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最低工資

工運詩人鄧阿藍專訪：一定要有從事社會改革的心

梁錫麟 — Tue, 17 May 2011 10:48:05 +0000

〔獨媒特約記者報導〕人稱「工運詩人」鄧阿藍，低層出生，六歲曾在街上討飯，八歲被迫輟學，做報童、小販賺錢，到中年三十八歲，他在澳門大學兼修文史，半工讀完成了大學課程。九八年，呼吸詩社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為他出版了名為《一首低沉的民歌》的詩集，他也有在獨立媒體網發表詩作：

「一對對乾癟的
老手正在爭奪
老人同時揑着一份免費刊物
骨質疏鬆發炎的長痛
流遍整個港鐵站」

——鄧阿藍，《拾荒老人在爭奪》

鄧阿藍寫詩幾十年，打工也打了幾十年，卻在最低工資法例實施後遇到被裁的命運。藍叔曾任職巴士司機，最近四年在小巴站頭工作。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最低工資的受害者，反之，他認為社會更加需要爭取規管工時。報紙大賣最低工資害人，商家為了利潤奇謀盡出。部份不理解的工人更認為被最低工資害了。藍叔認為，法例有漏洞就去填補，為了改善工人的福祉，他會繼續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改革社會。

最低工資立法：不是資本家的仁慈

藍叔知道，最低工資是他失去小巴站頭工作的主因，但他認為最低工資還是有立法的必要。「最低工資成功立法，並不是資本家的仁慈。基本上工資偏低已經好長時間，我聽過有九元一小時的工。只是社會不得不改善。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家為了利潤不擇手段。要提升利潤就要透過壓榨工人的血汗。我有位清潔工的朋友對我說，他的盤由十人被減至七人。那七人自然工作量增加，原本負責四條街，而家要負責六條街。成本上其實賺了，因為省下來的工資比要加的人工還要多。所以，不是資本家利潤少了，反而是工人用更多血汗換回來。我們會用『賣血』來形容加班，因為我們是出賣健康來換取金錢的。法律有漏洞，我們應該想想如何可以修補。例如法國，就不能無理隨意縮減人手。」

藍叔說，近日得到友人協助找到一份校對的工作，算是仍有收入。

最低工資立法的原意是保障基層工友的工資不會過低，以改善就業貧窮等問題。大家不要忘記，法例通過時，是一班功能組別的議員否決修訂的建議。要工人改善生活，單就一條最低工資是不夠的。繼最低工資後，藍叔認為首要的就是規管工時八小時（三八制，意為將一日分為八個小時，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閒，八小時睡覺）。

在外國人眼中，會驚訝點解香港仲有人會返一星期六天十二小時。

「我覺得最核心的意義就是八小時工作制，外國的藝術文化比香港有深度，都同工時規管有關。在外國人眼中，會驚訝點解香港仲有人會返一星期六天十二小時。香港的工運緩慢，就因為香港的行規結構性的保守運作，做成結構性的不公義。『呢一行都係做十二碼的』，當東家西家都一樣，工人有時為保飯碗都不敢得罪。當社會環境都咁艱辛，工時又長，即使有好的藍圖，都無時間精力去做。返完工，仲邊有時間去遊行示威之類，不如在家休息。加上工時長做成對家人的疏離，健康的影響，只是因為沒有新聞價值，無報，人們先以為唔重要。」訪問期間，藍叔提左好多次「三八制」，他認為人有多點工餘時間，才可以參與更多社會的事。在外國甚至內地都訂立標準工時之際，我們香港的確距離立法仍有一段長路。

今年六十有五的藍叔，曾先後任職巴士司機及小巴站頭，即使每日為糊口而奔波，他仍不忘他對文學藝術的熱愛。自修文憑，然後他在澳門大學考取了中國文史系學士，忍痛考試，最後得到 4A 的優異成績。他運用他的文字將工人的處境用詩表達出來。即使最終犧牲了健康及令家人對他產生誤解，他仍然堅持文學創作。對於知識分子，他也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為，爭取權益，不能倚靠知識分子。

要徹底的知識分子的精神

「有些學者、教授，只會躲進書房，或會因為大學的教席而有所顧忌，所以好諷刺，要爭取權益，就不能依靠知識分子。魯迅就說過大概的話，要革命就要革命到底。要徹底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對世界的關懷，從事社會改革的心一定要有。不然我只會叫那些人做投機分子，只會保障自己的社會資本而已。最終工人只能自求多福。」

藍叔認為世界有很多不平的地方，「不平則鳴」，而且認為經濟不是唯一的選擇，他希望自己去做有意義的事，繼續去追求人必須要有的精神。

後記

特記與藍叔傾談的時間雖短，仍然感受到藍叔那份知識分子的氣節，也感受到他對改革社會的熱情不亞於現今的八十後。訪問當日，也是最低工資落實的前夕，得悉工作地點旁的單幢大廈的保安由$6500加到$8800，保安叔叔一臉滿足的說以後算是可以吃好一點。大廈法團主席也說加了人工，職員的向心力都好一點。其實，工人付出勞動就希望得到足夠生活的工資，當我們仍為最低工資實施初期的陣痛而爭吵時，外國已在進行「生活工資」﹝living wage﹞的爭取。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福祉，只要我們不停下腳步，一定會把社會推向更美好。

特約記者：梁錫麟

張超雄：最低工資的混亂、縮骨、全輸

正言匯社 — Fri, 06 May 2011 16:06:20 +0000

《明報》　2011年5月6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最低工資終於在香港落實了。對於低收入的打工仔女，應是天大的喜事，對於一個財政極保守而且多年奉行自由主義的香港，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但社會並沒有喜悅的氣氛，相反地，無論老板或僱員都相繼站出來大吐苦水。僱員被扣起飯鐘及休息日、甚至削減工時，結果加薪落空，甚至有人因加得減。僱主大嘆成本上漲，不做無良僱主就面臨倒閉，因此要求暫緩政策落實。弱勢群體如殘疾人士，則指摘最低工資帶歧視性，逼殘疾僱員只能在工作和尊嚴之間選擇其一。最低工資討論多年，法例亦獲立法會商議後通過，何以在落實前夕仍引起各界議論紛紛？

現時全球有近二百個國家或地區推行最低工資，其普遍性及存在價值毋容置疑。最低工資除了保障低收入勞工不至被嚴重剝削，它的另一面，其實是要維護工作倫理、鼓勵就業。試想想，若一個人願意付出勞力，但獲得的報酬連基本生活也不能維持的話，連工作的最低層次意義──維生──也喪失了，還有誰願意工作？因此，工資保障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條件。由此可見，推行最低工資理應對社會利多於弊。香港的工資一直偏低，時薪工資中位數只有$58.5。相對於其他經濟水平相約的國家，連最低工資的水平也不及。因此，推行最低工資實刻不容緩。

各地最低工資比較（時薪 $HK）
澳洲 121
加拿大 65.5
日本 61.6
紐西蘭 80
英國 76.5
美國 56.6
香港 28

今天香港沒有慶祝低薪工人獲保障的喜悅，問題在於三點：一、政府縮骨；二、高地價；三、通漲。

最低工資帶來的混亂，並非不可預見。在商議立法的過程中，勞工界早就提出要在法例清楚說明，工時是否包括用膳時間及休息日等。勞工界當然爭取工時應包括這些休息時間，政府當時的說法是，原來薪金有包括的工時，將來也應包括，原來不包括的，將來便不包括。這種說法暗示，月薪的僱員工時計算應該包括飯鐘及休息日。可是在政策出台時，政府卻表示這個工時計算應由勞資雙方協議。但勞資雙方權力懸殊，又怎可能有真正協議？結果連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翟紹唐也認為工時計算方法交由勞資雙方協商是「不切實際」。

為甚麼政府不願意清楚界定工時？其實以時薪計算最低工資的國家，大都列明工資計算不包括午膳及休息日。政府本應可在法例上清楚表明，以免爭議。但弱勢政府為免被勞工界指摘為帶頭做無良僱主，選擇了在這個計算關鍵上含糊其詞。這個手法不但製造混亂，更影響了制訂最低工資水平考慮。根據統計署資料顯示，時薪$28的僱員有27萬之多，佔本地勞工約一成，但正如筆者同事林本利指出：「倘若統計處的工時數據包括用膳時間，最低工資法例實施後僱主將用膳時間扣除，不少之前賺25至27元時薪的僱員，實際便沒有人工加。」他表示由於現時勞工處的指引計算最低工資方法，與當初統計處計算的方法有出入，令到政府原本估計有27萬人受惠的數字，已不可靠，實際得益人數就會少了很多，可能只得10萬、8萬工人，而僱主要負擔的額外工資成本也會大大減少。政府就是利用了這個縮骨策略，一方面讓勞工界以為得到一個合理安排，另一方面，又讓資方運用此空間減輕最低工資對生產成本的影響。

至於對傷殘人士，因為人少弱勢，政府就可以名目張膽地歧視他們了。殘疾僱員可「自願」要求進行生產力評估，但評估期間的四個星期，僱主可支付最低工資的一半(即$14)，評估結果若只及七成生產力，殘疾僱員便拿最低工資的七成(即$19.6)，在同一崗位只會評估一次，不能上訴或要求覆檢。相反，若僱主不同意評估結果，可以辭退殘疾僱員而不受＜殘疾歧視條例＞影響，因為政府在立＜最低工資條例＞時已予以豁免。法例把殘疾僱員放在最弱勢的一方。

本來政府的巧妙安排，已大大減輕最低工資對資方的殺傷力。但何以仍不斷有老板以苦主姿態出現？飲食業、安老院、清潔及保安外判商、甚至連網吧集團也聲稱因為最低工資而面臨倒閉結業。但大家樂集團年報顯示，工資只佔生產成本22%。根據樂施會去年做的最低工資對中小企影響調查，發現租金、物料等支出佔大部份企業的五至六成，有兩成企業更佔七成以上。很明顯，最低工資對生產成本的影響，遠遠不及近年租金及物料的急升。只是在百物騰貴時再加上最低工資，自然使部份僱主叫苦連天。

政府要幫助中小企減輕生產成本，重點不在壓低工資，而在於控制地價及通脹。扼殺創業精神，令低收入勞動者「搵埋都唔夠食」的元兇，在於脫了韁的租金、不斷加價的公共事業和不受控的物價。政府避重就輕，選擇縮骨，不敢面對結構性問題，結果導致今天的社會分化及全輸局面。

對於一個縮骨等退休的政府，我們還可以做甚麼？

K.T.：對抗財團要勞動消費兩翼齊飛

left21 — Wed, 29 Dec 2010 04:30:46 +0000

2010年10月下旬，職工盟屬下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揭發大家樂雖然為兼職員工加時薪，但同時在新合約上將用膳時間剔除於工作時數之外，經計算後，每月薪金不增反減（註一）。事件透過傳媒曝光後，公眾群起聲討大家樂，更有網民自發成立組群揚言罷食大家樂。11月初，職工盟及學界等20多個團體宣佈發起11月9日「全城罷食大家樂」行動，當罷食事在必行時，大家樂於11月6日自行宣佈撤銷扣飯鐘錢的安排，但加薪幅度保持不變，職工盟也宣佈取消罷食行動，風波才暫告平息（註二）。

在大家樂扣飯鐘錢事件的過程中，社會輿論的探討焦點，在於反思最低工資實施後，到底僱主應否向僱員「開刀」 (包括減薪、減福利及裁員) 解決因最低工資帶來的成本上漲問題。但主流評論的結論似乎不外於「企業要肩負有社會責任」及「企業不可賺到盡，要與勞工分享成果」之類。然而，關於是次罷食行動對未來爭取勞工權益策略的啟示，則鮮有探討。

工會稱大家樂事件是勞工界在最低工資打贏的一場勝仗，這說法的意義在於，資方已不能隨便以壓榨勞工待遇來抵消最低工資成本上漲壓力。可是，未來形勢仍然險峻，原因有二：

(一) 大家樂扣飯鐘事件激起民憤，部份肇因於主席陳裕光身兼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旗下集團卻首先將員工原本享有的飯鐘錢取消了，作了極壞榜樣，才引起公眾強烈反彈，要以罷食作反擊手段；可是後來工會和傳媒接連揭發其他連鎖快餐店及食環署外判員工同樣剋扣飯鐘錢（註三），但因員工本來就沒有這樣的待遇，故未能引起公眾同等程度的憤慨和行動意識。這可能預示了，將來若是其他集團加強現有形式、或改變方式壓榨工人的話，市民未必會再次願意以消費者力量與資方抗衡、保障勞工權益。

(二) 除了向工人開刀外，企業還有多種方法減輕成本上漲壓力，另一種典型方法就是加價，將工資上升成本由消費者負擔。近期港鐵以配合最低工資為名大幅增加旗下屋苑管理費（註四），但若市民想以消費者身份作出反抗時，便要面對以下難題：若果企業撤銷加價，那成本是否再次改由勞工承擔呢？消費者是否願意以犧牲荷包來保障勞工權益呢？想到這裡，我們好像語塞，無力反擊了。

可是，這種想法正好掉進了資方設下的圈套：消費者和勞工的身份好像是勢不兩立、互相矛盾的，要加薪就要以加價作代價。我們必須盡快透過檢視勞工運動和消費者運動，發掘兩者相通之處，加以整合，打破現時勞動者和消費者的隔閡，戳破資方非此即彼的謬論，才可以在日後最低工資和其他勞工議題的各項戰役中，防止被財團牽著鼻子走。

一直以來，香港市民的消費者意識大致停留於兩類：第一類是關注權益，包括投訴經營手法、產品質量優劣、交易的合約條款和法律問題等；第二類是關於消費習慣，部份團體提倡減少浪費奢侈品、選擇環保產品及改變消費文化等。透過消費者運動去彰顯社會公義的事例較少。罷食大家樂事件最珍貴之處，在於香港市民意識到，自身的消費力量可以延伸至直接保障勞工權益上。即是說，消費者與工人兩重身份重新連繫一起。

是次罷食行動，消費者願意與勞工站在同一陣線對抗資方，如果能配合飲食業員工發起罷工，兩翼齊飛，那同仇敵愾的意味更重，效果也許更佳、更震撼。這樣香港市民更能意識到兩重身份唇齒相依的關係：打工仔既在職場上受盡老闆刻薄，消費時人工 (勞動報酬) 也遭財團肆意巧取豪奪。而我們若能爭取更佳的勞動報酬，其實同時加強了作為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勞工和消費者兩種身份的聯繫，至今仍非常脆弱，急須加強和鞏固，而因為香港的消費者運動的持久性和組織性較弱，所以我們需要組織能力較強的獨立工會，去將兩者結合。以這次罷食運動為例，雖然先由網民發起，但串連、策劃和動員工作就主要由工會承擔。所以，在長遠策略上，一方面工會要繼續向公眾教育和向政府爭取集體談判權，扭轉現時職場中，利益分配嚴重向老闆傾斜的狀態（註五）；另一方面也需要網民和消費者提昇勞工身份意識、關注勞工議題、加入獨立工會、或至少大力支持工會，讓工會作為兩重身份溝通和融合的平台，當未來出現類似勞資糾紛時，工會和大眾兼用工業行動和消費者行動，左右開弓，同時發揮兩項運動的優點，從資方身上奪回主導權，這才是抵抗大財團的有效應對之策。

註一：《大家樂加時薪卻扣飯鐘錢工會轟陳裕光帶頭剝削摑政府一巴》，10月27日蘋果日報。
註二：《大家樂投降恢復飯鐘》，11月7日東方日報。
註三：《食署刻薄藍領衰過大家樂》，11月26日東方日報。
註四：《藉口配合最低工資港鐵屋苑偷步加管理費》，12月6日蘋果日報。
註五：此所以現時職工盟正大力推動恢復集體談判權立法，近日也舉辦一次大型遊行爭取，詳見：《200人遊行要求財團加薪》，12月6日蘋果日報。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電郵：info@left21.hk
網站：http://left21.hk/
facebook: bit.ly/left21

十三年後集體談判權再立法？

CY Alex — Mon, 06 Dec 2010 16:22:19 +0000

十三年前，即回歸前，立法局通過工人擁有集體談判權。數日後，政權易手，臨時立法會立即廢除。十三年後的今日，職工盟爭取到最低工資後，喊出了爭取集體談判權，這亦是今年工盟二十週年的主要爭取目標。

昨天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爭加薪大遊行」，共有約三百人參加，隊伍由油麻地前往尖沙咀，再乘小輪至中環到政府總部。職工盟要求加薪最少7%，並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讓工人不必再與資方單打獨鬥。除職工盟和街工兩個傳統泛民工會外，社民連亦有成員參與昨天遊行。而除了學聯外，社會主義行動和左翼廿一這兩個近年成立、同樣以年輕人為骨幹的組織亦有支持這次遊行。

爭取工人加薪　分享經濟成果

2010年是香港大豐收的一年，地產業、航空業及飲食業財團均獲得巨額盈利。個別企業如新世界錄得比去年接近三倍的盈利；而曾經威脅因最低工資立法發出盈警的大家樂集團也有5.1億元盈利，增幅有16%之多。因此職工盟爭取今年加薪7%，讓工人分享經濟成果。

另外，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8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 ，食品項目更上升3.3%；而早前社聯的研究顯示香港的貧窮人口暴增至123萬，最低收入住戶入息中位數也由9,800元大幅下跌至9,000元。可見市民並沒有受惠於經濟增長，加薪更見合理。

遊行路線設計欠妥　爭取主題表達含糊

左圖：遊行人士行經佐敦道。右圖：參與遊行的左翼廿一朋友

這次遊行由油麻地榕樹頭出發，隊伍沿彌敦道前進，但到達佐敦道交界時卻向右轉，再進入廣東道。這條路線應該是職工盟與警方商討後的結果，但廣東道兩旁路人稀少，而中港城至碼頭的一段亦更是遊客區，令是次遊行的注目度大幅降低。

遊行隊伍由數位身穿魔鬼裝束、諷刺特首和大財團互相勾結的工盟成員帶領，這是回應近日沸沸揚揚的魔鬼論吧。大會到達政府總部時，高喊要求加薪7%的口號，讓人有這是向大財團爭取加薪的錯覺。雖然職工盟亦有舉起爭取集體談判權的標語，但對於遊行主題卻欠缺清晰的論述。

集體談判權是爭取勞工權益關鍵

雖然香港工人要求加薪是合情合理，但香港工會缺少了最關鍵的集體談判權，所以一直以來工人其實只是單打獨鬥，無力與資方討價還價。

集體談判權其實是工人爭取合理權益的關鍵，它賦予工人授權產生談判代表，資方必須承認其地位，讓雙方在談判桌上就各種勞工權益及聘用條款等細節進行磋商。

延伸閱讀：陳昭偉，左翼廿一成員，《淺談集體談判權》

編輯：eg9515

到大家樂總部抗議被拒人事部主管到場不發言

易汶健 — Fri, 05 Nov 2010 12:00:46 +0000

今日（2010年11月5日）下午三時，約十名職工盟成員及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成員到火炭的大家樂中心請願，並試圖遞交罷食宣言，批評大家樂為符合最低工資要求，卻遭保安和警員阻止。

大家樂拒絕抗議者到寫字樓遞交宣言

請願者希望到寫字樓遞交宣言，批評在調整工友時薪的同時，將飯鐘錢扣除，抵銷最低工資的影響。工會希望大家樂可以懸崖勒馬，撤回取消飯鐘薪酬的決定。二十多名記者和請願者就冒著雨，擠在三尺寬的入口處，既不滿大家樂不肯面對公眾，又斥責警方阻礙市民表達意見，一名攝記也說抬攝錄機很累。及後，一名人事部的吳小姐前來，除了表明身份外，沒有發言。公司打算在入口處收信，工會幹事胡穗珊直斥大家樂沒有誠意：「我地黎係想見陳裕光，如果係呢度見我地不如FAX俾你地！」

擾攘了十五分鐘，一名身穿西裝，自稱姓溫的男士前來，同樣沒有回應。當我說了一句：「咁囉唔到BITE喎」，身旁的記者隨即回應「係囉」。他是溫明，即是早前開記者會拖其他連鎖店下水，指同行也沒有計算飯鐘錢的大家樂人力資源助理總監。再三交涉不果後，工會成員決定在門外撕碎宣言，以表憤怒。電視台記者隔著保安詢問溫明會否接受記者訪問，他用T字手勢示意。請願完結後我再問溫明會否有書面回覆，他也只是搖頭，很有一點看戲的味道。

工會學界齊呼下周一二抗議及罷食

至於本月九日的全民罷食行動，工會表示，截至現時為止，已有13個團體參與街頭宣傳，包括港九新界至少30個宣傳點，並以干諾道中大家樂分店為總宣傳站。參與的團體當天朝八晚九在大家樂集團的食肆外派單張「太刻薄」貼紙，拉橫額，呼籲市民罷吃。此外，35個團體也聯署罷食宣言。訴求包括撤銷扣除飯鐘錢，以及在更改合約或待遇前諮詢工會，建立平等的集體談判機制。

在學界方面，大學餐廳外判員工權益關注組發起名為《做人不要太刻薄》的院校聯合抗議行動。於本月八日正午十二時，在理工大學大家樂集團旗下的餐廳抗議。集合地點為理大圖書館門外。

主題圖片：大家樂集團不肯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到寫字樓抗議，工會成員在門外撕碎罷食宣言，以表憤慨。

《做人不要太刻薄》Facebook群組

香港的學界也關心最低工資立法

龍緯汶 — Thu, 28 Oct 2010 18:18:10 +0000

香港的學界也關心最低工資立法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3436

最低工資立法在香港，至今仍在熱熾地討論中。最低工資水平到底是不是真的定於每小時廿八元？是不是全香港的打工仔女都可以受惠？這些一切，都要等2010年11月中才會揭盅。

浸會大學英文雜誌＜The Young Reporter＞於第43期（2010年10月）中，以＜Minimum wage, what’s that?＞為題，重點討論最低工資立法與移民工人及少數族裔的關係。負責採訪及撰寫該文的，亦是一位緬甸族的男孩：Jack。

文中的受訪者巴基斯坦族男士阿士林表示，作為五位小朋友的父親的他，對最低工資立法表示歡迎，因為他的收入會因此而增加。

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表示，政府應該就最低工資立法印刷多種族語言的單張，讓移民工人及少數族裔得知有關消息，能更有效保障自身的權益。

香港工聯會副理事長及立法會議員潘佩璆表示，他們沒有為個別群體爭取，但他們特別關心低收入人士。

城市大學鄭宇碩教授表示，在沒有完善的民主制度支援下，香港的最低工資立法最終可能會失敗。

謝凱健：傷健應同享最低工資保障

left21 — Wed, 13 Oct 2010 06:02:21 +0000

謝凱健(左翼21成員)

最低工資立法爭論多年，終於在今年通過立法，但最低工資水平至今懸而未決。最低工資應該保障全體打工仔女，能夠過得上安穩、體面的生活。

9月26日，早上十一時，約百餘人齊集於中環遮打花園支持殘疾人士爭取最低工資遊行。發起團體要求最低工資保障範圍應該包括殘疾人士，反對政府要求殘疾人士接受所謂生產力評估，抗議政府帶頭歧視，並建議應效法歐美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事實上，不論健全或殘疾，大家同為勞動者，其勞動價值需要得到合理而公平的尊重。

最低工資導致殘疾人士飯碗不保？

有人說，殘疾人士要有最低工資，令聘請他們的機構或企業成本上升，屆時僱主要削減人手，反而令殘疾人士失業。這類轉移視線的說法，說穿了只是僱主不願增加其成本去承擔更多的責任，不肯盡一點企業社會責任。

一直以來，企業的最大成本根本就不是工資（包括低許多的殘疾人士工資），而是高昂的地價和租金。更重要的是，成本上升不代表就要減人工。付出合理工資應該是企業必要承擔的責任。殘疾人士也希望獲得工作來貢獻社會，肯定自己的價值，但卻往往需要接受極低的薪酬。如果企業需要以嚴重剝削的手法才能營運，那麼該企業也沒有生存的必要了。

一份不失尊嚴的工作本是人的權利。所有人，包括殘疾人士，都應該享有就業的權利，而且應該可以跟健全人士一樣獲得一份有尊嚴的、體面的工資。

對殘疾人士來說，就業機會和合理的工資兩者同樣重要，不應該為了得到一份工作就要他們忍受可恥的低工資。

生產力評估只是剝削的法理工具

政府將會引入對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的評估機制，由評估機構進行評估後，若證明其工作能力低於健全人士，僱主只需按比例支付法定最低工資。

表面上，機制似乎客觀地評核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其實只是對殘疾人士進行剝削設立的一個法理工具。政府提出的機制，讓僱主按殘疾僱員的工作能力付出薪酬，當中有不少漏洞。勞褔局局長等高官一直強調工作能力評估機制是純粹自願性質，必須由僱員，即殘疾人士所啟動，所以利益歸於僱員。不過此項測試卻要求測試者同時進行多項工作，但該測試者應徵的工作根本不用處理多項工作。極其荒謬的是由此評核出來的生產力必定較健全人士低，僱主可以大條道理地以生產力低於健全人士為由，按比例削減殘疾人士薪酬。

報載，任職街道清潔散工的梁先生，時薪三十一元，平均收入五千多元，他因左手及左腳痙攣不能搬運重物。如果評估機構評他的能力只有健全人士能力的四成，他的工資也只會得最低工資的四成，亦即他的工資即時減少，生活更足襟見肘。

有團體建議，即使實行評估機制，政府也必須以工資補貼制度，補貼殘疾人士實際工資與最低工資水平之間的差額，才能保障殘疾人士的工資水平不會過低。

應設立就業配額制度

政府更應大力促進殘疾人士就業，規定在一定人數以上的公司底企業中，實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以確保殘疾人士有足夠的工作機會。

政府對此絕對責無旁貸，應該牽頭首先在公營部門（例如政府部門和醫院、學校）和社會服務（例如福利資助機構）推行就業配額制度，承擔對殘疾人士的就業及工資保障的責任，而且應立例規管私人企業實施就業配額制，才能夠長遠地解決殘疾人士的就業問題。

這樣才算落實傷健共融的理念。

「凡職業都是可敬的」

我在中學時代有讀過梁啟超的《敬業與樂業》。課文裡講到「凡職業都是可敬的」。不論是殘疾人士，還是健全人士，只要他敬業工作，把工作做好，他的功勞和付出的勞力都是值得欣賞的。他們對社會的貢獻都是一樣的，因此其勞動報酬理應是一樣的，絕對不應因為身體上的障礙是有所不同。

不論西方國家或香港，長久以來，勞工法例的設立，往往都會惹起社會上的大資本家和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事實令我們知道，勞動者的權益是要經鬥爭才能確立，亦只有透過鬥爭，我們的處境才會有所轉變。因此，勞動者不分傷健，必須有效地組織，才能對抗資產階級的壓迫，討回應有的權利和尊嚴。

(凡署名文章, 只代表作者立場)

電郵：info@left21.hk
網站：http://left21.hk/
facebook: bit.ly/left21

擲石者誰敢自稱無罪？——殘疾人士工作能力評估的荒謬

kwonghoyin — Sun, 03 Oct 2010 05:38:13 +0000

擲石者誰敢自稱無罪？殘疾人士工作能力評估的荒謬

何謂「最低」？用顯淺的中文解釋就是低無可低，如果有比最低更低的話，就是犯上了語病，舉個例子如果某君的薪金竟然合法地比法定水平的「最低工資」更低的話，正就是犯上了邏輯的毛病——然而這不是簡單的一個例子，數以千計的殘疾人士正對比最低工資還要低的這個荒誕局面，而且更要面對充滿歧視意味的「自願性」工作能力評估機制，按評估結果扣減最低工資百分比。。

勞褔局局長等高官一直強調工作能力評估機制是純粹自願性質，必須由僱員，即殘疾人士所啟動，所以利益歸於僱員，由此推論出此機制並非歧視云云。可是殘疾人士一如許多弱勢社群，面對手扼糧口的老闆，在權力不平衡的狀態下，是否一如局長所言真正地擁有啟動機制的獨立判斷能力？舉一個例子，在學生和學校權力不平均狀態下，所謂的自願驗毒計劃是否真正的自願？局長所言，似乎是脫離了現實層面。

撇除啟動權的問題，本身工作能力評估機制已經是充滿問題，譬如：角色矛盾，社會機構負責工作配對，但立法後要社福單位同時兼負評估的角色，該將此形容為對工作配對機制的不信任，抑或是為日後可能出現的官、商、社福機構勾結壓榨弱勢社群留下基礎，實不得而知，更遑論我們是否真的有一絕對客觀的機構去進行一次性、不設上訴的評估，悲劇性地評估結果直接影響一個希望自力更生的人在社會的生活素質。

上述只是執行上的問題，更重要及無法理解的是評估機制的基礎理念（rational )：工作能力評估的潛台詞就是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是絕對地較健全人士為低。這使我想起《聖經》的一個小故事，犯罪的人要被公眾亂石擲死，可是擲石者誰敢自稱無罪？，高聲要求工作能力評估的健全人士，多少人可以拍心口說自己的工作能力是100%，不存一絲懶惰、得過且過的行動和心態？在不能保證健全人士可達100%的工作能力評估，我們又有甚麼理據要求比我們不幸的人士進行此不仁的評定？如果說這並非歧視，實在難以理解。

當然，道德高地永遠是易守難攻，俟身此堡壘總能把東西批得落花流水。為了大局，適時適量妥協是政治的必修科，可是我相信妥協的基礎是尊重，包括對法例原意：即勞力價值的尊重，由其是種種證明殘疾人士比健全人士在工作時要付出更大的勞力，對工作有更大責任感。因此，若將工作能力評估視之為妥協，必須有相等的條件以減緩此機制所引起的歧視與不公。而此條件理應是政府對於評估結果後作出相應補，務令殘疾人士的工資能夠真正地與健全工作者有相等的待遇。並用此證明政府所說的「傷健共融」，並非一席空話。

沒有最低工資的實習？－－實習生豁免條例初探

left21 — Sun, 12 Sep 2010 16:09:32 +0000

作者：達哥 (左翼21成員)

雖然最低工資通過了，這無疑是終於為香港一眾打工仔提供了保障。然而，伴隨著最低工資通過後的一連串的修訂案，似乎隱沒在大眾的視線。也許有人以為，這些修訂案對於最低工資的「主體法案」難有太大的影響，但其實，這些修訂案是將商家在最低工資下所造成的「利潤損失」轉移在勞工階層中的更弱勢的那部分──當中就包括了大學生實習。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有關大專實習豁免，就是「容許工作少於59天的大學實習生可獲豁免，即毋須受最低工資法例限制」。當中更分類成「工作經驗學員」和「實習學員」，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根據政府定義，就是根據僱傭合約而受聘的學生；後者則是指學生的「工作就頒授該課程所達致的學術資格而言，屬頒授要求中的必修或選修部分」，有關工作經驗計算於學分之內。但其實，兩者的本質並沒有相差很遠，因為，「不論其實習是否與課程有關，亦不論該機構有否參與安排有關實習，亦會獲豁免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總之只要你是專上學生，不論你所做的工作，是學校需要，還是自己出外尋找的，有關工資亦不會受到《最低工資條例》之保障。

學生打工並不只在學習

支持修訂案的議員大多表示實習是讓學生「學習」相關的工作經驗，薪金只是次要，然而這是事實的全部嗎？政府看來認為大專生是在象牙塔裡吸風飲露的，平時不需吃飯坐車，不用幫補家庭開支，亦不用為將來的生活儲蓄，也不用償還巨款給政府。對，大專生也是學生，但同時也被承認是成年人，我們要開始為自己當下，甚至將來的生活負責，實習，也是為了讓我們預先知道日後的工作模式；然而，修訂案條例卻將「實習」抽空成「純粹學習」，忽視了學生在當中的勞動付出，變相使學生「免費」出賣勞動力。

當中的「工作經驗學員」，對自行尋找兼職、暑期工的大專生影響尤大。縱使按政府規定，「工作經驗學員」每次只有一次有關「59日」的豁免，但是，同一時間，條文又容許僱主在首三個月試用期內以較低的工資聘用僱員，對於沒有最低工資保障的大專生而言，這三個月簡直是他們的「寒冬」。最壞的情況是，三個月後，該大專生就可能因各種因素無法繼續相關工作，而那三個月，就變成低價賤賣勞動力；好一點，三個月後仍然維持現有工作，工資也提昇至最低工資水平，然而那三個月時間所付出的勞動力依然沒有得到補償。

在美國亦同樣有實習制度，但和香港不同的是，美國政府是要求「僱主最起碼要給實習員工最低工資及加班費等等的相關保障」。當中背後的理念，就是承認實習制度中薀含的僱傭勞動關係，肯定了學生當中的勞動付出。

工資豁免將進一步削弱中學生競爭力

同樣，現在亦有不少出身基層的中學生落堂後去兼職，暑假時同樣繼續工作，很多時候和大學生一樣也是為了減省家庭開支，打工養自己。

但是，自這項修訂案通過以後，同樣打暑假工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則面對「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大學生薪金不受保障，甚或有機會比中學生低，這無疑是削弱中學生的競爭力。

最後，本來處於被剝削位置的中學生現在換成了大學生，至於中學生，甚至被拋棄出勞動市場，這不但是對中學生自身，甚或其家庭，也造成了打擊，昂貴的學習、膳食、交通、升學等開支又再一次回歸到這些父母身上。

59天規定 = 418？

在立會辯論中，職工盟的李卓人議員曾有提及，這個豁免是「教僱主如何迴避最低工資」。情況就如香港勞工法例中的418規定（即打工仔必須連續為僱主每月最少工作4星期，每星期18小時，方可受到勞工法例保障），不少僱主為了逃避責任，故意讓工友的工作時數未能達到418，例如可能每星期工作只有17小時，又或是有一星期不用上班之類。

回到這個豁免條例上「少於59天」的規定，假設實習期是三個月，僱主要逃避最低工資的規定，只要要求同學每星期返三四日，那就已經可以豁免於最低工資的保障。這方面，甚至在《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中，也指出這將會是「潛在的執法問題」。

這個豁免規例，一方面把青年納入生產過程，卻一方面模糊化他們的勞工身分，變相使他們無償出賣勞動力，這種剝削，比對任何一個工種的剝削，還要過分。

電郵：info@left21.hk
網站：http://left21.hk/
facebook: bit.ly/left21

不要在數字遊戲裡打轉，最低工資應與生活水平掛鉤

left21 — Sat, 11 Sep 2010 04:11:39 +0000

作者: 陳嘉銘 (左翼21成員)

最低工資立法，我會比喻商家的叫價過程為一宗拍賣交易：三月初張宇人揚言最低工資時薪最多只可以是「廿蚊張」，至今言猶在耳；五一勞動節六千個工人上街抗議，香港總商會眼見民怨四起，隨即改口風叫價廿六元；八月，官賈佔大多數的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透露風聲，指最低工資只能在廿八元已是「底線」。資本家彈弓手的叫價手法透露的顯然是他們給人工的能力尚未見底，但背後更大的陰謀其實是引誘打工仔沈醉在他們設置的數字遊戲裡，接受他們的「甜頭」，繼而忘記最低工資的原則。因此，我們有必要釐清最低工資的意義與目的，及了解到最低工資若定得太低會出現什麼問題，而非永遠讓資本家牽著鼻子走。

最低工資的原點：保障基本生活

最低工資法例起草至今，我們除了聽到上述工資海鮮價的報導外，更多的是水銀瀉地的統計數字，而且是擲出為資本家利益設想的統計數字，包括：工資價位會令企業裁割多少個職位、利潤下跌幾多個百分點、顧客要承擔多少工資的開支增長才能讓老闆維持原定收入……這些數據彷彿是將老闆對員工的剝削抹得一乾二淨。倘若我們不想遭鋪天蓋地的統計數字掩蓋，就得銘記最低工資的原點：保障基本生活。就此，我們可以嘗試參考1928年《國際勞工組織的最低工資公約》，為最低工資立法作出指引。

這份公約的內文對於最低工資有著清晰且合理的界定，指明最低工資是「可提供勞工及其家庭依當地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最低需求。」換句話說，最低工資必須令工人能夠負擔勞工家庭的最低生活費用。所以，我們可以想像釐定最低工資的指標應該包括水電煤、車費、屋租、伙食……總括而言，我們必須將香港人的基本生活費用開銷數字，與一個工人拿最低工資一個月的薪酬畫上等號，才能解決打工仔溫飽的問題。可是今年四月廿七日，政府宣稱拒絕將一系列社會、經濟和就業指標納入最低工資的考慮範疇，此舉儼然是令最低工資與基本生活保障脫鉤，變相令最低工資成為一個空殼，沒有任何實質內涵。

掏空的實質內涵，其實是構成生活工資的人道理據：工人參與工作是參與社會分工，跟資本家合作令得社會正常運作，因而應合理地獲得養家的生活工資。可是資本主義卻無法把捉這種道理，因為在資本主義以賺取利潤為核心的前提之下，工人的勞動力只會給市場視為商品，任由市場的供應和需求決定其工資，繼而遭資本家榨壓。故此，若果工人階級不作任何集體抗爭，資本主義的體制怎會有可能容讓生活工資的存在呢？

打工仔「貼錢番工」，公帑成為商家囊中物

眼見資本主義制度促使政府和商家合謀到如斯田地去剝削工人應得的工資，我們不妨做一個逆向思考，理解最低工資如果定得過低，會出現什麼問題？

當打工仔的工資入不敷出，我們可以推想第一個選擇就是領取低收入綜援。即是說，最低工資若定得過低，變相是延續政府以公帑補貼僱主聘請工人。或者，打工仔覺得領取綜援有損自尊，就可能用第二個選擇：向親人或朋友借貸。事實上，兩個選擇其實不遑多讓：無良的資本家無情地榨取你的薪酬只是銅板的一面，另一面是資本家要你身邊的人和政府濟濟一堂「出糧」給他們。受剝削的又何止你自己這個打工仔？

我們常聽說有一個迷思，就是說香港的福利政策已經足以惠及不少基層，香港無須再設立如洪水猛獸般的最低工資，控制資本流動。然而，從上述的論證，當下的情況卻恰好相反，香港政府其中一項最大的福利政策原來是補貼商家做生意，基層只不過是這些津貼的經手人，半滴也未必能流入自己的口袋裡。而正當商賈樂見官民齊心合力掏腰包為補貼他們做生意時，我們更應意覺設立最低工資於保障基本生活，用以控制資本流動的重要性。所謂的控制資本流動，就是立法管制老闆歸還工人在勞動時給剝削的工資和津貼，令得工人可以維持基本的生計，而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必須與生活水平掛鉤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堅持一年一檢、最低工資33元

我們可以預視在日後的調整上，必然會引起勞資雙方的爭論。一旦我們對最低工資應如何釐定沒有清晰的理解和原則，爭議的地方只會是集中哪一方的數據比較準確，墜入數字遊戲的虛惘，而放棄原則的辯論。釐定最低工資的原則十分簡單，就是最低工資應與基本生活水平掛鉤，同時亦應緊貼時勢變動、物價走勢而作出相對應的調整，所以我們亦應明白到一年一檢是補充最低工資的不足之處。時薪三十三已是一個工人能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不能再讓！

電郵：info@left21.hk
網站：http://left21.hk/
facebook: bit.ly/left21

要求地產商減鋪租o徒氣？

一蚊健 — Mon, 06 Sep 2010 15:58:58 +0000

八月三十日，各位在消息人士放風下，得知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達成共識，建議最低工資時薪訂在28元，最遲於九月向特首提交報告。勞工團體繼續堅持時薪三十三元；股評人認為支出增加大大減低集團盈利，打擊股價；社評吹和風，希望勞資雙方互諒互讓，先訂立後檢討；商界隨即計算開支將增加多少。我不時收聽電台峰煙節目，發覺主持和聽眾多了把矛頭指向地產商，類似「點解唔叫地產商減租？圍唔到皮都唔應該向工人開刀」的說話開始普及起來。

酒樓加價，茶客願意嗎？

九月二日，謝冠東在facebook裡貼了星島日報的報導，引述稻香集團行政總裁梁耀進說話，指如果最低工資定在28元，集團人工成本將增加約三成，而且會引起加薪的連鎖效應，影響營運，所以一定會提高產品售價，並減少員工工作時數、工序自動化等，減低人手需求。謝冠東相信總裁說實話，認為設定最低工資一定會增加企業壓力，如果總裁支持最低工資，謝冠東願意分擔這壓力，喝茶貴一點。

我無意跟稻香賣告白，不過，縱觀近一兩年報章報導，稻香集團較同行願意接受媒體訪問，回應最低工資議題，也因此多了討論空間。Facebook討論集中於稻香和商界是否出口術，嚇大家最低工資實施後一定會炒人加價。Yip Po Lam同意是出口術，因為稻香的非執行董事陳裕光是委員會成員，也是大家樂的老闆，兼多次反對最低工資，在這時刻揚言加價，一定給其他成員壓力。謝冠東不同意。雖然在2007年大家樂購入稻香11.65%股份（註一），但他認為陳裕光只是非執董，應該沒有投票權和話事權的。

謝冠東：稻香較同行優秀，不欲譴責

謝冠東進而認為稻香較同行優秀：一、稻香生意越做越好，保住職位；二、懂得延長營業時間，增加生意額，減少租金佔支出比例；三，稻香平均時薪較同行高，又向好員工派認股證；四，率先實行全面禁煙，保障了員工免吸二手煙；五，企業願意分享營運實況。再者，大家樂入股稻香，目的是透過中央採購降低成本，並計劃合作租舖以增加在租金方面的議價能力（註二）。當然，他也覺得集團優秀的後果是員工工作較辛苦，但為著「較穩定」工作也不願發聲。

稻香拆局：員工佔營業額約三成

網友如Kelvin Sit和Ricky Kwan批評租金才佔企業營運開支最大部份，企業卻不敢向地產商施壓，只敢向打工仔女開刀。謝冠東則回應企業根本沒有議價能力。Ronald Yick就希望先了解營運開支再作結論，不能一早論斷租金就佔最大成本。稻香不時會介紹公司開支分佈。薪酬方面，梁耀進在八月初表示稻香控股有四千員工，員工薪金佔營業額29%。員工平均時薪較市場23元至24元的水平為高，並且在今年加薪約5%。當最低工資條例實施後，集團會考慮加價，但今年內加價機會微，亦不會將工資升幅全部轉嫁予客戶。總裁又期望新的物流中心可以增加自己貨品供應，並繼續開拓內地市場，增加成本效益（註三）。更重要的是，總裁到這一刻仍沒公開表示會裁員自保。

租金只佔約一成，加租影響有限

至於大家關心的租金比例，令我出奇的是，稻香的租金成本在2004至2006年佔集團收入不夠7%（註四）！今年租金比例仍不夠一成（註五）！！成本重的是薪金和食物，各佔三成，其餘的是水電煤和雜費。再者，Henry Chiu的良好願望看來也未能成真（註六）。翻查報章，發現大家樂原來持有領匯股份對沖（註七），假設地產股和領匯持續上升，飲食集團也不用明刀明槍與業主商討減租。報章沒有談及稻香本身有否購買股票對沖，我認為有也不足為奇。

大集團自有計謀，更應關注小商戶

也許，我們要修正一下想法。我們首先要分開最低工資對大企業和小商戶的影響。以稻香為例，租金並不是最主要的開支，而且可以透過買地產商或領匯股票對沖，而商場往往會看中大酒樓的人流，願意提供較便宜的租金。因此，集團無必要也不會找業主麻煩。（所以，優秀並不等於有良心，是懂得減低風險。）但那邊廂，並非表示租金是不變開支，如果減租（或不加租）可以舒緩食肆支出，市民也會大聲叫好。大家可以繼續批評租金貴，製造壓力。其次，如果謝冠東的判斷正確，即稻香是較有良心的僱主，高層叫加價，而增加的收入是撥入員工開支，給員工33元時薪，茶客應該體諒。大前提是，食肆要打開盤數（即使數字經過包裝），以正視聽。然而，小商戶沒有銀彈買大量股票對沖，租金佔開支比例明顯較大，更顯得沒有議解能力，他們擔心最低工資實施可以理解。在這點攻擊地產商更為有力。

註一：明報，2007 -03-08，〈大家樂億元進軍中式酒樓　稻香上市前售股11.7%〉。　
註二：文匯報，2007-06-05，〈稻香擬下周五招股籌3.9億〉。
註三：明報，2010-08-06，〈最低工資將出台　稻香未定會否裁員〉。
註四：成報，2007-06-15，〈稻香派息率維持四成〉。
註五：文匯報，2010-04-01，〈稻香年內開8酒樓〉。
註六：Henry CHiu的留言：「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商家在一時之間，好像不能與地產商講價，但長遠的影響呢？我們還不知道，長遠來說，成本高可以增加商家對地產商的議價能夠嗎？」
註七：大公報，2010-06-30，〈大家樂擬上調食品價格5%〉。

Facebook討論，見此。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討論其中一個重點是，為了給工友尊嚴的生活，你願意這籠點心賣貴一點嗎？

低薪領隊的幫兇

謝冠東 — Mon, 06 Sep 2010 14:06:39 +0000

近日facebook有些朋友向康泰發炮，抗議導遊薪金刻薄。他們以導遊4天團收入1840元計算，得出時薪19.2元（96小時），計算方法是假設他在睡眠時也在工作。

雖然我們很難認同一位領隊在4天團裡是工作了96小時，但姑且接受這個邏輯，可是我們要問，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元兇？

香港旅行團的團費，一向物超所值得不可思議，團費往往比自行買機票和酒店便宜一截，更別說它包括了途中往不同景點的交通費以及膳食開支了。團費如此物超所值，我們不難想像，背後的理由之一就是領隊的薪金十分低微。

我們知道香港人一向以「精明消費者」自居，若旅行社甲為了給予領隊較好待遇，而把團費調高一二百元，消費者又是否會轉而光顧隔鄰的旅行社乙？面對精打細算的消費者，加價，是很困難的事。原來精明消費者的背後，是一名精明剝削者。

其實，如果你覺得導遊薪金太低，那你為何不自行多給一點小費補足呢？可是有多少人會這樣做？那會不會像有些人，口裡說要給工人尊嚴待遇，可是說到買有機產品或公平貿易產品，卻一毛不拔？那究竟誰才是刻薄工人的元兇，或最少是幫兇呢？

K.T.：最低工資立法政客現形記

left21 — Thu, 02 Sep 2010 05:44:40 +0000

作者乃左翼21成員

經過長逾41小時的辯論，立法會正式在2010年7月17日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但是最低工資水平尚未公佈，立法會復會後將通過或否決政府的建議水平，預料屆時社會各界必定繼續爭論。在水平公佈前，左翼21會推出一系列文章，探討條例通過後，對不同群體的影響。本文會就辯論期間的幾項修訂，就議員發言的內容，描繪各黨派取態的圖像。

(一) 留宿家務工(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之修訂案

這是職工盟李卓人提出的修訂案。他建議以「轉換乘數」的方式，來解決外傭免費食宿、機票、保險、醫療等非現金權益難以量化的問題，從而將外傭納入保障範圍，避免法例出現種族歧視爭議。可惜，大多數議員質疑建議在技術操作上不可行，其中民主黨、公民黨及工聯會便因此投下棄權票。自由黨、民建聯明確指出若包括外傭在內，會使他們的工資上升，憂慮僱主未必能負擔下去而解僱他們，又認為現時外傭最低工資規定已足夠保障，所以反對修訂。

我們可以從議員就修訂案的發言，一窺他們的階級立場，例如民建聯譚耀宗說「現在聘請留宿家庭傭工的家庭大部分是夾心階層」；自由黨劉健儀指最低工資若保障外傭，除會使外傭失業外，更會導致大量本地婦女放棄工作照顧家庭，削弱香港競爭力；葉劉淑儀轉述中產僱主：「如果外傭月薪增至四千多或五千多元，他們便不教書，辭職回家自己照顧家庭。我相信很多外傭團體是高估了社會的承受能力，他們甚至可能price themselves out of the market，即叫價太高，自絕“米路”」；梁美芬則舉例，「如果工資由4,000元增至5,000元，這1,000元的增幅，便是他們給小朋友買書本、買圖書，或參與興趣班的費用。」

投下棄權票的公民黨和民主黨，他們好像只針對計算轉換乘數可能出現的技術困難，但細閱他們的發言內容，也能隱約看出他們是站在僱主立場，例如湯家驊說：「如果可以計算出一個時數，會否引起僱員與僱主之間的更多糾紛？如果計算出來是10小時，那麼，在超過10小時之後，如果着傭工帶狗隻出外散步或替僱主倒一杯水，他會否說對不起，他只工作10小時，甚至要求超時津貼？我覺得這不單解決不了問題，更可能是增加紛爭的元素。」他是假設了外傭必定錙銖必計，繼而引起紛爭，增添僱主煩惱，卻在僱主於勞資關係上一直處於優勢的境況隻字不提。

香港的現實情況，正如工聯會王國興所言：「現時聘用外傭的人其實不是一般的僱主，即不是我們一般討論的企業老闆……很多外傭僱主其實也是“打工仔”而已」，很多議員不約而同滿口讚美外傭照顧香港家庭生活的功勞，卻轉頭投下反對或棄權票否決最低工資保障外傭。對此，社民連梁國雄直言：「“其實我感激你”只是一句廢話。社會內部的問題、婦女雙職工家庭的問題、婦女在外任職“水吧”代替丈夫少賺1,000元的問題，這是我們的問題。為何我們在立法時公然表示我們對外傭心存感激，但最後卻把他們排除在外呢？」換句話說，就是因為香港社會存在嚴重剥削，使很多家庭不得不兩口子一起打工，賺取僅足糊口的工資，及支付外傭照顧家庭的工資。面對這種情況，議員選擇照辦煮碗對外傭再施以剥削，而非正視社會經濟結構問題。

我以民協馮檢基的發言作結：「(外傭的)貢獻並非因為感情，起步點是工作關係，而工作關係 - 無論是甚麼種族，不管是本地還是非本地 - 這關係是固定的，但報酬卻不一樣。在某程度上，她不單是一名工人，還是很體貼地照顧家庭需要的人。在這情況下，為何會有不同的價值觀？」

最後修訂案在表決時，同時遭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兩組否決，僅得9人投贊成票。各黨派投票意向如下：

民主黨：8票棄權
公民黨：4票棄權 (吳靄儀缺席)
社民連：3票贊成
民協：2票贊成
職工盟：1票贊成
街工：1票贊成
勞聯：1票棄權
工聯會：4票棄權
自由黨：2票反對
民建聯：9票反對
經濟動力：4票反對
其他：何秀蘭及鄭家富贊成、其餘功能組別議員、梁美芬、葉劉淑儀反對

(二) 大學暑期工被剔除最低工資保障範圍外

這是政府提出的修訂案。原本草案只有工作屬課程必修或選修部分的實習學員，才豁免於法定最低工資規定，但政府在辯論期間提出新修訂，將豁免範圍擴大至與課程不相關的實習，即是暑期工，只要該大專生年齡在26歲以下，受聘期不多於連續59天，也可不受最低工資限制，但每年只可豁免一次。政府稱呼這種大專生為「工作經驗學員」。

職工盟李卓人掀頭反對政府修訂：「聲稱給他工作經驗，竟然甚麼工作經驗也可以，而不是實習，與他所讀的課程和學科無關，總之他來“打工”便可以。……中學生到麥當勞工作有最低工資，大學生卻沒有？……我想反問為何不把實習學生和暑期工分開。我反對的原因很簡單，便是沒有理由不把暑期工納入最低工資的保障範圍，」

民主黨黃成智道出修訂的荒謬之處：「訂立這項法例，只不過是強迫大學生在工作時出示證明，賺取最低工資以下的工資，最終是沒有作用的。」他進一步說：「(修訂)只是令那些希望在暑假爭取一些工作經驗的大學生，得到一些連賺取最低工資的機會也沒有的感覺。很多大學生在畢業後已要面對很多困難，如果要他們在實習過程中也要面對如此卑微的處境，試問他們如何學習呢？」

可是，接著就是一片向政府附和之聲，自由黨劉健儀以她做過的律師行為例：「每年都有一兩位年青人要求我讓他們在律師樓實習，他們通常不要求收取工資，直接說不要給他們工資，因為他們是來學習而已。」她甚至希望政府在往後檢討法例時，將59天限制延長，以及將豁免範圍進一步擴展至高中學生。

有好幾位議員都以律師行、會計師行、財務機構的暑期實習來做例子，站在僱主的立場，來引證工作經驗非常寶貴，大學生不收取最低工資是應份的，或者是合理的代價。梁美芬直截了當的描述：「我們也曾收到一些回應，指有一些大學生脾氣很差、受不得氣，還反過來罵僱主、罵上司。」而且，「很現實的說，現時的僱主，是越來越早“揀蟀”的。大學二年級的同學如果在暑假找不到較好機構的實習崗位，便很可能失去將來到好機構工作的機會，因為面試在暑假已開始。」

面對上述言論，社民連的議員忍不住接連反駁，陳偉業指出他們忽略了不少大專生(尤其是副學士學生)是需要在暑假期間賺取工資，幫補自己開學後的生活開支，並質疑大機構在有龐大財力下，仍吝嗇向實習大專生支付最低工資；梁國雄批評支持修訂的議員只是為「中產家庭的子女」服務，將上流社會以人際關係，安排子女往專業機構無償勞動，作為籠絡手段的做法合理化：「在中產階級眼中，怎會有無產階級的子女呢？他們的子女已經去了外地受教育，不用在本地排隊，一早便到了外國，回來還要因為成全你們去世伯或父親相熟的有力人士處弄虛作假找工作經驗而訂立這樣的條文。」

也許社民連的階級分析過於粗疏，大學生不全是中產階級子女、暑期工能幫補的開支只是杯水車薪。可是，如果支持修訂的議員提出的「工作經驗至高論」成立的話，是不是連大專生畢業後，首份工作的試用期，也可以以同樣理由，豁免於最低工資保障呢？工作經驗和最低工資，是不是一定對立？抑或只是僱主節省工資開支的藉口？

最後政府修訂案以31票贊成，14票反對及4票棄權大比數獲得通過，各黨派投票意向如下：

民主黨：7票反對
公民黨：4票贊成 (吳靄儀缺席)
社民連：3票反對
民協：2票反對
職工盟：1票反對
街工：1票反對
勞聯：1票贊成
工聯會：4票棄權
自由黨：3票贊成
民建聯：8票贊成
經濟動力：4票贊成
其他：功能組別議員、葉劉淑儀、梁美芬贊成

(三) 立法會可修改最低工資水平的修訂案

這條《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在權力層面來說，只是確立了：行政長官全權委任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行政長官全權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立法會只能通過或否決行政長官提出的水平。簡單來說，行政長官幾乎主宰一切，同時讓立法會處於兩難：一旦最低工資水平過低，立法會只能選擇要或不要，不要的話，就連低水平都沒有。

為此，何秀蘭提出修訂案，恢復立法會可修改最低工資水平的權力，她發言時表達了對特首全權操縱的憂慮：「最可怕的是特首無須依照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時薪也好，何時為生效日期也好，也不受委員會建議約束。……立法會只能透過否決公告來阻止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削減工資。但是，如果認為薪酬加幅不足，這是無法修訂的；也就是說沒有討論的餘地，便等於“玉石俱焚”。……最終也不敵行政長官的權勢，而這些權勢是從何而來呢？便是由800人小圈子選舉委員會而來的，而這個小圈子最大的效能是甚麼？便是用政治權力以鞏固經濟掠奪，情況便是這樣…」

泛民主派議員陸續發表類似的意見，批評最低工資委員會並非獨立機構，沒有權力去釐訂最低工資水平，釐訂水平的標準含糊不清，而委員會成員的委任、不同界別代表的比例和議決權也是疑點處處。因此即使這部法案獲得通過，也不過是政府的門面功夫，而法例細節中的重重關卡，使立法的意義喪失不少。

可能由於辯論這條修訂案時，已值深宵，故此已不見支持政府的議員發言，甚至已離開議事廳，不過到表決的時候又很快的回來投票，最後，修訂案在分組投票機制下，被功能組別多數議員反對下否決，各黨派投票取向如下：

民主黨：8票贊成
公民黨：4票贊成
社民連：1票贊成
民協：2票贊成
職工盟：1票贊成
街工：1票贊成
勞聯：1票棄權
工聯會：4票棄權
自由黨：2票反對
民建聯：8票反對
經濟動力：4票反對
其他：何秀蘭、李國麟、梁家騮贊成、其餘功能組別議員反對

(四) 就聘請殘疾人士，僱主因生產力評估結果而解僱殘疾人士，不可獲豁免於《殘疾歧視條例》的修訂案

這是張國柱提出的修訂案。政府提交的條文列明，如果殘疾人士選擇接受生產力評估，便會按評估結果收取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政府進一步訂明，如果殘疾人士經“生產能力水平評估”後，因僱主不接受評估結果而遭解僱，僱主可獲豁免於《殘疾歧視條例》的規管，即是說不構成殘疾歧視。

不少議員認為這是鼓勵僱主「輸打贏要」，萬一生產力評估結果不符合僱主心意，便可以隨心所欲解僱殘疾人士，殘疾人士不可以用「殘疾歧視條例」控告僱主。為此張國柱提出修訂，撤銷相關的豁免條文。政府解釋已諮詢很多康復團體的意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說：「許多康復團體曾與我們接觸，他們認為即使條例草案已為殘疾人士提供特別安排，如果沒有相關豁免，很容易會引致僱主因評估結果終止僱傭合約而引起歧視的爭議或訴訟，這樣定會大大窒礙僱主聘用殘疾人士的意欲」。政府收到那些團體的意見？「包括東華三院、匡智會、香港心理衞生會、新生精神康復會，它們全部也懇切要求我們在這方面作較彈性處理。…勞工處也曾與超過30名在聘用殘疾人士方面具豐富經驗的僱主會面洽談。」

這是政府只以僱主角度 – 包括所謂康復團體 – 考慮最低工資立法的又一例證。職工盟李卓人提醒政府：「這些復康團體本身有兩個角色，一個角色是社會企業的僱主，第二個角色是，如果它介紹一些殘疾人士找到工作，便可交數給政府，它會很緊張要成功介紹工作。……我很失望的是，服務殘疾人士的團體，竟然認為《殘疾歧視條例》應該差不多可說是被廢除，根本上是廢法。究竟他們是站在僱主的身份看這問題，站在交數的身份看這問題，還是願意站在殘疾人士的身份看這問題？」

身兼平等機會委員會成員的馮檢基表示，「《殘疾歧視條例》是我們對弱勢社群的關顧，我們既由大多數人作決定，但我們也關心弱勢社群的權益。這不單是一項法例，這也是一種價值觀。」很可惜，社會上關心和扶持弱勢社群的價值觀，在這項條文上再一次被政府肆意踐踏。

由於辯論時正值深宵，支持政府的議員幾乎沒有發言，只是等待按投票掣的一刻，結果，張國柱的修訂案，同樣地在分組點票機制下，被功能組別所否決，各黨派投票取向如下：

民主黨：8票贊成
公民黨：4票贊成
社民連：1票贊成
民協：2票贊成
職工盟：1票贊成
街工：1票贊成
勞聯：1票贊成
工聯會：4票贊成
自由黨：2票反對
民建聯：7票反對
經濟動力：4票反對
其他：何秀蘭及梁家騮贊成、謝偉俊棄權、其餘功能組別議員、葉劉淑儀反對

(五) 結語

縱觀所有議員發言內容，即使在二讀及三讀表決前可以自由發言的時間，大多數議員都只是就法案的內容和技術問題發表意見和立場，或者在朗讀數據作為支持或反對最低工資的論據。然而，香港之所以能最終就最低工資立法，全賴這麼多年來，無數工人努力不懈、持續不斷奮力對政府、商界抗爭，立法是抗爭多年後的成果。能簡潔清晰帶出這一信息的，就只有職工盟李卓人：

「…我們一定要為工人贏到33元這個世界盃，才是真正對得起成千上萬的工人多年來為最低工資這場抗爭所付出的努力。我很感謝眾多工人不斷的抗爭。“嚴伯”(編註：即是當年只有時薪7元的清潔工) 揭露了工人工資微薄的慘況，提出了這個最大的社會控訴。當然，還有很多工人也勇於站出來，我很欣賞他們為了爭取最低工資立法，說出自己不想說的苦況，藉以對這個社會提出控訴。最後，這些抗爭和控訴得到了今天的回報。」

可是，多項有利勞工的修訂案遭無情否決，使立法條文千瘡百孔，特首大權在握，最低工資委員會和立法會淪為橡皮圖章。僱主也密鑼緊鼓部署逃避法律責任，未來工人的處境仍然未許樂觀，李卓人在三讀前明言：

「在訂立了最低工資的水平之後，何時會作出檢討？這也是不知道的。因此，我們沒辦法，我們為了時薪33元的基本要求、為了勞工將來可以有安樂茶飯，其實我們最後只會被迫每年也要上街，每年也要繼續爭取。
現時的法例只是給我們一種工具或一個機會，為香港的工人爭取一口安樂茶飯。很坦白說，我也要承認一點，香港的工會運動並不夠強大。但是，無論我們有多少力量，我們也會用盡所有力量來為工人爭取合理的最低工資，這是我們一定會繼續做的。」

願讀者諸君與我們一起，繼續與工人並肩努力，為工人謀求福祉，使剝削、不公和貧窮成為歷史。

資料來源
所有文章內引述的議員發言文字記錄及投票結果，均來自立法會網站的「會議過程即場紀錄本」，網址分別為：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floor/cm0714-confirm-ec.pdf (7月14日)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floor/cm0715-confirm-ec.pdf (7月15日)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floor/cm0716-confirm-ec.pdf (7月16-17日)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tg/voting/v201007141.htm (投票結果)

(凡署名文章, 只代表作者立場)

電郵：info@left21.hk
網站：http://left21.hk/
facebook: bit.ly/left21

楊穎仁：救救我們，救救我們的最低工資

left21 — Fri, 27 Aug 2010 09:43:49 +0000

七月十七日，《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終於在立法會通過，儘管比國際勞工組織的指引落後了八十二年，香港打工仔的最低工資總算落實在望。可是，假如我們將這個結果稱之為「勝利」，則未免太早——這個萬眾矚目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其實是殘廢的，企圖挽救它的議員修訂全部不獲通過。

殘廢一：立法會斷舌截臂

為何殘廢？立法前夕，最低工資價位在輿論裡鬧得沸沸揚揚，工會要求時薪三十三，自由黨的張宇人在城市論壇放言壓價至二十元，諸般爭議耳猶在耳，可是立法會辯論延綿四日之後決定最低工資幾多錢？如今水靜鵝飛，無人懂得回答，皆因問題問錯了：立法會無權決定最低工資水平。有權決定的是特首，最低工資委員會閉門談好了一個價碼後交給特首，他說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而這個委員會一十二個成員均由特首欽點，有諮詢權無決定權，講人自講。換言之打工仔的衣食最終取決於特首，又或者是特首背後嚴重向商家傾斜的小圈子選委會。
商議最低工資政策的過程交由委員會黑箱作業，立法會無權插口，猶如斷舌；決定政策內容的是特首，立法會無權插手，猶如截臂。與其說《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是落實最低工資的保證，倒不如說它是把立法會斷舌截臂，阻止市民藉議會制訂合理工資保障的屠刀。

殘廢二：家庭傭工出局

不過，把寄望放在立法會身上原本就未免超現實，畢竟當下偏頗的議會格局難以伸張公道，將家庭傭工逐出最低工資保障正是一例。是次立法之所以矚目，皆因那是全港性、跨行業的最低工資立法，箇中隱含不分工種均受保障的平等原則。偏偏民主黨、公民黨的中產政客為求自身階級利益齊投棄權票，站在僱主立場坐視保皇黨把家庭傭工踢出法例保障，逼使他們繼續接受現行《入境條例》規定的更低工資。無論日後的最低工資政策是誰是蛇，與廿五萬長年服務香港的外傭已然無涉。

這是再一次變相否定外傭的市民權。原則上，如此條例無異支持政府逃避提供託兒服務，支持資本家逃避提供堪可養家的工資水平，把婦女趕往就業市場並把她們的就業潛力建築在更低薪的外地婦女之上；技術上，當一些快餐店員工也享有膳食供應的時候，折合食宿的最低工資計算方法是否不可能？當醫生的候命時間必然被理解為工時之的時候，將家庭傭工的候命時間算進工時又有甚麼不可思議？剛通過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是不平等條約，對外傭而言算甚麼勝利？那只是失敗的烙印。

殘廢三：實習工作無規管

身受不平等條約之苦的除了家庭傭工，還有實習學員。根據政府提出的修訂，《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將不會規管廿六歲以下、從本地到全世界大學生的「實習」，而「實習」的意思是連續聘用五十九日或以下的工作，工作內容可以與當事人就讀課程無關。

顛倒黑白的第一步是擾亂語意。政府帶頭把不以最低工資保障「實習學員」美其名曰「豁免」，彷彿像免稅、免除兵役、免除法律責任似的皇恩浩蕩特權加身，但被免除的明明就是「實習學員」的法律保障（亦即，僱主的法律責任），慘遭剝奪權利有甚麼好高興的？真正該高興的是誰？再者，與課程無關的「實習」算甚麼實習？在這種荒謬的修辭下，醫科生在醫院工作固然是實習，但他們在大家樂收銀洗地沖奶茶也是實習，同樣受到最低工資「豁免」。這是赤裸裸地對企業低薪奴役青年大開綠燈，吃虧的不獨大學生，還有隨時因此在勞動力市場被取代的中老年人和較低學歷青年。
殘廢四：迷魂洗腦忘本意

假如上述種種的去權舉措是將《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截肢，把它的立法原意偷樑換柱就是迷魂洗腦。最低工資的根本精神是為了保障基本收入，基本收入是為了支撐基本生活，撐不了生活的最低工資與不立法無異。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官方立場包括「防止工資過低」和「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維持本港整體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然則綜觀政府在立法會連日發言，它對前者的關心顯然不如後者。所謂「工資過低」，在政府口中只是一個空廢概念，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拒絕將最低工資與生活工資掛鉤，意味著工資不足以維生不算「過低」；他也拒絕將最低工資與綜援掛鉤，意味著工資低過綜援也不算「過低」。用甚麼標準衡量「工資過低」，政府顧左右而言他；如何衡量「職位流失」和「經濟發展」，政府卻指派統計處收集一萬間企業的心聲。嚴重傾斜的條例揭示了政府率先保障的是資本家而非打工仔，張建宗發言背後的宗旨與否認工資要維持生活，叫人人工不夠就拿福利的張宇人殊無二致。一輪貍貓換太子的洗腦過後，《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徹底遺忘最低工資的根本精神，形同廢紙。

事實證明低工資絕不代表政府會給予足夠福利。九十年代末出自社會福利署署長的「綜援養懶人」五字，我們耳熟能詳。政府回歸後削綜援的所謂「理由」，是把工資與綜援掛鉤，揚言綜援高於工資人就不會工作。如今最低工資立法，政府卻急不及待把工資與綜援脫鉤，雙重標準自行嘴巴。誠然，嘴巴腫過潤腸的政府無恥歸無取，以福利補貼工資不足的做法確實不可取，這等如以公帑補貼企業繼續以低薪大量攫取廉價勞動力，間接領取福利。這種企業福利主義犧你的不僅公帑，當工資不夠生活，我們惟有依賴他人扶助，向鄰居求援，問朋友借錢，靠父母／子女／配偶供養，將自己和自己的整個人際紐帶都暴露在資本家的榨取之下。特權階級不是功能組別的產物，工資不夠生活就是帶錢返工，全民天天都在胼手胝足養肥特權階級。因工作之名。

並未勝利，繼續抗爭

時薪三十三能否達致，尚未揭盅；時薪三十三以外，還有太多該爭取卻未爭取得到的東西。集合四大殘廢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委實無法教人放心，而它的缺憾亦不止於此，例如真正的殘疾人士也被它「豁免」了。為揭露它的問題，左翼21將就上述四大範疇詳加探討，皆因我們並未勝利，最低工資正待拯救，拯救它也就是拯救我們勞動人民自身。

電郵：info@left21.hk
網站：http://left21.hk/
facebook: bit.ly/left21

社運八方：周秀娜分裂社運？

社運八方 — Sun, 08 Aug 2010 14:56:28 +0000

藝人周秀娜支持最低工資33元的表態，在Facebook流傳強推，有大眾傳媒全版報導，獲得熱烈掌聲。Facebook上大部份網民固然大讚娜姐敢言，Ho-fung Hung更說「中間仲好輕描淡寫咁講到租金太貴迫令老闆壓榨工資，點出地產霸權作爲主要矛盾呢個政治經濟結構，articulate到呢...」，但也有人懷疑她是為了討好毒男；又有人提出香港藝人為何不會站出來表達政治立場，兼論社運和主流文化的關係。

不過，社運界內卻惹起一番爭論。導火線乃游走社運多年的維怡所發表的文章：《致關注基層勞工又喜愛周秀娜的朋友》(下稱「致文」)。該文開宗明義針對「社運朋友」給予周秀娜「熱烈掌聲」之現象，綜合尾隨的討論，主要質疑為：

1人們有否平等對待「默默耕耘的前線勞工組織者」，平等意指，將給周秀娜的掌聲同等給予「默默耕耘的前線勞工組織者」；

2不把「同等公開同等熱情同等興奮的掌聲」給予「默默耕耘者」，這是否(1)協造著一種自我弱勢化的信仰和邏輯，將發言權拱手讓人；(2)正當化明星效應，即複制某種榮譽的分配不均，小市民或「默默耕耘者」的發言是次要的；

3依靠商業性大眾傳媒及其明星效應，是否社運應走的這路；

討論十分長篇，八方以上概述，必定簡化，見諒。

「致文」一出，迅即惹來各方回應。支持者認為在一片掌聲中，「致文」提出了難得的反省；但反對之聲也頗熱烈，焦點集中在「致文」提出的強烈對比(即「默默耕耘的前線勞工組織者」是否受到如周秀娜般「同等」對待?!)反對者認為魔鬼就在「同等」此一比較的要求之中。

鄧小樺便提出，將周秀娜所獲之掌聲，跟「默默耕耘者」進行比較是沒必要的。先不論為周鼓掌的理由實因人而異(不管效果或源由，未必只是明星效應)，惹以此邏輯比較下去，則總有比「默默耕耘的前線勞工組織者」更為弱勢及缺乏掌聲之群體。那末，以此推論，便產生荒謬的結果，因每次鼓掌都在複制某種榮譽不均。事實上，作為靚模的周，在某種意義上何嘗不是弱勢。鄧指，人們應該根據一個人的表現來衡量掌聲，譬如是否在十分保守的娛圈挺身支持最低工資，而非階級和位置。Chingyee Wong也不同意，他說「公衆人物就是公衆人物，的確比普通人的力量不同，而且，說了公道話就是公道話，不分彼此是應該的，但永遠不能要求全世界的人能做到不崇拜，如果每樣東西都要「過份清潔」，就是「潔癖」，無益。」

也有社運留言者指出，「默默耕耘的前線勞工組織者」缺乏掌聲可能反映了社會運動對普羅市民是否「欠缺魅力、感染力與影響力」。然則，掌聲的對比其實蘊含著各自界別的社會文化因源。

事實上，這條片也惹來了一些對最低工資的討論。Jaco周諾恆在Facebook看完後就想最低工資後，工人運動戰線是什麼，Tai Ngai Lung和Martin Oei就即時提出最低工資水平未來的制訂機制、工人「集體談判權」、和將最低工資概念轉化成外國近年提出的「生活工資」(living wage)，才是最能進一步保障工人。

而在youtube這個比Facebook更為公共的平台，這個討論更為熱烈。

jpeak22 擔心最低工資會導致中年人的就業機會流失，「最低時薪會令同一樣工作被年輕人化..因為老人or年輕人都系3 3蚊..你做老細會請邊位」

kaipigpig也說擔心會對小本經營它闆有影響，「橫掂都係咁多錢，梗係請後生仔，起碼枱得走得，咁咪奪走晒中老年人做工o既權利？大公司就比得起呢個價姐，你估小本經營都得咩？……搞到好多發展中／準備發展的創意工業冇晒，生意都做唔成，淨係大公司玩晒，咪仲貧富懸殊……香港有咁多人等錢洗，寧願平d人工都肯做，定左（最低工資）o既話，連佢個"寧願"都冇埋，點生活!?」

不過在這場討論中，一個未有得到集中討論、「致文」作者多番強調的課題，就是社運路線的問題，即揾周秀娜或商業性大眾傳媒，是否社運應走(就算並非唯一)的道路？八方心諗，這條問題真係可以抝鋪勁…！

後記

短片推出後，有許多人對拍攝花絮很有興趣，究竟周秀娜和最低工資是怎樣CROSSOVER的？周在訪問的回應民間團體對最低工資的觀點共同得誇張，究竟之前有沒有組織者BRIEF她呢？周的經理人又是什麼角色？八方訪問了這訪問的概念起源葉寶琳，她作為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成員，認為運動的力量最終應是來自群眾和工人，而不能單靠明星。一直以來，聯盟都用了不同方法，如企業員工薪金調查、聯署、集會、政策研究等，而周秀娜短片出街之前的星期一二，聯盟就去了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商界成陳裕光和麥瑞琼的大家樂和牛奶公司抗議。做了多次行動，短期內就不容易再次動員工友出來，她和一些成員就認為可以結合媒體考慮的media campaign，於是就打算找名人和工友來拍短片表達為何支持最低工資三十三。睇餸食飯，只能找一些可以接觸到的人，知道好友邵家臻認識周，因此請他幫忙連繫。想不到，邵過兩天回覆說，周的經理人爽快答應，說周也認為現時物價高漲，因此認同工人應有合理工資，只是當時適逢書展，為安排訪問時間而惆悵，最後就決定在書展時她在金紫荊廣場的簽名會後訪問，葉寶琳、邵家臻和拍攝朋友就一起去了。

許多人都想知有沒有人跟她brief過的呢？葉說她們對拍攝的概念當然有些建議啦，例如描述她簽名會後感疲累然後想工作賺錢的意義，最後的slogan也是我們建議的。作為製作單位，她認為也必須向被訪者解釋聯盟的立場，和最低工資三十三元是如何計算的，整個過程她的經理人都不在場，只有她和我們三個拍攝者進行訪問。之後訪問周的幾個問題，比如她怎看香港的貧富懸殊，她為何支持最低工資三十三等，都是她個人的回應，整個訪問不到三十分鐘就完結了。

葉寶琳說，短片出街後，聯盟成員，包括工會組織者的檢討都很正面，而他們亦對於錄像和運動的結合愈見重視。她說沒有去想周和她的經理人是不是趁書展動漫展為周宣傳，這不是她關心的重點，反而是能不能透過周分享的勞工經驗和位置，可以令一些過去關心周秀娜多於最低工資的人，可以多想多討論後者的問題，而聯盟的原則是不可為了訪問名人，而放棄透過這一系列的宣傳來突顯三十三元水平的重要性。葉寶琳強調，爭取最低工資當然不可只靠明星，被引來的眼球也必須重回認識基層工人處境才是目標，因此未來繼續推出的短片就會更針對這議題了。

香港獨立媒體 - 最低工資

工運詩人鄧阿藍專訪：一定要有從事社會改革的心

張超雄：最低工資的混亂、縮骨、全輸

K.T.：對抗財團要勞動消費兩翼齊飛

十三年後集體談判權再立法？

到大家樂總部抗議被拒 人事部主管到場不發言

香港的學界也關心最低工資立法

謝凱健：傷健應同享最低工資保障

擲石者誰敢自稱無罪？——殘疾人士工作能力評估的荒謬

沒有最低工資的實習？－－實習生豁免條例初探

不要在數字遊戲裡打轉，最低工資應與生活水平掛鉤

要求地產商減鋪租o徒氣？

低薪領隊的幫兇

K.T.：最低工資立法政客現形記

楊穎仁：救救我們，救救我們的最低工資

社運八方：周秀娜分裂社運？

到大家樂總部抗議被拒人事部主管到場不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