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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制服誘惑

阿藹 — Thu, 20 Nov 2008 21:24:52 -0800

從王寧那邊看到這些圖片，王寧笑說若由這些解放軍來解放台灣，大家可能夾到歡迎。錢烈憲把題起為制服誘惑。我覺得裡面的女同感覺更強。這裡連結兩張。pla系列圖片見這裡。

女畫家呼鳴（有她其他作品）的生平：

生于1955年10月18日北京。1970年至198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20年，在军队先后历任：广播员、图书管理员、电影放映员、俱乐部主任、文化干事，外科护士。
1975年由她遍剧的导演和绘画的　幻灯剧《奋斗》获得全军幻灯剧一等奖。
1979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3年毕业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任特级美术设计。
1981年传统中国画《天池借月》在全国青年艺术展获二等奖，并天津博物馆收藏。
1984年《八挂风筝》被中国航空博物馆收藏。
1990年出国到新西兰。学过英语，为WB公司画过卡通。
1996年参与日本当代妇女油画巡回展。
1997参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国当代妇女油画巡回展
1993年开始油画创作。
1995年建立呼鸣工作室/陈列馆。
1999年移居到澳大利亚悉尼市。
2002年悉尼《呼鸣个展》
2003年悉尼《感受中国》
2004年布里斯班个展《感受中国》》
2006墨尔本个展《雄性感受》
目前在袋鼠谷山上的工作室中继续着油画创作

致劉校長的話：明月清風本無事談朱銘的《門》及其他

梁寶 — Thu, 20 Nov 2008 20:04:45 -0800

(本文同日刊於《明報》「世紀版」。)

回覆友人問候，我道很好，就是盡量不去展覽、不寫藝評、不談藝術，生活就過得愜意。因為前衛易得，安靜難求。可惜的是就連好端端的舊作，在這城還是無法立錐。我說的當然是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裏，朱銘的《門》。何况在城市的喧鬧之間，到底是煞有介事的作品，還是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才更前衛？

唯有借舊憶舊，在此與大家分享早前到台北金山鄉朱銘美術館的回憶。

半個素人藝術家

朱銘，原名朱川泰，1938 年還是日治時代，生於苗栗通宵。通宵是個臨海的小鎮、朱家家境清貧，朱川泰是家裏第十一個孩子，只能念到國小畢業。與藝術搭上緣分，是因為15 歲那年鎮上的慈惠宮翻新，便跟隨當地的雕刻師李金川學藝。只有國小程度的朱銘，可以說是半個素人藝術家，後來竟能在國立藝術學院教學，與同樣是木匠出身的齊白石一樣傳奇。廟飾雖是民俗工藝，但要成為出色的工匠也殊不容易。除了雕工，李金川還着朱川泰學繪圖，為日後的藝術發展打好基礎。朱川泰20 歲出師自立門戶，在北部鄉鎮開設木雕工廠，本來一帆風順，惜1960 年代初不善經營而結業。正因為這個打擊，朱川泰才立志不做生意工藝人，而轉向更高層次的藝術探索。觀乎這個階段的嘗試，仍以小件居多，例如曾參與全省美展的佳作《玩沙的女孩》，工藝精湛準繩，寫實能力極強，雖不脫匠氣，然女孩低頭、不着艷色的造型，別具文藝味道。而這名低頭的女孩，正是新婚妻子陳富美女士。

朱川泰的人生轉捩點，在1968 年拜學院出身、比他年長12 年的楊英風（1926-1997）為師。楊英風先後求學於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現國立東京藝術大學）、北平輔仁大學美術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等，又曾遊學意大利，以其線條流暢、造型抽象的中國傳統文化主題不繡鋼雕塑最為著名。楊氏與香港藝壇亦甚有淵源（作品曾於1962年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國際藝術沙龍中獲獎，多次來港展出，現灣仔瑞安中心大堂亦擺放了其作品《一帆風順》）。

朱川泰投師門下，除了得名「朱銘」以外，最重要的得着就是「丟」——拋棄學成所得。這對身懷絕技的雕刻師來說，是很大的心理挑戰。經過8 年時間，朱銘又再「出師」。1976 年，在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趕上了鄉土文藝大潮（同期成名的還有素人藝術家洪通），結果一鳴驚人。例如以牛和牽牛人為題的《同心協力》，拋棄精雕細琢，轉以大刀闊斧來表現牛車動勢，粗獷的線條配合不修篇幅的斧鑿痕迹，為立體造型增添素描效果，質樸之餘又喻意深長。參觀當日，導賞員還特意解析這件作品的創作動機——鄉間以牛車載貨，然牛主人不但不體恤牛隻之苦，往往還重加鞭策，皮開肉爛之餘，牛隻不勝負荷之慘，把屎便也迫出來。不忍之情，朱銘於是強調人與牛協力同心。

70 年代台灣的鄉土之風，吹不到急促城市化的香港（當然還因為張頌仁還未代理朱銘作品）。朱銘最為香港人所熟悉的，正是這次漩渦中心的《太極》系列，而放於中大的《門》為最注目之作。基本的雕塑常識：雕是去除物料部分以得成造型的減法；塑是加添、模塑物料以得成造型的加法，木雕塑基本上就是以減法操作，不同於可以反覆修改的泥塑，創作必須即時得心應手。甚至可以說，木雕予人的原始感，一半源自

作者施之於木頭上的力量，一半則來自於木頭本身的實在感。觀乎我知道的木刻雕塑家，張義、王克平、唐景森，甚至仍時有鑿木的張氏徒弟何兆基、林嵐；唐氏徒弟馮力仁，都有寧拙勿巧、順其自然的共通點。而從年初逝世的唐景森、今年72 歲的張義、甚至我鄉居劈柴阿婆的身上，都能見到那種強韌的生命力，是日夕與木頭為伍的功夫。朱銘四十上下，為了應付雕刻的體力需要，便遵楊英風吩咐學習太極。太極順理成章成為創作題材，朱銘亦從鄉土進入更深遠的文化傳統，並走向國際。

大象無形

鄉土系列中的斧鑿刀痕，在《太極》系列（原名「功夫」）更顯出神入化，抽象與物質的緊密結合，活脫脫就是一幅立體寫意畫。太極講求無為與內在動勢，尚意不尚形。從看得見的套路到難以辨認的動勢，朱銘刀下的《太極》逐漸化繁為簡，他的說法是：「不單是刻這一招或那一招，而是走到這一招到下一招之間的演變。」（這與關良的戲曲人物不取亮相一刻而取動勢異曲同工）我第一次遇上《太極》，其實不在中大而在演藝學院，當時只覺得那些放在台座上的人仔「好型」。其後在中大6 年，每日與它擦身而過；埋身深究，可能不到5 次——然而，這不正正就是它的好處嗎——門之為門，在其虛空。它就是靜靜地待在那兒，龐大的身形（monumental scale），大到你沒有為意它是一件作品，而更像自然的一部分。它維繫起整個空間，見證着學子走向上天下地走向知識、走向世界，是圖書館與百萬大道的中介，亦即知行合一的中介。驟眼看來的木色雕塑，其實脫胎自寶麗龍（即發泡膠），經翻模鑄銅，以擺脫材質限制。所以作品遠則與山色相襯、近則可膠粒質感。二人對打，正前右方的一人蹬腳，背後看來剛成「人」字形；左方對手以雲手擋開，二人手腳之間僅有一線之差。錯折的刀痕加強動勢與速度，千鈞一髮，對打變成是此消彼長的能量流動。立在中大的這件《門》，並不是整個系列中最抽象的作品。在朱銘美術館「太極園」草坪上的《太極拱門》，有如中大這一件的快鏡重溫，肢體已不可辨，二人已連成一體。在日照之下，陰陽相生相克，點綴着整個山頭，它要刻劃的，已不是區區的銅、木或者寶麗龍，而是天地之間的虛空。

在朱銘開展《太極》系列的同時，亦在探索另一組主題——《人間》。雖然都以雕鑿為主，但人間系列卻色彩繽紛，着重表現個體意態，組合起來，還滿有故事性。例如《人間》園區中央的《傘》，十多個西裝友在雨中行行企企，神態各異。園區佈置，每一角都顯出藝術家的精心規劃，每一件作品都被安放在最合適的地方，許些還透露着老人家靜看眾生的幽默感。例如安放在本館門外的《排隊》，是一列風雨不改的遊客，指手劃腳、探頭張望；還有放在魚池中央的白天鵝、樹上的假文雀。

2006 年曾在時代廣場展出的最新人間系列，以肯肯舞娘為主題，對比起之前的《太極》系列雖顯艷俗，惟令我想起張義說過的一句話：「唔鹹濕唔係藝術家。」如果性是推動生命巡環的原始本能，七十歲老爺爺的反老玩童，情有可原。

藝術景點因加得減

我的中大時代見證着吐露港大幅填海，山明水秀雖然不再，惟是一草一木、一椅一桌、能打開的窗戶、可拾級而上的班房，仍舊實用簡樸。其後增添的許些藝術景點，不是閃閃生輝、迫入眼簾，就是與校院生活各不相干。最無厘頭的要數新亞孔子像，創校先賢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不見蹤影，卻捨近取遠地招來先秦鬼影，在水塔下畫蛇添足。唯一能發揮中大地理優點的只有天一合一池，既容人靜默沉思、山盟海誓，也成為留影景點，好讓學子各奔前程之後回顧憑欄。說也奇怪，中大草創，開山殖林，種的是台灣相思；見證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也是台灣藝術家的作品。明月清風本無事，我們的政協、于右任的外孫校長又何來拿石頭擲自己腳趾？
(本文作者1997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藝術系；2000研究院畢業，主修中國藝術史。)

圖：

太極系列 - 太極拱門
尺寸：1520×620×590 cm
年代：2001
材質：青銅
位置：台北金山鄉朱銘美術館

圖：
《同心協力》
尺寸：330×83×124 cm
年份：1997
材質：木
觀展之後回到台北，剛好是立法院選舉。到處都是國語台語拉票廣播，族群撕裂，令人黯然。

認識朱銘：http://www.juming.org.tw/

艾晓明：国家公敌或人民之友？

牧草與早稻 — Wed, 19 Nov 2008 23:05:03 -0800

国家公敌或人民之友？

—— 2008 年元旦感言

文／艾晓明

2008 年新年，由于胡佳被捕而蒙上阴影。朋友之间，新年快乐这个普通的问候语难以说出口。快乐什么呢？金燕和她刚满一月的小婴儿，一点消息也没有；失去了胡佳，她们怎么过？而胡佳被带走时，是否又蒙上了逮捕毒贩子的那种黑头罩，是否又给塞在车座之下呕吐几近窒息？他有没有带上治疗肝硬化的药物？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会不会遭受酷刑毒打？会不会遭遇彻夜车轮审讯，会不会带上几个月的铐子以至于在腿上留下淤青？更有甚者，会不会被电棍攻击身体，像郭飞雄君那样痛不欲生？

而所有这一切，我能想象的，金燕又怎么想？她还那么年轻，比我的孩子还小一岁。我甚至在梦中欲望着接近她的家，我看见了嗷嗷待哺的小女婴和阴森黯淡的楼梯。

幸而今天看到李劲松律师明天将去会见胡佳的消息，让我的忧虑略有缓解。比起持久见不到律师的嫌疑犯来说，胡佳的命运要算好的。

胡佳之被捕，让我想起佛教中以身饲虎的故事：

无数劫前，瞻部洲有一马车国王，统领小国五千。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马车国王最小太子，名大悲尊者太子。一次有老虎母子俩前来，二虎均饥渴难耐之时，母虎便欲食子。大悲尊者太子见状悲心顿起，便以树干刺穿自己，以自身鲜血供母虎舔舐。母虎喝过太子血后稍长气力，太子就又用自己身肉喂饱饿虎。以此缘故，大悲尊者太子即刻圆寂。

胡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就是故事中的大老虎，这只老虎一直在吞噬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作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学界文章、论著亦非少数。问题是，明知老虎吃人，人也只有一条生命，可不可以逃避被它吃掉的命运呢？多数人都会选择避难就易，不会像胡佳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天早上看到胡佳发出的文稿，我都要说，胡佳啊胡佳，你要承担多少苦难？你的心，要为多少人流血？以你之名，要发出多少呼号？你的挑战，能不能为自身安全留下余地？

惭愧的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因为当我想要说出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懦弱和渺小。既然我不如胡佳、金燕她们那样勇毅、纯粹，义无反顾，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敬重。老实说，我们内心的那些底线，其决定性因素，无非是利害得失，哪里是理性呢？

我只见过胡佳一次，是在2006年春在北京讨论救助农村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座谈会上。胡佳用PPT演示河南血疫的起源，展示了感染者家庭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处境。这些给我很多启发，并促使我思考艾滋病蔓延的历史。而在那次会上，胡佳表示的意见非常温和。他说 NGO组织应该特别注意，避免政治化。因为一旦被政治化之后，很多工作就无法展开，那些需要救助的感染者就更难得到帮助了。

在那次会后，很多朋友一起吃饭，我坐在胡佳旁边。得知他也爱好摄影，我们还讨论了那种用哪种软件剪辑的问题。很久之后，我知道胡佳和金燕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可惜我只在别人电脑上看过一部分，没有看完。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尽管只看了一部分，依然可以得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个伟大的纪录，它纪录的是个人生活，但呈现了时代的转折。这个转折是：个人挑战国家权力。

这部影片中基本上只有两个人，是胡佳和他的妻子；其他的人，只是一些身影，我还没有看到他们的面容；估计他们也不会接受胡佳的采访。不过，胡佳和金燕的行动被他们限制。他们跟踪、监视，执行着国家机器的使命。而影片表达着，在这样的限制下，两个年轻人有时很泰然，有时也很烦。还有的时候，金燕举起标语牌表达抗议。

在北京熙熙攘攘的大街，车来人往，一个二十三岁的小女子，举着标语牌，面对专门跟踪她，以便执行国家安全保卫使命的警车。这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具有象征意味的画面。

没有六四，没有坦克，孤胆小女子和她的标语牌，将一个人对峙国家权力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这幅画面，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是一幅堪称双赢的画面。在这一个瞬间，警察保持了克制，女子维护了尊严。

不过，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情景也有点搞笑，两个惺惺相惜的年轻人，怎至于就成了国家公敌，让一队警察开足马力。

一位朋友认为：这部影片对警察是不公平的。他们也是来自基层，甚至是底层，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拍他们满地的饭盒，翘着腿睡觉，让人们忽略了他们个人的处境。所言甚是。后来我又有机会看到李劲松律师发来的和警察面对面交谈的记录，这里可是充满了个人意见、个人风格和处境。我很希望未来中国的中学课本收入这部非虚构作品，这样他们不用去看贝克特或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就能学习黑色幽默。且看理性大度的李律师，无论怎样婉转恭谨，终是说不过咱们英勇善辨的基层警察，连个大门也出不了。究竟从何时开始，警察不再爱劲松这样的老百姓？

我个人跟警察接触有限，不过，直接间接教过的很多学生，也都去了公安机关做文职；因此，应该说，警察并不是奇怪的动物，大多也受过自由主义的人文教育。我一直不太理解，怎么后来听说和看见的从事国家安全保卫的警察（大家都简称"国保"），口碑都不怎样。不用说，我本人也做过警察的帮扶对象。这年头，国保的职业行为似乎成了人权工作者的跟班，工作方式也有很多改变。在关系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喝到公款请付的茶、咖啡，甚至得到返回原住地的车票或者要求你搭便车。只不过，一旦开始思想交流，国保的平常心比较少。就算口口声声交朋友，他有处置你的权力。这样的朋友，交起来多少有点难度。

我现在回到文章标题上，胡佳和监控他的警察冲突持续了一年多，警察代表国家监控他，他就是不服从。胡佳就这样成了国家公敌，确切地说，是这个权力机器的公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胡佳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深更半夜在网上发些消息；这些消息，加上他直言不讳的评论意见，我相信是这些构成了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可是，如果容我说句实话，我愿意说，由于胡佳的存在，这个国家，恰恰就颠覆不了了!胡佳的努力，开启了公民新闻的积极实践，给世界一个希望的窗口：有胡佳存在，谁能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没有言论自由？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从胡佳的存在就得到了突破性的体现。我不知道对胡佳来说，他是否还有言论禁忌这个概念；不管怎么说，中国媒体、网络、学界的言论自由，因为有了胡佳这样敢往火坑里跳的人，已经大大地拓展了。有了胡佳这样每天摸老虎屁股的人，学院里的自由知识分子梦里都要笑醒，还有什么话算得上更敏感的呢？

一句话，胡佳批评的现象都能改进，这个国家不仅不会被推翻，反而更要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了。

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由各方合作者，其中有国家代表（例如公安干警）、国家所有的研究机构代表（例如社科院）以及民间社会公民团体的代表（例如感染者 NGO联席会议）来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大家来调查核实一下，胡佳报导的事情，有多少是事实，这些事实的责任人是谁，他们对国家利益起到了什么作用。假如没有对事实的核查，仅仅看胡佳的批评意见，或者看胡佳的尖锐态度，那么，说句不负责任的话，胡佳不仅是肝硬化病人，而且是心律不齐、脑梗塞、极端弱智、黑灯瞎火又吃错豹子胆。这样的人，十足应该塞回娘胎里。（在上述病症中，我不能提及的是精神错乱，因为送精神病院，目前已经被纳入了某种惩戒范围，被称之为 "公开的秘密 "）。

既然胡佳已经在劫难逃，我还想交代一下，我与他惟一一次电话交流。我已经忘了胡佳为什么打电话来，因为我的电话无疑遭到监控，电子邮件我还没有看，已经被人看过，并且忘了恢复成新邮件状态。所以，我告诫亲友，各位离我远点，少废话，以免沾火星。意外中胡佳打电话来，好像是说谁要找我找不到。我赶紧借机问候金燕和他们刚出生的小宝贝，且叮嘱他，千万不要再和国保冲突，避免挨打。而胡佳却说，没什么，比我难受的人多了。像那些上访者、感染者。后来我看到齐志勇先生文章，说他们给受难的退役军人送大衣等等。

现在胡佳进去了，还有谁会给冻落街头的人送寒衣呢？那些哀哭无告的被冤屈者、受害者、遭受暴力袭击的人、那些常人不敢接触的政治犯、信仰犯的家人，还有谁，他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倾诉哀恸？暗夜里本来有几颗蜡烛，如今，敢于闪亮的蜡烛就要给掐灭了。

从拘留、律师介入到判决，还有一段程序要走。诸位律师代理人，发不出高律师的消息、拦不住郭飞雄受酷刑、捞不出陈光诚，在胡佳颠覆国家案上，他们的作为能有多少？我本人不报乐观态度，但我知道有几个事实无法改变：

无论胡佳被判多少年，他的信念不会改变。而且，由于他卓越的、受过良好人权教育的妻子，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依然会传遍全世界。

无论辩护是否会减轻施加于胡佳的刑罚，律师努力的价值不会改变，他们的作为，将为公民的人权保护，积累重要文本和经验。

无论还将有多少人权工作者被消除声音，苦难和危机不会因此消失，却反而会更其加剧。

对于监控胡佳的专班警察来说，他们艰巨的执勤终于结束，可以换班了。然而，一年、两年、三年，或者十年、二十年，面对历史的大趋势，还会有多少公民会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锻炼成为人权工作者？君不见，"维权"这个词，刚开始是被权威部门作为负面词语使用的，不到两年期间，维权已经堂而皇之成为许多媒体采用的关键词，堂堂正正进入公民话语领域。人民可以改变词语，人民也在创造历史。

还有，中国政府既然在国际社会签署了联合国人权体系中最重要的公约之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它有责任、有义务创造条件，在国内批准执行这一公约，它还要接受比胡佳的约束力更大的国际社会的监督。

说到底，作为非暴力地、在法律框架之内倡导公民权利的胡佳之流，如果能够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这是实现中国对世界承诺的标志，是中国法律进步的标志，也是中国的执政党有能力包容异己，从善如流的标志。

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胡佳是民族英雄，不是说胡佳没有缺点或者我赞成他所有的政治观点。我不需要认同胡佳来写这篇文章，也不需要自己是党的领导干部才来反对双规中发生的酷刑。我尤其赞成李律师的观点，对于中国，胡佳是 13亿分之一，对于家庭，胡佳是全部。既然胡佳已经操劳过度，承受了太多的苦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大家来分担他个人的痛苦？我在心里算过一个帐：

假如，胡佳要判10年，那是120个月，如果有 120个人愿意分担，每人入监1个月。

假如有1200人分担，每人入监大概是3天。

假如由政府部门来做一个民意调查，会发现，愿意分担胡佳痛苦的，可能超过120人、 1200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将有助于胡佳的审判公正。

民意调查还可以考察：释放胡佳，能够为政府带来什么效益；在多大程度上，能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支持、增强中国作为人权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促进 2008的和谐奥运？

作为一个国家，消灭胡佳易如踩死一只蚂蚁；同理，作为一个国家，保护胡佳则意味着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每一个公民，意味着他们都不一样，有的温和、有的激进，有的喜甜，有的爱酸，还有的同性相吸。胡佳是许多受苦人的朋友，国家没必要以人民之友为敌。

我的新年感言：化敌为友，铸剑为犁。

本文原址：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08/01/blog-post_2570.html（《新世紀》）

雷曼迷債──還說沒有官商勾結？

小狼 — Wed, 19 Nov 2008 12:09:27 -0800

　回歸以來，大家都眼看着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情況日趨嚴重。當然，從法律條文裏，我們難以控告政府得席。然而，種種的事實，大家自然看到。

　今天，雷曼迷債之事，大型銀行欺騙了大批市民。立法會要成立專案小組調查，「身有屎」的銀行家當然不想被查，於是大說什麼「查我的話，會影響賠償、調解進度，損害小市民利益」這類荒謬藉口。

　問題是，我們的特區政府，竟然與騙子銀行一起，說一模一樣的藉口，企圖說服議員不要調查。

　立會通過了成立調查小組，當然有機會傳召政府官員，這些官員可能會因其監官失職而被譴責。但，政府的天職，本來就是保護人民、保守整個社會的福祉。現在特區政府的官員，不守好自己的責任，要立會代勞，已是大錯，受到譴責也天經地義。

　然而，他們現在不但不知自己錯了什麼，厲行對騙子銀行的追查、懲罰，而且還蛇鼠一窩，與騙子站在同一陣線，與騙子說着同一番話，企圖阻撓立會的調查。若這樣還不算是官商勾結，那麼又應算是什麼？眾官員，答我吧！

淫審諮詢：孝2.0 VS 性權

阿藹 — Wed, 19 Nov 2008 07:16:27 -0800

今天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將討論淫審條例，很多團體都提交了意見書，逐一細看，這裡整理一下閱讀時的「驚」與「喜」。

觀乎一眾意見書，最嚇人的不是來自婦聯或明光社的建議，而是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的 Filter 2.0，協會把它稱為 FiLial 2.0 (pdf) 全寫為 Filter List ally，意即過濾名單聯盟，而其所謂的簡寫 filial 意思是「孝」。

Filter 2.0／孝2.0

這個諮詢原本的焦點是淫審制度的改革和條例的修訂，ISP於意見的前段以成本問題反對伺服器一端的審查，接著七成的內容則在推鎖這個 Filial 2.0的構思。

一直以來，對過濾系統的質疑，除了是觸犯事前審查的界線，更大的爭議是黑名單的來源，而 ISP 商會的建議，是建立一個技術的機制，於私人領域去製造一系列的網站黑名單，再透過非政府團體，到學校和家庭安裝。其實若有公司覺得這是一個商機，要投資推動，亦無法阻止，只能在消費者的層次去監察、搞杯葛、唱衰該公司，但商會的建議，似乎要政府去承擔系統的費用，還開了一張為期四年報價單：二千四百多萬。

在計畫議案中，它巨細無遺地描寫用戶如何提交名單，如何翻看電腦瀏灠的記錄，但卻沒有提到如何防止錯誤封殺？如何公開透明？上訴機制如何運作？從意見書看，對於商會來說，過濾是一個成本、成效的問題，道德是一個市場，政府是一個財主，人權與自由，尤其是青年的自主空間問題，則完全缺席！

若 ISP 開出這樣的報價單，我建議人權和青年團體就開出另一張報價單，以保障人權的角度，搞一個技術去監察是否有濫用的情況。若政府要批錢比 filial 2.0 則亦要撥款於監察的機制。

進步女性主義的缺席

另一個令我不安的地方是進步女性觀點的缺席。以女性主義作字頭的新婦女協進會看來會派代表出席，但未看到她們的意見書，而代表婦女聲音的是工聯會婦女委員會和婦聯。兩會都強調要增加女性委員和加強懲罰（差點沒提議要把蘋果東方的老闆關進監獄）。以下是一些節錄：

工聯婦委(pdf)：「媒體負責人亦應負起個人刑責，判處監禁(包括緩刑)，以起阻嚇作用；」「為能更全面保障女性的個人私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和政府有關部門應同時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並修改當中的漏洞，對「個人私隱資料」的保護擴展至保護「個人私隱」之上，刑事化無理、蓄意侵犯私隱的行為。」

婦聯(pdf)：「必須有代表擔任審裁委員，而女性代表的比例應佔５０﹪或以上，使審裁處更能後婦女角度和家長思維審查和裁決物品評級。」
「我們認為在保障資訊流通及言論自由的前提下，與網絡供應商商議，盡早訂立管制淫褻圖文在互聯網流傳的有效方案，如加設過濾軟件。」

不知婦進女性主義者如何回應「女性代表的比例應佔５０﹪或以上」，大概感到欣喜吧，這不是過去幾年女性主義平權運動為「她」打開的空間嗎？看葉劉每次公開講話都以嬌美的聲線「你做咩蝦我呢個小女人？」女性主義在香港落地生根廿年了，但卻停留在性別主流化的論述，進入諮詢架構，但最後「女人」變成了一個政治籌碼，所謂的進步女性主義，哪裡去了？

青年的缺席

青年越來越成為被管治的對像，強制驗毒、淫審等制度均針對青年人，而為了「保護」青年，侵犯他們的私隱、翻查他們的抽屉變得理所當然，可是青年的定義卻越來越「老」，以前十二、三歲是青少年了，法例也是十六歲可以有性行為（聽說負責淫審諮詢的蘇錦樑一直以為十八歲才是合法年齡），但保守派卻把十幾廿歲的大學生視為心智不成熟的人，連大學學生報都要審。

青年的形象被突破等陽光形象壟斷，這也是殖民地於六七暴動後，為了規訓青年而透過社工和宗教力量而製造出來的。結果，與這形象相違的隱青、ontaku、獨男放女均被視為不正常，要被輔導糾正。

令人欣慰的是學聯和幾大學生會（港大、中大和浸會）均有簽名出席會議，只可惜學聯的意見(pdf)沒有回應青年規管的問題，重申青年要有人權。

性權

另一個令人欣喜的意見來自家計會(pdf)，除了反對強制過濾外，它還提出了性權的立場，雖然平不基進，但最少強調色情資訊不應被禁：

「若然政府要花去大量資源及時間加強監管和執法行動，不如考慮成立性教育或傳媒教育委員會，由教育界、新聞界、志願團體、青少年服務機構或家長等社會人士組成，共同倡議在學校推行性教育以及傳媒教育的整體策略」

「在一個開明的社會裡，維護公眾道德和保護兒童及青少年之餘，成年人接觸情色資訊的權利也須予以尊重。」

LibertarianHK 則從一個自由派的角度提出色情資訊不應被禁，它以「限制級別」來取代「不雅」，以「禁制級別」取代「淫褻」，並指出只有造成實質傷害的物件才應「受禁」，而不應以道德準則來判別：

「我們認為道德、風化、「是否有利於科學、文學、藝術、學術或大眾關注的其他事項」等，均不足以構成對物品實施禁制的理由。只有當物品對他人造成實質傷害，或非常有可能直接及即時導致接觸該物品的人對他人作出傷害，方可構成禁制物品發布的理由。」

對性權提出最基進的立場，則來自同志團體，香港十分一會（他們的意見未放上網，但於電郵流通）。

「十分一會認為商務及經濟局發表的《齊享健康資訊：請參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文件已經預設立場。檢討文件正標題為「齊享健康資訊」，暗示色情本質上是不健康、有害而無益的。然而，色情品在古今中外的文化裡都能找到，而且往往是男女老少滿足性慾、學習性愛技巧、開發身體感覺的重要途徑。對很多人而言，獲取色情是整全的性心理和性生理健康的重要環節。從一開始便把色情定義為「不健康」、「毫無價值」的資訊，本身就是一種無知和文化偏見。」

「色情作為一種可以有利健康的資訊，受《基本法》和《人權法案》中有關資訊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保障，任何對色情資訊的製作、流通與獲取而施加的限制，必需基於強而有力的科學實證而非文化偏見，更不可訴諸個人的情感好惡。因此，色情管制不是一項道德議題，而是一項人權議題。」

「十分一會強烈要求取消第三類「淫褻」物品的分類。現行法例規定被評級為第三類別的物品一律禁止出版。我們認為禁止出版比規管物品的出版方式對《基本法》賦予的資訊流通自由的侵害更加嚴重，在沒有證據證明物品會構成實際和嚴重的傷害時，政府和法律均不應介入私人喜好。。。。另外，「不雅」針對的對象是18歲以下人士，但「淫褻」則針對所有人，包括成人。這無疑是政府粗暴介入成人的私隱權，取替成年人做獨立的道德判斷。」

網絡聲音

獨媒的意見書見：談談情說說性：共創自由開放包容的社會；另一份代表網絡力量的意見書是由 hkstandup.com 提出，基本要求是反對任何形式的 p2p 監控。其他意見書中文見，英文見。

政府即將舉行多場公眾論壇，有時間請出席：

一) 港島區公眾論壇
日期： 2008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晚上 7 時開始登記及安排入座）
地點：香港跑馬地黃泥涌道 133 號禮頓山社區會堂

(二) 新界區公眾論壇
日期： 2008 年 12 月 8 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晚上 7 時開始登記及安排入座）
地點：新界沙田源禾路 1 號沙田大會堂

(三) 九龍區公眾論壇
日期： 2009 年 1 月 16 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晚上 7 時開始登記及安排入座）
地點：九龍尖沙咀梳士巴利道 10 號香港太空館

轉載：續宋莊事件：走向“广场”的道 ——写在宋庄袭击艺术家事件之后

梁寶 — Mon, 17 Nov 2008 19:50:57 -0800

王楚禹
2008年11月8日下午13点左右 "广场"行为艺术工作坊开放展在宋庄小堡文化广场进行活动时,被一群不愿透漏身份的人的粗暴干涉,抢夺艺术家的相机摄像机.报警后，警方在小堡村委员会办公室处理调解此事时,一伙人再次冲击正在广场做行为的艺术家,警察未再干涉,导致此次活动被迫停止。至今，我们没有得到警方任何关于处理结果的回复。

11月9号，遭遇袭击未能在广场顺利完成的"广场"行为艺术工作坊开放展不得不移至宋庄潮白河边，一些艺术家因为场地的变化而放弃作品，在忍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同时，9位艺术家仍然坚持在那里安静的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艺术家相西石在11月9号我们在潮白河开始做作品的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实施了自己的作品《我很害怕》，艺术家林兵到通州运河文化广场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他们二人走入另外的广场。

事件发生后，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展人，我想有必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事件的前因以及参与艺术家们的整体思路。在此，我要谈谈“广场”行为艺术工作坊开放展的形成。

“广场”行为艺术工作坊是由我发起，成立于2007年12月，每个月10日工作一次，艺术家陈牧、张义旺参与了组织工作。张义旺为工作坊命名“广场”，其含义是根据古希腊雅典广场的自由表达各自观点的文化象征。他将伏尔泰的名言：“对于您的话，我永远不会同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力”作为“广场”含义的核心，既表达的自由权力。

建立行为艺术的工作坊，是艺术家们感觉到行为艺术的语言需要讨论，根据西方同行们的经验，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做即兴作品，然后探讨语言形式的表达问题是最有效果的办法。行为艺术家都居住在这个区域，碰头聚会也比较方便。我们将工作坊的发展方向定在对行为艺术语言、表达形式的讨论范围，不涉及任何思想及观念问题，我们认为，艺术家个人的思想观念是自由的，也是个体来思考的，重要的是，无论怎么样的观念思想，行为艺术语言作为形式载体是我们大家都不得不面对共性话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一个可以工作的氛围和习惯。经过大家的沟通，张义旺起草了工作坊的宗旨和目的。全文摘录如下：

广场工作坊由艺术家王楚禹发起的。由艺术家陈牧、王楚禹、张义旺负责组织工作。于2007年12月10号开始第一次工作,工作坊每月十号定为工作时间。地点以宋庄区域为主。其主旨在于推动行为艺术发展；探讨行为艺术语言、思想；开拓参与者思维模式以及艺术家之间、艺术家与观众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在相应环境下相互沟通、启发、刺激从而达到消除心理阻障获得艺术创作与观赏上心智的自由释放。这种工作形式中充满了偶发性的行为作品，不可预计的话题，相对坦诚的思想交流。每次邀请不同的艺术家主持。每次根据主持者的考虑将设定或不设定主题进行。（艺术国际网站有“广场行为艺术工作坊”命名的博客，里边发表了工作坊所有资料）

工作坊在过去的一年中开展了12次工作，基本是按照我们的宗旨进行，虽然举步为坚，工作方式的观点也分歧重重，但大家没有停止的坚持了下来。其中，我们有过一次带有主题性的公开表演是2008年8月10号在宋庄小堡文化广场，这次是关于“奥运”主题——“身体与身体”，切入的思考是运动员的身体运用和行为艺术家的身体运用。每个参加工作坊的艺术家都拿出了完整的作品。这次在广场的活动，没有遭到袭击和制止，只有一个戴墨镜的男子拦住我，问我是不是叫王楚禹，我说是，他就让我解散艺术家，我要求其出示工作证被拒绝后，我说这是公共场所，我无权解散任何人，你不出示工作证件，你也无权解散？这个男子离开，活动顺利进行了。

2008年9月15日的一次艺术家聚会中，大家谈到工作坊已经12期，正好一年，是否可以做一次公开的展览，也算是一个总结。提及公开展览，我内心很是复杂，也特别没底气。大家提到是否可以象“奥运”那次一样在小堡广场做。我觉得也很合适，也体现我们“广场”的概念，如果行为艺术能走向广场，不论是对行为艺术本身，还是公众对行为艺术的某种不良看法都是一种很好的实验。而且，走向广场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不论发生什么都有其行为艺术语言形式上的意义。而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高层面的问题，就是对关于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争取。表达和言论的自由这个问题在中国就已经超出了行为艺术乃至艺术本身的范畴，因为我们的社会是这些自由的荒漠。但在艺术实践过程中，艺术家作为人类的一个社会角色，天经地义的承担着人类对于美、公正、自由、真理等美好事物的本质追求和表现，这不光是艺术家个人理想诉求，也是对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一种责任承担。就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这么说，对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的争取是现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素质。也表明艺术家成其为艺术家的一个根本社会特征。

这样，我们开始讨论这个展览的必要性和日程了。我们知道有被制止的可能，我们在展览之前与艺术家讨论过，如果有制止，艺术家个人决定是否继续完成作品或是放弃。即便如此，我内心仍然矛盾重重。一则，我不希望艺术家们付出太大代价。另一方面，从现实操作的角度看，我们要做行为艺术展实际上也没有其它空间的选择。不和政府机构合作的话，宋庄的任何美术馆、机构、场地都会向我们关闭。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在潮白河、郊区树林里都做过行为艺术活动。小堡广场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宋庄行为艺术家们对审查的抵抗不是从这次开始的，我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从2006年底开始，我在宋庄的经历。

2006年12月，我被上上美术馆邀请策划其《宋庄制造》的行为艺术部分，遭遇艺术促进会的审查，几个艺术家的作品不能参加，我和他们交涉没有成功。那么，我就要做出选择，合作还是抵抗呢？我选择了不抵抗，但也不合作，我自己退出了策展，也就是说我拒绝策划一个遭受审查的展览。而结果，行为艺术家们也都全部退出了该展览，为了表示对审查的反抗态度，影像部分的艺术家还有几位画家也都宣布退出了。（详情参见笔者博客里的文章《我们为何退出“宋庄制造”展》）。这之后，艺术家们举办了两个活动，一个是空白画布展览，整个展厅悬挂的都是只有艺术家签名的空白画布。这个展览举办过几次了，由艺术家们自发组织，不设策展人，每次都会因为发生审查作品或查封展览事件而做，是一种用艺术方式来抗议的展览形式。另一个是我与同时退出的影像单元策展人冯兮共同组织的，是所有退出《宋庄制造》展的艺术家的展览。找了个宋庄的郊外工作室，那个地方叫鸭场，展览就命名为“鸭场艺术展”。

2007年6月，我策划了“六月联合”行为艺术交流营活动，对于这个展览，我的想法是希望宋庄的行为艺术得到一次全面开放，邀请了很多外地艺术家来到宋庄进行交流居住，活动开始之前，艺术促进会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是要求我通过他们的审查来做这个活动，我拒绝了，后来他们就说要上报，警察就打电话来，说要认识认识我，在被我拒绝后，一位艺术家朋友提供给我们用的自己私人的工作室遭到各方面的威胁而不能使用。（详情参见笔者博客《六月联合展览实录》）。后来的情况众所周知，这个展览在大量警察的监视下坚持六天也顺利完成了。

“六月联合”展览以后，我自己做了认真的思考，我们没有偏离艺术的自身规律做了活动，捍卫了公民基本表达自由的权力，但却严重干扰了一个活动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家作品的完成和完整。活动总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对艺术的注意力往往被强烈的对抗色彩所替代。这让人不安。虽然这是个很大的矛盾，但我还是希望在不违背文化态度的前提下尽量避免这样的对抗。于是，我们组建了“广场”行为艺术工作坊。在工作坊的过程中，对语言、作品结构的讨论进行了一年。地点都是临时找的私人场所。虽然游弋不定，观众很少，但半公开的形式保护着一个安静的学术讨论的氛围。

这次活动的场地问题，我们的确很头疼，我们不能象半公开的工作坊形式到潮白河边或者小树林。我们考虑了各种因素还是将活动选择在宋庄的广场。由于以前我们的展览出现的问题，让我们选择广场增添很大压力。

宋庄艺术区从艺术区建立以来，审查和禁止作品展出的事件屡次发生，当然，这不是地方特征或宋庄艺术区特征。798现在也同样在威权审查的管理之下，不断听说有艺术家的作品被禁止展出。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情”。所以，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和艺术促进会的合作实际上就是和国家权力的合作，因为，虽然艺术促进会是民间机构，但它隶属宋庄镇政府。性质上是彻底违背了艺术原则的，拒绝与审查机构合作也依然是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操守。

另外一点就是对潜规则的拒绝，不断的不合作、不打招呼做活动，也同样给地方政府的权力尊严带来损害。直白的说就是不给权力“面子”。而潜规则同样不是艺术规律能容忍的规则，艺术必须坚持其自主、独立、坦白、真实的表现和发展。不论它遭遇到什么都是艺术本身功能的一种发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潜规则的恶习贻害几千年，是文明发展的首要天敌，现代性的艺术家必须反对它。更不要说合作了。

我们希望政府能为艺术管理立法，我们希望明文规定艺术活动的规则。798艺术区和宋庄艺术区都可以建立其艺术区的地方法规，只要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大家按照规章办事也可以。去年宋庄艺术区政府出台了艺术家的创作规定，荒唐无比，严重违背了宪法精神和中国基本的文化政策。根本立不起来，我和艺术家陈牧曾走上街头反对过。如果没有这样的法规，我们就只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来做艺术活动。我们这些行为艺术家已经遭遇了很多次关于表达自由的对抗。这种反抗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看重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个体人的尊严。艺术界也众所周知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在中国的环境下，即要做艺术，又要保持对艺术本身的尊重，就要考虑策略。但策略是什么？中国的各种资源都没有妥协和谈判的空间，基本是政治与商业共谋下产生的一种威权，要么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一方面，艺术家本身要坚持一个基本的态度：艺术家的创作不接受任何国家体制、政治权力、集团、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的任何形式的审查和干预。而且，基于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与角色所赋予的公众信誉，艺术家也有义务对于权力侵犯的社会性意义进行艺术方式的行动、创作、发表观点、讨论和思考。这是人类总体上对艺术意义的要求和准则。但在中国现在的状况下，这是个太奢侈的理想。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了近30年，对艺术自由表达权力的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参见笔者文章《要言论自由，要艺术自由》）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不要说是艺术的表达自由，就《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力往往也是个空壳，何况一个依靠地方行政权力建构起来的艺术区呢？我们可以明确的说，这样的艺术区一定是为地方机构的利益为主导的，为其上面的权力上层建筑服务的。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这个基本态度与艺术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系的，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那就是关乎整体文明的发展问题，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样是艺术家不能回避的话题和命题。也是中国真正迈入现代文明的第一步，而这第一步仍然遥遥无期。而面对这样的境况，艺术家有天经地义的承担责任。

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众所周知，其核心被市场主导着，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本身有什么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是偶然的和非常规的。是被政治权力参与的市场。艺术家对艺术市场背后的政治权力的支持都是知情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仍然是间接的与政治权力的默契，它的发展仍然无法独立自主。艺术“偶然”的繁荣景象是不可靠的，“偶然现象”无法使艺术得到持续的高质量的推进。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根本问题所在。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无法获得社会公众对艺术信念的信任基础。这也是中国艺术的发展是依靠偶然性而无法进入艺术发展静态轨道的原因。很多艺术活动和推动艺术发展的计划可能都需要国家认可、默许和支持才能实现，但国家只支持对自己权力有益的计划，国家机构不支持批判其自身权力结构的艺术是很正常的。任何国家的权力、组织和机构，基本都是这样。而这样，艺术的自主发展就停止了吗？没有，艺术能在今天得到人类社会广泛的认可都是历史中艺术家自身根据自由意志的原则和规律努力创造所得。绝不是某个权力组织施舍的结果。国家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原则，不论是那个国家。这个原则都是对艺术的自由意志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威胁。不合作就是艺术家唯一的选择。我们需要的是能在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国家里让自己来承担自己的良知。这是艺术家不可推卸的社会性责任。

所以，11月8号的事件，就其根本来说，这个事件的性质依然是自由意志与威权的矛盾，艺术家的遭遇就是中国社会民众自由意志的整体遭遇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二者割裂开来。是个老问题的新形式，这些村民不论是哪个权力机构所指使都不重要。幕后指使者已经找不到理由来阻止艺术家的合法行为，更不敢出来承担非法骚扰公民权力的责任，才出此下策！我们发表了要求司法公正处理这个事件的声明，这个声明同样是艺术家必须的要为社会承担责任的象征性声明，它象征我们不放弃对权利的捍卫，对司法腐败的明确立场！但我们得不到警方公正处理是中国类似事件的“常态”。而这个“常态”就是我们要在文化层面不断追究的问题。今年我们社会的司法状况尤其惨烈。正所谓“国情”。如果按社会维权事件来看，与社会中众多的司法不公正造成的悲惨事件相比，这件事对当事人的伤害又何足挂齿？事件的现实发展结果与艺术态度本身已经分离。

当这个展览演变为一个事件的时候。艺术的表现力是自然的生成了一种提醒和警告的结果：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创作自由和表达自由。而对于这个事件的责任追究，完全不是艺术家最终的目的，因为艺术家的“态度”本身让艺术表达的任何形式都变的成立。偶然性事件已经让艺术本身关注的问题必然的完成了，艺术可以借助这个事件，将事件作为一个形式来讨论它的文化意义。这种态度和认识方式本身就已经从社会事件中脱离出来。有借助的策略，也有艺术本身担负的责任。这些在广场与威权指使的流氓和不法分子抗争的艺术家就完成了他们的艺术本身。艺术家陈牧和张义旺在我被警方带走询问的时候，仍然坚决的继续延续展览的进行，要完成自己的作品，依旧被暴徒制止，他们展现出的个人意志，通过行为艺术作品的身体语言，将“身体”赤裸裸的呈现在一个不可预测的现实暴力环境之中。

虽然，我们的损失了一次在广场自由表达艺术的机会，但我们又一次为社会公众的获得了一个没有表达自由的社会现实的真相，以及这个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公众讨论。正如这些年，中国艺术为表达自由争取过程中的每一个事件一样具有历史的积累。有了历史积累就有着它文化意义的未来。因为它揭示着艺术环境的现实状况。而艺术环境的状况就是这个国家历史的烙印。不可磨灭！

这个事件不是偶然事件，它有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我们从来没有乐观的看待未来，但我们也毫不犹豫的相信未来。我们也深切的知道，对艺术表达自由的争取和捍卫将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也长期存在于中国的艺术发展之中，虽然通往“广场”的路非常的漫长，甚至超过我们个人生命之路的长度，但走向“广场”，依然是我们这些不断抗争的艺术家们的梦想。我们将再次从头再来！

王楚禹 2008年11月16日星期日凌晨于隐峰院

《市集人味》攝影展

梁寶 — Mon, 17 Nov 2008 19:32:31 -0800

市集的出現，全因為人的聚集，人們居住、生活、買賣，成行成市。能夠成為百年市集，居民生活的聚集和投入成為其維持百年生活的泉源。

中環嘉咸街露天市集包括嘉咸街、卑利街及結志街一帶的街檔與鋪頭。人們在街道中，佈滿色彩繽紛的傘子下的狹小通道內，穿梭買賣，日出日入，構成都市中色彩斑爛的激流。只要有人，街市才活。

《市集人味》是《光影作用》在嘉咸街露天市集的第二期攝影行動。在四月份第一期的《市集人味》攝影行動中，以“取”與“捨”的本質作為一種對市集人與物及拍攝的互動誘因。在現場拍攝的成員不但鼓勵小販使用成員安排的相機為成員拍照及合照，並將所拍得的影像現場打印及互相簽名留念，對市集內的人與物表示尊重。

第二期的《市集人味》把範圍擴大至社區層面。在商販與攝影師的互相尊重關係以外，讓社區所有人見証市集的人性層面。當中包括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到以市集為核心所形成的社區，見證居民的活動對社區形成的重要。在現今唯樓價利益是圖的香港重建浪潮下，第二期的《市集人味》攝影展希望能將作品與大眾分享，讓所有人知道我們應該對市民多年以來所建立的社區尊重之重要性。

展覽將會展出多位攝影師在第一期攝影行動中與街坊互動的作品，加上中學生們對市集感覺的作品，透過拼貼把市集的人、事、物拼合成一獨立作品，同場並會各自展出每位攝影師個人對市集的觀感。務求與街坊及觀眾一同分享市集獨有的人物氣息，體驗從人情當中建立的市集原味。

日期：由即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時間：星期一至日上午七時至下午五時
地點：中環結志街28號海運茶冰廳
參與攝影師：朱迅，許行一，李永倫，李志成，李緯綸，梁仕昌，
伍偉昌，廖慧怡與她的學生(陳浩軒，陳燕珊，黃加頌)

市集攝影分享會：
日期：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廿九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五至七時
地點：中環結志街28號海運茶冰廳
聯絡人：李永倫 Arnold Lee Wing Lun
電話： 94002159
電郵：arnoldle@mail.com

"People in Street Market" Photo Exhibition

Market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buy and sell. Its existence is based on the lives of people. People gathers, for their living, buy and sell, thus formed a market and people living around. The Central Graham/Peel Street Open Market is developed since a hundred year ago, which is a living history of people’s living in Hong Kong.

Shops, street stalls, residential areas, and recent years’ development of SOHO are all living components of the street market. As people living in the area, the market lives.

People in Street Market photo exhibition is the second phrase of photo action done by Photosynthesis. In the first phrase, Photosynthesis took photos for vendors from the street market as documentary and giving back photos for them as sharing action to show our care and concern for the town plan development related to the street market, which may have irreversible destruction to the historic street market of the district if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 The action of taking and giving back photos to vendors are all for showing our respect to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market.

In the second phrase of action, members of Photosynthesis show the entire photo works taken from these years in the market, including the phrase one photo action works, in order to share the care and concer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future of the street market with the community in a local style of tea restaurant, for raising more consideration over the issue. With photo wall sharing from secondary students, individual photographers’ installation and photo works, we would like to show our respect to the people in the market, and let the community feel and share the real taste of market, that is the love bounded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Date: From now till 18 Dec 2008
Time: 7:00am-5:00pm (Mon-Sun)
Venue: No. 28 Gage Street, Hoi Wan Restaurant

Participated artists/photographers:
Arnold Lee, Birdy Chu, Birdy Lee, Ronald Leung, Stanley Ng, Winfred Li,
Yvette Hui, Ceci Liu & her students (Chan Ho Hin, Chan Yin Shan and
Wong Ka Chung)

Sharing session:
Date: 29 Nov 2008 (Sat)
Time: 5:00-7:00pm
Venue: No. 28 Gage Street, Hoi Wan Restaurant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Arnold Lee Wing Lun:
Mobile: 94002159
Email: arnoldle@mail.com

誰要維護無王管的詐騙藩國？

小狼 — Mon, 17 Nov 2008 18:33:31 -0800

　本應數天前寫的文章，因為自己的身體太累，時間太缺乏，現在才能執筆。

　話說數天前，朝早，上班的時候，在小巴上聽到一小段的電台節目。主持的聲線，好像是一向高舉美國右派式那種極端資本主義的香樹輝。談話的內容，與本港銀行銷售雷曼迷債的事有關。

　那天的新聞，是立法會將通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雷曼迷你債券事件。那名疑似香樹輝，就在節目中不斷說這調查會嚴重影響銀行業。他把調查描述成因政治力角、政治利益而存在，質問議員有什麼政治動機和居心，認為銀行業是調查中的受害者。

　疑似香樹輝又以知情人士的口吻，聲稱銀行業的運作將在調查中被嚴重影響，若還要銀行盡速處理回購和賠償，則只是妄想。疑似香樹輝又聲稱，若有真正欺騙的事，銀行都必會主動作調解、賠償，並多番引用中銀賠償的一個案例，但他又再三強調那些個案僅屬個別事件。

　只是小巴上的數分鐘，疑似香樹輝所說的東西，就經已顛倒整個事實。

　首先，中銀那個個案，絕對不是主動調解、賠償。個案中的受騙者，本來是得到甘乃威議員的協助，準備入稟法院控告銀行的。銀行的賠償，只是自知「身有屎」，避免了在法庭上遭受裁決。而且，那個只是冰山中的一小角，連日的新聞裏，可以看到許多苦主，特別是有一定年紀的，的確受銀行職員的欺詐、說謊、不如實的描述，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令棺材本變成雷曼迷債。

　這些活生生的受害者，鐵錚錚的事實，疑似香樹輝真的看不到？還是他的基本良知早已盲了，被一些他迷信的「邪教」教條打倒了？

　況且，在遠遠未有立會調查時，我們可曾看到銀行有心賠償給受騙者？別忘記，銀行業界的什麼回購方案，是因為曾蔭權政府敵不過來自市民的洶湧壓行，迫不得已血銀行界施壓，方產生出來的。但這樣由政府催生出來的回購方案，還居然可以聲稱什麼雷曼票據已是「零價值」，回購價格為零元。看！未有立會調查時，銀行業界就會去調解、賠償嗎？！疑似香樹輝，答！！

　由此可見，有沒有立會調查，根本不影響銀行業的賠償──它們都是欺騙了人後不肯負責。現在聲稱會什麼影響賠償或回購的處理進度，純粹只是找藉口，企圖蠱惑對事件沒仔細了解的人，把自己的責任推卸到別人頭上。而且更是倒果為因──是因為你騙人，人家才不得已要查你！

　這情況與一個偷了同學錢包的學生，面對着要搜他書包的班長時吼哮道：「你搜的話，就影響了我的運作，拖慢了我向失主調解賠償，影響失主的利益！」完全無分別。班長不搜他書包，這只會縱容他繼續逍遙法外，真正損害了失主利益，更會鼓勵其他人模仿偷竊者。

　高舉美國右派式那種極端資本主義的人，一直都以一些迷信式的教條，以某個他們人為地建構出來的「神」級東西之論述，去把華爾街中那些巨富行業，劃成無王管的藩國，並極力聲稱有關監管勢力是不應、不能管它們的。他們在這獨立藩國裏，隻手遮天，大×晒，許多偷呃拐騙的真實個案，堆積如山。而今天，他們所發表的一切論調，目的都是企圖繼續維護這些藩國的「無王管」狀態──不是嗎？

　面對這種違反公理、踐踏個人的藩國，我們豈能任由它們繼續無法無天？！面對那些像疑似香樹輝般扭曲客觀、證據充份的事實之人，我們豈能默不作聲？！

轉貼：北京宋莊藝術家被襲

梁寶 — Sun, 16 Nov 2008 06:48:47 -0800

宋庄不名身份者袭击艺术家事件

2008年11月8日下午，由我策划的广场行为艺术活动在宋庄镇小堡广场开始进行，大概13点左右，一位日本艺术家（由于此事件的影响，该艺术家不愿透漏自己的姓名）在广场北边开始自己的作品《延长100米》，她平躺地面，有一名助手用新闻报纸为她辫100米长的Ò报纸辫子Ó。

大约五分钟后，一群不名身份的人突然出现，声称让艺术家马上停止并离开，这是他们的地盘。并开始粗暴的抢夺在场艺术家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人用脚踢躺在地上的日本艺术家，并开始阻止我拍摄，将我的摄像机抢走，随后被其他艺术家一起抢回。我冲上去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回答说是小堡村的人，其中一人声称自己是该广场的管理者，当我要求其出示执法证件未果，问他们的姓名都没有人敢透漏。他们只动手不断的推我。日本艺术家的摄像机被强行取走摄像机内的储存盘。同时，至少三名不名身份者围住前来为艺术家拍摄照片的朱晔，抢夺其相机，朱晔愤怒的大喊引起我的注意前去帮助，扣开几个人的手，夺回相机。这时，台湾的艺术家林其蔚又遭到围攻，抢夺他的摄像机，林其蔚蹲在地上，怀里抱着自己的摄像机，至少三名不名身份者在扣林的紧抓摄象机的手指。我再次冲过去帮林其蔚保护机器。那几个人见我不断阻止他们的行为，便再次将我围住，为首的两个人一再声称这里是他们的地方，让我滚蛋，我是小堡村不受欢迎的人。这群人开始轮换着粗暴的将我向广场南边推。其他的一些人继续抢夺艺术家的记录设备。我声称要报警，其中一人指着我嚣张的说Ò报，快报警吧Ó。然后继续将我向广场外推，一直推出200米左右，为了避免发生对艺术家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我报了警，我告诉警方，宋庄小堡广场发生抢劫事件。

警察大约在十分钟后来到现场，并没有做全面的问讯调查，只将一名施暴者（似乎是这群不名身份者的代表）带离现场，因为日本艺术家极力要求警察追回她的摄像机存储盘，我是报案人，我们三人被警察指使到广场对面的小堡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进行处理。

在小堡村委会里，警察为我做笔录问讯，同时来的有那位日本艺术家、艺术家麦子（刘小战）、后来又有台湾艺术家林其蔚。还有一位艺术家（本人不愿写出他的名字，怕节外生枝）照相机也被抢走，后来还给了他，但他们删除了里面拍摄的全部内容。

由于代笔警察不断写错别字或者不会写一些字，写字很慢。一名问讯的警察和我又为他校正。拖延了近两个小时，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发现他们对那个不名身份者进行任何形式的问讯和调查。这个人坐在我的对面悠然的抽着烟。我直接追问他叫什么名字，不回答，我说：Ò我告诉你我叫王楚禹，你怎么不敢说自己的名字？Ó。这时，警察说这个问题不重要。我又直接问警察这名Ò代表Ó的身份和姓名时，均被警察回避，在我继续坚决的不断追问下，一名警察才勉强的告诉我他叫Ò刘奎（音）Ó。由于我要看其身份证的要求被警察拒绝了，这个名字不知道是否属实。这个Ò刘奎Ó与警察在办公室过道一起抽烟聊天被我看到，尤其让我惊讶。

在我不断的追问下，警察含糊其辞的说这伙人是小堡村委会或艺术促进会所指使，说他们执法不当。我争辩说，小堡村委员会有什么执法权？即没有制服，也不出示工作证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出来，上来就动手抢别人的私有物品，这是抢劫行为！

警察又指出，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机构和组织，希望我们到艺术促进会审批再做活动。我说，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我策划艺术活动是我们这些艺术家自发的合法行为。与这些组织无关。艺术促进会是民间机构，村委会也没有文化活动的审批权。其二，按照公民的权利，我没有法律义务向这两个机构申报。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合法的文化艺术管理机构，有的机构都是用潜规则在运行。而我们不会和潜规则合作。所以，我们只能从公民最基本的权力角度来做，任何中国公民都有在公共广场进行法律所允许的任何活动。何况，与他们是否沟通和这个抢夺事件无关。警方说：Ò你不要谈什么公民权力或法律，不要较真，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Ó。（这是句让我很震惊的话）。警方问是否还继续做这个活动。我说会继续。警察告诉我，不和艺术促进会沟通，你的活动是做不成的。我说这是潜规则还是地方法规？是否有文件？他们沉默不语。一名警察坦率的希望我：Ò要理解中国的国情，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地盘，你不和他们沟通当然是不能顺利做你的活动Ó。并希望我去和艺术促进会沟通再做活动。

在我做问讯笔录的同时（后来得知），仍然留在广场的艺术家陈牧和张义旺在继续完成自己作品的时候依然遭到不名身份的人暴力制止。

最后，做完警方的问讯笔录后就离开了小堡村委员会的办公楼。出来不久，其他的艺术家也都出来，来到广场，警察至今（11月10日）没有再给我们这些受冲击的人任何说法。

王楚禹

2008年11月10日

2008年11月8日下午1时50分左右。

我来到宋庄小堡文化广场的时候，发现广场上有许多人，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们也在那里，但是没有人做作品。因为我来的时间展览应该开始一会儿了。当我把准备在作品里使用的材料搬下车后，几个艺术家朋友告诉我，策展人王楚禹被带去村委会了（后来才了解到，当时一位参展的日本女艺术家在做作品的时候，艺术家本人和摄像师遭到在广场上的不明身份人员的冲击，王楚禹报警，后被警察连同艺术家以及涉及此事的三名不明身份者中的一名带去村委会调查。其他两名不明身份者继续参与了之后的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我与在场的几位艺术家商量是否继续完成各自的作品，虽然我们知道这简直不可能。更由于策展人被带走，我们手里没有作品顺序单。于是大家决定等一下。

过了30分钟左右仍然不见王楚禹回来，艺术家陈牧便在这时开始实施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是在脸上戴一个写有字的口罩，站在广场上大声喊他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纸上的人名。刚喊了大约三个人，突然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四五个人来，他们过来一把夺过陈手里的纸，几把就给撕碎了。陈继续喊人名，他们就推搡陈，一路将其向广场外面的马路上逼迫，并且越来越用力。其中的两个人甚至用手揪着陈牧胸前的衣服用力来回扯动着向马路上推去，一路上愤怒的叫着：“出去！”、“走开”、“我教你不要喊了”、“不许在这儿喊”“你喊什么呢！”、“你什么意思呀！”。在这些话语中我分析不出他们到底是在抗议还是责问。总之我只能约略知道是一群暴怒的自称是本地人的人在粗暴制止陈的行为并试图将其推出广场。当这群人推搡的动作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的时候，其他艺术家就上前阻止这些人越来越激烈的行为。试图和这些人理论。但是马上又上来更多的人把艺术家们围上了。最先过去制止的艺术家冯兮企图将陈带离人群，但并没成功，冯质问那些人“你们想把他带哪去？”、“你们凭什么不让喊人”。他们说“就不许你喊”，“没理由，就是不让你喊！”。我当时听见很是愤怒，因为这差不多是我所遇到过的最不讲理的人了。于是我就上前对他们说：“你们给我放开他。”、“你们凭什么抓着他”。他们说：“这儿不许喊，知道不。”我说：“你们有什么资格不让人喊人名。”他们说：“你别说这个，这儿是小堡，我们是小堡人，我们就是不让你喊。”我说：“我喊人行吗？”他们说“不行。”我说“那好，你拿这个广场的管理规定来。”“你有法律依据吗？”他们中的一个人对我说：“我告诉你吧，这广场是小堡村的，我们是小堡村人，我们这不许大声喧哗。”我说你拿出规定来给我看，你让我知道这个地方确实不能喊人。他们说没有。这时突然从旁边窜出一个年轻人来，一把揪住我胸口的衣服，我惊异的看到他那张涨红暴怒的脸居然胜过我的愤怒，好像受委屈的是他而不是我们。他用力推着我说：“我们这儿不欢迎你，你走！”“小堡不欢迎你！”我说“我做为一个人，我有权利在这。”“你拿不出文件我就可以喊。”当时还有几个艺术家要求他们出示证件什么的，因为这时我已经成为冲击的对象了，所以没有办法记住具体的。与此同时那个年轻人依旧在推搡我，其他人也都围着我。我说：“我喊，我喊人行不行”。他们说不行。我说我就喊了，我还不信了，无法无天了呢。于是我就高声喊我能想起来的人名。他们就推搡我，林兵、相西石等一些艺术家过来阻止他们对我更进一步的侵犯。我来到广场的水池边时一路在喊。奇怪他们这次并没有跟过来。我在水池边喊：“人！”“有没有人！”时他们也没有过来阻止我。可能他们以为我疯了吧。看他们没来阻止，我喊了几句就停止了。因为这不是作品，只是对非理、非法的干涉他人自由的抗议。

相对安静了片刻，突然一群人和一个红衣服的人撕扯争吵起来----后来知道这个红衣服的人是个画家。在那些人推搡我们的时候，正好他路过这里。于是就拿相机拍了几张，被那些人中的一个发现了，于是一群人便抢夺他的相机。尽管他一再表示要报警，但那些人根本不管，还表示极其的不屑。其中那个暴怒的青年人还扬言“你报啊，赶紧报。”结果相机被抢走了。据说那个红衣服的人也真的报了警，同时也真的没有人来。要说的是当时广场和对面的村委会里就停着三辆警车。

当时一些艺术家靠坐在水池边的栏杆上，那些人里的一个中年人满脸怒气的走过来说：这儿不让坐。这儿是护栏，不让坐，大家站了起来。冯兮说：“那我们坐地上行吗？”“坐地上行！”他说。我本来准备的作品是每天看当天我能买到的各种报纸，用一个月时间，然后再把这月的全部报纸用一种荒诞的方式消解掉。本来是要把报纸按时间一张一张在广场上摆一个五平米的方块，然后在上面用诗经蘸酒清洗一块石头。最后点燃石头烧毁诗经。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我说既然他们什么都不让做，我们看报纸吧，有想看的来领吧。当时我抱着一百三十多份上个月的报纸开始给大家发。于是好多人来领报纸，其中有艺术家还有一些其他群众。可能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大家感到了压抑，所以大家要报纸时声音很大。似乎觉得这也是一种宣泄。

我刚发了不到十份，旁边又是一片混乱。我一看又是那群人正在抢夺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的照相机。几个艺术家看到赶紧过去阻拦，我和朱雁光等一些艺术家同样质问他们凭什么不准照相，凭什么不能照相。他们照例回答就是不能，什么也不能拍。在过程中，当我再次看到那张年轻的、暴怒的青年人的脸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不解：从头到尾他们都在无理粗暴非法的对待我们----不出示证件，拿不出“不许做这，不许做那”的法律依据，说不出不喜欢我们的理由。为什么他反而比我们还要愤怒。

最后，我们几个艺术家被比我们多几倍的人拖出人圈。我的这位朋友拼命护住照相机，最后只能以暴光胶卷为条件换回相机不被抢走。

这件事结束后，我继续发报纸，又有一些人来领报纸。先前那个不准许坐栏杆的那个人又过来对我说，这里不能发报纸。我已经被他们的无理取闹搞得没脾气了，真有点哭笑不得了。我问他为什么，他照例是“就是不许，到一边发去。”我说“到哪？”“他说，爱哪哪，反正这儿不行。”我说“我放这椅子上行吗？”他说：“不行”。我说：“我抱着行吗？”他居然想抢，我说：“这可是我私人财产”。他说：“那你拿走。”我说我有在这儿的自由。于是我不再理他，继续发报纸。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跟着我。后来没人再要报纸了，我对他说：“要不我把它给你吧。”他接过来一下扔到了广场中央的水池里。

面对这样一群不讲道理，无视法律，不会尊重他人基本权力的人。我们真的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自身还不愿丢弃作为人的理性，同时我们也不愿意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个野蛮的不讲道理和法律的现状。我们更不愿相信我们会失去作为人的根本底线而认为自己有剥夺他人尊严的道德承受力。在这里我们真的无可奈何。

但是我真的不愿相信，这些野蛮无理的人真的是小堡村的村民吗？真的是敢宣称是文化创意园区的村落里的人吗？另外我也真的难以想象这些人真的能确定他们的所作所为背后支撑的理由，能象他们所表现出的愤怒那样理直气壮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不知这是宋庄创意园区的丑闻还是辉煌了。

张义旺

2008-11-10

[新視野藝術節導賞] 《樓城》：What a逼City!!

小西 — Sun, 16 Nov 2008 04:58:14 -0800

　或許受近年一連串的城市保育運動、公共空間議題的爭議的啟發，最近本地實驗劇團「進劇場」以源於英國的「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的創作方式，編作（devising）了一齣跟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作品《樓城》（The Will to Build）－一個關於建築，關於房屋，關於空間和節奏，關於我們每一個活在其中的香港人的生活的故事。

　顧名思義，在進劇場的眼中，香港是一個「樓城」。固然，城市必須有樓房，但若論樓宇的建築高度與密度，香港無疑是全球三甲。難怪不少中外的創作人，都曾經把香港的都市景觀作為創作材料，遠的有日本動漫經典《攻殼機動隊》，近有《蝙蝠俠－黑夜之神》。但到底是怎麼的環境與心態，造就了這樣的都市景觀奇觀？正如《樓城》的英文題目The Will to Build（建造的意志）所示，這或許正是創作人所要追問的。

　進劇場向來以跨文化傳統，創作英語、粵語及英粵雙語的原創劇場作品稱著，作品每每由特定的文本（文學作品、歌曲等等）出發，通過工作坊與編作的排練方式，糅合形體、影像與文本，創作出一齣齣充滿劇場性與詩意的舞台作品。不過，跟過往的創作方式有點不同的是，今次進劇場採用了源於英國的「引錄劇場」的創作方法，首先走訪了二十六位來各個界別的香港人士（由前殖民地高官、城市規劃師、保育人士、政治人物、文化評論人、紮鐵工人，不一而足），然後再把他們的說話化成舞台上的對白。而且跟進劇場過往「由文本衍生文本」的做法有點不同，他們這一次相當忠於「引錄劇場」的創作精神，在《樓城》中基本上是原文引錄大部分被訪者的原話，只是以劇場性、適當的剪接及舞台調度，把來自現實世界的不同聲音，編織成一個意義的整體，也嘗試穿透城市的表象，穿透高密度的城市空間、急速的生活節奏，為又忙又累的都市人的心靈底蘊，探一探熱。

　其實，對於香港的觀眾來說，「引錄劇場」一類的劇場手法並不陌生。類似的創作方法，最早見於「剛劇場」的《回歸線上邊緣自白》（1995年）與「臨流鳥工作室」的《韋純在威斯堡的快樂旅程》（1998年）等，最近的則有「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去年創作的《開工天物˙栩栩如真》，這些作品均以錄像方式，直接引錄了不少來自現實世界的聲音。來自現實的逼力，固然能夠為作品帶來一種直面真實的力量，但錄像與劇場在美學上本來就有所不同，如何磨合兩者，並為差不多已經有廿多年歷史的本地多媒體劇場打開新的可能性，倒是一道耐人尋味的藝術考題。

　據說，《樓城》演出的頭半部分將以貼近我城的急促節奏，來讓觀眾代入一種「無法趕及」的熟悉節奏中。但若果劇場是生命的放大，將這一種「無法趕及」的情狀放大，本來就是一種讓日常生活節奏減速的嘗試，讓我們在忙與累當中靜下來，看看四周的空間，四周的人，然後再由四周出發，回到自己的內心。　

文匯報-副刊 2008年11月16日

(文章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統籌)

不同意張五常對勞動合同法的見解

paulymh — Sun, 16 Nov 2008 03:45:46 -0800

不同意張五常對勞動合同法的見解
張五常說：/要分析及處理目前中國的經濟困境，千萬不要有混淆：人民幣與新勞動法加起來是一回事，金融風暴是另一回事。以後者作為前者的藉口是嚴重的錯失，因為二者的性質差別大，解救或處理的策略是不同的。/

1. 次按風暴早在07年發生，次按風暴對出口訂單的影響有多少？但在張五常文中，次按風暴就像沒發生過一樣。
2. 以玩具業為例，玩具業增長放緩早在07年已經發生，當然有很多因素，例如歐盟REACH指令、EN71－9標準、勞動成本上昇、原料成本上昇、人民幣昇值，這些問題早在07年就已經出現了。

http://news.chinajwj.cn/newsxx_491.shtml
(二)對美國出口下降明顯，對歐盟出口快速增長。08年1-8月，中國對美國出口玩具20億美元，下降6.2%；香港3.6億美元，下降17%；加拿大1.7億美元，下降10.8%，對上述三者合計占同期玩具出口總值的48.9%。同期，對歐盟出口13.4億美元，增長11.3%。
…
玩具生產及出口成本持續上漲。自彙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幅度接近20%，玩具出口價格競爭力明顯削弱。加上國際油價的走高推動了玩具生產主要原料塑膠價格的上漲，玩具產品中大量使用的橡膠粒由原來的7.7-8.3元/公斤漲到現在的15.3-16元/公斤；而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將使工資成本增加1.5%-2%，而中國玩具出口企業與外商簽訂的合同多是固定價格合同，成本上升導致多數玩具出口企業經營陷入困境。
…

上面所寫的意在說明：
1. 玩具業及很多其他行業的訂單多半是早半年至一年就要出的，也就是說，玩具業所反映的下降是和半至一年前的經濟狀況有關。美國的次按風暴在9月雷曼出事前，已經明顯地對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做成影響。金融風暴對中國工業的影響和勞動成本上昇、原料成本上昇、人民幣昇值這些條件同樣重要，兩者性質上可能不同，但對中國工業同樣有巨大影響。以兩者性質有別為理由而故意將一些有影響的理由當作沒影響，絕對是嚴重的錯失。
2. “而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將使工資成本增加1.5%-2%” 而同時原料成本是累計上昇一倍，保守地作假設，原料佔成本的一成，原料一年以33.3%增加成本，那成本上的增加已經佔成本增加的3.3%了。
由此可見，勞動合同法這怎看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素，頂多只能說是20-30%的原因，，將20-30%的原因當作主因，不是嚴重的錯失是甚麼？

p.s.以上文章榮獲"在張五常博客被刪超過十次的"殊榮。
一個堂堂經濟學名人卻做一些和黃世澤、謝毅之流一樣的行為，不知是芝加哥學派的問題？還是膜拜這群傢伙的人有問題？

《嘉咸．女情》--露天市集放映會－15/11/08,6:30pm(請廣傳)

影行者 — Thu, 13 Nov 2008 08:39:47 -0800

《嘉咸．女情》放映會
日期: 15/11/08
時間: 6:30pm
地址: 結志街28號海運茶冰廳
片長: 40min 費用全免

影行者製作
參與創作: katty phoebe maggie chigi 維怡

為了解丈夫的專長而賣菜的christine
為協助妹妹渡過難關而免費賣了八年菜的peggy
帶病來免費協助乾弟弟看檔的shirley
專門看著門面看了十八年的粉麵廠老闆娘張太
12歲就做了做遮師傅的張晚就婆婆......
就從這些姐姐妹妹的口中,流出一個露天市集盛載的情與義，各種經歷與感受，
重建拆毀的，又豈止是建築物？
一個社區,又豈只止是一幅看不見人的鳥瞰重建範圍圖?

(《嘉咸女情》來自《物.流.愛--非一般愛情影片拍攝計劃》
（http://logisticslove.wordpress.com）

(同日有其他嘉咸街市節活動, 詳情請見: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491)
影行者 http://vartivist.wordpress.com

in search of a way to fail better

阿野 — Wed, 12 Nov 2008 08:08:51 -0800

楔子一

資深電影工作者，兼影評人吳昊，約十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一個電影無政府主義者的懺悔》。作者列出了幾項於他看來百辭莫辯的事實：七十年代尾，香港青年普遍有種躁動不安；新浪潮電影在體制上希望走出已經垂垂老矣的片廠制度，內容及形式上亦見一班年青導演對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一把熊熊烈火；同期，殖民地政府大力推動夏令營、少年警訊等活動，故即使具體社會情況並不翻天覆地的轉變，至少對香港的描述及觀感也是上揚及逐漸改善。

殖民地政府比任何人都懂得操弄大眾對於青年暴力問題如何才算解決了的那條benchmark，在一大堆益智身心的活動的煙幕中，新浪潮的吶喊逐漸顯得無根及不相關，更可惜的是，新浪潮對社會的迷惘及吶喊，後來竟幻化成一股自焚的火苗，連自己都毁了。新浪潮電影對社會制度、身份和城市認同、戰爭暴力等問題的猶豫及批判，當然沒有被當權者正視過，廿年過後，水過不留痕，都給風帶走了。

這篇文章相當耐看，因為作者的懺悔，直指作者本人及當時一批年輕電影工作者，在甚麼條件中把電影的社會及美學功能丟失了。整個敍事是「一個」電影無政府主義者的「懺悔」——社會條件的當然冷酷嚴苛，亦不容易隨手扭轉。從問題意識上看，作者倒沒有把洗過澡後的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至少他沒有尖酸刻薄地事後孔明，說諸如「這只是少數人的另類取向」、「我也曾經激進過」之類的話，至少在他的想法中，有火的電影還是珍貴的，反映當時青年人的不安及迷惘、批判社會制度仍是電影的任務，而非有理冇理盲目地把觀眾娛樂到死。換言之，作為回應社會及介入社會的一種積極媒界，電影尚能保留到哪怕是只有一點點的淨土，不致給現今秩序持有人罵個全軍覆沒。

楔子二

「after one fails, one can go on and fail better」，這是斯洛文尼亞的理論狂人齊澤克（slavoj zizek）念茲在茲的挑戰。如果失敗必需重複，如何一次比另一次失敗得更好更進步，是一個積極而嚴肅的問題。從列寧開始，到史大林、法國大革命的暴力統治、十九世紀中的巴黎公社、一百年後的毛澤東，他逐一發掘逐一辯護。自問熟悉歷史的讀者或會對他這種主題先行的閱讀不以為然，甚至指責他歪曲史實諸如此類。他其實要強攻的問題，與其說是對個別人物或個別政治運動的評價，不如說是在左派或批判學者全面撤退到個人、身體、日常生活的政治，對統治問題已失去想像力進取心，而保守右派在一片凱旋聲中如何把自己的政治哲學意識形態收藏得滴水不漏，在政治非政治化的大格局下，如何殺出一條積極的血路。如果真誠的左派是在近兩三個世紀排隊出場的失敗和災難中漸漸害上原罪，杯弓蛇影無根地懼怕任何權力都是極權主義的借屍還魂，則出路不在別處，而正是在這些失敗和災難中提煉出其救贖性的時刻，指引運動的方向。

如同鏡像

今年社運電影節，將放映兩部關於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的電影，一部是林森的《人在皇后》一部是zanny begg的《don't say goodbye – an exploratioin of spatial politics in hong kong》。想知道皇后碼頭抗爭的歷史、社會、政治及理論意涵，《don't say goodbye》用短短的廿六分鐘時間縷析得相當清楚。透過幾名本土行動參與者的訪問，觀眾將可以了解到大會堂皇后碼頭天星碼頭這建築群在殖民地時代除了實際功能，還有甚麼地理及符號意義；從學理看，空間除了是有形的地理空間，還可作如何理解，而不同的理解對空間的社會運動意義有甚麼不同；政府的填海計劃將如何令新海傍變為「軍（事）政（治）金（融）中心」；香港據稱很嚴重的土地稀缺問題，如何模塑了我們對公共空間低得無藥可救的要求等等。簡單來說，片子展現了保衛皇后運動的最基本邏輯。

林森的片子把皇后碼頭運動還原為一場不單止有原因和理由的社會運動，而是一場充滿人民能量的大型動員，如果不是嘉年華。在片中，有在皇后長駐的參與者，亦清場前三晚按捺不住自己而趕到碼頭留守的朋友，另有差不多一半篇幅是清場後的活動與境況；演說、舞蹈、音樂、釣魚、放飛鶴、圍食、吟唱、人鏈、曬太陽、做燈飾招牌等等，林林總總的活動都會隨時在任何地方發生（珍貴片段，請留意拍攝者之一被「小紅帽」警察於碼頭頂帶到地面時的一句：「廿二歲果時，我都好『銀』有理想架」）。就像蘇古洛夫《俄國方舟》經典的三千人舞會一幕，只有一雙看盡眾生的眼睛，而被攝者沒主客莊閒之分。保衛皇后運動（而不單是皇后碼頭的物理空間），幾乎變了一個所謂的自治自主的空間，雖然最後也是抵擋不了龐大警力的圍攻。

關於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今屆社運電影節挑了這兩部片子，而這兩部片子也在沒事先配合的情況下構成了一對鏡像倒影：一方面，《Don't Say Goodbye》是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理據和背境相當完整的概覽，人在裡頭的任務是把各種道理和背景闡明；另一方面《人在皇后》則是關於運動的目標及理念的道理不多，筆墨都用在給出現過的參與者還一個位置，把皇后碼頭佈置得人頭湧湧。

excursion

看似剛好相反及互補之處，換個角度看，又恰好構成了另一意義上的癥候。且容筆者繞個大彎嘗試說明。

皇后清場之後，包括主力留守碼頭頂的「俄羅斯小組」在內的一些積極參與者，彷彿都成了「流浪兒」。所謂「流浪兒」，就是突然失去據點的人，他們從此甚麼地方都會去，就是不願回去那個曾經逗留如今已被清場被封鎖的地方；而亦因為不想不敢不能面對那片廢墟，故只能目光呆滯行屍走肉。他們以為甚麼都失去了，只差未否認甚至怪責自己曾經為碼頭做過的事情，此一類。另一類人在皇后碼頭後，欣然樂見連政府也會鸚鵡學舌的口翕翕如「保育」、「集體回憶」、「人民規劃」等字眼；政府開出來與規劃及保育的各級諮詢組織委員甚至公務員職位，二話不說的便上任如儀；與政府關係不一的大量「民間團體」，也瞄準了許多政府豪出來的「保育」及「參與規劃」的項目，與政府大跳同床異夢的探戈。第一類如果可稱為無厘頭的悲觀，後者便直是無厘頭的樂觀。

如果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真的甚麼也沒幹得成，甚麼為政府要大張旗鼓的拋出一連串東西？無厘頭悲觀或樂觀的人又是看似相反，在一個關鍵的點上卻配合和統一得天衣無縫，他們都似乎有意無意地迴避了真正的問題。問題的真正邏輯次序是：政府幹的事情都是回應性質的，但為甚麼政府的回應被一些人承接了，那些人卻多不是落手落腳參與保衛皇后的人？進而，為甚麼政府的回應，並不直接面對參與者就人民規劃、公共空間、歷史保存等提出的要求？中間發生了甚麼事？參與者如果真有棋差一著的地方，那一著錯了在哪？這就是無厘頭悲觀或樂觀朋友的世界都不過問的問題。

期待下一次失敗

在此，如把這兩套關於保衛皇后碼頭的片，與文首吳昊就香港新浪潮影的懺悔，和齊澤克關於如何可以一次比一次失敗得進步的關懷，並置在一起便應該有點意義。在吳昊的一片懺悔聲中，在他用二十年時間親身體會所謂新浪潮電影的沒落及壯志未酬中，他還未否認是電影介入和批判社會的功能，只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批導演（包括他自己）未能竟全功，把種反建制的無政府主義精神挺下去。這裡相關的地方是，三十年前一班香港年青導演，甚至在商業電影世界中也希望大幹一票搗電影工業的亂，即使他們這在這方面並不是社會運動影像的承繼位或參考點，但在社會運動中的紀錄片，在運動中的位置是甚麼，應起甚麼作用，看來仍然有待在實踐中探索。

同一道理，《don't say goodbye》和《人在皇后》兩片，一套描寫人一套闡釋道理，互相補足。兩片結合看，卻難免透露出就運動而言，現在似乎到了一個僵局的階段，方向仍然像霧像花看不清楚。然而不清楚之處，尚且不單是沒有甚麼明確的方向，而是現在運動走到了哪裡，相比在起點時多了甚麼？有甚麼東西是已經開了個改變的勢頭而尚未定形？在甚麼環節開始駕馭不了？諸如此類問題，就是有「after one fails, one can go on and fail better」這要求的底蘊。所謂「失敗」的原因究竟是甚麼，這當然重要，但如何飛沙走石，把那具有救贖性質的元素及環節搶救出來，對如何走下去，如何改善下一次失敗，更是關鍵。

當然，嘮叨到這裡，並非企圖叫製作紀錄片的朋友太沉重（《don't say goodbye》拍就之時甚至還未到二零零七年七月），問題不單是也不該是由製作者回答。作為一個亦算有參與這場運動的人，看這兩片難免會扯到一些遠遠超出這兩片的地方去，因我們都在同一個運動中，我們一同走到這一階段。共勉之。

（第六屆社運電影節評論文章，《don't say goodbye》及《人在皇后》放映詳情請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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