改觀。敬希他不要將自己的聲望和過往二十多年的努力，全押在今次2012政改之上。為政者，有所為、有所不為；共勉之。」

因此，我今天對司徒先生是反感的。

試問在香港除了曾蔭權自稱從未講粗言穢言外，有誰沒講粗口，或有誰沒有叫過人去死。在大事大非的前題下，為甚麼民主黨和建制中人，只炒作此話題呢？我只覺在理屈辭窮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但若有細心留意司徒先生最近的言論，我覺得比長毛還惡毒，在此不詳述，有興趣上網找找他近期所發表的意見；若我是長毛，我一定不會問司徒先生是否癌症生上腦，反而我會祝福他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希望他有足夠的時間看著他有份創立的民主黨墮落、看著民主黨受人民的唾棄、看著自己前大半生所受的尊敬被人否定。

在23-25/6這三天，我盡力看完各議員的辦論，大家都引經據點，善於用盡各權威人仕的文章來增加自己的說服力，我也不妨學學。

(偉大的真理是供人批判的，而不是供人膜拜的。) — 尼采。

意思是批判是一種自我反省及檢視的能力，透過此一反省及檢視作用，將主體建構起屬於自己的體系，凡壓抑主體自由意識的思想或觀點，皆是主體批判的對象。所以，批判是一種自我反省的、有意識的努力，透過這種努力，可以把我們潛意識中的慾望或意識型態給揭露出來，讓我們自覺到所受於它的影響，以免繼續受其決定。

是以，批判的作用就是對潛意識，無論個體的或集體的，進行反省。因此，批判既是一種自我反省，也是一種啟蒙的過程。從而得知，無論長毛或黃毓民的批評，善意/惡意也好，都是對不義之事進行反省。

最後想說，在受商人和極權代言人所支配的香港，人權已受到嚴重扭曲，這方面的問題已經不用多說；我身邊充斥著，畢業於全球所謂的最高學府、名列前矛、高薪厚職，但一點良知及關愛之心也沒有，他們是不問是非地支持高鐵，會支持剝削低層的自由黨。在我心目中，這才是「人禽之辨」。不過我也覺得在社會各階層，有各人心目中的信仰，沒甚大不了，道不同不相為謀，只是不能深交罷了。但，這類人在功利的香港實太多了，可否容一點激進的聲音呢？

由天星，到今天的包圍立法會，主力皆是年青人，在我接觸社會運動過程得知，這些社運骨幹，是沒有政黨背景的、是沒有分享利益的權利。這些都是充滿菱角的年青人，充滿理想，試問理想有何錯？可能有人覺得這類人，衣衫不整，食飽沒事幹，質素低劣。但我認為，這才是社會的希望，當整個社會都沒有人發聲，暴政自然會出現。

政改觀察(一)
30/6/10
梁傑夫

又再如何解讀道氏理論 Dow Theory

davidkongcdn — Tue, 22 Jun 2010 18:22:36 +0000

(加東明報財經版 2010年6月21日)

最近大家都在爭論道指5月7日收市10380，是否重要(significant)低位，若答〝是〞，便成立道氏理論(Dow Theory)的出貨訊號；我偏向答〝否〞，因為從5月3日至7日，祇得4天跌市，時間太短，道氏理論偏向中長線演繹，我寧願稍作保留。

問道於其他技術分析又如何？首先，我慣用的死亡交义點，並未見中線跌市，反而是短線反彈，例如一個月。正如同文陳湄講，標普500及道指都在形成右肩，除非上破11200，但我認為機會非常低。如果形成右肩後，再下破6月7日收市9816低位，道指下滑至8500便輕易達到，並無太多支持位。更要留意是9816亦是周線圖的重要支持位，預示中長線跌市走勢。

以上的走勢，亦適用於北美4大指數，如果連較肯冒風險的科技類，都失守本年度低位，大市便是危如懸卵。

上破11200機會非常低的理據？第一，橫跨歐洲，你可以找個似樣的市場嗎？有朋友用16人上館子，其中8個沒帶錢，而要其他人代替買單，來形容歐盟16國的困境，實在非常貼切。第二，有世界工厰之稱的中國，從去年11月開始見頂，4月開始現中線跌市，再從大笨象、中國鋁業、中人壽、中聯通、兗洲煤等重榜股走勢看，用加元投資中國基金，實在是雙料自殺。第三，亞洲方面，除南韓、星加坡、馬來亞等尚算穩守中線支持位外，其餘市場，包括香港在內，都已現中線跌市。

講到香港，有個小小統計，就是在1997年買入大笨象，及為首幾間華資地產股，十年總結，回報率是輸錢，令盲目長期持有的你心寒嗎？

如果要落注買賣，加拿大和美國始終是首選，特別是加拿大，有穩健的金融銀行業，若經濟反彈，資源類又可受惠，通漲與通縮的話，祇要央行多印鈔票，黃金類都有上揚機會，總比其他地區為佳。再多等幾星期，看大市如何演譯中長線走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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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油詩

周雍哲 — Sun, 13 Jun 2010 07:50:09 +0000

打油詩

曾是深閏夢裡人
蔭下不知身是客
權作先鋒歷百戰
仆而奮起未言倦

街角里巷頗識君
俊傑英豪紛趨至
華蓋錦衣會尊前
也算前朝留餘孽

是非顛倒人莫辨
加霜上雪狗來牽
上樑不正下樑扁
瑞泰祥和非昔年

麟麒踪現亂世日
一邪當道百丑現
共得魍魎相見面
三人謊言欲成虎
人皮獸心正遮天

二0 一0年香港

(注)漫畫由cuson ,盧熾剛兄所繪並同意借用, 於此再一次衷心感謝.
相關訊息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cusonlo.blogspot.com/

把人數偷換成比例而升高了提名門檻(2010年方案倒退點之一)

chikpunshing — Fri, 04 Jun 2010 06:08:04 +0000

本文要指出，政府在2010年4月發表的《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中的競選行政長官的提名人數，最少由100人增加至150人(4.15段)，是提高了參選的門檻，因而不可以說是向前發展的。

自推出新的政改方案以來，曾蔭權政府一直聲稱其建議比現行制度更民主，作為通向《基本法》訂明的雙普選的中途方案，值得支持，以免原地踏步。其中一點建議，是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由800人增至1200人。與此同時，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最少人數，則維持在八分一的比例。按這樣的比例計算，雖然選委的提名人數要求提升了，但比例不變。

所謂門檻不變，其實並不真確，維持八分一的比例，只是換弄數字遊戲、掩飾提高門檻的借詞。

證諸《基本法》和關於《基本法》的正式文件，從來沒有所謂八分一比例的規定，而只有不少於100人提名之說。《基本法》第45條提及行政長官的提名，是這樣寫的：「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基本法》附件1第4條提到提名人數，訂明是「不少於一百名的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1990年3月28日姬鵬飛在第7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會議上發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明》，提到行政長官的提名時，也只是有「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這樣的說法。

2004年5月發表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三號報告》，涉及提名人數的諮詢，重點仍然提名人的數目而不是比例。該報告2.15段說：「《基本法》附件一現時規定不少於 100 名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可考慮是否改變提名所需數目。」

同年12月發表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則出現人數與比例並列的說法，於43頁的跟進問題上這樣說：「目前門檻為100人(即目前整體委員數目的八分之一)。」其英文版本的寫法是： “The current threshold for nomination is not less than 100 members (or one-eighth of the current total number of 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 (p.43) 把人數和比例並列，預留了歧義的空間。

到了2005年10月發表的《政制發展專業小組第五號報告》，提名門檻已變為以比例表述：「專責小組建議現階段維持目前提名門檻水平，即12.5%。」(5.11段)至此，由《基本法》訂明的原來100人提名的門檻，已變為一個將會隨著選舉委員人數擴大而提升的門檻。

最初只訂明人數，中段人數與比例並列，後來不再提人數，由比例取而代之，結果就是提名門檻升高，而不是2010年4月方案所說的保持不變，而門檻提升了，是為參與競選增加了難度，而不是更加民主的。目下的選舉委員會，在推行普選行政長官後，會轉化為提名委員會，換言之，全港選民有權選特首了，但提名權其實握在一小撮人手中，實質上普及選舉的權力還沒有完全的歸還給選民。何況，即使在這局限之內，2010年的方案，因提名門檻提升，可謂比前一方案倒退了，當中手法，是把人數偷換成比例，鬼祟有餘，毫不磊落。(2010.06.04)

作者：戚本盛

余曾會初探

離太郎 — Sat, 22 May 2010 05:15:03 +0000

前言：

以下是一些推特的文字記錄:
@g: Breaking News: 曾蔭權致函邀請余若薇在6月17日就政制問題作電視辯論。
@tommyjonk: 6月17日? 如果23日表決，簡直係背城借一。當奴應有辣招跟尾。
@M: 我相信余大狀會拆得掂，不過當奴咁有信心又真係第一次見.... 背後一定有高人教路。
@tommyjonk: 怕且唔係練乙諍吧!!!
@m: 唔會！我估係中聯辦d 人。
@tommyjonk: 但係練生連續四日寫雙英...有可疑。
@m: 我唔相信練乙錚係無間道！當奴唔妥佢架喎...
@tommyjonk:練生未必是無間道，但他絕對願意為香港人打開潘朵拉盒子。以後香港選乜都要電視辯論了

上述言論，只是本人臆測，並非什麼路邊社消息．．．

正文：

不打算從政治角度寫「余曾會」，只因變數太多塵埃仍未落定，但無論如何，也必須高度評價曾生的膽識和胸襟－－正如練乙錚寫的雙英會系列所言，從歷史長河的角度看，他們的會面絕對是極具意義的一步。

而從戰略層面出發，主動下戰書既可爭取民心，又可反制蠢蠢欲動的公社盟(據說，公社盟有意發動六二三圍堵立法會)，更可收投骨鬥狗(民主黨和社民連頓時成為葡萄友！)。成本少，效益大，更可一舉數得，曾生身為飲香港水的醒目仔又何樂而不為？！（你不是不談政治的嗎？？）

即使撇開政治不談而從教育角度出發，這場世紀辯論將會為全港師生提供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事實上，當年曾蔭權與梁家傑合演的「港九華仁舊生對抗賽」已經為一眾柯佬門生帶來一次別開生面的學習經歷。（詳見教學示範）

而為了讓各位柯佬門生在觀戰前，鄙人特意為大家準備了以下的觀戰攻略：

「情、法、理俱備」的曾特首

理論上，身為行政首長的曾特首於六一七一役將會是防守的一方。總括而言：他的重點應在一個「迫」字：迫在眉睫、迫不得已、不要迫人太甚將會是他的防守據點。換言之，他大概會選擇向大眾「動之以情」。如果高手在陣，他甚至會選擇一開始時向全港市民鞠躬道歉，一面尷尬地說：「對於未能即時滿足少數對爭取即時擁有民主普選的香港人，例如面前的余女士的期望，本人身為香港人的特首，感到深表愧疚，但我必須指出，未來其實就在我們的手裡，只要大家願意，不足一星期後我們便可以踏上政改的第一步。」

當然，除了「動之以情」，特首面對對手攻擊亦有另一護身法寶：2007人大協議。而在人大釋法的金剛圈內，不管余大狀如何針對普選路線圖或功能組別何時早別大舉進攻，曾生也可以憑一臉無奈的表情蒙混過關。

只要曾特首沒有亂爆肚，最終，善良又善忘的香港人將會親眼目睹一個父母官如何為一眾臣民「搞盡腦汁」，並在事後向「苦主」曾班子投下同情票。

亟需重組債務的余大狀

如無意外，當日在另一邊廂磨刀霍霍的余大狀將要主攻，但她並不如我們想像一樣可以揮洒自如，事關大狀兩側軟肋仍然中門大開容讓曾氏反攻－－公投支持者人數只有五十萬未能反應主流民意故然是難以回應，泛民內部分裂未能形成主流民意更是無從反駁。

為了輕裝上路，本人強烈建議余大狀早日以五區公投主帥的身分召開檢討會，並盡快承認在主流媒體的缺席下，公投未能達到預期教育果效，實在愧對支持者云云。

事實上，現時仍未聽到任何有關余大狀有意為五區公投一役撇清債項的安排，相反，我們卻看見她的不少支持者已在面書發起新民主運動第二波：617 論壇，「歡迎各位在此留問題，讓 Audrey 屆時當面“質”「當奴」！！！」

儘管這些運動的確有助凝聚支持者，但可惜的是這類意見表達活動卻無助余氏在戰役中擊潰曾氏，事關在政策辯論的過程中，問題愈多正正代表己方有破無立。假設今次辯題為「香港應該通過政改方案」，曾生自然是要力數通過的好處，或證明這是無可奈何的唯一選擇，並間中反擊余氏一兩下。當時間一過，曾氏仍未潰散，司騙們便可指出反對黨黨魁無法在公開辯論提出具說服力的反對理據。

而在「囚徒兩難」之情況下，余小姐一但反對到底，又會被包裝成致令政制停步的罪犯。

有見及此，本人強烈建議余小姐學習多年前黨友的策略，先要求對方回應普選的定義，如果分岐不大，再嘗試「動之以情」，利用小市民故事講述普選及廢除功能組別的好處和意義，並詢問曾先生的是否支持，爭取最大公約數：我們不是反對政改，但要在某些原則下才可以撐政府。建立有理有節的形象後，不妨直接叫他具體回應這些年來為香港的民主爭取過什麼？於是，對方辛辛苦苦建立的父母官形象自然蕩然無存。

小結：

為了爭取最後勝利，強烈要求其他黨團不要派人落水，原因有三：

首先，若鏡頭前出現三英戰曾生之局，在市民心目中這將是「以眾凌寡」；

其次，若我是曾生，在三大黨中間唯一活路，就是挑撥離間；

最後，若余氏不肯戰敗，他們仍可強烈要求「再來一個」。

原文(含主題音樂)

http://tommyjonk.xanga.com/727453203/%E4%BD%99%E6%9B%BE%E6%9C%83%E5%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