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 2011年10月12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數天前，曾特首在總結其快將結束的任期時表示，對自己四十餘分的民意評分感到滿意，說時面不紅耳不赤。七年以來，民生困苦，但曾特首似乎仍活在夢中，拒絕承認社會部分階層難以受惠於經濟復甦，而需要政府介入市場，改善他們的生活處境。

說的是高學歷殘疾人士的就業問題。近年本港經濟持續改善，最新整體失業率只有3.2%，男女的就業率分別達到七成及五成。不過，殘疾社群的失業率嚴重，就業比例只略高於一成。而在外國，這個數字則往往超逾三成。

港人從來相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但對殘疾人士而言，學歷換來的可能是更大的挫敗和沮喪。一群高學歷的殘疾人士能以常人十倍的氣力完成學業，卻難以面對社會的殘酷規則，公開就業時處處踫壁。若得不到任何協助，他們最終或只能一如其他學歷較低的殘疾人士一樣，或領取綜援維生，或在社福機構工場從事簡單工作，平白浪費人生。

謝凱健(左翼21成員)

最低工資立法爭論多年，終於在今年通過立法，但最低工資水平至今懸而未決。最低工資應該保障全體打工仔女，能夠過得上安穩、體面的生活。

9月26日，早上十一時，約百餘人齊集於中環遮打花園支持殘疾人士爭取最低工資遊行。發起團體要求最低工資保障範圍應該包括殘疾人士，反對政府要求殘疾人士接受所謂生產力評估，抗議政府帶頭歧視，並建議應效法歐美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事實上，不論健全或殘疾，大家同為勞動者，其勞動價值需要得到合理而公平的尊重。

最低工資導致殘疾人士飯碗不保？

有人說，殘疾人士要有最低工資，令聘請他們的機構或企業成本上升，屆時僱主要削減人手，反而令殘疾人士失業。這類轉移視線的說法，說穿了只是僱主不願增加其成本去承擔更多的責任，不肯盡一點企業社會責任。

一直以來，企業的最大成本根本就不是工資（包括低許多的殘疾人士工資），而是高昂的地價和租金。更重要的是，成本上升不代表就要減人工。付出合理工資應該是企業必要承擔的責任。殘疾人士也希望獲得工作來貢獻社會，肯定自己的價值，但卻往往需要接受極低的薪酬。如果企業需要以嚴重剝削的手法才能營運，那麼該企業也沒有生存的必要了。

擲石者誰敢自稱無罪？殘疾人士工作能力評估的荒謬

何謂「最低」？用顯淺的中文解釋就是低無可低，如果有比最低更低的話，就是犯上了語病，舉個例子如果某君的薪金竟然合法地比法定水平的「最低工資」更低的話，正就是犯上了邏輯的毛病——然而這不是簡單的一個例子，數以千計的殘疾人士正對比最低工資還要低的這個荒誕局面，而且更要面對充滿歧視意味的「自願性」工作能力評估機制，按評估結果扣減最低工資百分比。。

勞褔局局長等高官一直強調工作能力評估機制是純粹自願性質，必須由僱員，即殘疾人士所啟動，所以利益歸於僱員，由此推論出此機制並非歧視云云。可是殘疾人士一如許多弱勢社群，面對手扼糧口的老闆，在權力不平衡的狀態下，是否一如局長所言真正地擁有啟動機制的獨立判斷能力？舉一個例子，在學生和學校權力不平均狀態下，所謂的自願驗毒計劃是否真正的自願？局長所言，似乎是脫離了現實層面。

撇除啟動權的問題，本身工作能力評估機制已經是充滿問題，譬如：角色矛盾，社會機構負責工作配對，但立法後要社福單位同時兼負評估的角色，該將此形容為對工作配對機制的不信任，抑或是為日後可能出現的官、商、社福機構勾結壓榨弱勢社群留下基礎，實不得而知，更遑論我們是否真的有一絕對客觀的機構去進行一次性、不設上訴的評估，悲劇性地評估結果直接影響一個希望自力更生的人在社會的生活素質。

［按：9月18日，爭取資助院舍聯席的成員將於立法會門外，進行露宿一天的紮營行動，引起市民及政府對院舍不足問題的關注，行動啟動禮在下午四時舉行，期望各位友好到臨為一眾照顧者、殘疾朋友及長者打氣。社福界工作者沙華特意在行動前寫了一篇文章，剖析殘疾人士輪候時間何等長久，以至當中不少在等候期間已經死亡。我也自責，參與社會運動，卻鮮有關注殘疾朋友處境，就讓我們在此一起了解吧。］

生活在香港，總會面對種種不公義的施政，這種不公義，有些你知道是基於幕後操盤者的意志，有些你知道是因為利益集團在背後發功，還有些是源於從政者的意識形態，然而亦有一些施政，你實在推敲不到背後有何道理可言。

長者與殘疾院舍的建設就是其中一項毫無道理的施政，當中不可理喻之程度，以及為此而受害者之苦況，實在叫人咬牙切齒。奇怪的是，此議題在媒體中甚少報導，連社運界的朋友對此關注也不多。

為聚焦討論，本文只介紹殘疾院舍的情況。不過在此之前，先簡單交代長者院舍的不足情況，略舉一例說明：輪候護養院（即照顧級別最高的長者院舍）的時間約為41個月，據外國研究顯示，需要輪候護養院的長者，平均剩餘壽命亦只有三年多，因此現時有超過一半輪候護養院的長者，在未及輪候到護養院的宿位前經已去世。

殘疾宿舍的輪候情況

作者乃左翼21成員

經過長逾41小時的辯論，立法會正式在2010年7月17日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但是最低工資水平尚未公佈，立法會復會後將通過或否決政府的建議水平，預料屆時社會各界必定繼續爭論。在水平公佈前，左翼21會推出一系列文章，探討條例通過後，對不同群體的影響。本文會就辯論期間的幾項修訂，就議員發言的內容，描繪各黨派取態的圖像。

(一) 留宿家務工(外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之修訂案

這是職工盟李卓人提出的修訂案。他建議以「轉換乘數」的方式，來解決外傭免費食宿、機票、保險、醫療等非現金權益難以量化的問題，從而將外傭納入保障範圍，避免法例出現種族歧視爭議。可惜，大多數議員質疑建議在技術操作上不可行，其中民主黨、公民黨及工聯會便因此投下棄權票。自由黨、民建聯明確指出若包括外傭在內，會使他們的工資上升，憂慮僱主未必能負擔下去而解僱他們，又認為現時外傭最低工資規定已足夠保障，所以反對修訂。

社區發展動力培育主辦 --「工作為甚麼？」傷健職業及生涯規劃論壇

「為甚麼要工作？」相信大部份的都市人在星期一早上起床時都會湧出這個千古難題。究竟為甚麼要工作？工作的意義是甚麼呢？是否純粹為了「三餐」？抑或工作除了賺取生活開支外，其實有更重要的意義？

我們相信工作是自信與尊嚴的基石，因此有正確的職業觀念對於所有人的發展是極為重要，因此健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原素就是正確的職業及生涯規劃。

為了分享我們的信念，及推動正確正面職業價值觀，社區發展動力培育將於7月28日舉辦「工作為甚麼？」傷健職業及生涯規劃論壇。除了分享正確正面職業價值觀外，屆時社區發展動力培育成員亦會就殘疾人士最低工資安排作介紹及評論。

詳情如下：
日期：2010年8月28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天后電氣道148號21樓2101室社區發展動力培育多用途室

講者：
李昕小姐 三十會
黃泰靈先生 明愛天糧
羅偉祥先生 正言匯社
狄志遠先生 社區動力發展培育
*論壇將以廣東話進行

報名：
1. 將姓名、電郵及聯絡電話電郵至event@cdiorg.hk ;或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10月14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電視畫面出現的女工以一雙巧手，瞬間已縫製出一件又一件精品。不說不知，記者所在的是盲人工廠，訪問的主角自然是失明人。她，是邱苑玲，是個揚眉女子，勇於表達不平事，我跟她認識已有好些年。

看到苑玲以電衣車把布料變成衣服，旁人可能無法相信她是個盲人，聽到她竟滿足於僅三千元的收入，可能感到驚訝，因為這個水平連基本生活也難以維持。但當知道苑玲原來是個殘疾人，你又可會另有所想？在香港，為何殘疾人士接受低薪是個定理？

假若你認同在一個富裕社會，任何人只要願意辛勤工作，賺取的回報應足以維生；那麼適用於殘疾人士的，便不應有另一套工作倫理觀。最低工資對不論是殘疾人或普通人，根本的意義應該是一致的。

然而，苑玲害怕最低工資將剝奪她僅有的工作機會，卻又是不少殘疾人士的顧慮。本港市場對殘疾人士的排斥情況特別嚴重，其勞動參與率只有13.2%，跟很多先進國家40%的比例相距甚遠。殘疾人士就業困難是事實，然我們該做的，不是將殘疾人士剔出保障範圍；相反，我們應該討論如何在最低工資下保障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改善他們的貧窮處境。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8月12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隨著暑假快將結束，政府強制18歲智障生離校的爭議亦將有個了斷，相信法院很快便會就我們的司法覆核作出裁決。無論結果怎樣，同學都上了寶貴的一課。

我的女兒嚴重智障，今年剛好18歲，是受爭議直接影響的一群。從前特殊學校的同學修讀6年小學及4年初中課程後，通常到16歲便會離校。有些同學可繼續修讀兩年的非正規延伸課程，18歲後須經申請才可留校。今年政府在特殊學校加開了新高中課程，但他們的離校年齡卻仍訂於18歲。在新學制下，智障孩子不但沒有如主流學生般獲得更多學習機會，今年特殊學校的餘額更不足以讓絕大部份18歲智障生留校，令新高中淪為假高中。智障孩子本需比常人更長的學習年期，但政府偏偏針對他們設定年齡上限，想來諷刺。

教育的意義在於讓每個人活得精彩，成為自己的主人。透過學習，我們可開闊視野，選擇更理想的生活。在政府眼裡，教育當然還有另一層意義，就是培訓人力資源。這些對普通孩子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智障孩子又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