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英國

也談英國暴動——暴力將取代理性

lewisdada — Fri, 12 Aug 2011 13:50:59 +0000

晚明的狂禪李贄以離經叛道稱世，但亦曾寫道：「文極必開動亂之機。」中國知識分子看待時局，總相信道家的陰陽二元，對立統一。他們認為盛極而衰，天道好還。盛衰榮枯的循環，幾乎帶有神秘的力量，是凡人所不可逆轉。當一個國家的文化和物質發展到達頂點（文極），動亂必隨之而至。

二戰以後出生的人是幸福的一代。在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baby boomers在廢墟上大展身手，重建世界。他們成為各行各業的中堅分子，獲得的是財富、成就以及滿足感。在此背景下，迅速膨漲的勞動人口、急劇增加的消費能力，導致市場的擴大。世界對通貨的需要亦隨之而大增。數量稀少的黃金無法再成為通貨本位。金本位制度崩潰以後，濫發通貨造成的通漲、信用制度的失衡、不健康的消費主義，卻被當時急速的經濟增長所遮蓋。

工資只要還超前於通漲，世界表面上仍然欣欣向榮，百業興旺。當經濟發展稍為放緩，長久以來的借貸經濟、信用卡市場、商品炒賣造成的資產眨值、物價上升，便成為壓死世界穩定的最後一根稻草。老一輩人所相信的「自由市場」似乎不再運作暢順。中東變天、中國動蕩、英倫暴動，連一向犬儒安定的香港也漸趨激進‥‥‥世界已爬到了「文極」的背脊上。

英國的年輕人成為暴動的主力，因為他們處境最糟，茫茫沒有出路。他們認為世界經濟已被他們的上一代透支，而他們甫出生便要承受超前於工資的通漲、高昂的樓價、沒有出路的教育。錢是上一代賺了，通漲卻要由年輕一代來承受，誰能不心生怨憤？他們會看見上一代很容易坐擁富貴，而自己卻一直失業。被上一代所控制的媒體當然也不會為他們說項，只差在還未教訓他們：「你們應該反省一下為甚麼自己成為不了下一個梅鐸。」媒體會不斷讚揚個別年輕人能夠出頭的例子，然後故意忽略這一代的整體困局。由年輕人主導的暴動是文極而亂的象徵。他們蒙面，焚燒街道、打破商店玻璃。他們完全不怕警察，因為他們已絕望到認定自己nothing to lose。

理性的人會說，冤有頭，債有主。那些商店東主也沒有得罪他們‥‥‥這個道理是對，但放在這個亂世，卻一點力量也沒有。暴力通常都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引發更多問題，但暴力還是不停出現。因為暴力是人類的本能。法律、監獄、警察可以制止個體暴力於一時，卻無法疏理文明和社會體制對個體的暴力和壓迫。如今人們憤怒的對像已是社會的無形體制、國家的總體。它一定是無秩序、無目標的。年輕人的憤怒沒有個別的對像，但也不代表這種不滿是虛幻的。這些年輕人沒有綱領、沒有政治口號，沒有政黨領導。可以預見的是這個世界的領導層會因此不將他們當成一回事，而忽略他們的憤怒實實在在而且是由這個國家的社經問題所堆疊起來。

憤怒是一種純粹的力量，它沒有眼看、沒有耳聽，你不能跟憤怒說道理。你只能眼看它爆發，毀滅社會秩序、將本來已經破敗的社區化成一堆頹垣敗瓦。正常人都知道自己的社區不會因暴動而變得富有。但憤怒就是憤怒。如今暴力和情緒已經主導了世界，支配了備受壓迫的階級。文極然後動亂，世界的動亂似乎已無法避免。在文極的背景之下，文明世界是被動的，只能迎接動亂的蠻荒力量。其實暴動的年輕人也是被動的。在狂怒和階級處境之前，起義好、暴動好，雖是義無反顧，但歸根究底還是身不由己。

民主會自動到來嗎？英國的經驗

胡俊龍 — Sat, 02 Apr 2011 17:26:35 +0000

既得利益者是不會主動放棄自己的不義利益。即使是英國一個議會政治悠久的國家，當時的執政者也不願意推行普選。英國人最後有普選，是靠自己的雙手——不停的社會抗爭和運動而成功的。所以，中國人不能妄想共產黨會主動改革......歷史上不存在先經濟，後民主的發展。

連結網址:

http://www.boyangu.com/2011/03/deomcracy_uk/

辛亥百年歐洲聖火萬里行相片集

龍緯汶 — Sat, 09 Oct 2010 16:54:15 +0000

辛亥百年歐洲聖火萬里行相片集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3295

日期：2010年5月18日至8月25日
主辦單位：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UWQxKIBqzk

負責人：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主席徐文立
後期製作：南方民主同盟

背景聲音演繹：
徐文立主席於法國廣播電台的訪問

內容簡介：
展示辛亥百年歐洲聖火萬里行中，徐文立主席於法國、比利時、德國、挪威、捷克及英國等地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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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龍緯汶 — Tue, 07 Sep 2010 03:04:01 +0000

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http://www.theark.cc/myblog_info.php?blogname=lwmlung&id=6148

英國人約翰．牛頓原來是為黑奴販子工作的船長，後來放棄工作，悔改信耶穌，成為牧師。他為曾經苦待非洲人，終日痛悔祈禱。

上帝應允他的祈禱，讓他和威廉．威伯福士議員相識。威廉．威伯福士正冒著與全英國人為敵的危險，領導解放黑奴運動。約翰．牛頓亦參與其中，並寫下此首繪炙人口的詩歌。約翰．牛頓在詩歌中痛悔：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解放黑奴，亦成為他的願望。

約翰．牛頓死前，親為自己撰寫墓誌銘：牛頓．約翰，生長英倫，離經叛道，罪惡沉淪，放逐非洲；身經大劫，蒙主恩佑，履險如夷，且膺聖職，年八十三，辭世安息。

約翰．牛頓死前，英國國會通過《廢除奴隸貿易法案》。於1833年，威廉．威伯福士不負約翰．牛頓的遺願，促成英國國會通過《廢除奴隸制度法案》。通過法案後三天，威廉．威伯福士亦安然逝世。威廉．威伯福士逝世前，也回味著：許多危險，試煉網羅，我已安然經過；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導我歸家。

《奇異恩典》在世界各地有很多配樂的版本，現時最流行的是以《新不列顛》為配樂的版本。讓我們靜聽《奇異恩典》，感受約翰．牛頓的心路歷程。

《奇異恩典》小檔案

作詞：約翰．牛頓（1725年7月24日－1807年12月21日）
曲調：《新不列顛》
演繹：龍緯汶

歌詞：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許多危險，試煉網羅，我已安然經過；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導我歸家。

將來禧年，聖徒歡聚，恩光愛誼千年；
喜樂頌讚，在父座前，深望那日快現。

郭爾喀第七步兵團慶祝108歲生日

龍緯汶 — Tue, 18 May 2010 23:19:20 +0000

郭爾喀第七步兵團慶祝108歲生日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2611

108年前的5月16日，英國政府成立了郭爾喀第七步兵團。成立以來，英國政府平均每一年都會到尼泊爾，召募約100-200名郭爾喀士兵，加入該兵團，來維持該兵團擁有約900名團員。

2010年5月15日，超過50名郭爾喀第七步兵團退役老兵，齊集於灣仔一南亞餐廳，興祝郭爾喀第七步兵團成立108週年。Limbu Saran 少校擔任當晚司儀，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及香港尼泊爾保安員工會主席 Palunwa Dil Bahadur等，亦有應邀出席，與眾同樂。

Limbu Saran 少校曾參與多場戰爭，包括福克蘭群島戰役。退役後，Limbu Saran 少校曾經擔任香港少年領袖團教官。郭爾喀第七步兵團曾駐紮香港，亦曾與英軍出生入死。退役後，不少團員選擇定居香港。

歡迎登入＜南方民主同盟 youtube 頻道＞，重溫當日精彩片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YDal1UIqbM

7th Gurkhas Regiment celebrates its 108th birthday in Hong Kong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2624

One hundred and eight years ago, on 16 May, the British established the 7th Gurkhas Regiment in their army. Every year, 100-200 Gurkhas were recruited and the 7th Gurkhas Regiment had around 900 soldiers.

In 15 May 2010, more than 50 retired soldiers from the 7th Gurkhas Regiment were gathered in a south Asian restaurant in Wanchai, Hong Kong. They celebrated the 108th birthday of the Regiment. Palungwa Dil Bahadur, the chairman of the Gurkhas
Security Guards Labor Union Hong Kong; and James Lung, the chairman of Southern Democratic Alliance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 happiness of the retired soldiers in the Regiment.

Major Limbu Saran was the host of the birthday party. He fought in wars with the British army, including the Falklands War. After retirement, just like many members in the Regiment, he settled in Hong Kong. He had been a tutor in Hong Kong Adventure Corps.

We should memoriz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Gurkhas in protecting our city.

You can click into the Youtube Channel of Southern Democratic Alliance, to share the happy moments with the the Gurkha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pu7fA9Bz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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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雪：為什麼光有普選不行

left21 — Mon, 10 May 2010 07:33:31 +0000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就是讓企業積累利潤的需要，凌駕於普通勞動人民的需要。如果大家想有一個公義和平等的社會，就不能夠簡單地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改革政治制度上面。政改最多只可以緩和資本主義帶給普通勞動者的惡果，而且往往只是暫時的緩和。光有普選，並不能解決勞動者受經濟剝削的事實，更不可能結束剝削。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單單改革政治制度是行不通的；而代表資本的政黨也不斷證明他們會出賣勞動者，使剝削制度得以延續。十九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為普選而進行的鬥爭經驗，為大家提供一個很好例證。

1839年7月，全國有超過150萬人簽名向英國下議院請願，人數相當於當時有限的選民的兩倍以上。這份由工人運動發起的請願書，被稱為人民憲章，它提出了六項要求，針對英國的腐朽政治制度進行改革。 1832年改革法案把選民微微擴大到包括中產階級。按此，在1839年，在全英國大約 1300萬成年人之中，只有858,270人（約 18％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權。絕大多數人口仍然被剝奪公民權。此外，一半的國會議員若非是貴族後裔，便是從不足1,400選民中選舉出來。憲章運動代表著沒有議政權的人民的憤怒和不滿。他們的6項要求包括平等代表權（指劃分選區要平等），普遍的男性普選權（21歲以上男性），議會每年改選，廢除財產資格要求，以無記名方式投票，議員要有薪酬等。這六個要求本身非常有限，純粹限於改革政治體制。當中主要的要求是普選。至於提出普選的理由，不同的領導人有不同理解。一些較溫和的憲章領導人，如憲章作者威廉·洛維特(William Lovett)，提出的理由接近一種“道德”論調，就是說，除非讓工人有權投票，否則難以要求他們遵守他們無份制定的法律。別的領導人則天真地相信，工人階級一旦有了普選權，就可以擺脫經濟剝削。

無論如何，整整一年的國會請願運動，使憲章獲得人民的廣泛支持。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勞動人民，但這不只是因為他們渴望投票，也由於他們想結束他們由貧窮、飢餓和失業所造成的痛苦。1832年雖然已經擴大了選舉權，但窮人的處境只有更壞。1834年國會通過濟貧法，工人更覺得被剛獲得選票的中產階級出賣了，因為這個濟貧法實際上削減濟貧金，而唯一的濟貧措施就是讓窮人進類似監獄的“工廠”工作。一個較激進憲章領導人奧布萊恩（Bronterre O’Brien）認為，政治民主的目的也是為了實現經濟和工業民主。唯一可以消除剝削的辦法，就是不僅在政府，而且在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工業部門都建立民主。

當憲章派的請願書被國會否決時，憲章運動中就有很多人議論，以“全國放假”為名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大罷工。這將鼓舞鬥爭，對統治階級造成嚴重的經濟壓力。但罷工的呼籲分裂了憲章的領導者，暴露了他們的弱點，所以罷工並未發生。接著，憲章運動許多領導人和群眾被當局圍捕和監禁。

但憲章運動並沒有在 1839年結束。相反，它在1842年1848年分別有過兩次高峰。這兩次運動，雖然規模不同，觸發的原因卻非常相似，都是由於經濟蕭條令到工人階級又一次陷入了嚴重濟困難，很多人裁員減薪。同時，富人的奢侈消費卻繼續增加。

1842年和1848年一樣，當憲章派的請願被拒絕後，立即導致工人階級的反抗。1842年發生英國歷史上第一次總罷工。首先由礦工自發抗議減薪，罷工迅速傳遍全國，到8月中旬涉及50萬人。但是，許多憲章派領導人都反對罷工。同樣，在1848年4月，憲章派在倫敦舉行一次群眾集會，當軍警介入時，憲章派領導人就宣布解散集會。

1848年的鎮壓之後，政改運動暫時消沉下去。同時，法國卻爆發革命，在1848年2月更成立了由普選產生的政府。然而，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大地主和資本家之多，比以前未經普選產生時更甚。這說明透過普選產生的政府，可以照樣同工人敵對，也照樣壓迫工人。

1860年代，憲章派的普選權運動再起。這次運動同上幾次很不同。首先這次運動可以追溯到美國南北戰爭的刺激，當時英國有強大運動反對介入美國內戰。而這次憲章運動的領導人，例如愛德華·貝斯尼（Edward Beesly），在1863年的一次集會上的發言，就很鮮明地向工人指出，工人階級之受剝削，到處一樣：

“世界各地的勞工運動，目的都一樣。我毫不懷疑，我們的上層階級只想把你們當牲口來出賣，甚至當中那些自稱為自由派者，他們也認為，你們已經擁有太多獨立性和行動自由，多得不會對你有好處。”

1865年憲章運動成立了改革聯盟（Reform League），鼓動一人一票。聯盟的領導委員會只有一半為工人，其餘是律師和企業家。當自由派政府提出了擴大選舉權的法案，改革聯盟便分裂了，一派主張接受政府建議，一派反對，並且發動群眾運動。政府這時急忙讓步，推出1867年的改革法案，增加一百萬人的選舉權，並首次包括了少部分工人。這時殘留著的改革聯盟感到滿足，就宣布解散並加入自由黨。

這次失敗並不代表工人爭取自己利益的運動的結束。到了1880年代，開始湧現新的進步運動，他們繼承憲章運動，而且這次更是直接針對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這導致英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建立，它的名字叫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League)。這些社會主義者向工人解釋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導致工人受剝削，還向工人建議怎樣鬥爭才能結束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執筆的社會主義聯盟宣言指出：

“工人雖然生產所有社會財富，卻對生產或經銷沒有控制權。人民是唯一真正的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卻被視為純粹附屬於資本的東西，純粹是機器的一部分。這必須從根本改變：土地、資本、機器、工廠、車間、倉庫、交通工具、礦山、銀行，所有這些生產資料，所有財富的分配，必須宣布為所有人的共同財產。而每個人將得到他的勞動的全部價值，不用被扣除資本家的利潤。”

宣言的精神就是超越純粹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主張全面的社會革命，來廢除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根本社會原因。聯盟的會員人數很少，內部也不一致，但他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思想，卻對當時正在參與罷工浪潮的工人及其領袖產生影響。1888年夏季，東倫敦的Bryant and May火柴廠女工發動一次成功的罷工，迫使管理層廢除對工人處以罰款的制度，而且爭取到組織新工會的權利。接著其他工人紛紛效法，包括天然氣工人、碼頭工人、製衣工人等等。他們爭取到組織新工會的權利。同時，社會主義思想在這些新的工會領導人中也發生影響。鬥爭勝利產生了一種新的信心，這可見於1890年的五一大遊行，因為這是英國第一次舉行這樣的遊行。恩格斯對遊行這樣評論說：“1890年5月4日，英國工人階級首次加入偉大的國際部隊。他們那漫長的冬眠終於打破了。舊憲章派的孫輩們正加入戰鬥。”

可是不久之後，雇主對新工會的勝利進行全面反攻。工人的失敗導致依賴議會活動的路線抬頭。這就是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r Party）成立的背景。 1899年的工會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案，呼籲召開會議成立勞工政黨。次年2月英國工黨成立。

英國實行全面普選已經有82年歷史，而工黨從成立至今也過了110年。這個黨致力於改良主義，它宣稱代表勞工利益，卻總是食言，近年尤甚，實行私有化和裁員減薪。經濟民主更遠未實現。老百姓的生活仍然被忽視，他們照樣被資本家剝削，這些資本家只知道賺錢。雖然爭取普選非常重要，我們不應該幻想靠它就能結束剝削和改善我們的生活。工人階級今天需要的，是建設一個爭取工人階級利益和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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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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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新聞社專訪南同盟主席龍緯汶

龍緯汶 — Mon, 22 Feb 2010 17:26:53 +0000

葡萄牙新聞社專訪南同盟主席龍緯汶

根據2010年2月22日晚上的葡萄牙新聞社報導，龍緯汶認為達賴喇嘛流亡超過50年，反對中共佔領西藏，對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要實現民主，是可以借鏡的。

龍緯汶是南方民主同盟主席，亦是香港藏漢友好協會的發起人。他希望在香港成立藏漢友好協會，並認為香港人要學習達賴喇嘛的奮鬥精神。

龍緯汶指出：「多年來，達賴喇嘛堅持爭取自己的夢想而未能返回家園，但他仍然繼續爭取民主和西藏人民的自由。香港人擁有更有利的環境，我們要努力實現民主和自由的夢想。」

龍緯汶並不否認西藏、台灣和蒙古是「中國的組成部分」。他認為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在民主制度的基礎上給予綠燈，並給予這三個地區如存在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三個地區是不感興趣獨立的。

曾經在龍緯汶兩次也有份出席的會議上，達賴喇嘛對西藏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表示正面回應。

只要北京願意更加開放，做到真正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能夠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他也可以讓西藏的政治局勢更加民主和自由。

龍緯汶表示：「達賴喇嘛不是單純的宗教人士，也是一個政治領袖。為了西藏人民，他的想法也發生了變化。他已多次舉行選舉，與議會分享權力。」

目前，約有20名人士籌組香港藏漢友好協會。龍緯汶希望通過促進西藏文化的聯繫，關於西藏問題不再是禁忌。

龍緯汶表示：「70年前坐床的達賴喇嘛，是希望以愛及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改變世界。這樣的人，不能被視為分裂主義，犯罪和恐怖主義。」

葡萄牙原文訪問全文：
http://www.lusa.pt/lusaweb/user/showitem?service=310&listid=NewsList310&...

英國通訊辦公廳：有關社區電台廣播的年度報告 (2008-2009)

gwo — Sat, 28 Nov 2009 16:30:42 +0000

編按：「民間電台」成為香港持續數年的爭議，政府一直以技術理由來拒絕發出「社區電台」牌照。這裡為大家介紹英國的社區電台及相關規管制度，讓我們可以進一步想像「社區電台」對香港的可能意義。

英國通訊辦公廳：有關社區電台廣播的2008-2009年度報告
內容概要：

1.1 社區電台是一種新型而非牟利的廣播服務，以小規模經營，提供社區資源予不同社區。有關提供社區廣播服務牌照的法例於2004年制訂，而首個社區電台則於2005年11月成立。這是通訊辦公廳（Ofcom）第二份就有關主題發表的年度報告。

1.2 經過通訊辦公廳兩輪的牌照發放，現有214間社區電台獲得牌照。其中159間正提供廣播服務，12間尚未決定會開始服務，抑或是發還牌照，剩餘的則在籌備廣播。第二輪的發牌仍在繼續：通訊辦公廳正在考慮13個來自英格蘭東南部(倫敦及M25公路範圍地區除外)的團體申請，以及另外31個來自倫敦及M25公路範圍地區的團體申請。

1.3 社區電台為廣泛的地區提供服務。大部分電台的聽眾都是來自市區(17%)或小鎮/近郊地區(44%)。可是亦有許多電台為其他較小的社區群體服務，包括少數民族(14%)、青少年(9%)及宗教團體(7%)。170間獲發牌照的電台位於英格蘭，14間位於北愛爾蘭，20間於蘇格蘭，另有10間位於威爾斯。

1.4 規管社區電台的法例已列出社區廣播服務的特點，以及定下「社區利益」的定義。每個電台於獲發牌照時需提交服務承諾，詳細列出電台如何能達到法例就社區廣播服務提出的要求，以及如何提供「社區利益」，例如電台需要列出其目標，並就培訓、使用權利、問責項目作出承諾。

1.5 法例亦容許通訊辦公廳制訂發牌原則，以限制電台從播放廣告及贊助上獲取的收入。就大部分社區電台而言，此限額為50%。然而，亦有兩間電台的限額比較低，分別為25%及10%，而另外十八間則不准收取此形式的收入。這些額外的限制是為了保障那些，跟社區電台服務範圍重疊的小型商業廣播機構而設。

1.6 每間投入廣播服務達一年的電台均需要完成一份年度報告。報告需詳盡檢討該電台在達成其服務承諾方面的表現，並列明其收入及支出來源，以確保電台已經達致法例就撥款的要求。於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期間，通訊辦公廳共收到來自99間電台的報告(估所有需要提交報告電台的92%)。其中七份相當傑出。此報告將不會包括那些於上述時期內或之後成立電台的資料。

1.7 社區電台於2008-2009年度的平均收入約為79,000英鎊，可是收入中位數(即將各電台的收入由高至低排列後的中間數)卻低於5萬英鎊，顯示有小部分電台的收入比其餘的要多上許多。(收入最高的四間電台的總收入近乎等同收入最低的五十間電台的收入總和，約為140萬英鎊。若然我們將該四間電台排除於統計之外，各電台的平均收入會跌至約67,000英鎊，而收入中位數將不變。)報告顯示，服務特定社群的電台通常獲取高於平均的收入，比如是服務市區聽眾的電台(平均收入為92,000英鎊)及服務少數民族社區的電台(平均收入為106,000英鎊)。

1.8 本年度社區電台的平均收入，比去年下跌近20%(2007-2008年度的數字為101,000英鎊)，而收入中位數亦同樣地跌近20%。而本年度電台各類型的收入來源分佈則跟去年相約。雖然我們未能肯定平均收入的確切原因，但估計經濟不景的確帶來一定的影響，而社區電台亦相信經濟衰退除對廣告收入有所影響外，也會減少補助收入。

1.9 社區電台的最主要收入來源是補助，約佔總額的41%。廣告或贊助收入緊隨其後，約佔總額的23%(年度報告顯示有23%的社區電台並沒有廣告或贊助收入，原因是(1)他們自願選擇(16間)，或(2)受牌照所限制(7間)。)

1.10 來自公共部門的資金，通常以補助形式發放，佔電台總收入的43%。地方當局是資金的主要來源，佔總收入的17%，而由通訊辦公廳代表文化媒體及體育部管理的社區廣播基金，則佔總數的4%。社區廣播基金仍然是總收入中最大的單一來源，儘管我們留意到有個別電台收取不少其他的補助，總值超過10萬英鎊。

1.11 社區電台的平均支出略高於收入：電台的運作平均花費81,000英鎊。最主要的支出項目是工作人員，佔52%；房地和技術費用其次，各佔10%左右。電台平均赤字略低於3千英鎊，然而各電台情況分別頗大，由錄得83,000英鎊盈餘至133,000英鎊虧損不等。在有提交年度報告的社區電台當中，有40% 財政正處於赤字，23%赤字超過1萬英鎊。於一般情況下，巨額赤字會由相關機構補助，而盈餘則會用於服務運作上。

1.12 社區電台每星期平均直播約77小時，而另外10小時通常用作播放預先錄製的材料之用。平均而言，約32%的日間廣播內容是來自當地團體或社區成員的講談節目。音樂節目的選擇同樣廣泛：部分電台集中播放較為冷門的特定音樂類型，而其他的通常會於日間採取主流媒體的做法，晚間則集中其他特定音樂類型。

1.13 每間社區電台平均有75名義工，雖然不同電台情況有所分別，數目由1至287不等，每星期共獻出222小時時間。由於現在有159間電台正在參與廣播，故此通訊辦公廳估計參與社區廣播的義工每月工作總時數達15萬小時。

1.14 通訊辦公廳正就個別報告，處理數個關於規管的問題。同時，通訊辦公廳正向三間涉嫌違反「廣告及贊助收入不多於總收入的50%」規定的電台搜集資料。有七間電台於限期內尚未向通訊辦公廳提交完整的報告，違反了發牌的規定。另外，通訊辦公廳曾去信一電台，就該電台未能提供充足資料作為參考，讓辦公廳評估其表現作出查詢。假如他們未能盡快符合要求的話，我們可能考慮採取相應的規管行動。

出處:
http://www.ofcom.org.uk/radio/ifi/rbl/commun_radio/cr_annualrpt0809/

報告全文：
http://www.ofcom.org.uk/radio/ifi/rbl/commun_radio/cr_annualrpt0809/cr_a...

特區十年史 - 1.19 兩地的矛盾 (連載中)

Michael Young — Tue, 04 Aug 2009 09:25:08 +0000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１．１９　兩地的矛盾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英國跟中國簽下《中英聯合聲明》，訂明香港的主權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交回中國，中國元首鄧小平也承諾日後香港將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並享有「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於是在同一國度之內，經濟上分庭抗禮，一邊是社會主義的規劃經濟（儘管中國已在改革開放，惟當年改革仍是農村為主，城中物價依然由官方制定），另一邊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政治上更是南轅北轍，中國大陸由共產黨（中共）獨攬大權，嚴密監控社會，香港則過著自由但未有民主的日子。深圳河兩岸儼如兩個世界，各有各的法制、貨幣、文化，甚至語言和文字。要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安然地共處一國之內，並不容易。九七年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前身為新華社）主任姜恩柱來香港就任時曾說：「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不易讀，要好好學習才能明白通透。」五年後他離任時還說這本書看不完，而且不斷在增添新篇章。如何操作「一國兩制」，在主權移交前已是充滿未知數，難以預測運作起來是什麼模樣，遑論怎樣才算運作順暢。日後大陸與香港之間的衝突，既是一國兩制運作起來的摩擦，更是中國「與世界接軌」時的考驗。

按照北京的盤算，在一國兩制下，中國接收香港的主權只是「換一面旗」而已，一切現有生活和社會制度將保留「五十年不變」。其時英國人治下的香港雖享自由，卻仍是一套殖民地體制，縱有西方現代文明的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但實際上，行政（政府官員）的一方權力獨大，並美其名為「行政主導」。由大眾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立法局議員），權力有限，可做的事不多，猶如花瓶一般。當英國人撤離後，北京打算照板煮碗，藉操控權力較大的行政機關來間接管治香港，把香港由英國殖民地，一夜之間變為「中國殖民地」，只需把國旗換掉便行。

有了上述緊箍咒的安排，再加上為了「垂範台灣」，中共不怕給予香港人言論、集會、出版、宗教自由，並允許司法獨立不受政府影響，以換取香港人的信心。最要緊的是，北京能操控權力最大的行政機關，讓它欽點的人順利當特首，然後由他去管理香港內部一切事宜。至於全民普選，雖然這關乎到北京能否操控心水的人當特首，是能否延續殖民地體制的關鍵，但充滿自信的中共卻認定經歷十年洗禮後，香港人不再抗拒中國，「民心回歸」，而且大局已盡在北京掌握之中。屆時即使香港實行普選，亦只會選出一個「愛國者」來當特首。所以北京能「開明」到在《基本法》內，白紙黑字列明全面普選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過渡安排只寫到接管香港的頭十年，二ＯＯ七年起香港有權實行普選。這是北京政府心目中一國兩制運作時的情形。

可是當一國兩制實際運作起來，北京的如意算盤未能完全打響。這主要是因為中共數十年來慣於操控國民生活，加上共產黨教條的影響，其做事方式跟香港的「核心價值」（註：Ｏ四年一班學者提出的名詞，泛指多元、開放、自由、法治、理性等普世價值）協調不來，彼此衝突難免。無奈香港跟北京從來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香港屈從在大陸腳下。打從八十年代「前途談判」開始，香港人已被擯除出中、英兩國的談判桌，因為北京警告不要搞「三腳凳」。於是日後「兩制」出現矛盾時，天秤必定向經濟和政治制度皆落後的中共傾斜，讓北京以「一國」的名義，砸爛「兩制」（正確而言，應是北京借一國之名，以大陸的一制扳倒香港的一制）。如此一來，香港人便注定受到歷史的考驗，看看他們會否站出來維護自己的體制和核心價值．以免《基本法》保證的自由和權利，淪為一紙空文。

值得注意的是，八九年中國爆發的民主運動和六四屠殺，使大陸和香港之間起了變化。這邊廂香港人被血洗場面嚇得爭相移民他鄉，流失數以十萬計的精英。即使三年後中國重新踏上改革開放之路，但花碌碌的金錢始終無法把血腥完全洗擦掉，不少人對北京的恐懼未能完全釋懷，而從政者對六四的立場更是一塊照妖鏡，讓市民辨別忠奸。那邊廂中共亦從此有了心魔，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背叛共產主義思想，但求政權能千秋萬代苟延下去，對香港也失了去自信。鑑於香港人曾積極參與當年的民主運動，創下過百萬人上街的紀錄（當年香港人口只有五百多萬），還籌集上千萬的金錢支援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鎮壓後則秘密替通緝的民運領袖潛逃外地，這一切一切，氣得中國官員一度公開把香港喊作「顛覆基地」，並慎防外國勢力利用這基地去「和平演變」大陸。為此中共立刻把草擬中的「香港小憲法」（《基本法》）的自由度收緊，留下一條箝制社會的尾巴－－廿三條。可誰也沒想到，這竟是後來觸發數十萬人上街的導火線。

與此同時，這次民主運動使司徒華和李柱銘聲名大噪，在香港無人不知，於是他們帶領的「民主派」議員，在往後的選舉中每每得到過半選民支持，刺激北京插手干預，壓抑民主派。例如立法會的組成設計，主要是嚴防民主派坐大，好讓得票過半的民主派，反而在議會中永遠淪為少數，無力否決政府的草案。事實上，六四過後政治改革在大陸成為禁忌，連帶香港亦受影響，中共無人敢把香港當作「民主實驗場」。就是這樣，全民普選雖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但北京卻同時強調要「循序漸進」，藉此無限期拖延下去。

北京對香港的民主普選有多抗拒，可以在他們如何對待彭定康（Chris Patten）中暴露出來。一九九二年，唐寧街（Downing Street）派來的最後一位港督彭定康作風開明，不但大增政府透明度，開啟社會自由風氣，還不惜鑽空子替香港人擴大民主，在設計「新九組」（新增的九個功能組別席位）時，讓所有在職人士也有機會投票。為此北京氣得七孔生煙，不惜抓破臉皮，一邊用「婊子」（妓女）、「千古罪人」等粗鄙言詞羞辱他，叱罵他「三違反」，一邊計劃把按照彭定康「政改方案」下選出的立法局議員，在中國接收香港當天通通「趕下車」，另起爐灶成立一個由「保皇黨」控制的「臨時立法會」。事實上，中共雖承諾香港最終會有普選，卻認定英國人撤退前夕突然加快民主步伐，是「不安好心」。

其時彭定康治下的香港人仍是「經濟動物」，對中、英兩國之間的政制爭拗不大關心，既不瞭解，又覺厭煩。在泡沫經濟下，大多數香港人寧願費神去賺更多的錢，政治上但求一切不變，彭定康力掙回來的民主化選舉，其投票率依舊不過半，市民毫不踴躍（少於一百萬人投票）。然而英國人遠去後，面對中央的壓力，香港人只能靠自己去保護本身獨有的一制。平素視政治為骯髒邋遢的普羅大眾，被逼學習「港人治港」，越來越「政治化」了。

〔年表四　過渡期的主要事件〕
（年表請參考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html ）

（其他篇章見於本人的部落格 http://hk9707.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1852.html ）

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行全球網絡會議

龍緯汶 — Tue, 16 Jun 2009 17:28:18 +0000

美國民主基金會舉行全球網絡會議
http://hk.myblog.yahoo.com/lwmlung/article?mid=1498

美國民主基金會於香港時間2009年6月16日晚上9時至11時，舉行全球網絡會議。

香港, 埃及, 約但, 烏干達, 印尼, 美國, 英國, 黑山, 俄羅斯, 哥倫比亞等全球幾十個地區，同步進行會議。

會議上，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經理人 DAVID PLOUFFE 先生分享奧巴馬選舉工程的特點及致勝之道，並接受各國與會者提問。

來自民主黨, 公民黨, 南方民主同盟等數十名與會者，在浸會大學參加是次會議。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表示，該會議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學習如何更有效地推動一個選舉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