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語言議題經已討論多時，我一直都想寫一點東西，表達一下一己之見，總是提筆無力。是日傍晚，相關的論壇在千呼萬喚下展開，校長、教務長等大學高層均出席。我沒有進入會場，光是看有如一般記者招待會的格局：校方代表坐在桌前，學生和其他觀眾坐在對面，站在門外的我，也能感覺到那種楚河漢界的無奈。一如往常，浸會大學的同學沒有人家激動的抗爭，卻不知道從哪個時候引入行為藝術的風範。論壇會場外的「仆街少女」，比暮光之下燈火通明的鏡房，更為奪目。看著這位同學，我心有種莫名的激動。感謝你，是你給我力量寫這一篇。

中文還是英文，廣東話、英語還是普通話，教學語言的討論從來不是教育議題，而是充滿政治意涵的話題。如果單從教與學的角度切入，無可置疑，早前同學們在民主牆的貼文，引用到「道」與「器」及〈師說〉的「傳道、授業」等概念已經很說明得很清楚。教學語言在課堂之中不過是一種工具，重點在於教學內容。覓得最為師生合宜的語言，方能發揮教育的目的。觀乎這一場教育語言風波，明顯超越了教學層面的討論。

一場大火，令花園街一夜成名。排檔頓時成為鬧市中的菜園村，被指是城市化發展的絆腳石，是社會悲劇的作俑者。

我很喜歡逛花園街，因為這裡的衣飾款式又多，價錢又相宜。大火沒多久，我有去過。那時半條街還是封鎖區，我在藍白線前拍下一條冷冷清清的花園街。新聞片段中看到熊熊烈火，在現實中似乎沒有反映出來。我心忖，火災似乎沒有想像中的嚴重。

事隔多日，我再來到花園街。事前住在附近的友人已告知，那裡的排檔少了很多，跟我前一次逛的印象很不一樣。我抱著半信半疑的心態來到花園街，從弼街天橋下來，往右望，嚇了一跳。來往的人流依舊，街心的排檔都在拆！水果檔前一如往常的人多，可是他們都不是顧客，而是看熱鬧的路人甲。今天的花園街感覺跟從前太不一樣了，到處掛著標語，控訴政府要求他們改變運作模式為「朝行晚拆」，而水果店正在上演警民對峙的戲碼。

走在花園街，我目標明確，是為過節而置裝，可是我不能自已的感傷起來。重建中的樓宇和排檔，街上一堆堆的瓦礫和玻璃碎。旁邊是那燒至全黑的大廈，窗花全都沒有了，更不用說玻璃。黑夜之下，寒風之中，更有兇宅陰森的感覺。腳底下那種凹凹凸凸的感覺，以為自己到了福島，忘記了人在香港的事實。整條街都很多警察，比漒水狂徒肆虐的西洋菜南街還要多，仿佛這裡有個甚麼秘密，需要高度保護一樣。

有關星期一美孚屏風樓案，對於多份親中親資（本）報張，以「美孚六抗爭者同意和解」或「美孚居民接受禁制令」為題作報導，這實在有誤導之嫌。作為美孚居民，也是其中的抗爭者，必須在這裡作出澄清，以正視聽。

案中首六名被告，在星期一的審訊中選擇缺席聆訊，他們並非與發展商講和、接受禁制令，是基於策略考慮，絕對不是放棄爭取。在聽取我方律師的意見後，六位被告決定以不出庭答辯作為回應的策略，只是不再奉陪這種以本傷人的燒銀紙遊戲。要知道這民事案的審訊期長短，其實也取決於被告數目的多寡，萬一我方輸了，我們必需負擔起發展商的律師費，這實是無底深潭。再者，為免正中對方下懷，六名被告在可預見的衝突場面中已自覺保持低調，這並非對強權屈服，而是為免對其「提供」指控證據。因此，報導指美孚居民同意和解、接受禁制令，實在是委過於實，居民們只是避免作不必要的消耗而矣。

（2011年九月廿六日罷工現場。相片借用自Dorothy Hui）

如果說，有一份職業需要技術，要多年訓練，要長時間連續工作，而且任務攸關性命，我們會想起甚麼？也許是公立醫院醫生。但若再加上「月薪約七千」這個條件，就得回到我們每天進進出出上上落落的住宅與商廈，尋找蒂森克虜伯公司的電梯師傅。

蒂森刻薄成家，並非今日之事。早在2008年十月，它在行內臭名遠播的低工資、長工時、輕視工業安全已經激發電梯技工罷工。罷工成果不壞，工友們煞停了不受歡迎的轉制（注一），也順勢組織了自己的工會。可惜資方死性不改，對諸多痼疾蒙混敷衍，事隔三年勞動待遇仍然差劣。今年六月底，另一間電梯公司富士達的工人罷工三日，成功爭取加薪，對蒂森工友亦不無鼓舞。商議良久，大家終於決定昨日罷工，全公司逾三分之二工友出席，僅留下小部份駐守各區應付緊急維修事故。他們提出三大訴求：一，增加維修技工的的薪金至合理水平；二，增加人手，實踐三年前承諾，確保二人工作；三，在不影響薪酬的情況下，保障工人的休息時間，工人連續工作不多於廿四小時。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挑起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繼日前有市民因為穿著平反六四的T恤而被拘捕，引起社會對政府大肆洗太平地，打擊自由的關注；是日李克強到訪香港大學，出席港大成立百周年慶典，亦遇到不同團體抗議。一批香港大學校友藉此機會，反對李克強到訪港大，卻引起了警察對市民人身安全自由更強力的打壓。筆者跟隨抗議行列，近距離記錄是日行程。

事緣港大校方在百周年慶典上，只邀請了少數人士，包括近日訪港的副總理李克強擔任嘉賓。一眾校友、師生、職工、以及公眾人士的缺席，令人深感港大校方視百周年慶典為一個圍內派對；而百周年慶典日子完全無關建校紀念日，反而與李克強 – 一個與港大百年發展素無交集的大陸官員 - 訪港日子扣合，亦令人懷疑校方是否向大陸官員作政治獻媚。

民間記者：鄭司律、李成康、蕭健滔

人口普查的訪問工作經已接近尾聲。政府統計處招請大批大專及預科學生負責訪談工作，被很多批學生視為短期筍工；然而，在所謂筍工的背後，工作人員卻面對種種風險，繼日前有人口普查員墮山坡受傷、被狗追咬、涉嫌被非禮等情況後，近日有工作人員表示在工作期間期間，需要配備一張政府提供的手機SIM卡，作為政府追蹤工作人員行蹤的工具，有威脅人身安全之嫌。

事前無通知 事後頻密監控

阿欣（化名）是一位參與今年人口普查的大專生，投訴在本年度人口普查中，工作人員的行蹤在未經同意下被政府全盤掌握。在人口普查工作開始第一日，人口普查分組組長向阿欣及其他組員派發由政府提供的SIM卡，並要求將SIM插入手機，方便政府監察工作人員行蹤之用。阿欣表示，政府在事前並沒有通知工作人員的行蹤將被監控，簽署普查工作人員合同時，亦沒有見到有任何合同條款註明工作人員的行蹤會被政府知悉。

（圖為工友被逼簽署的不平等條約，變相放棄追討遣散費和假日補薪）

假如你走進百佳買生果，甫進門劈頭就看見大大個籌款宣傳：為解決百佳員工的欠薪問題，李嘉誠邀請你慷慨捐輸代支欠薪，好讓他發揚「香港仁愛香港」的精神——你會有甚麼反應？

「黐線，你唔出糧我點解要代你出糧？仲要我出完錢你拎去扮慈善？」一般人應該都覺得荒謬，不過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似乎不在一般人之列。昨日（七月十一日）早上，他向全校師生廣發電郵，要求眾人為剛結業的大學外判酒樓聯福樓支付八十萬元欠薪，「發揚浸大的關愛傳統」云云。

令有責變無責，卸責變關愛的神奇咒語，叫外判。

我在過往的示威中是直接行動者，在去年反高鐵示威中我去了搶鐵馬、六四晚在北角與警員推撞。但這次七．一大遊行則化成另一個身份，正式成為一個民間記者。

民間記者不能介入行動

記錄時不能介入、介入時不能記錄，身為民間記者只能在旁邊觀察，即是當自己不存在。看到有人拉鐵馬、或者有示威者和警員衝突，民間記者絕不能插手，否則就違反了自身的角色立場。

而在每次衝突中，警方都要求記者帶上證件以資識別。記者證可以讓自己不被拘捕，但民間記者不能因此以為有免死金牌，事實上警方會全程拍攝示威過程，參與肢體衝突後想以記者證脫身應該是不可能。

民間記者不能參與行動者的討論

民間記者既然不能介入行動，也自然不能介入行動者之間的討論。例如在七．一遊行後的堵路行動中，行動者在長江中心外面花了近一小時討論。眼見警方增援愈來愈多，似乎已有能力可以清場，但民間記者不能發表意見，只能看著事態發展。

示威者的腰部被警察按傷，照片中清楚見到手掌型的血痕。（六月五日凌晨攝於北角警署，照片由律師提供）

六月四日晚上，26位於三月六日於德輔道中以「非法集結」罪被拘捕的堵路者，與近200名聲援人士於六四晚會完結後，於維園出發，沿英皇道前往北角警署進行「政商崩壞　堅守街頭　抗議濫捕　坐爆48」的踢保行動。遊行隊伍於接近天后銀幕街巴士站時，曾遇上警方短暫的阻撓。可惜行至炮台山電廠街（即皇都戲院前的街口），警察出動重重人鏈包圍示威者，在拖延近兩小時後，警方將53名馬路及行人路上的示威者，再次以「非法集結」罪名拘捕。而是次的拘捕行動中，警方屢次使用暴力，誠如行動後的新聞稿所言，當權者對異議者愈是暴力，就愈見心虛。

〔獨媒特約記者報導〕人稱「工運詩人」鄧阿藍，低層出生，六歲曾在街上討飯，八歲被迫輟學，做報童、小販賺錢，到中年三十八歲，他在澳門大學兼修文史，半工讀完成了大學課程。九八年，呼吸詩社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為他出版了名為《一首低沉的民歌》的詩集，他也有在獨立媒體網發表詩作：

「一對對乾癟的
老手正在爭奪
老人同時揑着一份免費刊物
骨質疏鬆發炎的長痛
流遍整個港鐵站」

——鄧阿藍，《拾荒老人在爭奪》

鄧阿藍寫詩幾十年，打工也打了幾十年，卻在最低工資法例實施後遇到被裁的命運。藍叔曾任職巴士司機，最近四年在小巴站頭工作。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最低工資的受害者，反之，他認為社會更加需要爭取規管工時。報紙大賣最低工資害人，商家為了利潤奇謀盡出。部份不理解的工人更認為被最低工資害了。藍叔認為，法例有漏洞就去填補，為了改善工人的福祉，他會繼續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改革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