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建西九文學館的建議點出了文學的公共性，然而，博物館該如何向大眾呈視文學？其中設計的角色為何？字花園會是其中的一個可能嗎？

30/1/2010
1500-1700
講者：何慶基、黃念欣、潘國靈、蕭競聰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A104K室 (請於理大平台A幢、孔子學院側的樓梯落一層，活動當日校園內會有指示牌)
查詢：2766-6832 呂小姐

(本講座為字花園的其中一個活動)

參與是次計劃的詩人和設計師將分享合作的過程。
主持：蕭競聰
地點：九龍公園中國花園入口涼亭
改為：九龍公園迷宮對開之廣場

對談(1) ： 16/1/2010 1500-1700
講者：陳麗娟、陳滅、盧勁馳、林偉雄、區德誠、及參與之設計學生

對談(2) ： 23/1/2010 1500-1700
講者：鄧小樺、呂永佳、鄭政恆、廖潔連、及參與之設計學生

(本講座為字花園的其中一個活動)

字花園
詩與設計的實驗

由今天到2010年1月尾，歡迎你來到九龍公園，一邊遊園，一邊感受詩意。

八位本土詩人特別為了此計劃為九龍公園賦詩，一班設計師及設計學生就詩作的文學意象及公園環境創作一系列裝置作品。在這個冬日，你我可以真正地鑽進字裡行間，用身體和時間來感受和體會文學。

展覽期間尚有文學與書籍設計、文學與藝術、及文學基建等方面的講座，詳見：

網址：
http://www.sd.polyu.edu.hk/textgarden/

Updated photos and news on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event.php?eid=189607200853#/event.php?eid=189607200853
and Douban:
http://www.douban.com/event/11299006/

字花園係民政事務局主辦之「藝綻@冬日」的其中一個項目，由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策劃。字花為本項目的文學伙伴。

　　西九當年被文化界推倒重來，全因其思維與方案根本不能代表文化界意見，不能幫助推動香港藝術與文化，更莫說開拓視野及尋找香港獨有的文化道路。如今，關心香港文學願意站出來提意見的作家，努力拋磚引玉拉闊我們對文學及博物館的想像，為將來西九加添更多未曾想過的可能，卻即時收到如韋煖一文的大反調。韋文思維的狹窄、觀念的保守及內化「河蟹」的程度，實在教人吃驚！我們還未知道會不會有文學館，但討論文學館的空間已被打壓。更詭異的是，韋煖刻意批評跨媒介文學表演，到底這類活動與應否建立一個文學館有多大關係？再者，推動的意義在於鬆動及反思既定的想法，破除現有的侷限及因時地而創造更大的空間，討論跨媒介文學表演應從其存在價值、成效及侷限來看。筆者作為曾籌辦詩會及跨媒介活動之人，閱其片面之詞深感憤怒，不得不從實際經驗客觀地談談這個文學現象，以正視聽。

參與詩人不是貪圖虛榮的傻瓜

本周民間社會熱烘烘，古怪事件亦「多蘿蘿」，有乜風吹草動，大家都要站出來叫「咪玩野」﹗

本土文化藝術團體在這兩周磨拳擦掌，頻頻開壇作法，似乎要為九月就正式「開波」的西九文化區諮詢工作，作好論述和動員戰準備。繼近期在facebook紅極一時的「香港需要文學館」 —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諸文豪於書展期間滴血為盟，力推比Norman Forster大白象天幕更宏偉的西九文學館概念。

聲音版見此。見有獨媒讀者對文學館有疑慮，於是轉貼董啟章及新果的書信在下。
請聯署支持西九建立香港文學館。

理想的香港文學館——香港人的故事館

新果：

最近你在報紙上面看見爸爸的照片，知道爸爸正在和一些文學界的朋友倡議在西九龍文化區建設一座香港文學館。你問我甚麼是文學館，是不是好像科學館、藝術館或者歷史博物館，是那種進去看展覽的地方？但文學館展覽甚麼呢？難道是展覽書本嗎？買書可以去書店，借書可以去圖書館，看書更加是甚麼地方都可以，而爸爸平日也是在家裡寫作的，究竟文學館有甚麼用處呢？

載：信報 2009年7月28日

　　拜讀葉輝先生刊於《信報》的大作《香港文學館：構建雙贏「想像共同體」》，文章認為「文學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香港沒有人文底蘊的命根而空言人文，才會形成今日社會的百病叢生」，而且香港有百萬「文學人口」，因為「話劇、電影與電視劇向來都以文學為藍本，流行曲的歌詞、廣告的構成、報刊的編撰與標題……莫不與文學相涉」，因此西九應該興建一個文學館，而且「香港正處於後殖民時期......一座富於想像力的「文學繆思館」正是一個雙贏的契機，它一方面可以被打造成數以十萬計的、不同人文社群的『想像的共同體』，另一方面，何嘗不可能被解讀為官民各取所需的「繆思館化的想像」？」筆者認為此說大可商榷，理由如下：　　（1）文學真是一個社會的人文底蘊？

　　葉輝文章的立論點是：文學是一個社會的人文底蘊，這是真的嗎？回看西方孕育人文精神的文藝復興時代，繪畫、音樂等藝術媒介的革新，都表現了人文精神。沒有任何質化或量化的數據，可以證明文學對人文精神作出的貢獻，比其他藝術媒介重要。而且，文藝復興時代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學，是大眾流行的通俗文學，而不是香港文學界所代表的小眾嚴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