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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行—走上不歸路的盲行

余在思 — Thu, 09 Feb 2012 16:12:33 +0000

其實你我都很清楚，《粵港合作框架協議》（CEPA）是甚麼葫蘆賣甚麼藥。它是一服令人活得麻木與迷幻的鴉片。不過，服用鴉片者，不論中產或貧窮，都會深陷無可奈何之中，其中差別在於有人無可奈何得起兼順勢投機，有人則無可奈何至死。

政府剛公布由本年三月起的自駕遊計劃，以深圳灣通道為粵港兩地的橋樑，開拓以私家車輛為主的自駕旅遊。第一期最多供五百輛香港私家車申請七天的通行證北上，第二期則向國內私家車提供南下方便。至今，有關第一期的自駕遊詳情有限，第二期更完全空白。由於不涉及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所以公眾都無從知悉第一、第二至第N期的計劃細節。

政府的策略是吹噓自沙士後推出的一籃子中央經濟救港措施成效超著。這一救便差不多十年，藥到，病徵一下子舒緩，但副作用與後遺症，是你不能不繼續幫襯，禍必延至三四代。這是由於輸送「活藥」之通道已打造好，而且未來還會多添一條叫港珠澳的。

我們以藥作喻，看到CEPA搞活了某些港人的經濟，炒起了中港之間的資本流動，但一系列如本土環境保護和城市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卻被看為大中華經濟起飛再上太空大道上的攔路狗，除之而後快。港人若不善忘，應該還記得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官司，輿論如何對一位申請司法覆核的基層女性與協助申訴的政黨大狀大肆抹黑。

本土環境保護，在上年作假諮詢的環珠中港融合大計時，也引起不少保育人士關注。我還記得，當我看到衛星圖片時，那在泛珠三角地帶出現那種萬頃灰樓中的一片綠洲情景時的驚訝！這片綠地便是新界東北。你只需翻看過去一年位於新界東西的物業價格，便知道一道勢不可擋的炒風，將該片土地價值抽升上來。另一邊廂，新界原居民不斷將他們的地土，透過某些偽保育基金進行活化再生，實際上便是讓新界原居民將尚餘二線欠發展潛力的土地歡天喜地找到賣家。土地活化，變相發展了的絕不是供人養生活命的本土農業，而是又一次破壞生態的生態旅遊。

今年中華白海豚也被逼上岸到沙田求車公問生死，可見天后娘娘已在維港中命不久矣，唯有乞靈於止住瘟疫的車公，解決海洋不保之厄困，奈何，海豚求得下籤，九死一生局。還有，在那條自駕遊必經的深圳灣大橋眺望的流浮山，本港蠔業已受盡污染之苦，過往美好的景緻，因財團收購，已將其沿海一帶進一步肆無忌憚地破壞著，那些靠港而生的港人，一直沒有得到任何聲稱維護漁農業界議員的幫忙。進者，港府沒有去追究自己眾多填海工程，卻反過來將破壞海床的責任，加諸於那搵朝不得晚以拖網為業的漁民身上。

我們在許多涉及自然環境發展規劃上，不單看到政策不需問港人之霸道，說得細緻一點，我們根本沒有去問過那些靠土地而生又能惠澤萬民的農民，與及關涉海洋資源時也沒有得到依海而生而活的漁民的首肯。

催生香港城市文化的，並非大型基建所打造的國際金融單一模式的大都會，在發展主義下隱沒了的，其實是活潑有機的街道。花園街大火事件後，由特首曾蔭權掀起那反對小販排檔的趕盡殺絕，打擊了的不止小販，而是整個與小販行業相關的小批發商紐帶，與及小販所謀生的街道和毗鄰的小商店和舊樓。小販，帶旺帶活了一個社區，建立起守望相助鄰里關係。一下子除去生產文化的場所與網絡，換上的必然是商場、天橋與從來不豪的豪宅。地產霸權千秋萬世，除了令愈來愈多的港人要瑟縮蝸居、劏房甚至太空艙，還高度地將人馴訓到規行矩步，過著穿梭於「通道」間的被輸送式生活。我們在小販市集中，在人來人往間買到平靚正的貨品，滿足了生活的基本所需，那些快行的車進入市集，也要慢下來，尊重一種以人為本的生活交往。

CEPA大劑藥中的自駕行，從深圳灣貫通南北，改變的是兩地的文化與建設。粵港都在如此融合大業下發展經濟與消費旅遊業，但同時斷送的，也是那寶貴能留給後代的可持續文化與天然資源。如此忘我利己不利人的瞎子領路，豈止會帶來交通兩地的交通安全問題，也會造成兩地均受苦害的環境與文化問題。街道沒有了，換來的行車路與及超大型商場，使城市朝著以車為本的消費模式發展，而這一變，再不是漸漸地，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步伐地變，也不是大陸與香港的對立互鬧互鬥，而是全球化經濟發展的苦了中港同胞的變。CEPA與及來到當下的自駕遊，將本土農民、漁民、小販這些文化與天然保育的忠實守護者，從珠三角地帶中進行滅絕！

羅湖以北：大陸還是內地？

吉暝水 — Wed, 08 Feb 2012 15:11:43 +0000

究竟要怎樣稱呼羅湖以北的一片土地呢？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我們，從來沒有固定的答案。我不打算要學陳雲般講故仔，延續阿爺同小孫女的想像。我只想嘗試回憶和梳理成長期間，見證過的種種「北方論述」。

我記得小時候的印象是「大陸」，通常配上「燦」字使用。當中混雜了許多輕視、蔑視的意涵，乃自於兩地文化、文明程度差異之大，加上流行文化的渲染等而塑成的。現在想來，其實「大陸」不過是一種地理上的客觀描述：相對不過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北方廣闊土地不是大塊陸地（簡稱「大陸」），還可以是甚麼？回歸之後，「內地」一詞起而取代「大陸」。我不知道是誰創出這詞語來，怎麼也好，大抵都是出於一種「洗底」的願望罷：改一個新的稱呼，重新建立新的美好形象。從官府到學校，傳媒到商界，大家都改口叫「內地」。我漸漸也跟著一起喊著「內地」、「內地」。中間的過渡實在無法形容，也許是意識形態的教化，不存在理性的可解讀性。

或者，我們從來不能對羅湖以北的土地作出純粹地理性的描述，當中夾雜太多不能避免的權力拉扯。近日從D&G到雙非人引起的種種中港摩擦，雖然我沒有參加「蝗蟲撲滅中」的運動，但也自問最近改口了。突然驚覺如果「大陸」是歧視北方土地的稱呼，那麼「內地」不就是對香港自身的矮化了嗎？「內」的概念建築在「外」的相對之上。簡而言之，「內地」的意念無法獨存，必須以一「外土」的概念，彼此的意義才得以完整。如是者，羅湖以北既然是「內地」，香港則是未有明言之「外土(外島)」。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多時，卻還拘泥於內外相對的概念，難免讓人感覺親疏有別。

說，我們太過強調「香港人」和「大陸人」的分野，「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其實又是誰開始這種隔離的呢？

(註: 本文於同步發表到個人部落格上, 參考連結為:http://movingfromhere2there.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html)

雙非孕婦掀起的法律戰（下）

一蚊健 — Tue, 07 Feb 2012 05:58:11 +0000

〔接上篇〕

釋法：猶如把含義「由直拗歪」

OK，修法有難度，那麼自由黨、新民黨和不少香港市民期許的釋法又如何呢？當下法律意見似乎不主張釋法。首先，在莊豐源案判詞裡面，終審法院已表明基本法第24條第1款的字面意義相當清晰。要符合今天的期許，猶如把含義「由直拗歪」。其次，判詞已經表明法庭裁決時只會考慮《聯合聲明》，《關於基本法（草稿）的解釋》和《基本法》本身，而非其他文件，例如1996年特區籌委會對實施第24條第2款發表意見又或者在1999年的吳嘉玲案中，入境處向法庭提交根據聯絡小組協議編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小冊子，這些在基本法制定後存在的資料，因此也不接受有關意見為立法原意。（因此，胡漢清和范徐麗泰提議的考掘「立法原意」，實為「馬後炮」。）

因此，撇開中央是否願意再次不理香港法治而釋法，法庭也不會主動提請提出。正如2月6日明報李先知說，中央屬意問題要交由特區終審法院自行解決。而范徐麗泰、胡漢清、以及當年籌委會成員唱淡風之餘，順道鬧鬧終審庭是今天雙非問題的元兇，打擊司法體系的威信。

假若終審庭尋回失落的立法原意再自我糾正……？

這幾天新民黨葉劉淑儀好像「醒水」，在被問及如何處理雙非問題時，除了繼續建議釋法之餘，又加了一個選擇：終審法院自我糾正（見2月4日的星島日報）。

終審法庭沒有無緣無故的自我糾正，一定要有新案件，加上新證供才可修正過往判決。新證供，可能指中英聯合小組在制訂基本法時的會議文件，證明第24條第1款的立法原意不包雙非。信報有見及此，問了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陳弘毅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陳弘毅同意，若未來在居留權案件中，政府有聯合聲明相關文件呈堂，法院很大機會接受兩國對條文的理解，實行自我修復。不過，湯家驊就認為很難做到，因為雙非父母沒有動機控告政府，談不上有案件。

Well，即使有案件（可能因為政府修緊入境條例而引發官司），終審庭也未必推翻舊判決。網友R和S又再提醒我一遍，該條文怎也找不出歧義。

長期離港將喪失居港權：能否只限雙非嬰？

談到這兒，讀者可能會想，修法釋法要牽涉中央，尋找立法原意似乎不可行，那麼有沒有一些在特區範圍改變得到的政策呢？有人就提出可否在入境條例動手術。

筆者介紹兩種進路，一個是長期離港將喪失居港權，一個是拒絕臨盆婦女入境。

先講前者。這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的建議。他在1月20日的明報指出特區政府可以修改入境條例，附加條文訂立取消永久居民身分機制，這些機制在外國也有先例。

有關修例可規定「雙非嬰」在若干年內，每年若離港逾180日便會自動喪失居港權。如此，內地父母要考慮來港分娩的好處。他補充修例會引起爭議，一來，因為修例只適用於雙非嬰，而香港嬰兒就不用。二來，其他長期離港的香港人（例如到海外讀書、工作和生活）又應否受新例規限呢？三來，這會否違法現有法例呢？

陳文敏回應第一點，認為港生嬰兒的背景跟雙非不同，因為他們已經落地生根，而且父母又在港。但他沒有詳談其餘兩點。

筆者又去求教。網友R想到三重關卡。一、按照《入境條例》2A（1）條，一向是有居留權的人，其進入香港的權利不會再受任何限制；二、由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延伸至香港的《香港人權法案》第8（4）條，列明具有香港居留權的人進入香港的權利，不得無理褫奪；三、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十四條原來同時說明︰「……（特區）護照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利」。這表示雙非兒童有權隨時持特區護照來港。

噢，R的意思是，這樣修例即使過了第一關，也過不來第二關（違反香港法案，以及公約和基本法第39條），以及第三關（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

R見我在納悶，於是過了一條橋給我。那是他一直的主張，即是限制內地孕婦入境，即限制自由行。他認為，雙非問題是自由行問題，不是莊豐源案、公民黨大狀和法官問題。

入境條例限臨盆婦來港，直截了當

他的理據是來自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即「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

他指出，即使此條例曾在1999年被全國人大釋法，把「批准手續」理解為內地方面的手續，這也不能排拒此條文繼續沿用普通法解釋，即是沒有表示「香港無權阻止已取得內地批准的人進入香港」。

R叫我們比較一下第22條第4款與第22條第2款。後者提及如果內地各級政府要在香港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反觀第22條第4款的用字是「須辦理批准手續」。換言之，如果第22條第4款有意規定，內地人民來港的「批准」只能來自內地政府，它一定會使用與第22條第2款相似的寫法，載明批准的機構。但基本法沒有這樣寫。所以特區政府有權自行訂立規例，不批准內地（和其他國籍）孕婦來港。

更重要的是，R相信這點可以在聯合聲明中得到支持。聯合聲明附件一第14條中說，「對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按現在實行的辦法管理。」事實上，在聯合聲明簽署的當時，香港「實行」的針對內地人入境的管理辦法，遠比自由行之前嚴厲。如果現在特區政府只是希望透過本地立法或行政措施，將入境管制還原至2003年以前的狀態，實在不可能說這違反了第22條第4款和聯合聲明。

聽起來，這個修改入境條例建議最簡明直接：在入境條例加一個例外條款，不准所有懷孕超過六個月的任何國籍孕婦來港，違者即屬非法入境（中港家庭例外）。

似乎，筆者遊了一個法律花園

探討過行政措施、釋法、修法、尋回立法原意後，結果，收緊入境條例似乎較為有效，既少了一點政治和法律挑戰，而且可以在香港行政和立法機關完成。當然，這又回到行政措施有沒有效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天重申希望由源頭打擊問題，即上篇提及的四招。而在上篇已經說過，入境把關，不如中央出境把關。昨天廣東省省長朱小丹說香港人可以放心，「一定有辦法可以解決」。我們不知道那種辦法是甚麼，但似乎再次排除改變基本法。事實上，雙非問題不是改變法例便天下太平。難怪阿藹便擔心「人地〔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點樣對啲大肚婆，就佢死佢事，香港人千祈唔好理」。如果不打擊醫療產業化（見阿藹文章），重新討論居權資格，重新審視內地計劃生育政策，雙非問題仍會存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雙非孕婦掀起的法律戰（上）

一蚊健 — Mon, 06 Feb 2012 05:41:53 +0000

感謝Minna Ho替我們解謎，讓我們知道今天看似匪夷所思的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條，在那時原來是「為香港人好的」。當時基本法草委眼見香港人移民，換取外國國籍這個保險，但如果子女在外地出世，子女就不能直接取得香港居留權及中國國籍，而只能取得外國國籍（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這會打消他們回流的意願。於是基本法就訂明中國公民（包括在香港出生的）在香港所生子女可獲居港權。另一個資料來源可參考楊孝華在1997年臨時立法會就修訂入境條例的發言（見頁20至21）。而據Minna Ho引述李柱銘轉述魯平的話，指「魯平拍心口說中央會控制內地人來港」。只是中港雙方萬萬沒有想到有自由行和雙非孕婦的出現。

說到底，一般香港人不滿雙非的原因，是嬰兒一出世就可跟香港永久居民有同等權責，而父母隨時跟香港／香港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坊間討論如何堵截雙非，包括行政措施，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以及較新鮮的，用確認這個立法原意推動修改本地法例。

澄清一下，小弟沒有唸法律，內容和觀點也是跟熟悉法律的朋友交流得來，惟求整理一下現有討論，希望大家集體思考並指正。這不是律師高官們說了算。

入境把關，不如中央出境把關

直至現時為止，政府提出的行政措施毫無說服力。打擊中介公司和跨境車輛，在入境口岸加強截查，打擊月子公寓，力度遠不如內地出境和執法部門把關。提高急症室和非本地孕婦收費也不會有效，因為不少雙非家庭付得起罰款，反而累了基層中港家庭。《信報》的紀曉風直言「真正決定因素，只在中央」。最近跟由廣州來港定居的朋友P了解內地民情，他說最近聽到廣州人說，在農曆新年後，廣州計生辦有了新指令，指每逢知道有家庭超生，就抓孕婦引產或者罰款，即使不入戶籍，拿了本地醫院預約證明也不例外。他說孕婦到時要麼會去其他省市匿藏直至分娩，要麼就在懷孕初期到港，逾期居留直至分娩。如果這個傳言屬實，固然是中央出手，但似乎對香港和內地一般家庭也沒有好處，要來的還是會來，地方和中央政府荷包卻增肥了。

修法違反《基本法》基本方針

至於修改基本法，大抵是把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條修改，只讓中港父母（單非）來港分娩的孩子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享有居留權。新民主同盟率先發起簽名運動支持修法，特首候選人何俊仁也認同修法是出路。

修法是一個政治和法律問題。朋友Q跟我說，政治上，中央政府一定不會容許，因為如果有一個地方能拒絕在該地出生的中國公民獲得居留權，這等同失掉香港主權。另外，不少人也估計中央不想啟動修改程序，因為得修一次，就會有第二三四五次，例如第40條和107條等。

修法也碰到法律問題。一個普遍說法，是即使由香港提出修改，也要經過五部曲：港區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特首同意，交由港區人大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出，之前由基本法委會研究並提出意見。最快最快都要2013年才成事。就是這繁複的程序，令香港市民不耐煩，單是去年上半年已有接近18,800非本地父母的嬰兒，數字拾級而上。市民期望政府出手要快狠準。

以上估計可以說是中港政府「實不為也」，只要中央政府點頭，其實所有程序就是儀式而已。然而，近日的報導，以及朋友的評論，漸漸趨向修法是「不能也」。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就放風，說修法「可能涉及要同時修改《中英聯合聲明》，這是不可能」（明報2012年2月4日）。

這是甚麼一回事？網友R日前就解釋一番，大家可以參考。

網友R指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是以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十四條為藍本的，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四）條寫明︰「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關於這點，胡漢清和港大法律系教授Peter Wesley-Smith在1999年討論居港權案應否釋法的討論中也曾提及。

那麼，可否修改中英聯合聲明？

這位網友說，這是兩個主權國簽訂的，就算中國願意，還要看聯合王國會否點頭。當然，現實上，這類國際條約並不會直接在本地法院執行。假設有其中一個國家違反了條約（例如聯合國的公約），任何人（包括另一個的法人代表）也不可能因此把另一國政府告到當地的法院。再者，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1993年有關香港居留權的協議，確認父母均非港人的在港出生子女沒有居港權這個「立法原意」，英國告中國也沒有理由。

然而，問題其實出在第159條第4款。那為求堵截雙非，我們可否索性修改，例如把居港權剔出基本方針，甚至刪除整個條款呢？網友R說不行。因為這反而連保住《基本法》免受內地法制蠶食的最後一層保護罩也拆去，此後中共將可以隨心所欲地增刪它不喜歡的條文。

香港憲法最麻煩的地方是，解釋基本法一定要依循聯合聲明。這是因為其中一國承諾了，它為這特區寫的憲法，會包括它在條約許諾的東西，而且還有很多「五十年不變」的提述。於是，到底有甚麼是中英同意了香港回歸後不能變的，有些甚麼特區可以自行改變，就要回帶參考聯合聲明（例如公務員減薪和校本條例官司）。不好意思，居留權的定義放在基本件附件一，列明是「基本方針」。就算英國同意，豁免居留權為基本方針，中央政府大抵因為主權問題不願合作。又回到政治問題。

下回簡介一下釋法，終審庭自我糾正，和修改入境條例是否可行和其效力。

[圖片來源擷取自此。]

竊聽風雲2 - 與上集全無關係的續集

hevangel — Mon, 06 Feb 2012 03:23:35 +0000

零九年「竊聽風雲」叫好叫座，去年原班人馬再度攜手合作，拍攝「竊聽風雲」第二集。雖然電影的名稱一樣，但這套並非續集或前傳，而是全新的故事，只是起用上集的三大男主角。竊聽在今集只是契子，主線是吳彥祖向地主會復仇的故事。上集古天樂佔的戲份最多，今次劇本倒像是為吳彥祖度身訂造，仿如他才是這齣電影的正印主角。劉青雲當被害者的角色，全套戲他也處於被動位置，沒有機會好好發揮。古天樂更仿如路人，他飾演的警察不過巧合地牽涉進竊聽案，最後還淪為吳彥祖的一隻棋子。

今集的故事比上集遜色，上集故事講人性的決擇，今集則成為一個平舖直述的三流復仇故事。地會主左右股壇呼風喚雨，但說到低不過是一班經紀，在枱底做不見得光的交易，不是大奸大惡之徙。吳彥祖竊聽他們的犯罪證據，要狹他們去對付殺父仇人同叔。電影表面上好像是鬥智，但吳彥祖的計劃漏洞太多，要在電影世界所有事情都巧合地發生才會成功。吳彥祖從地主會手上賺了二億，其實原本還可以全身而退，再從想辨法對付同叔，反正他一開始的目標也只是同叔一個人。地主會眾人被黑吃黑，最多只會怨自已技不如人，還不至於動殺意。他們要動手殺人一早就動了，不用請吳彥祖回去慢慢傾計。如果同叔的手下不是埋屍而是燒屍，沒有證據告同叔殺人，那吳彥祖便死得冤枉了。又或者同叔只是示意手下開槍，那同叔依然可以逍遙法外。

電影的高潮位力度不同，以買入五千萬死股為主軸，只見劉青雲在白板不停寫數字，古天樂走來走去放股票，欠缺劇情拉緊然後爆開的快意。中段加插無謂的動作場面，讓這套電影變成既非動作片亦非劇情片的四不像。不是說那場電單車追逐突破不好看，只是如果吳彥祖有這樣好身手，便不用靠施展小聰明來復仇了，大可以用跟踨器找出同叔別墅的位置，然後單人匹馬殺入去報仇。再不然讓那幾台手機自爆或放毒氣好了，不用把自已當餌去引同誘叔殺人，然後寄望古天樂能夠破案拉人。

二零一一年我就只是看了這齣港產片了。這齣電影除了劇本先天不足外，其他方便尚算可以一看，其他港產片連吸引我看的興趣也沒有，大慨香港電影業已經玩完了。拍不出好的電影，又怎能怪觀眾不看呢？二零一二年，希望不會成為我看零港產片的一年吧。

提外話，古天樂電影中完全沒有表情，面部僵硬只有眼睛能動，看來關於他打Botex打壞了面部肌肉的傳聞大慨是真了，抑還是他的演技仍然如此爛。

原文連結

我們的香港是這樣長成的！

吉暝水 — Sat, 04 Feb 2012 17:41:20 +0000

序 - 最近我們的社會太多風波，或者回到童年是一個不錯的安撫。

每一個人的成長總離不開玩具，就算家境不算富俗，也總會有自家製的玩物在手。即使換了成人身分證多年，童年玩物還是紮根深心的集體回憶。玩具是成人世界的縮影，兼有社教化作用。從不同年代的玩具，能夠窺探出當時的社會現實。

對於香港，玩具更有多一重的意義。曾幾何時，香港是世界一大玩具生產地。當年由於塑膠業發展蓬勃，造就了玩具王國的奇蹟。Made in Hong Kong，不但是信心的標誌，更是風行全球的知名品牌，成品銷售到歐美各地。價格之高，可不是那年頭一般家庭所能負擔的。工廠以外，還有不少家庭式作業的生產團隊。嬰兒潮的孩子，也許沒有玩玩具的份兒，參與製作反而是他們童年回憶的一部分。

關於香港童玩的展覽，其實多年前在文化博物館成立之時，已包括在常設展館之中。今次香港知專舉辦的玩具展，卻抓住了香港作為玩具王國的歷史，結合設計、藝術及創意，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格。從展示昔日玩具的開始，到學生及藝術家以童玩為題的作品，感覺像是活力充沛的延傳。展覽在知專的教學大樓內舉行，開放的玻璃窗外牆，光潔明亮的高樓底，錯落的展品，感覺像是參觀工作室多於藝廊。這種界乎於博物館與藝廊的展覽空間，讓參觀者能在沒有環境設定的拘束下，更能貼近作品，聆聽物件本身的故事，建立更親密的交流和對話。

我們在展覽中走了兩個多小時，聽見了很多笑聲，來自爸爸媽媽一輩的，也有來自活繃亂跳的小孩的。在這個空間，大家都像是回到童年，爸爸媽媽跟孩子說著他們的童年往事，香港故事也不經不覺地言傳下去。孩子擎著大眼睛在聽，想像那年代的光景，爸媽笑了，孩子也笑了。玩具就似魔術師一樣，帶大家回到一個沒有包袱的世界去。

一室笑聲，一室溫暖。看過這展覽我才知道香港工業也曾經這樣光輝過，香港人的創意和想像也曾發光發熱，一時之間很有一份來自歷史的驕傲。誰說我們香港沒有文化沒有創意？從當年的自家製玩具，到今天學生們的藝術作品，無不是心思誠意之作。香港從來不是沒有藝術文化人才，他們一直在邊緣跳舞，只是在CBD打拼GDP的人看不見而已。

當我看著我爸我媽的童年回憶重現眼前，「煮飯仔」、榮華月餅娃娃、荷蘭水蓋……每一件物品都如此真實，我在想，當我們這一代為人父母之後，又有甚麼童玩故事可以分享？我要怎樣告訴我的孩子我是玩「模擬市民」長大的呢？如果那時候已經不再用蘋果產品了，那我又要怎樣介紹「憤怒鳥」給孩子們呢？

展覽詳情：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16/12/2011-1/3/2012)

(註: 本文於同步發表到個人部落格上, 參考連結為:http://movingfromhere2there.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html)

Twitter 為市場失守，審查內容

Y.K. — Sat, 28 Jan 2012 07:09:32 +0000

Twitter日前在官方部落格發表題為「Tweets still must flow (Tweets 必須繼續順勢而為)」的網誌，簡言即為了打入更多言論自由受限制的國家，會按要求審查twitter內容。

網誌以一年前發佈的文字開始，題為「The Tweet Must Flow (Tweet必須順勢而為)」：「開放的信息交流可以積極影響全球......幾乎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同意言論自由是人權。許多國家還認為，言論自由承載著責任和有其限制。」

Twitter要繼續邁向國際化，將進入對言論自由有不同限制的國家。有些因為標準相距甚遠，以至它無法打入。有些則相似，但因著歷史或文化的原因限制某些內容，如法國或德國禁止鼓吹納粹言論。

截至現時為止，為了能迎合那些國家的限制，惟有全球性刪除內容。從今天起，公司會在指定國家攔截用戶內容，但同時保持它在世界各地流通。它會建立和用戶的溝通方式，保持審查的透明度和提供解釋。

它表示仍未使用這功能，但如果在某些國家收到審查要求，它會嘗試讓用戶知道，而且清楚標明那些內容已被攔截。為了增加透明度，Twitter會擴大和Chilling Effects的夥伴關係，透過網站，這用戶更易尋找關於Twitter的通知。更多資訊可在網站政策和用戶的帳戶設定查詢。

雖然Twitter最後重申公司的核心價值是捍衛和尊重每個用戶的聲音，無論何時何地會盡量保持訊息流通──但它已同時留下註腳，若不許可便推行「具透明度的審查」。

此例一開，恐怕牽全球性社交網站審查內容的壞先例。

不理性的理性：談「排外」和反排外

lewisdada — Fri, 20 Jan 2012 10:16:38 +0000

原文連結

左翼、社運人士乃至香港人權監察等組織都是理想高遠的。在D&G事件以後，各方人士紛紛出來呼籲市民要理性，不要對大陸人「種族歧視」。對大陸遊客和移民種種不是稍有微言者，在他們口中都成了「不理性」和搞種族歧視的野蠻之人。在這個時空下，知識分子會洋洋灑灑地跟你談論邏輯和方法學、會大灑他們在大學書院裡讀來的解構主義、或是高舉另一個時代產生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教育你：排外是不理性的，不理性的總是不道德的。

然而，群眾的怒火來自何處，口中的唾罵究竟因何，則被他們有意無意被忽略。為甚麼一向「理性」的香港人變得如此「民粹」？究竟知識分子總是最受理論所困的一群。理性成為了一種片面的教條。「理性」在那些受「陸潮」影響的人耳中，無疑是一種局外人的風涼話，就像瑪利皇后口中那句let them eat cake。因為一切的平等、理性、兼愛，都是有物質條件的。當資源不足的時候，人性就會暴露出醜陋一面。衣食足才會知榮辱。

人餓至極，則必食人。主張大無畏的世界主義、抱持大中國情懷、堅持陸婦生兒是天賦人權者，是好心，但最終會做壞事。實施這種人口政策，只會令資源的緊張感覺更為明顯，族群之間的敵我關係更加分明。因為人只有生活安定的時候，才有心情講理性、談共融。在經濟不景，地產黨張狂的今天，外來人口在港人眼中，根本是負資產，是惡性競爭。不問情由，將民怨的現實脈絡抽空，空洞而教條主義地將市民的怒火全扣上「歧視」、「法西斯」、「希特拉」的帽子，不是保護新移民，而是將無辜新移民「擺上檯」，使之成為族群衝突的犧牲品。

本地人與大陸人的衝突是因為政治現實，是中共銳意主導的文化政經清洗的大環境。本地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感覺到前所未有的緊張和異常，以李鴻章的句式來說，這是香港一百五十年開埠以來未有之大變局。

本地人對新移民的歧視和非理性仇視，在中共的政策操弄下，是必然、自然，甚至是生物的本能。恐懼是人類的本能。對資源緊張的焦慮、南北文化的衝突情緒，統統是現實所產生的問題，又豈是單靠口號式的共融、仁愛、人權就可以克服？今天兩批民眾的互相仇視，難道不是因為中共對香港實行的權謀和政術嗎？為甚麼不將精力花在鞭韃造成港人失去理性的現實環境（中共和港府的移民政策），而是對同樣受害的港人大加責備、甚至去百般挑剔那些要求「本地優先」的人呢？即使在口水戰中駁倒了對方，這個令人性墮落的環境會改變嗎？不會，情況只會越來越差。一般人根本不理會甚麼左翼右翼、甚麼主義甚麼主義，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生計。以為一般人會有甚麼「意識形態」，真是太過高估民情。

現實的政治環境不改，今後的種族歧視和族群衝突更會更形白熱化。以本地人的利益優先，理性限制移民，是減少衝突的唯一方法。長遠來說，安定本地人心，才能保護外來移民的福利。理性的做法，是向人們提倡為善的誘因，而不是剝離現實地去要求人們在一個嚴酷的生存環境下做一個兼愛非攻的聖人。《天與地》三子吃掉家明，是迫不得以。今天出現的只是口水戰。但是如果再不改弦更張，將來的衝突只會升級，到時說再多的道理都是徒然。

今天充斥在社會中的歧視和唾罵，當然難聽之極。一聲一聲的「蝗蟲」，固然不甚理性。然而，那種要求人們去違反先利己，後利人的自然本性的要求，本身又有多理性？

閱讀：
反對排外，堅拒族群鄉音性別歧視社會行動者不要成為人權侵犯者(人權監察新聞稿) | 香港獨立媒體
 曾瑞明：一個封閉論述——讀陳雲《香港城邦論》

「尋找與現實最深的交叉點」--誌小川紳介紀錄片團隊(下)

影行者 — Fri, 20 Jan 2012 08:49:59 +0000

【尋找在世間的影像】評論系列啟首語：對於影像—藝術—生命，我們數人各有看法，有時苦口婆心，有時打爛砂盤，有時喁喁細語，有時無咁好氣，有時直情氣短，希望與大家分享，認真看影像，認真想影像，認真拍影像，認真做人……
四維出世．鄭政恆．李維怡．張歷君／（張兄將於六月加入混戰）（將每雙週於影行者的〔尋找在世間的影像〕網誌刊出

「尋找與現實最深的交叉點」--誌小川紳介紀錄片團隊(下)

文：李維怡

也許是一些早該寫的文字，因為這個人和他的伙伴們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

就如有人用了畢生的努力為我們留下了重要的禮物－－愛世界的諸多可能性、愛生命的諸多可能性。死者已矣，而這禮物是只能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去為後來的人留下什麼，才能勉強償還的禮吧。

以下的文字，有許多都是直接引自台版的《小川紳介的世界－－追求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大家可以視為一種對小川及他的伙伴們的藝術的分享和引介吧。

文章分四部份，分兩次刊出：

今期:

三) 內容與形式的高度融合－－現實作為方法

四）結語：是「收割電影」還是「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

上期:

一）為什麼拍電影？

二）1960和70年代的左心房－－時代作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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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與形式的高度融合－－現實作為方法

「對這個世界和這個時代，他（畢加索）既不進行複製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簡單地加以歪曲。他從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規律。他還證明了按其他規律創造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他使現實之樹長出了新枝。」～《論無邊的現實主義》，加洛蒂（文藝評論者）

小川沒有說自己是現實主義文藝觀的提倡者，甚至在書中他明顯批評過蘇共式的「革命現實主義」電影，指其拍得像商業電影一樣，故他不單在內容，而且在形式方面，也一直在尋求進取的態度。我發現，加洛蒂評畢加索的方法，正好用來描述小川們的作品，尤其是後期介入農村的創作方式（如《古屋敷村》、《牧野村千年物語》）：「證明了按其他規律創造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他使現實之樹長出了新枝。」對「真實」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整個藝術手法和態度的不同。

引用加洛蒂這段話，是想稍為打破人們一般對「現實主義」的片面想法。只能遵從一個「主義」去創作絕對是異化，反之，人選擇一個近似自己生命觀的方式去觀照現實，在現實的材料上加工創作，在經驗過現實之後選擇一種「主義」去提倡去推廣，卻是一些自主的舉動。了解什麼是「現實主義」的人，會發現這是一種生命觀，而不只是一種「創作手法」而已。這個生命觀最主要的態度是，不以〔把個體抽離現實世界〕作為理想，也不以「個體必定要向現實世界屈服」為理想，而是理解當中互相辯證的關係，用小川的話，就是「尋找與現實最深的交叉點」吧。故此，跟隨文章上半部對時代與個人互動的理解，即使小川不談自己有什麼「主義」，但卻不會妨礙我們以基進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眼光去審美。再者，現實主義的框架，也能讓我們把小川們的紀錄片與日本及世界各地的現實主義創作放在同一個光譜上理解，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的意義吧。

1）選材：尋找典型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現實主義美學對於「典型」的理解，雖然談的是寫作，但關於選材，我認為是相通的：

「當一個書寫的人觀察整個社會後，對這個社會的主要氣氛和結構性問題有了看法，同時也理解這些社會因素對一個人所造成的銘印，以及一個人因生活於這樣一個社會裡，而潛在的可能性。透過這些整體的看法，才能進而創造出能充份表達這些內涵的角色、事件等等，就是所謂的『典型』。

至於『公式化』，所指的就是一般社會主流裡，人云亦云的角色和事件。這些公式化角色和事件，通常只停留在典型的最表面那一層，而無法進入內核。

...舉個例子吧，假設你想寫一個備受欺壓的草根市民，你一定有一些你在生活中見過的張三李四七姑八姑作為描述的藍本。如果是公式化的寫法，很可能就輕易順從主流的價值而推動所有情節，最後就是『接受現實』－－『一般人就只會這樣吧！』。這樣的話，即使你寫他們反抗，可能也只是公式化的反抗模式吧。」

雖然小川在書中沒有談到典型，但卻曾談到為何要從少數者開始拍攝，為何要拍攝將要失去的東西，亦即被社會主流排斥的東西。（p.14, 102, 246）從一個社會所排斥的邊緣，便可得知這個社會的主流所容許的邊界在哪裡、劃下這條界的原則，以及不符要求者將受到的「懲罰」。要交昂貴學費的通訊生（工讀生）和住在都市貧民窟的貧民，這些明顯是社會的少數者；田地被機場建設掠奪的農民和快將沒落的農業文化，這些都是社會的「少數者」和「行將滅亡者」，最能反照社會結構的特質。

當然，小川們不是為了「尋找典型」而去拍攝這些人，我相信，他是為了尋回「人類為了生存而特有的那種最根本的倫理道德」，而這種東西，正是「我們在經濟高速發展、生活水準急劇上升的同時，被埋沒、被漸漸忘卻的東西。」（p.14）

2）紀錄介入現實：讓現實之樹長出新枝

然而，如果小川們真的只是尋找典型，可能便不會如此突出。小川團隊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拍攝對現實進行介入的操作態度和方法。

紀錄片，尤其是參與式紀錄片，作為一個創作形式，可以說是其中一個在過程中最需要與現實狀況交纏的形式。小川說拍紀錄片是一直拍攝著與被拍攝者的關係。我認為這個自我覺悟真的很重要。

有這種覺悟，就能夠見到所謂的「真實」，會在現實的時空裡一直地變更，也會因拍攝者的存在與否而變更。例如拍攝者見到一個小市民被政府欺侮的事件，即使拍攝者企圖「不去影響」這被拍的事件過程，這個拍攝者其實也做了一件事：任由這件欺凌事件發生，而欺凌事件的「順利」發生，正好成就了他「要拍攝」這個慾望，結果，什麼「不影響被拍的對象」，其實反過來就是透過不反對不公義而滿足自已的慾望。簡單講一句：任何的「不作為」，也是一種「維持現狀」的「作為」﹣﹣如果以小川的角度，這種剝削性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才是這人所拍到的東西。換句話說，無論怎樣拍，都會影響了現實，所以拍攝者就要為「讓現實走上什麼方向」負上部份的責任了。

有了這個覺悟，你會看到他們在拍攝反機場鬥爭時，透過攝影機的訪問去搜集意見，會在沒什麼錢的情況下仍穿州過省帶著他們見到的真實去為村民做傳播。你會看到，在《人間曲調》裡，他們邊拍攝，邊勸勉某快要喝酒喝死的街坊戒酒，邊拍攝邊希望幫助他們。你更會看到，在《牧野村千年物語》當中，村民的傳說，村裡的古代反抗史，也成為了村民參與的戲劇。在《牧》片中，村民透過戲劇重新感受一次先輩反抗的故事，這種會不會成為現實生活的預演我不知道，可是，卻肯定對村民面對世界的心態有所影響。

作品，除了是導演和攝製團隊有話要說外，也是被拍攝者有話要說，是這些人有一些共同的話要說。同時，一個製作團隊在經歷「在與現場的共生中求得和睦相處」（p.287）的過程之後，一齣紀錄片便超越了底片，成為了更多參與者帶著活下去的人生經驗，真正讓一個藝術作品成為一個源源不絕的有機體。

3）形式：為了忠於所感所知的現實

以紀錄介入現實，以各種拍攝方式放映方式去改變現實和將來，是紀錄片與現實的一個辯證關係。可是在小川們的創作中，紀錄片與現實的另一些辯證關係，也在表現在不同的形式裡。

小川在書中提到一個關於同步錄音的問題：由於錄音器材的限制，在田野中流水的聲音，無法再現，於是，團隊一起如遊戲般，想法子自己製造那個自己真正在田野間聽到的流水聲，而當這個「被製造」的聲音放映時，所有農民觀眾都認為那是非常真實的聲音！（p.161）

這真是個很有啟發性的經驗！

這個方法提出了一個關於紀錄片是否忠實的問題，我認為，他們的做法是忠於自己所感知的現實－－既然錄音器材無法忠於現實，於是自己想辦法去做囉。

另一個我很想進一步討論的有趣方法，就是「表演」。雖然說，每個人在不同人面前就會搾演不同的人生角色，「表演」本來就是人生之常態。可是，小川後期的紀錄片，卻把這種以表演／半虛構作為一種「紀錄」的形式。

比如說，他們在《古屋敷村》裡，為了讓年輕一輩的農夫更了解某塊地上稻子長不好的原因，會去請教相關專家，然後攝製隊做了一套模型，以超low-fi技術手動動畫，上演一幕「泥土鐵質變形記」或「冷空氣來襲記」，自編自導自演。這除了明顯就是「推動可持續發展農業」這個介入現實的動機外，更戲仿科教片的形式，發明了一種「紀錄」泥土內微生命的方式。然後鏡頭向上一掃，見到那個本來在心痛自己的勞動失收，在田地裡咬著唯一稍為像樣的稻谷的年輕農夫，在旁看著他們繁忙地進行「動畫」在微笑，然後我坐在螢幕下忍不住笑起來。看看片尾一連串科研顧問，就知這個看起來有點粗糙的手動動畫，其實是一個經過對現實界的充份調查，然後設計、重演的「戲劇」。我想，我一生人未見過這麼貼心、那麼浪漫的「科教紀錄片」。

「表演」，是為了忠於自己所感知的「現實」。這個做法到了《牧野村千年物語》，更加發揮到淋漓盡致，而且由村民參與明顯的戲劇表現去「紀錄」心中的歷史，肯定了每個人心中的微觀歷史的重要性，而到了片尾所有村民逐一出來謝幕，至此真實與虛構、過去與現在、片內與片外，統統界限都被打破，成為一個非常「完整」的有機體了。(註1)

4）「共同創作的樂趣」

我在這篇文章中談到創作集體時，一直是寫「小川們」，就是想強調，這一切都不是小川紳介一個人的工作。

相反，不只與被拍攝者之間，而拍攝團隊之間，更是共同創造的態度。小川在書中寫了一段很驚心的文字「可是在這裡，每個人的個性都要解體一次。然後再在組員這個名義下，把與現實劇烈交叉的東西總和起來，收斂到底片上...每個人的個性在經歷了一次解體之後，重新以堅強的個性結合起來。然後再以這種形式會聚到底片上去。」（p.63-64）

這裡可不是在談面目模糊受權力主控的集體群眾，而是在談自主自發地去個人中心化而達致的「共同體」意識。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高度鼓吹個人主義和原子化社會的情況下，提出和實踐這個創作共同體的想法，實在不是偶然的。可是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這該是不受重視的藝術創作形式吧.。

在小川的憶述裡，這種態度，也正是「尋找與現實最深的交叉點」的態度，就是大家可以經常爭抝，罵個面紅耳赤，但為了可以切入現實的內核，就該真正思考對方的意見。大家談藝術創作的形式，通常只會看到被展現的部份。可是電影這種藝術形式從根本上就是一種集體創作，集體如何凝聚、如何協作，是作品做出來的基本功，也是作品的一部份。

5）沒有「旁觀者」的傳播／放映／表演模式　

小川在書中數度提出一種新的「觀眾運動」，所要求的，就是影像不只作為「看看」而已的娛樂品，而是把人和人連結起來的媒體（media）。小川們希望觀眾可以看了影像後，關注影片裡的事件和人，並反省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不論何時對任何事物都不做旁觀者」（p.67）。（註2）

這並非小川們的新創模式。自布萊希特提倡不讓觀眾痴迷在劇情中，不讓事情因劇場的結束而結束，這種把「舞台」與「現實」的界限打破的態度，就已經很為藝文界所熟知了。

與許多前衛創作人有所不同的是，小川們是透過自己所愛的藝術形式，亦即電影，去愛這個世界上生命。如此，他所帶來的影像，雖然內容也和許多前衛藝術的作品相似，是關於現代社會發展的冷酷無情，但卻仍帶有這種土地的、孕育性的氣質，帶有對被欺壓的小人物的關懷，而不單是城市人的孤寂。故此，他打破舞台與現實界限的方式，也就並非只散發出一種「洞悉世事」的聰明氣，而是揮發出一種暖意，一種要孕育更多能夠「愛他人」的人之希望。

畢竟，「愛」的根本，就是打破界限﹣﹣打破「我」與「非我」之間的界限，不是嗎？

四）結語：是「收割電影」還是「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

「收割電影」和「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兩句話，是山根貞男為紀念小川而出版的書藉的大陸版書名，而台灣版的書名為《小川紳介的世界－－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我不曉得編者的心思，我只知，憑我對小川的理解，「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才是更重要的意義。

在未有上文下理之下談「收割」，很容易便陷入成果論，人只懂得看成果而不看過程，就很容易造就不擇手段的習慣。紀錄片是以別人的生命作原材料的一種藝術形式，而且像真度越高，倫理責任越大；被拍攝者掌握的傳播能力越低於拍攝者，拍攝者的倫理責任也越大。（否則小川們為何批評主流媒體，而要自己去拍攝去放映呢？）所以，如果純粹以收割物件的態度去做紀錄片，無論藝術技巧如何高超，也還是一種可怕的態度。

雖然小川的書裡有談到「收割電影」，可是，書中所「收割」的「電影」，是以農民對土地和自然的愛，去比對拍攝者對他和拍攝伙伴和被拍攝者之間長期生活在一起、互相愛護的一種關係，而遠不只是一個只停留在「作品」自身內部的「作品」。用小川的話說，就是「吃飯，活著，以及愛他人」（p.66）因此這個「電影」，實際上已成為「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的一種隱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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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特別強調注明一下：這裡所談的「表演」，是經過對現實的關注及認真的整體分析得出了結論後，思考如何去表達這個結論，並在對被拍攝的弱勢社群處於絕對尊重的條件下，設想出來的藝術形式；而絕不是贊同那些為譁眾取寵或者只為截取自己早已想好的敘事，而讓／迫被拍攝者「表演」的動作。

註2：當然，請大家勿把內地的抵抗模式「圍觀」與小川所談的「旁觀者」相提並論，因為那是在惡法限制下的主動參與行動，與消費社會中的旁觀他人之痛苦的態度遠遠不同。

V for Vendetta V煞（漫畫）- 法西斯極權統治對無政府主義

hevangel — Fri, 20 Jan 2012 08:35:25 +0000

不論在早前的佔領華爾街行動，還是香港的反地產霸權遊行，總會見到有示威者帶著V煞面具。這個面具起源於八十年代的經典漫畫V for Vendetta，代表著反抗極權政府的人民力量，挺身爭取天賦的人權和自由，已經成為現世代的文化符號。這套漫畫在美國漫畫中屬於殿堂級的名作，出於漫畫大師Alan Moore的手筆，內容深度已超過一般娛樂性質的美漫，富有與1984等同的寓言警世意味。

故事發生在核戰過後的英國，世界其他地方已被毀滅，英國這個偏僻小島得以幸存。國家由戰後的混亂過渡到極權統治，所有傳媒娛樂由政府控制，人民思想受到嚴密監控，杜絕一切不為政府容許的書藉和音樂，當然也少不了橫行無忌的秘密警察。V是個帶著面具武功高強，單人匹馬挑戰政府的獨行怪客。故事從他炸毀國會大樓的晚上，他從秘密警察手中救出一個少女開始。漫畫分作幾條不同主線平衡發展，有探長追查V的身世之謎，政府要員之間的陰謀，V展開他推翻政府的大計，其中最重要主線的是女主角的思想變化，由只最初仰慕V渴望受到他的保護，到通過精神考驗成為V的接班人，最後完成炸毀唐寧街的使命。

漫畫故事本身並不特別精彩，V的身世和崛起很牽強，他與探長決鬥枉死有點反高潮，夾硬做戲好讓他耍帥說死前那幾句說話。大意是說他肉身死了但精神不滅，任何人只要帶起面具也可成為V。整本漫畫的亮點是女主角的改變，單憑那一段已足夠讓這部漫畫登上經典的殿堂。女主角被救後口裏說支持V，但她還未經歷思想的洗禮，不能理解明白V的理念。V先把女主角放走，然後假扮政府捉了她囚禁起來，一邊對她嚴刑審問洗腦，另一邊暗地裏給她精神鼓勵，讓她在生死關頭思考人生的意義。當她被宣判死刑時能坦然面對，寧捨棄性命也不願失去思想人格，她成功通過考驗成為自由的人，得到V的認可讓他可能安心委託遺命。

作者在介紹中說這本漫畫的中心思想，是要對比兩個極端的政治理念，法西斯極權統治對無政府主義。漫畫中對法西斯的批判有不少，但關於無政府主義則著墨不多，V雖然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並沒有提出什麼有見地的理念。他炸掉政府的核心組織，催毀政府對人民監控的力量，只是帶來混亂和破壞。混亂過後還是要由新的強人政權收捨殘局，沒有帶來他想見到的自由。從這方便來說，V的革命可以說是失敗了。他只是單純地以為打倒政府便能解決問題，政府倒台後想當然地認為明天會更好。諷刺是人民的生活，在極權政府的保護下尚算安穩，至少比無政府態狀暴力橫行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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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人少的路上──論浸會大學教學語言議題

吉暝水 — Wed, 18 Jan 2012 16:15:07 +0000

教學語言議題經已討論多時，我一直都想寫一點東西，表達一下一己之見，總是提筆無力。是日傍晚，相關的論壇在千呼萬喚下展開，校長、教務長等大學高層均出席。我沒有進入會場，光是看有如一般記者招待會的格局：校方代表坐在桌前，學生和其他觀眾坐在對面，站在門外的我，也能感覺到那種楚河漢界的無奈。一如往常，浸會大學的同學沒有人家激動的抗爭，卻不知道從哪個時候引入行為藝術的風範。論壇會場外的「仆街少女」，比暮光之下燈火通明的鏡房，更為奪目。看著這位同學，我心有種莫名的激動。感謝你，是你給我力量寫這一篇。

中文還是英文，廣東話、英語還是普通話，教學語言的討論從來不是教育議題，而是充滿政治意涵的話題。如果單從教與學的角度切入，無可置疑，早前同學們在民主牆的貼文，引用到「道」與「器」及〈師說〉的「傳道、授業」等概念已經很說明得很清楚。教學語言在課堂之中不過是一種工具，重點在於教學內容。覓得最為師生合宜的語言，方能發揮教育的目的。觀乎這一場教育語言風波，明顯超越了教學層面的討論。

上周張炳良教授在明報發表一篇的文章，名為〈大學教育﹕普及化還是精英化〉，指出香港政府，以至社會全體都需要反思本港高等教育的結構。八大院校鼎立的局面，乃是回應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結果。九十年代，多家高等院校，包括當時的浸會學院先後獲升格為大學。自此，香港升大學率由過往只有兩家大學年代的約5%，逐漸提升至約15%。配合社會轉型，從製造業過渡到服務及金融為主的經濟模式，社會對教育程度的要求相應提高。增加大學學額，提高人口教育程度，實為必要之舉。重點在於5%跟15%之間存在的差異性之大，卻是教育政策不能不思之處。最優秀的5%，學科成績及語言能力，普遍要比15%中的後10%為佳。過去5%的同學，有能力接受全英語的大學教育，行之多年，未有遇上重大的教或學的問題。然而，當加入繼後的10%時，整體學生的語文程度則未必如前。有能力的，當然可以繼續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立足香港，走向國際。能力較次的：學科能力不俗，語文能力中規中矩。相對於國際化，如何培育他們成為本土人才，或者是來得更實際的方向。

更進一步論及至文化層面，英語作為「國際語言」乃是一種文化霸權。自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的世紀，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發展出現明顯的分殊。歐洲，以及後起的美加，掌握了論述的權力。由於他們著作豐厚，壟斷了學術及知識的立法性。著書立說彷彿都要經過英語國家的印證，才能算是「實學」或「正統」。這種由語言引伸出來的文化層階性，一直牽絆著亞洲社會。亞洲學子無不趨鶩於英美的高等學府，家庭及社會也灌輸一種「會英文是高級」的訊息。無可置疑，以今天的世界運作邏輯，暫時沒有其他語言在知識場域上能與英語教量。然而，我們是不是因此就棄守自己的母語呢？一個多元並制的世界，又怎可能讓一把聲音獨大？雖然走這條路的人不多，甚至可能同路的人，越走越少，也不代表這是沒價值的事。

作為大學的一分子，我們能當走在社會之前，而非投誠於社會的種種荒謬。只要我們凝聚更志同道合多的人，堅持中文、堅持粵語。即使這把聲音做不了主流，但最少我們為這世界貢獻多了一個選擇。先賢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曉以我們推己及人，從內到外的工夫。若我們不懂得擁抱本土的美好，光是口號式的喊著「國際化」，如此架床疊屋，學問和人生又怎能站得住腳？

(註: 本文於同步發表到個人部落格上, 參考連結為:http://movingfromhere2there.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19.html)

通識教育之死

hevangel — Tue, 17 Jan 2012 16:53:39 +0000

香港轉新高中學制後，通識教育明年正式開考。剛剛在網上看見黃明樂的一篇關於通識教育考試的文章「實驗恐慌」。我十分認同該篇文章的觀察，可是作者卻沒有點出道出背後通識教育已死的事實。作者黃明樂本身是個通識科教師，她批評大小傳媒找城中才議員人去試答考卷，然後統統被通識老師改卷評分不及格，是沒有代表性的嘩眾取寵的驗實。我也是在香港的考試制度下長大的人，當然明白考試中要合格要高分，自然要迎合考試的遊戲規則。才子議員試答屬玩票性質，沒有經過操練熟讀題目要求，要他們考取合格分數實是強人所難。

作者還引用比喻，抓環境局局長來做地理試題，或者叫金庸做中文試題，可以保證他們多數不合格。對於一般知識性的科目，著重背記大量只有考試才會用的知識，考試過後知識大多忘掉細節，的確隨便抓該科個專家來叫應試，若他不準備的話大慨也不會及格。不信隨便找個醫生甚至醫科教援，給他一份醫科試卷丟困他在一個房間三個小時，看他能答對多少題。這類式的知識性的科目，只是需要用的時候記得曾經學過，能夠快速找出參考資料，或大慨判斷大方向正確或錯誤，便已經足夠了。可是另一類的科目，是屬於心法型的科目，例如英文或中文作文，直正學懂了便永遠不會忘記，像游水或踏單車一樣。不信又可以做做實驗，抓南華早報的總編輯，丟給他一份英文試卷，相信他可以輕易拿個滿分，又或者叫金庸考中文作文卷答文言文題，保證也能拿取優異成績吧。

真正的問題是，通識教育是屬於知識性的科目，還是心法型的科目呢？黃明樂自已也說過，通識教育在於透過深入經歷、反覆思辯，鍛鍊出分析問題的基本功。然後同一套功夫，應用於不同題目上，一理通、百理明。就像練好站樁，打任何拳腳功夫都可事半功倍。照道理通識教育應該屬心法型的科目，只要對事時和世界常識有一定認識，思辯的基本功打得穩陣，考通識應該空槍上陣，就算不拿甲級也不至於不合格吧。例如叫李雲迪去考一級琴試，就算他如何不認真去考，也不會肥佬吧。

試答通識卷的才子議員，他們不是每天在報章寫專欄評論時事，便在立法局為國家大事社會議題辯論，他們應該精於通識教育所提倡的心法吧，照道理不應考得如此差吧。我寧願相信通識試券只是另一份填鴨卷，考生必需依循通識考試的遊戲規則玩才能合格，最壞也頂多是通識教育之死，反正也沒有人對香港的考試制度有什麼期望。我恐怕事實卻是另一面，那些才子議員其實根本不懂通識，給他們一份通識卷便完全露了餡，觀看他們平常的言行，看來這個恐怕才是他們不合格的真正原因。既然理應最需要通識的報章和議事堂，全不懂通識的人也可以做其才子做其議員，不是正正指出通識沒有用嗎？那學生還學通識來做什麼？香港的通識早已死亡，搞多少通識教育通識考試，亦已反魂無術矣。不懂通識的人坐著最需要通識的位置，懂通識的人不能學以至用，只好去教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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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本土人系列之三：迫爆產房搵命搏？（請廣傳）

影行者 — Tue, 17 Jan 2012 08:07:34 +0000

睇產房問題，係咪應該睇多d唔同方面呢？

自從實施內地產婦收39,000元之後，醫管局第一年額外收入四億，兩年以來收了六億；大好生意為何竟變「無人手」？為何產房床位只增加74張，14位產科醫生，31位產科護士？六億裡估計起碼有一半拿到哪裡去？

其他異鄉本土人系列影片：
草根視點： http://grassview.wordpress.com

影像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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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文學系列】寫在《夢幻食品廠120小時》四分一世紀之後

Denny — Sun, 15 Jan 2012 14:33:27 +0000

文：劉英傑

經歷了四分一世紀的流離失所，《夢幻食品廠120小時》這篇小說竟戲劇性的要面世，回想那些青春年月，轉瞬間頭上已不止四分一的灰髮了，不能沒有一點感喟。還要想的，是這世界，我指的勞動世界，又改變了多少?

一九八三年暑假後，我決定放下三年毫無生氣的教書生涯，在馬克思理論與資本主義生活的堵塞中，我一時拼命的，一時放任的，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出路。

從七十年代末在新青工人夜校的參與，在那個時候已接近尾聲，我們招收不到新學員，我們一直期望為年青工人服務，向他們灌輸要反抗資本家、為自己的階級謀求利益的想法，已無平台。

下決心自已來，只有生活實踐才能驗證我過去幾年所想和所做的，是否我終生的價值觀。我去了大埔工業邨一間食品廠當工人。我想我的愛侶是有點異議的，可能我太瘦，我太文弱，不能令人放心。果真有次我搬動炒魚皮花生的大鐵鑊時，扭傷了腰，給送去急症室，愛人哭著跑來看我的情景依稀還在。

在一年半的工人生涯中，我確實體會到甚麼是極度辛勞，受剝削、壓迫是無日無之。從知識份子走進工廠的道路上，造反是必然的，也是我受盡艱辛下的唯一目標。我向廠方要求更改制度，改善福利，同時我也開始籌組工會，與我相熟的工友講成立工會後的對工人的種種保障，在已找到足夠人數到職工會登記局填寫表格之際，風聲洩露了，自然，我也隨即遭解僱。

據說，我是香港工運史上第一個因組織工會而被炒的人。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跟了我這個案一段時間，此事還受到國際食品工會的關注。我自己則不斷在勞工處指控公司無理解僱，要求保障籌組工會人士，個案一直去到律政司署。最後律政司署給我書函，表示「不宜對有關僱主提出檢控」作結。在工運還不成熟的一九八五年，我無辦法討回公道，

尋求法律公道的過程是沉鬱的，也證明了工人的弱勢，《夢幻食品廠120小時》也在這時段完成，它記載了我的不滿，我的期盼，還有絕望。

2012年1月

連結：
劉英傑《夢幻食品廠120小時》
工人文學獎網頁
 工人文學獎blog

「知識分子書寫工人的困難」系列－－知識分子入廠經驗：深圳及香港
日期：17/1/2012(星期二)
時間：晚上7:30 - 9:30
地點：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九龍旺角道7-9號威特商業大廈9樓）
講者：潘毅、劉英傑
〈夢幻食品廠120小時〉是第四屆工人文學獎小說組冠軍。劉英傑八十年代到食品廠工作了一年半，是生產線組長。小說以魔幻手法寫成，其中對食品廠工人爭取權益的幻想，亦對資產階級的期許…今天仍是那麼遙不可及！《中國女工》通過潘毅與女工一起生活和工作，從1995年至1996年在深圳港資工廠做了八個月田野調查，展現當代中國女工的生存現狀。此書出版就獲得學界好評，獲美國社會科學界「米爾斯獎」（C. Wright Mills）。
參考：潘毅：《中國女工》及劉英傑：〈夢幻食品廠120小時〉
主辦：工人文學獎委員會
查詢：劉先生 9513 6827

世故說韓寒

安徒 — Sun, 15 Jan 2012 03:17:30 +0000

近日中國知名作家韓寒，在網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既談革命，又說民主，再論自由。文章洋洋灑灑，引起爭論甚大，韓粉留言討論數以萬計，也觸發國內外左派右派大辯論。

自由派和同情維權人士，認為在〈談革命〉一文中的韓寒拒絕革命，只談改革，觀點保守，結論是韓寒已經變質、投誠，被建制收編，對此他們大表失望。不過，認為韓寒依然是往往那個韓寒的，多半更喜歡韓寒在〈要自由〉一文中，要求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的立場表白，並謂如果情况一直沒有改善，自己會每年去文聯、作協的大會抗議。

平情而論，如果以思想水平來評價，韓寒這種反對激進革命，只求從個人切身的問題出發，爭取一點一滴改革空間的改良主義，並無任何驚天動地的創見。再以內地嚴苛的審查制度來說，韓寒的言論更好像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擦邊球」寫作，以反對危害政權的激烈革命那種（若真似假）的姿態，換取可以暢論爭取自由價值的安全空間，甚至輕輕發出鼓勵行動的呼召。

能夠引起這番激烈爭論的，端在於韓寒獨有的青年領袖、文化明星的地位。

過去韓寒的雜文針砭時弊，呼應青年反叛情緒，以調皮、機智而又不失言之有物的姿態，廣受歡迎。不單聲譽日隆，更具高度市場價值。及至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風雲人物，人們不但寄望於他領導青年思想，更有不少對中國國情隔膜者，想透過韓寒來了解中國青年的思想感情動態。於是，韓寒的一舉一動都受注目。

顯然，韓寒這種中國特有的「文化超級明星」現象，並非個人的事情，而是在中國當代特有國情下方可出現。這些條件一方面包括言論審查制度，另一方面是綜合的「新文化工業」。

所以，今日與其探究韓寒本人的信念價值轉變，不若以一個「文化明星」需要周期形象刷新，來考察他新的姿態，再而探討這些轉變的意義。

在韓寒冒起的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尤為受惠，普及文化隨之快速發展。雖然在傳統印刷和影視媒體，政治言論審查仍然嚴格，但互聯網的普及，開拓了前所未有的言論空間。韓寒作為一個冒起迅速的文壇新秀及賽車手，既象徵時尚生活方式、成功人士，又象徵着青年反叛，以及披帶了某種異見思想家的形象。這是一個同時結合了消費文化、青少年次文化和網絡空間文化的中國特有現象。直至後來內地及國際媒體進一步提升、「炒作」，韓寒遂變成一種既能賺錢，又能幫助國人抒發政治鬱悶的「文化明星」。

可是，「文化明星」歸根究柢都是「明星」，這和知識分子有根本的差異，也和異見分子並非同一類人。雖然過去十年間，過去曾佔思想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一步一步衰落，內地卻將「知識地位」附帶的「文化資本」納入一套消費體系當中，以「文化明星」取代「知識分子」，也讓這些「文化明星」承載「知識分子」過去負擔的批判功能。

過去，知識分子負起批判責任，除了自家著書立說，也會開立門派，延衍學術。可是，文化明星最關心的，卻非開拓學術研究，而是打造品牌，找尋自身的市場定位。學術競爭在乎思想創新，但文化明星卻不嫌大量借取、複製、循環再造學術資源，關鍵在於行銷及包裝，宣傳與形象。

西方消費社會興起的歷史表明，文化消費市場既有濫造「大眾文化」平庸淺薄，窒礙批判思考的一面，也有推廣文化，讓批判文化乘商品自由流通，打破專權的文化建制壟斷的一面。60 年代西方青年運動滋生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在運動高潮期間借力於文化商品化。運動趨向低潮後，文化工業亦大量吸納「反文化」的餘絮。搖滾樂、牛仔褲等帶反叛意味的商品例子多不勝數。中國韓寒現象的「進步」，亦正在於文化工業捕捉了某種「青年反叛」的需求，韓寒則充當一種保證銷售額的消費品牌：偏鋒、搗蛋而又確保安全。韓寒品牌提供的滿足，既屬於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也符合一大批在理想年代苦過、活過，今天卻又與體制無奈合謀，位居中產的中年受眾。

在一個除了消費之外，一切都無從發展真正思想自由的國度，明星制度產製下的受控反叛，被誤認為一種替代的「異見」。可是，真正未經改裝整理的「異見」，從來都不是文化工業的那杯茶。所謂「擦邊球」的寫作，本來是指新聞工作者突破審查禁忌的方法，但後來也慢慢變成一種偏鋒型文化商品的包裝方法。

韓寒在3 篇文章引起爭議之後，在另一篇〈我的2011〉的文章中，交代他這幾年寫一些批判政府的文章的心路歷程。起初他批評政府，歸咎制度，都是發自內心。後來這些文章獲得讚譽，於是他主動迎合，慢慢使自己納入一種「有罪推定」和「變種八股」的公式：「制度不好、政府腐敗、悲劇發生、人民可憐」。他今天說，這些批評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會受到民眾歡迎，但後果是支持者兩極化，沒有協商和妥協的餘地。於是，他開始覺得需要改變。

這段屬於自白類型的文字，當然可以閱作一種「作者」的深度反思。但了解影視明星制度的人，很容易又會看出，這種帶有「深度」的文字，其實也是構作「明星」之為「明星」的表演的一個部分。韓寒滿有距離回顧他過去的寫作，既指出一種文化工業下「八股式」寫作的異化性質，也批評了讀者那種「民粹式」閱讀。過去曾經熱捧韓寒的部分非常認真的讀者，也許覺得不快，原來韓寒過去只是應酬他們。但在明星制下的「追星族」其實不是「讀者」而是「粉絲」。那一篇深情獨白雖然好像否定過去，但那並不會證明韓寒的虛偽，或「文化明星」寫作的做作與不可信，反而是韓寒更「型」更「酷」的表現，那就好像影視明星不時都會說要改變形象，作更新嘗試。粉絲不會因此介意他否定過去，因為他們早而接受了，一切都是表演而已。追星族的讀者，更會對穿上新裝的韓寒充滿好奇與期待。

韓寒接着又在上文說：「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殺戮群眾。」再而，韓寒又解說他從原來的一個「堅決革命者」，到醒覺今是而昨非：原來革命是有代價的。「脫離了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中的極端專制獨裁者，原來在品質上未必相反，他們只是各自高舉着不同的旗子罷了。」

如果我是韓寒過分認真的讀者，會為這兩段說話而氣死，更可能會起而提筆批判。然而，正因為這些非韓粉的批判，韓粉會更喜歡韓寒。不但因為他用辭「酷斃」（什麼時候韓寒主張過「堅決革命」？）更因為他「誠意地」分享了一份「認真你就輸」的犬儒主義。過去（所謂激進期）的韓寒，事實上也潛存着這種犬儒主義。（沒有這種隱而不露的犬儒主義，反諷式的激進，又豈能令讀韓寒既安全又過癮？）今日坦白承認這種犬儒主義，只是在普及文化所組織的犬儒主義國度上更上一層樓而已。

韓寒，的確比從前世故多了。但在一個既只能「擦邊球」才能說真話的國度，「世故」是體制訓練出來的。可是，韓寒（及他的文化工業）卻有這個條件，將「世故」變成他的「不世故」，甚至成為突出、激進、以及「酷」形象的本錢。這點，他是從魯迅學來的。

早幾年，原屬港產的中國「文化明星」梁文道就曾大力推薦韓寒，說過韓寒這樣寫下去，就會變成當代的魯迅。這句話，文道可能說早了，也說漏了，因為那將會是一個被人罵為「世故老人」的魯迅。可是，魯迅在他〈世故三昧〉的文章中卻展露他反戈一擊的能耐。魯迅寫道：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韓寒在他的〈韓三篇〉中，也發揮了「革命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這深含反諷的「反」革命論，他也蒙受一種「深於世故」的惡謚（韓寒妥協了、韓寒是泛維穩聯盟了、黨媒《環球時報》更讚韓寒「化蛹為蝶」，超越左右），可是，韓寒卻謂他之反對革命是因為不想討好向他投射激進想像的讀者，不投其所好，不因「通世故」而迎合之，還要對之反戈，「殺戮群眾」。

一方面既向庸眾投槍，打破他們的「革命」雅興，另一方面也向黨報《環球時報》摑一巴掌：「你們沒有資格讚我！」然後重申，我會左、中、右都不討好。所有批評、讚譽，立時成為他的註腳。如此超逸，如此玄酷。作為粉絲，又怎會不愛這「世故的韓寒」？

魯迅的「世故三昧」，是深沉苦澀的；唯有韓寒寄存的文化明星制，卻可以通過精心計算，把惡謚變成話題，把失望變成收視，把「世故」化為「玄酷」。

<明報>15.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