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轉新高中學制後,通識教育明年正式開考。剛剛在網上看見黃明樂的一篇關於通識教育考試的文章「實驗恐慌」。我十分認同該篇文章的觀察,可是作者卻沒有點出道出背後通識教育已死的事實。作者黃明樂本身是個通識科教師,她批評大小傳媒找城中才議員人去試答考卷,然後統統被通識老師改卷評分不及格,是沒有代表性的嘩眾取寵的驗實。我也是在香港的考試制度下長大的人,當然明白考試中要合格要高分,自然要迎合考試的遊戲規則。才子議員試答屬玩票性質,沒有經過操練熟讀題目要求,要他們考取合格分數實是強人所難。
國民教育是一種最直接的意識形態教育,這種教育什麼國家也有,美國有、英國有、日本有,北韓也有。問題是(1)這種意識形態教育是怎樣制訂的?(2)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目的是什麼?(3)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是什麼?(4)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內容會造成什麼效果?(括號內的是諮詢稿內的頁數和附錄編號)
(1)這種意識形態教育是怎樣制訂的?+(2)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類似國民教育的課程,它的內容與其政治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有很大關係。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教育與獨裁國家的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為什麼?因為教育就是維護其統治合法性的最基本工具,前者的合法性來自和平政黨輪替的民主基制,後者來自人民的服從和消除反對聲音。另外,前者因為是政府是民選的,意識形態教育至少在某程度上要服膺於其憲法精神、社會主流意見和普世價值;後者只會服膺於獨裁政權及其官方意識形態的需要。
課程規劃有所謂「知識、技能、價值觀」三個元素,國民教育跟其他學術科目不同,其價值觀的成份和重要性是遠遠超越知識和技能元素的。政府的課程諮詢文件開宗明義講明德育及國民教育的理念是「以價值觀及態度為核心,孕育情懷,確立身份認同」(p.3),這是價值觀教育。
通識科十分重視「概念」, 概念詞往往成了文章品質的指標。這種通識文化, 使有關知識注定流於「概念」的層次, 令知識得不到發展和反思的根基。而且, 過份重視概念詞, 反而沒殺了通識裡的文學元素, 使表述限於量化層面。
通識科的所謂「概念」往往在缺乏根基的情況下教授, 教程內有關意識形態及歷史教育相對薄弱, 使各「概念」的源由不清, 又使學生對其的推測能力低。舉青年政治參與為例, 教程以個別事件作為切入點, 如天星及高鐵等, 然後真接以因素(factors)的方法分析參加者行動的原因, 他們的表達是否可取及影響等。青年政治參與這個概念, 教程只橫向地了解, 過份聚焦於現況, 欠缺對其源頭的尋索。
既然如此, 學生對於「概念」的掌握是不完整的, 因為沒有發展的脈胳, 學生不單沒能抓住事物在時間推展中的意義, 以及它與社會的關係和互動。
再以青少年政治參與為例, 教程沒有從香港新社運的起源探討, 直接切入到高鐵的複雜議題。結果是, 當同學回答問題時, 往往只懂得以因素方式作答, 並沒有把多個與議題有關的「概念」組織起來, 如本土價值, 官商集團等, 構成論點。例如追溯參加原因, 只會答朋輩、傳媒等通識「通用的概念詞」而非上述真正涉及議題的概念, 可見概念詞是穩取分數的工具, 而不是知識的匯聚詞。亦由於學生並不了解「概念」的脈胳, 故估計影響的題目, 就顯得短視。
新高中通識教育推行近兩學年, 不少學生發現有關課程逐漸與原意相違,
尤其進入"香港"和"中國"兩個單元和開始ies探究後, 問題更見嚴重
加上2013國民教育, 教育制度有需要被檢討,
我們不能只讓教育部門決定我們甚至下一代, 是否得到正確的教育
教育制度的影響不只在於一屆學生,更是一整代人的事。
故此我們必需以有策略及有組織的方式,把關注通識問題的意念轉化成可長期投入的民主實踐工作。
作為教育的真正用家-學生, 我們要結集力量, 認真檢討這個教育制度和內容!
2013年推行的所謂「國民教育」其實是現時通識教育的「愚民」教育的伸延。
我們應將之視為一體,進行有效的論述和行動抗爭。
希望更多人加入校園意志(schoolWILL)運動
團結中學學界, 為校園真正重新關心社會, 建立普世和本土價值努力!!
今天上通識現代中國,臨落堂前有個六七分鐘的「卡啦位」,未夠時間開新課題。有學生想我說說趙連海的事,於是我跟他們講一下事情的最新發展--就是如無意外,他將會保外就醫。
接著便要解釋什麼是保外就醫。我一直跟同學說要全面理解中國國情和解讀相關新聞,便要了解中國的潛規則(雖然這些潛規則不會出現在教科書和公開考試)。保外就醫,表面上是指你是個罪犯,但國家認為你健康有問題,於是放你出去醫病。背後的意思就是繼續把你關起來,會令政府尷尬,但他們又不想把你無罪釋放,於是便說你有病,然後放你出來。
接著有學生問,「點樣證明你病到要出黎醫?」
我答,「國家話你有病,你就有病可以放出來喇!」
然後我跟他們說,保外就醫常會用在釋放在囚的異見人士的,例如魏京生。
Oh my God... 我說了魏京生,於是要解釋一下魏京生的故事,那就是發生於他們的教科書的第一頁的年代--那個偉大的開放改革的初期,而那時候的領導,就是鄧小平。魏京生大哥以為中國已經走出了文革的黑暗時代,於是貼大字報要求第五個現代化(學生們已很熟悉什麼是四個現代化),即是要求民主改革。於是便被監禁了。一關便是十幾年,然後被保外就醫,送出了國門。
另一位被保外就醫的是王丹。王丹不用介紹了,他們知道王丹為什麼被監禁。
原文作者﹕簡明宇 教育社企
報章編輯以〈窮學生讀不起通識科?〉為標題,於《大公報》評論版刊出
以下為未經編輯之原文http://www.ese.org.hk
新高中課程在今個學年開始實施,其中通識科成為必修課程之一。通識科內容涉及多個範疇,且要求學生多作批判思考,實有助補現時學生知識狹隘、思考拙劣之弊。當局近年進行多項教育改革措施,通識科成為必修課程可算是少有的德政,至少其動機值得稱許。當然,新高中的通識科有多處為人垢病,例如對學校及教師的支援不足、評分標準模糊、課程範圍籠統……等等,但較少人注意通識科令教育制度對低下階層學生更為不利的問題。
通識科課程除了六個單元外,尚有「獨立專題探究」部分,該部分佔通識科兩成的分數,課時則佔三成。這部分要求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獨自完成一份報告,其情況就類似大學生撰寫畢業論文,需要學生自訂題目、選定研究方法、搜集資料、分析及製作報告。「獨立專題探究」無可否認有助訓練學生主動學習、獨立處事及分析問題,亦實為通識科之靈魂所在。然而,問題亦正正出現在這部分,令低下階層學生輸在起跑線上。
今天帶學生到尖沙咀考察前水警總部(現稱1881)的「保育」,其中一個環節是找途人做一些簡單的訪問。
原定做訪問的地方是在1881的廣場,不過他們很禮貌地婉拒了我們,這個我不打算為難他們,因為他們有免費導賞團,那是考察活動所需要的,所以接受了。
後來我計劃在文化中心的露天地方做訪問,那是公眾地方,應該沒問題吧。當我們一班正正經經穿著校服的初中生真的在那裡做訪問的時候,有保安走過來說不可以做訪問,並提議我們到鐘樓那邊做。
因為時間緊迫,所以沒跟他們理論便移師鐘樓做訪問,那是保安建議的地方,而且那是由小到大印象中廿四小時開放、公眾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應該沒問題吧。
誰料當我們一開始做訪問,一個保安和一個穿西裝的類似主任的人走過來說這裡也不可以做訪問,「如果要做便要申請」。我問他們「那麼是不是我們眼見到整個地方都不可以?」他說「是」。
這時候一個學生問「為什麼公園不可以做訪問?」
這個問題問得好啊。可是我們的行程太緊迫,所以我不打算像平時一樣叫這些前線人員叫個話事人來跟我理論。我問他:「那麼天星碼頭不是你們負責管的,我們去那邊做可以吧?」他說那邊不關他們的事。
就是這樣,我們由文化中心的向梳士巴利道的露天地方被趕到鐘樓,再由鐘樓被驅逐到天星碼頭,忽然間我覺得自己好像圈圈功信眾...
今次想特別一點,希望透過問答的方式來刺激大家對這次流感疫潮的另類思考,特別留意那些統計數字,若覺得有意義的話就介紹給其他人看看,我自己的答案會遲些貼出來。
請先仔細閱讀及消化以下資料,再回答下面5條問題:
普通流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11/en/index.html),估計普通流感每年可導致25-50萬人死亡(多為老年、幼年及長期病患者),此病的死亡率大約為0.1%(維基百科網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Influenza),若以此數字計算,我們可以推測全球每年大約有致少250000*1000=2億5千萬人感染普通流感,每天平均應有250000/365=684.9人死於此症,即每日有大約684.9*1000=68萬4千9百多人受感染。美國每年則平均有3萬6千人死於普通流感,以此推算美國每年有3千6百萬人受普通流感感染,即每日共36000000*365=98630.1人受感染,每日平均有98630.1*0.1%=98.6人因此病而死亡。
禽流感(H5N1)
父親在番禺南郊開辦了間餐館的緣故,那兒還是在發展中的地段,很有小鎮風情。沒有太多的高樓和大型商場,餐館後是個小小規模的花甫,淡淡青草味;左是只有在早上才人頭湧湧的街市,叫賣聲此起彼落;右則是一些賣日用品的小商店,進去沒有機械式的「早晨!」,帶點怠懶氣息的「嗨!」更加重了鄰里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