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王的新衣》的故事中，國王最終沒有穿衣，就去國民面對展示他的新衣。原來事件是有後續發展的，有個小孩忍出住笑，笑國王沒穿衣。有個二打六官員出來為國王解圍，但解圍的方法不是說出真相，而是製造另一個虛構的對立：立即指責這個小孩沒有品味，沒有教養。這個二打六官員的行為實在很白目，但是，它竟然引起全香港圍繞着這個虛構的對立不斷跳鬼，群起爭論這個小孩的品味和教養。

新民黨副主席史泰祖在《星島日報》撰文，為「外傭官司」尋求人大釋法辯論。又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嚇人數據，把邀請中央插手香港內政合理化。假如政府真的因為這件尚未審結的官司提請人大釋法、甚至令中央主動釋法，那麼一國兩制、司法獨立將又會再被削弱敗壞。

人大釋法沒錯是「合法」的權力，但法治不單是說誰主權力的問題，更要考慮法治的精神何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戴耀廷教授曾歸納出法治的四個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

史醫生在文章中言「香港作為法治之都，讓法治處理居留爭議是無可厚非的事，但當對法律條文有不同解讀時，使用人大釋法來解決紛爭無疑是有效而合宜的方 法。」曾我們細讀史醫生的立論，不難發現他心中所認為的「法治」，只是低層次的「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而已。當大家細心留意這次「外傭官司」，當可看 出要處理的應是法理問題，但政府、以至政客卻是在處理政治問題，並以「法治」為幌子，鼓動了仇外情緒。

一國兩制成空談

第四次人大釋法。

終於，到了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條文作出解釋的這一天。

《明報》主筆劉進圖今天以「終院憑政治智慧解危機」為題撰文，認為終院決定「先下手為強」，「在絕境中化慘敗為小勝」，更稱「這份政治智慧，值得本地法官借鏡」云云。

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上任之初，曾經開宗明義說「法院處理很多爭議，原因各有不同，無論如何，法官只可處理法律問題，不可能解決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言猶在耳，假如是次就「外交豁免權」的問題而提請人大釋法，真的是考慮政治的因素，並對法官以「政治智慧」作出決定表示讚賞的話，實非市民之福。

雖然大家都明白「政治智慧」與「政治」不同，但是終院在未有「最終判決」前，以「臨時判決」形式先判了剛果可享「完全外交豁免權」，並同時請人大釋法，表面上是「人大釋法變成確認終院裁決」，但事實亦是，終院的「終審權」雙手奉上給人大了。

普通法的核心之一，是法律的解釋，權在法庭，不在立法機關，終院自行放棄這個權力，不作終審，已經是把內地的成文法系統凌駕於香港的普通法傳統之上了。

這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

有了這個判例，無疑是為了日後由終院提請人大釋法大開綠燈，一切都變得更為容易，溫水煮蛙，香港的法制加快了跟內地「融合」，令香港仍然賴以自豪的法治精神，最終都會趨於消亡。

莊耀洸：《從專業操守看學校挺遊行》
(亦刊於香港經濟日報2010年7月7日，題為《強迫參與政治活動 違教育精神》)

上月中，有報道指有學校涉嫌要求教師參與6月19日之「撐政改遊行」，有關學校斷言否認，又有學校被指涉嫌強迫學生參加該遊行，傳媒報導後，學校取消有關活動。

上月初，筆者友人到屯門一所中學應徵當通識科老師，小組討論的問題是對政改的「立場」，關鍵是一位稱職的通識科老師，與他對政改的立場無關，而是與他的分析能力有關，倘話題敏感（如涉政治、宗教、同性戀等議題），應著重分析角度而不應問應徵者立場。

我的那位朋友恰巧同時應徵中文大學某學系的行政主任（EO）職位，筆試的問題是對中大永久放置民主女神像的看法。這個在中大極其敏感的話題，竟要求應徵者表明心迹，不難令人聯想出題的動機，是否與政治審查有關。

從目前的案例而言，資助中學和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均受《香港人權法案》所規範，人權法第一條禁止基於政見或其他主張而受歧視。《基本法》第27條和《人權法》第17段同時保障的示威自由，理應包含不示威的自由。若學校涉嫌強迫師生參與遊行，還可能侵犯《人權法》第15條的思想和信念自由。

《明報》　2010年7月7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政改一役，峰迴路轉。各方立場急劇的起伏變化，令人目眩。像是坐過山車後，還未能定下神來，卻有種作悶的感覺。理性、感性、直覺、個人感情、群眾情緒、強烈的道德呼召、人性的軟弱、醜陋、盼望、寄望、失望等，全部交織在一起。令人感覺困亂！

有人說，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但作為民意代表，我們可否為了可能而放棄底線和原則？若果說沒有放棄，而是寸土必爭後會繼續爭取2017和2020真普選；那麼，剛獲通過的2012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只有1200人的選委會，又如何一步到位地在2017年變成直選？基本法不是說明要循序漸進嗎？接受了這個只有1200個選民的方案，即差不多是放棄了2017全民普選行政長官的可能性。我們怎可能投下贊成票？

再看這個「改良」區議會方案，功能組別議席不減反加，雖然擴大了新增五席的選民，但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最多可說是斜行了一步，而並非向前走。先別說這新增的五席能否「溝淡」功能組別，或是反令功能組別千秋萬代。事實上，這個方案從來不是泛民的底線，也沒有經過市民的討論，何以民主黨會從「張三點」後退到三個訴求，最後只剩下一個未經醞釀、沒有細節的「改良方案」？難道選擇了談判而放棄抗爭，因害怕被譏諷枉作小人，就一定要急於求成？

目前政改爭論關鍵是普選終點有無保證，早前劉兆佳表示，香港政制只能按照《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及人大常委的決定來設計，不能引用國際人權公約，這是公然與聯合國唱反調，亦意味著所謂終極普選，亦不會合乎國際人權標準。

2006年3月30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香港的審議結論建議：「香港特區應採取一切措施，使立法會經普及平等的選舉產生，並確保對《基本法》作出的所有解釋(包括涉及選舉及公共事務的解釋)符合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可見，聯合國特別提醒解釋《基本法》須符合公約，而劉兆佳竟指不能引用。

過往，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重申，公約第25(丑)條有關普選規定因保留條款而不適用於香港。然而，聯合國自九五年對香港的審議結論，已申明有關保留條款無效，因立法局在1985年已引入選舉。此後，聯合國在1999年及2006年重申此立場，並指香港的選舉制度不符公約第25、2(1)及26條。

聯合國從沒要求行政會議由普選產生，因行政會議自始自今全由委任產生，保留條款仍然有效。既然特區強調人大常委對《基本法》有最終解釋權，那麼適用於165個締約國的公約最權威的解釋，當然是聯合國，而不可能是個別國家說了算。

提名機制不可含歧視性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10年6月9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醜婦終須見家翁，日前政改方案的最後版本終於揭盅，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最後版本竟是原封不動，將今年四月時已提出的方案隻字不改地照搬過來。實在很難想像，經過516的變相公投、普選聯和民主黨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會晤的破冰之旅，以及曾班子的政改起錨騷，特區政府拿出的竟仍然是一個已被泛民事先聲明必然否決的爛方案。曾班子對政改的處理，就像在六四前夕沒收民主女神像一樣，令人摸不著頭腦。

這個方案之所謂「爛」，在於它比2005年的政改方案更為保守。當年政府建議負責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由800人增至1600人，新增委員包括所有民選區議員，現在的方案是卻只將委員人數增至1200人，就連大部份區議員都進不了，民選成分更少。方案其餘部分則基本上是翻叮2005年方案。

拿出一個已於五年前遭到否決的方案，而且再要退步一點，然後交給立法會表決，曾蔭權難道就是如此履行其「徹底解決普選問題」的選舉承諾嗎？算了吧！泛民除了否決方案，實在沒有另一個選擇。但曾蔭權明知如此，為何還要浪費大量公帑，發動一個排山倒海式的超錯起錨宣傳攻勢？為何中央明知寸步不讓，卻要在516前後向普選聯和民主黨等招手示好，並高調破冰？

政改表決前夕，民意調查之多令人眼花撩亂，結果更時有出入。在許多人心目中，民調猶如鏡子，映照社會的輪廓：某官員說錯話，民意反彈，反之亦然。然而有些時候，最好還是拋開民調。譬如說，當課題是橫跨廿多年時空的政制改革，甚至當我們想知道「五區公投」在其中的意義之際。

記得回歸後首十年，自己於遊行隊伍聽過上千次的口號之一，便是爭取0708雙普選，因《基本法》的政制部份寫到那裏便留了白，人們嘴裏遂喊得踏實一點；反過來說，那一由《基本法》劃定的時間邊界，倒真的予人循序漸進之感覺，畢竟立法會民選議席的產生進程是：20席（1998年）， 24 席（2000 年）， 30 席（2004 年）。但到了今天，自從阿爺說了不允許，誰可堅持2012年雙普選而不被人認定為荒謬？而早在04年的另一次不允許開始，0708這對年份更早已淡出我們的政治時間表。

如果說當下民主路線之爭存在於一派只講求原則，而另一則僅察言觀色，我希望提出第三條衡量的尺度：主體。這就是說：在這廿多年的民主軌跡中，我們提出過什麼重要的訴求？何者為已取得的成果？又那些是未實現的許諾？翻閱我們自己爭取政制民主化的歷史，你會發現，如果將今天的情景與之對照，真正荒謬的是當下，因為今人早已遺忘了歷史，如果不是遺忘自己是誰的話。

普世性普選定義　不容歪曲
人權公約下責任　不容否定

人權監察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交之意見書

二零一零年二月

1. 早前，有政府官員指「《基本法》並沒說一定要取消功能組別，未來普選立法會，只要所有人有兩票，都是公平平等的 」[1]，有親中人士更說普選定義由中央詮釋和決定[2]，企圖否定國際人權公約中普世性的普選定義，將中國自行簽訂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抛諸腦後，無視其中有關普選的國際人權標準，指鹿為馬，硬說甚麼普選都可以有功能組別，甚麼《基本法》只講均衡參與[3]，普選的定義似乎與《公約》無關，而可以由中央當局隨著它的政治需要而任意界定。

2. 人權監察認為，歪曲普選定義的言論漠視了國際人權法，與國際對普選及平等原則完全相悖的。歪曲普選定義的目的，不過是拖延香港政制發展，阻礙落實真正普選的民主，剝奪港人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用「均衡參與」的包裝宣傳，欺瞞公眾，以延續不公平的功能組別制度，服務特權份子和反對民主改革的權勢，讓他們繼續壟斷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權力，以保護他們的特權和利益。在這種不民主的特權政制下，受損的是無權無勢、對公共政策無影響力的普通市民。

否決補選撥款剝奪眾人選舉權

作者：莊耀洸 香港人權監察主席

近日有議員陸續表明將否決立法會補選撥款，實屬越俎代庖，僭奪所有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並侵犯選民藉補選表達意見的基本權利。

剝奪所有公民參選權
據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25條，每名公民應有「權利和機會」，直接參與公共事務，或通過自由選舉的代表參與政事，選舉必須是普及、平等和不受無理限制的，以保證選民意志的自由表達。《公約》所指的選舉權，不僅是「權利」，更是全面涵蓋候選人的參選、被提名和被選的權利和「機會」，以至選民提名及投票各方面權利和機會。若立會否決撥款阻止補選，將違反該條文，所阻止的不僅是辭職議員的參選權，更是三百多萬選民的參與提名和投票的權利和機會。

選民才是代議政制主角
選民才是代議政制的主角，有權透過手中一票表達，包括決定辭職議員的去留、誰可進入議會及議會政治力量的分佈，甚至是否藉用補選作為變相公投以表達其普選的訴求，議員不應僭奪此等選民權利。若選民不支持補選以作變相公投，他們大可藉選票阻止該辭職議員重返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