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國偉＠思想行動中心

問題：李克強訪港而引發的警權爭議
民眾的答案：警務署長錯了，請下台
呂大樂的問題：民眾沒有進入問題
答案：我已提出了解決。你又進入了甚麼問題？

許寶強認為通識教育的其中一個危險，就是要求學生走在爭議兩端的中間，各打五十大板，視為中立客觀，並將之當作批判思考的最高準則。我認為這種思考方法起碼有兩個限制：（1）何時判斷？（2）何時實踐？也許社會學家呂大樂，正是示範了如何充份利用這種港式通識教育的危險，去游說他的中產讀者，要求他們一停再停、一想再想，總的就是不要行動，因為他老人家還未作出最終正確的指示。具體操作上他的方法是先提出世界存在一個你我都不知但又存在而只有他知的「問題」；再要民眾「進入」問題，去「平衡」他們的不足。

作者：周思中＠思想行動中心

自曾偉雄上台後，警隊處理社會行動的手法越見狠辣。有論者撰文評論社會上對曾偉雄的反對聲音，可綜合為三點理據：

一，警察處理社會行動的做法，到底是違了規呢？還是警例根本已不獲社會普遍接受？；
二，「官僚」、沒有意志純執行命令的警察，若變身成有自己意識型態、行公義的「人民」警察，社會將更加恐佈；
三，聲討警察只是享受一時的英雄式快感，拉拉隊式打氣，不求制度改變，只求人頭落地並不進入問題。

這種推論方式，是否有點熟口熟面？差不多十年前，小布殊在911後出兵伊拉克的理據如下：

一，薩達姆涉嫌藏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
二，連CIA都承認薩達姆沒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後，出兵伊拉克便變為他與阿爾蓋達有關，涉嫌參與911襲擊；
三，小布殊於2003年也得承認，沒證據指薩達姆與911襲擊有關，薩姆政權的獨裁統治鄰國及本國人民都是災難，就成了出兵伊拉克的理由。

「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反高鐵運動以包圍立法會作結，對於沒有經歷過六、七十年代學運的一輩，以為遊行如散步的年輕人來說，實在使人振奮。

這種振奮，是相對於之前民主運動的奄悶；有微熹的希望，不等如運動有什麼實際性的進展。事實是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仍然毫無寸進，功能組別的權貴仍然位處廟堂，社會的結構仍然是不公義不平等，生活的方式仍然是單元壓迫缺乏想像。

理論爭辯的空洞

在這場社會運動發展的關鍵時刻，爭論衝擊立法會是否衝擊了香港民主政治的倫理，是善意提醒卻不是當務之急，甚至淪為扭曲民主運動的輿論工具。學理上爭論是次運動應用何種學術框架來詮釋，是無視運動本身的多樣化與互動性。在我看來，批判某學說是否過時失實，就好像批判「匙羹不能用來叉食物」那樣無力。

不同理論的建構，本有其生成的理由及脈絡，這些理由及脈絡本身，恰恰構成了該理論的適用性與局限。因此，我們當可質疑民主政治倫理背後的一些假設，更可批評「和平理性地遊行」作為行動形式的利與弊，但批評「以民主程序來達致民主目標」不能解釋現時新世代的運動模式，是一句適時但空洞的陳述。

討論應重返政治上的技術操作

對於近日呂大樂文章引起葉蔭聰和沈旭暉先後回應以及呂大樂自己的再回應，我認為是可喜的，那至少是比較有深度的討論，勝於平日不少論壇版文章。這些文章光是啟發讀者思考，都已具有存在價值。我感謝所有筆者的付出。

這裡我也加入一點回應，我不是想批評呂大樂是不對的，他的文章也有我認同之處，他也是我很尊敬的學者，以下只談一點我的不同意見，給大家參詳：

一、 呂大樂說「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

12月19日（六），筆者到Roundtable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合辦的「九龍城書節」，參與了兩個演講環節：

11.00-13.00
與呂大樂對談﹕教育還有用嗎？
呂大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報紙及雜誌專欄作家）
台上還安排了六名中學、大學生共同研討

18.30-20.00
香港保守主義的崛起與警號
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殖民無間道》等書）
陳士齊（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導師）

演說均非常精彩，以下是發言選錄摘要：

呂大樂演說

學生：上大學的，是因為慣了服從marking scheme，才成績好，他們都服從性強，結果大學全是綿羊，政府說甚麼就甚麼。

呂大樂提及「實證」，方志恒的＜政制向前走，需要沉默大多數＞，則引用「科學化」的民調描述香港的「政治地形」，以論證香港人對「激進」路線並不支持，因此，補選公投缺乏群眾基礎。這讓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德國著名的實證主義論爭，參與者包括阿多諾（Theodor Adorno）、波柏（Karl Popper）、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等。有這樣的爭論在前，呂與方兩位社會科學中人竟然可以這樣自在地大談「實證」，真令人大開眼界（我甚至懷疑兩位亦曾讀過這場爭論的文章）。

而且，批判及分析兩位的論述更有多一層的學術及政治價值，因為，這兩位新力量網絡成員打造一種「實證主義」，去服務新建制力量，跟阿多諾（Theodore Adorno）當日所批判的，形成有趣的對比。

編按：一批以「新力量網絡」牌頭為首的學者(張柄良、呂大樂、葉健民、方志恒等)於政改前後連續幾天撰文，指雖然大部份香港市民支持民主，但以支持「激烈抗爭」手法抗爭者則屬少數，故回應政改態度應盡量跟中央建立互信關係方為理性。文章一出即惹來批評，有獨立媒體作者撰文《敢問呂大樂，市民的位置在哪裡？》狠批新力量網絡學者的說法有意令香港市民缺席於政改討論，高教界學者呂四娘電郵來函要求代貼，他以粗體字改寫呂大樂文章，把呂的文字循環再用後變成另一篇指政改討論不應交予「代理人」手上的生鬼文章，文末轉載了呂文對讀，以及該集團幾篇鴻文供大家鑑閱

片段：高等教育界學者辭退選舉委員會職務抗議政改方案2009 (片段由編輯所加)

編按：一批以「新力量網絡」牌頭為首的學者(張柄良、呂大樂、葉健民、方志恒等)於政改前後連續幾天撰文，指雖然大部份香港市民支持民主，但支持「激烈抗爭」者則屬少數，故回應政改態度應盡量跟中央建立互信關係方為理性。文章一出即惹來批評，先高教界學者呂四娘把呂的文字「循環再用」後變成另一篇指政改討論不應交予「代理人」手上的生鬼文章。再有本文作者狠批新力量網絡學者，有意令香港市民缺席於政改討論。正當各勢力正在留意下屆特首「跑馬仔」，大家不要走漏眼「新力量網絡」集團在做什麼。

片段：高等教育界學者辭退選舉委員會職務抗議政改方案2009 (片段由編輯所加)

我本來對所謂「變相公投」不是很熱情，但也說不上反對。不過，我越來越看不過眼一些政治評論員質疑公投的口吻與論據，特別是呂大樂這一篇（《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明報》 2009-11-18）。

現實政治之不同於一個牌局，在於並不是每一回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你來我往都只在於作勢、叫價。以博弈形式進行的政治交換只適用於某些狀况，到了重要關頭或觸及重要的利益或考慮的時候，參與其中的有關方面不再會無止境的叫價回價，而是總有關鍵的一刻， 「醜婦終須見家翁」，底牌是要翻開來見人的。現實政治說到底是關於權力與實力，底牌（群眾支持）是基本因素。

跟友人聊天，提到國外移民的代際研究(主要指好像美國這樣的移民社會)，代與代之間的差異很大。他提到移民的代際研究在美國、台灣、東南亞國家都有一定成果，但香港卻有待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