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外傭

族群融和得來不易階級團結對抗民粹

Albert Wong — Sat, 17 Dec 2011 04:43:18 +0000

澳門素來都是一個在種族關係比較融洽的城市，這可以在最近在三盞燈舉行的東南亞美食嘉年華當中看得見。但在對岸的香港，就外傭（僱）提出居港權的司法覆核，引起了社會極大的分化，甚至有政治人物認為應該提請人大常委會就此進行釋法。雖然根據澳門《基本法》第廿四條，澳門不會出現這方面的問題，但既定的法律是否必然合乎公義？我們對這個問題，應持有什麼態度？

首先我們要去了解外傭居留權事件的基本問題是什麼。事源是申請人與香港政府就《入境條例》中外傭在港工作期間均不被視為「通常居港」是否違反《基本法》第廿四（４)中，「在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就符合永久居民資格」的規定。先不談當中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就算外傭獲勝訴，都只是獲得與其他非中國籍人士同等的權利，即申請的權利，並非自動獲得批准成為永久性居民的權利。而且，香港已經有外傭僱主明言，就算外傭勝訴，都會在七年期限屆滿前辭退她們，以免要在她們獲得永久居留權後在最低工資方面的額外花費。再說，入境條例相關的條文是把外傭視為罪犯和難民，這根本就是職業歧視！

另一方面，反對外傭居港的人士提出了「大量外傭流入會影響香港人福利」的問題。首先這個命題是否真確？歷史告訴我們，當年所謂「百萬永久性居民子女來港論」在多年實踐中已經證明是一派胡言。例如在零五年，來港子女人數只有一萬，零七年更下降至四千多人。就算是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所謂「七成外傭想來港」，也被《信報》踢爆是由僱主代答加上協會主席親自訪問，可信度存在很大疑問。

我們現在進一步分析外傭現象反映的是什麼問題。首先，外傭並不是港澳獨有的現象，在歐洲、中東，以至最近在中國內地都出現了外傭的現象（目前在內地，外地家傭甚至是非法的），為的是以比「本地人」更低的工資獲得勞動力，而把在「本地人」的勞動力釋放出來，使之可以打工，或者在更好的地方工作。他們為了這些地方，受的是雙重的，即勞動和種族的剝削，本應是有與「本地人」相同的權利，包括永久居住權。而且，在資本主義陷入危機之際，煽動族群之間的仇恨情緒，達到阻礙階級團結，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效果，這在歷史上的法西斯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都曾經出現過，並為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在內的世界人民帶來持續多年的災難（想一想，我們這百多年來，不也曾被外國人歧視過嗎？我們強大了也就要歧視別人來報復？）。幸好，目前沒有人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衝突升級的時候，藉著例如大前天馬尼拉人質事件周年紀念，挑動香港人的民族情緒，製造事端，而且這種言行在西方社會已經普遍刑事化。但是香港警方在星期日對反對外傭居港權及反對種族壓迫示威上，採取截然不同的處理手法，只會進一步讓人意識到香港公務員已被政治化。

有人認為，支持外傭權利的人是幼稚，還說「社會主義國家都只是先照顧自己國民，先在國內大幹社會主義，然後才攪什麼『世界革命』、團結全世界的無產者。」但歷史已證明了，以國家為基礎實施的「社會主義」，無論是蘇聯、中國、朝鮮的「一黨專政」，還是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都會失敗。問題不在於社會主義本質上有缺陷，或許出於革命沒有向全世界擴散。在一次大戰後的一段時期，是最趨近於世界革命的，但當時世界各地的生產力有很大的差距。當然，在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重的時刻、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條件下，另一個世界是否比以前更有可能？

落地如何生根？ ——「外傭居港權」引發的新議程

葉蔭聰 — Tue, 15 Nov 2011 07:45:03 +0000

外傭居港權的爭議持續，甚至有人認為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發酵，導致公民黨大敗。到底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反對外傭有權申請居港權的市民，高舉一種防衛性的本土身分，在建制派政治人物的攪動下，甚至出現排外歧視的言論及情緒，實屬悲哀。

當日的工作做得不夠好

筆者先表明立場，過去好幾年，我也鼓吹香港本土身分，不過，並不是防衛性。2007年初，我參與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組織叫「本土行動」，發起過一個叫「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小小行動。當日，一群坐在船上由尖沙嘴出發往皇后碼頭的人，一概自稱為香港人，拉出的布條寫着「本土號」，船上的人包括港人內地子女、外籍傭工、少數族裔等等。我們當時意識到，經歷過1970年代末以來的「大香港意識」後，在新世紀開始之時，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意識之餘，還要開放及具普世意義的本土身分。但看到近日的爭議，我們當日的工作顯然做得遠遠不夠好，不夠持續。

在這次爭論中，有一個沒有被深入發掘及討論的議題，就是香港社會是如何及該如何對待外傭，以至其他流徙群體（displaced group），不去深入剖析這個議題，談人權與公義時會流於抽象口號。對待所謂流徙的「他者」，其實就是界定「我們」的香港。

香港主流意見皆只看到外傭「流徙」的一面，例如，有反對者說：他們是外國人，是傭工，為什麼要讓他們留港？就連民主黨及其支持者也說，外傭問題是移民政策問題，不涉人權及種族歧視。他們對外傭的界定是：離開了自己國家，但又不是香港居民的人，他們自願接受外傭簽證限制，是你情我願的自由選擇。

這個界定不能說是全錯，但卻以偏概全。所有流徙群體固然有其「流徙」（displacement）特質，但也有其「落地」（emplacement）的一面。研究難民及移民的學者，自1990年代開始提出對「落地」的關注，以反駁過分簡化的全球化或「世界是平的」的說法。流徙群體雖然跨境到處游走，可是，不要以為他們很自由很隨機地到處尋覓機會，實際上他們落在特定的軌道、活動空間、社會位置等等，而「落地」方式更往往受到社會權力的約束及支配。

從「落地」角度看外傭

只要我們從「落地」角度看，便不會犯上民主黨的基本概念錯誤，把外傭與解放軍及外交人員混亂類比。不用我的解釋大家也知道，外交人員與外傭的「落地」方式根本完全不同。香港外傭一般經勞務仲介公司進入香港，並受到嚴格的入境條例限制，包括只能做家庭傭工，必須居住在僱主家中。換言之，她們沒有自己的家，工作及休息空間不分，24小時隨時候命。一旦僱傭合約中止，只有兩個星期時間找另一位僱主，否則必須離港。

除了這些白紙黑字的限制，在社會及文化上亦落入非常狹窄的社會位置與空間。在我們日常語言中，她們是「外」傭，不是「勞工」，更不是「公民」。香港一般市民甚至沒有興趣去區分她們來自菲律賓還是印尼，只知她們是外人。政府以前收過「外傭稅」（以再培訓本地工人之名），但不會為她們提供文娛設施。她們在假期時沒有像樣的休憩空間，只好在城市的公共空間甚至縫隙中野餐，如星期日的中環行人專用區，或社區的公園與天橋。很多香港市民不會因此覺得過意不去或感到羞恥，還會有人理所當然地覺得她們有礙觀瞻。

人類學家蕭鳳霞曾用「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uncivil spaces），形容廣州的城中村，以及那裏的本地農民及農民工的處境。我認為，用來形容香港更貼切。我們為外傭訂的最低工資之低，說明我們並不期望她們能在香港過一個正常勞工及市民的生活，她們只配拿着微薄工資養活在祖國的家庭，最好永遠維持兩地分隔狀態。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就是我們購買她們的勞動力要她們勞動，但是，除了保證她們三餐溫飽明天還會起牀工作，以及每年有路費回鄉省親外，並不期望她們在香港有休憩娛樂、家庭生活、養育子女等等的機會。我們要她們「落地」，卻生不了根，要把大部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推回她們的老家。

把成本推回她們老家

在香港，並不是所有流徙群體都有相同遭遇，他們各有各的「落地」方式，簡單來說，你只要看一下入境處的資料，便可以大概分析一下不同的「落地」方式。部分群體比較幸運，有一些一樣被困在不同的「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國內拿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以婦女為主），幾年前我們便說她們多住在天水圍這個「悲情城市」，另一種「非公民╱非文明」的城市空間。至於拿着優才及專才身分入境的，他們的處境要「文明」多了；甚至拿學生簽證在港讀書的國內學生（每年大概也有好幾千人），畢業後也可無條件延長簽證一年找工作，亦有權申請永久居民身分。

我這樣分析外傭處境，主要不是希望令人同情她們，因而支持她們有權申請居港。我最想指出的是，香港像其他大都會一樣，有着不少流徙群體，她們被限制在特定的「落地」空間，處身「非公民╱非文明」的景况。

我們的確有權定下及修改入境及移民政策，但是，修訂的目標及標準是什麼呢？是讓外傭的「不文明」及「非公民」處境更惡劣，讓我們更好地剝削她們？流徙群體的處境及其改善的可能，是我們城市的文明或不文明的指標。不要忘記，外傭在香港出現，恰好是1970年代後期香港本土中產階級冒起之時，也是公民社會初生階段。外傭的處境，其實反映着我們社會的公民性格，我們都要撫心自問，香港有多大程度能稱得上是關心人權與公義的公民社會，還是一個以現代文明與本土之名，實行隱性階級與種族統治的城市？

我提出這些想法，不是大唱全世界工人階級大團結高調，幻想無邊界的烏托邦，而是立根於香港現况，提出漸進的政治社會改革方向。由外傭居權出發，我們不應只看到移民政策，而要看到所有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小市民，如何在城市落地及安居的問題。我們這幾年抗議地產霸權，抱怨樓貴租貴，在經濟及文化上覺得這個城市不再屬於我們。拿着三粒星的香港人，不是也一樣覺得缺了家的感覺，在地卻難生根嗎？對外來者是落地生根問題，對土生土長小市民來說，是如何與更多進步的公民一起，保育及創造美好家園。

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

在區選中，我們見識過建制派如何結合北京政府的政經強勢，在基層打造保守社區及本土組織的能量，即所謂「種票」及鐵票動員，而「反外傭」則成為他們爭奪「保衛香港」文化領導權的新戰線。對於落敗的民主派而言，困難重重，但問題不單是去搶「他們」的選票，因為，即使能搶回保守及排外性格極重的公民支持，這樣的家園也絕不是美好的。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要建立在一個開放而進步的本土社會，甚至退一萬步，若只關心擴大民主派選民數量，這也是必須的。

投票日，我在街頭拉票，看到大量沒有投票權的外傭經過，總令我有突兀的感覺，我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我在想，如果我們永遠只當她們以至其他「外人」透明，這樣的公民社會是否我們樂見呢？如果她們也是公民，那肯定會是一場不一樣的民主選舉。

■延伸文章

Siu, Helen (2007) "Grounding Displacement: 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 South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4(2): p. 329-350.

《明報》「論壇」，2011.11.14

左翼毀滅泛民：無待堂的區選分析

lewisdada — Mon, 07 Nov 2011 14:46:04 +0000

民主黨和人民力量誰是誰非，本來就不容易說得清。而糾纏於此，無疑是捨本逐末。大風起於清萍之末，泛民大敗的選舉的結果，與人民力量的關係可謂甚微。在大敗的背後的事實是：泛民一直死守的「經右政左」意識形態根本已完全跟民情脫節。

政治向左走

主流民主派是港英政府時期的政治產物。從支持領匯上市、公產私有化等議會事件中，可以看見主流民主派所信仰者乃「積極不干預」甚或新自由主義經濟。但在人權、政制等政治議題，民主派則一直在左邊：主張公平、改良、抗議，不妥協。這些年來，政治向左走的策略實在太奏效。左派的說詞永遠是最漂亮的，左派總是永遠最悲天憫人，同情心最泛濫的理想主義者。泛民在政治向左走的過程，建立出鮮明的政治形象，這二十年受益無窮。但是一個人演戲演得久了，自己便也入了戲，分不清戲和現實。同樣的意識形態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用不同議題上，可以予人完全相反的政治印象。

畢竟今天的政治形勢是更宏觀也更現實的。香港面對的已經不是壁疊鮮明的自由與專制的戰爭，簡單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恃。在今天，香港面對的是更具體和複雜的結構性問題。是港人身份認同的文化問題，是香港在東亞位置的戰略問題，是如何應對中國資金流的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在今天更受關注。反而絕大多數港人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專制，香港政府的傀儡命運。泛民的問題是不察如今形勢大變，仍沿用他們以往為「弱勢」出頭、要求平均、福利的左派路線，沒有任何調整。李卓人提出為外傭爭取最低工資、公民黨參與為外傭爭取居港權就是顯例。

本地居民優先權

港人在大陸移民滲透社區的過程中已經茲長出恐懼、厭惡，但同時又因為此乃大陸政府之決定而被迫忍受，於是他們唯有將恐懼和厭惡發泄在公民黨和外傭身上。公民黨實際上是無辜。但弱無強食的政治圈沒有死錯人，沒有無辜這回事。從港人對大陸移民的厭惡、對外傭居港的恐懼背後，同樣是一種對城市主體性消失的焦慮，以及對本地居民社會優先權的朦朧渴求。「仇外」只是表象，內裡是香港人對自己在香港社會中被長期忽視感到極為不滿。

因為多年的經濟不景，由基層和示威活動中醞釀出的左翼政治風氣，也強化了泛民對左翼政治路線的信心。他們認為自己堅持「公義」、「公平」是會得到廣泛認同的。但事實當然不是如此。連有名支持泛民的高登討論區在選前都充滿對公民黨的負面評批，便注定公民黨兇多吉少。如今只輸掉陳淑莊已經是最好結果。

資源的先後次序

選舉後，情緒化的人指責港人已經放棄追求民主，我諒解這是晦氣話。但如果是認真的話，無疑是極為幼稚的思維。區議會選舉著重地區工作，又何怪之有。人們爭取本土居民的利益，與放棄民主根本是兩碼子的事。政治上的「開明」是依然有市場的，不然從民主黨分裂出來的「新民主同盟」為何大勝？

主流泛民的那種盲動的左翼路線已經毀滅了他們。公平是普世價值，但現實上凡事都要分先後次序。雅典帝國的雅典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福利，是如此理所當然。從政者為本地人服務，亦是天公地道。資源是有限的，非理性的恐懼是如此常見。人們沒有心思慢慢研究司法制度、入境條例、外傭居港的細節問題。況且中產的怨氣更大，對外傭來港的恐懼就更加非理性，而中產恰恰是公民黨的主要票源。

今天香港在中國移民的衝擊下，已經正在醞釀有利右翼的社會環境。今天香港需要民主右派，但實際上香港只有那些掛著右派名目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如kai子山學會以及所謂的獅子山精神）。這個勢力真空，就暫時被沒有政治立場而主打社區義工隊的建制派完全接收。港人對社會及經濟自主權的渴求，今後會繼續高漲。

從政不是上教堂

本地人的「民族主義」至今一直被政界忽略，也不知是好是壞。泛民當然需要形象上的開明自由，但與實際的政治操作應該有微妙的不同。適當的治術是需要而且必要。但主流泛民是如此的充滿政治潔癖，不吃人間煙火。治術在他們眼中也許是「講一套做一套」。但實際上從政不是上教堂，很多時候不會令人感覺良好。權術在這個不讀歷史的社會中是如此矜貴，如此無知的社會真是太合北京的心意。至於那些甚麼快樂抗擊、熱血政治，都是百份百的鬼話。政治是冷酷的，盤算是必要的。下層的群眾盡可能要熱血，年年悼念六四。但上層的決策者，總要更加深謀遠慮，靈巧如蛇。不要做戲做得太久了，連自己都入了戲。

兩個工會：是同根，還是相煎？

歐輝 — Fri, 07 Oct 2011 08:49:42 +0000

圖：集合時候的油麻地港鐵站，水靜鵝飛

（獨媒特約記者歐輝報導）今天上午「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工聯會屬會）」臨時取消到「職工盟」總部抗議的行動。該會原定今天上午到職工盟總部抗議，協會指職工盟支持外傭可享有居港權，為「幫外傭去搶香港人嘅飯碗」、「簡直係出賣所有香港打工仔既行為」。記者提前到達集合地點（油麻地港鐵站A1），守候逾半小時，卻絲毫不見任何行動痕跡。原來協會理事會決定暫押後是次行動，日期未定，卻完全沒有公告。

有見抗議行動不成事，我們即移師至職工盟總部。職工盟因得悉是次行動，於昨日傍晚召開會議討論應對，副司庫鄭清發亦於總部嚴陣以待，豈料是次行動不了了之。鄭清發先生就是次行動及外傭居港權案有以下回應。

外傭在香港，搶了什麼飯碗？

外地傭工於香港已有逾25年歷史，其存在是出自本地家庭的需要。反觀外傭人工低、工作條件差，其實「外傭搶香港人嘅飯碗」此言不成立，原因正是本地傭工與外傭其實是面對不同的市場。外傭付出了勞力，讓20多萬家庭少為家務費心，我們應該做的，該是道謝、協助外傭改變工作環境；但我們在做的，卻是視之為敵，然後鼓吹歧視。

職工盟有聯絡外地勞工組織，指其實大部分外傭都不以香港為家。但其中確有外傭已在港工作20多年，卻從來沒有居港權。社會一直想像外傭湧至，香港淪陷到底有多理性？而這裡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麼區分了外傭和其他來港工作的外籍人士？說到底，還是「階級」和「種族」。

同為工會，取態大相逕庭

「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與「職工盟」同樣是勞工聯合組織，何以在此案中態度截然不同？職工盟副司庫鄭清發指此情況是不幸的，職工盟視外傭為勞工階層一部分，其組織正正是為了關注勞工階層而存在，故不可忽視外地傭工之權益。本報導亦訪問了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協會秘書洪小姐一再強調其協會於工人權益上有先後之分，先要關注本地勞工，而其他國家／國籍的工人或基層則不在協會關心的重點。洪小姐亦一再重申協會堅決反對外傭有居港權，甚至不贊成他們有申請居港權的權利。

我們問及協會反對的原因，洪小姐指一旦外傭有申請居港權的權利，必定會對本地家庭傭工構成威脅，即「搶飯碗」。協會指出「反對原因並非種族歧視」，但在訪問期間多次指出區分的界線是因為他們「不是香港人」。在問及協會對其他在港工作的外藉人士申請居港權的看法時，洪小姐表示協會不探討此議題。

圖：職工盟副司庫鄭清發表示身為工會，卻因種族而不支持工人為未盡天職，實屬不幸

同為勞工，同為基層，本屬同一階級，卻因種族不同而自我割裂。在面對「搶飯碗」、「爭資源」的恐懼和論述時，我們會予以體諒，但我們也不能不提醒他們身分其實相同，他們面對的是同樣的剝削；而此種社會分化的狀態，正是政治家的籌碼，政府所喜見的局面。自新移民的六千元問題開始，社會就本土的定義爭論不絕，而我們要警醒的，是避免墮入民粹政治的論述，把社會問題約化成中產相對基層、本地工人相對外藉工人的二元對立僵局；以及自動轉了槍口，忘記自身命運的相同。說到底，問題的基本在於香港人的定義，但如果一群離鄉別井的工人，在港工作多年卻連申請居港權的權利也沒有，原因不過是他們來自低下階層、他們的膚色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也就只剩下排外、歧視和恐懼主導、空泛假想的論述，那我們執著的港人身分，到底還有什麼價值？

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工聯會屬會）有3千6百多名會員，該協會早於8月4日已召開記者會，表明反對外傭有居港權

獨角秀：容不下外傭的獅子山下？

馮景恆 — Sat, 01 Oct 2011 05:49:15 +0000

外傭居港權的爭論，政客製造民粹恐懼，借市民的階級和種族偏見，鼓吹排外的政策，並以此作為攻擊政治對手的手段。他們更不惜邀請北京釋法，進一步削弱港人治港的政治權。

此等民粹政治，破壞了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社會關係和關愛。當一個社會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出賣與自己一起生活多年的伙伴，其道德民風，只會不斷的潰敗。支持外傭享有申請居港權的權利，不單是對法治的尊重，也是仁愛與公義的捍衞。

本報導邀請了著名音樂人周博賢、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電台主持及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及一名外傭僱主余振雄傳道，分享其對外僱及對外傭爭取居港權申請權的觀點和評論。

本短片由 inmediahk.net 製作，以 Creative Commons「共享創意」授權 - 引用出處及非商業性。公民獨立影像製作，需要大家的支持，請捐款支持「獨立媒體（香港）」 http://inmediahk.org/support-us/ 。

‘Keep our women safe at work!’ – But ar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not women?*

sister — Sun, 25 Sep 2011 15:50:37 +0000

As far as Hong Kong population statistics are concerned, the nearly 300,000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284,901 as of November 2010) who live and work here are counted as 1) part of the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2) as part of the Hong Kong workforce. They are among the 3,710,400 female residents, and 3,763,000 total workforce in Hong Kong (as of mid-2011).

Thus they represent 7.5% of our whole workforce, about 15% of our female workforce. Does Hong Kong society give them equal protection for their safety as women,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female workforce? How do we ensure thi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conservative groups in Hong Kong proclaim what great benefits we give them ‘already’ – i.e., the minimum salary (which in reality tends to be the maximum salary) – HK$3,740 per month, and ‘so many other things’: food and lodging, a return air ticket and one day off per week.

Putting aside whether the workers who get these great things (what kind of typical food? What kind of room? Do they always get full salary?) are really so privileged, it’s worthwhile to look solely at the aspect of the personal safety of the working women.

Let’s compare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census takers who visited many of our homes in July 2011.

I myself received a visit to my home in July from a pretty shiny-faced young woman who was probably 18 years old, wearing a census taker polo shirt. She came into our living room, helped fill out the census form as we answered her questions, and then went on her way. I was slightly surprised that she was alone.

Later in the media, there were reports that some of the census takers who had visited homes alone, had been sexually molested! In one case, on July 16, an 80-year-old man had allegedly touched the breast of the census taker. Another indecent assault allegedly happened on July 17, the details of which have not been shared. (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Census-takers-team-up-...)

Then from July 26, the government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announced it would ensure a male worker accompanies the female workers to take the census. In a mere ten days, the government took action to assure the public that the women workers among this total team of 18,300 temporary workers hired for the 34-day census would be safe, based on the assaults of 1-2 victims.

Now, consider the typical Filipina or 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 newly arrived in Hong Kong. They come alone, to work alone for two years at a time once they have been admitted. What is their safety situation? When assaults happen to them, what is the response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domestic workers, especially the Indonesians, are often quite young. It is a known secret that some of them even falsify their age in order to work, and are in fact as young as 16. They do not always have full grasp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despite the fees they have paid for training that includes language lessons. They have typically entered a debt of 4 to 7 months salary as recruitment fee, in order to get the job. They often have their passports confiscated upon arrival in Hong Kong, and in many cases are even forbidden to use their own mobile phone, much less the landline phone of their employer. In other words: the young women who have newly begun their job in Hong Kong are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any form of abuse; due to their deep indebtedness, they are compelled to tolerate great abuse rather than be terminated and sent back home, with their debts still there and no money. Furthermore, the young women workers often are quite unaware of whom to reach out to for help; and worse, even if they pursue a legal case, they find the punishment of violators is difficult and hardly any deterrent to employers. Under present Hong Kong policies, forcing the domestic worker to sleep in a room with male children as old as 18 years old is not a ‘serious violation’.

With agencies actively promoting a paternalistic and superior attitude of employers towards the rights and welfare of the domestic workers, cases of violations of the workers’ rights are very common and continue, even getting worse: forced enclosure (not being allowed out of the home); physical beating; verbal abuse; deprivation of food; surveillance; sexual harassment….

I have heard one case of a single male employer, who is a police officer, who forces his domestic worker to perform hand sex on him. Why was a single male employer allowed to hire a single domestic worker? Why are there no safeguards to prevent this situation?

I have met a young Indonesian who was able to sleep only 3-4 hours a night, and for months was kicked in the back by the employer to be woken. She only left when she could not tolerate her injuries anymore. What makes a domestic worker tolerate abuse so long, even when it is so severe, so humiliating? Of course they are not free, like the young census takers, to call police in their own language, to walk out of a situation they don’t wish to tolerate – they have enormous amounts of debt before arrival, and hardly anywhere to turn for help. It takes huge courage and confidence for isolated foreign workers to escape the situations they are placed in by their work – placed in by their own governmen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recruitment agencies – and fight against those authorities for justice and their own dignity.

In Hong Ko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uch continuing rampant abuses of the safety of the women migrant workers fall squarely 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hich has shown utter indifference, in comparison to the response time of ‘only ten days’ for the sexually assaulted census takers.

There are migrant domestic shelters and advice centres, like Bethune House and 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 which can provide the evidence that rapes, suicides, cases of severe physical abuse leading to mental illness and grave injuries, are regular occurrences, year after year. They are certainly a serious occupational hazard for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They are not merely the result of ‘a few bad employers’ who are ‘everywhere’ and can’t be avoided. No. It is the result of a government which looks lightly on the dangers they face, and avoid responsibility and serious protection of the workers.

For instance the 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 which served a total of 1,245 migrant workers including phone consultation, had 614 ongoing cases in 2010. It faced an increase from 2009, when it had 547.

Of those 614 cases:
• 7% of MFMW Clients report physical assault, physical abuse, sexual assault, or sexual abuse.
• 7% of MFMW Clients face ill-treatment from their employer. This includes constant yelling, shouting, and criticism by the employer to the worker.
• 16% of Mission Clients report not receiving enough food to eat.
• 23% of Mission Clients do not have a private room. This means they sleep in the living room, dining room, kitchen, laundry room, bathroom, or share a room with someone else.
• 28% of Mission Clients are required to work on their rest days.
• 72% of MFMW Clients sleep less than 8 hours each night.
• 7% of Mission Clients are required to work at another place besides the location listed in their contract (which is illegal). They are told, for example, if they do not work at the employer’s family’s house or in their shop, their contract will be terminated.

23% do not have a private room to sleep in, much less a room with a lock! For two years of their contract while working for Hong Kong employers. Yet these abuses are categories of abuses that occur year after year, and as reported cases, form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actual cases that must be occurring during the year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the obligation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women workers whom it has given legal permission to enter Hong Kong for work purposes, including suitable punishments for violations.

While commentators such as Mike Rowse and others claim the workers ‘know in advance’ that they will not get the right of abode, and many would even say they know they will work without privacy, without any time of their own, without a say in their sleeping hours or their work tasks… as a humane society, we must not accept that women workers must compromise their safety and dignity a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their work. The live-in requirement is one of the policies that contributes the most to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migrant women worker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hould: 1) again allow live-out as an option fo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2) explore establishing dormitories for migrant workers, as exist in many other societies that systematically hire migrants for work, and 3) ensure fast and effective deterrent punishments to employers that inflict physical and mental harm to their domestic workers. Without policies such as these, we can expect that thousands of migrant women are paying a deep price of thei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for working in Hong Kong as domestic workers. With conscience we cannot allow this to continue; it has continued and even worsened, long enough.

* ‘Ain’t I a woman?’ was the famous question and title of a speech by Sojourner Truth at a women’s convention in 185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in%27t_I_a_Woman) Sojourner Truth was a black anti-slavery activist, an escaped slave, and women’s right activ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er speech she argued that while women were claiming rights as equals to men, it was still only for white women, and she argued against the racial inequality that left black women out of those rights. This fight was fought in the 1800s. Where are we now in Hong Kong?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Hong Kong women have rested on the sacrifices of and continue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differently coloured women of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other countries, whom we have relied on to do the work that as women, Hong Kong women would otherwise have to do. It is long overdue to make the struggle of th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he struggle of all women and women workers in Hong Kong, and the struggle for real racial and sexual equality.

Open Door is a group supporting domestic workers rights in Hong Kong. There is no peace without justice. There cannot be racial and gender equality as long as we continue to neglect the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are excluded from the minimum wage and now may continue to be excluded from the right to apply for right of abode. Supportive HK voices are needed - if you are willing to add yours, send email to: contact@opendoor.hk

民粹夠了，外傭居港有幾好？

中大學生報 — Mon, 12 Sep 2011 03:30:27 +0000

編按：外傭居港權問題肯定是近來香港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之一，它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的運作，但可惜事件的複雜性還沒有受到公眾的正視。雖然讀者大概心底裡都會有一定的立場，但編者依然希望透過下列兩篇文章提供另一種切入問題的方法，回應主流論述之餘，亦嘗試開展新的分析視野。〈民粹夠了，外傭居港有幾好？〉側重處理法律及經濟問題，〈無思政治與無視外傭處境〉則會觸及政治及外傭處境。

文：東郭先生

〈民粹夠了，外傭居港有幾好？〉

「外傭居港有多好？」這是一個有待大家思考的問題，而不是反問句式。

話說公民黨接下了三名菲傭要求司法覆核爭取居港權的官司，官司未開審，外傭居港權的問題已經鬧得熱哄哄，有政黨、團體發起「反對外傭居港權」遊行，在主流媒體所看到的幾乎都是持反對意見的市民聲音。反對外傭居港權的邏輯是簡單的，「我沒有歧視外傭，只不過他們來了，香港會陸沉」，但現實卻是複雜的，政治、經濟、法律領域的運作疊加在一起，上述「陸沉論」不過是經濟論述的其中一面，並非事實的全部。如果要下一個較好公正的判斷，看來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種過份輕巧的邏輯，或曰「常識」。

法律上的工種歧視

現時非中國籍人士申請居留權有三個條件：持合法簽証來港、通常居港七年、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目前法律上的爭辯主要針對第二個條件「通常居港七年」，因為《入境條例》訂明「外來家庭傭工」不得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令到她們沒有申請居留權的資格。《入境條例》延伸的問題是值得思考的，為何盛智文及藝人鍾嘉欣可以申請居留權，而外籍家庭傭工就不可以？為何唯獨是外籍家庭傭工才是特別被排除的一群？為何會有這種不一致對待的情況出現？這個條例造成的工種歧視的確是有待被解釋。

從法律爭辯到經濟考量

不過，反對外傭居港權的公眾所思考及關注的其實不是法律問題，而是現實的經濟問題，他們期望的是無論法律觀點上外傭有多強大的理據，總之外傭就是不可以有申請來港居住的資格、機會和念頭，只須一切依舊（status quo）。問題是，為何大家都很自然地會向傾支持「反對外傭居港權」的一方？因為：
1./ 後果論之一：陸沉論
2./ 後果論之二：工資論
3./ 善待外傭論

回應後果論之一：陸沉論

「聽啲政黨講，幾十萬外傭會黎香港住。納稅人嘅錢唔係俾佢地黎香港攞綜援、搶福利架囉！」

其實我們憑什麼用納稅人的角度出發？為何每逢提到福利問題，我們都要暗地將納稅人的地位看得這麼高？交稅本身並不是善舉，我們有能力去到這個社會位置交稅，是因為我們腳下墊了不少基層的人頭、血肉，此其一。第二，以典型核心家庭一家四口來說，兩夫婦能夠同時外出工作，家庭勞動力得以被釋放，繼而交稅，全賴外傭打理家務、照顧家中兒童，外傭對於過去香港經濟的發展實在有一不能忽視的位置，並不是有交稅的人才是「對社會有貢獻」。

筆者並非完全否定一切後果論的推算的意義，恰恰相反，如果要從計算之中得出公正的判斷，其實我們應該重新檢視政黨提出「陸沉論」的計算有沒有包括這批「新移民」所帶來的好處？譬如說，香港現在面臨人口老化，同時亦有遲婚、出生率下降的現象，如果外傭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將來會不會是由「他們」的下一代承擔了「我們」人口老化的社會成本？會不會刺激內需然後反過來帶動經濟、多了學生而減少殺校、增強公屋及福利需求，因而同時降低教師、社工、建築工人的失業率？（此觀點出於友人蕭氏，謹此誌謝）這批外傭「新移民」難道就不可以是納稅人了嗎？但迄今仍未見政黨有提出這些相關的數字及較全面的經濟分析，因為，在他們（我們）的價值觀及視野底下已經先入為主地覺得外傭有居港權對香港只有壞影響，最後他們提出的數據只會成為鼓動民眾排外情緒的工具。

回應後果論之二：工資論

「外傭到時受全民法定最低工資保障，到時我地咪請唔起外傭囉！」

這種以工資作為排拒外傭的論調非常令人神傷。現時的全民法定最低工資條例並不保障留宿家庭傭工，他們每天隨傳隨到工作16小時，但每小時只有$8。如果我們付不起工資就老老實實地不要請外傭，他們不是「老奉」生出來給香港人剝削。如今我們卻將邏輯倒轉，覺得自己消費不起外傭的勞動力便要將應有的保障都抹去。對啊，我們得承認，現在可以以月薪$3740請一個外傭，是因為我們正在支付著一個極度剝削、極度低賤的人工。問題是，為何我們很理所當然地覺得處理家務就要請外傭？外傭與家務助理在工作性質上相似，為何在我們的視野裡面不存在本地家務助理這個選擇？這要說一段小歷史。

七八十年代香港工廠北移，不少原為家庭主婦的女性投身非工業的勞動市場，例如設計、貿易、金融等行業。在這種趨勢之下，不少家庭都需要家庭傭工代替他們照顧小孩和做家務。當時束馬尾長辮、身穿白衣黑衭的「馬姐」大多都已經回鄉或變老，本來部份失業的基層工廠女工其實是可以轉型提供家務服務，但為何今天普遍都由外傭擔當這個工作崗位，反而本地家務助理這個工種卻起步不過十年？當年香港政府打算將這種外勞輸入本港時，哪些人不介意支持輸入？中等至高收入的職業社群、收入漸多的中產家庭；相反，是哪一批人提出反對？基層與本地勞工團體。

不妨再想一次，為何我們很理所當然地覺得處理家務就要請外傭而不是首先想起本地家務助理？因為外傭開價低過本地同類型的勞工，我們亦知道她們住在僱主家裡可以16時隨時候命，更知道她們隨時可能是有學位的大學生，識英文，可以照顧小孩、長者，而這些條件都是現時的家務助理所不具備的。外傭之所以「咁抵請」，正正是因為上述的工作時數、培訓成本、工作能力並沒有被反映在他們的工資裡面。如果外傭的工作能力比本地家務助理強，為什麼她們人工會比香港家務助理低？當初全民法定最低工資的保障排除了留宿家庭傭工這個群體，議員與政府的理由是技術上計算轉換不了外傭的工資成份，譬如說計算不了傭主提供的食宿費用，但為何行政會議就有辦法自行決定外傭的公價是$3740？如果我們有真正想過以上的問題，今天我們就不能理直氣壯地覺得外傭不應有最低工資。

筆者的意思是現時的外傭工資水平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工資的問題根本可以與居港權的爭辯無關，如果我們覺得自己請不起外傭所以就不讓他們有較高的工資或者進行今次的法律申訴，根本就是我們不講道理。加上「工資論」背後的判斷依然是打算請外傭，這意味著放棄支持或照顧本港的失業婦女或家務助理，在這點看來，真不見得抱持「工資論」的人有多「愛護香港」、「愛本土」，說到底，這其實就是一重又一重的雙重標準。

回應善待外傭論

「我地港人僱主俾$3740請菲傭、印傭，其實幫左你地呢啲東南亞窮國好多，你大可以問下外傭在家鄉係做咩什麼工作、有幾多收入，必比來香港辛苦而且工資更少，甚至可以問下佢地嘅男朋友係做咩工，或者大部份都無工作，等住外傭攞錢番去，我請外傭，實是對得住良心，你地仲想點呀？」

這個論調可以說是回應著筆者對「工資論」的反駁，而筆者必須指出今天既然有了本地家務助理，輸入外傭並非什麼僱主與外傭的雙贏局面。外傭到港工作，我們其實是將再生產（re-production）（組織家庭、生育、生產勞動人口）的成本轉嫁給東南亞國家。不難想像，外傭長期在港其實難以組織家庭，就算是已婚有孩子的在港外傭，難道她們的家庭就沒有照顧小孩的需要嗎？一個母親離鄉別井去照顧人家的小孩，自己的家庭真的會幸福一點嗎？不要忘記我們同時是置本地的家務助理及待業的基層婦女不理，破壞本地的基層勞動力市場，「Ｗin Ｗin雙贏」其實有多真？所謂的「贏」，除了看整體經濟數字上有增長之餘，家庭健康及完整性、個人的心理情緒是否亦要計算在內？

停止集體自我感覺良好

筆者重申對外勞的立場：取消《入境條例》第二條的差別待遇，應該不分種族、工種統一對待，住滿7年就有居港權申請資格，或一併沒有。同時應該檢討輸入外地勞工政策，理論上外勞的人工都應該要比香港人高，香港沒有的人才自然要高薪挖角，而不是輸入外地廉價勞動力，破壞本地基層勞動力市場，並剝削其他國家的勞工，將生產力再生產的責任交給原屬國家。而現在的港人依然是選擇了外傭而不考慮本地家務助理，足見其向弱者抽刃的心態，向低價勞工落手，因為他們是可被剝削得最盡的一群。如果堅持要輸入外地家務女傭，至少要以最低工資$28/hr兼付24小時人工。太貴的話便請本地家務助理，「愛護香港」，一家人嘛！講到尾，要麼保持那種所謂「愛本土」、「愛香港」的邏輯，要麼承認自己是徹頭徹尾對第三世界的剝削。理直氣壯地說現在是雙贏局面的人，其實只是自我感覺良好。

延伸閱讀：
1. 廖柏偉《移民及香港經濟》
2. 蔡建誠《移住勞工在香港的境況及移工政策》
http://www.franklenchoi.org/monograph/migrantworkers.htm

〈無思政治與無視外傭處境〉

政府、政黨團體帶頭民粹

今次外傭居港權事件，政府一如既往地發放誇大的數字嚇倒市民，稱數十萬外傭及其家人可以來港居住，卻又隱瞞了政策上其實還有入境處把關這個事實，製造公眾恐慌。而至今帶頭反對外傭居港權的政黨及團體並沒有帶領公眾進行公共討論，沒有明確的政治經濟分析，但其中民建聯、自由黨、葉劉、謝偉俊、民主黨、「愛護香港力量」及「半山社區事務促進會」卻已急不及待要攻擊公民黨、社民連，務求吸納更多市民的排外情緒為自己沾光，繼續抽水、民粹。這不難理解，因為區議會選舉快將舉行，不擇手段攻擊對方是必要的，議會民主、政黨政治無可避免是選票主導，但同時，這種政治生態發展下去只會是更加無思的政治（thoughtless politics）。

筆者認為公眾應該認清一項事實，即使公民黨勝訴，也只是確認了這些外傭符合了申請居留權的第二個條件──「通常居港七年」，但其實第三個條件「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審批依舊由入境處嚴密把關，其審批範圍包括了家庭、社交網絡、地方歸屬感、工作能力等等，申請人須提供資料，證明「他是否有合理的收入，以維持他自己及家人的生活」。現時外來家庭傭工的公價是月薪$3740，試問要在香港維持生活的話，拿取這等薪酬哪會是「合理的收入」？因此今次司法覆核就算成功，其實對絕大部份外傭幾乎是沒有影響，但建制派議員卻就已經急不及待希望人大釋法，無謂要法庭開審了，其心可誅。

公民黨的階級意識

但這就代表筆者從此會認同公民黨嗎？不。

在不改變其他政策的前提下，司法覆核的成功暫時來說對大部份的外傭實在影響不大。公民黨儘管在法律問題上有能力雄辯，但它對其他外傭的基本勞工權益卻絕口不提，甚至反對，例如過去它曾經反對留宿外傭納入全民法定最低工資的保障，其用心當然是要維護選民的利益，始終公民黨的階級意識及選民基礎依然是以資產階級及專業人士為主吧。筆者再重申，今次的司法覆核是值得支持，在法律上為外傭打開先機固然是好事，但要解決外傭面對的各種問題，這樣的力度及視野還遠遠未夠推展其他外傭權益的討論。

關注外傭處境之必要

如果將焦點帶回現在的外傭處境來看，問題實在多不勝數。除了上文提及過的外傭薪酬問題，政府亦沒有妥善監管外傭中介公司，他們濫收介紹費，金額高達港幣$30,000，比法定的標準高出80倍！我們或許會覺得奇怪，為何外傭們會這麼富有可以交出$30,000？因為這筆錢是她們向貸款公司借的，誰不知這些貸款公司一早已經與中介公司互相勾結。

同時，外傭在兩年合約期間沒有回國的機會，唯有當僱主同意續約時，傭主才需要支付機票給外傭回國，但有些僱主不願意承擔機票的錢，提早與外傭終止合約，並再與該外傭簽新的合約。另外，當合約完結，如果外傭在兩星期內未能找到新僱主，便得離開香港，而外傭很多時為了避免遣返後再來港要額外繳交介紹費，所以就算受到僱主虐打、非人對待亦只好啞忍，希望獲得續約。她們面對的問題當然不止這麼少，文字亦無法完全書寫出她們在港的鬱痛。

「愛」從何說起

當我們滿口道德說自己「善待外傭」、沒有歧視外傭，試問有幾多個人會認真想過這些外傭的處境及出力批評過政府、中介公司以及自己？我們的忽視及無思經已傷害著無數的人，口說「愛護香港」的人，何以有愛？

延伸閱讀：
K.T.〈最低工資立法政客現形記〉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8118

關於外傭居港權的公義思考（每週左左你）

left21 — Wed, 24 Aug 2011 07:50:36 +0000

有關外傭居港權的爭議紛紛擾擾，政府說五十萬人湧港令福利開支爆煲，保守派政客紛紛齊聲要求堵塞漏洞，最絕的招數為人大釋法，把《基本法》賦予的權利給收回去。筆者希望從一個關於合約的爭拗談起，有論者曰外傭來港時早已簽署協議，清楚知道他們即使居港滿七年，也不能擁有居港權，因此如今外傭要求居港權是違反協議及不合理的。

近月著名的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Sandel）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出版了中文繁體版，書中有兩個故事頗值得深思。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一位住於芝加哥的守寡老太太。有一日老太太的馬桶壞了，她找來水電工，水電工要價五萬美元（約三十九萬港元），老太太與水電工簽了合約並同意分期付款，她到銀行提取首期兩萬五千美元時，銀行出納感到奇怪並向老太太詢問，獲知事件後報警揭發騙案。修理馬桶要三十九萬元，相信任何人都會認為不合理。與外傭來港前簽署了協議放棄居港權一樣，老太太與水電工也簽訂了一份雙方自願簽署的協議，依此邏輯，理應是沒有基礎去指責水電工或不准外傭擁有居港權的特區政府。

然而桑德爾告訴我們，協議的存在並不等於協議就是公平，同意本身不足以建立具道德約束力的權利義務。協議雙方涉及的，有雙方的資訊不平等、權力不平衡等等因素，協議條款很多時是隨雙方的叫價能力而決定，所謂的「自願」通常都是某一方沒選擇下的選擇。以外傭個案為例，外傭要來港工作一定要同意放棄居港權，這種情況下能說是「自願選擇」嗎？

即便是完全自願，也不等於完全公平及合理。桑德爾提到第二個故事。在2001年，在一條德國小村羅藤堡，一位四十三歲軟體工程師布蘭德斯回應一則由電腦技師邁韋斯發出的網絡廣告，徵求願意被殺來吃的人，總共有五人前往邁韋斯的農舍面試，只有布蘭德斯同意，邁韋斯於是把他殺死，把屍體切塊用塑膠袋裝好，直至邁韋斯被捕那天，他已經吃掉四十多磅以橄欖油和大蒜烹煮的人肉。

這則故事指出的是，即便是雙方完全自願的協議，也有一些原則社會無法接受的，上述的故事就是我們無法認同自己的生命可以當成普通財物一般授予他人。

傭工合約內容及《基本法》「原意」等關乎協議、條文等的爭辯，只是遮蓋真問題的旁枝。真問題是，我們是否認同外傭應該擁有申請居港權的權利？我們能否同意在外傭的僱傭合約上就此進行協議？

外傭在香港的處境，不吝是作為「發達地區」的香港在直面「第三世界」的照妖鏡，作為資本主義下經濟發展的得益者，我們無論在衣、食、住、行上，佔的都是「第三世界」的便宜，我們花上數百、數千元的消費，真正流到前線生產的中國、越南工人手上的不過是一、兩塊。我們每日穿在身上的衣服，把玩手中的 iphone，並不會感到不安，因為你根本沒有見過衣服及 iphone 生產者。然而外傭作為「第三世界」的「出口商品」，在香港一週工作六日，僅收取一份低廉的薪金。儘管香港有三十萬外傭，我們每日在街上甚至在家裡都會與他們碰面，香港社會卻從來沒有醒覺自己的「發達地區」的權力位置。香港所謂的世界視野，不過是葉公好龍，在電視上看看「第三世界」的貧窮，捐捐錢就是了。今日同樣是「第三世界」，受盡「發達地區」佔經濟便宜好處的外傭群體，他們希望獲得的，是在其他「發達地區」普遍不過，當工作年期滿一定年數後便可申請居留權的權利。其中的支持理據，自然是肯定移民工對當地社會及經濟的貢獻，政策的考慮亦是某程度上超越國族及種族的。香港是時候直面這些真問題的討論了。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電郵：info@left21.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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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狙擊反外傭遊行警方執法粗暴橫蠻

CY Alex — Mon, 22 Aug 2011 14:26:34 +0000

昨天「愛護香港力量」發起「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大遊行！」，一群青年人在網上得悉後發起狙擊行動，被警方以鐵腕手段拘捕。

自新任警隊一哥曾偉雄上場，警方對付示威者的手法愈見粗暴，亦動輒大規模拘捕。但昨天警方的手段，是史無前例的惡劣和橫蠻。

出發前已有便衣在港鐵站內監視狙擊青年

未出發，先監控？

狙擊反外傭遊行的示威者在正午十二時於天后港鐵站集合。由於狙擊行動事先已在社交網站張揚，「愛護香港力量」亦已經向警方備案，現場一早部署了約十名便衣警員。警民關係組亦派了一位警員，全日貼身跟隨狙擊青年，直到最後他們到北角警署聲援被捕夥伴。

警方出動便衣監控遊行由來以久，在今年七。一遊行期間，兩名演技拙劣的「臥底」混入堵路人群當中，被現場記者點相。但警方今次的表現未見進步，同樣是找一班戴著耳筒、穿著素色衣服的中年警員擔任「臥底」，他們沿途向同僚通風報訊，讓警方完全掌握青年行動。

狙擊青年在十二時半左右步出港鐵站，「臥底」們立即後隨趕上，狙擊青年在維園泳池旁商討行動細節時仍毫不忌諱地貼身聆聽，直至其中一位青年出聲喝止。在青年聚集點不遠處，亦有多名警員監視。

在香港警務處網頁，已清楚寫明「便衣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或在行使警察權力時，必須表明身分及出示委任證」。至於警方有沒有權力出動便衣監控遊行？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狙擊青年被警員重重包圍，只有等待被捕

警方拘捕狙擊青年，一個不漏？

在中午一時左右，狙擊青年奔至維園大閘，但警方及時攔截，未有與反外傭遊行人士正面衝突。警方一早部署了超過一百名警員，狙擊青年未能成功突破防線，搶奪鐵馬亦告失敗。衝撞中有3人被警方拘捕，包括一名外藉人士及社民連成員馬雲祺，他雙腳受傷及被鎖上手銬帶走。

雙方對峙期間，警方一邊呼叫「不容擾亂社會秩序」等口號、一邊以鐵馬及人牆收窄防線，將狙擊青年逼到大閘旁的通道。即使中途有示威者嘗試跨越花糟突圍離開，也立即被警員阻止，警方的行動目標明顯是一個不漏地拘捕所有示威者。

此時《獨立媒體》的記者拍攝期間，在場警員要求核對身分，但出示記者證後仍被警員攔阻。

狙擊青年突圍失敗後，集合討論下一步行動。警方此時迅速調動警員從後包圍。狙擊青年發現可爬上維園道行車天橋撤退，警方卻立即將鐵馬推前，截斷唯一退路，非常明顯，就是拘捕全部狙擊青年。最後約有一半人成功攀上天橋，其餘16人被警方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拘捕，被送往北角警署。

被禁錮在「公眾人士活動區」的狙擊青年

被禁錮須出示身份證離開

「社會主義行動」昨天亦在維園門外開設街站，反對歧視外傭，亦被警方前後包圍。警員將示威者逐一帶到旁邊的「公眾人士活動區」，反外傭遊行隊伍亦出發前往公民黨總部，但遊行已延誤了一個半小時。

在反外傭遊行隊伍完整離開維園後，警方陸續釋放被困於「公眾人士活動區」的狙擊青年，但須出示身份證登記資料。當中有6人拒絕，最終亦被押至北角警署。

警方執法粗暴橫蠻

自新任警隊一哥曾偉雄上場，警方對付示威者的手法愈見粗暴。在今年初反財政預算案堵路示威開始，展開了一連串打壓示威行動的序幕。

即使在過往半年的警方大規模拘捕行動中，警方至少會警告示威者立即離開，否則才採取拘捕。但昨天警方的行動是完全沒有警告、示威者亦沒有撤離的機會。

昨天警方的行動目標很明確，就是粗暴地利用鐵馬包圍示威者，一個不漏地將他們拘捕。當警方發現狙擊青年冒險爬上維園道天橋，他們亦立即將鐵馬推前，封死所有退路，實在難以想像。所以這是最惡劣的一次拘捕行動。

警方也無故包圍維園門外的「社會主義行動」街站，把人群帶至旁邊的「公眾人士活動區」。但擺街站為甚麼需要出示身份證才可離開？這個「公眾人士活動區」，其實應該叫「公眾人士被捕區」才對。

全日的狙擊行動都被警方阻撓，青年們到達北角警署後才可展示行動主題

警方拘捕十九名反對種族歧視的示威者

黃俊邦 — Sun, 21 Aug 2011 06:03:48 +0000

圖：警方拘捕其中一名示威者，以手扣示威者的頸部，該示威者已表示願意合作自行步上警車，但警方仍強行鎖上手扣。

今日有反對公民黨大律師李志喜協助，外傭就居港權進行司法覆核的官司，名為「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大遊行！」遊行。一班反對種族歧視的示威者，他們在 facebook 相約，擬到維園集會現場示威，反對種族歧視。他們在天后站集合，然後前往維園集會現場，在進入維園大閘擬進入集會現場時，被警方強行以鐵馬包圍，示威者人士不滿，與警方推撞，警方多次出示紅色的「停止衝擊，否則使用武力」的橫額，在混亂間拘捕三名示威者，其中一人被鎖上手扣，另外一人為屬社會主義行動的外籍人士，罪名為「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其後警方收窄包圍，再拘捕十六名示威者，全部送往北角警署。

明日（8月22日）早上八時三十分有團體發起聲援，支持外傭司法覆核的官司。

圖：在反種族歧視的青年示威進行期間，兩位民主黨員上載至 facebook 的單張

1630 即時現場報導結束。

1600 警方登記下社會主義行動在維園設立街站的人士的身份證，才獲准離開。另有線新聞就今日事件的報導可見此。另有六位參與者拒絕出示身份證，被警方拘捕。

1500 一名參與者 Denny 跟隨反外傭示威的遊行，他們利用維園道側的出口遊行，Denny 在中途舉起反歧視的標語，被其他人包圍並指罵是「垃圾」，並被吐口水，警方將其分隔出去。目前反外傭遊行隊伍已抵達公民黨總部。

1450 筆者由天后一直跟隨「反對種族歧視」的朋友前往維園，警方一直在隊伍前後派出十多名軍裝及便衣警員跟隨。到維園遊樂場閘口前，警方立即採取行動，以鐵馬圍困示威者，致生衝突。在場督察高叫警方的 video team 拍下所有示威者的大頭，說「要影曬佢地講既野，邊個做指揮」。昨日記協發起遊行，抗議警方阻撓示威，今日警方再沒有阻撓主流媒體的記者。惟對其他沒有記協記者證包括筆者在內的民間媒體拍攝者，則多番阻撓，包括要求進入設在老遠的記者區、要求站在封鎖線外，甚至要求返回示威人群之中。

1418 目前警方已拘捕18人，3人罪名為「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其餘15人為「擾亂公眾秩序」。部份在興發街的示威者被警方包圍，一直在閘外和平示威的社會主義行動約10名成員，被30至40名警方人員包圍，暫未知會否被捕。被捕者已送北角警署。

1409 部份示威者已送抵北角警署。

1400 警方目前已拘捕14名參與反對種族歧視的示威者，他們在 facebook 相約，擬到維園向「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大遊行！」集會現場示威，反對種族歧視。他們在天后站集合，然後前往維園集會現場，在進入維園大閘，擬進入集會現場時，被警方強行以鐵馬包圍，示威者人士不滿，與警方推撞，警方多次出示紅色的「停止衝擊，否則使用武力」的橫額，在混亂間拘捕3名示威者，其中一人被鎖上手扣，另外一人為屬社會主義行動的外籍人士，罪名為「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其後警方收窄包圍，拘捕其餘參與的示威者。

「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大遊行！」由愛護香港力量行動舉行，他們認為公民黨大律師李志喜協助，就外傭居港權進行司法覆核的官司，他們表示「相信港人對此事件，已經產生極度不滿。」他們呼籲全港市民「保護自己的利益，捍衛自己的家園」。

一批社運青年則發行「不要仇窮排外，認清階級敵人」的行動，他們認為「民粹政客諸如謝偉俊、葉劉淑儀及自由黨徒等等，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以及騙取選票，與政府沉瀣一氣，狼狽為奸，以不實數據恐嚇港人，煽動港人與外地家庭傭工之間的族群矛盾，宣揚極右言論。他們反對外傭居港權，有意無意地視外傭為奴隸，不配享有公民權利。」因此他們今日到「反對外傭居港權」的集會現場及遊行起步點，狙擊是次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也到集會場地外設立街站，呼籲停止右翼排外情緒，他們約10名成員被警方以30至40的人牆包圍。

香港獨立媒體網關於外傭居港權事件的相關文章。

動輒釋法，敗壞法治──回應史泰祖

子路 — Wed, 17 Aug 2011 01:21:23 +0000

新民黨副主席史泰祖在《星島日報》撰文，為「外傭官司」尋求人大釋法辯論。又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嚇人數據，把邀請中央插手香港內政合理化。假如政府真的因為這件尚未審結的官司提請人大釋法、甚至令中央主動釋法，那麼一國兩制、司法獨立將又會再被削弱敗壞。

人大釋法沒錯是「合法」的權力，但法治不單是說誰主權力的問題，更要考慮法治的精神何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戴耀廷教授曾歸納出法治的四個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

史醫生在文章中言「香港作為法治之都，讓法治處理居留爭議是無可厚非的事，但當對法律條文有不同解讀時，使用人大釋法來解決紛爭無疑是有效而合宜的方法。」曾我們細讀史醫生的立論，不難發現他心中所認為的「法治」，只是低層次的「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而已。當大家細心留意這次「外傭官司」，當可看出要處理的應是法理問題，但政府、以至政客卻是在處理政治問題，並以「法治」為幌子，鼓動了仇外情緒。

一國兩制成空談

法庭尚未對案件進行聆訊，一些政客、包括具有法律背景的，已經在鳴鑼撃鼓，煽動排外，新民黨更曾提出要修改《基本法》、或至少要尋求人大釋法。不論政客們喜歡不喜歡、認同不認同，香港仍然是奉行普通法的地方。普通法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法院具有解釋法律的權力，而根據《基本法》，香港更有終審權。雖然在某些情況（例如「剛果案」）下，法院可尋求釋法，以釐清某些事實，但每一次釋法，現實上都是削弱香港的司法獨立、法治精神，因為我們的法治已經無辦法做到「限權」。

這次「外傭官司」，本就是香港的內政，香港的法律已經可以處理，根本毋須多此一舉，邀請內地干預。史醫生說「在得到人民和政府的支持下，進行釋法只是依法行使憲制上的權力」，這就明明白白是民粹主義。具遠見的政治人物、具承擔的政黨，不應只是事事依從民意走，而是應帶領民意方向。在立足於公義面前，政黨更應堅守原則，不怕反對聲音。但在此事上，卻看不到史醫生、與及新民黨對公義有半點堅持。

釋法即使是「合法」之舉措，但太輕易提出，卻令釋法不再是「洪水猛獸」，而是變成「海嘯」，令法治敗壞，一國兩制成為空談。

（文章刊於《星島日報》2011年8月17日。）

菲傭事件：目標是人大釋法在輿論層面合法化

lewisdada — Sun, 14 Aug 2011 18:21:46 +0000

原文連結

早就說過，香港人看待政治就只有一腔快來快去的情緒，而沒有半點冷酷的分析和思考。香港有仇外的右翼，也有高談人道主義的左翼。面對菲傭挑戰基本法，他們口水橫飛。但無論是仇外右翼的惶惶不可終日好，還是理想左翼的義憤填膺好，都是情緒行頭。但技術上的細節、大格局的得失，卻是乏人問津，斯人獨憔悴。

菲傭來香港工作之合約，謂其即使工作滿七年，亦不可申請成為香港居民。此與基本法之相關條文精神違背，於是引來菲傭挑戰，是法制所容許，還有甚麼好吵？但不要忘記菲傭所執著者，不過是申請權，並非居留權。政府敗訴了，技術上也不等於五十萬菲人立即入藉。當菲傭申請來港之限制與白人、黑人無異，那又有甚麼問題？如果有問題的話，香港早就被白人黑人踩得陸沉了是不是？還是我們只是感情上不欲與菲人為伍，讓僕人堂堂正正「登堂入室」？

目標：「人大釋法」在輿論層面合法化

政府與傳媒各懷鬼胎，聯手營造政府一旦敗訴，便會立即有五十萬菲傭家屬來港，攤分社會資源的恐怖未來。建制爪牙立即亡命抽水，矛頭直指公民黨，還有港奸將事情扯到要求「人大釋法」‥‥‥其實群魔亂舞，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你以為他們真的在意菲傭能否來港？陳克勤的老婆要生仔，你認為他付不起錢去養和，用得著跟菲傭們爭床位？妖孽將事情攪大，無非是為了用五十萬菲人來臨的想像，震攝港人，將「人大釋法」粉飾為保護香港人的救星，從而在輿論上將「人大釋法」合法化。

中央當然有權隨時「人大釋法」，亂改法律，但其實社會普遍不接受。「人大釋法」是有政治後果的。但當市民接受了「人大釋法」，那中央便有恃無恐。日後中央破壞香港的政治方圓，還有一群香港人反過來謝主隆恩，豈不快哉？法律的問題該由法庭解決。菲傭是否有權申請來港，該由法庭仲裁。要求釋法的妖孽，是將香港的司法權雙手奉上。若此為中央示意，則是司法削藩。又是一宗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卻主動來犯。

退一萬步來講，即便是菲傭真的可以申請來港，對香港財政造成一定負擔，也好過「人大釋法」的輿論合法化。兩害相權取其輕。不要為了消滅一隻小強就請一隻豹狼入屋。律師們高談司法獨立是香港成功的關鍵，我認為是陳義過高，也將歷史過度簡化。但香港的司法獨立卻是保障個體利益的橋頭堡。菲傭的事也可以「人大釋法」。久而久之，香港人最終會習慣了法律條文的原意可以隨中央政府的喜好而變。這次是菲傭，下次可以是言論、出版、集會、教育、房屋等等相關法律。當政府有權力解釋法律，便是朕即國家。個人利益失去法律之保護，轉眼便可輾碎於強權之下。

強權政治 VS 依法而治

強權政治是快捷，高效。「人大釋法」，不用麻煩，以後就沒有菲傭問題。法律程序？只有麻煩，效率低，一群律師肚滿腸肥。但法治亦因此相對穩定和客觀，成為社會發展之有效平台。而強權政治卻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在大陸叫雞有時可以張揚，有時會被嚴打，全看上面政策、人事變動，漫無標準，是為顯例。

這個城市最可悲之處：她養育的子民，只有情緒（恐懼）而不察事理。販夫走卒餐搵餐食，無暇上網、閱報，思考，一個勁兒恐懼利益會遭菲傭分薄。政府是聰明的，先拿走你們的利益，然後恐嚇你們說有怪獸要來搶你們剩下的利益了，你們要打走怪獸，只要交出更多權力給我就好。事情在本質上就是如此簡單。

香港人會看射雕，知道南宋，但眼界畢竟是小。南宋聯蒙滅金，最終為蒙所滅——歷史又在重覆了，只是這次的劇本更加愚蠢。不是南宋朝廷為勢所迫孤注一擲，而是港式smart asses自以為泊到好碼頭但卻是引狼入室，最終車毀人亡。

謝偉俊反外傭居港權　社運人士拉橫額踩場

CY Alex — Sun, 14 Aug 2011 17:44:14 +0000

近日最受關注的社會議題，非外傭司法覆核案莫屬。昨天謝偉俊議員聯同西九新動力及「香港社會關注組」在黃埔花園收集反對外傭居港權簽名，遭社運人士拉橫額踩場抗議，更發生多次口角及衝突，須在場警員調停。

強調愛港　淡化歧視

有關團體在簽名運動中不斷播放謝議員的錄音，內容強調自己愛護香港、關心下一代的未來、更表揚外傭一直的辛勞，充滿溫情洋溢的修辭；不過錄音後半段強調香港不能一下子批准外傭居港權，社會民生會被嚴重影響，結論是反對外傭居港權。

謝議員的說法對香港人來說非常受落。很多香港人喜歡自稱「愛香港」，更常常問「如果甚麼甚麼，下一代怎辦？」。昨天簽名運動反應很踴躍，依筆者估計有六、七成途人支持。但他們的踴躍反應，是真的因為「愛香港」、還是因為對政府數據的無名恐懼？還是溫情洋溢的修辭掩蓋了對外傭的歧視，讓整件事變得合理化了？

狙擊行動未能針對居民思維

昨天共有約二十名社運人士參與狙擊行動，他們拉著「我們都是工人　我們都是移民」的橫額及嗌口號，與簽名行動工作人員爭位及發生多次口角，須在場警員分開。

不過筆者所見，社運人士的行動未能針對居民思維，讓狙擊行動效果未如理想。首先黃埔花園是中產社區，未必有「自己是工人」的意識；加上他們嗌咪時不斷質疑謝議員過往的劣績，例如他支持起高鐵、支持巴士加價、在議會反對自己提出的議案等，這些都是與外傭案無關的東西，未能搔到癢處。

但狙擊行動也有一些成果，「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表示偶爾可以說服沒有強烈立場的居民拒絕簽署、亦有一些路過的外傭細看踩場者的英文傳單。

反外傭居港權行動陸續有來

昨天的簽名運動只是反外傭居港權的開始，下星期日（八月二十日）更有一個反對外傭居港權；全港市民保家園！（大遊行），於中午一時從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召集人為王智東先生，他也是愛護香港力量行動召集人。

轉貼:【一群國際主義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就香港近日排外狂潮的聲明】反對排外民粹，外籍工人應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2011年8月14日）

Keema — Sun, 14 Aug 2011 15:39:50 +0000

反對排外民粹，外籍工人應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
本地、外籍、新移民工人聯合起來，反抗壓迫和剝削！

我們認爲，所謂“外勞問題”，本來就是全球資本主義之下，區域之間極端不平等的產物。只要這種極端不平等繼續存在，大量貧窮地區的勞動者背井離鄉、為改善生活而流向較富裕地區，就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同時，“外地移民搶飯碗”的一類説法，也就繼續會是官府和資本愚弄百姓的課題。

在這個根本的背景下，壓制外勞公民權利的那些法律，以至一般的入境限制法規，不是別的，就是國家和資本以利潤為依歸，用以鞏固現存的世界分工及其地域不平等的工具。沒有公民權利的勞動者，必定就是隔絕於社會邊緣，處於無權地位的勞動者。官府、資本和民粹政客就外傭居港權問題挑起的種族主義狂潮，正正就是鞏固貧富懸殊和階級壓迫的一招。因此，我們堅決地反對統治階級分裂工人階級的惡毒圖謀：我們主張，所有的勞動者——不分國籍、不分膚色——都應該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團結起來反對一切歧視、壓迫和剝削。

事實上，香港的勞動生産率是僅次於美國、高據全世界第二位的地方，每位香港勞動者在2008年平均創造了接近六萬美元的財富。作爲勞苦大衆的一分子，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不是外勞或大陸孕婦怎樣欺負香港的一般老百姓，而是香港的一般老百姓，是怎樣的被資本家欺壓。排外民粹思潮的最惡毒之處，正正就是將本地勞苦大衆對惡劣生活環境的不滿，轉移到另一批更沒有權利的勞苦大衆的身上。香港的勞苦大衆，是時候覺醒了！我們的敵人絕對不是處於社會邊緣、無權無勢的外籍家傭或大陸新移民，而是剝削壓迫所有勞動人民的資本主義制度！

另外，如上所述，資本主義的入境管制以至整個政治法律制度，在本質上都是為資本創造最有利的剝削條件而服務的。香港的入境管制制度，即使萬一取消了目前對外籍家傭申請居港權的剝奪，符合了資本主義的“法治”，但始終還是以資本的利益為依歸的，歧視壓迫外來勞動人民的制度。例如，連續居留七年才可申請永久居留權的規定，本身就是製造超廉價勞動力和歧視壓迫的東西。

在目前惡劣的情況下，我們支持任何可以緩解外籍家傭無權地位的改良措施。然而，作爲共產主義者，我們不會為統治階級出謀劃策，向它提出關於入境管制或任何方面的政策方案。我們的目的，在於促進香港多種族的工人階級和勞苦大衆得到這樣的認識：我們必須反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才會有可能真正的和平共處，過上真正合乎人道的生活。而爭取外勞和新移民平等權益的真正群衆運動，只有在本地、外籍和新移民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開始為自己共同的階級利益而鬥爭的時候，才會出現。這就意味着，香港工人和進步青年必須反對統治階級的國家機關和所有支持資本主義的政黨，結成獨立的革命政治力量，為克服工人運動的分裂、形成統一而強大的左翼工運而奮鬥。

最後，只有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得到勝利，主要生産資料成爲社會所有，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由勞苦大衆民主地決定之後，我們才可以開始徹底地廢除物質貧乏和階級對立——為政治暴力、國界和移民法律等等現象的消亡打下基礎。香港本地工人和外來工人的團結鬥爭，將會成爲促進香港、地區和世界進步的一個重要環節。

反對排外民粹，所有勞動者都應有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
全港本地、外來、新移民工人聯合起來，反對壓迫和剝削！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打倒資本主義，建立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社會而奮鬥！

一群國際主義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2011年8月14日於香港

認清問題根源，唔好鬼打鬼！（每週左左你）

left21 — Sun, 14 Aug 2011 14:39:01 +0000

文：蕭裕均

近來的香港確實令人擔憂。前幾個月才爭論政府應否派六千元予新移民，今天又因外傭應否獲得居港權而出現所謂的「恐慌」。二者揭露的不只是歧視、排外和權利不平等；更重要是反映一股在全球迅速滋長的勢力已在香港找到據點，這便是我們熟悉的極右翼主義。

上月底，挪威反新移民搶手屠殺事件震驚全球，原因不單是挪威排外情緒日漲，而是這種反移民情緒正蔓延整個歐洲大陸。如7月31日明報社論所指，雖然大多數人都會譴責挪威搶手的屠殺行為，但其「背後的政治理念卻在歐洲頗有市場」。

極右翼勢力往往在經濟危機和大量新移民擁入的壓力下抬頭。這雙重壓力亦在希臘發生。一方面，由於金融危機帶來龐大國債，使希臘政府採取嚴苛的右翼經濟緊縮政策（大幅度削減公務員薪金、提高燃油稅等）來換取其他歐盟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援助，以致不會違約(default)。但這些緊縮政策卻令甚高失業率進一步惡化(2011年7月的數字是15.9%) 和公務員福利大減。另一方面，大量非法移民近年不斷從土耳其湧入希臘，使希臘成為新移民進入歐洲的主要通道。五月中，雅典街道上有數以百計手持鐵棍的黑衫青年不斷追打黑皮膚移民。情況嚴重得連聯合國難民局(UN Refugee Agency)警告：「法西斯組織已在一些雅典社區成立忽視國家法律的權力機關」，而且「在雅典中部更每天出現法西斯組織策動的反移民襲擊」。

上世紀30年代德國的教訓

正如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所指，現時歐洲有種「30年代的感覺一樣（”got that ‘30s feeling, all the way”）」。上世紀30年代納粹主義急速抬頭，導火線是1929 – 1931年間的全球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 。由於不少德國人在1923-1929年經濟上揚期不斷投機圖利，德國在1931年後已累積大量外債。龐大外債和國內經濟每下愈況（1926年只有200萬人失業；但1932年則升至600萬）使威瑪共和政府被受夾擊。當時德國政府採取右翼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緊縮貨幣政策和大減公共開支，來償還外債。可是這些政策都不能令德國經濟起死回生。最後德國政府迫不得已再次印鈔和增加政府開支──大部分政府開支便落在國防軍備上，為日後納粹黨和二次大戰舖路。

經濟投機埋炸彈、緊縮開支增矛盾

比較現時和威瑪共和的歐洲，不難看出一些規律──經濟上揚期的投機活動，在經濟危機時變成炸彈，以外債形式爆發；欠債國不能不採取極端的緊縮開支和貨幣政策來換取別國援助；緊縮政策又無助減低失業率，使國民生活狀況出現兩極化。這兩極化情況對中產階級尤其明顯（歷史告訴我們，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基礎往往來自中產階級），更使不少中產階級在意識和物質生活上出現矛盾。物質生活上，中產階級感到自己變得與低下階層和失業者無異，生活質素大減，沒有工作和生活保障；意識上，中產階級又拒絕承認自己變成工人階級。這種矛盾，積聚成中產階級對社會的怨恨，最終轉成反移民和極右翼主義的溫床。

慎防仇恨情緒、揚棄右翼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當然，支持右翼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人未必一定支持右翼政治主張。但二者的關聯不能忽視。特別是右翼經濟政策的後遺症往往為社會製造不同對立面（諸如中產VS工人、本地人VS外來人）。沒有經濟右翼在經濟上揚期時鼓吹政府減低對投機活動的規管，便不會埋下金融危機伏線；沒有金融危機，欠債國便不需利用極右經濟政策來緊縮開支；沒有緊縮政策就不會使國民生活每況愈下，為他們埋下仇恨的種子。

香港社會排外勢力日增，是否暗示我們應全盤重新思考一直以來港府的右傾經濟政策呢？在自由放任和積極不干預都不是指定經濟原則的後殖民年代，未來香港經濟政策的軸心應否向左調整？請認清問題根源：不是新移民，而是右翼經濟政策，是政府大減福利，是資本家一開始就搶走了社會大部分財富，最後剩番少少讓我們鬼打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