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老虎乸」的話，這裡「教仔」泛指「指導下一代」，無性別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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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堵塞於中產隧道中的「失落第四代」?

自社會學者呂大樂提出了四代香港人論之後，關於下一代能否上位，即他們能否踏上社會流動的康莊大道，出人頭地，便成了人們視野中世代之爭的支配性意象。然而，自己常常狐疑，這套源自戰後嬰兒，且散發濃厚經濟上位意識的世代哲學，到底在何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近年此起彼伏的新世代不滿之聲呢？有趣是，近月兩場討論告訴我們，新世代之形貌仍不容易掌握。倒曾行動和蔡子強的文章都是好例子。

話說，有報章以「失落第四代」形容發起倒曾的年輕行動者。所謂「失落第四代」，指的是在新經濟形勢下生計不穩、職業前景茫茫和難以上向流動的一代。有趣是，一位倒曾行動者對此形容感到渾身不自在。在phone-in節目中，他說：「唔好講到我咁慘，我有工做」。節目中，年輕人提出了許多不滿和訴求：曾蔭權下台、普選、菜園村和高鐵問題等，但唯獨重申一點：行動和本人飯碗無關。啼笑皆非的是，一輪牛頭馬嘴之後、談話結束之際，主持人劉佩瓊再度忠告：「無論如何，都希望你盡快搵番份工啦」，而後生仔只能重申：「我有工返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