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改爭論關鍵是普選終點有無保證，早前劉兆佳表示，香港政制只能按照《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及人大常委的決定來設計，不能引用國際人權公約，這是公然與聯合國唱反調，亦意味著所謂終極普選，亦不會合乎國際人權標準。

2006年3月30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香港的審議結論建議：「香港特區應採取一切措施，使立法會經普及平等的選舉產生，並確保對《基本法》作出的所有解釋(包括涉及選舉及公共事務的解釋)符合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可見，聯合國特別提醒解釋《基本法》須符合公約，而劉兆佳竟指不能引用。

過往，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重申，公約第25(丑)條有關普選規定因保留條款而不適用於香港。然而，聯合國自九五年對香港的審議結論，已申明有關保留條款無效，因立法局在1985年已引入選舉。此後，聯合國在1999年及2006年重申此立場，並指香港的選舉制度不符公約第25、2(1)及26條。

聯合國從沒要求行政會議由普選產生，因行政會議自始自今全由委任產生，保留條款仍然有效。既然特區強調人大常委對《基本法》有最終解釋權，那麼適用於165個締約國的公約最權威的解釋，當然是聯合國，而不可能是個別國家說了算。

提名機制不可含歧視性

喬曉陽講話添變數未能釋疑「不受無理限制」成真普選關鍵

(香港‧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特區政府剛向立法會提交2012年兩個選舉辦法決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隨即在北京舉行記者會，就《基本法》中的「普選」定義等問題作「個人的理解和看法」[1]。香港人權監察認為，喬曉陽的講話未能釋除公眾對日後香港是否落實真正普選的疑慮，更展示了其他問題，包括多項的無理限制，功能組別未來的去留，以及提名委員會的新變數。

恐為歪曲普選定義留下伏筆

喬曉陽講話正面之處在肯定了普選權中「普及」和「平等」的兩項要素，並舉例說不能有財產、階級和種族歧視等不平等的要求。這些似乎都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的要求一致。

可是，喬曉陽卻同時講述國情論和法律可對普選設限，但卻隻字不提《公約》「不受無理限制」的要求，並提出香港的法律地位、行政主導、各階層利益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等四項「考慮」，彷彿這些都是《公約》容許的法律限制，似乎正為日後收緊普選的定義留下伏筆。

不能以國情為由對普選施加「無理限制」 不容「亞洲價值」污染普世的普選定義

莊耀洸﹕政改無視國際人權標準

刊於2009年12月23日明報(政制向前走——政改評論系列)

1987年民主派爭取八八直選以失敗告終，當時中央政府反對的理由是港英偷步，《基本法》還在草擬，倘在1988年已引入部分立法局直選議席的安排，未必能銜接九七年後的政制。八八直選運動也不算徹底失敗，至少在1991年，立法局引入部分直選議席。

1992年的彭定康政改方案，當中的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被指不符合《基本法》。儘管《基本法》已在1990年制訂，而英方認為新九組並無違反《基本法》，故不存在肥彭方案不銜接《基本法》，但中方對《基本法》的理解跟英方大不同，結果立法局無直通車，要成立一個由委任產生的臨時立法會 。

千方百計阻民主

回歸後12年來，民意一直要求盡快普選 ，但人大常委在2004年否決07、08雙普選，復再2007年否決2012雙普選，及至今次政改諮詢，強調政制向前走，但不肯承諾取消功能組別，中央和特區政府 ，均不肯為2017年的特首選舉和2020年立法會選舉安排表態。

根據回歸前中國政府一直強調政制要銜接，未知最終方案，政制不應發展，現在中央卻鼓勵政制向前走，卻不肯就最終普選的模式表態，這豈不是前後矛盾？

非常失望和遺憾：違反人權和侵蝕泛民否決權的政制方案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香港）香港人權監察發表聲明，對政府今天公佈的政改方案，表示非常失望和遺憾，認為政府的方案不單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和公約，對促進民主成分無甚實質貢獻，更可能危及阻止《基本法》倒退修訂的泛民否決權。人權監察亦正研究與其他團體，組織民間公投，供市民直接表達意見，以免政府壟斷對民意的詮釋。

人權監察指政府方案對促進民主成分無甚實質貢獻，例如方案：
- 對消除甚或改革傳統功能組別的缺點，交了白卷；
- 維持過高的特首選舉提名門檻，提名比例並無下降，提名實際人數卻有所增加 [1]；
- 保留了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猛烈批評的缺點，充滿了無理限制，違反普及而平等[2]，給予商界過大的影響等等。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批評香港的功能組別選舉，以及整體的選舉制度，違反了多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 條文[3] ，要求採取即時有效的措施，以作改善；但是今天的政府方案卻交了白卷，並無落實有關建議，人權監察對此表示失望和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