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政治來談情說愛似乎一向是我強項。初認識冰漓，知道她的名字單有一個津字，想她是新移民，因為香港人通常喜歡兩個字的名字，如「劍X」，後來看見她用的英文是代表六月份的June就令我十分思疑了，以月份來做英文名的異性，她是唯一一個。這麼六月會不會對她有什麼特殊意義呢?
要是從她的經歷去想，我是無處可想的，因為這可以是她父母在(新曆/農/曆)六月邂逅，或者她在(新曆/農/曆)六月出生，甚至只是六月時發生了什麼重要事，而她的父母一定要她記住，當中可以發生的事太多了。但是，前天在晚上忽然想到一個最簡單的理由，她是在1990年出生，而1989年就是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六四事件。可能她父母想到她算是後六四的一代，香港已在中共魔瓜之下，以中國歷史來看，中共是不可能想新一代知道這段臭史的，因為香港人口的成份主要是逃避中共所引發的國難來港的人，他們對中共國的反感已成定數，不可以作根本性的改變，於是重點就放在令新一代活在一個「現代進步、美麗、和諧中國」的幻想中，舊一代的父母不可能在她一歲時就迫她讀盡中共國的歷史，所以就把她的名字改成津(June)，就是要令她終生都記得這件歷史的大事。

(轉載自: http://mindtologos.blogspot.com/2006/06/blog-post_11.html)

（前言：動筆寫這篇文章，固然是為了替自己這幾年的見聞稍作整理，但與此同時，不是從教徒角度寫的香港基督教史實在少得可憐，希望拙作為基督徒朋友提供另一種角度審視自身之餘，也為普遍對基督教認識接近零的社運界朋友——話說早陣子In-media才有民間記者在訪問中把「法利賽人」誤作「李卓人」，嗚呼哀哉——提供一點資料，讓大家在與基督教機構合作時更能認清形勢，不至存有刻板的偏見或無謂的幻想。）

近日讀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陶飛亞的論文《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1920年代初的非基督教運動》（注一），頗有意思。話說中港兩地的基督教普世派某程度上是為回應非基運動而生的產物，這篇論文或者有助我們思考今日普世派在社會的角色。

回顧當年非基運動

(我建議發動一個公開投訴徐立之校長的行動，就是寫公開信來令世人知道香港大學現在變成了什麼樣子，好在我不是在香港讀大學。
陰謀論者會以為是徐立之、香港警方及中共合謀剷除眼中釘，因為她舉雪山獅子旗得罪了中共，於是警察要做出「成績」，中大要配合。)

香港大學校長 徐立之教授
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 周偉立博士

敬啟者：

有關：確保香港大學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自由

本人是香港市民，就最近香港大學學生陳巧文被警方滋擾一事，深感不滿；而報章所載，「校長徐立之更明言，若有需要，會將事件交學生紀律委員會處理，強調不容港大學生有任何不法及暴力行為」，更令本人感到非常不安。

昔日五四運動，北大校長蔡元培為學生挺身而出向北洋軍閥交涉，保護被捕學生！須知今天陳巧文仍未定罪，警方亦未有證據提出檢控，陳巧文亦多次強調沒有襲警等；警方對其及其家人之騷擾行為似是政治檢控、意在製造白色恐怖，阻嚇陳巧文及其他人士繼續參與社會運動、群眾運動。

香港大學作為本地歷史最悠久的專上學院，理應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回應社會。故此，本人深望校方能從速為陳巧文提供各項其需要的協助，並在有需要時挺身而出，保障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自由，免受警方無理檢控或騷擾，而非在未了解事件前向外發表不負責任、傷害學生的言論。

高鐵事前沒有經過社會充份的諾詢，例如沒有提出來讓各區的區議會詳細討論對每區的影響，依林忌的說法是九龍是最後一刻才知道興建高鐵會產生的交通的問題，充分顯示出自董建華廢除市政局後，曾蔭權政府以致整個香港特區政府都無心推廣民主，民主是由地區及市民的切身事務做起，而不是單單在立法會中每屆增加多幾個必定落到愛國愛港愛基督的議席，直至全部立法會近半都是愛國愛港愛基督人仕為止。

退一步說，高鐵真如網絡廿三條式「為勢所迫」，假設就是不起高鐵香港就不會在經濟上被邊緣化，且不論政治發展跟不上經濟發展會如何，起了香港特區政府就永遠不會找到另一個又是邊緣化的危機的事，例如四川地震非動用數十億不足以保住(曾蔭權)香港在中共國的地位(即香港原來是用錢來收買中共國的歡心，而中共國原來對香港只是唯利是圖，不是血濃於水的同胞。)，或者是非即時改版權法不能阻止民間記者上載(沒有註明版權人)的(令社會不和諧)短片，令香港不能成為中共國(愛國)動漫業的首都，為什麼不可以動用政府資源去協助研究由民間提出可行的方案(例如深入分析工商專業聯盟的利弊)，而一定令市民分裂成贊成高鐵或反對高鐵兩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