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金融

財政預算的一大陷阱

Fung Huen — Wed, 12 Jan 2011 11:56:52 +0000

話說近年來, 歐洲多國人民已因種種不公的財政、金融政策,而發起多次遊行示威和罷工了。其實香港人的怨憤,又何嘗少呢。只是港人在組識及覺醒度上有所未及,方令矛盾仍潛伏而未發。
眾所週知,這大抵是因多年來金融及貨幣的偏頗政策所導致。而近期美國的所謂QE2,其實就是以一個經濟泡沫去掩蓋另一個泡沫。但即使讓其得逞了,又如何?須知道,它所憑藉的機制就是藉印大量銀紙,從而製造通脹(預期),進而迫使人民,尤其是美國人,重拾那得需四個地球方支撐得來的美式瘋狂消費水平….試問這種通脹型「繁榮」,實何其荒謬!(這種模式,每持續多一年,人類日後需付出的代價就百上再加斤,直至最後一根壓跨駱駝的稻草….)但環顧各大小傳媒,卻有誰指出此‘國王的新衣’!
大家當記得,當日那班金融大鱷資本家,是怎樣‘贏就自己袋,輸就大家賠’(而且重係代大鱷A賠比大鱷B添)。所以廣大人民就更有理有據要求在這後金融危機期的印銀紙過程中,取回他的基本權益。可是又一次,人民再被統治階級所誤導。
須知,在這過程中,社會在結構上就如一金字塔,位於頂端的為統治階級,而處於底部的則是佔多數的基層勞苦大眾。現在新印的銀紙卻只從金字塔頂流出來,所以總被上層那些錢多到幾世都花不完的大富大鱷先吸個透透,位於底層的人非但只無甚得益,反更因貧富更形懸殊所帶來的權力失衡,而更備受剝削!尤有甚者,這種非因工資上升帶動的通脹,對基層的為害更大。
見乎此,撥亂反正的一大關鍵即在於糾正新增貨幣的發放。既然輸就大家賠,那麼新錢也應齊齊分。這亦正是澳門近年來的做法,即人人有(啲)錢派。若以今次美國印六千億計,除以三億國民,即每人今次可分得二千美元。由於港元與美元掛了鈎,所以港元供應其實亦成正比增加。既然香港的GDP與美國相差無幾,照計每個港人都應獲派約一萬六千港元。
曾聞有種誤導述論,說全民派錢難以促進經濟,因新錢大多只會被儲起而不怎會用於投資及消費云云。但這實是又一個誤導,因即使人民將全部新錢存放於銀行,這但代表銀行體系有同量新錢儲備可供借貸,到時銀行喜歡借給班大鱷抑大富,係銀行嘅事。總之下次班大富大鱷大叫爆煲時,啲金融「精英」就請自作自受罷。但今回不同的是, 起碼大家能先均霑一些雨露。 (順帶一提,上述其實不是甚麼新鮮建議,我早在雷曼倒閉後不久所寫的一篇文章《公義版挽救经济危机方案 – version 1.0》http://inmediahk.net/node/1001194中已提出。)
大家請勿忘記,這是近年來又(是又!)一單以萬千億元計的掠劫。它和其他搶劫的分別,除了銀碼上多數以萬倍外,但在於它是為政府所包庇的而已!
可是,我們又能做甚麼?是的,人民若不有效組織起來,又怎會不被相勾結的官商任魚肉!君不見,上述的萬千億元掠劫,已趨常規化(伯南克甚至一早聲明會有下次);那荒謬且自毀性的「發展」模式,已被正當化!所以人民得成為公民,建立人民的第三力量以抗衡之。經我多年來觀察,這不單是可行的,且已趨時機成熟。

PS. 本來我打算再多指出一個陷阱/假局: 加煙稅。(因曾俊華先前已出過口術,說會考慮加煙稅,理由是可藉此抑制未成年人仕染上煙癮云云。這又是另一個國際性的誤導性言論。)但為免分散大家對上述劫案的注意力,唯有另行再表。

張超雄 : 深層次矛盾的根源－－經濟先行，社會失衡

正言匯社 — Wed, 27 Jan 2010 01:17:37 +0000

《明報》 2010年1月27日
張超雄　「社區發展動力培育」成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溫總再一句「深層次矛盾」，令特首忙於解話。特首的詮釋是「不應過份依賴金融」。曾揚言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足夠養活七百萬市民」的特首，兩年後何以改變初衷？

自去年施政報告發表以來，社會釋出了各種深層不滿。首先，資產格價脫離實體經濟不斷攀升，房地產市場成了全城焦點，政府則只重申無意改變土地和樓宇供應安排。與此同時，在施政報告被轟漠視窮人之際，聯合國報告指香港在發展經濟體系中貧富差距最大，但特首認為「收入不比綜援低者不算貧窮」。以上議題觸動了不同階層的神經──中下層不滿政府托市，基層則不滿政府吹噓新經濟藍圖，無視他們眼前困境。這些「深層次矛盾」的背後，歸根究底，都與政府無條件擁護市場有關，而這卻恰恰是特首對「深層次矛盾」的盲點。

新自由主義風靡全球幾近三十年，各國對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去規管化樂此不彼，令財富流向少數高收入精英。然而，一場金融海嘯，捲走了對市場的迷信，經濟自由主義開始步入黃昏。

眾所周知，追求效率是經濟行為的核心，為的是讓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用，簡單而言就是要賺到盡。對於這種生意人的普遍手法，本港市民似乎甚為受落，認為香港既是經濟城市，賺到盡是無可厚非。在這種商業倫理下，加上政府盲目相信市場能自我完善，貧富懸殊日趨嚴重。

但所謂經濟效率，其實不一定是一種自私短視的效率。不同學派對如何達致最大效率，理解一向有異。學者Robert Kuttner* 便指出，經濟效率其實有三種。第一種是以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為首的古典經濟學派提倡的分配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主要論及如何透過專業分工和價格機制（而非政府干預）達至生產和市場效率，將利潤極大化。

凱恩斯（John Keynes）則認為刺激就業和需求才是經濟增長之道。由於市場機制不會自動趨向全民就業，政府必須透過宏觀調控介入市場，例如調節稅率和增加公共開支。而由於失業現象代表資源閒置，會造成經濟損失，故此該學派的效率論（Keynesian efficiency）以全民就業為核心。

至於熊彼德所倡議的效率（Schumpeterian efficiency），則與生產技術革新有關。他認為經濟增長不能依靠剝削，而只能透過生產模型的創新來達成，因為創新可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從而擺脫邊際利潤遞減定理。

三種效率論之間有相悖之處。例如企業遇上財困，大都會從自由主義經濟觀出發，裁員減薪節省成本。但這樣會製造失業，對另一經濟效率造成損害。另一方面，企業和政府不傾向將利潤作科研投資，長遠亦對經濟效率不利。故此，三者必須平衡，一面倒傾向某種效率論是危險的。

反觀香港回歸後雖已經歷多次經濟危機，但市場神話仍屹立不倒，所追求的經濟效率，依然純粹是自由放任的一套。長久以來，政府全面靠攏高增值行業，令產業結構空洞化，少數精英扶搖直上，基層和中產卻苦無出路，造成貧窮和中產萎縮等社會問題。政府雖矢言在四大支柱以外發展六項產業，但新產業明顯只延續一貫的高增值發展路線，不會觸動經濟和社會結構，政府大有為的形象只能是浮光掠影。

輿論一直詬病新產業政策缺乏內容，但這不過是問題表徵，問題實質其實是政府未肯對有關產業作出承擔。例如政府意圖將教育發展成為產業，卻夢想只撥出兩塊土地，配以市場力量就能推動產業化。其他產業也面對相同性質的質疑，例如政府如何單靠購買幾輛電動車推動環保產業、怎樣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等，統統都與政府未敢交待其責任有關。此外，新產業如何促進社會流動？增長以外，新產業對於經濟發展的其餘三大目標，即全民就業、改善民生和公平分配，究竟有何裨益？

世界各國經歷金融海嘯，已陸續對失效的市場作出調整。不幸的是，特區政府仍執信狹隘經濟效益的經濟先行論，最終只會導致社會全面失衡。筆者相信，達致經濟效率不只自由放任一途，重新認識不同的效率論，可為存在「深層次矛盾」的香港社會開闊想像，也能帶來新的啟迪。

* Kuttner, R. (1996). 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譯文] 咪齋做，要講！

阿野 — Wed, 15 Oct 2008 04:41:08 +0000

文：Slavoj Žižek
譯：阿野、朱凱迪

正如一位局內人所說，今天這場金融災難令人最震驚之處，是「根本無人知麼辦」。究其原因，「期望」是遊戲的一部份：市場如何回應入市行為，並不視乎賓架等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們如何預期其他人是否睇好入市行為。凱恩斯就把股票市場類比為要在云云美女相片中，找到最漂亮的幾位妞兒：「這並非透過最佳的洞察力挑出真正最漂亮那位，也不是凡夫俗子認為真正漂亮那位。我們面對的層次是，如何把握一般人所認為的一般審美標準」。我們都被逼在沒有知識的情況下做決定，或如尊格雷所言：我們看似自由地過著被逼的生活。

史迪格列茲﹝Joseph Stiglitz﹞最近已指出，政客總不能無動於衷，哪怕經濟學家已取得共識，森保爾的救市方案行不通——只好求神拜佛，希望由特殊利益、迷途經濟學及右翼意識形態的共識泡製出來的怪胎能草擬出某些救援方案，或期望這些方案的失效不會變成另一場災難。他正確的指出，市場運作實質上建基於信心（甚至是對其他人信心的信心）。市場如何回應政府的救市方案，並不建基於方案會帶來甚麼後果，而是建基於市場認為方案是否有效。救市方案可能在經濟上根本一無是處，但也可能運行無阻。

金融海嘯剛發生時，喬治布殊發表的演說，與九一一後他發表的不遑多樣。他一再強調美式生活所受到的威脅，和快速果敢地採取行動消除此等威脅的必要性。一而再，他以拯救某些美國式價值為名，而倡議把這些美式價值暫時擱置（如保障個人自由及市場資本主義）。

面對一場我們如此無能為力的災難，流行的說法是，「別光說不做」！最近，我們可能卻是已經做得太多了。或者我們應該退後一步，想清楚，然後說些要說的話。不錯，我們有時會不停談論工作，而不是把工作完成——但也有時候，不斷做做做是阻止思考及討論的手段。最近的一個例子，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豪擲七千億元來救市，而不是反思這場災難究竟為何發生。

誰的風險，誰的社會

九月廿三日，對於美國財政部自大蕭條以來最大型的救市行動，共和黨參議員占姆邦寧認為是相當「非美國風格」：

總有人要承擔損失。要麼讓入錯貨的投資者自食其果，要麼就把災難的痛苦分配給其他人。部長閣下提出的解決方法，正正就是後者：把華爾街的痛楚分配給所有納稅人。…這次大型救市行動並不解決問題，這只是金融社會主義，這並非美國風格。

邦寧﹝Jim Bunning﹞是首位公開闡明共和黨反對救市立場的參議員，該黨亦於九月廿九日在國會否決了有關的方案。他們把這矛盾演繹成「階級的戰爭」，對立雙方是華爾街及美國一般市面：為甚麼政府要掏小市民（即美國市面的一般人）的腰包，來拯救真正需要負責任的人（即華爾街）。難道這是不個最清楚的例子說明經濟學家口中的「道德危機」？換言之，作出某些的不道德行為的原因，是由於得到保險、法律或其他仲介機構承包責任，這些行為所引發的就是「道德危機」。舉個例，假如我購買了火險，我可能不會積極的防火（若該資產正令我虧蝕，我可能會一把火把它燒毁）。銀行也是同一道理，因為它們能既受到保障又能維持利潤。

救市方案遭共和黨及左派同時攻擊，這點值得我們深思。大投機者及企業管理層能在高危的投資決定中獲利，同時又有「黃金降落傘」保障其不會損手，這是左右兩邊同樣猛烈批評的。在這意義上，2002年1月的安然醜聞，正可理解為對所謂「風險社會」的一聲嘲諷。當數以千計的顧員一夜之間失去工作及儲蓄，他她們當然是承受風險，但不見得是他她們自己的選擇。深明箇中風險，亦有機會影響大局的管理層，卻能在破產前將股票和期權等套現，將他們的風險減到最低。所以，我們活在一個要求作高危決定的社會，這說法是正確的。然而，在這個社會中，有權力的人便負責作決定，其他人只能負責承受風險。

為資本主義服務的「社會主義」

如果救市方案真的算是一項「社會主義」措施，那也只是一種很怪異的「社會主義」：這項「社會主義」措施的目標不是扶貧卻是助富，幫債主不幫債仔。當能夠用來拯救資本主義時，「社會主義」好像也會獲得認同。但若果連資本主義的基礎結構也出現「道德危機」又如何？問題是我們不能將華爾街的福祉和市面的分開。兩者的利益並不互換：對華爾街好的事不一定對一般人好，但若果華爾街表現不好，一般市面也難有興旺──這種不對等狀態給了華爾街先天的優勢。

用以反對再分配（透過累進稅等形式）的標準「涓滴」理論指出，再分配不會令窮人富起來，卻會令富人財富縮水。然而，這個表面上反干預的取態，其實包含了一個支持目前政府干預市場的推論：窮人並非推動經濟的火車頭，故唯一必要的干預原則，就是令富者愈富的干預，之後利潤就會自動地向下散給窮人。向華爾街泵足夠的錢，最終會涓滴至一般市面。若果你想人們有錢蓋房子，不要直接給錢他們，應該先幫助借錢予他們的機構。這是唯一能創造真正繁榮的方法──如果行另一條路，國家沒錯是把錢分了給窮人，卻會犧牲掉那些有能力創造財富的。

這條思路其實只是在虛偽地捍衛有錢人，要拆穿它很容易。問題是一日我們還是困在資本主義內，這套邏輯就有其真確性：華爾街崩潰確實會遺害一般工人。這就是為何支持救市方案的民主黨人其實並沒有違背其左傾立場，除非我們接受共和黨民粹主義者的說法，認為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是普及和對工人階級有利的制度，而國家干預則是上流社會用以剝削平民的策略。

政府強勢干預銀行系統及整體經濟並非新事物。這次金融系統崩潰本身也是另一次干預的結果：在二零零一年時，當科網股泡沫爆破，當局決定放鬆借貸以刺激樓市向上。實情是，政治決策要為國際經濟關係的情勢負責任。兩、三年前，CNN一則有關馬里的新聞說明了國際「自由市場」的真像。馬里經濟的兩大支柱是南面的棉花業和北面的養牛業，現在兩大支柱都陷入困難，正因為西方列強違反了那些他們強逼第三世界國家接受的規矩。馬里的棉花質素極高，但美國政府對國內棉花農的補貼相當於馬里全國的財政預算，難怪馬里棉花難以跟美國棉花競爭。殺死北部經濟的兇手是歐盟：歐盟以每年五百歐羅之豪補貼每隻牛。馬里經濟部長說：我們不用你教我們廢除多餘國家規例有多好；只要你跟從自己的自由市場規矩行事，我們的問題就可解決。那些捍衛自由市場的共和黨哪裏去了？都不見影踪了，因為馬里的崩潰正是美國政府「我國優先」﹝our country first﹞策略的結果。

爭奪「中立」

這些都說明市場從來不是中立的：其操作永遠都受政治決定的規管。真正的兩難不是「國家干預還是不干預？」，而是「什麼形式的國家干預？」這是真正的政治所在：爭取定義主宰我們生活的條件。對救市方案的辯論，根本上就是處理甚麼才是我們社會及經濟生活的根本特質，甚至連階級鬥爭的鬼魂都招來了。一如很多真正的政治問題一樣，這也是非關黨派的。這裏並沒有一個無可爭議的「客觀」專家位置：我們必須作一個政治決定。

在九月廿四日，麥凱恩放下其拉票工作回到華盛頓，聲言那是放下黨派分歧的時候。那姿態是否真的意味麥凱恩準備放下黨派政治、處理那些影響所有人的真問題？肯定不是：那只是一個「麥凱恩去華盛頓」的時刻。政治就是定義「中立」場域的鬥爭，因此麥凱恩那跨越黨派的計劃正是擺純粹的政治「鋪屎」，裝扮成非黨派的黨派政治，試圖將自己置於「普遍的、非政治的」﹝universal apolitical﹞的位置的垂死掙扎。比「黨派政治」更糟糕的是試圖裝扮成非黨派的黨派政治：將自己說成是全體的代言人，對手則是為了個別利益，這種政治就靠這個來矮化對手。

奧巴馬拒絕麥凱恩要求將第一場總統辯論押後、並指出金融系統崩潰令兩位候選人辯論如何處理危機變得更加重要。他說對了。在一九九二年的選舉中，克林頓憑其格言「這是經濟問題呀，蠢材！」贏出。民主黨有需要將一個新訊息傳開：「這是政治經濟學呀，蠢材！」美國需要更加多政治，不是更少。

原文刊於london review of books
圖片來自：psik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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