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特約報導

擰膠樽、掉黑箱——「示威：撤銷削減自資銜接課程決定」行動

Yanie — Thu, 09 Feb 2012 09:21:57 +0000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城市大學早前宣佈下學年將大幅削減87% 自資學士銜接學位 (self-financed top-up degree) ，由2011/12年的692個，減至2012/13年90個。不少學生質疑決定削減學位之過程輕率，且缺乏學生參與。有學生發起「城大削減自資學位課程關注組」，並在2月8日發起「示威: 撤銷削減自資銜接課程決定」行動，在社交網站facebook 號召同學發起向城大校方示威，要求校方落實停止削減自資銜接課程的決定，解決副學士升學銜接問題。

在立法會，傳媒和學生等多方面的反對壓力下，校方擬推遲至兩年後才削減自資學位。但由於延遲削減的建議仍有待「學務政策委員會」批准，目前仍是未知之數。城大削減自資學位課程關注組繼續舉辦示威行動，於2月8日就城大本科生理事會開會討論有關議題時，於會議門外要求校方回應有關訴求。過百學生到場參與行動，當中有不少在九龍灣德福分校上課的學生特意前來，批評校方在招生時欺騙及誤導副學士學生，完全漠視學生利益，進一步剝削他們升學的機會。

樽頸學位，黑箱作業

城大學生會及關注組代表即場讀出反對行動的立場書，要求校方即時撤回自資銜接學位的決定，並鑑於雙軌升學，學士學位需求仍是緊張，2014/15年度的自資銜接課程亦應維持同等數量或者增加。另外，他們要求校方提高資訊透明度，讓學生選讀副學士課程時，能夠清晰了解升學資訊。在擬定學生政策時，除了增加透明度，校方必須充分考慮學生利益，讓學生參與政策。他們之後一同呼叫口號，「銜接學位不能少，黑箱作業不能要」表達不滿。一眾示威學生即場膠水樽扭曲並丟進黑箱內，諷刺校方黑箱作業，將原來升讀大學機會已經不大 (現時只有6%副學士畢業生升讀大學) 的樽頸副學士學位課程，進一步令學位問題變得緊張及狹窄，升學的前途更渺茫。

城大協理常務副校長馮剛接過關注組的立場書，沒有直接回應學生的提問，只表示會在稍後的會議作出討論並公怖消息。

學生指校方有誤導之嫌

就讀城大專上學院社會科學系二年級生梁同學表示城大的做法極不公平，因為當初報讀時學校課程刊物聲稱升讀大學率達7成，甚至在社科迎新營上列出數據指該系升學率達9成，「現在只淨下兩個學科 (行政及公共管理社會科學了兼讀制社工文學士) ，完全是宣傳誤導」，她希望校方能夠撤回剝減自資學位方案，並關注副學士在資源上的不足及認受性等問題。

教協會長馮偉華以及學聯代表亦有到場聲援及支持學生。要關注組代表譚樂基表示會繼續示威，企圖向校方施壓，把銜接學位問題根治而非推延。他指假若校方不落實有關決定，不排除將行動升級，及要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及立法會議員介入，保障副學士學生升學的機會。

學聯就「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進行調查

阿釘 — Thu, 09 Feb 2012 08:19:04 +0000

（獨媒特約報導）為配合副學士制度，政府在一九九八╱九九學年推出「non-mean」（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為不符合「grant-loan」（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資格的同學提供貸款。去年十一月，政府就該計劃進行第二期的公眾諮詢，並就 (i) 減輕還款負擔；(ii) 避免過度借貸及加強合課程質素保證及 (iii) 加強打擊拖欠還款，提出了十項建議修訂。諮詢仍在進行中。（相關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圖片來源：香港政府網頁

計劃A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為修讀公帑資助專上課程的全日制學生而設)
計劃B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為修讀自資經本地評審專上課程的25歲或以下全日制學生而設)
計劃C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為修讀兼讀課程及持續進修和專業教育課程的學生而設)

學聯已就此向當局提交建議書，並進行網上調查。學聯秘書長陳倩瑩（Daisy）認為政府認作出三項修訂：

應取消風險利率：現時non-mean的還款利率劃一訂於約3.6%，當中包括1.5%的「風險利率」。風險利率設立的原意，是為彌補收不回的壞帳。但根據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資料，截至本年一月底，藉風險利率收取的利息有1.35億元順差，似乎有調低風險利率的空間。

當局建議把風險利率調低至0%。但陳認為應完全取消風險利率，因調低至0%的做法代表當局仍可在他們認為有需要時提昇利率。

不應向信貸機構提供個人資料：不少商界中人希望取得拖欠還款的學生的資料，或把學資處的資料庫收拼進商界慣用的環聯資料庫。學資處預計約有六百名同學受影響。陳說私隱專員早已指出此舉有可能侵犯學生私隱，政府亦無法監控商界如何使用這些私隱資料。

不應設立「三十萬上限」限制：當局擬設置個人總貸款限額已避免學生過度借貸，限額擬定為三十萬。陳指出，參照現時自資學士（通常為四萬到八萬）及副學士（通常為約四萬）的學費金額，副學士畢業生若畢業後再修讀一自資課程，又或者若學生修讀四年制自資大學課程，所需金額將超過三十萬。陳認為設置上限會剝奪一些學生的求學機會。

陳倩瑩對某些建議修訂，如撤銷相關計劃的年齡上限，放寬延期還款安排等則表示支持，學聯的網上調查將於2月10日截止。

城大自資學位擬削87% 議員學生圍插

若離 — Wed, 08 Feb 2012 10:24:00 +0000

（獨媒特約報導）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一詞，現在對大家而言並不陌生。然而，經過多年的演化，副學士依然未能去除既有的標籤。面對未來三三四的挑戰，新舊兩制的學生對於副學士有同樣需求。需求大了，但城市大學竟決定削減自資學位？

為回應校方做法，同學組織了「城大削減學位關注組」，並於2月2日舉辦了「副學士升讀學士學位樽頸問題」座談會。講者包括立法會議員張文光、陳淑莊，及教協會長馮偉華。逾百名學生出席。

自資學位擬削87% 　嚴重影響副學士前景

早前，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在《2010-2015年策略性發展計劃》所訂明的學術目標，城市大學需要「控制非教資會資助的本科生收生人數，以確保質素，從而履行大學對本科生的承諾與責任，亦即以充足的資源給予學生優良的教育」，故一直削減自負盈虧課程（Self-financial Degree，又稱自資學位）。本年度更大幅削減由2011/12年的692個，減至2012/13年的90個，削減學位達87%，惹來社會極大迴響，尤其是城市大學的副學士生，更對此政策批評不斷。

張文光議員對此事表示關注，更指出副學士升讀政府資助學位（UGC funded Degree）的比率只有約6%，三萬名學生競爭約二千個政府資助學位，自資學位是他們另一可行出路。因此，城市大學此舉對副學士的升學機會構成嚴重影響，更直接影響香港眾多副學士的前景。

過橋抽板不乎合道德責任

關注組代表譚樂基(Rocky Tam)指出，校方在事前並沒有諮詢（尤其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學生，即副學士），甚至是繞過了校董會而作出決定。教協會長馮偉華亦指這是一個道德責任問題，辦教育的城市大學在沒諮詢下便削減學位是不公義的，對現在就讀副學士的學士亦不公平。張文光議員更到場直斥：「這是教育界對年青人的剝削！」

張文光議員更質疑，大學在自資課程（包括自資學位及自資副學位）上每收取五十萬學費便有約十萬元的利潤，而城市大學去年便從自資課程上賺取了八千五百多萬。關注組的阿銘補充，開辦副學士的大學有責任保障其學生的升學，而不是把學生當作搖錢樹，需要時便加開學位，不需要便過橋抽板、忘恩負義。

方案延後兩年　為平息風波？

就在座談會召開前數天，突然有城市大學內部郵件流出（附件），指城市大學以「校方關注到，目前就讀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副學士學生當年申請入學時，可能對自資銜接學位學額抱有不同期望」，故決定「延後兩年推行減少自資銜接學位學額措施的可行性」。

然而，譚樂基在研討會中一再強調，此「建議」尚未經校務政策委員會通過，故此消息實未經落實。同學們應該繼續爭取，要求城市大學校方提高決策的透明度，並加強與同學的溝通。

有份供樓無份使用？

事實上，城市大學對副學士的剝削又豈只如此？在零五年四月的立法會文件中可見，城市大學以「供興建能容納6000名城市大學專上學院學生的校舍」為理由，向立法會借了約六億元的貸款來建立新的教學大樓──教學樓二（AC2）。

現時，教學大樓雖已建成，但身處九龍灣德福廣場的專上學院學生卻沒有遷往新校舍就讀，依然在惡劣環境下學習，在場副學士生表明德福廣場的情況「比中學環境更差」、「去廁所都要排隊」，這種情況校方何以視若無睹？

張文光議員更質疑AC2中的現有的空置樓層，是預留作城市大學將開辦之動物醫學學位課程。他更質疑城市大學在自資學位上所賺取的豐厚利潤中，可有部份金錢有用作興建教學大樓之用？令學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用部份學費幫城大供樓」？因此，他提出大學應提高其開辦之自資課程的透明度。

陳淑莊：其他大學或效法

對於是次事件，陳淑莊議員表示，城市大學削減自資學位之舉，恐有漣漪效應──其他大學爭相效法，從而把資源投放在本科生上。因此，她呼籲同學繼續爭取，甚至考慮行動升級，聯同其他專上學院的學生組織行動，尤其是今年是特首選舉年，更易透過網絡及媒體把聲音放大，讓社會各界都知道年青人的訴求，迫使政府行動。

儘管城市大學看似承諾未來兩年不削減自資學位，但消息未經確實，亦難以預料兩年後會否再一次削減，影響一班不知始末的三三四學生。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繼續容忍各大專院校以辦教育為名，把學生當作搖錢樹嗎？

六成消費者反對引入小販釘牌制度

若離 — Fri, 20 Jan 2012 06:01:58 +0000

（獨媒特約報導）在過去一年，花園街發生兩次大火，惹來政府對排檔嚴厲執法，最近更建議引入釘牌制度，社會上對此有不同迴響，當中最受影響的莫過於小販，因為一旦釘牌便難以沒法再申請牌照。故在去年十二月中，超過三百名排檔商販到立法會請願，抗議政府罔顧小販的生計，更曾表示不排除全港罷市以反對釘牌制度。

為充分了解到各持分者對於小販攤檔管理的意見，在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聯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學系梁志遠博士，進行「政府規管小販固定攤檔方案」的第二階段諮詢，是次問卷調查對象主要為排檔消費者，在全港其中五條排檔主要街道，以方便性抽樣方式（convenience sampling），即調查者以自己最容易取得的一組樣本作為研究資料，訪問了237位排檔消費者，並在一月十八日於中環卑利街發佈。

近六成排檔消費者不贊成政府建議引入釘牌制度（佔59.1%）及政府建議「三個月內違例六次即會釘牌」（佔59.5%），雖然反對的聲音沒小販大，但足以反映消費者和居民亦認同小販的存在價值，而更重要的是──消費者和小販同樣傾向不建議引入釘牌制度。更有小販點出，有些規例並不合理，比方說除持牌人外出用膳、進貨、因病小休外，該助手不得在持牌人不在攤位時從事販賣活動，即使是持牌人家屬亦不能豁免，此舉被指影響小販生計外，亦影響消費者權益。

「朝行晚拆」不適用於固定排檔（又稱「梗檔」），但活動形式經營的小販（又稱「黃格仔」）便需要「朝行晚拆」，故是次問卷亦有訪問曾光顧「黃格仔」的消費者。對此，排檔消費者並未達成共識，有27%傾向贊成政府建議「朝行晚拆」；有33.4%被訪者傾向不質成。反對原因在於會為附近居民帶來噪音問題及難以實行，亦有人提出此舉對於年紀老邁的小販更會構成不便，更可能要僱用人手每日架起和拆卸排檔支架。

有近七成（佔69.2%）被訪者傾向贊成政府建議過夜存貨於防火攤檔內。另外，有超過七成（76.4%）被訪者傾向贊成政府建議安裝消防設施，亦有六成被訪者傾向贊成政府建議遷移大廈出入口的排檔，認為可改善防火安全，同時也顧慮到技術上的可行性。

該會建議政府應回應大部份持分者的訴求，延長諮詢期，並與小販共同磋商管理，訂立清晰執法指引，以避免前線執法人員和小販因執法而起衝突。更重要的是，該會建議撤回釘牌制度，因為此舉只會令滿有價值的小販墟市消失，並作出全面檢討，包括在各區成立小販市仔管理委員會，就每區情況不同，共同協商討論當區小販市集的管理安排。
此外，也應合理擴闊營運時的攤檔，僅三呎乘四呎的攤檔面積實不足以讓小販展示貨物，故建議彈性處理，調查指出大部份檔販認為留下一張展示台（俗稱車仔）已能改善環境。受訪的商販亦曾說到，即使對於「車仔」有確實需要，也絕少人會以身犯險，而執法太嚴讓他們把商品擺開一點也不敢，更徨論擺放展示台。他更強調，政府最低限度應當容許他們在營業時間使用展示台。

同時，亦建議邀請設計師及規劃師參與設計供電設備、消防裝置、安全存貨，建設安全又美觀的墟市。市區重建局在中環嘉咸街及卑利街，以保留排檔經營特色的角度協助排檔設計各進行改善工程，工程包括為受影響的攤檔翻新，加建安全上蓋，提供配套設施，特別是水電供應，如安裝獨立電錶，兼顧消防安全及本土特色，乃是可參考的實例。

由市區重建局劃一標準建立，小販不用為不合規格而擔驚受怕，在嘉咸街販賣蔬菜的陳太更表示「過去（做小販）咁多年，最安心就依家」。排檔是香港地區文化之一，遍布港九市區各處，市區重建局此舉除了保育了市集文化，更有助推動該區經濟，由於排檔價格普遍比超市便宜，該區的低收入消費群組亦能得益，同時也為消費者提供多一項選擇。陳生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居民，既是小販亦是消費者，他點出若趕絕了小販，超市更容易造成壟斷局面，而無用置疑的是，超市霸權最終影響的必然是消費者。

事實上，經過兩次火災，社會上各界人士亦希望找到改善之法，但商販或是排檔消費者作為重要持分者，亦對釘牌制度、「朝行晚拆」不敢苟同，政府可參考市建局的做法，保育及管理並重，實不應以強硬手段打壓小販。

編輯：黃俊邦

皇后案火速籌集30萬掀社運新希望

蔡敬軒 — Wed, 11 Jan 2012 09:53:09 +0000

圖：朱凱迪，何來及其他參與籌款活動人士展示存款記錄及剩餘現金

（獨媒特約報導）2007 年8 月皇后碼頭被清拆，社會上引起很大迴響。社運人士朱凱迪和何來事後申請司法覆核試圖停止政府清拆碼頭。9月法庭判二人敗訴，並於2009年七月向二人收取約27萬的費用，經法庭評核後，總數為29萬。雖然朱凱迪和何來申請了法援，但法援正式批核前的法律費用仍然要繳付，前期開支不受擔保。二人便要為那6天的空窗期繳付訟費。為此，10 dollars 4hk舉行網上募捐, 兩星期內便籌得30萬元, 成功協助二人免遭破產的厄運。亦同時彰顯香港行政霸權的不公義，以及社會運動人士的堅持和困難。

籌款活動於2011年12月23日開始，到1月8日便火速籌得足夠款項。直至戶口於1月10日刪取為止總籌得的款項數字為309,706.65元。繳付了約29萬給律政署後，剩餘金額為9,775.56元，將全數捐給民陣。朱凱迪表示希望民陣能用於警權小組。他不會因為這次需要籌款解困而改變在社運上的抗爭角色；反而會因為成功籌款而推動自己繼續參與抗爭運動，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奮鬥。

這次活動一共錄得286項捐款。捐款數量由港幣10元至一萬元不等。平均每人約捐1,082元。今次籌款方式大多利用網上平台。除了ten dollars 4 hk的電郵群組外，還有利用獨立媒體的網站、Facebook、網上電台和專欄等。Facebook 的網站大約一共收到300 個like. 除了網上募捐，其他方法像直接轉帳和海外電匯都有使用。根據過往例子，若果使用paypal 而籌款機構不是正式慈善機構，那paypal戶口有可能被取消，加上有些稅項處理煩複，所以這次活動的成功其實得來不易。

朱凱迪把過去20日所得捐款資料公開。然後把銀行戶口的存款卡剪爛，以示戶口已取消，並把捐款數字公開給大家審閱。他感激所有捐錢的善長和默默為香港社會運動付出的人。雖然做社運要面對四方的打擊和壓力，但他認為公道的事是有人支持的。

圖：朱凱迪即場剪斷的銀行卡以示籌款戶口已經刪除

何來表示當初她没有想過會得到很大支持。幾年前在皇后碼頭要清拆時，她憂慮香港人失去尊嚴。但到了抗爭時刻，有超過二百人在雨中等候被捕，她便對香港人重生信心。即使「搞社運」要面對官司和社會服務令種種後果，社會這場仗也算得是勝利。對於這次訟費，她已經有準備要破產，甚至坐監。她覺得這次籌款就好像一次公投。市民讓政府和社會知道他們做的事都是對的。她感到非常驕傲。一直以來得到不同人的支持，認識了如至親的朋友，社運才可一直延續下去。有些人說他們背後有財團、金主和其他大勢力支持，這並非事實，成功籌款是香港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另一位發言人民間人權陣線警權組的王浩賢表示這次律政署追討訟費是政治騷擾。他批評律政署違反法援原則。法援的原意是協助没有經濟能力的人打官司，不會埋没窮人彰顯公義的機會。但現在卻倒行逆施。黃仁龍利用行政權力追討空窗期的訟費是任意的法律行動。在香港法律被用作消滅異見聲音，和警察使用暴力對待示威者没有分別。2011 年因為社會抗爭而被拘捕的人高達400 至500 人。打官司除了耗費金錢，還要花時間，有些案件長至幾年或以上。這些都是搞社會的人要付出的龐大代價。之前的強拍事件，受害者不但要被迫走，還要付訟費；美孚新邨的居民不斷受地產公司騷擾。反觀智障兒童家長訴訟的空窗期，律政司卻没有向他們追索。他質議香港司法制度的一致性，這個制度今時今日還是否足以保障市民。司法覆核是公民權利，如果某些人要犧牲金錢和時間來爭取公義，這是絕不公平。

土地正義聯盟的司徒薇借 “The city is dying” 來討論問題。利東街，藍屋和菜園鄒的事件反映年青人不想看到香港這個城市會死在我們手上。她希望窮人和無勢力的人都可以在香港生存。搞社運的人在螳臂擋車，保護社會公平、開放、民主的重要價值。民眾應共同參與規劃城市，不應排外和歧視其他人，否則這樣便難以說服別人我們參與的運動是正確和正義的。本土行動的「本土」經常被誤解，本土不應只視作香港人，而是世界上所有有相同理念的人。所以她覺得香港需要修補法例，防止發生在何來和朱凱迪身上的事件困擾其他香港人。

相關Facebook 專頁：皇后司法覆核籌款匯報

工黨成立欠街工稱時機未到擔憂資源被分散

易汶健 — Wed, 04 Jan 2012 16:17:48 +0000

（獨媒特約記者報導）工黨成立，大部份的媒體也找來幾位領導人物，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秀蘭和張超雄，以及紀律委員會主席張國柱做訪問。獨媒也來趁墟，在上星期三找來了工黨執委譚亮英（阿英）（見主題圖片），因為他長期在勞工團體打滾，見證近十年工運變化。他由2002年開始在街坊工友服務處當了組織幹事，同時是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WW工會）創會成員，之前在社會服務團體工作了超過十年。我們可以從工會分子的角度了解工黨。

組黨較靠著他人有力量
在香港，政黨和政團的劃分不太明顯，政黨、勞工團體、民間團體、智庫也來參選立法會和區議會。看看工黨第一屆執委會成員名單，15位個人成員之中，有7位也是職工盟的成員，主席是李卓人；4個團體成員裡面有3個也是工盟屬會。人們或許未能理解工黨和職工盟，或者工黨跟現有的勞工或社運組織的分別，進而會問為何要組織工黨。

阿英替我們解謎：「勞工團體主打勞工權益議題，而且推動議員改變政策，例如最低工資，不只是梁耀忠、李卓人，我們還遊說民主黨、公民黨、甚至獨立議員。形式上，職工盟是個工會聯合會，街工是個勞工和社區團體，並非政黨，也不會執政。如果是政黨，就直接走進去，角色有差別。」即使立法會議員的功能已被削去大半，只剩下質詢權和近乎失去的提案權，他們仍相信立法會還發揮相當影響力，包括是議題和輿論焦點。例如阿英列舉反高鐵是一個成功把運動和議會扣連：「當運動力量去到某一點，可以迫議會支持。進而引起社會關注。」工黨期望在議會增加影響力，較靠著他人有力量。

工黨拍了宣傳片，以售賣檸檬茶的得益分佈為例，點出地產商賺取售價的大部分，只有小部分「落市民袋」。

連結民間團體，團結99%的群眾
有一些較基進的工運朋友批評工黨的議會路線，再加上臨近選舉，大抵只會淪為選舉聯盟，甚至被議會建制吸納，重蹈八十年代本地社運分子參選的覆轍；而「全民黨」的目標也跟工人／工會為核心的政黨不同：前者要取悅大多數人，即那99%，後者就是勞動階層。阿英回應，說工黨正是吸收了過往成立政治組織前線的經驗。他指出前線是幾位無黨派立法局議員之間的聯盟，沒有很堅實的基礎組織。那邊廂，社民連的左翼意識型態跟現時工黨成員相近，而且組成最像政黨，但阿英認為工黨跟社民連的分別是在於基層組織：「社民連在向基層市民解釋主張，以及組織工作，團聚發展力量的方面做得比較少。工黨籌組過程中就較重視組織工作，在意跟民間團體連結」。

他舉例說，今趟在工黨內，政策綱領是全黨籌委成員分組擬訂再集體通過的，期望較易凝聚共識。在外面，工黨積極拉攏其他民間團體入黨，包括勞工、保育、性小眾、婦女、青年，就算不加入也可緊密合作，希望透過由下而上的參與擴大公民力會力量，推動社會改革。此外，日後職工盟不會獨立參選，返回工會角色。工黨創黨的個人會員有130多位，大多有社運背景，也有少量學者。

在政策總綱裡，工黨提出了成立的願景：消除各種不平等，以及重新分配不符合公義原則而獲取的社會及經濟利益，團結全港市民抗衡資本財團對香港政治、經濟的壟斷，與各地民眾一起建立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因此，黨的三萬字政綱也不只是爭取工人權益，或者相關的房屋、福利、教育，也包括中港關係、土地規劃、綠色經濟等。阿英澄清他們的吸納對象不只是狹義的「藍領」工人，而是「沒有辦法支配自己命運」的大眾，不論是「出賣勞力的、出賣腦力的、或者是中層管理人員」。因此，就連宣傳片也直接攻擊地產商，把消費者、茶餐廳員工、東主等歸在一起。工黨計劃於1月7日舉行首個社區活動，到大圍火車站宣揚理念及了解市民期望。

他補充，香港的泛左翼團體，社會願景不會相差很遠，只是團體著力點不同。

工黨撰寫了政綱，涵蓋經濟、勞工、福利、中港關係、綠色經濟和就業等，洋洋三萬字。譚亮英說是籌委們由下而上集體制訂的。

街工不入黨：資源和時機問題
找阿英做訪問，自然不會放過追問為何街工不加入工黨。蘊釀組黨的念頭早於2008年金融海嘯前後，那時正發生工潮，經濟轉差，工盟和街工一些積極分子考慮成立工黨。後來，何秀蘭和張超雄也萌生興趣，並漸漸跟工盟一同擔起推動者。阿英說，到2011年4月，工黨籌委開了個集思會，邀請民間團體交流。三個月後，何秀蘭、李卓人、梁耀忠、張國柱四名立法會議員聯合推出同款的街板宣傳遊行，令外界相信他們是工黨骨幹。出乎意料，在9月，街工會員否決街工及梁耀忠個人加入工黨，但在12月18日創黨記者會上，阿英和另外三位街工成員亮相，阿英更當上執委。此外，他退出了街工會員，只繼續當職員。

梁耀忠在香港電台節目《議事論事》解釋這是因為有會員也擔心街工會被工黨吞併，或者街工會走下坡。阿英補充，由於街工正在擴大規模，近一兩年就新增了互幼中心和婦女中心，如果加入工黨，那少不免會上繳資源，以及要修改發展計劃，所以街工在現時不入黨。此外，部分會員也認為梁耀忠是街工代表人物，當他入黨而組織不入黨，難免會出現尷尬，例如街工與工黨的意見有衝突，所以會員也不鼓勵他個人入黨了。

其實街工內部一直對入工黨意見分歧。梁耀忠在該節目也說街工不在此刻加入工黨，因為香港參與工運的人少，組黨氣候未成熟。這種說法很容易被理解為街工看不起工黨，或者是在工黨籌組期間見到「勢色唔對」而打退堂鼓，等候工黨成形時才上車。在訪問後我再補問一位街工成員，他說不少會員認為成立過程過於倉促，而且未能準確了解工黨有多認同街工基層組織的運動方向。他說「如果工黨能夠多做一點地區組織，不但對工黨本身發展有好處，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部分街工會員的憂慮」。雖然街工在最後關頭不入黨，但工黨主席李卓人在報章希望跟街工保持友好關係，並歡迎街工日後加盟，而街工也尊重個人會員入工黨。

工黨正在議訂今年工作。該黨出生之時，正值經濟逆轉，世界各地政府也預計失業率會上升，香港也不能倖免。假若惡夢成真，市民很自然質問工黨如何應付失業問題，要求政府如何增加失業保障，如何阻止大財團阻止轉嫁危機給市民。勞工界到今天仍可大聲反駁右派，最低工資沒有推高失業率，但如果半年或九個月後失業率上升，到時商界要求降低最低工資和辭退員工，工黨會如何回應，穩住群眾？即使沒有出現大量失業人口，工黨也要回應市民對於外傭和內地移民來港生活，跟他們競爭的憂慮呢？工黨鼓勵新來港人士和本地人柤互尊重，而且主張把新來港人士納入《種族歧視條例》的保障範圍內，又希望外界認同外籍家務工的貢獻，要求將外籍家務工的居留權申請與其他外籍移民的居留權申請劃一處理。阿英直言要說服那99%市民，不要互相比賤，認清政府和跨國資本才是敵人，一起打倒壟斷霸權，是很艱難的。對內，工黨要拉攏工會和其他勞工社運團體，爭取信任，壯大規模。要做到「全民起動，天下為工」，還有好一大段路要走。

採訪：易汶健、Teresa
撰文：易汶健

秋後算帳

Yanie — Thu, 22 Dec 2011 15:33:27 +0000

（獨媒特約報導）警方於3月6日大規模拘捕113名反對財政預算案的示威者，其後更選擇性地以《公安條例》起訴其中4人。但政府對這些要求社會公義、合理分配社會資源的聲音的打壓行動並未停止。今年六四晚會後，被捕的反財案示威者聯同聲援市民，共300多人進行「踢保、坐爆48」遊行，抗議警方的無理拘控，要求終止保釋協議。但警方在遊行中途破壞協議，無理中斷遊行，並大規模拘捕53名示威者。日前，警方選擇性執法再次重臨，其中8名當日被捕的示威者被律政司以《公安條例》的「非法集結」罪作起訴，此舉明顯是要收緊遊行示威的空間，剝奪香港人應有的遊行自由。

惡法分身

被起訴的示威者於12月22日早上9時於東區法院應訊，一行7名被控示威者於東區法院提堂，當中6名被控參與非法集結、協助及組織非法集結及明知非法集會仍參與的3項罪名。他們毋須答辯，案件將於3月12日作審前覆核，相信屆時他們全部都不會認罪。其中一句被捕人士葉寶琳質疑同一次遊行卻有3項「非法集結分身」的罪名加諸參與示威者身上，令到被控的機會大增，她要求撒消公安條例以防政治檢控繼續發生。提堂前，約二十名社運人士到場聲援及呼叫口號「撤消政治檢控，打倒公安惡法」。

另一名被捕人士王浩賢指遊行期間雖與警方有協調，但後來警方出爾反爾中斷遊行。他表示現時警方不再利用襲警或阻街罪名控告示威者，反而肆無忌憚運用公安條例作檢控，他們憂慮警方企圖爲社會安定作定義。他補充，法庭已經很清晰指出當示威行動沒有訴諸暴力，其實並沒有破壞社會安定。縱使如此，即使未能成功控告示威者，警方仍然用非法集結等67暴動時用來限制集會自由，遊行示威法例作出檢控。由此可見，警方刻意打壓個別示威者，他們有理由相未來會有更加多相似情況發生，而且政治性或針對性的情況更加明顯。

在場聲援被拘捕人士的鍾太（橙衫者）表示當晚示威期間與葉寶琳同行，警察指名要拘捕葉寶琳，並從她身旁拉走，相反對鍾太則未加理會，甚至將她推開，強烈譴責此舉是選擇性執法。葉寶琳亦強調當晚在行人路上圍觀的市民亦被拘捕，對一些不想參與但只觀察的市民都面對拘捕的危險，形容對一般市民為「白色恐怖」。

自曾偉雄上台以來，警方對示威者打壓日益嚴重，日後面對大規模示威者，警方可以繼續作出大規模拘捕，以武力清場，想像一下，假若廿三條終有一天立法，我們的言論，集會自由會收窄到何等地步？讓我想起德國作家馬丁．尼莫拉所寫的反納粹懺悔文：

「起初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之後他們追殺猶太人，我還是不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他們要追殺我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面對遊行集會自由進一步打壓，我們為爭取社會公義、捍衛公民集會權利的決心又有幾大呢？

反淘寶自由行

蔡敬軒 — Tue, 20 Dec 2011 05:26:17 +0000

（獨媒特記報導）香港人上網購物成風，淘寶網是其中一處購物聖地。尤其是較年輕的一輩，網上購物更流行和方便。淘寶網的貨品種類極多兼價錢平，所以吸引不少人擁載。但除購物以外，多數人都很少關注內地電子商務發展的狀況和問題。自幾個月前，淘寶商戶受到淘寶網苛刻的條款和大幅上漲的服務額壓迫。他們在內地接近兩個月的抗議活動的成效不大，仍然要屈服於不合理的新環境做生意，所以決定到香港示威，分別到時代廣場，中聯辦，金紫荊廣場等地點。他們主要抗議淘寶不合理的保證金金額、不依法據的審裁制度，以及對小商戶的剝削，矛頭直指阿里巴巴公司主席馬雲。他們說淘寶十月時把技術服務年費由六千元人民幣提高到三萬至六萬元，保證金由一萬元提高到五萬元。令不少小商戶難以經營。他們認為這次活動除了反淘寶以外，實際亦是反霸權，對象範圍是電子商務。淘寶在內地電子商務市場的佔有率達八成。他們希望內地針對電子商務的法制可以更完善，顧及大眾。

十二月十六日早上，大約十多名示威者到時代廣場開始反淘寶行動。他們在當局劃定的「公眾人士活動區」內佈置，其中一幅海報展示祭祀阿里巴巴主席馬雲而設的靈堂。他們也在圍着活動區的鐵馬掛起橫額。隔鄰擺放銅鑼和大鼓，用以發出聲響，吸引途人。

申自由行簽證到港示威

周先生是這次反淘寶行動的負責人，現年三十多歲，在淘寶營銷內衣及時裝。他和大約四十個淘寶的會員到香港示威。他們都是申請有效期七天的簽証到港，所以不能逗留太久。這次運動最特別之處在於示威者都是內地人，到香港抗議內地企業的不公義。主要的客觀因素是阿里巴巴是在香港上市，在香港設有公司，又是淘寶的母公司。其次他們覺得香港社會較文明，香港人的接受能力較強。香港屬於中國一部分，但在大陸公開搞示威不容易。據周先生描述，他們在杭州集會示威時，有人受淘寶公司指使，在現場假扮記者，事後負面地報導他們的活動，抹黑他們。即使在場有真實的記者，有些也被收賣了，没有如實帶出示威者的訴求和現場的情況。他眼中的香港媒體較客觀準確，所以希望爭取世界上更多不同媒體的注意，借香港把訴息告知全世界。他認為香港較內地開放，只要遵守法律，做事便「没有底線」。但是在香港的住宿飲食消費也較內地貴得多。在香港每晚的住宿要六百多元，食物都是內地價錢的三倍，這對他們負擔很大。他們也支負不起香港昂貴的租金，所以新聞發佈會要在深圳舉行。他們計劃聖誕節時段再到香港舉行活動。因為那是假日，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關注。

周先生嚴厲指責淘寶網為了趕絕小商戶，會用不同方法把莫須有罪名加在商戶頭上。他們會用顧客身份購買淘寶商戶的貨品，然後舉出荒謬的指控，例如說貨品没有合格証，衣物成份不符合標纖所示，即使某種成份多了少了百分之一個巴仙，都把商品說成是假貨。輕則扣減信譽評分，重則要賣家結業。這樣便可以減低中小賣家的商機，把他們的客人和貨物流量分流到大賣家手中，令他們難以營運最荒謬的是跟據淘寶和會員的書面協議，「淘寶有權根據需要不時地制定修改本協議或各類規則，如本協議有任何變更，淘寶將在網站上以公示形式通知予商戶。」「任何修訂和新規則一經在淘寶網公布即自動生效，成為本協議的一部分，登綠或繼續使用服務將表示商戶接受經修訂的協議。任何使服務範圍擴大或功能增強的新內容均受本協議約束。」結果，商戶隨時在不知協議條款已更改的情況下觸犯協議條例，影響經營。周先生表示他已没有決心和耐性繼續在淘寶做生意，但希望以示威抗議活動帶出內地電子商務領域不公義的惡劣情況。

大公司壟斷淘寶市場

身穿印有示威標語T恤的阿 Ben 在淘寶網經營書店，也有在淘寶商城店和阿里巴巴網營銷。投資了二百萬，不足一年已蝕了五十多萬。他要求阿里巴巴公司把淘寶網和淘寶商城分開。因為淘寶商城的商品都較高檔（商城以品牌分類，名店名稱都在首頁當眼位置，例如 Prada, Sony, Pierre Cardin, Nike, Ninewest 等等），貨物都是有品牌的，還設有專賣店。現時共享搜尋模式令買家同時可以搜索到兩者的貨品，阿里巴巴將淘寶網及淘寶商城分開之後，一些中小型商戶便只能在淘寶網與一些小賣家一同競爭，更多的生意都會流到淘寶商城一些大公司的口袋裡。另外，他亦要求淘寶網和淘寶商城資源分開，現時團購活動和「淘金幣」亦是傾向大商戶的利益。

另一位參與示威的女士經營兒童傢俬，已經動用十幾萬入貨，但現在生意變得非常難做，影響家庭生計。十二月申請到淘寶開業的時候淘寶也並没有跟她說保證金和服務年費的大幅增加。她現在一星期只做幾宗買賣。保證金的原本意義是放止商戶賣假貨，欺騙買家。若商戶賣假貨，淘寶便會扣除保證金陪償給買家，以示對該不良商戶的懲罰。但現在淘寶大幅增加保證金，卻没有相應增加對買家的賠償金額，根本起不了保證的作用，保證金都袋到淘寶集團的口袋裡。

示威者下午遊行到金紫荊廣場。當地大陸人較多，但大多數都只顧和金紫荊拍照，没有和示威者交流，了解淘寶對他們的影響。在場一直有保安監視。今次這群示威人士當中有些參與了十一月廿三日杭州的示威，當時有過千人參與，但最後他們還是得不到阿里巴巴的對於他們六大訴求的肯定答覆。他們指當時阿里巴巴並没有派負責人和他們對話，集會示威没有成果。一些示威人士表示，有不少希望到香港示威的人不能過關，現在滯留在深圳。他們計劃在港示威遊行後，便會繼續到全國各地舉行抗議活動。

特首選委選舉系列（高等教育界）：誰才算「高等」？

黃俊邦 — Sat, 10 Dec 2011 05:46:09 +0000

圖：「高教界民主行動」的24位參選者

（獨媒特約報導）高等教育界向來是少數泛民主派能夠佔優的選舉委員會界別，主要由大學、部份副學士學院及社區學院的教職員組成。在2007年特首選委會選舉，當時由現時的公民黨主席，於浸會大學任教的陳家洛領軍的「高教界民主行動」派出的15人全數勝出。今屆選委席位由20人增加至30人。「高教界民主行動」由去屆的15人增加至今屆的24人參選，包括公民黨主席陳家洛、關信基、梁啟智等，他們期望全取24席。其餘出選的名單有被指為立場模糊、親建制、7人中有3人來自內地的「高教呼聲」；關注高教界問題，成員包括熊永達及何濼生的「專上教育政策評議會」；「二人組合」程介明、張仁良；謝永齡牽頭的「城大工會」的4人名單，另外還有2位獨立人士出選。（本網關於資訊科技界、社會福利界及宗教界的報導）

今屆「高教界」選民由6,735名增至9,100名，反觀我們的大學教育，又不怎樣認為有什麼改進，那麼這二千多人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答案就是副學生課程，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有不少辦副學士專上課程的學校，也屬「高等教育界」。本網早前的資訊科技界的選舉報導，已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制度化的「種票」是如何運作。在高教界則是「劃界」的問題。「高等教育界」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已經充滿爭議。根據法例，只有明列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內的學院，其所屬的教職員才擁有投票權。近年各大學及社區學院爭相競逐盈利甚豐的副學士課程，相關的選舉法例明顯跟不上副學士課程的高速擴充，結果出現很多問題，包括有些同樣任教副學士課程的老師，如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教員，因為學校是根據《教育條例》註冊，但「高教界」的選舉條例只包括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的學校而無法登記成為選民，此外各大學重組分拆副學士課程成新的獨立註冊機構，又令一些原本有權投票的選民險些失去投票權。

「高等」職員也有的投票權

根據法例，只要是在相關認可「高教界」院校「從事教學或研究的全職學術人員及同等職級的行政人員」也有權投票。條文看似合理，但一大批兼職教員、研究生及教學助理也失去資格登記，特別是在近年各大學增收學生、減省成本而大幅增加兼職教員比例的背景下更見條文的過時。另一個問題是行政人員，究竟一位學系的行政主任，與什麼職級的學術人員對等？這涉及的是老掉牙的大學員生共治的問題，除學生以外，其實大學很大部份的職員，都是被大學的決策系統所排拒。「高教界民主行動」成員之一，在浸會大學任教的黃偉國博士 Benson 便指，只有極少數的大學高級行政人員才有權投票。以他的學系為例，大部份的秘書及行政人員，即使年資不短，也沒權參與「高教界」的選委會選舉。

至於有資格投票及參選的選民，除了教授、講師以外，也有一些其他的身份如校董其實也是選民之一，在「高教界民主行動」的24人名單也可以見到，名單中的陸耀文便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校董，由校友組織中大校友評議會選任。公民黨的關信基則是明愛高等教育學院校董。

隨近年政府不斷擴充副學士及專上進修學院，不少在這些學院任教的教員也有資格參與「高教界」的選舉，「高教界民主行動」中的公民黨黨員關志健，便是任教於城大專上學院。副學士教員的膨脹，也令今次「高教界」的選民基數增加不少。近年各大學陸續將轄下的副學士課程及專業進修課程，從大學本部的行政系統獨立出去。而「高教界」的選民確認方法，一向是由各大學向選舉事務處提交教員名單。這些新獨立的副學士及專業進修學院教員，今年便因為大學沒有就這些教員向選舉事務處申報，選舉事務處一度將這批教員從選民名單中剔除，後來經投訴後才依據法例更正，重新給予這些教員參選及投票權。

也因為是由大學向選舉事務處提交教員名單，因此不少人教員也是被迫參與小圈子選舉，自動成為選民。而提交名單及選舉期間的空檔，也是選民登記制度中的漏洞。Benson 便說上屆他於教院離職後，仍然繼續收到所有有關「高教界」的參選人資料及投票通知書。

高等教育界等於泛民票倉？

「高教界」一直被視為泛民票倉，2007年的特首選舉，當年參選選委會的成員，似乎也有較強的姿態，便是要支持當時唯一一位泛民主派候選人梁家傑取得足夠提名票競逐特首。然今年2011年，雖然已表明參選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表示，自己理應會獲得包括「高教界」在內的選委提名。然單看「高教界民主行動」的24人名單，卻沒有統一很清楚的意見，例如是否支持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或其他泛民候選人。Benson 坦言內部並無共識，惟他表示，他們的共同政綱相當清楚，就是支持普選，反對小圈子選舉。Benson 說即使民主派選委全部選出，也不會對特首選舉產生實質影響，他認為民主派的參選可作為一種象徵意義，利用選舉的過程，例如當選後逼梁振英及唐英年兩位候選人出席論壇，就公共政策進行辯論。Benson 表示縱然選委制度千瘡百孔，但希望參與制度，「利用選舉過程去推動改革」。

特首選委選舉系列（宗教界）：政府分豬肉，教團自己選自己

peggyliym — Sat, 10 Dec 2011 04:51:23 +0000

（獨媒特約報導）宗教界選委的產生方法，大概是眾多界別裡最混亂和最不透明，徹頭徹尾就是關起門來分豬肉的作風。目前香港6大宗教，在選委裡各佔10個議席，而每一個宗教均由一個指定的宗教團體統籌教內選委產生的過程，這6個宗教團體分別是：天主教香港教區、中華回教博愛社、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道教聯合會、孔教學院和香港佛教聯合會。

這些團體按照法例字面解釋，他們只需要提名一份推薦名單。因此這六個指定的團體其實擁有極大的權力去決定這份名單如何產生，正因為空間廣大，因此引起的爭議尤多，較早前圍繞著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建議的「協商」方法的爭論，就是一個所謂在教內就選委取得共識的過程。目前基督教的選委是以基督徒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天主教則以抽籤的形式「選」出代表。至於其餘四個宗教，則沒有公開其選委的提名和產生方法，儼如一個黑箱。結果，孔、佛、道三教，均有八成的選委來自負責統籌選委產生的團體（即香港道教聯合會、孔教學院和香港佛教聯合會），而回教則有近六成來自中華回教博愛社的核心成員，變相等於自己選自己。這些界別是否有教內的選舉、有否公開讓信眾報名的機制，也是不得而知。（本網關於資訊科技界及社會福利界的報導）

孔教學院掃9個選委議席

在宗教界裡，最為公眾不熟識的大概是孔教，究竟香港有多少孔教徒也說不清，但仍然在選委會裡佔十席。這屆選委共有11人參選，除劉夢熊外，其餘10位參選人都是負責統籌選舉的孔教學院核心，包括創辦人、董事長、正副院長、正副主席等，最後劉夢熊入圍，副主席黎家治讓路。

為什麼孔教學院能完全脫離公眾，坐擁近10個選委議席呢？從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的背景可見一斑。湯除了儒道圈子，也是超級富豪，號稱「染料大王」，有二百多億身家，活躍於本地商界，涉足體壇，既與梁振英交好，上月底又跟唐英年手拖手去看羽毛球（見下圖《明報》圖片及報導），可謂左右逢源。

天主教香港教區以抽籤「被動配合」

一直以來，天主教香港教區都反對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並希望《基本法》能夠予以修改，取消選舉委員會，增加直選議席和盡快推行全面普選。但由於教區要接受《基本法》和尊重個別信徒參選權利，所以最後決定以「被動配合」的方法來突顯小圈選舉的荒謬，具體的做法是參選人直接向政府報名，而教區只負責核實教徒身分，若參選人多於10人，則由政府抽籤決定。結果，今屆天主教的「選」情最為激烈，一共有46人參選，去年10名選委，僅1人「連任」。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與其他團體在今年9月辦「選委會是宗教界的人權或特權？」研討會，邀來的講者多反對宗教界的特權。

基督教率先落實替補方案

儘管特區政府尚未通過立法會選舉的替補方案，負責基督教內選委選舉的基督教協進會卻率先於基督教選委選舉落實「替補」。

上文提到政府是將宗教界的選委產生方法，交託予六個指定宗教團體。基督教協進會原計劃以「協商」取代選舉，但受反對作罷。基督教教內的選委選舉，整套的遊戲規則（選定票站、界定選民、劃定投票時間）也是由協進會決定。今屆基督教選委有42人向基督教協進會報名，主要有三大團隊，分別是被視為親建制的、派出9人出選的「華人基督教聯會」，派出8人，表明會投下白票抗議小圈子選舉的「回歸基督精神同盟」，以及表明會提名泛民主派候選人，派出8人參選的「基督徒真普選聯盟」。其餘的候選人則多獲本身的堂會及教會支持，選舉結果是提倡「白票運動」及提名泛民的兩支團隊全軍盡墨，「華人基督教聯會」則有2人當選。然而在選舉點票後，才發現得票排名第九的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總幹事陸幸泉牧師並非登記選民，其提名無效，結果由得票排名十一的沙田浸信會副主任牧師朱世平補上。

原來根據法例，六個指定團體可以交一份多於選委數目的名單予政府，再由政府委任。一般而言，以基督教為例，協進會會根據得票多少，排定優先次序後將名單交予政府。今次選舉協進會便將13人的名單交予政府，因此當排名得九的人選不合資格，政府便會依據名單，委任得票排第十一的朱世平牧師為選委。

本網採訪受惠於「替補」的朱世平牧師，雖然是制度的得益者，朱牧師認為這小圈選舉「太兒戲」（詳見），要在點票後才發現陸幸泉並非登記選民。朱在眾多選委會員中，屬於小眾，敢於公開談論六四，表達自己的立場。他雖不認同小圈子選舉，卻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態，兩度參與選委，這次有幸當選，他希望能好好行使這一票，盡點公民責任。

其餘三個個宗教，回教12人獲教團提名參選，5人連任；佛教共13人獲教團提名參選，有6人連任；道教共13人獲教團提名參選，其中有2人連任。

協力：Peggy、Nise、三苗

特首選委選舉系列（社會福利界）：「泛民 VS 建制」以外

易汶健 — Thu, 08 Dec 2011 07:10:56 +0000

（獨立媒體特約記者易汶健報導）想像一下，你眼前有一大堆宣傳品，呼籲你去投票支持他們，他們異口同聲承諾把你的訴求傳給特首候選人。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164人的名單裡面挑選最多60人，當中有超過一半分別來自10條團隊。你會怎樣投呢？（本網關於資訊科技界的報導見此）

這個情況發生在特首選委會的社會福利界界別選舉。

「泛民」團隊：沒有民主，那有民生
媒體和泛民主派參選人用最傳統的分類，即「泛民VS建制」。「泛民」包括「民福60」、「社總團隊」、「進步社工」和「草根持份者」。他們希望選民支持泛民候選人之餘，提防面目模糊或者「扮民主派」的對手。支持泛民候選人的意義有二：第一，要把唐英年和梁振英以外的泛民候選人送進特首選舉戰場，促進競爭之餘，質問各候選人政制問題。他們認為建制派會迴避這些問題，或者問題不夠尖銳。第二，他們認為要解決種種民生問題，特別是貧富懸殊和社會歧視，必先要取消功能組別，爭取全民普選特首和立法會。

這是他們的最大公因數。

非「泛民」團隊：政策先行，政治立場不鮮明
沒有被歸類做泛民的，包括「社福同心」、「關社聯盟」、「街坊北斗」、「怒火七星」和「社福動力」。在他們宣傳刊物或網頁裡面，不難發現這些「非泛民團隊」與親中團體關係密切。「社福同心」的邱浩波是慶祝國慶六十二周年籌備委員會名譽主席，也是廣東省政協。「街坊北斗」四位成員同屬民建聯。「怒火七星」其中四位團隊成員在新家園協會工作、另三人分別在無國界社工及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工作。

當中部分淡化其政治背景和立場（例如「街坊北斗」的陳健邦希望盡量避免用上所屬黨派民建聯作招徠，「希望同工是認同我們的政綱才選我們的」；「關社聯盟」的參選人余秀珠就認為即使現時香港未達致民主，也要關注弱勢社群），部分甚至抗拒這樣標籤（例如「社福動力」就在宣傳刊物前言表明「不理解，不願被抹黑，更不甘心社福界同工的民意被騎劫」，並「絕對不會為參選特首只想做做政治秀的政客盲目輸送提名票」）。社福同心就把民主公義放到政綱的「社會訴求」的最後一點。

那麼他們用甚麼吸引選民呢？

他們大多倡議具體政策，以及爭取業界福祉。例如建議政府提出各項津貼，協助青年就業，幫助新來港人士和少數族裔適應香港生活。他們又要求改革社工工作和制度，例如政府增加社會福利承擔，社工職位同工同酬，不同程度改善整筆過撥款，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工作。他們又要求政府訂出社工和社會福利長遠規劃，給市民和社福界同工前景。

只是，這些業界訴求，無論是泛民和非泛民的團隊和社工也不會反對。這就解釋泛民團隊為何要擁抱「泛民VS建制」這標籤，以及重申民主政制是促進社會福利的基石。那邊廂，非泛民團隊就要麼就放輕理念，看重現實的政策，要麼就運用傳統的符號（例如「北斗」和「怒火」）呼喚選民。

應多問一條問題：支持權力分配均等嗎？
然而，這種分類未免忽略了泛民非泛民團隊中的差異，而且有些團隊難以「塞進」泛民或建制的分類，例如「公共社福聯盟」。在周日的社福選委論壇上，有出席的泛民團隊公開正視業界和職場權力不平衡的問題。這不只體現於政府和社工，還有社工和福利從業員，以及社工和服務使用者。筆者認為加上權力分配均等的向度，能有助選民挑選與自己理念一致的團隊。

筆者會總體檢視不同團隊的訴求傾向業界福祉，還是均等權力分配較多。

傾向業界福祉先行的團隊包括：
「怒火七星」：八句政綱內五句皆訴說撥款和評估制度令到同工工作壓力過大，只有一句「諮詢機制假到死　參與決策方實際」點出社工缺席制訂政策的角色。

「街坊北斗」：在政綱宣傳內的確有一半篇幅列出社會政策改善，目標是「紓緩貧富懸殊問題」，例如津貼和生活適應，惟在自我介紹的欄目多次提到藉選舉為同工爭取權益和福利。

「社福動力」：團隊希望參選能向特首候選人「表達社福界同工的訴求，反映弱勢社群的聲音，據理力爭」，又要求「改善貧富差距，長遠規劃福利服務」，但更多篇幅講述改善界別的制度，包括較詳細列出要求，如「追加督導編制」、「增加註冊局須促進專業發展的職能」和修改計算整筆過撥款的資助金額等。

兩者比例較均等的團隊包括：
「社福同心」和「關社聯盟」：這兩團隊的訴求相似，也是要求政府正視社工缺乏士氣的問題，例如要優化整筆過撥款，訂明長遠福利規劃和人手編制，並增加資源給不同基層群體。他們社會政策建議範疇較「怒火七星」、「街坊北斗」和「社福動力」整全，例如增撥資源給青少年、跨境學童和家庭和長者，增加與內地政府協調，幫助在內地本港跨境生活的港人。他們也提出常規化活動工作員職位。

「公共社福聯盟」：團隊成員是華員會社署工會的領導（但有工會成員投向其他團隊）。他們在宣傳電郵說「礙於身份不能加入任何團隊」，而以個人身份出選。在他們簡短的介紹中，他們希望透過晉身選委要求特首「制訂長遠和可持續的福利政策」和「協調人口及社保政策，照顧新移民服務需要，在社會保障部增設社工職位」等。除此之外，他們不時會指出服務社工和受助人應有的權利和責任（例如正確理解「服務酌情權」的權限。

「社總團隊」：他們以工會身份參選，而團隊成員全為註冊社工。團隊政綱不乏維護業界的訴求。同時，在周日的選委論壇裡面，社總的代表也認同組織倡議基層工作，又羅列過往協助爭取同工和基層權益的行動，包括成立關注組、遊行，甚至社工罷工等。其中一條政綱是「成立具普及代表性，由政府政策局牽頭，社福機構、社福界團體、員工會、社工教育界、前線同工、服務使用者等人士組成的機制，制定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在各類服務設定服務提供標準（provision）及訂定合理的輪候期限」。

傾向支持均等權力分配的團隊包括：
「民福60」：傳承自去屆選委的「民福一二」，團隊絕大多數選委也是註冊社工，然而政綱和理念不旨在改革社工業界內的權力分配，而是拋出一系列政制、人權和社會政策主張，反映基層訴求，要求特首候選人採納，同時「團結社工投票廢特權」，相信平等政治權（即全民參與選舉），配合規管市場，壯大公民社會，才能有一個真正代表市民的政府，以及消減社會問題。政策範圍較「社福同心」和「關社聯盟」更廣泛，例如包括殘疾人士和婦女。

「進步社工」：與「民福60」相似，團隊的政綱和理念不旨在改革業界利益；團隊推銷願景，推動「進步福利觀」。一方面，追求進步的意思是要求機構管理民主化，讓服務使用者和同工有參與權和話事權，打破專業主義，提倡人民／人文專業；又要求加入持份者、社工和其他職級同工參與「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SWAC）。另一方面，團隊主張革新社會福利理念，「將社會福利放於政治經濟的框架，挑戰製造貧窮問題及令弱勢社群受害的主流意識形態及分配制度」。因此，他們主張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本身就很政治，反駁社工應該政治中立的說法。團隊成員是前線社工和社區工作者。

「草根持份者」：有異於其他團隊，草根持份者的4位組員不是社工，是基層服務使用者，分別是單親家長、新來港婦女、精神病康復者及天水圍街坊。他們刻意「將基層市民關注的議題，帶進小圈子選舉中」，並且打破專業精英壟斷政治權力。

說回來，其實這不是驚天動地的事，因為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有意參選的人只要提出證據說服令「該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加上是成年及同為地方選區選民就可以參選。他們認為街坊是持份者，需要有參與制定社會福利政策的權力，包括選特首。現實是他們「有權選，沒權投」，因為只有在《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註冊的社工才可登記成選委選民，所以草根組織者、服務使用者、以至社福活動工作員也沒有票。過往的廖銀鳳和現在的莊陳有也是例子。是次的特別之處是有團隊打正旗號，正如參選成員楊媚說：「社工是專業，我們也是專家」。

投票的意義：業界是否贊同「政治建制化」、「福利建制化」和專業主義
跟幾位社工朋友聊天，他們也說同工不太熱衷今次選委選舉，原因不離幾個：小圈子選舉與我無關；幾位特首參選人也不是我屬意的；花多眼亂，與其不知怎選，寧願不選；近年政治爭拗令人洩氣，投票也改變不了甚麼。即使願意投票的，部份也會投選知名度較高，或者相熟的候選人。

下圖嘗試歸納不同團隊在民主訴求（即代議民主和參與式民主）和關注重點（業界福祉還是權力分配均等）的立場，捕捉業界各種聲音，幫助同工考慮。這個分類也許不是最精準，一來這個分類沒有考慮今次選委個人參選者的立場，二來這個分類沒有細緻列出業界對整筆過撥款和服務評核標準的定位。有社工在Facebook指出，即使是同一條泛民團隊，裡面「有一些曾支持一筆過撥款的，現在說要全面檢討資助制度；那麼，是要優化 LSG，抑或要推翻它呢？」

另外，有支持泛民團隊的人私底下說，有越來越多在親中或親政府政黨和社區團體任職的人報讀社工課程，然後註冊，加上有部份社福機構和個人北上發展，他們擔心這兩個因素會減少對泛民參選人的支持，並動搖社福界為泛民票倉的組別。筆者沒有證據直接推論「與國內社工機構有聯繫＝非泛民＝違背社工原則」，但觀乎相當部份的「社福動力」和「社福同心」的參選成員在內地大學或社工機構擔任公職，而恰巧他們政綱表述對政制和權力民主化的理念較泛民團隊弱。因此，今次選舉的一個重要意義，是測試社工選民參與特首選舉的熱衷程度，而投票取向就反映業界是否贊同「政治建制化」和「福利建制化」；以及有多贊同延續專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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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示：可帶貓紙入票站
提提各位選委會選民，你們可以攜帶「貓紙」入票站投票間投票，但不可向其他人展示，否則就是犯法。你們也可以投足六十位選委，也可以不足額。此外，有些選委的名字相似，要小心分辨，請勿填錯。

後記：誰能投票？
上文闡述了參選資格，這兩天，報章、電視和電台報導選委會有界別選民跟界別的關係不甚密切，例如匯賢智庫是商界組別選民，有地產商設有數十個附屬公司在不同界別登記成為選民等。究竟社福界有沒有類似情況？除了註冊社工外，誰可以是社福界選民？

根據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指引附錄五，註冊社工，有權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會的團體會員，《社團條例》(第151章)所指的獲豁免社團，以及根據《公司條例》(第32章)註冊的非牟利公司，而該社團或公司能證明促進社會服務的協調及改善及其他規定等，可以登記成為選民。當中有多少是魚目混珠，無人知曉。希望有高人能解答問題。

特首選委選舉系列（資訊科技界）：制度化的種票

阿藹 — Mon, 05 Dec 2011 04:32:39 +0000

（獨媒特約報導）早前區選虛報地址種票醜聞遍地開花，高官一開始不以為然，這是因為一直以來功能組別和特首選舉，都是以「種票」的邏輯運作，只是區選是草根動員亂報地址，後者是高官接到更高層的意旨，Get the job done！

制度化的種票

制度化的「種票」，在科技界尤為嚴重。有別於其他界別，大部份科技從業員不用取得如社工、會計師、律師等牌照，就可以從事科技相關工作，而科技從事員的職業流動，也較其他專業快。

政府為了逃避選民登記上出錯，劃定了二十多個科技專業機構作為功能組別和特首選委會選民的組成（ITFC），亦即是說，這些機構的公司和個人會員，能享有選舉科技界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及特首選委會成員的資格。

然而，這廿多個專業機構，都有不同的入會要求，有些要求成員必須是各大院校的電腦或資訊工程畢業生（如 IEEE﹣電機暨電子工程學會），有些要求成員必須通過考試認證（如PISA﹣專業資訊保安協會），有些個人會費每年要美金135（如 ISACA﹣國際信息系統審計協會），但有些則只需要若干科技行業工作經驗（如 iProA- 如互聯網專業協會），三年會費才港幣 200（如 HKSiA﹣香港軟件行業協會）。

黑箱中的親疏有別

一直以來，由林瑞麟主管的政制事務，對這20多個專業團體都顯得「親疏有別」，譬如說政府要求 PISA 和 ISACA 的會員，需要取得四年認證後（亦即成為該專業團體會員後四年），才能獲取選民資格，相反那些不需要專業認證的協會（如 iProA)，卻能在加入後即時享有功能組別的投票權。此外，政府一直並沒有一套公開的程序，讓科技專業團體能申請為功能組別的認可機構，今年初卻在沒有公開諮詢的情況下，忽然增加一選舉團體﹣﹣香港資訊聯會。據莫乃光指，該會一直是中聯辦聯絡業界人士的聯誼組織，目前雖然只有百多名會員，但聯會的會員資格為「曾任或現任本會認可之信息科技專業團體理事會成員」，亦即是說，那些不能成為科技界功能組別投票機構（如香港青聯科技協會）的理事，可以透過加入聯會而取得選票，而透過這渠道收納的會員（不是公開報名），最方便點算選票取向。

登記了四成選民的 iProA

目前香港的科技從業員有近70,000人，而具有選民資格的僅有約5,500，當中估計有超過 2,000名是透過 iProA登記的（這數字是根據 iProA官方會員人數 2,600 人，扣除非選民的會籍而估算出來），亦即是說，一個專業協會已控制了四成的選民資料，而這些資料（包括電話與電郵），最有利候選人接觸其選民。試想像，全港5,500個選民，候選人如何能有效地接觸他們？泛民「IT呼聲」的候選人，多次搞會面與會聚，但到場的選民只有小貓一兩隻，其餘的都是記者和沒有選票的網友。相反，上兩星期，我就分別收到前 iProA總幹事和民建聯前成員趙鈺銘「網民力量」名單和前iProA主席鄧淑明的宣傳電郵，我與趙、鄧素未謀面，該半廢棄的郵箱又正好收到 iProA的系統電郵，很難令人不去聯想這些系統電郵是來自同一個電郵庫。

一直以來，iProA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除了其創辦人及民建聯成員葛珮帆捲入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離職與「網上學習支援計劃」投標醜聞，以及其核心成員與建制政黨千絲萬縷的政商聯繫外，更多涉及其會員所佔的科技界選民比例。當然，iProA打開門收會員，獨媒憑我們的商業登記，也大可花2,000千元（最近一段時間都有半價優惠）登記公司會籍，再透過公司登記10名個人會員，取得10個投票權；換言之，在 iProA登記的會員，不一定都投建制陣營，相反70,000科技從業員，大可齊齊加入 iProA，取得功能組別和選委會的投票資格。問題是，這種選舉文化，是否汝之所欲？弔詭的是，若大家名節保身，建制控制議會與未來的提名委員會，又是否汝之所欲？大家面對著一個迫良為娼的制度，又能如何自處？

為良為娼

在科技界選委的一眾名單及其參選理念，可看到一些處於荒謬時刻的選擇。由於今年選委會人數由800人增至1,200人，科技界而從上屆20個選委名額，增至30個。而泛民的「I.T呼聲」組成了20人團隊參加，他們的目標是希望廢除功能組別和特首小圈選舉，並在這次特首選舉裡，發揮關鍵小數的作用。

由民建聯和親中陣營組成的「ICT動力」，則派出24人的團隊，他們不回應大政治，強調業界利益，選有利科技界發展的特首。

「網民力量」由高登CEO和iProA總幹事林祖舜帶隊，成員包括前 iProA總幹事和前民建聯成員趙鈺銘，cybercafe 「陽光網絡」陳龍生及 Sony playstation 項明生，提出「反對霸權　爭取自由」的口號，回應網民的訴求。但因為團隊 iProA 和民建聯的背景，一般被視為建制B隊，但在終極無間的世道裡，實難以成份作定論。

前 iProA主席鄧淑明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出選，估計明年將再戰功能組別的議席。前社民連秘書長季詩傑，以見習律師的身份出選科技界，不知他是的候選人資格，是透過 iProA登記成為會員，還是鑽研科技法而獲取？

詳細候選人資料可到選舉辦事處網頁查看。

政府山重建，誇大休憩用地面積

蔡敬軒 — Thu, 01 Dec 2011 02:45:00 +0000

圖：發展局只會將藍線較細的範圍出售，但在推銷項目時卻包括紅線範圍，誤導公眾

（獨媒特約報導）發展局最近公佈，就清拆及出售前政府合署西座一事，因為聽取「公眾意見」，所以會縮減重建後的購物商場以及位於下亞厘畢道大堂的面積以增加休憩用地。然而，根據發展局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發展局一直將舊政府總部外的一片空地以及目前炮台里終審法院外一段如今公眾也可以自由使用的地方，也列入整項西座項目的發展範圍，面積達到2,000平方米。發展局將本已存在的公眾休憩用地也計算在項目的「好處」內，有誤導公眾之嫌。

古物古蹟辦事處在最近一次會議上，在「其他事項」上就政府山作出討論，委員普遍意見認為須把整座政府山而非單單就西座評級。當然，如當年皇后碼頭評級，即時古蹟辦給予一級評級，也難阻政府清拆碼頭。古蹟辦欠實際權力，又屬政府部門，議程由政府控制，這次將政府山的議程放到會議尾段的「其他事項」，不少委員也國此而無法參與討論。

圖：政府文件故意混淆賣地面積及計算入休憩用地的面積，只有右下角極細圖清楚標明

政府合署西座作為市民和政府之間的橋樑

政府山關注組召集人羅雅寧表示，整件西座出售的事件最終得益的只是地産商和政府。西座出售若然成事，將來東座和中座的命運也可以想像。她和一些大學建築系人士曾就政府山的特色和價值進行研究，認為政府山具有重要歷史和社會價值。西座的最大特色是其依山而建的特殊地理位置。上面是上亞厘畢道，下面是皇后大道中。政府山從前的格局，不脫殖民地政府隔離的設計模式，港督府高據山上，但政府合署西座不同，它打破了山勢的阻隔，以電梯連接山上及山下。從前市民也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不少直接服務公眾的部門也設於政府合署如水務處，市民又會到這裏遞交各樣申請。這種格局象徴市民和政府互相貼近，作為市民和政府之間的橋樑。相反目前的新政府總部，如陳雲在《陳雲政治美學之旅》指出，新政府總部就像一座中世紀城堡，市民出入只能靠連接海富中心的天橋，一旦收起吊橋，就與外界完全隔絕。

從前，舊政府總部是開放予公眾的，回歸後董建華當政的年代在正門加裝鐵閘，市民每次進入都要登記，重門深鎖。

中西區議員鄭麗琼在這區服務多年，她表示從此的政府總部是市民上落山的捷徑，從動植物公園以及禮賓府一帶往返中環市中心。現在市民落山要繞圈經過長江中心，極不方便。在九十年代初，她在安榮社會服務中心當社工，當時土地發展公司（市建局前身）要收回同文街、永安街、興隆街和機利文街四條街重建。她和四街業主到舊政府總部請願，相約集合的地點就在中座，當時市民可以自由地向行政會議的成員請願，不需要申請也不會受任何阻撓。但自從加建了俗稱「鐵籠」的圍欄後，在總部範圍內進行活動都要前一天申請。近年更規定每個機構最多只可以派兩個人進內，並只能㩦帶信件，不能展示任何橫額和紙牌。

鄭麗琼認為舊政府合署西座絕對應該全面保留，不應該賣出。她認為新方案的商業用地面積根本不足夠容納甲級寫字樓。另外，對於撥地用作商場，她指中環一帶已經太多購物商場，再興建新的商場是不設實際。她認為西﹑東﹑中座都應該用作政府，機構和社區設施（GIC）。一些現時在外面租用地方的政府部門也可以遷入。她又建議撥出部份空間設置歷史博物館，突顯中環在香港歷史的重要地位。她認為林鄭月娥在這件事上偏袒地産啇，只懂得口講保育，政府非常富有，跟本不需要急着賣地膁錢。從前的希爾頓酒店和極具歷史價值的拱北行已變成今天的長江中心，皇后碼頭又被迫遷拆了，現在政府山西座又要面臨厄運。零九年特首施政報告指要保育中環，包括中環街市，聖公會，中環警署等地方。她當時請願，要求每個地方都要全面保育，並盡量讓市民使用。最近的區議會選舉，她也把保育政府山納入政綱之內。

政府總部的庶民歷史

圖：西座飯堂

政府總部落閘十多年，已令回歸前政府山的庶民歷史被煙沒。以飯堂為例，回歸前是開放予公眾的，市民即使不是在政府總部工作也可以隨意進入餐廳用膳。不少附近中學學生，以及到舊政府總部遊行請願的人都在這個飯堂留下不少回憶。一位在政府山西座飯堂打了三年工的侍應表示，對快要結業的飯堂都有一些感觸。近月大家都意識到餐廳快將結業，食客與侍應之間多了不少對話。她說這裏的最大優勢是價錢，政府山附近的餐廳都是高檔的食肆，價錢昂貴，但這裏的碟頭飯才三十元多，非常扺食。雖然夏天較曬，但周圍環境很舒服。現在有些在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上班的員工會走過來西座吃飯，他們投訴那裏的飯堂又貴又難吃，不及這裏食物較大眾化。

圖：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庫

順帶一提，政府山西座六樓有一個政府新聞處圖片儲存庫，裏面收藏的資料和相片極度珍貴。細看香港昔日相片，不難找到英治時期，官員經常和市民交流和參與民間活動、到社區探訪等等紀綠。不過知道這地方的人不多，進入西座的手續又繁複，故此訪客很少。現在政府還未公報這個資料庫的搬遷地址，至於資料庫庫存的命運亦是未知知數，那兒的相片和底片都可以購買，各位想回味香港昔日未被「保育」的面貎，或者想重温政府山的光輝歲月，便一定要到這裹。不然政府可能乾脆一次過全部銷毁掉。

編輯：黃俊邦

大供應商尚且做了打手，小供應商怎辦？

易汶健 — Sun, 06 Nov 2011 04:11:13 +0000

（獨立媒體特約記者易汶健）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副理事長李廣林，在報章回應說：大型超市向供應商施壓的情況時有發生，只是「拿不出證據」，「你要做超市生意，就要就範，要聽他的說話」（經濟日報2011/11/04）。阿信屋和家農等零售店忍到今天才出聲，並獲得傳媒和市民廣泛關注，大抵是因為受不了大財團「賺到盡」而且不理小市民生活困境。我們在媒體聽過零售店談大型供應商，那麼小型供應商又如何？它們如何掙扎求存，並見證這二三十年的變化呢？在Facebook朋友的介紹下，筆者找到Bonny，做了個電話訪問。

Bonny的父親經營食品公司逾三十年，現在供應粉類和調味料給街市商鋪、雜貨店、士多，以及家興和佳寶超市。她在年幼時經常跟父親送貨。今天她長大了，沒有再隨父親上陣，但她仍然留意生意，道出不少小型供應商的苦況。

五花八門的費用
我們聽得多上架費，即是指產品放在超市擺賣時，超市向供應商所收的費用。Bonny說，除了上架費外，超市還會用多種方法向供應商收費：

一、超市收取在減價時貨品售價與原價的差額；
二、新超市開幕，供應商要贈送花牌（註一）；
三、超市周年紀念時，供應商要送現金或貨品（Bonny說是「孝敬」超市）；
四、超市每年要收炮金（一些公司，不止超市，在年底會舉辦晚會或宴會，有業務連繫的機構會贊助現金或禮物辦活動或抽獎），又或者收取貨品營業額某個比例的金錢，如1%。

不供貨給百佳惠康
公司之間的聯誼，少不免要花一些錢，但有些費用如上架費太貴，加上供應商在銷售貨品前已經要繳付上架費，而超市多數會在出售貨品後一兩個月才付款，而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cash on delivery - COD），的確為難了供應商。大供應商有財力應付開銷並有足夠資金周轉，懷疑甚至勸小店調高零售價格，否則不供貨。小供應商沒有這力量，只求超市索錢不這麼狠，以及準時付貨款。Bonny父親在開業幾年後就不再供貨給百佳惠康了；而公司供貨給佳寶，因為佳寶入貨數量龐大和穩定，除了不收上架費也少了一些巧立名目的雜費。她說佳寶的經營方式其實跟這些大型超市相若，只是兩者的客路明顯不同，因而產生錯覺。佳寶主要針對一些人口密度高的舊社區，對象大多是新移民婦女、老人家和南亞裔人士，格價相對低廉之餘，主銷凍肉也是其有利因素（註二）。不過，有時小型超市也會給他們麻煩。她說公司有試過給已結業的超市欠款：「這家超市幾年前欠了我們十幾萬貨款，我們決定不再供貨給他們。後來他們又還款，我們又跟他做生意，不過到現在仍欠萬多元。」她補充，這些超市本著薄利多銷的好意惠及街坊，可是由於店舖長期管理不善，結果債台高築，難逃結業的命運。

零售商生意難做，小供應商如是
在這二三十年，Bonny目睹了小供應商生意越來越難做的情況。首先，大型超市的崛起扼殺了街市和街坊店鋪的生存空間，而領匯向商戶大幅加租更成為催命符。第二，小商戶的位置不夠大型超市當眼和吸引，人流較少，生意也減少。第三，子女不願繼承父母小店，部分店鋪唯有結業，小供應商的供貨對象也因此減少了。第四，不少食肆和零售商自行到內地取貨，不再在香港找供應商。最後，近年食品原材料和各項開支上升，供應商又不敢把增幅轉嫁給零售商，結果越賺越少：「我爸爸是個老實商人，每一次決定加價總會左思右想，希望盡量加少一點。」

連鎖超市「妹仔大過主人婆」
美國農業部近幾年調查全球糧食出口地方的市場情況，香港也是美國農業部的調查對象。其中一個數據是兩大超市連鎖集團共有約500家分店，佔去大約80%的超市營業額（頁12）。本來超級市場無貨不成生意，理論上是商戶「害怕」供應商不供貨給它們，但現實是相反，是供應商向超市種種不合理的條款就範，例如提供折扣（壹周刊2011/11/03）。大型供應商太古涉嫌要求阿信屋提高零售價，據說真正對阿信屋不滿的是百佳。大供應商尚且做了打手，小供應商要麼不向大型超市供貨，要麼玩他們的遊戲。有Facebook用戶甚至留言道：「佢地（供應商）鋸小店一樣會鋸得犀利來『補貼』佢地賣比大場（大型超市）既開銷」。

大型供應商太古涉嫌要求阿信屋提高零售價，據說真正對阿信屋不滿的是百佳。
（資料來源：facebook群組，相片轉載自10月27日的《蘋果日報》。）

競爭法有效打擊合謀定價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只能討論日後的公平競爭法能否打擊大型超市濫用市場優勢。《明報》11月3日的報導指出，縱使法例向商界多番讓步，條例本身仍有效力，即「具市場影響力的超市，與售賣具競爭產品的供應商，以斷貨作手段，迫使小商戶以建議零售價賣貨，則可構成濫用市場優勢，超市及供應商都可成為被告；若超市透過供應商與其他商戶議定建議售價，則可構成合謀定價」，而「超市與超市或雜貨店間共同商討訂出反競爭的零售價」也屬於合謀定價。

零售商卻不能運用競爭法之私人訴訟
時事評論員黃岸然認為，法例可以較有效保障小企業。他認為，如果競爭法設有私人訴訟，對小企業較有利，因為即使小商戶一起降價（而實際上沒有合謀）來跟大超市競爭，大超市一般不會提出訴訟，因為它們可以通過減價來加強競爭力，避免在法庭浪費時間和精力。相反，大超市透過供應商與其他商戶議定售價，威嚇不跟隨就不供貨，就有機會犯法。長期跟進競爭法審議過程的他補充，可惜政府取消了競爭法案原來建議中的私人訴訟權利，公民不能透過「可行的程序制度（或改善現有制度），讓受損害的人有權申索補償」。消費者委員會也不同意取消私人訴訟，並指出在外國，被告多是大企業，小企業較少。這才是令競爭法變成無牙老虎的主因。

當然，就算公平競爭法包括私人訴訟，我們也難以杜絕大型超市的先天優勢。正如Bonny說，時代轉變，不少有消費力的顧客要求方便、舒適和明淨的購物環境，超市就肯定較街市街鋪吸引。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是，連鎖式超市跟一些地產發展商關係密切，可以享有優惠的舖租和較佳位置。即使在其他商場，連鎖超市也往往享有較優惠的租用條款。缺乏集體力量的小店和小供應商就沒有議價能力吧。

這回，我們要先幫政府盡速立法吧
親商家報章如《星島日報》「寸」阿信屋，指「以受逼害者形象贏得同情和支持」，投訴「提供了免費宣傳機會」（2011/11/05）。筆者先不論阿信屋是否博宣傳，但報章卻再三報道大型超市欺壓小店的經歷，而供應商和大型超市的回應未能釋除疑慮，筆者相信大超市耍手段是事實。小市民無權無勢，除了盡量幫襯小商戶外，可做的大概是力挺政府盡早實行競爭法。蘇錦樑日前撰文，仍拒絕豁免草案第一行為守則下的縱向協議（信報2011/11/05）。我們長遠希望能reclaim the street，目前只能用輿論逼政府不能再退讓，讓Bonny父親等小供應商繼續生存，其他零售商不受大型超市欺壓。

註一：另外，當超市搞推廣，它們會向供應商收取活動費用。
註二：一些如佳寶的凍肉超市業務近年在香港迅速擴大，另一個原因是它們每周向各大供應商大量入貨，入貨價低銷售價高，只不過較大型超市略低。Bonny稱小型供應商的盈利仍然比不上大型超市。雖然如此，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佳寶創辦人看準鋪位和商廈有價有市，兼且經營超市能取得龐大的現金流，再將資金用作投資或炒賣。近兩三年不時有佳寶買賣鋪位獲利千萬的報導：
星島日報／佳寶沽龍翔道鋪涉資3880萬／2011-06-14
星島日報／威靈頓街鋪9800萬易手／2011-03-16
星島日報／大手購荃灣巨鋪舊樓　涉資逾三億／2010-12-14
此外，年前龐一鳴曾經投訴佳寶「學壞師」，不容許其他小店售賣佳寶有出售的貨。

主題圖片來源見此。

2011基督教界別特首選委選舉：選舉漏洞多廢票急升四倍

歐輝 — Thu, 03 Nov 2011 13:33:37 +0000

（獨立媒體特約記者歐輝）「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選舉2011」投票於過去的周日 (10月30日) 結束。雖然今屆有爭議性的議題，以為可引起市民或大眾關注，推高投票率。可惜投票率持續低企，相對於全港四十多萬的基督徒，基督教協進會只錄得選票18051張，有效選票17380張。與2006年選委選舉的總票數17473張及有效選票17293張，有效選票只多出87張，根本無法說服香港市民甚至信徒這十位委員如何充份代表基督教界別，有權選出新一屆特首。反而，今年廢票554張，白票117張，較上一屆多出491張，大幅升近4倍，可見不滿的人愈來愈多。基督教界別，特別是那些大宗派的領袖，是否有必要反思支持這小圈子選舉的意義？

是次選舉的當選的10位選委，按得票數字為司徒永富、陳世強、吳思源、李炳光、劉金勝、陳一華、唐榮敏、張洪秀美、陸幸泉及許朝英。其中5人：陳世強、吳思源、李炳光、劉金勝、張洪秀美皆為上屆選委。值得留意的是最高得票者司徒永富，以7681的高票獲選；其曾諮詢大會上表示盼望有雙普選及一人一票選特首；亦於7月之《你又點睇》節目中評論3位大熱候選人梁振英「大半年才開腔說話」、「忽然部署參選，說話才較似人話」、唐英年「笑容燦爛，沒甚傷害力」、范太「不清楚她想帶我往哪裡去」，亦言候選人實在「無乜選擇」。

其他獲選的選委則多數來自大宗派及建制派，即如指六四問題「不問真相只要寬恕」的劉金勝、「自有歷史判斷」而拒絕要求公開真相的陳世強、「當時不在香港所以不清楚」的張洪秀美；投選特首的原則是未來特首要「愛國愛港」的陸幸泉；於諮詢會上拒絕舉手支持「取消基督教小圈子功能組別」、「中共釋放維權人士」和「外傭可申請居留權」的許朝英；曾支持梁美芬參選立法會的吳思源、陳世強、張洪秀美及李炳光；指曾偉雄「感覺十分穩重，見地精闢，判斷準確」、「是一位很能幹的長官」的陳一華等。其中5個上屆選委在上次特首選舉中將票投給誰仍無人知曉。更奇怪的是，唐榮敏和陸幸泉完全缺席諮詢大會，在零諮詢的情況下獲選；而李炳光和張洪秀美則為協進會2011-2013執行委員，「自己機構辦選舉讓自己人參選」，然後自己當選。

選舉的另一個焦點是由基督路小教會提名，宣佈退選的8名回歸基督精神同盟成員。其中譚得志仍得912票、林子健得725票，其餘成員票數亦界乎500多至300多。回基盟亦曾呼籲全港市民向此選舉投廢票（在選票上寫上「貪」字），引致是次選舉比06年選舉的127張廢票多了400多張廢票。在選舉開首回基盟已表明參選的目的是反映是次「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的不合理性」，得票如此，可謂引起了一定的關注。

同時，他們亦揭露了基督教界別選委選舉的另一個不合理性：選民的界定。不論是否基督徒，市民皆可到其網站列印或填妥其刊於明報的廣告，「自備教友証」去票站投票。此舉令人更加懷疑選舉的代表性：只要「教友証」而不查問選民身分的選舉，其「基督教界別選舉」的名稱又有何意義？

有「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之稱的選舉，當然是越少選民越好。「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選舉2011」工作小组於在9月3日集思會，說定11月20日舉行投票，後來提前至10月30日，理由為選舉事務處公佈選委會宗教界界別提名期為11月8至15日。選舉的種種安排，包括候選人提名、堂會票站報名和諮詢亦顯得倉卒，諮詢大會至正式投票日不足兩星期。有參與大宗派教會的信徒，也表示對選舉毫不知情，教會建築物只有一張不顯眼的海報宣傳。然而，此短短的兩星期卻風波不斷，先有協進會執委會的委員參選，又有參選人未親身報名而獲接納，更有人質疑候選人以信徒奉獻印製文宣及廣告。如此種種爭論，加上逾三分一候選人完全缺席四場的諮詢會，可預算的選舉結果等等，這所謂的「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選舉」，似乎只是鬧劇一場。

協力：Kenny
編輯：方鈺鈞、張彩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