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林瑞麟

南同盟回應＜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公眾諮詢意見書

龍緯汶 — Fri, 23 Sep 2011 09:57:32 +0000

南同盟回應＜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公眾諮詢意見書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406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香港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中座308室
傳真：25233207
電郵：afv_consultation@cmab.gov.hk

林瑞麟局長台啟：

回應＜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公眾諮詢意見書

南方民主同盟是香港的一個政治組織，努力服務香港市民，爭取種族平等及維護社會公義。

我們認為，當立法會議席出缺時（無論是因為任何原因所導致），現行的補選制度是合理及洽當的安排。

我們現特函閣下，提出保持現狀，沿用現行的補選制度，不需作出任何改變。耑函奉達，佇候示覆。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絡本人：93730369。

龍緯汶　謹上
南方民主同盟主席
www.sdahk.net
油麻地鴉打街33號雅達商業大廈2樓C室
2011年9月23日

轉載：香港經濟日報《政教應否分離》

監官聯 — Thu, 14 Jul 2011 02:50:59 +0000

政府提出的「遞補機制」鬧得沸沸揚揚，戰綫竟延伸至基督教界。

早前有基督徒自發組織 facebook 群組，在網絡呼籲身為基督徒的高官反省。

同時亦有幾名西九基督徒發表公開信，指錯信基督教領袖呼籲，悔恨當初投錯票給梁美芬議員。多事之夏，基督徒也要反抗，究竟觸發點何在？

周末下午，大公神學工作室內擠滿了來查經的基督徒，這裏也是 facebook 組群「監官聯」的開會地方。宣教師 Frankie 是該群組其中一名核心人物，另外還有 3 名小伙子 Jeremy、波子和 Calvin 等，約 20 名核心組員。登入「監」的 facebook 版面，可找到特區政府的高官信徒名單、一封名為「公民牧函：要求高官反思信仰與政治的矛盾」的信件、「基督徒高官回轉系列」的短片連結和近日相關報道的轉貼等。對於一個只成立了兩星期的組群來說，效率算是相當高。

反對騎劫基督徒身份

林瑞麟八面受敵，這次更衝着他的基督徒身份而來，Frankie 解釋：「我們尊重個人信仰，這是個人與神的關係。但他高調聲稱是基督徒，也以這個身份出席不同場合，已經是公共事件。他既然表明是基督徒，我們就要監察。」舉個例，林瑞麟早前出席浸會大學大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舉辦的「家庭與性倫理：基督教傳統與公共價值」國際學術會議，便公開以基督徒的身份致辭。Frankie 不禁質疑：「他的信仰成分如何？返了多久教會？他對聖經的了解有多深？他是否有資格代表基督徒說話？」「監」的立場很鮮明，「公民牧函」寫道：「不能接受基督徒身份被專制政治挪用」。

「遞補機制」出場，林瑞麟負起「硬 sell」重任。對於「監官聯」一班成員來說，此舉實與基督教的原則背道而馳。Jeremy 說：「他引用德國作例子，但德國議會卻出來澄清，表明『唔好屈我』。你以為他原先不知道嗎？他只是選擇性地表達。我們都認為他講大話，這是無誠信的表現。」Frankie 補充：「第一：大律師公會表明『遞補機制』剝奪了人民的普選權。而我們的理解是，基督教是支持民主的，支持每個人都有人權。選舉權是人權，因此這條例違反了基督教的教義；第二：政府不經諮詢便推行，這種專制的形態也是違反信仰的。基督徒認為人有上帝的形象，是很尊貴的，一定不會接受如印度般的階級制度，相信人人平等。但這條條例好像是將港人變得次等。」Calvin 坦言當林以信徒姿態出現，而其言行與信仰核心價值有落差時，讓人覺得他在騎劫基督徒的身份。

鼓吹政教分離說法

基督徒予人順服的印象，年紀最輕的波子對此也有一番觀察，「『順服在上掌權者』（出自羅馬書第 13 章第 1 至 7 節）這樣的論述在 03 年 71 後好流行，認為『在上掌權者』是來自上帝，這是古代神學。因為曾蔭權是上帝選的，所以便要順服他。但這樣解釋完全抽空了後面經文的意思，順服是因為那個『在上掌權者』有良心，他的權力是問責於人民。某些教會抽空了後面有關良心的部分。」早前有幾名自稱西九龍基督徒的教友，發表「給當日高調支持梁美芬、基督教 12 領袖的公開信」，指當初把選票投給梁美芬是因為聽從 12 位基督教領袖的呼籲，但梁在「遞補機制」一事上猶如在基督徒的頭上淋了一盆冷水。「監」的組員也因此提出了一個問題，當有議員或高官自稱是信徒時，我們是否要獨立於教會地思考，是否要在心裏亮起警鐘呢？

Frankie 談到一些教會提倡「政教分離」，但是流於 word play（文字遊戲）的層次：「若那些教會能徹底執行政教分離，我是很尊重的。但現實是遇到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時便說要政教分離，但政府帶頭說要舉辦禁毒或治療同性戀的活動時，卻又說基督徒要關心社會。」他指出「政治神學」在香港好 underdeveloped，「『政治神學』是指從信仰的角度批判性地看政治問題，但這在香港不普及，我們試着做，看看短期內能否被理解。」

不是宗教問題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份，有人是律師、老師，但同時是基督徒、佛教徒，「我們要尊重每個人用不同的身份出現不同場合，不可以禁止高官以基督徒身份出現。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牧師講道都不是人人同意。有些事情與信仰價值無關，亦很難簡單化地說是違反教義，例如功能組別是對是錯，好難單單從宗教層面去看。亦不可以說民建聯的教友是假基督徒，民主黨的才是真。」他指高官被人質疑是否憑良心做事，是否戀棧權位等等，「但這是個人的問題，而不是宗教層面的問題。」

時事評論作家鍾祖康曾撰文討論基督徒治港，他於文章中指出特區高官中有 70% 是基督徒，又質疑部分只是「飯碗基督徒」，即是信教只為「兩餐」，為一些很實際的理由。「03 年 71 後，政府可能意識到管治上不成功，於是以宗教作為改善形象的手段。而且曾蔭權是一個很高調的教徒，他下面的官員當然也高調行事。你看董建華年代也多人出來談儒道佛。」他分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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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高官回轉系列短片

新成立以監察基督徒官員為己任的「監官聯」自製了一系列短片，當中穿插聖經金句、訪問片段及流行歌曲，以輕鬆的手法，讓網民進一步了解高官的言論，如何與《聖經》所教的道理出現落差。現推出了「基督徒高官回轉系列-林瑞麟」一條短片，有興趣可登入 www.youtube.com/watch?v=Uns2hRS38Ms 瀏覽。

媒介觀察：林公公的急轉直下，或媒體的秘密

陳景輝 — Thu, 30 Jun 2011 02:37:15 +0000

有説，「替補機制」的議題由最初的冷而後被炒熱，通虧「大律師公會」(後稱「公會」)的表態介入，而泛民主派則完全脱節、已不再是民主運動的發電機。這番斷言，我不止一次聽過(例如昨早商台的黃永)，但確實與自己的感知有所出入。

難以否認，近幾年，泛民領導不了民運，「公會」則仍是法治精神的代表，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在想，由冷而熱的媒體流程，所包含的公共意義，遠複雜於泛民是否發電機的問題，也不是一句「公會介入」了得。網絡上，人們真正感到事件「熱起來」的一刻並非「公會」的介入。而在大眾媒體，「大律師公會」是在6月17日才第一次表態，那次表態也得不到媒體大篇幅報道：

618明報：大律師公會：立會替補制違憲，逾60 學者聯署促政府撤回(624字數)
618蘋果日報：大律師公會，立會替補機制違憲(587字數)
622明報：大律師公會再斥遞補制違憲(386字數)
622蘋果日報：大律師公會再轟替補機制(467字數)

有趣是，直至6月26日才形勢逆轉，報導字數也翻了翻：

626明報：大律師公會再列7點駁遞補制重申機制違憲舉例證荒謬(1295字數)
626蘋果日報：大律師公會第三度發聲明反駁政府歪理　替補制荒謬一票也可當選(1299字發數)

同様，早在6月17日，泛民亦落力反對，但也沒得到主流媒體注視。但在網上，事件早已滾動。5月24日，於網上的面書(facebook)和討論區，人們不斷轉貼馬嶽教授的文章《輸者替補曠古絕今》一文，和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一段題為「吳靄儀議員：哀莫大於心死！講道理係冇意義嘅！」的影片(註1)，截至本文書寫為止，已累計數萬觀看。兹引鄧小樺5月24日的面書留言，她快速地捕捉了這種心情：

「吳靄儀都放棄講道理，議員、學者、律師，都是君子可欺之方。香港現在確實已經是完全以晒馬為出路的崩潰張力。網民不要只顧著玩劉皇叔和唐英年了，候補邏輯不能通過啊！」

換言之，在主流炒熱之前，網上已熱烘烘。另方面，在5月24日和6月8日也出現了議事廳抗爭，後面一條短片更累積了6萬多次「觀看」(views)。

因此，「『公會』介入使事件由冷而熱」的斷言，不僅説明了「公會」舉足輕重的地位——象徵專業、中産、理性、受教育和法治等中産味重的政治價值，更反映出媒體經驗的落差。就是説，一個沉浸在網絡媒體環境——相對於純粹閲讀主流報章——的公民，他那熱起來的分水嶺不會設定在6月17日「公會」的表態，而是更早之前。

而在主流世界，泛民的議會行動，包括激烈的行動或溫文的「哀莫大於心死」﹐早被消音；但這些「被消音」的影像卻在網絡熱傳。替補一役再次說明，新舊媒體的距離，及由此而産生的殊異的公共感知。

相關連結：

吳藹儀議員：哀莫大於心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mEivKx7VfQ
輸者替補曠古絕今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1350.html
人民力量黃毓民：你蝦香港人！抗議特衰政府+保皇狗剝奪基本投票權被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PcCk5qNke8
毓民毀家紓難, 不顧腰患, 衝向無恥仆街人渣林瑞麟, 抗議剝奮港人選舉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Vul1sRMscI&feature=related

圖片出處：
http://exchristian.hk/forum/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3344

轉載: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政制改革何處去？” 研討會　筆錄

尤拉 — Tue, 16 Feb 2010 06:51:41 +0000

在二月十一日的零晨，看到了中大學生會在Facebook上關於由中大亞太研究所舉辨的政制改革研討會之宣傳，出席的嘉賓為社會上代表不同聲音的各路人士，當中更有建制內的高官；實屬難得的機會。故在星期五早上，便走了堂，到中大的祖堯堂去參與這個　不用登記的討論會。　甫入場，見到在場的大多是記者等人，也有來自不同院校的學生。這討論會分為兩部分，第一為報告有關民調的結果；其後則有各界別的代表為政改方案解話及討論。在中大亞太研究所所長張妙清女士作簡短的致辭後，便分為兩部份開始了。

為了讓各位更清楚研討會的情況，我將會把第一，二部份的細節儘量寫下來，而其後才作評論。

事先聲明，在筆錄的過程當中或許有偏差，而錄音上也不太完善，故只能儘量還原當日研討會的實況。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問我拿取用這次討論會的資料以及錄音呀。

第一節政改民意走勢　－　民調結果分析

這一節的內容大多是報導關於港大及中大早前做過的五區公投民調，探討市民對政改及公投的接受程度。由於只是反映事實的關係，故爭議性不大，討論的空間也相對較窄，所以總算是平穩的一節。報告內容儘可不贅，因為在文件中也有提供了，主要是引述兩者的言論為主。

講者，當然就是分別在港大、中大負責調查的鍾庭耀及馬嶽博士。先來的是鍾，開宗明義地指出了作為公共知識份子，在調查上應該要確保科學性，而且也有責任去做合理的分析及評論。他在報告中提出了縱然不少人支持普選，但反對五區公投、抑或是支持政府方案者也佔了相對較高的比例，而大多也不傾向會參與投票；而這些報告也反映出大眾對政改的認識不足。此外，鍾也指出市民的認識不足，社會各界都是有責任去令大眾認識更多，而且更應深入探討公投制度及香港民主發展的問題。最後，鍾則提出了對所謂支持政府方案的聲音，到底是否真心支持，抑或是無奈接受的疑問，更引出了對零五政改方案的統計－六成對方案的支持者中，只有三分一（兩成）人士為欣然接受該方案；暗示了現在支持政府為大的局面，也許可能只是出於市民的務實權宜之計。

接著便輪到中大的馬嶽，他在五區總辭正式宣佈之前後分別調查市民關於政改方案，政治制度以及公投爭議這三大方面的意見；當中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兩次的調查中，雖然相隔約兩個月，結果卻是異常地相似。大約一半的人支持政府的提案，但也有約百分之五十的人也認為現行的政制發展太慢。其他的內容及結果大致與港大調查的相若，而其中傾向與政府妥協的聲音也開始多起來。不過，馬嶽在調查中，作出了交叉比對，發現到被訪者的性別、收入、年齡層等細節與其立場取態的微妙關係，而這也可以在文件內得悉。

之後就是提問的時間，科大的成名博士在對比過兩校的研究之後，發覺到兩者在支持及反對的比率之相差挺大﹐指出了兩者問題設計字眼上的分野，比如是在港大的問卷中，問及二零一二的方案時，比中大的多了一句：“原有功能組別不變”，結果在中大問卷中回答同意的人為六成，為反對者的三成比較下，差不多是兩倍之強；而港大的則只有四成，與反對的三成二相若。並建議在問題設計上應該提供更多的資料令被訪者更能清楚去了解問題。

中大的代表則重申在問題設計上應該避免主觀，及以及指出港大問卷上的“一半半”為一個可以容許懶惰回答的選項。

余若薇議員則指出了大多數的人對民主的訴求不變，並確認了鍾庭耀的質疑－指出了香港人傾向務實的心態，認為不能一拖再拖才是其傾向贊成的原因之一；她也指出現可以給予市民的選擇只有一個，故無奈感則更強。

中大社會系的陳健民也指出問卷調查中的用字不應模糊，而也同樣的去疑問支持方案者的心態－也許只是出於權宜務實的角度，而並非欣然同意，在解讀上必須更為慎重。

可是在場的記者，也許對訪問的資料沒有太摸得透的關係，加上時間的關係，故沒有作進一步的提問了。

第二節政改方案討論

小休過後，就是第二節各方的討論。

林局長的發言，因為本人有事暫時離開會場，而在到埔時，只聽了其說得一少部分；他認為政制發展向前走是市民大眾支持的事，即使包括了在“終極普選聯盟”的人。他主張不同黨派之間需要合作，以及有一個重質、量的良性互動地推動政制發展，以達致一個不同黨派，以及中央皆能接受的方案為目標。與政府一貫立場相若。

何俊仁的發言首先引述了約二十年前，金耀基的言辭，指出了香港人想民主，但普遍不願意付出太多的代價。而這次五區公投事件，出現了泛民之間出現了分化；而在調查中，他更指出了在調查中有矛盾出現，如大多數人希望政制能向前更進一步，但大多對泛民的方案又持比較負面的態度。他承認，要照顧不同立場的觀點，在推動民主上的確有困難。他也指出市民大眾也希望人大作出對普選的承諾是嚴肅的，可是在實際上，中央的意見卻不一致，甚至在普選上的意見有所分歧；他舉出了在回歸頭十年來，立會普選議席的比例是愈來愈多，但之後提出的議案，直選比例卻沒有變更來為一例子，暗示了中央對承諾的態度。不過他也提出了政制方案上需要得到接軌，過快或過慢並沒有太大的好處。

自由黨的劉健儀指出了香港否決了零五政改方案，錯失了一次循序漸進的機會，在不少香港人心目中蒙上了陰影。而她指出現有政改方案是平穩的，增加了民主的成份，而大多市民也因此贊成這方案；可是也指出了一些失望的地方，例如政改太慢，並不是最好的，例如在立會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中，不應侷限民選區議員去選，而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也未有得以擴闊。此外，特首必須為無黨籍人士這點也會令香港社會出現了有票無權，有權無票的困局，使得行政和立法的距離漸遠，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上作出更好的改革，拉近兩者距離。此外，自由黨也用電話訪問了大眾，從中得出一建議　－　區議會功能組別中，民選區議員擁有提名權，而市民大眾則可以從中可以投票選出心水的議員。她也建議了單一可轉移投票（把功能組別轉為區議會組別，以擴大市民基礎）的可能性，以及強調要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如從公司票化為董事票，並指出被訪者大多贊成這方案。她憂慮到功能組別被妖魔化的問題，並提出了可以使直選和間選並行不悖的建議，如一人兩票制。

陶君行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十分簡單，就是指出二零一二年需要有雙普選，並強調政府奪去大家的民主，必須歸還於大眾。而他在討論中指出了在調查之中出現的矛盾，如大部份人支持現有的政改方案，但又覺得政改步伐太慢，兩者的人數有所重叠；顯示了市民大眾之間的一種無奈感，並不能真正反映到市民的實際情況，不得而為之的局面。他並指出香港在回歸前後的二十年左右，民主的步伐的變化不太大。他主張，投票係一種最科學最直接的民調，比一百次，一千次的調查更為有效，並暗示公投的重要性。至於他也承認到終極普選聯盟的重要性，但更強調要有溫和派及基進派之間出現的互動，就像足球比賽中互相合作才能入球一般。至於有人認為公投這事出現了不少的缺憾，但他則用了村上春村的比喻，指出在政府的高牆阻撓下，雞蛋即使有多缺憾也好，我們仍相信雞蛋這一方，去帶出沒有事是不可能的比喻，並以香港人成功阻延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作為例子。

民建聯譚耀宗指出政改方案不可以再原地踏步，而現在的爭論也令泛民之間出現了分化，而他主張，終極普選也是民建聯的信念，並強調若現今的方案原地踏步，只會令市民失望更多。他也認為社會上很多人不明白政改的方案，但對現有爭論的局面感到反感，不希望有太多這類嘈吵的聲音，更不願見到對抗，故支持政府的方案。他說了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太過急進，希望坊間能更全面提出如何處理功能組別，不要一刀切。他也認為只有通過這方案，才能在二零一七年能提出一個更好的接軌的方案，才可以在二零一七及二零二零年能更大機會地實行普選，不然只有再原地踏步。

最後就是余若薇，先來指出在這五年內，市民的無奈感大，才是現有傾向政府的結果出現。她認為現在放下成見的情況，只是無奈，認命，是一個磨滅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局面。她也指出建制派提出的討論，只是糢糊焦點，偷換概念的問題，甚至是要求市民接受政府方案才有商討的餘地。而且他也認為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建立更適合香港的體制為依歸，並指出現有增加議席的方案，無法改變現有議會代表性的局面，並希望各位學者等要更認真地討論方案上的細節，尤其是功能組別存廢的問題。而她更強調循序漸進地走向直選也是中央黨部屬意的行為，並勸告政府要在這些事務上更嚴肅處理，提出一個更為負責任的方案，並指出功能組別是與直選是完全相悖的事。她也指出公民黨出來公投，也是談判的一部分，而公投產出的民意，也是談判之中重要的籌碼，只有妥協，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蔡子強其後發表對民調後的回應，並就各講者作出評論。他指出政府會解讀大多數人支持政府方案，但指出了並不是完全的真相。而且也指出問卷調查當中先天性的問題，例如問題設計上的考慮等，所以問卷上的事實，並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也不斷地強調在民調當中市民出現的無奈感。此外，蔡子強也大致總結各講者的話語，並指出民調與公投所出現的差異種種，及就不同的講者作出發問，如公投的行動，以及如何優化現有的體制等。

最後就是討論的時段，由於劉健儀會先行離去，她提出了民調中大多數贊成區議會方案由民選區議員提名社會各界人士的方案，並指出兼聽則明，理性互動的重要性。林局長也就各方的意見作出回應，如稱讚劉的兼聽則明，以及是強調若要在二零一七年能確切普選行政長官的話，就最好要通過二零一二的方案，使政制要向前一步才可以創造有關條。他也指出中央也屬意希望有這樣的漸進過渡。而他也質疑五區公投，認為他並不是可以代表民意，因為在民調上大多數都不支持這行動。

何俊仁則回應要嚴肅遵守普選路線的方案，並希望在通過政改方案之前要多去細心考慮，指出行錯一步，就比原地踏步更為不堪；他認為要聯合各界，制定一個更好的方案才是實際的方法。他尊重五區公投的目的，也認為兩者能相輔相成，令市民更為清晰政制。而譚耀忠，則主張區議會立會選舉的單一可轉移制，並希望優化區議會組別的方案，擴大選民基礎。

陶君行則斥責一些假口號的問題，並指出這些方案只是誤導大眾；指出比例方面的不變，就已經不是進步。這無疑在推行政策上只是自欺欺人；而他也指出中央的決策，可以干預不少政團的取態，如在五區公投的情況等，甚至不能反映部份該等政團人士的真正想法。他也認為民意調查，只能反映一定時後的意見，而在一直的行動之中，民意可以改變；此外，他也指出了這次公投不是孤注一擲，而是有更多的機會向大眾宣傳。

余若薇，要強調嚴肅處理功能組別存廢的問題，而且也指出了這些步代並不能一拖再拖。她更諷刺地提及一群贊成功能組別制度的傑出學生，他們的理據為讓專業人士介入能改善議會，但他們一個也不知道醫學界的功能組別議員，這反映到市民大眾對功能組別的無知。最後，余當然也強調公投的重要性吧。

陳家洛在完結前，質疑了中央施行民主真正的決心，並指出他在工商界別當代表時聽到工商界大力要保留功能組別這荒謬例子，暗示了功能組別的真正目的；並認為只要有時間容許更多人去認清功能組別，市民才可以知道真相。

最後，有兩名學生在場發問，其中一個就是指出現在討論的失焦，例如是沒有提及分組點票制的問題，以及斥責功能組別的本質；而另一個則較輕鬆地問問林局長的感受，為這研討會緩和氣氛。林公公最後以 “In politics, either hate or love you.”作結，暗示了政治並不能令所有人同意的事。

第三節未完的後記

在我看來，這次研討會反映到問卷調查的漏洞，以及其導引言論的能力；在問題設計上，只要有少許的差異，被訪者察覺不了，便有機會可能朝者發問者的方向而走。而這是民調之中出現的大缺點之一。而且民調並不是真正的表態，所以我一向都只視民調為一部分的事實，而不能反映真實的民意。投票，則剛剛相反，因為投票的選項清晰明確，市民投票，也表達了他對該議題的真正看法。所以公投在不少的場合上是有挺大的意義，尤其是當社會產生無奈感，令大眾不願決擇的時後，投票的意義則更為重要。至於投票比率低的問題，就必須從根本入手，提高民眾的公民意識；而五區公投的宣傳，在某程度上起了相當的作用。

這次政改討論，也許忽略了很多重要的議題，例如分組點票，抑或是更遠的三級議會等。雖然政治的考慮，就是要著眼於最急切的議題之上；但在長遠的考慮當中，必須更留意其他細節，這樣才可以在根本上解決問題，不然就只有治標不治本之虞。

最後，香港人對政府的支持，大多可能是無奈的妥協，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對前路的無力感，以及是國家機器的過分強大所致。如果要衝出這個困局，就只好追求突破；也許五區公投可能被評為激進，但這不竟是對這個建制作出批判的嘗試。我也不嫌煩地引述村上春村的比喻，面對建制死局時，必須要捍衞自己的立場，這樣才能感染更多人去問這個體制，才能有所突破吧。

歡迎各位評論之。

連結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notes/johnny-cheung/zhong-...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政制改革何處去？” 研討會　筆錄

香港賓拉登 — Tue, 16 Feb 2010 02:14:14 +0000

日期:

2010-02-12

22512_319620_n.jpg

為了讓各位更清楚研討會的情況，我將會把第一，二部份的細節儘量寫下來，而其後才作評論。

第一節政改民意走勢　－　民調結果分析

中大的代表則重申在問題設計上應該避免主觀，及以及指出港大問卷上的“一半半”為一個可以容許懶惰回答的選項。

可是在場的記者，也許對訪問的資料沒有太摸得透的關係，加上時間的關係，故沒有作進一步的提問了。

第二節政改方案討論

小休過後，就是第二節各方的討論。

在會後，一眾嘉賓與傳媒朋友們午膳，我也與不少嘉賓問；在去洗手間時更見到林局長，他也像認得出我似的，可能是因為之前在城市論壇發過言，以及是參與反高鐵示威有關．．．

第三節未完的後記

歡迎各位評論之。

香港之死局

Michael Young — Sat, 27 Jun 2009 08:19:55 +0000

又到七．一！

自Ｏ三年起，七月一日已不再是慶祝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一天，而是大眾上街向政府喝倒采的「仲夏祭」。可以預期，今年遊行人數定是曾蔭權上台以來最多，罵其「不該」（「不該」的國語跟粵語粗話「仆街」相近）之聲此起彼落。如今民怨再起，曾蔭權逐漸步上董建華灰頭土臉的下場，一些老問題亦重新浮現，彷彿在說特區成立十二年來，繞了一圈，卻原地踏步，教人沮喪。

回想六年前，香港飽受廿三條的威脅和通縮的逼迫，一天比一天惡劣，催使數十萬人奮起自救，走上街頭。自此以後，董建華淪為跛腳鴨。面對這個爛攤子，北京嘗試補救，一度予人「中興」的希望。只可惜，其努力漸成白費，死結沒有解開，香港又一次走進死胡同。

北京的對策可說是全方位進行。眼見七．一大遊行燃起市民爭取雙普選之心，為免「失控」，便採用先硬後軟的策略來穩住局面。Ｏ四年初，一群親共人士突然跑出來宣揚「愛國論」，鬧得沸沸揚揚，把香港人「還政於民」的呼聲壓下去。接著輪到黑社會粉墨登場，嚇得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兩名電台時事節目主持鄭經翰和黃毓民被逼封嘴，甚至暫逃他邦，好使政府免受輿論壓力，而商業電台三十七年來建立的公信力亦毀於一旦。及至年中，立法會選舉在即，北京接連抖出民主派候選人的醜聞，以阻止民主派取得過半數議席。結果一鼓作氣爭取普選的群眾力量漸呈衰竭，局勢緩和下來，這下北京才讓董建華「腳痛」離開，把最受民意支持的曾蔭權扶上去，替大眾「消消氣」。而為了防範再出「亂子」，中央開始插手干預特區事務，長遠來說更是親自扶植民建聯，把更多「親信」送進政府部門，使曾蔭權得到的權力，大大削減。

至於經濟方面，北京以打通中港兩地經濟障礙的方法來「拯救」香港經濟。一方面准許大陸多個省市居民無需參加旅行團也能自行跑到香港旅遊購物（即「自由行」），為香港消費市道注入一股動力，另一方面，大批國營企業排隊到香港上市，使香港股票市場一下子壯大不少，每天成交額較Ｏ二年狂飆十多倍，讓香港市民炒個不亦樂乎，還得到外國人「賜予」的「紐倫港」（Ny-lon-kong，紐約、倫敦、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美譽。

施行上述部署後，北京大概會滿意自己的「傑作」，經濟重拾升軌，恆生指數更一舉創下三萬點高峰，政治上也依從香港人的意願，把董建華讓位予你們最愛戴的曾蔭權。既是如此，那麼香港人究竟還有什麼不滿呢？今天失業率回升也不過是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是「非戰之罪」，何苦人們還要苦苦相逼呢？

答案是，北京在Ｏ三年穩住局勢的一連串動作，並未解決問題的核心。為了安撫群情，卻又想逃避民主選舉，於是北京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以民意作挑選特首的準則，只要通過信任測試，誰最受歡迎誰就能當特首（或誰受人唾棄誰沒機會當特首）。於是曾蔭權便能以「港英餘孽」的身份繼任，而非「貴公子」唐英年或「人見人憎」的梁振英（若說此人是共產黨員並不教人意外）。然而這種「挑選機制」下勝出的特首，終究不是人們投下神聖一票普選出來，於是曾蔭權跟董建華一樣，揹負著沒有認受的「原罪」，不能「代表」香港人。當市民對施政稍一不順，便想起眼前的特首並非自己選出來的，而是由中央欽點，硬塞給香港人，民怨便很容易爆發。既是如此，政府施政時便無法理直氣壯，不敢推行容易得罪既得利益的改革，整天在玩「政治化妝」，以哄騙無知婦孺來維持民望。奈何日子久了，越來多越人看得出曾蔭權只會「有功就領，有鑊就卸」，也就教人對他失望，加上他「競選」連任時的口號「我要做好呢份工」，使人覺得他沒有承擔，純粹是一個混日子的「打工仔」而非一名具風範的領袖，香港又一次失去掌舵人。

與此同時，雖然曾蔭權曾有九八年打跑國際大鱷和Ｏ四年盡忠執行否決即時雙普選的「功勞」，因而獲得北京信任而「升職」，但曾蔭權始終是英國人訓練出來的官員，故此北京用上他只是權宜之計，長遠來說還是「自己人」可靠。於是自曾蔭權任內開始，北京刻意拋開「用人勿疑，疑人勿用」之道，開始安插「親信」，陳克勤、曾德成、蘇錦樑等一一送進官府，乃至掌舵個別部門。於是曾蔭權的麾下並非「理念一致」，不可倚重，催使他只能混日子捱到任期結束。此外，北京執意讓有意角逐第三任特首的人有機會「熱身」，爭取民心，結果弄巧反拙，開啟了政府內部的「宮廷鬥爭」。好聽點說這是互相競爭，實際上卻是互扯後腿，彼此傾軋。也許北京樂於看見香港各路人馬扭作一團，好使它能擺佈一切，但這絕非香港之福，造成特區政府的效率每況愈下，公務員也了無士氣。

說到公務員，這就不得不論及政治人才的問題。過去由於董建華弄得一團糟，使香港人懷緬昔日港英時代的美好舊歲月，原是港英政務官（ＡＯ）的曾蔭權遂能「不孚眾望」，取而代之。可是在曾蔭權年代，這批「天之驕子」屢遭逅病，不少論者指出他們只是有能力執行英國人的政策，根本沒有多少政治智慧。以梁展文事件為例，被視為能力超卓的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竟批准負責土地政策的梁展文退休後加入地產商工作，惹來極大的官商勾結非議，要立法會展開聆訊。她若非有意「官官相衛」，便是不諳人間世情，且別說梁展文的行徑盡現貪婪一面。於是昔日的「ＡＯ神話」徹底破產，偏偏部份高官仗著對政策瞭如指掌，有意無意間對不知就裡、「只懂辱罵」的議員反唇相譏或不屑一顧，沒有想到政府上下沒有一人經過正式選舉的洗禮而揹上原罪，不懂得謙卑為何物，遂拉闊了官員跟大眾的鴻溝，前者覺得受「刁民」詰難，後者則覺得官爺不吃人間煙火。

「ＡＯ神話」既滅，香港的政治人才往那裡找？這就不得不提及北京介入香港的選舉，使每次選舉淪為「親共」與「民主派」的壁壘分明對決，任何政策討論，好像對教育、醫療、環保、勞工、土地等的意見，根本就不重要。這種情況在北京自Ｏ四年起高度「參與其中」，使情況弄得更僵，死結更難解。其實不少人很厭惡這種非黑即白的狀況，想走「第三條路」，但到了最後，選民還是要先辨別「忠奸」，才能考慮政黨在各議題的立場。說到底，北京扶植的親共政客每每替建制塗脂抹粉，在大是大非的事情（如六四屠殺）上不敢吭聲，便教逾半市民認定這幫人根本是攀附權貴、沒有本事的「小人」。過去一年，這幫政客鬧出「搓胸」（把try our best說成try our breast）和「北極多企鵝」的笑話，以及向入境處「蘇卡片」的濫權醜聞。其水準和操守之低，教人咋舌。

就是這樣，哪怕北京深深介入香港的選舉，中央高層更叮囑民建聯要「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其年輕一輩的質素仍丟人現眼，再多的捐款和黨員也是徒然，反倒加添人們的怨恨，深深不滿只要「巴結權貴」，便能飛黃騰達。當特區政府以超出立法會議員一倍至三倍的月薪聘請一批沒有政績可考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時，自然激起公憤，嚇得曾蔭權逾年仍不敢公佈第二批副局長人選。在北京的撐腰下，得票沒有過半的「保皇黨」長期佔據逾半的立法會議席，使政府議案予取予攜。哪怕真正普選到來，只要中共繼續扶植「自己友」來護短，繼續背離「有能者居之」的香港精神，這個政治上的死結，根本無法解開。

另一方面，為了確保「保皇黨」取得逾半議席，北京實行「以港制港」，由保守的香港商人「選」出北京信任的政客，並靠商界來反擊平民要求普選的聲音。這些富豪，政治上但求利益不變，當他們只要在小圈子選舉乖乖投票便能輕易得到「保護」，也就無必要花心思培育他們的「代理人」在真正民主選舉中打拼，以免落得自由黨敗選的惡果。於是他們跟北京連成一線，盡量拖延普選的來臨，繼續維持殖民地的半民主體制，促使大商賈與大眾之間出現空前對立，「官商勾結」一詞更在董建華末年開始深入民心，人們莫不認定特區政府向大地產商言聽計從。適值九七年金融風暴過後（恰巧也是主權移交過後），香港貧富日益懸殊，儘管官員以技術理由指斥不斷上升的堅尼系數（意即貧富差距擴大）不準確，但誰也不能否認即使經濟已經復甦，街上拾紙皮維生的老婦並非罕見，偏遠的天水圍更在這幾年被喊作「悲情城市」－－一個不斷出現倫常慘案的窮人地區。

事實上，大地產在過去十二年的「壟斷」情況，越演越烈。他們除了做地產生意外，還沾手了普羅大眾的日常必需品，包括交通、電力、超級市場、無線電話、住宅管理等等，於是人們的日常開支，一定有部份「貢獻」到這批富豪手上。與此同時，這些年來更出現港式「圈地運動」，過去分割成一塊塊的市區土地或新界農田，在市區重建和拓展新市鎮下，土地逐漸合併，並落入大地產商手中。雖然「土地兼併」能更「有效」發揮其價值，可是若果土地面積過大，有錢競逐的地產商便買少見少，一些中型地商更要跟同行合作才夠財力投標。於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土地業權便出現寡頭壟斷，而天水圍更是表表者，整個新市鎮只有兩個地產商佔據－－興建公屋和居屋的政府，以及蓋了私人屋苑和酒店的長實（由李嘉誠擁有）。

在這情形下，大地產便能呼風喚雨，其設計的屋苑固然能「操控」居民日常生活（連「公共」空間也變作私人管理）和出入路線（需否繞道商場才能回家），更掌握了商戶的生殺大權。舉個例說，近年新鴻基翻新旗下商場，並「重整」商舖組合，這一層是餐廳，那一層賣衣履。不符合其組合心水的商戶，即使付得起租，也租不到。於是原本經營的商舖，不是乖乖接受地產商的安排，搬遷到「適合」的樓層，便是遭拒諸門外，不獲續約。這種做法你可說是更有效率，把商場弄得美侖美奐，吸引更多人流，為業主帶來更大利潤，但同一時候，給趕走的商戶為之氣結，還影響了低下層的生活。例如政府於Ｏ四年因財赤把窮人居住的公屋附設的商場，售予領匯。為了「改善」營運，領匯把大批個體經營的小商戶趕走（即使仍在賺錢），招徠較高檔的連鎖商戶。於是住在屋邨附近的中產吸引過來了，租金收入水漲船高，但住在上面的窮人，根本沒有多餘錢到公屋商場內的星巴克嘆咖啡。位於商業區的太古廣場也是一樣，所有大眾化食肆給趕走，換來高檔餐廳和貴價快餐，逼使上班族午膳時要擠往遠處。更糟的是，長始下去香港只會有大地產商安排的千篇一律商場，小商人完全沒有機會在散亂的土地業權中，自行創造有特色的社區，好像中環的蘭桂坊、旺角的波鞋街，以及已因市區重建而拆卸的灣仔喜帖街，投資者「買舖收租」的機會亦買少見少。

既然香港土地業權逐漸落在大地產商手中，那麼前述的北京「挺港」措施之一自由行，最「著數」的便是富甲天下的大地產商，小市民的得益有限。推行自由行政策後，消費市道確實多了一泉活水，讓市面添上生機，繼而增加工作機會，失業下降。但別忘記，受惠於自由行的商戶，還是要向業主交租。趁著市道興旺，大地產商莫不拼命加租，分一大杯羹－－他們的租約，均設有「瓜分條文」，商戶生意越多，業主可額外抽取某個百分比作附加租金，猶如吸血蟲一般。在這情形下，自由行帶來的好處，地產商便佔去了不少，零售商仍要艱苦經營，須仰業主鼻息（商戶能置業買舖的地方已不多），一個不留神遇上經濟逆轉，便隨時要關門結業。生意風險盡歸商戶，業主穩賺不賠。

北京另一項宏效更大的「挺港」經濟政策，便是讓大批國企到香港上市集資，吸引了國際資金到香港股市炒賣，投資中國。這樣做也間接促使貧富懸殊的效果，因為受惠其中的人，主要是從事金融、會計、銀行界的僱員，以及有閑錢投資的人，特別是那些有機會在國企上市前後以低價認購龐大股份的富豪。這批人藉著股市興旺而身家暴漲，又或是年終賺得數個月的花紅，「滿載而歸」，有些人甚至索性全職炒股來維生，足見箇中利潤之豐厚。可是對於不曉英文的低下階層，哪來的金融知識和閑錢去炒賣賺錢呢？就算是擁有大學學歷，從事上述有關金融行業以外的中產階級，股市大旺亦不過是藉長期持有股票而多添一筆小橫財而已（假如他在工餘時間有留意股市的話），若受社會上「每個人必須理財投資」的氣氛而心動，跑去保守投資的話，分分鐘給銀行職員遊說買下收益只有數厘的雷曼迷你債券而蒙受損失呢（歌星張學友無疑是這一類受害者）。

這還不止，當股市在Ｏ七年底自三萬點徐徐回落，變賣套現的股民便在翌年初把賺取的利益，轉往炒樓，使樓市接棒火熱飆升，直到雷曼倒閉掀起金融海嘯為止。事實上，不少大陸富商在五年前已開始到香港投資物業，使豪宅樓價拋離平民樓宇，財富越滾越大。擁有閒錢的富有甚至中上階層遂在過去兩、三年，在股市和樓市多番圖利，收獲不菲，彼此碰面時莫不交換買股換樓的行情，大地產商李兆基更成為「亞洲股神」，給公眾買股「貼士」，風頭一時無兩。但另一邊廂的低下階層，經濟興旺亦不過是容易找到糊口的機會，一些建築工人更要「外放」到澳門興建賭場的地盤。對這批人而言，曾蔭權上台後的經濟復甦，雖能擺脫董建華的失業苦困，卻始終無法跟港英百業興旺的美好日子相比。即使中產階層亦覺得工作繁重，今不如昔，不停聽著老一輩甚至已身故的歌星的娓娓之音來懷縮時光，精選唱片特別好賣。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下，民怨潛藏在沒有從股市樓市獲利的大眾心中，一俟經濟轉壞而導致失業者眾，中、低層的民憤便隨時爆發起來，對特區政府不肯派發消費券或現金予全體市民，卻又寬免上流社會愛喝的紅酒稅，極為不滿。

更麻煩的是，董建華上台伊始展開了教育改革，卻是越改越胡塗，嚴重窒礙低下階層子女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是由於母語教學等改革，使家長認定子女學習英語的機會大減，紛紛避開普通學校，富有階層一窩蜂把兒女送進學費驚人的國際學校甚至出國留學，沒有財力的家長只好盡力替下一代送到豁免母語教學的學校，也就是人們眼中的一百間名校。可是僧多粥少，中產父母便只好強逼子女學曉十八般武藝，鋼琴、繪畫、珠心算等，無一不精，以博取名校取錄。到了最後，連低下階層也要到處張羅，以籌謀子女上「興趣班」的費用，唯恐落後於中產及富有家庭，且別說書費年年上漲，使二手書店大行其道。更教人氣憤的是，特區政府以提倡母語教學自居，大批高官卻把子女送往外國唸書，學費機票由公帑津貼，其身不正。最後出身不同的子女，社會起步點不一，富有或高官的孩子不獨有機會在國際學校浸淫英語，放洋留學，回來後更容易得到「叔父世伯」的照顧，到花紅豐厚的投資銀行上班，讀香港大學的卻得不到這些機構青睞，因為本地畢業生被指英文欠佳。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若今年七．一上街的人數回升，創下五年來新高，一點也不意外。事後定必有一些權貴，又將之簡約為經濟衰退所致。但實情是，除了經濟不景外，不論貧富、不管失業還是事業起飛中，普羅大眾始終覺得香港今不如昔。哪怕北京出盡上述招數，試圖把香港的經濟和政治撥亂反正，仍不得要領。特別是政治狀況，普選拖得就拖，教人不耐煩，更別說二Ｏ一七年可普選特首的細節仍無從得知（北京隨時違反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則），三年後的過渡安排也藉故延期公佈，負責此事的政制事務局長林瑞麟更完全沒有推動社會達至普選的意欲，只有洗腦式的愛國教育，無怪乎網絡上有人高唱要瓜分「人肉錄音機」林瑞麟的三十萬元薪水。

歸根究底，北京始終不肯面對香港乃至大陸政治體制上的缺失。偏偏近年中國國力大盛，國際間舉足無重，卻因此而變得財大氣粗，自以為過去三十年摸出的一套（經濟自由但政治高壓）是成功關鍵，遂對香港的一套不以為然－－畢竟坊間認定香港經濟要靠「阿爺」（北京）打救，才能脫離Ｏ三年的厄困。如今香港人再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隨時遭扣上莫須有的「港獨」罪名。但問題是，若果雁行理論可套用在中國身上的話，終有一天會步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後塵，碰上經濟發展的瓶頸，無法高速增長，屆時潛藏已久的社會問題勢將爆發。奈何北京看不到其隱憂，改革開放稍有成績便慢慢回到以我為主的天朝心態，瞧不起香港，甚至在Ｏ三年以後，以君臨之態強求香港脫離恆之以久的現代文明一套（自由、多元等普世價值），硬要跟大陸看齊，這才是人們整天慨嘆香港正在倒退的真正原因。

故此要解開這個死結的話，北京必須放手，讓香港人固守並繼續發展現代文明的一套，摒除用人為親等私心。唯有如此，中國才能真正跟國際接軌，千萬別學晚清那樣，磨贈數十年仍不願進入現代文明核心，想立憲卻維時已晚。而香港人本身更要壯敬自強，好好認識本身的體制，不要只顧一窩蜂討論眼前的突發事件。要知道香港特區有其「生命年限」，剩下三十八年壽命，二十年後更要開始討論「身後事」。若連香港人也說不出本身體制的優點和獨特之處，那麼香港的未來便任由更不懂箇中細情的北京處置，中國百多年來現代化最成功的一章勢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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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十年史 - 1.5 八萬五災難 (連載中)

Michael Young — Sun, 22 Mar 2009 10:06:07 +0000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１．５　八萬五災難

金融風暴過後，董建華政府即時面對一連串經濟難題－－如何振興經濟？怎樣解決守住聯繫匯率的代價（詳見第二章）？樓價已跌了一半，建屋大計還繼續嗎？

眾多問題中，董建華首要面對的是樓市大跌。其時不少市民對金融風暴期間股市和匯市的驚險感覺陌生，純粹認識了一個名叫索羅斯（George Soros）的國際「大鱷」，跑到香港來「搗亂」。市面只有零星擠提潮，「官鱷大戰」期間社會更是如常運作。可是樓市大起大跌卻對人們有切膚之痛，也觸動香港人的神經－－畢竟置業是不少人一生最大的投資，隨時把兩夫婦足足一半以上的收入拿去「供樓」（償還銀行樓宇貸款）。金融風暴前的兩輪炒風，已激起小市民強烈不滿，打工仔買不起房子，投機者卻把樓房丟空炒賣。於是有人在立法局門外放置「詐彈」（假炸彈）以示不滿，房屋司黃星華也收過恐嚇信。九六年底，董建華還未「當選」時，記者已在追問他和其他「候選人」的房屋政策。董建華就職以後，近半市民希望他在首份施政報告裡，優先處理樓價問題，遠遠拋離其他民生或政治議題。

其時社會提議兩類壓抑炒風的措施：一類是施行干預市場的政策，例如徵收物業增值稅等，阻延炒家入市或增加炒樓成本；另一類則是增加土地供應，紓緩供不應求的市場。前一類措施在港督彭定康面對首輪炒風時（九二至九四年）曾用過，惟其後樓市死灰復燃，成效受質疑。董建華則傾向第二類方法，趁著北京在主權移交後不再規限賣地數目，大量增加土地以打擊炒風。只是這個治本之道不能救近火，非得等待兩至三年的建屋期才見效，因此他上任前（九七年一月）曾勸戒市民不要心急買樓。

無奈董建華口中的「非理性樓價」持續攀升，使等待接任的他急不及待繞過快要撤離的港英政府，競自宣佈委任梁振英擔任房屋政策小組召集人，準備上台後放手大幹。就在七月一日凌晨的就職典禮上，董建華宣佈日後被千夫所指的「八萬五」建屋宏圖－－未來十年之內，每年興建至少八萬五千個公私營住宅單位，並同時把市民自置居所比率，由五成增至七成。整整一百天後（十月八日），董建華宣讀首份施政報告，詳細列舉「八萬五」大計的指標，揚言：「我們有土地，有財源，有決心，有何理由做不到呢？」，做不了的話，將「有人要負責」。

首份施政報告公佈後，大多數市民頗滿意「八萬五」計劃，只有部份人抱怨大半年前聽從了他的呼籲，沒有急於買樓，結果眼巴巴看著樓價繼續飆漲，錯過「上車」的機會，為此董建華向公眾表示遺憾。輿論則認為「八萬五」算是溫和及恰當之舉，倒是質疑政府究竟有沒有能力執行這項大計，剎那間大興土木。在這期間，樓價一直在頂峰徘徊，絲毫不受「八萬五」影響，只有成交量開始下降。一些人甚至在董建華宣讀完施政報告後，渾然不覺「八萬五」會打擊樓市，繼續排隊買新樓（炒樓？）。豈料半個月後，金融風暴驟然襲來，國際炒家如前所述那樣分途狙擊港元和股市，扯高利息。對利率十分敏感的樓市立即受牽連，泡沫被戳破。來不及躲避的炒家只好紛紛撻訂，蝕賣物業，地產商也大幅割價兜售新樓盤，使樓價嘩啦嘩啦的跌個不停，從此一蹶不振。

最初社會樂見高昂的樓價下挫，回到「合理的水平」（畢竟樓價六年內升了一倍半）。可是樓價不住下挫，逐漸使人感到不對勁。縱使民主黨的房屋事務發言人李永達覺得政府不應因「暫時的跌市」而放棄「八萬五」，但越來越多人質疑董建華應否繼續執行十年建屋大計。政府也進退失據，這邊廂官員公開聲言「八萬五」不變，公營房屋（包括居屋在內）依舊大規劃興建，數量一下子大增一倍多，那邊廂卻又生怕私人樓宇市場「硬著陸」，背道而馳地「托市」。政府先是取消拍賣中環添馬艦的黃金商業地段，繼而在九八年六月宣佈停止賣地九個月，以及停建夾屋。與此同時，政府不斷擴大資助市民置業貸款的名額，取消部份打擊炒樓的措施，並藉著「按揭擔保計劃」、准許地產商提供「二按」等，讓置業者付少點首期便可「入市」，誘使人們去買樓。

花了一連串功夫，加上地產商為勢所逼，爭相減價促銷以套回現金後，樓市終於在九八年底暫時穩住，只是樓價已經比一年多前的高峰期下瀉了一半。其時董建華不敢明言「八萬五」政策已在動搖，由打擊炒樓逐步改為「托市」。按照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日後揭露，董建華聽從了新聞統籌專員林瑞麟之言，不肯向公眾宣判「八萬五」已死，連下屬也懵然不知，最終鬧出風波來。ＯＯ年六月底，董建華被傳媒追問「八萬五」何去何從時，他才坦承早在九八年他已經不再提起「八萬五」，所以「八萬五」已經「不存在」了，登時惹來全城痛罵，責難他秘而不宣。一眾高官也錯愕不已，因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是被外界認定為「八萬五」始作俑者的梁振英，數月前才說「八萬五」仍是長遠目標。事實上，政府在九九年居留權爭議時，曾明言一百多萬人湧來香港的話，便無法完成「八萬五」計劃的七成市民置業目標，足見政府內部也不知道董建華放棄了建屋大計。鬧出「不存在」事件後數天，梁振英還在堅持「八萬五」是長遠目標，另一名行政會議成員唐英年也替董建華辯護，指董建華在訪問中沒有說過「取消」二字，只是增加計劃彈性而已，結果要勞煩董建華再次申明「八萬五」真的「不存在」了。自此以後，董建華在房屋事務的權威蕩然無存，人人皆言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混亂不堪，講一套做一套。

到了今天，「八萬五」已被香港人視為董建華任內頭號劣政，一輩子揹上摧殘樓市的罪名，下台數年仍有小學生在電視問答比賽中，把「八萬五」當作鴕鳥政策的同義詞。有人替董建華呼冤，說九七年十月的金融風暴才是樓市暴跌的元兇，董建華只是欠運地在風暴前夕，剛巧公佈「八萬五」大計而已。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既然過去的樓市是泡沫，即使董建華不公佈或施行建屋大計，泡沫早晚會爆破，而金融風暴扯高的三百厘利息正是戳破泡沫的一根刺。更何況地產商本身也趁著樓市熾熱多蓋樓房，使九九年起供應量倍增，樓價受壓。但這不等於說「八萬五」跟樓市崩潰毫不相干，當「外圍因素」把樓市泡沫戳破，那便是考驗董建華如何應對的歷史時刻。結果董建華在「托市」和壓抑樓價之間舉棋不定，不肯完全放棄建屋大計以穩住樓價，每次停止賣地和停售居屋只是維時數月「試試看」，要遲至Ｏ二年底才狠下決心實行「孫九招」。如此一來，樓價跌個不停，不少人嘗到樓市大跌的苦果，漸漸由支持「八萬五」打擊炒樓，轉為痛罵「八萬五」摧殘樓市。偏偏殘局未能收拾之餘，董建華沒有老實告訴市民和部下他打退了堂鼓，弄出「八萬五不提就不存在」的公關大災難，導致民間公憤，並賠掉整個政府的公信力。「不存在」這三字更不時被香港人拿來揶揄高官，哪怕董建華已經下台，人們還是照樣用「不存在」來諷刺特區政府虎頭蛇尾的處事方式。

〔圖表九　住宅樓宇買賣合約宗數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９９９年１月〕
〔圖表十　中原城市指數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圖表請參考本人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3/blog-post_22.html ）

（其他篇章見於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1852.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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