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齊澤克

齊澤克：維基解密的小丑角色Ｉ

吳耀鏜 — Tue, 05 Apr 2011 06:32:28 +0000

維基解密其中一份外交電報：普京和梅德韋傑夫的關係和蝙蝠俠和羅賓的關係作出類比。這是一個有用的類比：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格(Julian Assange)是否現實生活中，克里斯托弗．諾蘭(Christopher Nolan)電影《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的小丑角色？

在影片中，地方檢察官哈維．丹特成為雙面人之後，被小丑說服，殺害貪污警察和幫派分子，最終被蝙蝠俠殺死了。蝙蝠俠和他的朋友警察局長：哥頓都知道，若哈維謀殺警察的事傳出去，會讓城市混亂且道德淪陷。蝙蝠俠說服哥頓，讓他扛下這個罪名，以維持哈維「光明騎士」的形象。這部電影的訊息是：要維持公共道德，撒謊是必須的：只要一個謊言來救贖我們。難怪唯一代表真理的，就只有小丑一角，他是至高無上的惡棍。他清楚表明，蝙蝠俠一天不卸下面具，並揭示自己真實的身份，高譚市往後每天都會有人死亡。為了防止這揭露，丹特保護蝙蝠俠，搶先宣稱自己就是蝙蝠俠──另一個謊言；同時，為了藉此引出小丑，哥頓假裝自己死去──又一個謊言。

小丑想揭露面具下的真相，確信這會破壞社會秩序。我們該怎麼稱呼他？恐怖分子？《黑暗騎士》正是西方世界的經典電影《要塞風雲》“Fort Apache”和《雙虎屠龍》“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的又一版本，顯示為要教化美國蠻荒西部，謊言要擢升為真理：文明，換句話說，是建立在牢固的謊言上。這部電影非常賣座。此刻的問題是，為甚麼這種對謊言的需要再度復興，以維持社會制度？

並一併考慮重新普及的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他的政治思想對今日意義重大的是他的民主的菁英概念，「必要的謊言」的概念。菁英應該統治，並察覺事物的真實狀態（唯物主義的權力邏輯），以寓言滿足人們無知的幸福快樂。對施特勞斯來說，蘇格拉底被指控有罪是正確的：哲學是社會的威脅。質疑眾神和城市的精神特質，蠶食公民的忠誠度，從而破壞社會正常生活的基礎。然而，哲學也是人類最高和最有價值的努力成果。建議的解決方案是，哲學家們對他們的教學保守秘密，因為確實他們所做的，是藉著寫作，字裡行間地傳遞下去。而哲學的偉大傳統，從柏拉圖到霍布斯和洛克，所包含真正隱藏的訊息是：這個世界沒有眾神，道德只是偏見，而社會不基於自然的本質。

到目前為止，維基解密的故事，已經被描繪為，維基解密和美國帝國之間的鬥爭：究竟公開美國國防機密文件，是為了支持信息自由及人民的知情權；還是這種恐怖行為威脅國際關係的穩定？但如果這都不是真正的議題呢？如果這其實是維基解密自己，繼續下去的尤關重要的意識形態政治鬥爭：在兩者之間──公開國家機密文件的激進行為，與這種方式已經被再銘刻於(reinscribed into)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範疇。特別是維基解密自己？

這種再銘刻(re-inscription)並不主要涉及「企業勾結」，即維基解密與五大報章的交易，讓他們有獨佔權，選擇地發布有關文件。更重要的是維基解密的合謀方式：以美國國務院的形式，以一組「好」的秘密攻擊「壞」的秘密。根據這種方式看待事物，敵人就是那些美國外交官，他們隱瞞真相、支配公眾，並羞辱他們的盟友，無情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權力」被最頂層的壞人握著，並不被認為是滲透整個社會機體的某些東西，去決定我們如何生活、思考和消費。當萬事達卡、Visa、Paypal和美國銀行跟國家聯手破壞它時，維基解密已經親身嚐到這種權力的分散。一個付了代價去從事這項合謀的方式，將被人以這個邏輯看待。（難怪理論充斥著，關於誰是「真正的」維基解密幕後──美國中央情報局？）

這種合謀的方式，有他外觀的對立面，維基解密的自由佔用，作為另一篇章的補遺，關於「資訊自由流通」和「公民的知情權」的光榮鬥爭歷史。這種觀點將維基解密歸納到一個「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極端事例。在這裡，我們跟荷李活巨片《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和《塘鵝暗殺令》(The Pelican Brief)的意識形態只距離一小步，當中兩個平凡人發現一單醜聞，其中直達上總統，最終迫使總統下台。這顯示最高層的腐敗，然而，這項工作的意識形態屬於令人樂觀的最後信息：當兩個像我與你一樣的普通人能夠推翻總統──地球上最偉大的總統，我們的國家一定是很偉大的。

統治意識形態其中一部分的最終權力顯示是，容許似乎是強而有力的批評。今天不乏反資本主義。對於批評資本主義的恐怖，我們都超過負荷了：著作、深入的調查報導和電視紀錄片都揭露公司如何無情地污染我們的環境；腐敗的銀行家繼續收取豐厚花紅，他們的銀行卻由公帑拯救，還有血汗工廠的童工等等。不過有一個圈套是：在這些批評裡所沒有質疑的是，在一個民主自由主義的框架下跟這些暴行搏鬥。無論是明示或暗示，目標都是民主化資本主義，經濟上擴大民主控制，以輿論壓力、議會質詢、更嚴厲的法律、警方調查的誠信等。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裡機構設置從來沒有人質疑。這仍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即使是「道德上的反資本主義」的最激進形式，例如：阿雷格裡港(Porto Alegre)的「世界社會論壇」和西雅圖的反全球化運動等。

（續）

翻譯原文：
Slavoj Žižek, “Good Manners in the Age of WikiLeaks: Gentlemen of the Lef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 2), 20 January, 2011.
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瑞士歐洲研究院教授

編輯室周記：由《呃錢帝國》到美孚居民抗爭

阿野 — Tue, 29 Mar 2011 08:47:33 +0000

齊澤克09年出版的《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裡寫到，資本主義發源於歐洲，一般的說法是與民主政制為孖生仔。然而，歴史發展總是是飄忽而吊詭的﹐到了二十世紀後期，新加坡和社會主義祖國的資本主義開始發力。鄧小平也說新加坡模式將是中國的典範云云之後，資本主義與民主政制的天生鏈結正式宣告無效。

這裡的歴史問題是，到底是歐洲式的經驗（即民主與資本主義共同發展），還是亞洲價值的資本主義（即威權主義加資本主義），才是今天對時代的回應？亞洲模式到底是歐洲模式的例外、異數、不良變種；還是歸根究底，亞洲模式其實克服了歐洲模式因為民主政制的（相對）無效率，換言之，是歐洲模式的合理演化？

當時讀著，只覺得這提法挺有視野，也很富思辯性。但除了作為一個論點，這說法對於看待具體社會政治問題，有沒甚麼意義？這才是更有挑戰性的問題。

時值電影節，入場觀看Charles Ferguson的《Inside Job》（港譯《呃錢帝國》）。電影的資訊翔實地解釋了次按風暴的政策根源，各種衍生工具的原理，各大投資銀行的管理層不負責任及荒唐行事手法及決定，與評級機構的關係，大量頂級學附掛著學術權威而實為歴任總統幕僚，發表著各種不負責任論述，諸如此類，當然眼界大開。

年薪過億的評級機構管理層，明知大有問題的投資衍生工具評為「三條A」，還說「this is just an opinion」；頭頂學術桂冠的名牌學者，光天化日下眼睜睜隱瞞掩飾否認自己的責任，為十多萬美元的報酬撰寫鱔稿權威報告；投資銀行管理層把世界經濟搞得寸草不生，還可以大刺刺的會億億聲的年終花紅；美國政府不僅花幾千億救市，還想方設法禁止受害者追究責任。有專做華爾街顧客的性工作者，毫不驚訝的指出許多客人是「開公數」的來幫襯；也有專做華爾街個案的心理專家，氣定神閒的解釋酗酒、吸毒、嫖妓——然後翌日繼續上班，在華爾街根本不是新聞。當然匈牙利思想家Karl Polanyi幾十年前就已提出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壟斷和反市場，但《Inside Job》不就是以已經織進了我們全球化的金融經濟操作，為Polanyi的提法下了當代難以否定的註腳嗎？

散場後，卻隱隱然有點怪異的感覺：明明是令到千多萬人失業、美國政府大拿拿掏七千億出來救市、波及全世界（最低限度美國經濟衰退，大量出口到美國的內地工廠叫苦連天）的金融危機，我們卻像只進了大觀園又或奇珍動物園般，不斷給排山倒海的訝異所迫近？可能出於筆者經驗的限制：即從未有資源涉足這種扭轉六壬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場。但像筆者的人，又何嘗是少數呢？別說投資，若按聯合國「如果世界是條只有一百人的村莊」計劃的數據，若以有否銀行戶口作準則，能在任何銀行有個帳戶的人，已比全地球百份之三十五的人口富有。即便如此，電影看畢就像知道多了火星上有種從前未為人知的生物，感覺就像——咁都有既——然後就散場和同行友人繼續聊天或吃飯或回家睡覺。但明明這有如我們身體的血液流動般內在的維度呀。

當然這裡無意探討導演處理這主題的手法。想說的倒是，當我們還以為，新加坡李光耀模式、或大國崛起的社會主義中國，污染（或演化）著歐洲兩三百年以來「資本主義—民主政制」的優良品種時，原來即使是歐美的資本主義，亦與任何意義下的理想「民主政制」早已脫鈎。就像卡通片裡被猛獸追趕的兔子一樣，明明已經走出了懸崖，只是未發現自己已經踏著空氣。當以為變化只是最新近的現像，才發現根基從來都未稱得上穩固。

香港的經驗又可以如何與齊澤克的提法對話呢？當然就是近日的美孚新村居民抗爭（余在思的文章、熊一豆的文章）。政府與發展商的賣地協議完全不透明，私人屋苑的管理處可以擅自把屋苑居民一直付費維修管理的私家路賣給發展商，發展商明知有村民反對卻鬼鬼崇崇的深夜開工，警察則如常的教工人挿水扮被襲擊，以至居民要搭帳蓬睡車底的抗爭。還以為是聽得快要正義感疲勞的內地城管或拆遷事件，誰不知事情乃是發生於傳說香港中產階級搖籃的美孚新村，而抗爭的主體甚至包括斬叉燒回家已要捱埋怨的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抗爭意識的出現也不懂先探測政治形式是抑迫性的威權主義，還是據說比較自由的民主政制，黃俊邦說得好：「所謂的『激進』，是如何培養出來的呢？不會是黃毓民、長毛教的，而是與政府、發展商接觸、抗爭後得來的」。

也就是說，甚麼傳統歐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以至香港和新加坡之類受到前殖民地的「好處」而今發展成不倫不類的資本主義城市都好，共通點都是黑箱、封閉、壟斷的政商關係。歴史時期和地理位置的分別，似乎都只是稻草人。

英國左派史家Eric Hobsbawm零九年在英國衛報發表的文章，〈Socialism has failed. Now capitalism is bankrupt. So what comes next?〉，難道不是已經把真正的問題完整的指出了嗎？雖然歴史地說絕對是有大量內容可以反覆論辯，惟若仍然糾纏於究竟甚麼形式的政治組織方式才最適合資本主義，卻可能從根本便有問錯問題之嫌：若資本主義的內核就是黑箱壟斷和封閉，幹嗎還花心機大費周章為其設計一套稱身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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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中國之公開秘密

余在思 — Sun, 17 Oct 2010 09:20:08 +0000

中譯《倫敦書評》2010年10月21日。Vol. 32, No. 20。頁8-9。

齊澤克：〈可否給我兒子找一份工作？〉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Allen Lane, 302 pp, £25.00, June 2010, ISBN 978 1 84614 173 7.

傳記作家William Taubman將赫魯曉夫於1956年譴責斯大林罪行的講話，評為「使蘇維埃政權和他自己落入永無翻身之境」的政治行動。雖然這種判斷為純粹投機之舉，但某種難以從政治策略上合理理解的任意過剩卻在純粹投機中發生作用。這講話搖動了那些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令所有位高權重者頓時下沉崩潰。有不少忠誠追隨斯大林的人因赫魯曉夫的講話而變得失常，甚至需要以藥物來解救。其中，第一書記貝魯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臟病發而猝死；斯大林作家 Alexander Fadeyew 亦在數天後自殺身亡。我這裏的重點不是要指出這些死者都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們當中有大多數都是對蘇維埃失去憧憬的殘忍操控者。他們之所以倒下，全是因為那個作為支撐著他們繼續殘暴不仁及爭奪權力的「大他者」（Big Other）「客觀」幻象遭到瓦解。一直以來，他們都是躲在這個大他者的背後，憑藉它來替代他們去相信（共產主義）。但現在這個機制全面解體了。

赫魯曉夫在賭一賭，試著以他（有限度）的懺悔來壯大共產主義運動，結果在一段短時間內他成功了：我們應該時常記著，對於心悅誠服地懷抱共產主義大業的角度看，赫魯曉夫年代是真正共產主義熱情的最後階段（the last period of authentic Communist enthusiasm）。當赫魯曉夫1959年訪美時，便曾對當時的農業部長說，「你的孫兒將會於共產主義下生活」。他當時是在表達著全體蘇維埃位高權重者（nomenklatura）的認信。故此，即使到了戈巴卓夫（Gorbachev）也希望進一步對過去進行更激進的指責時，但結果是列寧始終還是未有攻破，托洛斯基仍是非人（non-person）一個。

以上述事件跟毛澤東以後的中國相比，正如Richard McGregor在《黨》（The Party）所表達的：鄧小平的「改革」是朝向極之不同的方向發展。在經濟的組織上（以至文化上），一般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已被丟棄，並奔往西方世界去，接受私有產業、追求利潤、享樂式個人主義的生活模式等等。中國共產黨雖繼續維持著她的統識（hegemony），但已不是根據著教義的正統（官方的論述中，和諧社會的儒家思想實質地取代了所有共產主義的成份），而是透過維護共產黨作為中國穩定發展的唯一保證。

中國共產黨要維持其統識，其中一個主要的手段便是嚴密監控及規範中國歷史的表達，特別是過去二百年的歷史。這歷史不停地在國家媒體及教科書中重覆出現，展現著一種國恥，時段打從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至1949年新中國的勝利為止。這國恥式歷史目的是使到每個愛國者都會擁護共產黨的管治。當歷史被濫用來要為政權提出合法性時，它便不能支持任何實在的自我批判發生。中國從戈巴卓夫的失敗中學了一課，這就是「全面承認『根本錯誤』（founding crimes）會導致整個體系土崩瓦解」。換言之，他們必須要否認！這是千真萬確的，今天某些毛澤東的「過份」和「差錯」備受譴責（大躍進和接著廣泛地區發生饑荒；文化大革命），並鄧小平對毛澤東形象的「七分功三分過」也被同時收進官方論述中。然而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成為了正式的結論，使得任何進一步的討論與說明都變得多餘。毛澤東或許真有三分錯，但他仍然受到建國之父之位置被人紀念尊重。他的遺體被放進陵墓裏，他的肖像也被印到鈔票上。在一個清晰可見的拜物教否定（fetishistic disavowal）中，每個人都知道毛澤東做了錯事而令人受苦，然而他的形像卻仍在神奇地維持著純潔無瑕。如此，中國共產黨員能獲得餅之餘，也能盡情享用之：經濟寬容因此便與千秋萬世的黨領導結合起來。

這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呢？黨的統識是如何結合現在國家機器來進行市場經濟的巧取豪奪？甚麼形式的制度現實在支撐著官方那套把良好交易市場表現（投資獲得高回報）說成為為社會主義而戰？目下正發生在中國的是毫不簡單的私有化資本主義經濟和共產政權的結合。國家和黨坐擁著主要的中國公司，特別是那些大企業，這令到黨本身主導著這些大公司在市場上的表現。要解決這個明顯的矛盾，鄧小平調配出單一雙重制。「作為組織，黨將坐在外邊，又在法律之上。」北京大學法律教授賀衛方向McGregor說：「她應該擁有法定地位，打個比方，就像一個人興訴，但他卻不被視之為一個組織看待。中國共產黨同時存在在法律系統之外。」McGregor認為這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並如是寫，

「要將一個大得像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隱藏起來，但同時又讓她在幕後關照著一切。眾多黨政部門便要限制著個人及傳媒免於高調公開。而黨領導（被理解為一小管治團隊）規範和照管所有部門的政策時，亦只會在眾目睽睽之外執行著他們的工作。他們所有的露面甚至存在，都只會在認可官方媒體上發生，確保一切決定的臨到都在旁人無從問津下完成。」

但發生在鄧小平年代的軼事正好反映出黨組織的奇趣端倪。當鄧小平還在世時，雖然他已從總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但他在位高權重者之中卻仍然享有超然神聖的地位。在一次接受外國記者的訪問時，他洩露了重大的國家機密，這就是他依然是最高領導人，依然在所有決定上擁有無上的權力。事實上，所有人都對鄧小平之持續執政心知肚明；這只不過是從來不以官方的形式說明而已。所以，這個秘密已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秘密了：它純粹披著「秘密」這外衣招搖過市（譯按：即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正是要你知道她在背後操控一切，原文作‘it announced itself as a secret’。這裏的翻譯是參照過去齊澤克對「國王的新衣」故事以意識形態批判的新釋而作的，他指出國王的新衣重點不在國王沒有穿衣，而是所有人都知道國王沒有穿（新）衣下仍然偽裝他有穿衣來辦，他們已毫不介意國王沒有穿衣）。職是之故，今天這已不再是人民被假定不知道這個隱藏於黨內的結構正在管治著國家，而是大家都充分意覺這個隱藏的網絡在運作中。

政府與其他的國家機制在表面上表現出他們在別的國家都一樣的做法，正如財政部長便計劃預算，法庭鋪限證供，大學作教導和頒授學位、祭司主持宗教禮儀。所以在一方面我們有法律的系統、政府、民選的國議、司法機關、法律的規範等等。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有黨（官方以「黨和國家領導」表達，其中是以黨先行的），她有無上權威，但卻又常常隱藏在背後。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人認出中國的成功故事底下的諸多張力和對抗，也是中國走進議會民主時可能進一步深化矛盾的一個註腳。

有許多國家，甚至是在形式上為民主的國家中，其實有不少秘密的人士正在控制著政府。例如在種族隔離下的南非便有秘密兄弟會（Broederbond）。使中國的情況獨特起來的，是在公共和隱秘的領域中本身都被制度化了。

對重要位置的提名，不論在黨和國家機關以致大公司中，皆由中央組織部門（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這黨的組織來決定。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北京，但卻找不到她的電話號碼及沒有路牌指示其所在位置。若組織的決定一旦落實，便會送到合法機關—人民大會，然後大家行禮如儀地透過投票通過確認。相同地「先黨後國」做法發生在每一個層面，包括基本的經濟政策，也是先在黨內辯論，然後便由政府部門來確認。黨與國家之間的縫隙在反貪鬥爭中是昭彰明甚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這個黨組織調查案件時是無需受到法律的限制：疑犯有可能遭到綁架，被暴力質詢，及最長被關禁六個月之久。如是所取得的證供可想而知並非是基於事實證據，而是關乎黨內部複雜的秘密議價，後在某種考慮下被確立罪名，最終還只會送交國家法律部門裁決。這樣看來，所有事情其實老早已有決定，而審訊只不過是一次儀式而已—只有判詞部份有時會有酙酌的餘地。

最大的諷刺是黨本身才是所有貪腐的根源。她總是在公共視線下進行著繁複的工作。在圈內，黨高層與國家機關以至工廠主管，都透過一種叫「紅機器」的電話網絡來溝通聯繫—擁有其中的電話號碼便毫不含糊地反映出你的地位。有一副部長曾告訴McGregor，指「超過半數經由『紅機器』所接到來自高層官員的要求，他們幾乎都不約而同地問道：『可否為我的兒子、女兒、外甥、姪、表、朋友等等找一份工作？』」

在每隔八年一次的黨大會上，新的中央權力班子名單便會被欽點地產生—九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成員。整個甄選過程包含著幕後複雜的商議。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名單前夕也不會知道誰最終會被任命。直至最後一刻，代表們行禮如儀地被邀請從名單中投票選出新班子。新管治班子亦會在一致通過中誕生。黨內最高權力管治核心有三個崗位（也不是一定的）：國家主席、黨總書記及中央軍委主席（軍隊首長）。後兩個位置要較第一個位置重要。而人民解放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實體，承毛澤東的話，是「黨指領槍杆子」。在資產階級國家中，軍隊一般被假定為非政治性、政治中立地維護憲政秩序的；但在中國共產黨中，如此去政治化的軍隊將會帶來不可想像的危險，因為軍隊正是國家服務於黨領導下的保證。若事情是這樣運作時，整個結構其實是依杖著權力與協議的碎弱平行關係。因為黨是在法以外行事的，故此一套複雜不成文的管治規則使人跟隨著黨的領導。

黨國的概念不能再在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中行駛出公義：因為在黨與國之間常常存著縫隙，而黨又像是國家的影子一樣在指點江山。異見人士要求著一種與國家保持一定距離的新政治，但他們卻沒有識辨出其實黨正是這道距離：她（黨）包含著對國家的基本不信任，彷彿所有機制與運作都要無時無刻得到黨的管理、監控。真正的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者絕不充分接受國家：他接受代理的必要性、免於法律的約朿，以使她有足夠權力來指導國家的活動。

這個模式肯定會被批評為不民主。在作為民主模式的倫理—政治的取向下，黨至少在形式上被要求低於國家機制，使她能符合「民主的要求」。這裏其實忽視了一個事實，就是在「自由」社會中，宰制與束縛是在「去政治化」的經濟財產領域及管治權力下運作的。那麼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機器保持一定的距離，並在沒有法律約束下行使其權力不是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嗎：「非法」活動並不一定要在市場的旨趣下才能進行的，有時候，也在工人的旨趣中發生。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中國的時候，本能地反應下，中國應跟隨西方銀行的危機處理方案，嚴格地削減向期望進一步擴張公司的借貸。但非正式地，也沒有法律的合法允許下，中國共產黨簡單地指令銀行放寬信貸，結果成功地維持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另一個例子，西方政府投訴其國內工業未能在發展綠色技術上與中國競爭，皆因中國公司獲得了政府財政上的支助。但這樣做究竟有何不妥呢？為何西方不直接跟隨中國去做同樣的事情呢？

但是中國沒有新加坡、也不是新加坡：中國不像一個獨裁管治的穩定國家，能保證社會和諧，和資本主義在規管下繼續運作下去的穩定國家。每年由工人、農民及少數群體組織，最終被警察和軍隊鎮壓的有成千宗的抗爭。毫不奇怪官方的宣傳強逼地堅持提倡和諧社會的觀念：這個十分過剩使我們看到混亂和失序這另一反面。我們應該緊記斯大林式詮釋根本原理：鑑於官方媒體不公開地報導問題，所以最有效去探測它便是注視在國家宣傳中的補償性過剩：愈多談「和諧」，便表示愈多混亂和對立在現實中發生。中國是勉強地受控著，然而危機卻可一觸即發。

仇恨之策略性與正面性

余在思 — Mon, 11 Oct 2010 17:09:12 +0000

社會談「仇富」看來愈講愈熱。為此，我重讀了Slavoj Zizek, Living in an End Times，裏面有一篇章談Anger，其中就講到仇恨，並引用耶穌的講論來演繹。這個部份很有趣，值得細讀。

仇，都是負面的嗎？
問這個問題，我的預設答案當然是否定。早前獨立媒體舉辦的「離線沙龍」，題目是「仇富：改造社會的新力量」。席上各講者均從社會發展脈絡、情感政治、工人運動幾方面，肯定仇之力量確實可以有正面的效果。況且，仇是一個自然的反應，在受壓逼中作出保護性或反抗性回應，除非你接受被人打死罷就，一點求生意志也沒有，否則，仇在受壓的情況下還是正當和合理的。當然，齊澤克好像嫌這樣的條件反射還不夠，因為在他看來，條件反射或者都可能包含要重新思考的意識形態操作。說得清楚一點，這些不證自明的反應，在齊澤克的政治哲學思想中都是要進行更基進的批判，才能側視實在（Real）。亦因為此，他在上述的仇恨反應中，會再度推演出類近甘地的非暴力（超暴力）抗爭才罷休。這個例子在他之前的著作Violence中用過。而在Living in an End Times中，他則以In Hell來解釋：在一個腐敗的後蘇聯監獄，主人公拒絕獄卒要求囚犯互相打鬥作為娛樂的要求。

更基進的仇：愛
齊澤克直接地說出仇為何物，他的答案是「愛」。這愛是希臘文的agape。對一般返過教會上過下主日學的基督徒來說，應對這agape絕不感陌生，因為它多是用來說基督犧牲的愛的。這愛與phileo和eros一不同，後兩者依次被理解為友情之愛和肉慾之愛（雖然希臘文使用上，phileo有時跟agape沒有明確的分別。而按熟悉希臘文的學者指，agape的意思是要表達一種action-driven love，它之所以崇高應是建基於其崇高的行動‘the nobility of the love depends on the nobility of the action.’）。但齊澤克將agape解作政治的愛，或革命的愛。它包含的就是一種事件、行動發生的力量。

Violence is already the love choice as such, which tears its object out of its context, elevating it to the Thing. (p. 99)

這愛，在耶穌的兩段講話中得到了說明。第一段是馬太福音10:34-39；路加福音12:49-53, 14:26（相似的記載）；第二段則是馬太福音5:38-40。先談後段。經文大意是指有人打你右邊面，連左邊都給他吧！根據初世紀猶太拉比的解釋，耶穌的教訓絕不是妥協的行為，反倒這建議極具挑釁性。因為右邊面被打，大多情況下是對方用右手的手背來打，這種做法是對被打者的羞辱。其實這羞辱方式包含了階級的差別。經文會說不要與惡人作對，這些惡人肯定不是一個你可以「還拖」的人，故此，被打右臉之後，轉過來給他打左臉，其實是要取得「隻抽」的平等位置。換言之，若被打者轉過面來，連左邊也給掌刮，那末整個階級的關係便不同了。

我立時想到一個情境，一個人被他的主人以反手掌刮他的右邊進行羞辱，這個被打者（可能是奴僕），將左邊臉轉過來，他所要求的，其實是「夠薑就隻抽呀！」這是對於階級定形下的不平等但理所當然的欺壓的一種抗爭。而這種抗爭的爭取方法不是立即的「還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而是一種極有可能被理解為「妥協」的態度。

耶穌這樣的回應，在他後來上十字架的路途中獲得了清晰的表現。耶穌基本上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走上十字架。就是有人笑他「若是神的兒子，咁堅，從十字架上跳落黎呀笨！」耶穌的回應卻不予理睬。他在面對無理對待時，他是靜止或被進一步試探的。這不是說耶穌就在一般理解下表現妥協或怯儒，恰恰相反，他在拒絕由施壓者所設定的遊戲規則，將之懸擱，這種表現要反抗的，不是那羞辱的反手施刮，而是對整個制度的堅拒。宣告無效。

另一段經文（即上文提的第一段），其實是一段耶穌差遣門徒去傳道的經文。當中提到門徒的仇敵不是別人，而正是其摯親。這段經文充滿我們所理解的暴力成份，至少，耶穌會說，他來不是要帶來和平，而是挑啟仇恨。這是對仇恨的一次肯定。我看要理解這段經文，也得看脈絡。當時，耶穌並未上十字架，未死，更未復活（信不信復活這倒不重要，因為在齊澤克或Badiou裏，他們已將復活升至一個「不可能」的位置，其中也是「不可信的」；而這「不可信」的對立面卻是一般的知識系統，即意識形態的矩陣），所以我認為耶穌的講論是有時間性的。我們不應、也不能將這段耶穌的教導看為否定追求和平的教條。反倒，我們從耶穌的復和大業中，應把仇恨或不太平（針對ground zero而言，這是齊澤克所理解的暴力）理解為邁向和平的一個必要策略（這裏的必要性並不一定是動刀動槍的，而是對現行制度堅拒說不）。

以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事可以窺看到一點證明。劉曉波，沒有拿起刀槍來反對政權，反倒以文字及發起《零八憲章》，被判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以言入罪。我們可以看到的，不是劉曉波的無力，而是從他堅決留在中國國土內抗爭，以筆代刀槍的書寫，正正是一個為政權帶來困擾的舉動，因為他不是依著那套一般性合理的理解而被定罪的。他的入罪被囚，正是對法律的荒謬又一次的真正挑戰。

我們不應把暴力視作為一種終極的抗爭目標，因它是有其限制的。以齊澤克近年對意識形態描寫的走向來看，以暴易暴只不過是塘水滾塘魚，是沒有出路的，反而往往是對政權的暴力作出無力及無奈的妥協，只在循環中繼續其系統的敗落。

若將經文放進「仇富」的討論中，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從耶穌所提出與一般對基督信仰被理解為和平、甚至怯儒的一種相反的理解，試圖把問題本身的問題帶出來，即為真問題劃出一個被提出來的空間，還有，耶穌這看似難以理解的教導，也能打開一個要建立與現有意識形態所不同的別的選擇來。當然，被掌刮右臉後轉左臉才給掌刮，並不再是今天我們的經驗。然而，耶穌的教訓要帶出來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思考卻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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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譯]齊澤克：土著的回歸

阿野 — Fri, 05 Mar 2010 19:33:48 +0000

占士金馬倫的《阿凡達》，訴說一個傷殘的前海軍的故事：他被派往一個遙遠的、住著藍色皮膚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務是滲透該族群，以及游說他們讓其主顧開發該星球上的天然資源。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生物控制技術，主人公終於操控得到一個年輕的原住民軀殼，即其「avatar」。

這班原住民極具靈性，並與大自然和睦共處（他們能把一條由自己身體長出來的尾巴裝東西，插進馬兒或大樹裡，與牠們溝通）。可以想像，男主人公當然會與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愛，然後拯救該星球，協助他們把人類侵略者掃出家門。電影的結局，主人公甚至將其靈魂由他殘缺的軀殼，轉移到原住民的軀殼，破釜沈舟地成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電影的3-D效果，加上其結合真實演員及數碼動畫處理等，應令《阿凡達》與《Who Framed Roger Rabbit》 (1988)及《The Matrix》 (1999)等相提並論。上述電影，主人公都被卡於日常的現實及一個想像的領域——即《rogerr rabbit》的卡通世界，及《the matrix》的數碼現實——還有《阿凡達》的星球裡被數碼處理過的日常現實。不能不察的是，《阿凡達》的敘事雖然表面上是在同一個「真實」的現實裡發生，但我們需處理的——在根本的符號經濟的層次上——究竟是兩層現實：一層是見怪不怪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另一層是住滿原住民，在大自然過著近親相姦的生活的幻想世界。（千萬別將這層現實與真實地被剝削的人民的悲慘現實混淆）由此觀之，電影的結局就是主人公徹底地由現實移民到幻想世界，如在《the matrix》裡，neo決定重新沉浸回到母體裡。

然而，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更「真誠」地接受現實世界，從而否定《阿凡達》。事關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減除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我們並不是要從「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選擇幻覺」裡二選一：如果希望改變或逃出社會現實，我們首先是要改變幻覺，因幻覺把我們妥妥貼貼地裝嵌在現實裡。正因為《阿凡達》的主人公並沒有達成這改變，所以他的主體位置，不過是拉康就薩德所言的「被其幻覺所騙」（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因此，不難想像，若《阿凡達》有續集的話，大概會是幾年（或…幾個月）的幸福過後，主人公開始感到某種奇異的不滿，甚至開始想念那個腐敗的人類世界。不滿的產生，不僅因為再完美的世界遲早也會令我們失望。完美的幻覺，正正就是因為其完美，才令我們失望：完美意味著我們——帶著這幻覺的主體——在其中根本沒有位置。

[……]

金馬倫的前作《titanic》，真是一套郵輪撞向冰山的災難片嗎？要留意的是災難的一刻：撞船發生的一刻，正是在兩人確認其感情關係並回到甲板之後。更要命的是，在甲板上，當女主人公告訴其愛郎，當船到紐約後，她便會選擇隨他遠走高飛，情願與她的真命天子過咸魚白菜的生活，也不要虛偽、腐朽的上流社會生活。

正正在這一刻，船便撞向冰山了，彷彿要防止其實竟無疑問將會發生的真正災難。真正的災難是甚麼：當然是到達紐約後兩小口的生活。我們當可大膽假設，日常生活同住之難，會將他們之間的愛摧毀。換言之，撞船的發生，不過是為了拯救他們之間的愛，維持某種幻覺（即如果撞船不發生，他們便會永遠快快樂樂在一起）不致破滅。在最後一刻，男主人公難道不是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暗示嗎？當他凍得快要嗚呼時，女主人公竟然是抱著浮木安然無恙。女主人公知道她快要失去愛郎時，一邊說「我不會放棄你的！」說時遲那時快，她一手便把男主人公推開了。

為何如此？因為男主人公功成，便身退了。最表面的愛故事之下，《titanic》其實還有另一個故事要說：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女的身份危機。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迪卡比奧因而不只是她的愛郎，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個「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復原她對其身份的自覺，與及人生目標。他凍死於北大西洋前的說話，並不是與愛人臨別的話語，而是一個傳道人的訊息，忠告她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不應輕易被金馬倫膏淺的「荷理活馬克思主義」（即他粗陋地標榜草根階層，以及卡通化處理富人的殘暴和貪念）騙倒。他對窮人的同情下其實還有一層反動的迷思，這迷思最早於 Rudyard Kipling的Captains Courageous已完整地展開。故事指一個面對危機的年輕富人，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實牙實齒貧困生活後，終於回復其生命力。換言之，潛藏在他們對窮人的慈悲裡的，其實不過是吸血鬼式的剝削。

今時今日，荷理活看來已逐漸拋棄這種生產情侶的方程式。dan brown的angel and demon無疑就是首部改編流行小說的電影，把小說裡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愛場面在電影版本裡刪掉。荷理活原有的傳統恰恰相反：小說原本沒有的性愛場面，電影版本都會加插進去。

[……]

《阿凡達》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而成為大王的故事，其忠誠地追隨傳統的生產情侶方程式，其對愛的幻覺的深信不疑，令之成為一個意識型態上保守、守舊的電影。而其高超的電腦特技將這根本的保守性深深的埋藏。然而，不難發現的是，埋藏在這政治正確的主題（老實的白人支持環保的原住民，抵禦「軍事－工業」複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下的殘暴種族主義母題：一個下身殘廢而被地球拋棄的人，有能力轉個頭便便羸得美麗的原住民公主歡心，並協助一班土著保衛其星球。電影告訴我們，原住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消滅。換言之，他們若不選擇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便得乖乖飾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正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不足三星期已大收十億美元），一件與《阿凡達》劇本何其相似的事情卻在發生。印度的住著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人的奧利沙邦（state of orissa）北邊的山區，被賣了給礦業公司，並計劃大肆開採當地豐富的鋁氧石（該礦床估計價值四萬億美元）。拒絕坐以待斃，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 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Arundhati Roy於《印度現況》雜誌裡，如此描述這幫毛派的游擊隊：

… 幾乎全部由窮得絕望的的部落人民組成，他們活於長期飢餓的狀態——那是比得上非洲撒哈啦沙漠南部地區程度的飢荒。他們在印度所謂獨立六十年後，仍然未能獲得任何教育、醫療和法律補償。幾十年來他們不斷被無情地剝削，小商人持續地欺騙他們，警察及林業部門的人員像攞正牌地強暴他們的婦女。一直以來，因為一批毛派的同志與他們一同生活、工作及並肩作戰，他們才能走上一條奪回他們尊嚴的道路上。部落人民今天拿起他們的武器，也是因為政府一直以來除了給他們帶來暴力與忽略之外，甚麼都沒貢獻過，今天甚至還要奪走他們唯一的財產——土地。……他們相信若今天再不為土地而戰，便無異於被殲滅。這班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部隊，當中好一部份士兵連火車、巴士和小鎮都沒見過，現在正為生存而戰。

印度總理把這叛亂形容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把他們描述為極端地反對發展，媒體也不再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了，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的「赤色恐怖主義」。無怪乎印度政府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府印度中部森林裡的「毛派大本營」。在這場戰爭中，兩方的確都訴諸大型武力，而毛派的「人民公義」也不是省油的燈。然而，對於我等自由派的品味，無論這裡的暴力是多麼惹人討厭，但我們卻無任何資格譴責之。為甚麼？他們的狀況，正正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烏合之眾：印度納薩爾派的反叛分子是童叟無欺的饑民，他們連生命最低限度的尊嚴都被剝奪。

此情此景，金馬倫的電影有甚麼位置？沒位置：奧利沙沒有矜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及幫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聲名狼藉的毛派在組織饑民。電影讓我們能操作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區別：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時否定人民真實的鬥爭。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觀眾，有所有理由在恐懼中否定納薩爾派份子，把他們打成殺人成性的恐怖主義者。真正的na 'vi族人軀殼其實就是《阿凡達》本身——電影已經替代了現實。

原刊：三月四日new statesman

[節譯]齊澤克：柏林圍牆之倒塌二十年

阿野 — Tue, 10 Nov 2009 18:36:11 +0000

（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經譯者節錄及加上小標題）

今天是柏林圍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紀念。在這反思的時節，許多人都強調當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質：夢想終於實現了，一眾共產政權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糊塗，早幾個月還完全不能想像的情況，旦夕間便發生。在波蘭，誰又能想像會有自由選舉，誰又能想像萊赫‧華勒沙（前團結工會的領袖）能真的當上總統？

可惜，接手的資本主義民主現實，卻將絲絨革命朦朧的神聖無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發洩其理直氣壯的失望：有些人表達他們對共產主義年代的美好日子的鄉愁；右派則發動民族主義的民粹運動；更新近的，則表達為遲來的反共妄想症。

比較有趣的是近年於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復辟的反共浪潮。二零零六年秋天，反對執政社會黨的大型示威把匈牙利折騰了好幾星期。反對者把經濟危機，歸結為因為執政的是共產黨的承繼人。雖然國家的領袖乃是民主選舉產生，但示威者否認其統治的合法性。尤有甚者，當警察出動回復市面秩序，有論者則把情況比喻為一九五六年的蘇聯軍隊鎮壓反共叛亂。這浪反共的恐慌，甚至慢延到符號領域。二零零八年六月，立陶宛立法禁止公開展示鎚子和鐮刀等共產主義像徵，連蘇維埃國歌也在禁止之列。二零零九年四月，波蘭政府建議將對極權主義宣傳的禁制，延伸到共產主義的書刊，衣服等其他物品：不要穿哲古華拉的tee，隨時拉得。

在斯洛文尼亞，難怪民粹的右派對左派最大的攻擊，就是舊共產政權的「殘餘勢力」。如此令人窒息的氣氛裡，任何新形勢和新挑戰都被化約為舊鬥爭的重複，有些極端的說法（不止斯洛文尼亞，有時波蘭都一樣）甚至認為，同志平權運動及墮胎合法化運動，都不是過是邪惡的共產主義意圖令國家道德淪喪的陰謀。

誤認再誤認

反共力量的復辟，究竟是哪裡來的力量？在這些國家，不少年輕人對共產黨統治甚至連基本的記憶都從缺，這批反共「老鬼」何以突然咸魚翻生？這波新興反共力量的回答，一句到尾：如果資本主義真的遠勝社會主義，為甚麼我們今天仍然活得如此可憐？這話的意思是，許多人根本不相信他們已活在資本主義之下，認為他們並未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他們有的不過是騙人的面具。變天前的邪惡力量仍然把扯線公仔的線牢牢地拿著，一小撮前共產黨員偽裝成新的資本家及管理層。換言之，鐵幕倒下是假的，所以需要另一次起義，革命必需重複。

這批遲來的反共分子未能洞悉的，其實是他們對當下社會的印象，與哪怕是最傳統的左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印象，竟然不謀而合：形式民主遮蔽了政治由少數富人操縱的事實。換句話說，新生反共分子無法明白，被他們批評為倒錯的、偽資本主義的，恰恰就是資本主義本身。也有批評指，當舊共產政權倒台，相比起民眾運動的異見份子，幻滅了的前幹部往往更適合成為新資本主義的旗手。當新的反共英雄還在夢想一個更公義、誠實和團結的新社會時，前共產黨幹部已是不惜一切使出他們新舊的下三濫手段，務求令自己儘快投入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劃，與及市場效率冰冷無情的世界。

更刁鑽的難道不是以下這些共產主義國家麼：一方面讓資本主義盡情綻放，另一方面卻緊緊抓著政治權力。論這種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程度，恐怕連西方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猶恐不及。在這種瘋狂的雙重顛倒中，資本主義表面上是壓倒了共產主義，但這場勝仗的代價，卻是資本主義在自己家的大廳裡，被共產主義者狠狠擊敗。這就是中國今天為何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資本主義與民主，向來都被認為是雙胞胎。到今天眼見資本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遍地開花，許多論者還相信政治民主最終會降臨神州大地。

若這中國版本的威權資本主義，最終證實是比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更為有效，更為有利可圖，怎麼辦？若果民主不再是經濟發展必然和天生的好拍檔，而是其障礙物，又怎麼辦？果真如此，那麼在後共產主義國家裡，對於資本主義的失望，便不應該輕率地視為人民不了解資本主義真貌，這不是他們對資本主義有著「不成熟」的期望的簡單訊號。

無怨無悔的烏托邦

當前東歐人民反抗共產主義政權時，大部份人並不是要求以資本主義取而代之。他們希望的是在沒有國家的操縱下過自由的日子，隨心所欲地相聚談笑；他們希望過簡單而真誠的生活，擺脫腦殘的意識型態灌輸，攞脫人云亦云的犬儒虛偽。許多評論已敏銳地指出，反對者心目中的理想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取材於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人民所渴望的——以較為恰當的字眼來表達——其實是「具人性的社會主義」。這種態度，值得回眸細看。

我不禁想起victor kravchenko的一生。這位蘇維埃工程師，一九四四年出差到華盛頓是叛變了。他寫了一本賣得洛陽紙貴的回憶錄《我選了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本關於史大林恐怖統治的第一身記錄，當中包括一九三零年代初於烏克蘭的大規模饑荒的詳盡記錄。當時他還是個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徒，也有份協助推行集體化。

他最為人熟知的，也許是他於一九四九年控告法國一份周刊誹謗，誰周刊指他為酒鬼及毆打妻子，又謂他的回憶錄不過是美國情報部的宣傳工具。在巴黎舉行的訴訟，出庭的包括蘇維埃的軍官及俄羅斯的農民，一場本是個人的訴訟，竟成為了對史大林統治的控訴。官司他是贏了，但當全世界還在把他捧成冷戰英雄時，他卻旱地拔葱地抨擊麥卡錫的政治迫害：「我深切地認為，與共產主義者及其組織的鬥爭，絕不能夠，亦不應該訴諸共產黨人使用的手段及形式。」他警告美國人：「以史大林的手段對待史大林主義，最終只會落得變成無異於自己的敵人」。

kravchenko 後來亦對西方世界的各種不公平越來越敏感。繼《我選了自由》，他寫了一本續集《我選了公義》（《i chose justice》）。他在波利維亞實驗剝削較少的集體主義，在那裡，為了組織貧窮的農民他把錢都花光了。打擊太大，他自此退隱江湖。一九六六年，他在紐約的家中吞槍自殺。

是否離題了？當我們都被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欺騙，復被廿一世紀的資本主義幻滅，我們只能寄望往後浪奔浪流的Kravchenko，與及他們更好的下場。找尋公義，難免由零開始。我們需要論述新的意識型態，當然也難免被貶為危險的托邦，但這不啻會令被支配的絕大部份人從資本主義的幻覺中驚醒。

[齊澤克]：革命份子今天是甚麼意思？（撮譯）

阿野 — Mon, 31 Aug 2009 15:29:59 +0000

marxism 2009
a festival of resistance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日

讓我以阿當諾開始。當他討論黑格爾時，首先便否定了某種高高在上的問題：黑格爾的哲學有甚麼還是生龍活虎，哪部份已是明日黃花？以阿當諾的看法，這問題假定了一個指點江山的裁判位置優雅地說：okay，這部份還有現實相關性，諸如此類。但阿當諾認為，面對一個真正偉大的哲學家，並不是問他還能告訴我們甚麼。剛好相反，應該問的是我們當代的情況在他眼中會如何評價，我們的年代，在他或她的思想裡表現得如何。

對待共產主義應如出一轍，不要問路人皆見的愚蠢問題：共產主義是否還切中要害？是否還是有用的分析及政治實踐工具？相反，應該問：如何從共產主義的視角看待今天的困境。這就是新和舊的辯證法。那些每星期生產如「後現代主義」、「風險社會」、「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等新概念，偽裝協助我們把握新形勢的人，才是對新形勢零理解。要在云云所謂「新事物」中了解甚麼是新事物，就要分析當今到底發生甚麼事，我們要在人云亦云已過時的事物中辨認出甚麼才是永恒，這就是分析所需要那片透視鏡。

借巴迪烏（alain badiou）的概念，如果共產主義是一個「永恒的觀念」（eternal idea），那麼其運作的性質就是黑格爾所謂的「具體的普遍」（concrete universality）。其「永恒」所指的，不是一系列可以應用於任何情境的抽象特徵，而是它可以在不同的歷史環境裡被重新創造。所以，我的第一個結論，就是若要認真對待共產主義裡永恒的元素——亦即歷史上所有徹底解放的驅力，即使是遠古的斯巴達也好——我們需要透過不斷新創造來保持其生命力。

尤其今時今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共產主義彷彿已成過去，我們需要對這「斷裂」思考到底思考到極限，這會是任何新開始的基石：我們需要在開始的地方重新開始。所有的對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社會的鄉愁，我甚至想斗膽說，任何對直接民主的鄉愁，都應該批判地檢驗。我們亦應該放棄那種（左派智識份子特別嚴重）陰魂不散的鄉愁誘惑：有些地方正有進步情況發生。例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不錯，我們的情況糟得有如臭屎，但俄羅斯那邊風風火火哩！意思其實是，我可以在大學裡繼續享受高薪厚祿，但其實我身在曹營心在俄羅斯的…中國和古巴就是我年輕時候的俄羅斯，恕我可能傷害在坐一些朋友，今天我在一些人身上看到把拉丁美洲「俄羅斯化」的傾向，彷彿他媽的那就是我們的夢想！不！查維斯等其他人，若我們真正敬重他們，就要對他們保持冷血無情的批判性，這是唯一認真對待他們的方式！

第二點：要成為真正革命共產主義者，需要判辨資本主義本身的主要問題。甚麼意思呢？不是浮泛的生態環境破壞、極權統治、甚至不在於種族主義及性別主義，主要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的「總體性」（totality）。聽來可能很烏托邦，但終極的目標，正是克服是資本主義，拒絕其人道主義的面具。一如許多左派也曾經寄望戴人道主義面具的社會主義，今時今日許多左派智識份子正是與人道主義的資本主義跳探戈——這顯然是不足夠的。

作為革命的共產主義者，這就不能妥協的底線。即使人道資本主義有許多面貌——多些寬容多些福利，我們需要拒絕；可能又會冒犯到一些朋友，但同時也要拒絕民粹的敵對運動。老實說，即使我很尊重一些拉美朋友，但卻不接受甚麼南美的部落直接民主，更不要回歸那種狀態，絕不！我們需要是絕對的現代。我的論點是，烏托邦不僅是保守主義者要求回到已被浪漫化的過去，某些自由派的所謂實用觀其實同樣烏托邦：問題其實能一步一步逐進的解決。當有人提出根本問題，一般得到的回應：盧旺達天天都有人餓死，還反甚麼帝國主義？又或者，讓我們解決此時此地的貧窮問題，忘記甚麼全球資本主義的理論問題吧！坐言起行吧，秒秒都有人餓死啦。諸如此類。

美國神學家john caputo曾大力批判我和巴迪烏，他寫到：「如果美國的政客能促成全民醫療保障、改善財富分配機制、限制金融機構競爭、全民投票權、保障外傭等諸如此類，如他們能有效限制資本主義的政策，我就滿意了。如果這些都做了，齊澤克和巴迪烏還認為有隻資本主義怪物在跟蹤我們，那我最多只能打著呵久問候那頭怪物。」

問題不在caputo的結論。如果資本主義能實現他所提議的，傻的也不會有異議。我認為問題出於他那烏托邦的假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座標上，他的提議是能實現的。社會各種失靈的情況，難道只是資本主義裡偶然的出錯和短路嗎？非也，這是結構性的必然。神學家的說法只不過是夢想，沒有癥候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夢想。如果在所謂正常狀態不能一步登天，凡事要漸進要逐步，革命形勢的其中一個定義，就是所謂的正常狀態失效了。當然我們要把握所有機會，策略性地與甚至自由派結盟捍衛民主的權利，但也不能不防上述共謀的情況。

作為總體性的全球資本主義，產物包括宗教原教旨主義。舉例。媒體每天渲染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威脅，轉眼自由派又來騎劫說：你看又割包皮又甚麼的，還不是原教旨主義的魔鬼？但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問：這些宗教原教旨主義哪裡來的？原教旨主義的興起，難道不是與穆斯林世界的世俗左派衰落齊頭並進嗎？今天人人以為阿富汗是極端原教旨主義國家，我們老人還記得，但誰又知道三四十年前阿富汗是世俗傳統極強的國家，還有獨立於蘇維埃的共產黨！我想提醒自由派，事情不是有食古不化的恐龍級宗教既得利益喪屍抵抗現代化，而是在全球資本主義染指阿富汗時順手把宗教改變，原教旨主義只是產物。

美國難道不是一樣嗎？當然美國是全球資本主義化，但thomas frank曾討論過堪薩斯州——美國版自家釀製的阿富汗（眾笑）。不要笑，70年代的堪薩斯州乃是左派激進民粹運動的基地，反種族主義甚麼的，許多都萌芽自堪薩斯州，今天轉眼已成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基地。

下一個論點：重新創造共產主義的迫切性，亦意味不能愚忠於共產主義的教條。我們需要在自身的困境中找出導致困境的動力，找出全球資本主義無法化解的對抗性環節。今天的形勢，不僅不足以說服我們棄置「無產階級」這概念，恰恰相反，形勢要求我們激進化馬克思意義的「無產階級」：被剝削的勞動、被奪去他自己的勞動成果諸如此類。這概念應被激進化至超出馬克思未曾想像的存在層次：我們的存在被剝奪了內容。生態危機難道不是某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化的結果嗎？我們存在的大自然物質（substance）難道不是正在被褫奪嗎？關於知識產權的體制，難道不亦是褫奪我們的存在的符號物質嗎？基因技術的操弄，又難道不是褫奪我們存在的基因遺產嗎？例子舉不完。要更新馬克思，在這意義下，也就不是要作出無厘頭的妥協，而是要將他「無產階級化」的觀念推至極限。

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我幾乎要恬不知恥地把討論提升到「啟示」（apocalyptic）的層次：有人提過某種「弱共產主義」（weak communism），我說若有強力的軍事後盾則還可以接受（笑）。我說同意「弱共產主義」，是我不信甚麼最後審判之類，但各種基因改造、生態危機等，不是彷彿共同地指向某個末世的臨界點嗎？許多類似的元素，足以讓我們開始進行分析，這就是我認為今天作為革命共產主義者的起點：辨認地球上各種無產階級化的維度。

讓我舉經驗的例子。食物的世界有甚麼問題呢？針對大企業的運動無日無之，但有些沒人知的事情悄悄在發生。已發展國家，現在大規模地購買，或以99年的長度租用第三世界最肥沃的土地。最近才知道，馬達加斯加近一半的土地，已被南韓一批企業購下了，新的饑荒問題摩拳擦掌，大家拭目以待了。

我想以一則軼事加個小故事來完結。有時意想不到的盟友能在鬥爭裡作出支援。蘇維埃前外交官victor kravchenko，如你和我同樣一把年紀可能聽聞過，背叛蘇聯後，1944年他在紐約寫了一本著名的回憶錄《i chose freedom》，第一本認真紀錄史大林暴政的回憶錄，記載了kravchenko也有參與錯誤的集體化，大饑荒等。1949年他到巴黎控告一份法國報章污衊他，蘇聯派來大量證人，包括他太太也出來指正他貪污酗酒等。（譯按：法庭結果判kravchenko得直）關於kravchenko的正史記載到此便結束了——冷戰首屈一指的人物，反共第一人等。鮮為人知的，是他得直後，卻開始擔心麥卡錫的政治逼害，甚至發表警告指這會只令對手像聽到老兵的號角般重整旗鼓。他也越來越擔心西方的各種不公義，同期他亦發表了一本沒人知道的書，《i chose justice》。他希望實踐一種較少剝削的生產模式，冥冥中他到了玻利維亞，把所有錢都花在組織貧農和建立合作社。後來政局有變他便歸隱，六十年代初被發現死於他在紐約的家中。他不是給kgb暗殺，而是因絕望而自殺——足證kravchenko對蘇維埃的否定，乃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抗不公義的行為。我們需要這樣的人，一個走到極限而能穿越所有幻見的人。

來到結論，說一個下流的小故事，保證下流。蘇維埃年代的異議人士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自嘲其異議行動的無意義。十五世紀時，俄羅斯還被蒙古統治，有一個農夫和他太太正在一條沙塵滾滾的路上。有個蒙古騎士經過，對農夫說：我要幹你的太太，但因為地上太多塵，麻煩你幫我逗一逗我的睪丸，我不想弄得沙塵滾滾。騎士完事後離開，農開始大笑還要跳跳扎。太太火都黎，說笑甚麼你太太我剛給人狠狠地毫無憐憫地幹完！農夫說，他中計了還懵然不知，我根本沒逗過，他的睪丸現在塵土飛揚！這個苦悶的笑話，是嘲笑異見者自以為很爆炸性，其實不過是為當權者的睪丸加些塵土作點綴。今天的批判左派會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呢？自己以為極具顛覆性，其實不過…

我們的任務是要多走一步。今天的命題，不是為掌權者的睪丸添塵，而是，狠狠的把它們切除。別太悲觀，這可以在一個恰當、和平的意識形態鬥爭中發生，當權者甚至不會意覺，甚至還繼續邊操邊叫，只不過突然會變成慘叫…謝謝！　

特選答問：

最後的笑話是否恰當？

我想了很久是否說這笑話。第一個原因是，若有留意內容，我絕對沒有嘲笑被強奸的太太。恰好相反，笑話的原理是指向那些所謂進步知識份子的自戀，他們對農夫太太的受難完全視而不見，這是整個笑話的核心！

難以消解的恐怖苦難發生了，仍然，我們笑穿肚皮。我自己的經驗，真正的鬥爭：有在薩拉熱窩的朋友告訴我，你該怎麼怎麼做！我也有朋友在那裡被強姦被槍殺，你叫他們怎生存？但你不知道，當薩拉熱窩被進攻時，就是凶殘沒人性的笑話的大肆流通的黃金時候，曾遭侵犯的婦女告訴我：要繼續活下去，便不要老苦著面說自己怎樣苦怎樣受害，反而要把困境當成笑話一笑置之！這才是真實生活，不是甚麼知性的消遣！

我想避免的倒是另一種情況，寫了在希治閣那本書裡。南斯拉夫打仗時，當時1992年，我在加洲開一個希治閣的學術會議。有人突然攻擊我，說你國家打得屍橫遍野，怎麼你還在此風花雪月希治閣？我當堂怒不可遏：我不可以，難道你就可以了？我作為前南斯拉夫人，就只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嗎？只能不斷複述我的苦難嗎？荒謬！何不交換位置？我就是要講希治閣，苦難何不由你來說？如果說那笑話產生了冒犯，我衷心道欺。但我也由衷相信，只有有真正的團結和友愛裡才可分享笑話。遭侵犯的婦女才不是受害人，她們是想拿小刀把睪丸割下的人！當農夫以為自己很精靈的時候，應該有人遞把小刀給太太…謝謝！

想原汁原味看齊澤克手舞足蹈擦鼻沫汗，就直接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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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齊澤克：貝盧斯科尼在德黑蘭﹝下﹞

朱凱迪 — Mon, 24 Aug 2009 07:07:36 +0000

原刊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1 No. 14，未看翻譯上半的朋友請到這裏。

巴迪烏﹝Alain Badiou﹞提出如何區別兩類﹝或者應說是層次﹞民主中的貪腐：第一類「經驗上的貪腐」﹝empirical corruption﹞，即是我們通常對這個詞的理解，但第二類源於民主的形式本身，此形式怎樣將政治退約成私人利益的討價還價。這個區別顯現於，當一名誠實的「民主」政治人物在打擊「經驗上的貪腐」時，同時間卻維持了另一種貪腐的正式空間。﹝當然，也有反過來的，即政治人物為了「善之獨裁」﹝dictatorship of Virtue﹞而行「經驗上的貪腐」。﹞

巴迪烏在《薩爾科齊的意義》﹝”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書評見這裏﹞一書中寫道：「若將民主解作代表權，那麼首先它就是支撐其形式的普遍系統的代表。換句話說：選舉民主的代表性只限於首先作為資本主義──或者今天說的『市場經濟』──的公認代表。這是其根本的貪腐。」在經驗層次上，多黨自由民主制「代表」──反映、記錄、量度──人民意見的量化分佈，以及人民就政黨提出的計劃及其候選人等等的看法。不過，從更激進和「超越」的意義看，多黨自由民主制「代表」──標誌了──某種對社會、政治及「人民在其中的位置」的眼界。多黨自由民主制「代表」着對社會生活的一種確切的眼界，其中的政治組織方法是黨派在選舉中競爭以控制國家的立法和行政機構。這個超越的框架從來不是中立的──它重視特定價值和做法──這在危機和冷漠的時刻、當我們經驗到民主制度無力記錄人民的所想所望時便顯明了。例如在二○○五年的英國大選，雖然貝理雅愈來愈不受歡迎，但這種不滿卻沒法尋到政治上的表達。很明顯，這裏出了大問題：不是人民不知道自己想什麼，但犬儒心態、或屈從，妨礙他們付諸行動。

這不是說應該鄙視民主選舉；只是要強調，它們本身不是真實事態﹝the true state of affairs﹞的指標；按規矩，它們傾向反映突出的民意﹝the predominant doxa﹞。舉一個沒有疑問的例子：一九四○年代的法國。就連法國共產黨第二號人物杜克洛﹝Jacques Duclos﹞都承認，若那時舉行自由選舉，貝當元帥﹝Pétain﹞會贏得九成的選票。當戴高樂拒絕承認法國的投降協定繼續抵抗，他宣稱只有他，而不是維希政權，才是代表真正的法國發言﹝注意，不是代表「大多數法國人」﹞。他宣稱自己講的是真理，儘管它沒有民主合法性，亦明顯違背多數法國人的意見。有的民主選舉確實可以令真理的一刻彰顯：在這些選舉中，大多數人不隨從懷疑和犬儒的惰性，「醒來」以選票抵制具支配性的意見；但是，這樣的選舉太例外了，其例外說明選舉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是通往真理的中介。

隨着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冒起，民主的正統潛力便被削弱，專制資本主義的觸鬚逐漸伸向西方。此中的改變總是配合某一國的價值而來：帶着「俄羅斯價值」﹝即殘暴地展示權力﹞的普京資本主義，帶着「意大利價值」﹝即漫畫化裝模作樣﹞的貝盧斯科尼資本主義。普京和貝盧斯科尼賴以上台的民主制度愈來愈退化成一空殼，而且，不管經濟狀況急速惡化，他們倆都保持高民望﹝超過三分二選民﹞。難怪他們如此老友：兩人都有忽然「發作」的習慣﹝普京的「發作」卻是預先安排的，以配合俄羅斯的「民族性格」﹞。普京不時說髒話或爆出令人厭惡的口頭恐嚇。數年前，一名西方記者問他一條有關車臣的彆扭問題，普京反咬一口，說若果他還未割包皮，俄羅斯政府熱誠地邀請他到莫斯科，那裏有一流的外科醫生，他們在替他割時會順手多割一些。

貝盧斯科尼是重要的，而整個意大利都變成一個實驗室，那裏正在研製我們的未來。如果我們現在的政治選擇剩下寬容的自由派技術官僚主義和基要派民粹主義，貝盧斯科尼的偉大成就正是將兩者調和為一，一人同時包含兩者。正是這個結合令他在近年戰無不勝：意大利的「左翼」都認命了。這也許就是其統治最令人難過的面向：他的民主是其他人都棄權的民主，是透過犬儒的墮落來管治。

貝盧斯科尼行事愈來愈無恥：不單止對就其私人商業利益進行的司法調查視若無睹，更不斷損害國家元首的莊嚴。古典政治的莊嚴源自其高於民間社會特殊利益的爭逐：政治是從民間社會分別開來的，代表着「自由人的理想領域」﹝the ideal sphere of the citoyen ﹞，無關乎帶着中產階級特性的自利爭逐。貝盧斯科尼有效地破壞了此區分：今日的意大利，國家權力是由中產階級直接控制，他公開地借公權力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同時將自己的私人生活攤出來展覽，彷彿正在參與真人騷。

美國最後一位悲劇性的總統是尼克遜：他是個騙子，但一邊是自己的理想與野心，一邊是政治現實，這個騙子被夾在中間犧牲了。列根﹝和梅內姆﹞是另一類登上舞台的人物，這類特氟龍﹝Teflon，譯按：特氟龍製的廚具特性是不「黐底」，這裏指說話不用算數﹞總統不再被期望要履行競選時的承諾，因此也對所有實質性的批評置若罔聞﹝記得列根每次出席公開場合後民望都上升，儘管記者們不斷列舉其錯誤﹞。這個新總統類型結合了忽然「發作」和無情的操控。

貝盧斯科尼肆無忌憚的粗野是恃着人們會視他為神話般的「普通意大利人」：我是你們其中一個，有一點貪腐，不愛守法，跟妻子鬧翻因為我被另一個女人吸引。當他領受尊貴政治家的「騎士」﹝il cavaliere﹞稱號時，也更像歌劇中的窮男人夢想飛黃騰達多一些。但我們不應受愚弄；在小丑面具背後是一個以無情的高效率運作的國家力量。也許，在恥笑貝盧斯科尼時，我們已參與了他的遊戲。然而，一個由技術和經濟主導的政權加上小丑的門面並不足夠：還要多一樣東西。那就是恐懼，在這裏貝盧斯科尼的雙頭龍就出來了：新移民和「共產黨人」﹝貝盧斯科尼對任何攻擊他的人──包括《經濟學人》──的用語﹞。

二○○八年一套賣座的動畫《功夫熊貓》﹝Kung Fu Panda﹞為了解我一直在描述的意識形態狀況提供了基本的座標。那隻肥熊貓夢想成為功夫戰士。他被隨意地選中﹝背後當然埋伏着命運之手﹞為拯救其城市的英雄，最終也成功了。但影片中的偽東方唯心論﹝pseudo-Oriental spiritualism ﹞不斷被一種犬儒的諧謔侵蝕。令人意外的是，這種持續的自嘲並沒有將電影拉回實際：電影最終還是對其不斷嘲弄的對象認真起來。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一個著名的軼聞也能說明同樣的想法。一名到訪尼爾斯‧玻爾鄉郊住所的科學家，驚訝地見到門上釘着馬蹄鐵，他說他不相信馬蹄鐵可以驅走惡靈，尼爾斯‧玻爾回道：「我也不相信的；之所以有，是因為聽說就算你不相信，它也一樣見效！」這是意識形態在今天的運作模式：沒有人對民主或公義認真，我們知道都已腐化了，但我們仍舊照做如儀，因為我們假設就算我們不再相信，它們也依然有效。貝盧斯科尼是我們的功夫熊貓。馬克思兄弟﹝the Marx Brothers﹞可能會如此說：「此人或許看似一個貪腐的傻瓜、行事亦如一貪腐的傻瓜，但不要被騙了──他確是一個貪腐的傻瓜。」

二○○八年七月發生的事可讓我們瞥見這欺騙背後的真相。當時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以應付由北非和東歐進入的移民。八月初，四千名全副武裝士兵被調動去守衛大城市的敏感地點﹝火車站、商業中心及其他﹞。緊急狀態令下沒有大事發生：生活如常。難道這不是全球發達國家正共同步向的狀況？──這樣那樣的緊急狀態令被接受為確保生活如常的必要措施

緊急狀態的真相是什麼？在二○○七年八月七日，七名突尼西亞漁民在西西里附近的蘭佩杜薩島﹝Lampedusa﹞以南三十英里的海域下錨作業。他們被呼救聲驚醒，發現一艘擠滿了饑民﹝後來確定有四十四名非洲移民﹞的橡皮艇載浮載沉。船長決定把他們救起並帶到蘭佩杜薩，他和一眾船員卻在那裏被捕。九月二十日，他們被帶到西西里法庭，控以「協助非法入境」。若罪名成立，可判監一至十五年。所有人都同意，這次荒謬的審訊是為了警告其他人不要有樣學樣：其他漁民在同樣的情況下用棍棒打走移民，由得他們溺死，則不會有任何後果。事件展示了阿甘本「受譴咒的人」﹝homo sacer﹞的概念──這個被排除在公眾秩序以外、殺之不構成犯罪的人──不僅在美國的反恐戰爭中被落實，連被想像成人權和人道主義保壘的歐洲也一樣。

自視為「溫和」反猶人士的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在一九三八年將「合理的反猶主義」一詞講得最清楚：我們准許自己讚賞半猶太人卓別靈在電影中的演出；欽佩半猶太人普魯斯特；讚賞猶太人曼紐因﹝Yehudi Menuhin﹞；希特勒的聲音透過以猶太人赫茨﹝Hertz﹞命名的電波傳播……我們不想殺掉所有人，我們不想搞任何集體屠殺。但我們也認為，要阻礙帶來不能預測的行動的「本能反猶主義」，最佳方法是組織一個合理的反猶主義。

我們的政府按民主標準，正當地以「不合理」為由否定民粹的種族歧視，取而代之的是「合理地」歧視的保護措施﹝protective measures﹞。「我們准許自己讚賞非洲和東歐的運動員、亞洲的醫生、印度的軟件設計師。我們不想殺害任何人，我們不想組織任何集體屠殺。但我們也認為，要阻礙帶來不能預測和暴力行為的「本能反移民主義」，最佳方法是組織合理的反移民保護。」今日的巴西拉奇們﹝部分是社會民主派﹞如此說。這是從直接野蠻﹝direct barbarism﹞清楚地過渡至帶人臉的貝盧斯科尼式野蠻。

﹝翻譯﹞齊澤克：貝盧斯科尼在德黑蘭﹝上﹞

朱凱迪 — Sun, 09 Aug 2009 04:12:18 +0000

原刊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1 No. 14

當一個獨裁政權步向其終極危機但又未崩潰時，通常都會出現一次神秘的破裂。突然間，人們知道戲已經唱完：他們不再害怕。這不單是由於政權失去了合法性：權力的行使被視為恐慌下的反應，無能的姿態。Ryszard Kapuściński在Shah of Shahs這本講述霍梅尼革命的書裏，點出了那破裂的時刻：在德黑蘭一個十字路口，一名單獨的示威者拒絕服從一名喝斥他離開的警察，最終警察尷尬地走開。事情在數小時內傳遍德黑蘭，儘管街頭遊擊戰還持續多數星期，但所有人都知道這政權已經玩完。類似的事情是否正在發生呢？

對上月在德黑蘭發生的事，坊間有很多講法。有的視示威為親西方「改革運動」的高潮，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爆發的顏色革命屬同一路數。他們支持示威作為對霍梅尼革命的世俗反抗，是新的自由民主伊朗擺脫穆斯林基要主義的第一步。亦有人持反調，認為艾哈邁迪內賈德確實贏出，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聲音，而穆薩維的支持主要來自中產階層和他們食飽無憂的子女。他們說，面對現實吧：艾哈邁迪內賈德是伊朗「應得」的總統。還有些人指穆薩維本身也是宗教體制的一份子，他與艾哈邁迪內賈德之間只有表面的分別。他同樣希望繼續核能計劃，同樣反對承認以色列，當他在兩伊戰爭的壓抑年頭出任總理時，得到霍梅尼的全力支持。

最後，也最令人難過的，是那些支持艾哈邁迪內賈德的左翼人士。他們最關注的是伊朗免於帝國主義的宰制。艾哈邁迪內賈德勝出選舉，因為他捍為國家獨立、揭露精英階層的貪腐，並用伊朗的原油收益來提高貧苦大眾的收入。我們被告知，這才是真正的艾哈邁迪內賈德：那個否認納粹大屠殺的瘋子形象只是西方媒體的創造。按此觀點，最近伊朗發生的事是重演一九五三年推翻穆薩德的政變﹝Mossadegh、在五十年代初將伊朗石油國有化的伊朗首相﹞──一場由西方給錢、推翻合法首相的政變。這種想法不單止無視事實﹝投票率由一般的百分之五十五升至今次的百分之八十五，只能解釋為人民以選票抗議現政府﹞，同時也是自恃高人一等地假設，對於落後的伊朗人來說，艾哈邁迪內賈德已經夠好了：他們還未成熟至可以由一位世俗左派管治。

雖然這些看法互相排斥，但全部都視伊朗示威是伊斯蘭強硬派與親西方自由改革派之間的鬥爭。亦因此，他們覺得難以替穆薩維定位：他是一位有西方撐腰、希望增加人民自由及引入市場經濟的改革者，還是宗教體制的一份子，就算勝出也不會對政權的性質有大改變？這兩種看法都沒有把握到示威的真正性質。

穆薩維支持者選擇以綠色來代表這場運動，以及德黑蘭民眾在夜深時上天台狂呼「真主偉大」，都顯示示威者覺得自己回到一九七九年霍梅尼革命的根本，同時否定了了此後的貪腐。群眾的行為更說明這點：人民有力的團結、創新的自發組織和即興的示威、自發性與秩序獨一無二的的結合。看那些遊行：數以千計男女，靜默無聲地上街。這是以自覺被霍梅尼革命欺騙了的支持者為本的真正人民抗爭。我們應該將伊朗的事件與美國對伊拉克的干預作對比：一邊高舉群眾的意志，一邊是外國強加民主。伊朗的事件也可被讀為對奧巴馬開羅演說的陳腔濫調的評論，演說焦中談宗教之間的對話：不，我們不需要宗教﹝或文明﹞對話，我們需要的是在政治上團結於穆斯林國家及其他地方爭取公義的人。

接着是兩個重要的觀察。一，艾哈邁迪內賈德不是伊斯蘭貧民的英雄，而是一個貪腐的「伊斯蘭─法西斯」﹝Islamofascist﹞民粹主義者，他是伊朗的貝魯斯科尼，混合了小丑式的裝模作樣和殘酷的權力政治操作，其所作所為連在大阿亞圖拉們之間亦引起不安。不要被他煽動地向群眾撤些麵包屑的行為欺騙：他背後不單有警政鎮壓機關和非常西化的公關部門撐腰。他也得到借政權貪腐致富的新權力階層支持──革命衛隊不是勞動階層民兵，卻是一間超級企業，全國最有權力的財富核心。

二，我們需要分清楚兩名對抗艾哈邁迪內賈德的主要候選人：卡路比﹝mehdi karroubi﹞和穆薩維。卡路比確實是一名改革者，推動伊朗版本的身份政治，承諾照顧所有類型的特殊群組的利益。穆薩維完全不同：他要復甦支撐着霍梅尼革命的大眾夢想。那是烏托邦之夢，比起強硬的伊斯蘭主義者奪權要大得多的夢想，而誰都不能否定當中那真誠的烏托邦面向。現在是時候回想起革命後的歡騰，政治和社會創意的爆發，學生和平民百姓參與組織上的實驗和辯論。這個大爆發最終要被抑止說明那次革命是如假包換的政治事件，它釋放了轉化社會的新力量：一個「凡事皆可能」的時刻。接着，當伊斯蘭政權大權在握，可能性才逐步被壓下去。以佛洛伊德的術語說，今日的示威浪潮是霍梅尼革命的「被壓抑者的回歸」(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這些都意謂在伊斯蘭內存在真正的解放潛能：我們不用回到十世紀去尋找「好」伊斯蘭，現在就有，在我們面前。未來是不確定的──民眾的爆發已被壓住，政權會重新得勢。然而，人們看此政權的眼光從此再不一樣：它只是又一個貪腐的獨裁政府。大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將會失去僅剩的作為有操守的精神領袖、凌駕於政治鬧劇的地位，只被視為又一個投機主義政客。但無論結果如何，必須記住我們目睹了一場不落入「親西方自由派 vs 反西方基要派」框架的偉大解放事件。若我們看不到這點，若我們因為自己的犬儒務實主義，喪失了認定「解放的希望」的能力，則我們在西方的人將會墮入後民主世代，迎來我們的﹝眾數的﹞艾哈邁迪內賈德。意大利人已經認識了，他的名字叫貝盧斯科尼。其他人正排隊等着。

艾哈邁迪內賈德和貝盧斯科尼之間有連繫嗎？將艾哈邁迪內賈德與一名由人民選出的西方領袖相提並論，不是很荒謬嗎？很不幸，沒有荒謬：兩人都是同一個全球進展的部分。Peter Sloterdijk曾說過，若過一百年後要為一個人豎立雕像，那個人就是李光耀──構思「亞洲價值的資本主義」並付諸實行的新加坡領袖。鄧小平讚揚新加坡是全中國都要學習的模範。直至今日，資本主義總是看似不可避免地與民主連結；沒錯，間中會出現幾幕直接的獨裁政權，但再過十年或廿年，民主總會回來﹝像在南韓，或智利﹞。然而，今天，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連結已被打破了。

毋庸多言，這不是說我們應該否定民主以擁抱資本主義式進步，但我們需要面對議會代議民主的限制。美國記者Walter Lippmann當年造了一個新詞「製造認同」﹝manufacturing consent﹞，這詞之後被喬姆斯基﹝chomsky﹞發揚光大，但Lippmann原來的想法是正面的。像柏拉圖，他視大眾為一隻大野獸或者沒有方向感的動物群，在「民意的混亂」中掙扎。他在1922年出版的《民意》中說，這群動物必須被「一個個人利益超越地方的專門階層」統治：一個圍堵民主的基本缺憾的精英階層，因為民主不能夠帶出「全能公民」的理念。Lippmann所言並無神秘之處，那顯然是正確的；神秘之處是，在我們了解真相後繼續參與遊戲。我們裝作自由地行事，卻不單接受而且要求一道看不見的指令告訴我們如何做和如何思考。

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民主體制裏，一般的公民實際上是一個君主，但只是一名身處於憲政民主下的君主，其決定按公式而為，其作用就是簽署行政當局建議的政策。民主正當性的問題跟憲政民主的屬同一類：如何維護君主的尊嚴？如何做到君主好像真的在決策，但我們都知道不是真的？我們指稱的「民主危機」，不在於人民不相信自己的權力，相反，是當他們不再信任精英，當他們看到空置的皇座，當他們發現要自己做決定。「自由選舉」涉及最低度的禮貌展示，即那些當權者假裝他們不真正掌握權力，而請求我們自由地決定是否賦權與他們。

……待續

圖：六月伊朗總統大選時四名候選人。

六四解魅三式，或論後八九一代的八九

阿野 — Fri, 22 May 2009 11:49:06 +0000

第一式：穿越假對立

齊澤克討論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幽靈般的概念時，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新與舊的辯證。許多人指，所謂「虛擬的」、「數碼化的」性愛，代表著與過去的根本決裂：新時代來了，人類性愛不再需要肉身對像！但齊氏指出，面對這種大呼小叫，首先就要揭穿所謂「真實性欲」的神話。拉康「不存在性關係」的斷言，不是老早便闡明了所謂「真實」性行為的結構就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虛幻性嗎？對手的「真實」肉體只是作為我們虛幻投射的一種支持。對齊氏來說，錯認某事物為新，與無視某事物的嶄新性，雖然表面上對立，但都是當今所謂後意識形態年代的意識形態煙幕。

ideology，意識形態字義本身的演變史，不就是說明相關的新與舊的辯證的上佳例子嗎？ideology原為法語，結合了idea（觀念）和logy（研究）的意思，是 18世紀末尚在經歷啟蒙運動的新發明。這字表明了一種態度，即與舊有的宗教世界觀決裂，宣示一種透過實證觀察研究所有現成觀念的志向。後來拿破倫卻恃着教會建制的靠山，將之批評為「污煙瘴氣的形上學」（cloudy metaphysics），認為每事問的精神，簡直是法國倒楣的源頭。ideology出師未捷，首度沾上負面意義。

將這個字大幅引申的，當然是後來的馬克思。今天的用語裡，意識形態有了所謂「暗箱」（camera obscura）、虛假意識、服侍階級利益、遮蔽社會矛盾等批判性的意義，就是拜馬克思所賜。後來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等所謂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墮落，便更惹人口實，令意識形態正式落難為一個備受批判的概念。70年代末列根戴卓爾上台、89北京民運及東歐的「蘇東波」，資本主義在全球全面取得勝利，意識形態幾乎可與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互換使用。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之類的說法，其腦殘之處，不僅在於以為鐵幕倒下便等同意識形態的不再，還在於缺乏歷史眼光，無視這字的豐富多意，及變化發生的各種條件。

將之轉換成問題，難道我們已實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想，能夠擺脫枷鎖自由自主行使理性嗎？難道馬克思所分析的各種資本主義拑制與剝削經已消失了嗎？更切身的，難道八九民運的各種理想已實現了嗎？上述目標一天未實現，意識形態相信便從未消失過；甚至當我們認為能快樂地消費，這些目標便已痛癢無關，就更說明意識形態已獲得全面統治。

第二式：釋放六四（從而捉得更緊）

在這格局下，看近日在大專院校關於六四的種種爭議，便能有更清晰的立足點。從3月下旬城大鬧出評議會阻撓出版及派發六四特刊開始，至港大陳一諤的連串爭議，到早前嶺大有同學在校園裡自發舉行延續六四精神的64小時禁食行動（早幾天讀報連學聯亦有意仿傚了）和中間理大亦舉行了討論六四事件的論壇等：看似矛盾的是，彷彿新一代冒出頭來了，但這一代對六四的態度及行動，卻不一定是按理出牌的，至少不是按平常對大學生的預期。這說明了甚麼？

進入這問題，便要先回顧廿年來的紀念活動。家父母不是勇於表態遑論爭取的人，89年4月學運爆發，十歲不到的筆者就是呆在家中看電視。六四於筆者的意義，其一是首次能通宵看電視。記憶裡當時通宵達旦甚麼節目的內容都是天安門，從公仔箱中看到又打風又落雨甚麼的，幾十萬幾十萬的人在街上。後來聽前輩說，支援活動當然集中在港島的馬場、維園、立法局等，但也有大量非市區的居民自發在屋村舉行聲援遊行，聽說中大的同學當年更由馬料水徒步出市區！

這可能是香港人近幾十年唯一可以毫無顧忌，以行動或輿論集體表達政治立場的機會，無論今天已是如何今是作非。連文匯報都可以腰板挺直「開天窗」支持學生，任何人向北京政府表一個生命中最肅穆的態，都沒有猶豫的餘地：其時香港的時空極度獨特並可一不可再。親身經歷者，適逢其會親歷了慷慨激昂的日子，經驗了曇花一現不可複製的主體經驗，是事實。然而20年下來，「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釋放民運人士、建設民主中國」卻幾乎就等同了整場八九民運的所有意義，成為了紀念六四的主題曲。

大專院校學生會近年常傳出被親中學生及學生組織滲透，在這脈絡下，今年港大陳一諤君，及城大評議會認為六四與城大無關等，其實不應令人感到太震撼。不同院校學生會今年人浪似的先後在「六四是獨特及可一不可再」這前提大肆抽水，才是真正的警號。認為學生面對六四這個議題，需要更多理性的「了解」及「討論」，其實不過是借力於某種共通而看似無可辯駁的立足點：六四的經驗是獨特而不可複製的，我當時便不在場，甚至未出世。基於這無知者的立場，對六四作事實層面的質疑，還可幻化成某些認為同學永恒需要多了解多討論的「積極性」。也就是把後八九的人都囚禁在六四的所謂「事實」層面，同時亦宣判未知者無權表態或參與。

廿年過了，香港不錯是還未能容許王丹入境，但回歸十多年了在維園高呼追究屠城責任，似乎還是安全的。今年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果是幸運地一條龍直升大學的話，大概有為數不少是剛好於89年出生的。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重複安全的悼念動作，與一年級的大學生立於無知的立場拖民主運動的後腿，分別有多大，似乎才是具排戰性的思考題。

天安門上學生的愛國熱情、追求民主自由的堅定不移，令其具有太陽一樣的巨大道德力量，這當然不容否認。但如果按齊澤克的思路，面對這兩難——六四是獨特的，對人能產生不無法複製的烙印，後來者也就永遠無從進入事情的核心——第一件事其實恐怕是要先解開慣常「六四」的魅。究竟這道德力量的核心是一系列凝定的悲壯史實，還是學生超越的對抗性？任何嚴格意義的政治行動都至少有創造形勢及具明確對抗性兩個面向，而非如學鋼琴般操練考資格試後才能見人。如何持續引爆這種對抗性，才是繼續把活動辦下去的理由。

第三式：尚未到手，越要捍衛！

早前嶺南有同學自發進行了六十四小時的禁食行動，希望在校園內的廣場打開一個思考六四的空間。在今天吹不縐一池春水的校園祭出禁食這種不合規模的殺著，從時機及校內同學的反應看，效果並不很理想。然而，正是如此不合天時地利人和的意志，令筆者想起當年北大絕食團的〈絕食書〉：

「… 盡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盡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氣概，為了生而戰。……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別了，愛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子不能忠孝兩全。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

重讀這篇絕食書，最令人動容的，是學生重疊了戰戰兢兢及義無反顧的矛盾心情，既認為歷史已選定了他們，同時也了解自己的柔嫩及牽掛。他們也深知自己並非完美的聖人，並不是瀟灑地承擔必勝的任務，但在物價飛漲強權高懸官僚腐敗等情況下，他們站到了挽狂瀾於既倒的那骨節眼。

當然不是要把嶺南的同學抬舉到天安門學生的級數，然而這種清心寡欲地要克服甚至針對各種不利條件的心態，難道不就是今天最需要的嗎？天安門學生的要求，今天比原地踏步應好不了多少？多少人已經說過，整場民運不只有屠城一刻，其意義也不應濃縮成屠城一幕。絕非為屠夫說項，而是與其要爭辯過去今天未來民運動的參與資格，更應念茲在茲的，似乎是學生未竟之志。應捫心自問的，是我們現在是否能重新承擔，學生當年柔嫩而堅定的意志？多少人也說過，紀念活動越來越形式化，時間相隔越來越遠，香港歷經回歸與中國融合亦日深，如果在過程中似乎順理成章地放下了學生當時最核心的對抗性，甚麼活動都是白搞了。

據心理分析的定義，所謂憂鬱，並非簡單「怕失去」，而倒是指主體擔心自己與一直上下求索的對象無法維持原來的關係。對抗六四憂鬱症，就是要堅持一個悖論：越未到手，越要捍衛！

另一版本刊五月廿二日明報

召喚老幽靈向時代討債

阿野 — Wed, 15 Apr 2009 18:08:37 +0000

我唔係証明要話比人聽我威，只係想話比人聽，唔見左既野，我會自己攞返！

——阿mark，《英雄本色》（吳宇森，1986）

2007的《老港》：到底欠了甚麼

還記得零七年的《老港正傳》嗎？電影上畫後，影評楚河漢界清楚不過。有指《老》是難得有心的電影，把於香港隱形四十年的左派有血有肉地在銀幕上還原；許多評論則開門見山指出電影對香港將來缺乏視野，一面倒北望神州，而且「選擇性失憶」許多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如文化大革命、八九民運、7.1五十萬人遊行、反 23條立法等一概缺席。

究竟，不是一廂情願認為導演趙良駿要以身犯險，把最邊緣最受壓迫的政治聲音不合比例放大，更不是要求導演曲解香港歷史，將香港拍得如墨西哥查巴達般的革命勝地。想深一層，即使電影結局是北上神州，又是否真的需要故意把文革、八九民運、7.1遊行等悉數刪除呢——那是構成正統流行香港故事的重要元素吧。換言之，即使是批評的意見，也不過是還個最低的價，提出一個最低的標準。

五十年代韓戰爆發，聯合國向中國實施禁運，香港正式由轉口港變成出口港工業城市。六六、六七兩場騷動令本已政治上與中國分離的香港，正式在文化及身份認同上亦告與中國大陸一刀兩斷，戰後嬰兒於六七十年代應聲進佔社會重要位置，香港也由此扶搖直上成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一場八九民運一面令香港人深切感受到「中國」兩個字的壓力，亦一面令港人加速演繹其認命精神，趕快北上找機會。這樣的所謂香港故事，標準而耳熟能詳，甚至是不少人對香港認同的那要生死攸關的立足點——雖然這個版本的香港，結局是義無反顧的集體北上。

容筆者斗膽詮釋，對《老港正傳》的批評甚至失望，就是連這個大眾認可、政府官員大學教授瑯瑯上口、並給予香港各種社經政治文化制度提供合理性的香港故事版本，也告失守。然而，這浪對《老》的評論的教訓，難道不是正式宣告某種更深刻的雙重失落嗎？大部份香港人勤勤懇懇奉公守法四五十年，耕耘出經濟繁榮文化（可能一度）多元，到底還是要在九七後棄守香港，此失落一；失落二，上述成功歷程，哪怕已是近乎飛釘走鐵九江雙蒸後的經濟故事，加些少港人鼓起勇氣向當權者說不的政治點綴，竟都要成犯禁的情節！

並非要雞蛋裡挑骨頭，但定位為一部於回歸十年對香港經驗回顧與反省的電影，一眾對《老》的批評果真有不當之處，不在提出了電影久缺了甚麼，而是批評得不夠進取：難道補回民革八九七一，電影便能有意義地反省香港故事？簡化香港經驗固然要不得，但作為反省香港經驗的電影，也斷不應止於把流行的香港故事依書背誦一遍吧。

1984的《公僕》：雙重埋沒

《電影雙周刊》於一九八四年特製了「懷舊風特輯」，探討徐克《上海之夜》、許鞍華《傾城之戀》、梁普智《等待黎明》等電影。沒錯，八四年就是中英聯合聲明，加上一連串表面上以遠去的時代背景包裝著不知是否存在的社會評論，難免影評人張九會如此說：「和李焯桃談起『新電影』（作者註：當年對『新浪潮電影』的另一稱呼），他說嚴浩的《夜車》（作者註：1979年）、徐克的《第一類型危險》（作者註：1980年）等在今日回顧，又多了一重意義：新電影最常被人詬病的狂暴、悲觀、宿命一類特徵，今日看來竟然完全justified。」作為認為，部份電影工作者對世局有著先知先覺，甚至不合時宜的敏感。由是之故，不少上畫時被埋沒、被影評人以別的角度或框架批評的電影，若干年後，在某種社會大環境下，或許才能顯示出其對時局回應的敏銳性。

然而，筆者倒想補充，埋沒也不止是一種的。《夜車》及《第一類型危險》等電影，既是新浪潮的代表作，也能於幾年後在香港前途談判得全香港人大難臨頭時，接駁上另一詮釋框架，成為香港電影史論述的一部份。有些電影則要更倒楣一點，其鋒利之處總是已經被埋沒，也無以接駁成為思考香港電影史，以至香港自身故事的資源。李修賢同樣於1984年製作的《公僕》，或許在此能權充一例。

論票房當年榜首的是《最佳拍檔女王密令》（徐克導演）、《快餐車》（洪金寶導演）、《貓頭鷹與小飛象》（洪金寶導演）、《開心鬼》（高志森導演）、《靈氣迫人》（于仁泰導演）等娛樂片，這當然絕不令人意外。翻翻《雙刊》，備受影評人關注的，最多評論文章的當數《似水流年》（嚴浩導演）、《省港旗兵》（麥當雄導演）、《傾城之戀》、《上海之夜》等。時值八四，九七臨頭，影論人的評論傾向也難免把所有電影都作為一則又一則要解讀的政治寓言。無論是《省港旗兵》將內地人看做徹底要排斥的他者，還是《似水流年》以鄉土情懷化解一切矛盾，也只是面對同一問題的兩種背反的態度而已，所謂銅板兩面。

《公僕》的故事是以老差骨李修賢與學堂出身的艾迪作骨幹，兩種辦案作風相互碰撞，末段搞出殺錯良民無可挽回的悲劇，由此引申出對警察作為合作使用暴力的政府代理的深刻猶豫。電影節奏控制得不算很好，對警權這核心問題的關注，在情節本身的推進過程中亦有進退失據之處。但論其對警方暴力問題的觀察，其尖銳可謂港產片的高峰。近年有「剝光豬搜身」、警署強姦等事情，香港幾乎才剛剛「發現」警權這個重大社會問題。片中李修賢在警署裡扯破自己襯衣，撞向文件櫃扮受傷，老屈涉嫌改槍的疑犯搶槍兼襲警。警隊固然一直有問題，問題卻更是出於香港社會缺乏有如《公僕》之類的文化記憶。

當年《雙周》唯一一篇《公僕》的影評，也只是將電影簡化為一部通俗的警匪片，也就不足為怪矣。警察形象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快速洗底，警權、警察暴力這個系統性的社會問題也「自然地」我們的日常意識中淡出。李氏這部對警權問題深刻反省及猶豫的作品，成為他警察電影生涯的一聲絕響，一次例外；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一片的熱烈討論中，注視本土社會體質的一點無以為繼的微弱怪光。

時光倒流：還不討債更待何時

根據齊澤克(Zizek) 對《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分析，兩部作品都包含未白之冤及不當的葬禮。安提戈涅及哈姆雷特的父親肉身雖已作古，他們在人世中的事務卻未完全解決，換言之，他們的死是不完全的。夾在這肉身已死，但還有人世間未了事之間這種狀態，他們無可避免以某種形式回歸，回到當前現實討回所謂的「符號債務」。

電影《老港正傳》的處理又好，新浪潮電影又好，《公僕》之類的電影又好，難道不能理解為屬於香港的一筆所謂「符號債務」（symbolic debt）嗎？這筆「符號債務」，既是香港電影史論述的債務，也可能是透視我城歷史論述缺失的一筆債務。真亦假時假亦真，香港今天已成為了一個人稱金融中心的地方，大部份人會認同或希望自己是中產階級。只是那要命的最近三四十年，我們對香港和香港人的認識已極速收窄剩下經濟動物享樂至上。香港曾經有過的稜角，對發展至上的猶豫、對許多社會體制的質疑，即使不是被徹底肅清，也是被掃進祖母的日記簿裡成為「我也曾經激情過」的談資。回歸十多年，無聲無息之中，別說對正統香港故事的質疑、猶豫、補充和註腳，就連最正統最主流的香港故事也悄悄被慢慢否定、改編和漂白（蒼白的「白」，非潔白的「白」）。

我們嘗試挖掘過往香港電影，辨認出有別於教科書或流行論述的香港面貌，檢回我們沒機會直面的傳統、被粗暴棄置了的精神，與及各式各樣未完成的計劃。有別於諸如「中港融合」、「背靠祖國」、「集體回憶」、「懷殖民的舊」等空洞口號，不對我城的文化土壤進行挖掘及重組，又焉能定位今日香港、形塑香港人主體、討論香港的方向？重新思考三十年前的一堆電影，猶如釋放一群還未及安葬的幽靈，讓它們重出人間追討符號債務，干擾因為這堆幽靈的構成性缺席而得以形成的論述秩序。

本文刊於隨2009年四月號《香港電影》附送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2009年四月號《HKinema》

順手宣傳：重新搶奪系列——被收拾了的城市稜角

日期：四月廿一日
時間：晚上七時半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字樓
嘉賓：朗天（資深電影評論）

無論是香港又好，香港電影又好，不知甚麼時候開始，越發漫無目的隨波逐流。本系列呈現出的城市，有永劫回歸冤靈、有科層官僚制度的犧生品、有傳統家庭價值受害者的絕望反抗——一句話：批判但存希望。

從舊電影中，能找回一些並不會被金融海嘯打擊的自信嗎？能再次釋放出關於我城各種充滿異質性的想象、觀察及表達嗎？甚或，在大唱「和諧」和「認命」的回歸後特區又，這些長著城市菱角的舊電影可有什麼參考價值？

也不為懷緬過去，資深影評人朗天將分享他的觀點，和我們一起重訪這一被收拾了的城市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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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告別「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民粹政治

阿野 — Wed, 05 Nov 2008 03:47:36 +0000

（本文的短版本曾刋於2008年11月3日《明報》）

主掌美國聯儲局達18年的格林斯潘，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面前，終於承認他過去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說，並非金科玉律；另一方面，被認為屬於新凱恩斯學派，並公開批評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主張自由放任的通俗書寫有違學者誠信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則獲諾貝爾獎的稱睞；與此同時，以孕育自由放任經濟學說聞名的芝加哥大學，也有師生反對設立以佛利民命名的研究所。看來，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無遠弗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教條，將不可避免地繼承其前身在20世紀30年代大衰退之後的命運，再一次步入黃昏。

儘管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無甚可觀，甚至充滿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謬誤，例如斷言「回顧國際政治發展，今天已經走出六、七十年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局面」，左右翼「都尋求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但他在134段提及的「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都失去民眾支持」，卻無意地點出了「新自由主義衰落」這問題的徵結。

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

過去的二、三十年，國際政治真的告別了極端激進的意識形態，走「一條中間的第三條道路」？美國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其《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給出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其實質是富裕階層向低收入社群的反攻倒算，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後者轉移往前者手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哈維指出，美國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一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有了國民總收入的16％，但到了二戰結束時，他們佔有的國民收入比例，下降至8％，並一直維持至70年代中期。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冒起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則在之後的20年間扭轉了局面，使這少數的高收入的「精英」，在世紀末重掌15％的國民總收入；而工人與行政總裁的平均收入比率，也由1970年的1﹕30，上升至2000年的1﹕500。除美國以外，英國也出現類似的劫貧濟富趨勢。據哈維的分析，這種極端的財富再分配效果，是建基於一連串絕不溫和的向大企業傾斜的政策，包括大幅度削減企業利得稅（例如美國由70年代的70%劇降至80、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8至30多巴仙），但與此同時，工人的薪俸稅卻維持不變；此外，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府也大力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和社會運動。換句話說，過去30年主導英、美以至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一項讓一小部分資本家回復其戰前政治經濟地位的計劃，而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衰退，正是發生在這種財富極端集中於少數享有特權的資本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脈絡之中。

這項資本精英的「復仇大計」，離「溫和」、「中庸」和「平衡」的描述甚遠。「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福祉，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改進，部分地區「繁榮」的景象和消費，基本上只是財富再分配的結果——由低收入地區/社群轉往富裕的城市階層，由未來的一代轉移至「先使未來錢」的信用卡用戶，由自然生態的破壞轉移到大都市的消費。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正面對的三大問題 -- 金融危機、食物安全和環境污染，以及全球、英、美以至香港近年十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反映了過去30年「極端激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所產生的代價--借用一些低收入工人的說法，就是「去得太盡」。

換句話說，不論在全球還是在香港，過去二、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是十分「激進」的，而產生的兩極化效果也顯然十分「極端」。借用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 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的說法，這種發展模式，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暴力（systemic violence）。

齊澤克指出，我們日常看到和主觀感受到的暴力，只是眾多種暴力的其中一種，另外還存在着一些並不明顯的暴力，包括「系統性」的暴力，也就是經由政治和經濟系統的日常運作而產生的各種災難性後果，例如「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系統在「正常」（就是政府放任不規管）的狀態下，仍然會產生極端的貧富懸殊和今天金融海嘯這些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後果。齊澤克進一步指出，正是我們對這種系統性的暴力的漠視或缺乏敏感，才令舒適的都市生活成為可能。

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

儘管高舉放任不干預的教條，但在實際的運作中，不論是列根還是戴卓爾夫人的政府，均並非全心全意擁護自由市場。正如哈維正確指出，當「新自由主義」的放任教條對這些政府或大企業不利時，它們絕對不會死守教義。因此，表面上高舉自由市場的政府，往往會推行一些與此相反的政策，例如在金融危機時不斷以納稅人的金錢「補鑊」，包括1987年美國政府花1,500百億美元挽救當時的信貸危機，以及在1997-8年以35億美元為長期資本管理結帳，以至最近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全球救市；又例如布殊為了選票曾答應在愛荷華州（Ohio）設立鋼鐵關稅，或訂定有利軍事工業的政策等等。

事實上，對全球的大企業和政府來說，自由放任的教條，只是一種內容含混的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以動員各種難以統合的社會力量和需求，同時建構和打擊反對新自由主義大計的敵人，以推動其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傾向佔有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願意捐助或支持各類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反？）智庫（think tanks）及傳播媒體。

像積極鼓吹自由放任教條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這類倡議式的智庫機構（advocacy tanks），主要是運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舉辦研討會、公共演講、主持傳媒節目等方式，尋求在公共領域上製造論爭、設定議題，例如提出簡化空洞的對立問題：政府應否「干預」？經濟是否「自由」？訂定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會否導致政府「干預」和使經濟失去「自由」？根據它們的視角所框限的「問題」，置放在公眾面前，讓社會輿論聚焦在這些有利於自由放任教條立場的議程（agenda）。此外，這些智庫除了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以外，還會定期發表研究報告和接受傳媒訪問，也會出版自己的雜誌、通訊和學術期刊等，甚至出版各類影音材料（特別是與宗教佈道有關的演講）。自然，還包括製作網站、舉辦籌款酒會，邀請社會上的名流精英和高官政要參與。除了在公共層面的工作以外，在相對私人的層面，這些智庫也嘗試以不同方式不斷重覆宣傳它們所信奉的觀點。例如透過入閣，接受委任成為部長、副部長等，或參加各種政府設立的諮詢或工作委員會，或不斷遊說政府要員，並透過邀請前政府官員加入智庫，與政要建立私人關係的網絡；又會替要到議會開會的官員寫政策文件，或替他們做簡報等。這樣做的原因，正如傳統基金會指出，是因為文章觀點或研究報告，並不會自動走去合適的人手裏，因此有必要做後續的工作，把這些結論直接帶到有影響力的人的手裏（“we can not just put out a studies and hope that it can get into right peoples' hand”）i。

換句話說，這些智庫和媒體的操作，並非建基於紥實的研究，或以理據服人，而更多是透過各種內容含混空洞的措辭（如「自由市場」、「無形之手」），並建造同樣空洞的對立敵人（如「福利主義」、「政府干預」），以訴諸情緒（例如說全民保險「很易爆煲」所引起的恐懼）的方式，傳遞新自由主義教義，建立佔統治地位的共識。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大計基本上是以民粹的方式來操作的。

香港政府的民粹傾向

曾特首在生果金政策的「退讓」，惹來了一些評論的指摘，擔心這會鼓勵民粹政治坐大。不過，這種評論，忽略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操作邏輯，其實與民粹主義是十分親和的。

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有關「強政勵治」的解說是這樣的：「強政」是「以民意為本」；「勵治」則「以利民為先」，並指出這「向來是（他）決策的坐標」，顯示了他的民粹傾向。政務官的特色，是「做好」老細安排下來「份工」，能夠準時交差，不出錯，才是他們的真正守則。要「無驚無險，又到五點」，最好就是能盡量「擺平」或「統合」不同持份者難以完全滿足的紛雜要求。自然，誰的壓力大，政策就還得向他們傾斜，這才是政務官安身立命之道。因此，當來自民間的壓力加大時，政務官自然不能視「民意如浮雲」；相反，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世代，政府也就少不免向大企業、CEO靠攏。

循這個角度，我們或可理解香港政府過去10多20年的政策，為甚麽並不「溫和」、「中庸」。簡單地說，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和在地脈絡下，強調劫貧濟富的「去規管化」（deregulation）、減利得稅、打擊或限制工會等激進極端的訴求，透過大眾傳媒、學者智庫的民粹演練，除影響了政務官的價值思維外，也同時塑造了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透過建構「沒有效率」、「很易爆煲」的「福利國家」這空洞的「敵人」，以訴諸情緒的民粹操作，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削減綜援金額和全民退休保障，限制工資上升；同時以空洞的能指為企業壟斷開方便之門，包括把門檻極高的勾地政策說成是按「市場」的需求辦事；或把賦與領匯能在今天這種經濟環境下加租3倍的壟斷能力叫作「私有化」；又或將容許不是債券的衍生產品叫作債券的做法稱為「金融自由化」。這種種縱容地產和金融企業坐大、削減工人福祉，使香港成為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民粹政治，如果不是「極端激進」，還可以是甚麼？

因此，說特區政府「溫和」、「平衡」、「中庸」，或要求政府小心民粹，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儘管政務官不忌憚積極參與民粹的遊戲，但在香港這個左派等同中共、右派就是特區政府所高舉的（但正在衰落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造成今日香港困局的正是過去二、三十年「極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理念」的當代社會脈絡中，政務官和「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要繼續過往的民粹把戲，恐怕並不容易。至少，如果真是「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儘管危機的始作俑者--特區政府和金融權貴—仍想尋找新的「人民」敵人作代罪羔羊，但誰能替代政府和金融機構，令雷曼苦主、中小企業、中信泰富股東和人數日增的失業大軍的矛頭轉向？難怪曾俊華有如此的困惑：「這場由金融衝擊引起的經濟戰爭，時間和地點都不由我們選擇，但我們可以選擇敵人，這敵人到底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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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咪齋做，要講！

阿野 — Wed, 15 Oct 2008 04:41:08 +0000

文：Slavoj Žižek
譯：阿野、朱凱迪

正如一位局內人所說，今天這場金融災難令人最震驚之處，是「根本無人知麼辦」。究其原因，「期望」是遊戲的一部份：市場如何回應入市行為，並不視乎賓架等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們如何預期其他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凱恩斯就把股票市場類比為要在云云美女相片中，找到最漂亮的幾位妞兒：「這並非透過最佳的洞察力挑出真正最漂亮那位，也不是凡夫俗子認為真正漂亮那位。我們面對的層次是，如何把握一般人所認為的一般審美標準」。我們都被逼在沒有知識的情況下做決定，或如尊格雷所言：我們看似自由地過著被逼的生活。

史迪格列茲﹝Joseph Stiglitz﹞最近已指出，政客總不能無動於衷，哪怕經濟學家已取得共識，森保爾的救市方案行不通——只好求神拜佛，希望由特殊利益、迷途經濟學及右翼意識形態的共識泡製出來的怪胎能草擬出某些救援方案，或期望這些方案的失效不會變成另一場災難。他正確的指出，市場運作實質上建基於信心（甚至是對其他人信心的信心）。市場如何回應政府的救市方案，並不建基於方案會帶來甚麼後果，而是建基於市場認為方案是否有效。救市方案可能在經濟上根本一無是處，但也可能運行無阻。

金融海嘯剛發生時，喬治布殊發表的演說，與九一一後他發表的不遑多樣。他一再強調美式生活所受到的威脅，和快速果敢地採取行動消除此等威脅的必要性。一而再，他以拯救某些美國式價值為名，而倡議把這些美式價值暫時擱置（如保障個人自由及市場資本主義）。

面對一場我們如此無能為力的災難，流行的說法是，「別光說不做」！最近，我們可能卻是已經做得太多了。或者我們應該退後一步，想清楚，然後說些要說的話。不錯，我們有時會不停談論工作，而不是把工作完成——但也有時候，不斷做做做是阻止思考及討論的手段。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豪擲七千億元來救市，而不是反思這場災難究竟為何發生。

誰的風險，誰的社會

九月廿三日，對於美國財政部自大蕭條以來最大型的救市行動，共和黨參議員占姆邦寧認為是相當「非美國風格」：

總有人要承擔損失。要麼讓入錯貨的投資者自食其果，要麼就把災難的痛苦分配給其他人。部長閣下提出的解決方法，正正就是後者：把華爾街的痛楚分配給所有納稅人。…這次大型救市行動並不解決問題，這只是金融社會主義，這並非美國風格。

邦寧﹝Jim Bunning﹞是首位公開闡明共和黨反對救市立場的參議員，該黨亦於九月廿九日在國會否決了有關的方案。他們把這矛盾演繹成「階級的戰爭」，對立雙方是華爾街及美國一般市面：為甚麼政府要掏小市民（即美國市面的一般人）的腰包，來拯救真正需要負責任的人（即華爾街）。難道這是不個最清楚的例子說明經濟學家口中的「道德危機」？換言之，作出某些的不道德行為的原因，是由於得到保險、法律或其他仲介機構承包責任，這些行為所引發的就是「道德危機」。舉個例，假如我購買了火險，我可能不會積極的防火（若該資產正令我虧蝕，我可能會一把火把它燒毁）。銀行也是同一道理，因為它們能既受到保障又能維持利潤。

救市方案遭共和黨及左派同時攻擊，這點值得我們深思。大投機者及企業管理層能在高危的投資決定中獲利，同時又有「黃金降落傘」保障其不會損手，這是左右兩邊同樣猛烈批評的。在這意義上，2002年1月的安然醜聞，正可理解為對所謂「風險社會」的一聲嘲諷。當數以千計的顧員一夜之間失去工作及儲蓄，他她們當然是承受風險，但不見得是他她們自己的選擇。深明箇中風險，亦有機會影響大局的管理層，卻能在破產前將股票和期權等套現，將他們的風險減到最低。所以，我們活在一個要求作高危決定的社會，這說法是正確的。然而，在這個社會中，有權力的人便負責作決定，其他人只能負責承受風險。

為資本主義服務的「社會主義」

如果救市方案真的算是一項「社會主義」措施，那也只是一種很怪異的「社會主義」：這項「社會主義」措施的目標不是扶貧卻是助富，幫債主不幫債仔。當能夠用來拯救資本主義時，「社會主義」好像也會獲得認同。但若果連資本主義的基礎結構也出現「道德危機」又如何？問題是我們不能將華爾街的福祉和市面的分開。兩者的利益並不互換：對華爾街好的事不一定對一般人好，但若果華爾街表現不好，一般市面也難有興旺──這種不對等狀態給了華爾街先天的優勢。

用以反對再分配（透過累進稅等形式）的標準「涓滴」理論指出，再分配不會令窮人富起來，卻會令富人財富縮水。然而，這個表面上反干預的取態，其實包含了一個支持目前政府干預市場的推論：窮人並非推動經濟的火車頭，故唯一必要的干預原則，就是令富者愈富的干預，之後利潤就會自動地向下散給窮人。向華爾街泵足夠的錢，最終會涓滴至一般市面。若果你想人們有錢蓋房子，不要直接給錢他們，應該先幫助借錢予他們的機構。這是唯一能創造真正繁榮的方法──如果行另一條路，國家沒錯是把錢分了給窮人，卻會犧牲掉那些有能力創造財富的。

這條思路其實只是在虛偽地捍衛有錢人，要拆穿它很容易。問題是一日我們還是困在資本主義內，這套邏輯就有其真確性：華爾街崩潰確實會遺害一般工人。這就是為何支持救市方案的民主黨人其實並沒有違背其左傾立場，除非我們接受共和黨民粹主義者的說法，認為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是普及和對工人階級有利的制度，而國家干預則是上流社會用以剝削平民的策略。

政府強勢干預銀行系統及整體經濟並非新事物。這次金融系統崩潰本身也是另一次干預的結果：在二零零一年時，當科網股泡沫爆破，當局決定放鬆借貸以刺激樓市向上。實情是，政治決策要為國際經濟關係的情勢負責任。兩、三年前，CNN一則有關馬里的新聞說明了國際「自由市場」的真像。馬里經濟的兩大支柱是南面的棉花業和北面的養牛業，現在兩大支柱都陷入困難，正因為西方列強違反了那些他們強逼第三世界國家接受的規矩。馬里的棉花質素極高，但美國政府對國內棉花農的補貼相當於馬里全國的財政預算，難怪馬里棉花難以跟美國棉花競爭。殺死北部經濟的兇手是歐盟：歐盟以每年五百歐羅之豪補貼每隻牛。馬里經濟部長說：我們不用你教我們廢除多餘國家規例有多好；只要你跟從自己的自由市場規矩行事，我們的問題就可解決。那些捍衛自由市場的共和黨哪裏去了？都不見影踪了，因為馬里的崩潰正是美國政府「我國優先」﹝our country first﹞策略的結果。

爭奪「中立」

這些都說明市場從來不是中立的：其操作永遠都受政治決定的規管。真正的兩難不是「國家干預還是不干預？」，而是「什麼形式的國家干預？」這是真正的政治所在：爭取定義主宰我們生活的條件。對救市方案的辯論，根本上就是處理甚麼才是我們社會及經濟生活的根本特質，甚至連階級鬥爭的鬼魂都招來了。一如很多真正的政治問題一樣，這也是非關黨派的。這裏並沒有一個無可爭議的「客觀」專家位置：我們必須作一個政治決定。

在九月廿四日，麥凱恩放下其拉票工作回到華盛頓，聲言那是放下黨派分歧的時候。那姿態是否真的意味麥凱恩準備放下黨派政治、處理那些影響所有人的真問題？肯定不是：那只是一個「麥凱恩去華盛頓」的時刻。政治就是定義「中立」場域的鬥爭，因此麥凱恩那跨越黨派的計劃正是擺純粹的政治「鋪屎」，裝扮成非黨派的黨派政治，試圖將自己置於「普遍的、非政治的」﹝universal apolitical﹞的位置的垂死掙扎。比「黨派政治」更糟糕的是試圖裝扮成非黨派的黨派政治：將自己說成是全體的代言人，對手則是為了個別利益，這種政治就靠這個來矮化對手。

奧巴馬拒絕麥凱恩要求將第一場總統辯論押後、並指出金融系統崩潰令兩位候選人辯論如何處理危機變得更加重要。他說對了。在一九九二年的選舉中，克林頓憑其格言「這是經濟問題呀，蠢材！」贏出。民主黨有需要將一個新訊息傳開：「這是政治經濟學呀，蠢材！」美國需要更加多政治，不是更少。

原文刊於london review of books
圖片來自：psik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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