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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正義聯盟反對中港自駕遊計劃

土地正義聯盟 — Thu, 09 Feb 2012 10:48:00 +0000

土地正義聯盟就中港自駕遊計劃立場書
不要中港黑箱協定．反對中港自駕遊

土地正義聯盟反對中港自駕遊計劃。理據如下：

一、中港黑箱協定，港人無從參與
粵港自駕遊計劃完全未經市民授權，只是香港和廣東省政府的密室協定。過程零諮詢，資訊不透明。計劃徹底違反民主規劃的原則，我們反對香港及中國政府不斷將此等密室協定強加於香港市民身上。

二、加劇道路霸權
香港政府一直聲稱要解決市區塞車問題，但近十年，私家車增長率遠高於同期人口增長，塞車及空氣污染問題愈來愈惡化。中港自駕遊計劃為香港各區、特別是市區核心地帶引來更多私家車，令問題加劇，完全違反香港政府一直以來對市民的承諾。香港需要更環保和低碳的交通政策，約束汽車使用量，不要盲目開闢道路，不要發展主義和汽車霸權。

三、加劇盲目的土地開發
無節制地開放國內私家車到港，將會加劇盲目的土地開發。據了解，政府已經暗中籌劃在大嶼山發展「汽車旅館城」，於港珠澳大橋沿線發展「橋頭經濟」，更多鄉郊土地將被盲目開發破壞。在市區則需要建更多停車場來應付自駕遊的需要。土地作為公共資源，香港市民應對土地利用及分配有自主權及優先權。政府至今仍未交代，自駕遊將會對香港土地使用帶來多大的壓力。

土地正義聯盟
二○一二年二月九日

反對「跨境自駕遊」運動芻議──一次進步本土觀的實踐

朱凱迪 — Wed, 08 Feb 2012 07:47:45 +0000

刻下的香港，令人聯想起颱風季節時的華南天氣圖── 一個颱風正在頭上猛吹，老遠又見另一個低氣壓在南海形成並逐漸增強。在雙非火爆爭議未息，香港人被范徐麗泰及胡漢清的「其實已經釋法論」搞得糊里糊塗，自由行「不文明真人騷」天天新款廣泛流傳之際，FACEBOOK這個新世紀「輿論工廠」又在蘊釀新一波「本土風暴」。由「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發起的「多過十萬港人強烈反對自駕遊下月摧毀香港」頁面，已累積了接近三萬五千個用戶支持。「自駕遊」如此JUICY的議題，是多麼容易以網上方興未艾的「恐懼政治」來操作，被視為又一堆湧入香港的計時炸彈。但是否不這樣就不能站出來反對「自駕遊」呢？我在想，會不會有一種進步本土的反抗運動，可以趁此機會重新展現於大眾眼前。

所謂「自駕遊計劃」，是指在目前的「中港車」以外，增加中港兩地汽車互通的數量。二○一○年四月七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五章第二條提出「研究逐步擴大過境汽車指標，並以深圳灣口岸為試點，在充分論證基礎上，探索一次性臨時過境私家車安排」。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港粵兩政府「確定於2012年3月推出第一階段的計劃，讓五座位或以下的香港私家車車主可以申請一次性特別配額從香港駕駛私家車進入廣東省」。據媒體報道，第二階段計劃將放行內地私家車進港，初期上限為每日五百架，逗留期不多於七日。

本地傳媒中，只有親中報章對「自駕遊」計劃有較詳細的報道，二○一一年九月四日文匯報在「中央挺港新政之三地融合」的頁面報道指出，「港人北上消費玩樂日漸普遍，2010年4,880萬人次到內地旅遊，其中廣東省就已高佔93.5%；另一方面，內地人南下，從觀光旅遊到購物血拼，也趨向恆常」，自駕遊計劃將進一步推動自由行，「屆時，內地每日有500輛車赴港消費，首先會給化妝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業帶來充足的購買力。隨著內地汽車的普及，自駕遊更是成為內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誘因，極大推動了兩地旅遊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建議，倘若試行效果順暢，當可考慮將配額數量擴大，並把自駕遊範圍擴闊。」就像個人遊自由行的範圍不斷擴大，自駕遊計劃如果不受到質疑，實行區域亦將不斷擴大，數量愈來愈多。

中港跨境政策一直是本地政治團體和社會運動鞭長莫及的「黑洞」，整套操作完全排斥市民﹝其實是兩地人民﹞，甚至是立法會的參與。由議題設定、研究、制訂政策，市民全不知情，無從過問，每次都是見到曾蔭權或唐英年或林瑞麟與國內官員排排企簽約，市民才透過愈來愈麻木的主流記者得悉，「阿爺又俾著數啦/中央又挺港啦」。二○○九年年中，港深政府簽署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意向書），事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竟然拒絕公開意向書全文（還有另外多份中港政府的協議），更向立法會議員表示，由於和深圳政府簽約「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立法，因此，政府無須向立法會提案」。

有效期至二○二○年底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了，自駕遊只是幾十項具體措施中其中一項。林瑞麟說：「香港與內地各區域的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建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政府在推動各個合作項目時，均是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我們先不追問特區政府當時憑什麼標準界定了「香港的利益」，更切身的問題是，如今市民對自由行措施已累積了接近爆煲的負面情緒，再來一個的汽車自由行，香港社會承受得了嗎？我們可不可以退出？有退出的方法嗎？

可以退出嗎？可以不這樣玩嗎？這是香港人放在心中很多年的問題。由中英談判到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草擬及頒布、臨時立法會成立、廢除兩個市政局、人大多次釋法、內地入境人口/單程證審批權、CEPA、各種各樣大型基建、到擴大自駕遊，遊戲規則從最大到最小都由人家替我們說了算。我們每次都是看人家在簽我們的條約，我們從來沒有一次屬於香港人的、可以引以自豪的「簽約儀式」。香港這個不斷「被簽約」的命運共同體要自主，第一步是要離開、違背、拒絕、撕毀綑綁着我們的條約、協議和遊戲規則，反高鐵和五區公投是近年最接近目標的嘗試。兩次運動的挫敗，令社會陷入了無力的低潮。接着社會先後爆發了外傭居港權、雙非孕婦和自由行等爭議，後兩者為社會帶來的衝擊是確實的，市民的負面情緒確實很重，但我們當中很多人在茫無頭緒下將所有「非我族類」推成情緒的出氣口。本土二字變成了拒絕和排斥他者的代名詞。

透過拒絕和排斥他者來累積負面能量的進路，經過過去大半年的演練，很多人已非常熟習。反對「自駕遊」的網民絕對有條件利用這個機會累積怨氣──國內來的司機「都是」沒經過考試就拿到駕駛執照，國內來的司機「都是」「撞死好過撞傷」的狂徒，也極有可能是「我爸是李剛」式有強權無公理派。讓五百架這樣的車每日開來香港，每架開七日，每日加起來就是三千五百架，還會陸續增加。每架國內車都是計時炸彈，比掃名牌的自由行危險十倍。只要有一個「自駕遊」司機在香港出意外，死了人（還要是「香港人」），對立情緒馬上變得不可收拾。

但這套以排斥他者為進路的本土政治，將焦點放在他人身上，會令我們愈來愈搞不清自己是誰，搞不清我們這個本土的改革方向，搞不清我們有什麼共同的未來。一些明明一直在關心的人和組織，以及積極的討論，很容易在排斥政治的對立中被擠壓掉。在雙非孕婦的爭議中，私家醫院聯合特區政府以醫療產業的名，行變賣居港權產業之實，這理應是一個重要的討論甚至是抗爭面向，卻在隆隆針對雙非孕婦的炮聲中被排擠掉。「自駕遊」政策之所以觸動我們的神經，除了恐懼一些可能出現的危險外，不也因為我們認為這項政策違背了我們對好城市的願景嗎？如果有這回事，我們就要追問，那個我們覺得的好是什麼？我們的城市已經達到了這個願景嗎？還是不單止未達到，還向着相反方向走，並且與這個眼前的恐懼一脈相承？

先撇除國內和香港的道路系統不協調的問題，「自駕遊」的核心就是引入更多(而且逐步增多的)外地車輛。我們覺得這不好，是因為這本身就違反了我們的進步城市願景──減少消費、低碳環保、清新空氣、不盲目追求基建發展、以集體運輸或單車取代私家車、控制汽車數目及用量、減少塞車。實情是，就算不加入新的「自駕遊」車輛，香港的私家車增長已經遠高於同期的人口及道路增長，私家車數目由一九九八年31.8萬輛增至二○一一年43.3萬輛，增幅超過36%，同期的人口以及道路增長均只有10%-11%左右。香港人已經受夠了塞車之苦，我們已經被迫失去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用來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及另一條連接路，殊不知按目前香港的道路政策，更多道路只代表更多發展和更多車輛。反高鐵抗爭讓市民首次覺醒到大型基建的規劃是可以亦應該受質疑的。大部分跨境基建的使用人數遠低於預期的，例如深港西部通道，結果，當局就有了藉口，為了不令大橋淪為大白象而製造新的需求：更多的跨境車輛。港珠澳大橋將會是另一個翻版。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這種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高耗能、高浪費、崇尚開私家車的想法已不合時宜，香港不應該這樣下去，深圳、廣州、珠三角都不應這樣下去。

有本土環保團體多年來提倡「落實以生活質素為本的規劃，取代現時以交通主導的模式，支持電子道路收費，建設及綠化行人道路系統」；有本土地區團體反對在中上環舊城區興建有大量車位的超高豪宅，為狹窄的街道引來更多汽車，導致舊城區的環境不斷惡化；有本土單車團體近年多次舉行大規模單車遊行，要求當局以實際政策鼓勵以單車代步，要求與汽車得到平等待遇。這些以香港本位提倡更進步實踐的團體，同樣是貨真價實的本土派，是進步本土運動的動力。如何令他們願意出來，在進步本土運動中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參與這場從未有香港人成功過的「改變跨境政策‧重奪主導權」抗爭，是當前要務。

排外本土集中區分我們與他們，那麼進步本土就有多一條線──自駕遊要反對，但反對的理由主要不是恐懼國內司機或左軚車（目前在香港開車的國內司機可能比我們想像的多），而是這個政策違反了市民對香港的進步本土願景。我們可以爭論何謂進步，但不可以沒有。香港充滿着由殖民地而來、由北京政府承繼並「發陽光大」的宰制結構，無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有時候多得根本無法想像可以怎樣前行。因此，我們更加要珍惜凝聚進步本土願景的機會，將「自駕遊」這個新危機化為推動本土社會改革的動力。排外的本土像永不止息的風暴，令人生畏，我期望進步本土的抗爭實踐能夠再次出現，將風暴變成一場又一場有累積的社會運動。

原文另一版本刊於星期日《明報》

毀滅香港的「中原情結」

lewisdada — Wed, 12 Oct 2011 09:40:29 +0000

歷史、文化，從來都是為政治而服務。本意非如此，但客觀效果如此。對中國，香港人是有「民族感情」的。地震水災，錢說捐就捐。這些年來，助學建校，不知凡己。但他們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劣勢與這種「民族感情」有莫大關係。

說到底，中國的文化實在太有穿透力。日本，韓國是顯例。一個承唐，一個襲明，都是中國文化的變體。就連南蠻之地的荊楚兩廣人民，耳濡目染之下，最終也成了「意識上的中國人」。二千年來，中國追求的不只思想的混同，還有國境的一統。中國的大一統文化通過低層次和高層次兩條路線往四方八面慘透。低層次的，包括民俗、飲食、語言、政治體制等等外力。高層次的，是歷史、民族感、文化、哲學，以及憂戚與共的感情。這是內在的、意識的，是文化的遺傳，揮之不去。古往今來，廿四史，大綱是帝皇將相他們的「社稷江山」。知識分子不論來自江浙、粵地、中原還是西南，在意識上一律是「中原人」，中央政權總是大於地方利益。(實際上，也因為中央是他們終南路上的目標)這些讀書人在亂世中仍然心繫家國，為中央奔走，多次挽狂瀾於既倒。很多皇朝的殘喘，都靠著地方的獻身。這種一直維持至今的意識形態，我們不妨以「中原情結」稱呼之。

「中原情結」在歷史上的作用

有一段時間時常看唐代的歷史。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本來就應該壽終正寢。河朔三鎮及中原的節度使已經完全有能力脫離中央獨立。但東南各州(即陳寅恪所說的「東南財源型藩鎮」)的豐富物資卻繼續支撐著長安朝廷應付西北的邊患。東南藩鎮的叛亂少之有少，對朝廷忠心得很，可說是出錢出力支持中央，這不可說不是儒家教化及國家意識的「功勞」。國家國家，國先於家。

另一個例子是清未權臣李鴻章。曾有外國使節建議李鴻章率領東南各省獨立於清廷。當然中國分裂對各國撈好處總是有利的，但這個建議也是出於外國人認同李鴻章確有坐鎮一方之能力。兩廣及當時英治香港的鄉紳怕中原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戰亂會影響南方繁榮，也大力「勸進」李鴻章。最後李鴻章沒有成為兩粵的皇帝，東南各省只好自己互簽《東南互保》。李鴻章對滿清皇朝仍然是一片忠心，回京收拾義和團殘局。形勢惡劣，唯有與列強簽訂條約，平息眾怒，使李鴻章被憤青罵足一個世紀，謂其出賣國家利益的賣國賊。李鴻章終究沒有帶領兩廣獨立，以清朝忠臣的身份死去。朝廷在他死後贈太傅稱號，晉一等肅毅侯，諡號為「文忠」，對之極為表揚。這可不像中共最後也搶著讚揚司徒華的愛國之情麼。

感情戰勝理智的香港人

香港仍在英治之時，九七之期將屆，前途未明。當時以司徒華為首的民主派政客抗議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他們當時提出的要求是「民主回歸」。香港要「回歸」祖國的懷抱，要認祖歸宗，但是政體卻要民主。感情上，這些香港政客也是大中國主義者。他們沒有文化的根，心靈的安頓，自我的認同，只有從一個又一個中原皇朝的浩翰歷史中尋找。所以他們要香港「回歸」母親——中國——的懷抱

但理智上他們又知道中國是獨裁黑暗的同義詞，所以又天真又傻地同時要求「民主」。最終，是感情戰勝了理智。他們喊的「民主回歸」最後只剩下回歸，不見了民主。司徒華一直堅持的平反六四與「民主回歸」也是一脈相承，基於「中國情懷」。他著眼的是中國，香港不過是個施力點，難聽點講，是踏腳石。

司徒華死時，連共產黨也得說他「愛國」。這可沒說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香港算是甚麼？普選遲一點，不會死。

殘酷的現實

「回歸」中國與民主政體是互相排斥的東西。正如香港和中國的利益也是互相排斥。感情上香港人真是當自己是中國人的，是血濃於水，切肉不離皮，於是也顧不得理智。中國好，那香港往哪站？

讀讀本地史，就知道香港最繁榮的時候，就是各國封鎖中國，韓戰越戰打得中國士兵場血肉橫飛的時候。不然那時的香港又怎麼襲斷整個中國的出入口？但香港人真是中國來的，永遠都是感情用事，殘酷的現實總沒人願意講。實情與董伯伯所說的「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恰好相反，宏觀局勢是中國越好，香港就越不好。香港的本土利益與中國的利益總是衝突的。

百多年前，自從滿清將香港割出去，就注定她的命運從此與中國分道揚鑣。再戀棧「母親」，就是不願長大。就像一個人到十多歲了還要玩玩具要媽媽抱一樣。這個道理，西藏人明白、新彊人明白，台灣人也明白，就是天真的香港人不明白。

陳敬慈﹕警惕極右勢力的冒起

left21 — Fri, 15 Apr 2011 02:50:06 +0000

倡導新的階級團結

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可謂過街老鼠，惡評如潮。主要的批評在於沒有處理香港社會的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反而歧視社會中最貧窮的其中一個群體——居港未滿7年的新來港人士。但是，值得社會關注的是，在政府的歧視和分化政策背後，一股極右勢力也在悄悄凝聚。一個自稱「香港本土力量」的團體，3月6日參與了泛民的反對財政預算案大遊行。白底黑字的橫額——「新移民，六千應無份」背後，六七個青年男女戴口罩。我們無法看清楚他們的面孔，但是他們就像我們身邊的很多的打工仔女一樣，普通得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儘管他們的訴求和主辦團體的立場有很大的不同。其後數天，超過8萬人加入了反對新移民獲發6000元的facebook群組，引起媒體和民間團體的關注。網民紛紛發起反制行動（見《明報》2011年3月9日）。可是，「本土力量」的行動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反而準備發起第二波行動。

明目張膽的反移民

他們在facebook宣揚「本土力量第二波」——「反對新移民食福利」遊行。表示4月10日將遊行——「民主黨去邊我去邊」，內容包括「反對新來港人士有$2000適應金／要求收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求嚴格執行來港七年內不獲綜援／關注陸婦來港產子問題」等等。如此明目張膽的反移民，在香港歷史中屬少見。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尖銳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假如政府不放棄歧視和分化的社會政策，社會運動不採取反制行動，這便是法西斯主義在香港甚至亞洲抬頭的先兆。

反制應是面對社會大眾思想教育

反制不應該是鬥人多的行動，更應該是面對社會大眾的思想教育和政策辯論。法西斯在骨子裏是一種民粹主義，利用群眾在經濟危機後生活質素下跌而帶來的對現實的不滿，將矛頭轉向往往更加弱勢的「外來」群體。在1920年代的德國和意大利是猶大人，今天的西歐是各地的移民工，今天的香港卻是來自內地的新移民。香港本土力量的英文簡稱為HKNP，不知道其參考物件是不是同樣也很反移民的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簡稱BNP）。BNP的前身國家陣線（National Front）成立於戴卓爾開始打擊工會運動和瓦解工人階級團結的1982年，他們將社會問題歸咎移民，強調重建一個白人社會的重要性。二戰法西斯政治為英國人民留下是慘痛的歷史經驗，1960年代以來社會運動的成就之一是將多元文化當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所以主流社會視BNP為洪水猛獸，包括保守黨在內的主要政黨都和BNP劃清界限，BNP的任何行動和選舉活動，都會受到其他政黨、工會和社會運動的強烈抗議。英國廣播公司（BBＣ）很長一段時間對其採用 No Platform Policy（不提供發言的平台）。2009年BBC決定給BNP的領袖上其節目 Question Time（答問時間），就引起了全國上下很多抗議。

新移民和「本土」對立意識從哪來？

民間社會有很多方法反制和譴責這類狹窄的地域和種族主義，就像英國等歐洲國家所實踐的；我們也有1000個理由為新移民的權益辯護，就像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和同根社等民間組織一直爭取的。都市化的過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過程的。我們擁有永久居留權的人，又有多少不是舊移民或其下一代？但是，面對這種窮人打窮人的意識思維，我們需要一種重建階級團結的視野和決心。更加有效的社會改革綱領，不是代表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壓力團體（新移民、婦女團體、公屋居民、教師工會、老人組織等等）到了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前，各自向政府施壓，希望能分多一杯羹。

「香港本土力量」和他們的支持者們，相信都是勤勞的勞動者，不過他們有一種身分的優越感，並將自我工作條件和生活質素的下跌歸咎於新移民搶飯碗和搶福利，假定彼此的利益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社會要反省的是這種新移民和「本土」對立的意識從哪裏而來？2010年初的反高鐵運動中，不願意和中國融合的意識就已經滲透在部分80後參與者的言論之中。這些「本土情意結」和關心被清拆的居民權益、關注600多億的公共財政的使用是否恰當和工程帶來的環境破壞的觀點混在一起，成為運動背後的動員力量。特區政府、主流媒體和教育機構在1997年後大力推行的國民教育和與內地的交流，例如剛剛公布的財政預算就很慷慨的資助大學到內地的交流和實習活動。這些政策注定無法達到政府想達到的後果，因為香港社會內部的民主參與沒有任何改善，社會經濟反而倒退了。

真正對立的是資本和勞動者

其次，面對目前的社會分化，我們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被壓抑了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馬克思對階級關係的分析，不同於受另一位社會學家韋伯影響將人口按其市場位置分為若干等級的階級論。受韋伯主義階級論的影響，即使是香港的很多社運團體，也習慣將社會分為「上層、中產和基層」等等。所以，公務員和教師、社工等上街就是中產階級憤怒了，代表弱勢群體的民間團體就是關注基層。這種分化，從2000年公務員工會反對房屋署等部門服務外判，基層市民卻傾向支持政府的事件中就顯示出來。大家都看不到，「中產」的公務員和「基層」的公屋居民，大家都受勞動力市場的僱傭關係和政府的財稅福利政策所影響。如馬克思所揭露的，在勞動力市場中，真正對立的是資本和勞動者，不是同為勞動者的中產和基層、本地人和新移民。至於香港政府的財稅福利，最大的問題在於經常性公共開支過低（長年低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的20%，相對不少發達地區的三成至五成，差別極大），這導致同為勞動者的中產和基層、新移民和舊移民要爭利益，而財團資本卻坐收漁翁之利。

香港的中產和基層、新移民和舊移民，和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大眾一樣，都是辛苦的勞動者，他們中絕大多數都在不同的崗位默默耕耘。政府的財政預算，撕裂了新移民和舊移民，可能導致極右勢力的冒起。可是，也為民間倡導勞動者之間新的階級團結帶來了機遇。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圖片由編輯所加。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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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元引發的許諾、失落與捍衛

一蚊健 — Wed, 13 Apr 2011 13:23:12 +0000

筆者和朋友採訪了星期天「反對派$6000給非香港居民」遊行，結果口號、標語、訴求都是反對新移民和內地父母產子搶掉香港資源，以及反對政府沒有保護香港人權益。連主辦單位也承認派錢只是「一個契機讓我們站出來」。現在，他們也認定派錢的依據應該按「港人身分」，即「是否永久性居民」。（遊行報導詳見另文）

政府藏富於民，不是永久居民紅利

然而，政府「建議發放一筆六千元的款項」，實情原因是「藏富於民」、跟「原先向強積金注資六千元的理念一致」，分別只在於市民可即時取得款項，而且可以自己控制用途。其後財政司補充新來港人士如有經濟困難可以透過關愛基金得到六千元。總而言之，派錢不是分享永久居民紅利。

首先新移民也有強積金戶口（即表示他們曾經工作），當時政策顯然並非以居留年期劃分。而如果政府稱「理念一致」，那麼政府想擴充受助對象的，應該是主婦、公務員、或者早已退休的長者。反對者為何不在早一點批評，要求政府收窄為「只注資給永久性居民的強積金戶口」呢？姑勿論政府藏富於民是否正確，但既然過去能藏富於新移民，為何今天不能？結果，筆者推測政府改變派錢對象，可能是因為害怕有大量本來／從來沒有在港工作（失業或家庭主婦）的新移民得到六千元會大大增加注資金額。［註：自從2003年綜援改革後，新移民只有獲得社會福利署酌情才能領取綜援，而截至今年二月底，大約一萬七千名。當然，數字包括未滿十八歲，同時不包括已經成為永久居民的。］這反映政府和反新移民組織說到底不認同婦女家務勞動貢獻。

港人身份的許諾、失落與捍衛

回到身份和資源的討論。身份是劃分我者和他者的準則，例如性別、性取向、種族、籍貫。在文化上，香港人／新移民成了最主要的分界線。整個論爭中，香港人認為新移民文化水平低，例如說話大聲，不注重地方清潔，而且游手好閒。不過，這些批評遠不及奪走香港資源的批評強大。不少學者分析本土身份起源於市民集體活動、大眾文化、經濟起飛的優越感及與內地落後的反差、社會資源和生活質素提升、廢除抵壘政策、加強邊境保安、暴動及民運對共產黨的抗拒，配以殖民政府的非政治化策略等。香港人由抗拒領身份證至擁抱「三粒星」資格，從而強化香港人身份（結果誇大了三粒星的意思）就是最好證明。這種令人驕傲的香港人身份，隨著回歸而漸漸受衝擊，這體現於北京政府越來越明顯介入香港政治（例如愛國論爭、兩個權力中心、操控選舉、愛國教育），經濟越來越依靠內地，不能控制入境權，以至於特區政府不能主動介入人質事件等。香港人自覺失去自主性，高度自治似乎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慢慢消失。面對這種惶恐和失落，最容易找一些顯眼又容易攻擊的對象宣洩不滿。回歸後來港的新移民便是例子。正如文首說，反對新移民人士的不滿其實是「炒埋一碟」，把部分內地旅客的橫蠻、自由行狂購奶粉食鹽、非本地父母來港產子霸佔床位等「怪罪」於新移民上，再配以「蝗蟲」、「蝗后」、「蟲卵」等侮辱字眼，甚或是共產黨存心放新移民溝淡香港，日後把票投給民建聯，到時候就一國兩制也是多餘。雖然這些行動應未至於存有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型態，但排外情緒則不容否認，而且積存已久。在Facebook，不難看見有些用戶的Profile Pic是港英旗幟，或者是香港以前的徽號。筆者估計他們堅持的，正是香港在回歸前的獨特性和優越性，是任何一個亞洲甚至世界城市不能代替的。近年沸沸揚揚的城市運動，本意是藉保育去發掘個人跟建築、政治和空間的聯繫，卻被解讀為要保留英國管治的足跡，強調香港處處跟內地不同。這引伸新移民要麼接受整套香港價值，要麼就變成這價值的敵人。

香港本土力量曾經是反對新移民領六千元的重要支柱。［圖片來源見此。］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消減公民資格

看到這兒，讀者可能認為我仍在迴避新移民／內地人搶奪資源的指控。我想說的是，這種港人身份的失落與捍衛，其實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剝奪公民資格（citizenship）的結果。梁啟智是少有把公民資格帶進派錢論爭的評論人。讀者可先看該文簡介最常見的，Marshal在二戰後創立的政治、公民、社會三個面向，本文不再重述。或許篇幅所限，梁文表達的是靜態的公民資格，本文補充公民資格是動態，而且可以增加或減少。

Marshall認為公民資格是「一個共同體的（充分）成員所享有的身份」。大部份的國家以公民資格分配資源，例如醫療、房屋、福利和教育。香港有分配資源的自主權，所以也可應用Marshall的理論。反新移民爭論重點在於新移民可以有多少資源，而周日遊行其中一句口號就是「公民身份，不是贈品」。的確，順著公民資格理論，所有該共同體的成員有同等身份，同等在於權利和義務。權利上平等，在於人人可以有相同力量和資源發展公民和政治權，推動自主。國家有責任為弱勢者補充資源匱乏（而不是救贖式幫忙），促進社會整合，消減經濟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和政治矛盾，同時減低個人受風險的機會，例如貧窮和不健康。而在經濟增長的時期，一般的義務是指工作。

然而，七十年代開始，先進福利資本主義國家面臨壓力，公共開支膨脹，工會勢力削弱，工人階級失去力量。社會權利在特定的物質條件開始匱乏下難以推展。英美等國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乘著石油危機抬頭，抨擊福利制度，主張透過削減公共開支舒緩國家福利負擔，提倡個人為自己生活負責。公民資格由權利導向變為義務導向，強調個人對國家和社會的付出（要成為國民先要付出）。因此，國家支持市場發展，把資源去國有化、商品化，以及拆牆鬆綁，促進資金和工作流動，希望個人借市場力量自立，減少依賴國家。國家福利只是給予被市場淘汰，難以自足，符合申請資格的個人，例如老弱傷殘。即使如此，福利也要跟工作掛鈎，出現了工作福利（workfare）。

香港新移民的公民資格變遷及隨後的歧視可以用此背景理解。六十年代，大量資本流進東南亞，帶起了香港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工業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這或可解釋殖民政府默許新移民偷渡來港，勞動力增加，勞動成本相應減少，有助降低貨物價格，加強競爭力，而那些新移民就業前景也較佳。到了八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浮現更多勞動力，而且成本遠較香港低，製造業順勢工業北移，大量低技術職位隨之消失，打破了基層工人和新移民的飯碗。全球化也加劇跨國人流物流，加上本地的勞工保障有限，假如當時未能提高教育水平，就難以適應經濟轉型，成為知識型經濟的輸家。八十年代的基層青年男性，到了九十年代進入適婚年齡，本地女性當時不願意與社會地位較她低的男生交往，結果他們很多時候就要回到內地娶妻，間接造成回歸後大量新移民等候單程證。而這群港人男性和內地妻子，在九十年代中面對低層職位的就業零散化。亞洲金融風暴下，僱主和企業希望減省勞動成本過渡市場動盪，裁員、減薪、低薪入職、削減就業福利成了主流。就業零散化再次打擊工會力量。理論上，香港人和新移民也有機會成為受害者，只是新移民找工作的能力較弱，縱使找到也可能是較低薪待遇較差，結果就被說成「搶飯碗」及「頂爛市」。這解釋了為何六七十年代的新移民難以理解今天新移民的處境。

特區政府也介入強化公民資格義務的那一面，削減社會福利，提倡工作倫理。在金融風暴下，政府檢討綜援制度，在1999年削減綜援金額，繼而推出類近就業福利的「自力更生計劃」，2003年的人口政策規定要居港滿七年才可申請綜援，而酌情權要兼職工作，2005年實施欣曉計劃，強制申請的單親家長及家庭照顧者要最年幼子女滿十二歲後參與有薪工作，否則扣減綜援金。要指出，筆者反對這些措施不是認同受助者「隨便拿援助」，而是反對強迫參與工作，而不是其他勞動方法，例如社區經濟、義工、甚至再次漠視家務付出。要注意，受政策影響的，有新移民及香港人。而在整個福利改革的過程中，政府和傳媒不斷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論述，以及延續「綜援只會幫助最有需要的人」。這種說法，在當時環境的確容易得到市民和應，因為那時中下階層生活水準下降，新移民很容易被視為飯碗和工資的競爭者，居港權風波更加令香港人認為內地人湧港會威脅安全及和平。近幾年經濟好轉，暫停了削減綜援等社會福利，事實上社會福利開支是上升，但言語的威力在於如何形容這些開支。政府不願承諾增加綜援，和下調公屋租金，只是年年多發一個月綜援，免租一個月，結果市民就認為是「出雙糧」、「交少一個月租」，進而跟自己相比，不滿「連我都冇雙糧、管理費又冇得減」，暗示自己辛勤工作也得不到相應回報。筆者相信，如果把這「優惠」攤分於十二個月，市民反彈或會沒那麼大。

人口流動與移民：階級與身份交纏的公民資格

全球化加速人口流動，衝擊了民族國家自決管理的能力，以至分配資源和權利的原則。台灣以至全世界也為移民／移工爭論不休。衝擊屬好屬壞，視乎對象是誰。特區政府2003年推出的人口政策報告書，明言要推動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報告書提及居港滿七年才可申領綜援（及後來擱置的公共醫療服務），同時開設輸入內地專才優才、招攬內地投資移民。香港對此輸入內地和外地精英沒有大反應，一來是因為他們「帶錢帶學識」，為香港帶來新機遇，二來是因為他們不顯眼，散落在香港不同層面，就算不滿他們炒樓炒股也難以找對象。縱使去年限制投資移民買樓，對移民或本地政府影響有限。究竟他們會否在港安居樂業，還是當跳板另覓他國，至今太早下判斷。但為了增強城市的「競爭力」，國家會爭相吸納精英和資本，精英流動日益頻繁。

另一邊廂，2007年，非本地孕婦分娩服務收費增至三萬九千元。政府向所有「非符合資格人士」徵收懲罰性分娩收費；原意是保障本地孕婦及遏止夫婦均為內地人的內地孕婦濫用本港公共醫療服務，結果至今仍打擊不成，反而連累丈夫為港人的準來港孕婦。2009年「非本地孕婦」所誕下的嬰兒有10232，當中3492名的父親為香港永久居民，而其餘的6740名為父母雙方均為內地人。但政府以至社會也認定「港男陸女」和「陸男陸女」是同一類人，反而醫生卻看得清分別：「香港產科服務關注組」成員的張德康醫生已表明，「在道理上應保留5000 個分娩名額，給丈夫為港人的內地孕婦。」這反映香港人不認真了解內地移民的組別，要麼就是香港出世香港長大的香港人，享用香港人的福利；其餘的就是移民，要成為香港人就要融入香港文化和價值。

土地／反地產壟斷運動跟移民運動接不上軌

在四年前，筆者寫了一篇文章，談及上段容許精英移民卻排拒基層準來港家庭的思想，將會令香港墮入「人口質素」的比拼：

香港政府今天以「人口質素」去區分誰有資格來香港定居，將來也可用此標準來區分香港人。香港要成為知識型經濟城市，除非我們不斷自我增值 (用現在的術語就是「終身學習」)，掌握新技能，否則我們也會變成不受歡迎之列。

然而，這兩三年的市民漸漸意識到財團和資本壟斷扼殺小市民生活，才是貧富懸殊的主因。人口質素的論辯似乎未能盛行。最明顯的例子是今年一月報章引述一名投資銀行主管的話，「認為『低增值人士』應該離開香港，以騰出空間讓高增值人士來港」的言論。網民大肆抨擊，一方面強調和維護基層工作的貢獻，例如清潔、地盤，並批評樓價高企、置業和生活困難才是令基層人士不能脫貧。但另一方面，當中小部份認為「低增值人士」是指新移民。難道新移民不受地產霸權影響？這也解釋了福利／爭取移民權益運動，跟反地產資本壟斷運動／土地規劃運動接不上軌，包括意識和運動者。結果，反對派六千元給新移民的爭議，蓋過了反對財富分配不均的聲音。原來，到了今天，市民可以無身份差別地「仇富」、「仇商」，卻區分港人窮人和新移民窮人。反面來看，「新移民」這個符號的「階級意含」（我們不會叫李雲迪為新移民）不少於「族群意含」。

結語：改變體制，超越互相攻訐，尋找結連點

周日的遊行，一位媽媽帶著剛出世，相當可愛的小嬰兒遊行，提到產房問題時一度激動雙眼通紅。她表示，生產時產房爆滿，被迫到私家醫院求診，認為內地人將香港人應得的福利都搶去，直斥為「蝗蟲」。她很明白產房醫護人員為何很煩燥：「我見到那些大陸孕婦動不動就按掣叫護士，又叫痛，又要吸氧氣，但明明就是沒有需要。」嬰孩出生，但不是太健康，要照燈，她抱怨要等幾天才有位子，「因為有很多大陸BB正在用」。相信好像這位太太的遭遇，在身邊，在親子王國，在媒體也聽不少。筆者相信這是事實，而他們的怨氣也是出自真心。試想想，一般市民的生活，就是衣食住行，產房藥房，身邊跟自己爭職位物品服務的全部是內地人。我不是孕婦，那種無助，我是永遠無法體會的。難怪同行採訪朋友稱新移民成為社會問題堆填區。同樣，筆者在基層新來港婦女團體當義工，在少數族裔團體當過一陣子倡議工作，同樣感受到這兩群人的限制，不只是政府制度歧視，也包括日常生活，例如準來港家庭終日為擔心籌措不足那三萬九費用。派錢開支總算有得計，但其代價難以計算。面對市民的怨憤、醫護界的聲討、法律學者的質疑，特區政府應盡快建議措施處理一大堆棘手問題，包括入境的控制權、港人身份建基於出生地還是血緣、追蹤研究非港人父母安排子女來港的意願、認同丈夫為港人的內地妻子的公民資格、認同新移民的社會保障需要、排解新移民和香港人的矛盾，更需要思考如何運用資源做好社會保障，抵禦經濟風險及衍生的社會問題。

黃太站於遊行前列，接受不同傳媒訪問，談話期間雙眼通紅，表達對內地人的不滿。［圖片來源見此。］

怨氣歸怨氣，我們不能停留於表面上的互相攻訐。筆者提出了怨氣的來源，有別於回歸前本土意識的興起，今次牽起族群矛盾的正正是香港人的身份危機，誠如林輝所言，「在香港獨特的一國兩制狀况之中，人口融合（亦包括經濟、文化其他方面的融合）早已開始，香港既無法獨立，亦不願完全融合成為一般內地城巿；要在兩個極端之中安身立命，則無法避免各種與融合有關的轉變，及隨之而來的好處和不安。」同樣重要的是，搶奪本地資源的緣由，跟公民資格轉至義務導向，以及更根本的新自由主義興起密不可分。內地移民也分很多種類，而新移民－－大部分為基層──在香港生活的困境，並非必然。移民和本地人同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只不過本地人把怨氣一次過推給顯眼而實在的新移民，沒有分清楚對象。自由行／非本地父母、準來港家庭／新來港家庭，處境和問題都有分別，別再混為一談。那邊廂，如果有意打破壓迫、剝削的社會關係，打破資本壟斷，現時各項熱熾的城市規劃、民主政治、移民和社會保障運動必須對話，釐清矛盾，找到共同點，才能構想公義、尊嚴、平等的社會。

後記兼澄清

為免給大家質問，筆者在此表達一下立場，我反對派錢。但現實真的要派，我是支持新移民（包括內地及少數族裔）人士獲得足額，但不包括外傭。理據不是身份，其中一個原因是「藏富於民」、跟「原先向強積金注資六千元的理念一致」，新移民本來是有份的，只要有強積金戶口。另一個原因是利民紓困，尤其是對基層家庭。至於為何不包括外傭，這非因為不當他／她們是的勞動價值，因為他／她們較少受本地經濟影響。

另外，我支持新來港／準來港人士來港家庭團聚，階級不是考慮因素。同時，我支持修改基本法，只有父母其中一方屬香港永久居民，其子女才可於出生後擁有香港永久居民的權利。全球化導政人口加劇流動，出現移工（不論是投資移民、一般來港工作的外國人、或者外勞／外傭）在所難免，我建議住滿一定年期後可獲居留權，但申請門檻要較高，即只容許在香港難以找到合適僱員的職位的申請，例如獸醫。移工審批權在港方。這也意味著外傭數目應該大幅減少，同時衍生大量家庭照顧工作。移工受香港法律保障，也可獲相當的政治權和社會權，例如投票和醫療保障，程度多少則要再探討。

當然，我的思緒未算成熟，當中可能充滿矛盾，歡迎各位指正。

參考文獻／延伸閱讀：
Leung, Hon-chu. 2004. “Politics of Incorporation and Exclusion: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Issues.” Pp. 97-114 in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ited by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Newandorp, Nicole. 2006.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Social Workers’ Efforts to Turn Chinese Immigrants into Ideal Hong Kong Citizens.” Pp. 123-150 in Chinese Citizenship: Views from the Margins, edited by Vanessa L. Fong and Rachel Mur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un, Ngai and Ka-Ming Wu. 2004. “Lived Citizenship and Lower-class Chinese Migrant Women.” Pp. 139-154 in Remaking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Community, Nation, and the Global City, edited by Agnes S. Ku and Ngai Pu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So, Alvin Y. 2005. “Citizen All? Citizen Equal? Social Exclusion, Marginality, and the Remaking of Citizenship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Pp. 27-36 in Rethinking and Recasting Citizenship: Social Eexclusion and Marginality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Mary Tam, Ku Hok-bun and Travis Kong. Hong Kong: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同根●同天空：遇上新來港婦女》，何振宇、易汶健、劉浩源編，2009年，同根社出版。
《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曹疏影、鄧小樺編，2008年，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出版。
《跨境家庭：踰越與對話》，趙文宗、陳高凌編，2008年，藍天圖書出版。
《香港身份證透視》，鄭宏泰、黃紹倫編，2004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梁以文等著，2009年，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出版。
《盛世邊緣：東亞少數者的政治社會學》，羅金義著，2011年，唐山出版社出版。
《社區發展資料彙編2001至2010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編，2010年，紅投資有限公司出版。
《誰是香港人：身份與認同》，蔡玉萍著，2010年，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出版。
《反對香港新移民政策的三點宣言》，林忌著，2011年4月11日。
讀者也可直接按文中的超連結觀看相關文章。

感謝同行採訪朋友galileo，以及熊一豆以及其他Facebook朋友於寫作本文時給予意見。

［首張圖片來源：香港網絡大典］

編輯手記: 人的出現

李智良 — Wed, 13 Jan 2010 07:33:39 +0000

"To what extend truth can be incorporation? That is the question; that is the experiment." --- Nietzsche

特區政府一意孤行，民間必會抗爭到底，明顯的是，今周末不是終點，而是開端。

讓我們在周末以前，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

「支持高鐵」的一方認為需要，「反高鐵」的一方認為不需要，都有n+1個理由。有些理由合理，有些並不。

譬如有人說，高鐵造價太貴，用的又是公帑，所以反高鐵。

那麼，如果高鐵造價只需港幣669元正，由鄭汝樺女士自己掏腰包埋單，香港就需要建高鐵嗎？減價，及／或由私人斥資建高鐵，並沒有回應空間公義與民主參與城鄉規劃的要求。

又有人覺得，只要高鐵的總站設在錦上路，就可以避免現方案的n+1個漏弊，菜園村不用拆遷、大角嘴業戶不會有損失、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不會受影嚮，施工期間九龍不會大塞車，而且慳返300億，可以點點點同咁咁咁。

那麼，如果高鐵總站設在你家門口呢？高鐵總站設在你家門口的話，菜園村就不用拆遷、大角嘴業戶不會有損失、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不會受影嚮，施工期間九龍不會大塞車啊，而且慳返300+1億，可以點點點同咁咁咁之外再加一個贈品啊！

如果我們有n+1個理由要捍衛菜園村，要保護大角嘴業戶生活權利、私有產權的完整，為甚麼高鐵走線改動，總站設在錦上路的話，這些堅持就可以放棄？新界西北為甚麼就要接收高鐵工程帶來的各種不可逆轉的生態破壞，錦田八鄉的其他居民為甚麼就可以承擔九龍人承擔不了／不願承擔的規劃災難、忍受林林總總由倒賣地產項目帶來的惡果？

單純的走線修訂並沒有回應「小我」與「大我」的倫理問題，它只是將「犧牲者」的角色諉給更弱小、更沒「議價能力」、聲音未被充分呈現的錦田八鄉（及其他受工程影響地區）居民，這種「己所不欲，乃施於人」的提法，在道理上實在講不過去，在所謂運動策略來說，容易火燒後欄。憂慮新界土地開發破壞永續生境的論者亦早有警惕。

＃

讓我們再換個角度，知己而後知彼，嘗試理解一下「管治者」與「支持高鐵」的一方的思維，我沒法鑽進他們的腦袋，也不知道他們吃錯甚麼藥打錯甚麼針，但是他們表現的形態就是：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與否，並不取決於它的造價與走線。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功能組別（或他們代理的何方神聖）正正因為 A) 他們認為「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所以 B) 造價那麼貴，走線那麼大爭議依然要霸王眼硬上弓，說是值得，於是才會 C) 不單不撤回方案，更要加快財委會審議，務求一眾「舉手機器」表決通過工程撥款，做成「既定事實」。

我們在造價與走線等等各種細項上與政府或「保皇黨人」以至政府收編的專家團隊糾纏的話，或者以解釋此種種細項作為動員民眾的理據或「入口」，並沒有完全切中對方的要害，甚至還未觸動到對方的先決前提（A），亦限制了運動在技術細項、財務安排的辯證以外的視野。這一塊（B）連政府都好像放手不顧了，因為戰場（早）已經不在那裡。觀乎「支持高鐵」的一方泡製的輿論，都以「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等意涵空泛沒有實質所指的說法為號召，故此才有「（今日）不建高鐵（好快）香港會邊沿化」的因果（謬）論高唱入雲，而此訴諸恐慌的荒謬提法，卻詭譎而且很成功的將政府及其附庸集團因備受反高鐵陣形窮追不捨而生的焦慮不安以至挫折感，轉嫁到一般市民頭上。焦急的明明只是政府，卻變成是民眾很焦急的樣子，再借用民眾的焦慮認授自己站不住腳的方案，再加上警方、學者與傳媒共同品味攜手泡製出「激進青年」、「暴徒」的死貓角色與「衝突場面」，一小撮滋事分子阻住全香港發達的劇目可以再次上演。

這裡面有兩個考察，首先，「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的講法之所以為人接納，正在於它意涵空泛沒有實質所指——它無須論證，所以很有魅力。它的魅力來源於一種錯置的「現實」觀念（displaced idea of reality），現實有多窮困，就有幾多人恨「發達」，香港的社會情況有多倒退，就有幾多人覺得自己「落後」於形勢，社會的不義到底還是折算做「個人」的不幸、不濟，越覺得自己的生活倒霉的人越覺得自己本來應該有更多，要是有人拿走他現有、應有的一份兒就必須出來反對，包括政府開的空頭支票。因此「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的說法，它的魅力有一種統御性，它信仰者眾，也因為它「便攜」，在電台Phone-in 節目短短三十秒、報紙幾百字的篇幅、問卷調查的題目中間，或是在公車上同人吹水，容不下論証、甚至容不下教育，「總之發展是好的，總之中港融合是好的」。

與此相輔相承的，是被動的「普通小市民」的身份建構，一小撮滋事分子阻住全香港發達的劇目，有戲就有觀眾，倒過來說，「衝突」好戲連場正因為警方、學者與傳媒深明，觀眾都是同一齣戲的重複上演重複解說而重複生成的。能動的人與不能動彈的人給安置於螢光幕兩岸：「總之班友仔搞咁多野背後肯撚定有利益，冇利益點會唔駛做野搞咁多野．．．」，唔駛做正是所有捱生捱死揾朝吾得晚的打工仔女不可企及的夢，於此，它成為一個「普通小市民」認同的關鍵轉換（switch），相對於「唔駛做」，辛苦的「現實」剝削處境反向的成為猜疑、忌恨「滋事者」的理據。小市民無力質疑巨型資本與政府行政體的利益輸送，卻在「觀眾」的位置上一呈論政的滿足、也只有在這個位置上，他可以對另一個市民作最無情／無理的謾罵，對所有「理想主義」行為嗤之以鼻，行使其（幻想的、戲戲式的）主體性。

＃

回到最初的問題，當對家說「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我們會大聲說：「香港根本不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這可能會讓一些人猶豫的。

但不緊要，先想一想吧。

讓我把問題重新問一次，加進一個字：「香港人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

當人出現了，香港變成一個不可任人定義的地方。

相關:
8/1 高鐵財委會會議內容．民間完整筆錄
 壺底下的城市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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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呈現到文學基建

小鬼 — Thu, 26 Nov 2009 09:21:10 +0000

日期:

201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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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西九文學館的建議點出了文學的公共性，然而，博物館該如何向大眾呈視文學？其中設計的角色為何？字花園會是其中的一個可能嗎？

30/1/2010
1500-1700
講者：何慶基、黃念欣、潘國靈、蕭競聰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A104K室 (請於理大平台A幢、孔子學院側的樓梯落一層，活動當日校園內會有指示牌)
查詢：2766-6832 呂小姐

(本講座為字花園的其中一個活動)

詩人與設計師對談 (字花園系列講座)

小鬼 — Thu, 26 Nov 2009 09:14:39 +0000

日期:

2010-01-16 - 20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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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是次計劃的詩人和設計師將分享合作的過程。
主持：蕭競聰
地點：九龍公園中國花園入口涼亭
改為：九龍公園迷宮對開之廣場

對談(1) ： 16/1/2010 1500-1700
講者：陳麗娟、陳滅、盧勁馳、林偉雄、區德誠、及參與之設計學生

對談(2) ： 23/1/2010 1500-1700
講者：鄧小樺、呂永佳、鄭政恆、廖潔連、及參與之設計學生

(本講座為字花園的其中一個活動)

字花園

小鬼 — Thu, 26 Nov 2009 08:20:54 +0000

日期:

2010-01-07 - 20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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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花園
詩與設計的實驗

由今天到2010年1月尾，歡迎你來到九龍公園，一邊遊園，一邊感受詩意。

八位本土詩人特別為了此計劃為九龍公園賦詩，一班設計師及設計學生就詩作的文學意象及公園環境創作一系列裝置作品。在這個冬日，你我可以真正地鑽進字裡行間，用身體和時間來感受和體會文學。

展覽期間尚有文學與書籍設計、文學與藝術、及文學基建等方面的講座，詳見：

網址：
http://www.sd.polyu.edu.hk/textgarden/

Updated photos and news on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event.php?eid=189607200853#/event.php?eid=189607200853
and Douban:
http://www.douban.com/event/11299006/

字花園係民政事務局主辦之「藝綻@冬日」的其中一個項目，由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策劃。字花為本項目的文學伙伴。

[轉貼]葉輝〈香港文學館：構建雙贏的「想像共同體」〉

李智良 — Thu, 30 Jul 2009 10:55:13 +0000

文︰葉輝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225358930486&ref=nf

西九文娛藝術區擾攘經年，其中一項議而不決的關鍵工程，無疑就是香港文學館。香港何以需要文學館，民間與學院的議者無數，決策者始終猶豫不決，由是反映了香港回歸十二年來官場一大特色：官僚缺乏人文素養，守財輕文，奢言高科技，愚庸保守卻空談超英趕美，這就逐漸形成了港府議而不決的拖拉苟且作風，他們不知道文學正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身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官」董事局主席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嘗言，西九應是「人文的西九，人民的西九」，口號漂亮而響亮，但不免啟人疑竇：沒有文學，何來人文？沒有文學，人民是怎樣的人民？

文學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不識文學，豈可空談人文？曾在香港執教的台灣學者、詩人楊牧在《文學的社會》一文說得好：「文學的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即使身未能及，心嚮往焉，它「應該是一個是非分明，有愛有恨的社會。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充滿詭異欺瞞的時代，狼在羊群中行走，貪婪地伺機撲殺無辜，以建立其兇殘暴虐的制度。在這種時代裡，我們尋覓一個合理的社會，通過文學所展現的邪惡和善良，去認清是與非的分際，愛和恨的真面目。」這篇文章刊於二十餘年前的台灣，今天看來，彷彿就是衝著香港現狀而說的，正是由於香港沒有人文底蘊的命根而空言人文，才會形成今日社會的百病叢生，盲從附和、是非不分、見利忘義、奢言和諧、苟安拖拉，在在是病，近日大動作治毒之標而不見毒之本，也是病。

也許香港官僚還不知道，文學從來都不是少數風雅之士的玩物，文學也不是小眾的閒愁，他們不憧文學，因而誤解文學，他們不知道香港有數十萬乃至百萬的顯性及隱性「文學人口」，不知道文之為學，就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可大可小，可雅可俗，涉及一切人文範疇的創作根源——話劇、電影與電視劇向來都以文學為藍本，流行曲的歌詞、廣告的構成、報刊的編撰與標題……莫不與文學相涉。楊牧所論「文學的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人們以文學為憑藉，思考演習妥協和執著的必要，而不僅將一切有用的心思貫注於財經和科技的快速反應。這種社會將承認人性和真理雖然不容易產生定義，為人性和真理下定義的努力本身就是高貴的，值得一再嘗試的工作……」這番話對香港官僚來說，無疑是對牛彈琴。

文學既是「無用之用」，是涉及是非與愛恨的「人學」，是構建一個「理想的社會」的高貴精神，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是滲透於一切文藝領域的民間創意，是一個社會的想像與活力的泉源，一個健全的社會因此不可能沒有文學，不可能沒有文學館。

那麼，文學館到底是什麼？這「館」是「繆思館」（museum），市民大概不宜望文生義，簡易地將它譯為「博物館」，「繆思館」其實是一切「繆思」（muse）的屬地（um者，場域也），收納與孕育一切人文底蘊的場所，《紐約時報》網頁載錄了一篇刊於1885年5月17日的文獻——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在《給英國工人的信》（Fors Clavigera，那是一份定期刊物，有人譯為《命運，持棒者》）中，為「繆思館」下了相當深刻的定義：「繆思館是什麼？一座繆思館，作為第一層考察，不僅僅是文娛場所，而是教化之地（a place of education）。而一座繆思館，作為第二層考察，不僅僅是初級教育，而是要照顧早已卓有成就的學者。」它不是與學校同等意義的的東西，「作為第三層考察，繆思館一詞意指『繆思』（muse）的屬地」，當人們有心去「用」它的時候，都可以從中得到智慧。文學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這繆思館的定義無疑也是一所合格的文學館的定義。

根據「繆思館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為繆思館所下的定義，那是「一所永久的機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向公眾開放，傳承、維護、探究、溝通和展示一切有形及無形的人文遺產及其環境，以達致教化、研究及享用之目的」。文學是一個社會的一切繆思之本源，這繆思館的定義無疑也是一所合格的文學館的定義。

文學館毫無疑問就是文學的繆思館，也就是一個社會的一切人文記憶的安身之所，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ties）特別撰寫了《人口調查、地圖、繆思館》一章，嘗試說明殖民地政府如何通過三者的制度化和符號化，將他們的殖民想像轉移到殖民地人民的自我想像；那就不妨轉換角度，以逆向思維審視香港處境：香港正處於後殖民時期，文學館作為最關鍵的繆思館，當然難以擺脫「繆思館化的想像」（museumizing imagination），港府的口頭禪是「轉危為機」，此時此刻，一座富於想像力的「文學繆思館」正是一個雙贏的契機，它一方面可以被打造成數以十萬計的、不同人文社群的「想像的共同體」，另一方面，何嘗不可能被解讀為官民各取所需的「繆思館化的想像」？

西九的下一個關鍵工程，無疑就是建設香港文學館，由一群本土知名作家、學者組成的民間組織「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已展開工作，本月廿七日在書展舉辦講座，各方響應，據知首輪已獲百餘位本土及國際知名作家、學者、藝術工作者聯署支持，新建立的facebook「香港需要文學館」小組，短短數日已超過二千人加入，牌局早已攤開，且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還能迴避到幾時。

(原刋：信報副刊．2009年07月25日；作者為「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成員)

社區文化關注(CCC)活動：夏鑄九教授分享會

葉蔭聰 — Tue, 06 Jan 2009 14:59:55 +0000

日期:

2009-01-11

題目: 台灣的社區運動:本土化與民主化

講者：夏鑄九

日期：2009年1月11日(星期日)

時間: 12:30pm - 3:00pm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365-367號富德樓八樓社區文化關注(CCC)

地方有限，名額30人，先到先得。

報名：請電郵至 keithau@ust.hk 或 9224 2763 與社區文化關注幹事阿權聯絡

講者簡介:

夏鑄九現時是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專長研究：古蹟保存，建築與都巿史，建築社會學與都巿社會學和建築設計，都巿設計，都市規劃等。除了關注台灣的民主化之外，夏老師是富有強烈人文色彩的教授。這位曾求學於耶魯、哈佛的學人，受到美國60年代社運思潮的影響，是台灣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早在80年代末，他已開始引進西方批判性的規劃思想與都市社會運動理論。他供職近30年的台大城鄉所，1989年，曾主導推動關心台灣無住屋者權益的社會運動; 研究生還集體參加了1990年台灣三月野百合學運; 1996年也為了保衛14-15號公園的弱勢者家園與當時的陳水扁市長對抗; 1999年9· 21震後重建中，城鄉所師生也曾扮演重要角色。在上年512川震之後，夏鑄九便率先帶領團隊進入四川災區勘災，回台後發起成立「台灣支援四川災後重建行動聯盟」，該聯盟並提出八項計劃，現時仍積極爭取經費投入災區重建工作。夏老師三十年青春豐富了台灣城鄉所研究，他對台灣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批判，啟迪了不少學生和台灣學人民。

夏老師是非常熱情的教授，能抽空與我們分享台灣社區營造及社區運動的寶貴經驗，實難得的機會。

附件：「做為社會動力的社區與城市——全球化下對社區營造的一點理論上的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65期，頁227-247。這篇文章作為分享會的功課。

女子習作：花苑版畫小展 good-girl-goods: karden print-makings mini solo

花苑 — Wed, 08 Oct 2008 16:10:12 +0000

日期:

2008-10-21 - 2008-11-16

開幕 opening：23 Oct 2008 (THU), 6:30pm

花苑作品大都見腳不見首、見貓不見狗；用刻板來爭取自由，剛烈中帶點溫柔。無論你記得與否，永遠懷念這個鐘樓。

——graphicairlines

花苑的版畫有一股沉著的詩力，猶如在赤日下薰蒸了幾個世紀的石器，在暮色蒼茫裡散發著蕊核的溫熱，晚來涼了，撫之斑駁而圓融，聽之可辨暴雨和驕陽沉潛的呼喊——藝術與勞作渾然一體，儼然就是生活苦況的同義詞，刻苦是骨，刀鋒是血，那才可以拓印出生命的全部，聽好，是全部。

——葉輝

不要小覷花苑刀下（是，是刀下！）的小貓、小狗、小女人和城市小景。甜美的顏色，不一定就是旖旎的風景。原來修讀多媒體的她，這兩、三年來無師自通地搞起版畫來，從娛己娛人的信封、信紙與紀念書票，到仝人雜誌(是的，就是《月台》！)、社運宣傳(是的，就是那張墨綠色的「天星碼頭」！)，花苑版畫作品的文學性越來越活然於紙上，獨立成篇。似有還無的敍事，像跳格電影；人和動物，有時只露出半只腿，連眼睛也沒有，看起來卻總是百無聊賴，卻又隱隱然透着一種孤獨感；城市的角落似曾相識，卻又保持着靜默的距離。在這個影像消費的年代，還有人用刀一刀一刀的刻，與自己的青春和荷包都過不去，似乎有點笨。然而從單色的麻膠版到木版套色，這種低成本高勞動力的傳統媒介既可孤芳自賞，又可革命宣傳，實牙實齒的感覺，數碼影像實難以媲美。花苑的作品，沒有要人偃息仰視的神氣，卻惹人凝神閱讀、把玩遐想。

花苑的第一次個展，將會展出她這三年以來的刀耕原作，包括從未發表的獨立畫幅和已經化身成書面、海佈與社運宣傳的原作。而她有一個有點難以啟齒的願望，就是擁有自己的版畫機。所以展覽除了想多聽大家意見外，亦希望能為她賺點小錢，繼續創作。

karden’s first solo show will display her original works created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y include both personal creations and commissioned works for book cover, propaganda and publicity for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events.

we hope to collect feedbacks in the show, and gain her some little income to realize her secret wish: buying herself a press.

花苑｜karden
八字輩。曾修讀多媒體，後來才發現喜歡的原來是文學與手作仔。為創作雜誌《月台》(http://rrgreen.com) 美術編輯、「香港獨立媒體」編輯成員。版畫插圖曾發表於《明報周刊》、《經濟日報》、《月台》、《MUSE 瞄》、《女流》、《字花》及各大小社運出版物。相信天蠍座不死力量，家有兄弟貓兩只。

born in the 80’s. studied multu-media but found out later that she actually loves literature and hand-making things. she is also the artistic editor of “platform” magazine and editorial member of Hong Kong In-media. her works appearsin various magazines and publications.

主辦｜作品代理：70+ 文字/藝術工作室
場地｜查詢：藝鵠
協辦：《月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