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Otto Li

又是西九。

沒有辦法。因為每次被記者和官員問到香港到底有幾多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工作者，你們到底需要幾多樓面面積─大家都答不出來。我也好想知道，而我想，政府更是好應該要知道。要令普通人能明白藝術作品不會無中生有，也是需要生產基地，我們只有試試「倒果為因」，用西九17座劇場、12萬5千平方米展覽空間來推算，到底我們需要多少排練及製作空間，才能為西九提供足夠的製作量，不致令西九變成空殼，或每天都只擺放cargo show和高唱Phantom of the Opera的藝術殖民地！

各位廠廈動物：

大家好！

脫離了廠廈動物園，已有好一段日子了。但那些在廠廈生活的日子，的確令人懷念─我們一起做飯、喝酒、聽歌，倦了便窩在眾人的碌架床或沙發上看書或睡覺─當然，我們也會創作。套用各處打文化牌的市長最愛看的《創意新貴》作者Richard Florida的講法，創意不同於電制可以隨時開關。但我更愛的比喻是官塘band仔朋友的說法─有自己的studio跟沒有自己的studio的分別就像在家裡做愛與在外面爆房做愛─前者可以談談情跳跳舞，興之所致隨時黎料，而後者則只能機械地為做而做。

Studio─即係咩都做得

2009-10年施政報告提出以「地盡其利」方式催谷「六項優勢產業」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有幸被特別關照，但結果竟然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位於官塘工廠區一幢五層高廠廈，由藝術家自行「活化」的「live house」─Hidden Agenda─過不了年關，在1月31日關門大吉。大樓最終將會由誰家大地產商「升呢」，不是顯而易嗎？「活化」的即時效果，是中間人「落釘」圖利，廠廈變成奇貨可居，加租與趕客，藝術家以至小商戶被所謂市場「自然」淘汰「叮」走。
 
在經濟掛帥的香港，藝術工作者在城市邊緣自生自滅。工業北移，人棄我取，十年之間，藝術工作者艱苦經營，有機、自發地在各工業區形成了各種群聚(cluster)，包括以視覺藝術為主的火炭、以音樂和電影為主的官塘、以劇場及表演藝術為主的新蒲崗、集時裝與音樂於一身的長沙灣等。既讓本地以至海外藝術工作者能一展所長，更富豐了市民的精神生活，使香港文化更趨多元化。何況以文化帶動後工業城市社會活力，甚至經濟轉型，更是1980年代以來全球大勢所趨。

認同與超越的覺醒
陳智德

在九月底的香港亞洲電影節中，看了麥海珊的記錄片《唱盤上的單行道》，從班雅明的《單行道》出發思考城市經驗以及香港的意義，影片人物遊走於城市，思考在城市的成長經驗，也思考城市發展本身對個人的意義，城市與個人二者其實可以無直接關係，透過歷史回溯，敘述者重新認知或發現二者本來的連繫，但該連繫又隨著城市自身的發展而朦朧。《唱盤上的單行道》正敏感地意識到都市土地與個人認同的異質性，迥異於農民與土地的關係，某種都市的抽離感仍教人在「移動」與「根著」之間徘徊。

電影中，「移動」（moving）與「根著」（rootedness）二詞反覆交替出現，成了影片敘事的模式，也忠實地道出香港成長者的城市經驗，就是「紮根」總帶著巨大的無力感，不是不想認同，而是香港抗拒人們認同的力量大於吸引認同，城市經驗和本土文化的割裂也一再摧毀難得的累積。由是香港成長者也用「移動」作另一方向的尋索、擴展自我和對抗斷裂，但在某一時刻又再因移動的疏離而回頭認識到「根著」的意義及其苦楚。
「有時候，根著，是在穿梭城市的地鐵中行走，卻一點也沒有動。」

每隔一段時間，便總會有以女性為主題的展覽登場。憑我模糊的記憶，上一次開宗明義以女人（眾數）為號召，是2005年馬琼珠策展的《如果香港，一個「女/旅」人》及《圖式：「女/旅」人的國度》。舉行《Women’s Work》的畫廊i好像刻意不提供中文題目，而我起初也沒有深究到底「Women's Work」 的意思是指女性勞動還是女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