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公共知識分子

世故說韓寒

安徒 — Sun, 15 Jan 2012 03:17:30 +0000

近日中國知名作家韓寒，在網誌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既談革命，又說民主，再論自由。文章洋洋灑灑，引起爭論甚大，韓粉留言討論數以萬計，也觸發國內外左派右派大辯論。

自由派和同情維權人士，認為在〈談革命〉一文中的韓寒拒絕革命，只談改革，觀點保守，結論是韓寒已經變質、投誠，被建制收編，對此他們大表失望。不過，認為韓寒依然是往往那個韓寒的，多半更喜歡韓寒在〈要自由〉一文中，要求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的立場表白，並謂如果情况一直沒有改善，自己會每年去文聯、作協的大會抗議。

平情而論，如果以思想水平來評價，韓寒這種反對激進革命，只求從個人切身的問題出發，爭取一點一滴改革空間的改良主義，並無任何驚天動地的創見。再以內地嚴苛的審查制度來說，韓寒的言論更好像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擦邊球」寫作，以反對危害政權的激烈革命那種（若真似假）的姿態，換取可以暢論爭取自由價值的安全空間，甚至輕輕發出鼓勵行動的呼召。

能夠引起這番激烈爭論的，端在於韓寒獨有的青年領袖、文化明星的地位。

過去韓寒的雜文針砭時弊，呼應青年反叛情緒，以調皮、機智而又不失言之有物的姿態，廣受歡迎。不單聲譽日隆，更具高度市場價值。及至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風雲人物，人們不但寄望於他領導青年思想，更有不少對中國國情隔膜者，想透過韓寒來了解中國青年的思想感情動態。於是，韓寒的一舉一動都受注目。

顯然，韓寒這種中國特有的「文化超級明星」現象，並非個人的事情，而是在中國當代特有國情下方可出現。這些條件一方面包括言論審查制度，另一方面是綜合的「新文化工業」。

所以，今日與其探究韓寒本人的信念價值轉變，不若以一個「文化明星」需要周期形象刷新，來考察他新的姿態，再而探討這些轉變的意義。

在韓寒冒起的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尤為受惠，普及文化隨之快速發展。雖然在傳統印刷和影視媒體，政治言論審查仍然嚴格，但互聯網的普及，開拓了前所未有的言論空間。韓寒作為一個冒起迅速的文壇新秀及賽車手，既象徵時尚生活方式、成功人士，又象徵着青年反叛，以及披帶了某種異見思想家的形象。這是一個同時結合了消費文化、青少年次文化和網絡空間文化的中國特有現象。直至後來內地及國際媒體進一步提升、「炒作」，韓寒遂變成一種既能賺錢，又能幫助國人抒發政治鬱悶的「文化明星」。

可是，「文化明星」歸根究柢都是「明星」，這和知識分子有根本的差異，也和異見分子並非同一類人。雖然過去十年間，過去曾佔思想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一步一步衰落，內地卻將「知識地位」附帶的「文化資本」納入一套消費體系當中，以「文化明星」取代「知識分子」，也讓這些「文化明星」承載「知識分子」過去負擔的批判功能。

過去，知識分子負起批判責任，除了自家著書立說，也會開立門派，延衍學術。可是，文化明星最關心的，卻非開拓學術研究，而是打造品牌，找尋自身的市場定位。學術競爭在乎思想創新，但文化明星卻不嫌大量借取、複製、循環再造學術資源，關鍵在於行銷及包裝，宣傳與形象。

西方消費社會興起的歷史表明，文化消費市場既有濫造「大眾文化」平庸淺薄，窒礙批判思考的一面，也有推廣文化，讓批判文化乘商品自由流通，打破專權的文化建制壟斷的一面。60 年代西方青年運動滋生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在運動高潮期間借力於文化商品化。運動趨向低潮後，文化工業亦大量吸納「反文化」的餘絮。搖滾樂、牛仔褲等帶反叛意味的商品例子多不勝數。中國韓寒現象的「進步」，亦正在於文化工業捕捉了某種「青年反叛」的需求，韓寒則充當一種保證銷售額的消費品牌：偏鋒、搗蛋而又確保安全。韓寒品牌提供的滿足，既屬於入世未深的年輕人，也符合一大批在理想年代苦過、活過，今天卻又與體制無奈合謀，位居中產的中年受眾。

在一個除了消費之外，一切都無從發展真正思想自由的國度，明星制度產製下的受控反叛，被誤認為一種替代的「異見」。可是，真正未經改裝整理的「異見」，從來都不是文化工業的那杯茶。所謂「擦邊球」的寫作，本來是指新聞工作者突破審查禁忌的方法，但後來也慢慢變成一種偏鋒型文化商品的包裝方法。

韓寒在3 篇文章引起爭議之後，在另一篇〈我的2011〉的文章中，交代他這幾年寫一些批判政府的文章的心路歷程。起初他批評政府，歸咎制度，都是發自內心。後來這些文章獲得讚譽，於是他主動迎合，慢慢使自己納入一種「有罪推定」和「變種八股」的公式：「制度不好、政府腐敗、悲劇發生、人民可憐」。他今天說，這些批評其實在任何地方都會受到民眾歡迎，但後果是支持者兩極化，沒有協商和妥協的餘地。於是，他開始覺得需要改變。

這段屬於自白類型的文字，當然可以閱作一種「作者」的深度反思。但了解影視明星制度的人，很容易又會看出，這種帶有「深度」的文字，其實也是構作「明星」之為「明星」的表演的一個部分。韓寒滿有距離回顧他過去的寫作，既指出一種文化工業下「八股式」寫作的異化性質，也批評了讀者那種「民粹式」閱讀。過去曾經熱捧韓寒的部分非常認真的讀者，也許覺得不快，原來韓寒過去只是應酬他們。但在明星制下的「追星族」其實不是「讀者」而是「粉絲」。那一篇深情獨白雖然好像否定過去，但那並不會證明韓寒的虛偽，或「文化明星」寫作的做作與不可信，反而是韓寒更「型」更「酷」的表現，那就好像影視明星不時都會說要改變形象，作更新嘗試。粉絲不會因此介意他否定過去，因為他們早而接受了，一切都是表演而已。追星族的讀者，更會對穿上新裝的韓寒充滿好奇與期待。

韓寒接着又在上文說：「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殺戮群眾。」再而，韓寒又解說他從原來的一個「堅決革命者」，到醒覺今是而昨非：原來革命是有代價的。「脫離了現實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中的極端專制獨裁者，原來在品質上未必相反，他們只是各自高舉着不同的旗子罷了。」

如果我是韓寒過分認真的讀者，會為這兩段說話而氣死，更可能會起而提筆批判。然而，正因為這些非韓粉的批判，韓粉會更喜歡韓寒。不但因為他用辭「酷斃」（什麼時候韓寒主張過「堅決革命」？）更因為他「誠意地」分享了一份「認真你就輸」的犬儒主義。過去（所謂激進期）的韓寒，事實上也潛存着這種犬儒主義。（沒有這種隱而不露的犬儒主義，反諷式的激進，又豈能令讀韓寒既安全又過癮？）今日坦白承認這種犬儒主義，只是在普及文化所組織的犬儒主義國度上更上一層樓而已。

韓寒，的確比從前世故多了。但在一個既只能「擦邊球」才能說真話的國度，「世故」是體制訓練出來的。可是，韓寒（及他的文化工業）卻有這個條件，將「世故」變成他的「不世故」，甚至成為突出、激進、以及「酷」形象的本錢。這點，他是從魯迅學來的。

早幾年，原屬港產的中國「文化明星」梁文道就曾大力推薦韓寒，說過韓寒這樣寫下去，就會變成當代的魯迅。這句話，文道可能說早了，也說漏了，因為那將會是一個被人罵為「世故老人」的魯迅。可是，魯迅在他〈世故三昧〉的文章中卻展露他反戈一擊的能耐。魯迅寫道：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於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

韓寒在他的〈韓三篇〉中，也發揮了「革命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這深含反諷的「反」革命論，他也蒙受一種「深於世故」的惡謚（韓寒妥協了、韓寒是泛維穩聯盟了、黨媒《環球時報》更讚韓寒「化蛹為蝶」，超越左右），可是，韓寒卻謂他之反對革命是因為不想討好向他投射激進想像的讀者，不投其所好，不因「通世故」而迎合之，還要對之反戈，「殺戮群眾」。

一方面既向庸眾投槍，打破他們的「革命」雅興，另一方面也向黨報《環球時報》摑一巴掌：「你們沒有資格讚我！」然後重申，我會左、中、右都不討好。所有批評、讚譽，立時成為他的註腳。如此超逸，如此玄酷。作為粉絲，又怎會不愛這「世故的韓寒」？

魯迅的「世故三昧」，是深沉苦澀的；唯有韓寒寄存的文化明星制，卻可以通過精心計算，把惡謚變成話題，把失望變成收視，把「世故」化為「玄酷」。

<明報>15.1.2012

極端時代需要甚麼政治冷卻？──請教呂大樂先生

Frankie — Mon, 25 Jan 2010 12:59:38 +0000

過去兩個月的反高鐵運動，令人反思社會的激進力量。假如八十後可以代表激進左翼的一端，那麼官員的絕對權力與功能組別議員的利益勾結，這制度化的暴力就肯定坐落在激進右翼的一端。站在激進運動兩端中的社會學家，會給我們甚麼指引，叫社會的激進左翼與激進右翼的力量可以冷靜下來，為社會的最大利益進行知識介入？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於2010年1月19日在《信報》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衝擊〉）一文。筆者是呂先生筆下《四代香港人》中的第三代，對呂先生指出第二代人對第三、四代的壓迫，很有共鳴。然而對於〈衝擊〉卻有一種陌生感：它不再是《四代香港人》那麼體諒那麼情感代入不同代人面對的歷史社會困境與限制，亦不像韋伯式強調抽離、價值中立的「有距離地審視」，〈衝擊〉的論述反而更像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杜塞分析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好像是為特首向八十後訓斥打開言路。

要化解社會的激進力量，在宗教上我們需要恩典，在知識層面需要冷靜中立的事實分析。可惜我們在〈衝擊〉中找不到比如警察向我身旁抱著三歲小女孩的父親方向噴胡椒噴霧的描述，也看不見官員及功能組別議員如何在論據被否定卻堅拒收回方案最後落荒而逃。〈衝擊〉只看見一個膠樽，卻看不見防暴警隊手上五十個膠盾，這種現象描述的手法，讓他看起來更像是站在反高鐵運動的對面。

尤令筆者感到困惑的，是〈衝擊〉中的「保守」的論證是以議會民主取代不同層次、不同定義的其他民主的意義。民主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可以是一種個人的性格（比如願意接受意見的領袖）、可以是價值觀（比如希望社會由所有成員參與）、可以是憲政安排（比如願意接受公投重新討論政制設計）、可以是民主運動（比如社民連的議會抗爭），當然也可以是呂氏所指的議會民主。為何〈衝擊〉單以議會民主取代各式各樣的民主－特別是議會民主已在萬雙眼睛在立法會外巨型投影器面對被利用。

再者不同的民主理念，有著很不同的規範與倫理。例如英國光榮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及辛亥革命，同樣是以民主價值推翻專制獨裁。革命中的規範和倫理，可以接受槍炮、間諜、政治暗殺等等，當然違反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反之亦然。

反高鐵作為民主運動，以社會力量推動民間，再向政黨、政府施壓，亦有其運動中的規範與倫理。比如有數名八十後以燒乳鴿向民主黨抗議，之後民主黨議員在相關的工務小組中，由投棄權票改為投反對票，他們的行動就超出了常用的民調、意見書的規範與倫理。〈衝擊〉以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批評反高鐵的民主運動的規範和倫理，是以直尺劃圓，是一種參照的錯置。當前香港需要的社會學分析，是要強化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嗎？

同理〈衝擊〉要求一個鬆散的大聯盟、又或是一群毫無組織的八十後，有責任有能力阻止百份之二的衝動的示威者。熟悉社會運動理論，以及香港民間團體現況的人，無可能提出這一種錯置的規範與倫理。當然，另一方以「舉手機器」馳名，其按制的紀律性像機動部隊一樣，這是反高鐵的群眾無可比擬的。早前有一位警員在警署內強姦少女罪成，李少光局長應當一如其他民主國家，代表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警隊，負政治責任鞠躬下台。這才是一致公正的評論。以百分之二的衝動的示威者形像無限放大，定性萬人反高鐵為「超出和平抗爭範圍」，想要冷卻運動卻已幾近政治抹黑，效果又會否反而激化矛盾？

至於「誰是與我們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對八十後關心一問，將「八十後」或「自發網民」，與支持此運動的「掌聲」分開，疑似是「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工夫。以「超出和平抗爭範圍」進行政治冷卻，很有可能是要嚇怕不斷捲入反高鐵運動的廣大市民，特別是初次參與社會運動的市民。相反，將後來加入的「社會運動員」描繪為投機偽善的人，也許是要嚇怕帶領運動的八十後。事實上這兩天只要打開wisenews，便知道相當多的報導漠視事實，對反高鐵運動「紛紛出言譴責」，顯然沒有呂氏所指、對政府不利的「輿論真空期」。對和平示威者進行「譴責」當然是一種暴力，對暴力的當權者沉默卻是更大的暴力。

正如其中一位八十後發言人陳景輝說，不能認同當天擲膠水樽的行為，卻可以明白感受在場群眾面對的暴力與屈辱（大意如此）。萬人包圍立法會之前，曾有數千名示威者遊行往特首住所請願，又有「宇宙大苦行」往政府總部請願，以及多次在立法會外的集會，甚至後來佔領不肯面對群眾的鄭汝樺局長的行車道，均讓市民回憶八九民運的學生運動的和平、理性、克制。一如六四事件，暴力者是誰，誰最危害社會安全，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至於〈衝擊〉論及社會運動要向甚麼具體方向，社會學家、知識分子是不是應該注意由高鐵引起的反思：在眾目睽睽下如此不雅的官商勾結、在線錄影機面前功能組別舉手機器對利益群體效忠的淫行、國家資本主義冒起的右翼激進運動，以及因為苦行因為菜園村的溫柔而對「發展是硬道理」的轉念、尋求主體性的八十後精神合流成為左翼激進運動之間，我們已不由自主地進入了激進的時代。如何以社會學作為知識介入，免得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衝擊，也許才是含意深遠、值得社會學家深思的問題意識。

成都環保人士譚作人查四川地震被控顛覆

李育成 — Sat, 04 Apr 2009 02:53:18 +0000

編按:據美國之音報導，四川環保人士和作家譚作人日前被警方拘留，罪名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分析人士認為，譚作人被拘留與他私下整理汶川大地震死難兒童的名單有關。維權網的消息說，去年汶川地震後，譚作人發表了多篇文章，今年又發起《5.12學生檔案》的倡議書，並開始實地走訪，希望在地震一週年期間完成公民獨立調查。

可是，這則消息只有美國，澳洲及星馬等海外華語媒體報導，很少人能作公開評論。在此轉載冉雲飛的一篇博客文章，希望藉此側面了解他最近的事跡，及引起更多人對四川地震後隱藏的社會問題的關注。

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致譚作人兄
冉雲飛

作人兄：我於3月31早上接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才知道你已於28日被有司帶走。生活在這個沒有安全感，空氣裡不時充滿恐怖氣氛的國家，這雖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但我還是不相信這是真的，我寧願相信這是非常時期的誤傳。因為這樣的誤傳已經多次，彰顯了朋友們對你的關愛，已使我把這次真的也當作是誤傳。後來我求證於更多與你有交往的朋友，才得知你這回真的是被有司帶走了，而不是謠傳。

坐實了你的受難，我一個人坐在房間裡，想起我們十幾年的交情，開始難受起來。你喝酒時的豪爽，你對朋友的然諾與友情，你做事的持之以恆，堅毅勇敢，訥於言而敏於行，都是朋友們念念不忘的。我不知你最早參與公共活動，始於何時，你既不談我也就沒問你的“光輝的歷史”。我只知你參與四川著名的環保組織“綠色江河”很多年，對於四川許多環保活動傾注了心力。你對中國對故鄉的熱愛，使你對任何於你生存的這塊土地有危害之事，都不能容忍。你反對在成都唯一水源柏條河修水電站（如修，成都將後患無窮，好在此事暫停）、你反對在都江堰修紫坪舖水電站，地震之後更是多次提及該水庫對都江堰和成都的極大隱患等。而這一切，於你個人的利益關係不大，卻與你的良知有關。

對於修建在地震帶上的彭州石化項目，於成都的傷害與隱患，令你憂心如焚。你是反對彭州石化最理性最堅韌做事最多的人，當所有人都打退堂鼓的時候，你還想盡一切辦法奔走。你是一個鬍子拉碴的堂．吉柯德，一些自詡聰明的人甚至不無暗諷你的大戰風車，但你依然故我，做著你的調查與努力。你說不反對禍害成都的項目，作為一個成都人（你的祖籍是湖南，出生於成都），你寢食難安。你說，知道傷害而不反對，難道我們成都人都是些孬種嗎？你持續不斷地上書省市人大，要求公開辯論該項目的優劣，你不斷理性提出相應的折衷建議，有關方面卻沒有人理會與回應。你不斷言說該項目修建在彭州的危害，你甚至想到用頭纏白布、車貼白標來示弱（不是標威），來引起有關方面的關注。現在彭州石化項目依舊在地震帶上加速興建，但作人兄，你對得起你自己的良知，對得你的家人特別是你的小孩——為後代爭取生存權利與尊嚴是作為父母者應盡之責——你對得起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成都人。

你與朋友辦《文化人》雜誌，刊發的許多文章均涉民主自由，讓讀者讀著痛快，但朋友們卻為你擔心，但你們竟然能堅持幾年，直至有司勒令不准出版為止。你並不只是行動者，你也用文章表達自己的見解。 512大地震後，你不僅數十次前往災區救助受難者，參與災後重建諸多事宜，而且將自己所見所聞盡力傳達出來，讓更多不能親身前往的人，看到一些被遮蔽和隱藏的真相。作人兄，你身處危艱之中，卻盡力去幫助他人。想起你夜晚在紫坪舖大壩上接到北川一受難者電話時，和淚喝酒、暗夜獨行的情景，令木石動容。廣漢劉少坤兄因與你一起去災區拍了些照片，放到網上而受到羈押審查時，你找到有司說，他是我帶去的，我願意陪他一起坐牢。最後劉少坤兄得以早日出來，與你的關心和努力，有很大的關係。你就是這樣一位有情有義、敢於擔當的人。

你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對豆腐渣校舍造成的學生死難尤其悲憤難耐。我也是一位孩子的父親，我們喝酒時說到，要是我們的女兒經歷這樣不堪的遭遇，肯定連赴死的心都有了。我們深知那些死難家長的悲苦，他們內心的無助，絕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需要安慰、關愛，更需要正義和真相，作為同是父母的我們也有切膚之痛。你於是提議建立512學生死亡檔案，仔細寫將出來並準備付諸實施。你發給我後，徵得你的同意，我將其公佈出來，引起了許多關注。或許正是這調查份檔案給你帶來了災難，但這是多麼理性的訴求啊。當局應該清楚，掩蓋真相掩蓋矛盾，遲早會爆發出來，不如以務實的態度盡量加以解決。打壓各種依法爭取正當權利的努力，無異於給自己腳下安火藥桶，這不是一個理性的政府應當做的事。那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最後連穩定沒保住，卻使除穩定之外的“一切”也變得支離破碎，這對所有人都不是什麼好事。

作人兄能有這樣的良知，除了他自身的修為與把持外，還得源於他的家教。他的父親譚英華先生是我母校有名的歷史學者，在西方史學史、藏史、唐史研究中卓有成績。由於他為人正直，遭遇不少坎坷，但始終不改其學者本色。我有幸讀過與他有關的兩部著作，《兩唐書食貨志校讀記》（著作）、《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校注），非常精嘆他的淵雅廣博。在這樣的家庭熏陶下，譚作人雖然做的是與醫學有關的工作，但對文史著述也廣有涉獵。當然，最重要的是他繼承了父親的精神遺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勇於承擔自己的角色所應該承擔的責任。

去年六四，我們一起獻血以資紀念時，你不無傷感地說，明年我就獻不成血了。我們驚問何故，你說自己到獻血的最後年限——五十五歲了，但你的熱血卻你另外一種方式獻身於自己所心儀的民主自由的事業。前兩天朋友還說起去年六四，我們一起獻血時的照片在你那裡，正要準備找你拿一張，並喝一台酒，哪知你就被有司請進去關禁起來。不知你進去之前給父母掃墓否？想起像你這於家庭於朋友於社會均有擔當的人，不能去掃墓一定是難受的。想到這一點，我們對自由的渴望彌加堅定。想一想正值清明之際，一個人卻不能攜妻摯子，自由地給父母掃墓，是件多麼令人傷痛的事。朋友們期待著你早日出來，我們一起去祭奠你的父母，讓他們在九泉之下也為你替這個國家為這個社會所做的努力自豪而欣慰，同時也算是我這樣一位受惠於他的後學表達一點對你父親的感激。

作人兄，你現在受難，但你知道朋友們都在想盡辦法關心你，雖然我們的能力有限，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打壓者絕不會是贏家，恐懼絕不是最後的征服者。我們希望有關方面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盡快無罪釋放譚作人，不能錯上加錯。永遠不要低估一顆熱愛自由的心，更不要低估千萬顆熱愛自由的心。

2009年4月3日9：26分清明前夕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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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鬆鬆的知識份子，沉重的藝人

陳子謙 — Thu, 06 Mar 2008 10:44:10 +0000

蔡子強說：香港最值得注意的spin doctor(或可意譯為「公關聖手」)是霍汶希。弔詭的是，蔡氏以介紹政治公關技巧的暢銷系列《新君王論》廣受認識，他自己恰恰是spin doctor中的另一位君王。當他狠批spin doctor混淆是非，不免充滿了反諷的趣味。

說道理，還是故事？
蔡子強在《明報》先後撰寫了兩篇文章，指摘阿責迴避對錯。其中最嚴重的指控就是阿嬌沒有交代英皇集團「移花接木」之說的真偽。spin doctor最會說故事，蔡氏也說了一個動聽的故事：

孩子做了些事，例如在家裏打爛東西，你第一次問他，他跟你說是貓咪移形換影時打爛，後來給你發現了真相，他才報以一句「天真和傻」，你會有何反應？

說故事能取悅讀者多於有助論證，但我們姑且就這故事再問一個問題吧：當「孩子」意外打爛的明明是自己的東西，你會痛罵他還是安慰他？再說，在現實裡，搶先推卸的明明是氣急敗壞的英皇集團啊，怎麼怪到「孩子」的頭上？

被重寫的暢銷故事
徐詠璇曾撰文批評阿嬌拍下豔照，又不肯坦承過錯。蔡氏一邊撰文自詡「不是一個性觀念保守的人」，一邊引述了相關引文。其後，蔡氏受到論者反駁，另撰一文說徐氏的意見不代表自己，他要批評的「完全跟性行為的模式無關」。好吧，讓我們回到蔡氏第一篇文章：

在性觀念開放、Snapshot、後生女對自己身體警戒心日減的今天，阿嬌是否應該講清楚事件對自己所造成的切膚之痛，以及從中汲取到的教訓？[……]或許你會指摘我以一個男性霸權的角度來看整件事，那麼我介紹大家看看徐詠璇[……]

好一副引為知己的口脗。蔡氏引述了一段徐氏文章後，說她「正正道出很多母親對女兒的擔憂」，幾乎教人以為這男性(霸權？)真可以與母親們同氣連枝──模糊立場，的確是博取各方支持的有效方法。結果，一有批評，蔡氏便忙不迭劃清界線了。那些漂亮的話跟「太傻太天真」的分別，僅在於水準。

叫藝人太沉重
蔡氏說阿嬌既接受了「滅罪先鋒」之類的冠冕，應正視自己的社會責任。這說法彷彿沒錯，但社會責任是否可以管到關了門的私人房間裡去？我當然樂見藝人裡外都高尚可敬，但我們竭力讓他們當上青年榜樣，這樣的期望究竟是太高還是太低？我還以為那是屬於知識份子的責任呢。這年頭，當上spin doctor的知識份子倒是越來越多了。

向眾矢之的多跺一腳，輕輕鬆鬆為自己搏得掌聲，借力打力、滑不留手，這才是spin doctor。

按：兩星期前投稿，今天在《明報》刊出，不免有一點過時了──雖然我不以為蔡氏第三篇文章糾正了甚麼錯誤。

為何不能呼籲美國政府向奧運主辦國中國施壓改善人權？

藍玫瑰精靈 — Fri, 26 Oct 2007 03:27:27 +0000

致　明報社評版編輯編輯先生／女士：貴報今天發表社評批評李柱銘呼籲美國政府藉奧運向中國施壓，本人完全不能理解貴報這篇社評的邏輯。人權問題是普世性的問題，是超越國界的問題，請問閣下李柱銘提出這呼籲有問題嗎？全世界支持民主和人權的組織和人士都會透過國際盛事要求獨裁政府改善人權和民主問題，這是普世性的做法，有甚麼問題？再者，奧運的精神是提倡自由，提出呼籲各國（包括美國）要求奧運主辦國遵守奧運精神，又有甚麼問題呢？發表這種言論是否有效取決於多種因素，而最大的因素在於國家是否真的有誠意去改善國內的人權狀況，而我們一直以來看到北京對申辦奧運時所有的承諾，又兌現了多少？貴報是香港主流報章中最常報導國內人權問題的，今天卻發表這樣的社評，實在叫人驚訝和失望。昨天在立法會門外門內發生的根本全是政治鬥爭，難道我們就能接受一班具政治目的、盲目的民族主義者把國內人權問題歪曲和抹黑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做法嗎？究竟是李柱銘和民主黨「不智」，還是抹黑呼籲各國藉奧運要求中國改善人權的做法「不智」呢？本人邀請貴報和公眾再嚴肅思考這個問題，請不要把這種呼籲政治化，亦請故意抹黑的人士不要再作出這種無恥的行為。若有不對的地方，請賜教！此致讀者　博德　謹上2007年10月26日

法律與政治

藍玫瑰精靈 — Fri, 25 May 2007 16:50:09 +0000

剛剛拜讀完資深大律師胡漢清5月23日在明報論壇版發表題為「不講法治　還有甚麼民主」的文章，不禁對法律專業人士如此自以為是，驕傲自滿，感到特別噁心。

筆者不才，只是一芥草民，不是甚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或甚麼基本法專家，亦沒有任何公職，亦不像胡大狀有尊貴的資深大律師這個大招牌，可以大聲宣稱自己只會研究法律，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卻對胡大狀論及有關法律與政治的觀點感到莫名其妙，當胡大狀談及基本法４５條，有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應如何產生時，他有沒有想過當他說自己只是說法律，對政治不感興趣時，是否知道甚麼是特首的角色？甚麼是政府？行政長官是政府的首長，是管治香港的領袖，不是在政治體系內麼？不是政治一部分是甚麼？說甚麼說法不說政治，這是甚麼邏輯？

基本法是香港公法的主要法律，從來公法研究都是一併研究法律與政治，胡大狀所謂光說法律就是對法治的研究嗎？然則，若然我們只是盲從法律，而不理會該法律是否合理，是否應該檢討，如果因為怕麻煩而迫使公眾接受不合理的法律，這又是否合乎胡大狀所謂只談法律的「法治精神」？難道基本法已變成了我們法治的「聖經」，因為米已成炊，不容許有人對基本法內容、條文再作討論？環看世界各國民主社會，憲法雖是最高法律，但因憲法內容不完善而作出修改的，比比皆是，有何不可？

若草民有任何不對的地方，還望尊貴的胡大狀指點。

http://patrickcatlover.spaces.live.com

關注組：關於中大學生報情色版事件的聲明

梁寶 — Sun, 13 May 2007 14:48:08 +0000

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

5月7日本港部份報章報導《中大學生報》（下稱學生報）之「情色版」被投訴內容出位，淫褻低俗，其中二月號之問卷題目涉及亂倫、集體性交、人獸交等，尤招爭議。此事經傳媒廣泛報導，引起社會極大反響。學生報回應，設立「情色版」目的為衝擊一元化論述，刺激獨立思考，與色情無關，故拒絕收回有關部份及道歉。中大校方教務會成立調查委員會，於5月10日宣佈嚴厲處分有關同學；兩日後，淫褻物品審裁處把設有「情色版」的其中兩期學生報初步評為不雅刊物，學生報負責人面臨刑責。從一開始，關注組即密切注意事態發展，今天的情况，可謂三輸局面，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大學教育受損、學生組織遭受打擊，校方之高壓手段尤立下惡劣先例，對中大長遠發展影響極壞。

1. 學生報編輯部說設立「情色版」目的在反思一元性論述、衝破性的禁忌，引發獨立思考。儘管有人認為這只是編輯部賣弄色情的藉口，但結合學生報的整體情況──學生報最近五期才設立「情色版」，這部份只佔極少篇幅；以最具爭議性之二月號為例，內容還包括社會、校園、文藝、專欄、書評、體育等版面，而「情色版」除問卷外，也有較嚴肅的舞台劇「VV勿語」介紹，由此，我們相信學生報編輯確有良好動機，只是思慮未夠周密，以為內容驚世駭俗即可引起反思，不意惹來的卻是反感！如果批評者瀏覽學生報網頁，會發覺學生報其實有不少思想性的內容。

2. 當「情色版」演變為社會事件後，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和責難，學生報編輯部組織兩次論壇，希望與校內外人士直接對話，勇氣可嘉，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但在處理危機、自我反省方面，則明顯有不足之處。學生會編委多是一年級同學，要求他們冷靜妥善地處理「情色版」的軒然大波，實在超乎其經驗和能力，從這個角度出發，也許對學生報編輯的表現多些同情的了解。來者可追，我們呼籲學生會編委會主動全面收集同學對學生報的意見，加強互動，使學生報在中大創造更理想之言論空間。

3. 誰來監察學生報？學生報雖是校內刊物，享有編輯自主，但全體中大同學可透過各種渠道表達意見，聯名譴責或發動公投不信任編委；社會輿論和法律亦起着約制作用，故學生報絕非獨立王國，編輯可以胡來。監察既已足夠，校方應擔當教育者的角色，適時輔導同學，營造寬鬆包容的大環境讓師生盡情討論，如此，同學才能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達致大學教育的目的。可是，在事件中，中大校方一開始即為事件影响校譽而震怒，與學生組織劃清界線；不單未對學生伸出援手，更高調嚴懲，使學生更添壓力。學生縱有偏差，校方的處理手法能使他們認識錯誤嗎？能讓其他同學從中學習嗎？這又符合哪一門的教育原則？

4. 據中大在5月10日發表的聲明，及同日署理教務長吳樹培致《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全體成員的信件，校方在未完成紀律程序前即作出「情色版」內容不雅，超出社會可接受的底線，令人不安，影響其他中大同學的利益作損害校譽的結論。懲罰包括向《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各成員給予嚴厲警告；必須立即停止出版或分發載有不雅及粗鄙內容的刊物，大學亦會禁止該等刊物在校園內發佈；此外，校方更考慮根據本科生總學則第19條再作處分，其中包括開除學籍！校方粗暴的裁决嚴重損害同學的言論空間，令人慨嘆的是，縱使在港英殖民地統治時期，中大同學在參與社會運動時雖被政府目為滋事份子，校方也不曾以如此高壓嚴打的手段對待自己的學生！

5. 淫褻物品審裁處將涉及「情色版」的兩期學生報評為二級不雅刊物，對於裁判的公平公正，我們表示懷疑。據一直有研究審裁處判例的學者指出過去鮮有純文字作品被評為二級不雅或三級淫褻，這次例外，外圍氣氛不無影響。事件發生後，抨擊學生報的輿論鋪天蓋地而來，學生報剛送檢，5月9日東方日報的報導即以「中大報送檢勢評不雅」為標題；在同一段報導中，作者引述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員協會主席葉興國形容學生報的有關言論過火，很大機會被評為二級不雅物品，更是明目張膽的未審先判！有理由相信：中大教務會調查委員會在審裁處評級前夕判學生報有罪，也對審裁評級有一定的影響。

6. 問題的關鍵在淫褻不雅的定義。「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並無清楚界定何謂「淫褻」及「不雅」，在中大校方的聲明和信件中，也未提出有關準則和例証，有罪無罪，只憑手握生死大權者心中一把尺，可寬可緊，隨形勢和需要而轉變，難令人信服。言論自由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也是學術自由的保障，除非有充份的理由如針對性歧視等，不能以言入罪，否則社會矛盾只會越來越激化。作為培養人材的學府，對此應有更大包容。現在，問題來了，學生報有什麼內容是校方不能容忍的，要不要事前送檢？中大不少人文及社會學課程可能涉及性、變態、暴力、色情等，任教者如何拿揑？自由、民主、開放是學術發展的土壤，我們担心，在大學高層家長式統治下，中大也許能在排名榜名列前茅，但士氣和學風卻日漸凋零。

2007年5月13日

勁翔：製造奧運的機器

葉蔭聰 — Mon, 30 Apr 2007 11:32:32 +0000

讀到上周台灣媒體有關「拒絕奧運火炬入台」的報道，我想起年初離開雅典時，坐火車經過奧運場館的車站，望着巨型的場館，浮起友人Ｙ掛着苦笑的臉。他說：「那是我們的稅金啊！豈有此理！」

　　二〇〇四年雅典奧運完結後，當地報章估計，本來預算五十五億元的經費，超支一倍多，是悉尼奧運的八倍。是年希臘的國家財政赤字暴增至ＧＤＰ百分之三以上。為了奧運經費，希臘政府發行了近四百六十億美元的債券，估計希臘人為了奧運會要背負十年的債務。

　　Ｙ告訴我，為了奧運而興建的場館，奧運後大都用作養蚊子，因為維護費太高，所以沒有使用。為了兩周的節目而大興土木繼而荒廢，浪費得可怕。希臘政府後來找私人投資者來收購，為了使國家回收部分資金，讓許多場館成為私人財產，甚至把它們變成咖啡廳和會議中心，當地市民相當不滿，認為政府一直在浪費納稅人的錢。奧運害慘了希臘市民，禍不止於人類。希臘政府為了製造形象，奧運前不惜大開殺戒，大量毒殺街上的自由狗。遭市民抗議後，才改為「捕捉、閹割、囚禁」三部曲「人道」處理，受害的自由狗過萬。

政治體育怎可分

　　謝長廷去年在參選台北市長時，提出台北申辦二〇二〇年奧運。政治人物借運動來抽政治油水不用理會，但上周的報道中，有一種說法實在幼稚得受不了，什麼「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什麼？三歲麼？還有「自我隔絕於『奧運大家庭』」，什麼大家庭？雞皮疙瘩掉滿地。現在不是在說呼朋結友到麥花臣「跟隊」，是奧運咧。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奧運是如何的政治化和骯髒。

　　一九八二年，在「同志奧運會」（Gay Olympics）開幕前三個星期，國際奧委會和美國奧委會入稟法院禁止「同志奧運會」使用「奧林匹克」這個字，迫使「同志奧運會」臨時改名為「同志運動會」（Gay Games）。美國奧委會辯稱「奧林匹克」這個字是它專用，但不難看出背後的恐同態度：為何「特殊奧運會」和「警察奧運會」可以，獨獨「同志奧運會」不可？呵，原來這個大家庭中沒有同志的份。

　　一九六八年奧運，非裔運動員Tommie Smith和John Carlos獲得男子二百米金牌和銅牌，他們在頒獎台上作出「黑色力量」的敬禮姿勢（「黑色力量」是非裔人士的政治運動，主張民族自我認同，建立非裔的政治文化組織以促進黑人的集體權益和自主）。出名獨裁的國際奧委會主席Avery Brundage給美國奧委會兩條路行，一是立即要這兩名運動員執包袱，否則全隊美國田徑選手提早返國。唔，大家庭中也沒有黑人的份。　　還不夠政治化嗎？那冷戰時期杯葛來杯葛去的是不是政治？奧運和政治一直就密不可分。

　　國際奧委會成員戀棧權力死抱不放，最誇張的是前主席薩馬蘭奇，坐擁帝位長達二十一年至八十一歲。也難怪，作為國際奧委會成員甜頭多，每當選奧運會主辦國時，他╱她們的票很值錢。一九九八年的冬季鹽湖城奧運，十個成員被揭發受賄，收受的不單有巨額獎金，還有獎品，包括整形費、醫療費及子女留學費都有。上屆奧運開幕前兩天，ＢＢＣ播出《Buying the Games 》，揭發申辦奧運的黑幕。記者設立一家空頭公司作幌子，接觸和偷拍「申奧專家」們，保加利亞籍國際奧委會委員因而遭到停職。埃及掮客有各個城市申奧結論報告出售，讓競爭對手知己知彼，服務費每月二萬五千歐羅，簽約十五個月，並保證至少能拉十五張票。另一掮客表示每張票二十萬歐羅，可拉二十張。共有四個掮客表示有錢的話，可以買到五十四張票—只欠九張就夠票取得主辦權，因為前奧委會共有一百二十四名委員投票決定主辦城市。所以說，當年北京申辨奧運成功，真的值得高興嗎？還有，有希臘市民負債十年的前科，這趟北京奧運，請客的功勞有人領了，但誰來埋單？火炬又如何？

　　回到這次火炬路線爭議。對矮化呀、第三國入第三國出、沒有誠信等等，我沒什麼感覺。民進黨用「主權」議題在撈政治油水為選總統儲彈藥，旁邊在看好戲的國民黨也好不到哪裏去。中國方面呢，台港澳路線的設定、「境外路線不是國際路線」的說法及「中國台北」的稱謂，很難不被台灣人看成「抽水」和佔人便宜。但更根本的問題是：傳火炬有什麼了不起？看穿今時今日奧運這龐大集團的操作後，傳火炬還有那麼神聖嗎？那麼喜歡拿住火炬跑的話，簡單，香港大學學生會每年六四都拿火炬薪火相傳，不妨跟他她們一齊跑。前一屆悉尼奧運，人家至少也讓祖母是「被偷的一代」的原住民凱西．弗里負責送火炬最後一程，以示求民族和解，並非捧着火炬跑跑拍拍照就是有意義的吧。若果說這次台灣拒絕火炬入境有什麼意義的話，就從這件事看清楚政治人物怎樣拿奧運來擺姿勢，以及國際奧委會是怎樣的一個集團；不要急着幻想在人民大會堂做「一個中國」的代言人，或是戴着扁帽緬懷民進黨的風光日子。

　　補充一點點資料吧，自一九七六年起，受到中國的壓力，台灣要參加奧運的話，不能用台灣的名義、國歌和國旗。台灣拒絕，直至一九八四年才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和新歌新旗再次參加奧運。你去問一些台灣人，他╱她們對此有何看法，那比閱讀報章中的政治人物口水現實感大得多。不知何故，我想起在愛沙尼亞時，當地人告訴我，他╱她們本來的國歌跟芬蘭國歌的旋律一樣，但在蘇聯時期，在公開場合禁唱本來的國歌（也禁國旗），於是，在運動會上，每當芬蘭國歌音樂奏起，愛沙尼亞人加入合唱，並唱得比芬蘭人更投入。歷史，很荒謬，且沒完沒了。

　　我喜歡運動，但討厭製造奧運會的機器。

（已獲作者授權，本文刊於2007.4.30《信報》「城市筆記」）

照片：MjDrewry

葉輝：沒有成為大師：悼念布希亞

梁寶 — Thu, 15 Mar 2007 05:18:37 +0000

[轉載明報2007年3月11日]
二零零七年三月六日晚上，法國理論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離世。一．廢話以前論文老細阿巴斯（Ackbar Abbas）曾經說過：長遠來說，布希亞是很重要的人物。也說過：布希亞說過一些了不起的理論，但也說過很多廢話。二．Fashion victims 很多人談布希亞，只道是後現代大師；每逢聽到這說法，我總是抗拒。首先，「後現代」這個詞少說也廿三十年了，但大部分人多一知半解，能拋幾個理論（甚或些道聽塗說）便算是專家了，而大部分人也不過看一兩本書人講我講。至於「大師」（Guru）這個詞更似乎暗示了某神化了的學術潮流，以至一堆fashion victims的存在。Fashion victims不單指那些一味追求品味的大師崇拜者，也包括那些不怎麼讀過別人著作便急著要批判的人。遇上fashion victims，你總要從他興奮熱情的口氣裡，捱一大堆毫無趣味可言的陳腔濫調。不過，假如布希亞不是甚麼後現代大師，又可以是甚麼？三．為何慾望不能滿足？六七十年代，法國學術潮流仍然左傾，師出左派名門的布希亞提出跟其他「新左」同儕截然不同的消費理論。當巨型商場還未通街係，消費文化仍未進入網路時代，布希亞經已致力闡述「消費社會」（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這概念，並提出「消費」比「生產」更能解釋晚期資本社會的複雜性。更重要的是，他從另一個角度，為一個馬克斯以後眾多左派理論家一直未能好好解決的問題，提供了不同的思考進路——這個問題是：為何人的慾望總是不能滿足？四．物體系．符號交換．消費社會要解答這問題，首先要問：甚麼是「物」（object）？布希亞將「物」看成一個複雜的符號及表意（significations）體系，並參照了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學理論，認為此體系的運作服膺於一個內在差異的邏輯。簡單來說，一件物件的意義跟它的用途無關（它有甚麼用處？），而只在於它與其他物件的差異關係（這物件跟那物件有甚麼不同？）。從這角度看，物件不再單單是物質上的商品，而是一「符號物件」（sign-object），而所有符號物件之間的差異，則令所有物件置身於一消費的符碼（code）中。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視「生產」為將物件的使用價值（use value）轉化成經濟上的交換價值（economic exchange value），並視「消費」為將後者再轉化為前者；然而布希亞卻將「消費」重新定義為：將物件的交換價值化為「符號（交換）價值」（sign exchange value）——「消費」竟不是單純的消耗，它自身亦「生產」了符號的價值及其交換。根據布希亞所言，當我們消費時，我們並非消費（使用或擁有）一件貨品，而是消費一抽象的符碼。沒有事物可以比符碼更為抽象，因為每一個符號只能夠在符碼中才能產生意義，離開了符碼，符號就不再是符號。而這符碼如其自身所暗示的一樣，對所有人（消費者）都具有操控性。因此，消費不但不能消去我們的慾望；它只會讓我們繼續消費，讓慾望更完滿，永無休止。「消費」不再與「生產」對立，前者甚至是後者的一面鏡。正如法語中，「消費」（consommation）一詞同時意味著消耗（consumption）和「性能量」的完滿（consummation）。消費同時是再造、再生產，而「再生產」則吊詭地成為了惟一的原創。五．椅子真的是用來坐的嗎？如果以上寫得不明不白，令你很困擾，忘記它。讓我們從一張椅子開始： 1. 一張椅子本來是用來坐的，這就是它存在的價值——這點明顯不過，我們總不會用椅子來切菜、寫字或當雕塑擺設吧？ 2. 生產過程中，人卻將這本應用來坐的椅，變成用來賣的商品；於是椅子、菜刀、原子筆、雕塑……這些具有不同用途的物件，都被標上價格，同化為一些相同、抽象的金錢／經濟單位：€、$、₤……馬克斯正正按此演繹出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理論。從1到2，這推論很明白，但布希亞卻反過來質疑1：椅子真的是用來坐的嗎？當我們付錢買一張椅子時，真的為了坐它嗎？這個問題似乎是開玩笑，但布希亞會答：椅子並不一定是用來坐的，它不過代表一個「坐的可能」。那麼，我們為何會覺得椅子是真的用來坐的？布希亞的答案是，這個既成的想法，其實是來自2的。第1點提到的是物件的使用價值，而第2點提到的則是交換價值。從1到2，看似理所當然；布希亞卻扭轉了這個思考，認為從2到1才是對的。椅子乃一種文化產物（上帝沒有造椅子，椅子是人造出來的；亦不是人人都會造椅子坐，原始人未必會，先秦時期的「中國人」也未必會），而「坐」這個用途是由一更大的文化體系所決定的；椅子的意義所在，與其說在於「坐」這用途，不如說在於它是一文化符號體系裡的其中一個符號。布希亞的消費理論，正是從此開始：他批評了馬克斯對「使用價值」的看法。「使用價值」並非如馬克斯所想般理所當然、自然；所謂的「使用價值」本來就不是一個自有永有的常數，而是另一個變數、一個浮移的符號價值。六．至於擬象布希亞最燴炙人口的，始終是「擬像」（simulacra）的理論。不少人討論布希亞式的「擬像」時（布希亞以外，另一個思考simulacra的進路，可追溯自柏拉圖，以至近代的尼采、克洛索思基、德勒茲、德里達等人），很容易落入那些真真假假的討論中，忽略了它是一個針對視覺影像和媒體的分析概念；亦因此，「擬像」往往是布希亞常用的眾多概念中，被誤用得最多的。關於擬象，老師阿巴斯經常說一個未必人人識笑的笑話：兩公婆剛生了個孩子，朋友看見BB便說：「很可愛啊！」兩公婆非常自豪：「是啊，但你應該看看這孩子的相片。」如果你覺得好笑，想想平時自己說過幾多類似的話；如果你不覺得或不明白有甚麼好笑，恭喜你。七．兩本布希亞看完以上長篇大論，你也許會問：這樣子說理論，還算是悼念嗎？那麼讓我悼念兩本書。我家有幾本布希亞的書，但只有一本我是特別有感情的，而踫巧這也是其中一本布希亞最重要的著作，寫於1972年：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這書其實不算太舊，英譯本1981年出版，但我只在大學圖書館見過它甩皮甩骨的真身（很抱歉，作為網上購物盲的我，懂得往亞馬遜買書不過是這一年的事）；直至2005年10月，我在今已倒閉的曙光書局看到一本少少溶爛兼發黃的，賣港幣160元；我不嫌貴，甚至覺得很抵，也不講價。問馬老闆，為何無端出現了這本難買的舊書？馬老闆大概是這樣答吧：書局都快倒閉了，留不了這麼多書，唉，有人當這些書是rare book，有人當是垃圾。也真有點似垃圾——布希亞說過，商品不過是符號，到最後連符號都不存在了，只剩下符號的「交換」。垃圾本來是那些不能交換的ex-商品，看在眼裡又爛又黃，而一貧如洗的我竟還快樂地從腰包掏160大元買它——正如馬老闆仍以160大元的價格來賣它——我們違犯了經濟層面的理性「交換」原則，肯定了很多人眼中的垃圾，給予其尊嚴，這種大逆不道豈不是布希亞講的「毀滅性策略」（fatal strategy）？但這也許是太樂觀了點。另一本書The Provocation of Jean Baudrillard的編輯正是阿巴斯，他將1990年港大一個學術會議中幾份關於布希亞的論文輯成書，與曙光圖書公司合作出版。幾年前我在大學圖書館的網上目錄發現了這本書，但在館裡怎麼找都找不著，圖書館後來說是遺失了。後來往書局問馬老闆，他說曙光應該還有存貨，然後手指向深處一間堆滿大量雜物的神秘小房間，內裡極度混亂，加上另一邊青文書店的雜物大件大件的堆在裡面，連走進房間也不可能，更遑論要找一本小書了。直至幾天前才問早年同樣在港大跟阿巴斯學習過、亦是曙光熟客的駱穎佳借到這本書。畢竟世上有些事物，就算你願意將理性的經濟原則拋諸腦後而痛快地「交換」，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如這本書，你在亞馬遜固然找不到，就連出版的書局和大學亦沒能讓你得償所願。這幾乎要消失於人間（對我而言）的一本薄書，如非一點緣分，一世看不到亦非出奇。八．沒有成為大師《衛報》訃聞第一句：布希亞的死沒有發生。算是幽默地呼應了十多年前布希亞就波斯灣戰爭所作的宣告。（數年前美伊戰爭後，曾寫過一篇關於布希亞的文字，放在個人網頁，見附錄。）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始，布希亞總是很幽默很冷靜地說些諷刺或有骨的話。他批評德勒茲、李歐塔等名哲學家的「欲望」理論，又說傅柯不明白「權力」，叫人「忘記傅柯」；師承自重要左派理論家列裴伏爾的他，又大肆批評左派沒能洞悉資本主義的徹底轉化，否認今時今日對抗資本的可能性（他甚至不認為這是有意義的行動）；他說自己敬佩德里達，但又明言「解構」不是他那杯茶。就在德里達過身後，我總偶爾想到，七十有多的布希亞會不會也時日無多？在我心裡，布希亞並沒有如其他人所言般變成大師。又或者，死去的只是那位輿論界和媒體追捧的大師，而這死亡可讓真正的布希亞——我期待這可能性，即使布希亞總會說：不可能——變得稍為可以觸及。

附錄

布希亞、迷幻、後迷幻：

三十二封關於美伊戰爭的電郵

從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到四月十八日，我寫了三十二篇文字。這一個月的日子裡，發生了美伊戰爭。

美伊戰爭是什麼？什麼是美伊戰爭？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或許會如十多年前一樣，指出這場戰爭不過為媒體營造出來的，我們則是那些媒體資訊的消費者，我們所消費的除了新聞，還有影像；當影像變得越來越重要，溢出它自身的框架，進入真實世界並與之徹底混和的時候，真實的空間就變得抽象和不可理解，直至最後所謂的真實消失——我們永不能知道和肯定戰爭是否真的發生過；或者如布希亞所宣告：波斯灣戰爭沒有發生。

我不想揣測以上這來自布希亞、很多人看為是犬儒和作狀的說法後面可能埋藏有什麼動機，我也不在意如何去反駁它；但我有興趣知道不同的人對這說法會有什麼反應：什麼樣的人會激動地批判它（衛道之士、人道主義者？），什麼樣的人會熱情擁護它（過氣的後現代信徒？布希亞崇拜者？"Sim-citizens"？），什麼樣的人會對它一頭霧水，懶理，或不知所措。在這個屢被稱為「後現代」的場景，這些不同的反應，某程度說出了不同人對一個政治道德議題的倫理取向：理性的抗爭、理性的妥協、合謀、漠視、隨遇而安……我無意對這些不同的取向作陳腔濫調式的批判，但我想指出，我們每個人都不會只抱有一種取向，我們在不同的處境會有不同的取向，甚至在同一個處境也可以同時有不同的取向（當我重讀自己所寫的三十篇文字時，的確有此感覺），而我反對將這狀況稱為「騎牆」，它不過說明了每個人存在於社會的複雜性。試想想，如果有人能夠在美伊戰爭的過程中正氣凜然地高喊反戰或主戰，那是因為戰爭在社會論述中一向有大是大非的道德意味，再加上媒體對戰爭的渲染，以致他很容易便「選擇」站在反戰或主戰的一方；可是在戰爭熱漸褪的今天，對當日立場仍死硬堅持的人恐怕已大大減少。又試想想，如果話題不是戰爭，而是另一些道德味較輕的公共議題，如同性婚姻合法化，那大家的倫理考慮一定更加多面向，以致有更複雜的倫理取向。

後現代也許就是這樣一個混雜的處境，你無從或至少難以肯定自己的立場；布希亞只是其中一個後現代代表，一個惹火的 stimulus，刺激很多處於尷尬境地的人的神經：這些人所持有的立場和思考系統未能有效地回應這個不停轉化遊移的後現代，以致產生只一味群起攻之或盲目崇拜的兩極境況。而這也是當美伊戰爭放在這種「布希亞式」後現代語境中出現的情況。

我們評論美伊戰爭，考量的多數不會是戰爭存在與否的問題，我們直覺上甚或覺得這問題是可笑的；但布希亞企圖動搖的正是戰爭作為事實的本質。布希亞寫「波斯灣戰爭沒有發生」時，不只有字面上的意思，他同時把所有影像時代的戰爭都描繪成某種後現代戰爭：某種「沒有發生」的戰爭。

記得有朋友說過，每次讀布希亞的文字，都懷疑他寫之前是否食過 LSD（迷幻藥）。套用她的話：條友都癲癲地。我覺得她說得很好，布希亞的書寫的確很 cool，又很迷幻；而「迷幻」也可以是對後現代場景的一個形容，它指出一種立場多變、不穩定的狀態，對於真實與真理的不可確定、甚或否定。我嘗試用「迷幻」來描述布希亞所講那真實與虛假、內與外等對立面內爆（implosion）後，一切難以分辨的狀態。

戰爭的「沒有發生」是迷幻的。當戰爭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一樣變得迷幻，成為「超真實」（"hyper-real"：真假難辨的狀態）時，無論主戰抑或反戰的意義都會面目全非，因為它們在爭逐戰爭合法性和道德意義的同時，其實不過一再追逐影像，而真正的戰爭空間永遠含糊，在視覺可觸及之外。

不過必須留意的是，布希亞理論的「迷幻」性並非那種不太清醒的 fing 頭狀態，它有自七十年代以來的發展脈絡（布希亞的崇拜者或批判者很多時都只著眼於他的「擬像／simulacra」理論，終日討論一些真真假假的問題，卻忽視了他早期討論的有關「消費」、「物系」等重要課題，亦無視後者與前者的連繫），而背後有相當冷靜、甚至乎抽離的思維和視野。即是說，如果我們以此為喻，將「迷幻」看為後現代其中一個特色和主題，我們該著眼的不單是這種「迷幻」本身的魅力和爭議性，還有這種「迷幻」背後的發展肌理、它作為文化策略的可能性、與及它那自我消解的本質。我希望這是一種「後迷幻」（原諒這詞創意欠奉）的處世態度和回應。這裡的「後」（"post-"），如很多人所講，未必有時間上的含意，卻帶有在思考上多走一步（繼而兩三四步）的期願。

在薩達姆剛被捉拿不久的今天（這次布希亞會說薩達姆沒有被捉拿？），我重讀寫過的一些文章，覺得有些地方很正人君子，有些地方則帶點造作、迷幻。對於這兩者，我當時都沒有很深入的鑽探，大多只志在闡述一兩個觀點，而整個書寫過程除了在這兩者遊移外，似乎還未有其他比較清晰的（後迷幻）可能性出現。如果試作一個概括和歸納的說法，我認為企圖認知和看穿後現代戰爭的迷幻性，是這三十篇文章作為反戰實踐的一個主題。

現選當中廿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此再讀。

文思慧：社運何須粉雕玉琢？居民抗爭何堪騎劫﹗

陳景輝 — Wed, 09 Aug 2006 10:17:56 +0000

按：真正反省開始了！市區重建問題到底不只是涉及一堆新術語的問題，而是如文思慧所說，它要求我們根本地向自己生活的這個城市提問：由「重建」所引發的社會反省與行動，應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與倫理挑戰及取態...

社運何須粉雕玉琢？居民抗爭何堪騎劫﹗
評《灣仔街紙》--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計劃總結報告書 (2006)
文／文思慧

《灣仔街紙》(總結報告書)是收錄之前出版的《街紙》的最有代表性文章云。閱後初覺茫然，復覺驚心﹗不知道這麼悲慘(雖然不是罕有)的迫遷「重建」事件，竟可以被花巧的圖畫印刷、文字魔法重重疊疊地掩蓋，從而製造出一幕專業救世、明天更好的終曲，即埋下了由專業精英甚至加入財團主導、由群眾配合去「發展」的增值社會，乃是更好的明天的伏筆。

抗爭勝敗真耶幻？
拆卸利東街引發出H15關注組長久抗爭中所提出的要求，全不能實現。這是運動的大敗、慘敗，卻被《街紙》一書輕輕帶過，而將大量篇幅轉移去說有了這次專業及區議員的帶領，開了破天荒先例，便可裨益於日後各區重建時的社會工程。書中講及有關的裨益可歸納為以下三項：(一)把市建局收地重建過程中諮詢機制的缺陷暴露出來--包括要早些諮詢、要就更廣泛的問題如怎樣更新和發展該地區作諮詢；(二)讓大家認識了應搞「社會影響評估」；(三)提出了「社會企業」的年代經已來臨，香港舊區重建要把握這個契機。

上述這些被《街紙》視為新視野的項目，貌似激進，到底隱含了那些價值傾向，其實值得一一解剖、辯論。例如，諮詢機制要涉及更新和發展有關地區，甚麼是更新、發展？是向「市場增值」傾斜的那種可持續發展(發達)嗎？又如「社會影響評估」，所指的是那個範圍內的社會、那些影響會納入評估中？容我得罪問句，喜帖街的印刷與所用的紙張，需不需要(在大眾的支援下)改用環保甚至減用的原則？又假若重建了讓人更能安居的社區，區內的業主們會加租嗎？這些都是只去侃侃而談「社會影響評估」所不能揭示的根本問題。至於「社會企業」是甚麼，按照本書所提供的外地例子，有的是得到Shell、IBM等財團參與在區內「製造就業」的「振興經濟」舉措，有的是利用搬弄區內「景觀據點」去吸引遊客......可見「社會企業」對社區來說，是提升還是出賣，實在大有斟酌之處。

但聞新人笑，不聞舊人哭？
《街紙》縱使將這次在灣仔展開的「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視為一個里程碑，卻對上述的基本價值問題無甚明確探討，故由之而引申的「以人為本、居民參與」重建模式，其實亦無明確闡釋。另一方面，本冊子中不同的文章都不時展露了(一)向現有權力結構傾斜的終極價值觀；(二)完全蔑視居民自發反迫遷護家園的運動傳統。前者表現於在說了一堆漂亮的抽象原則(如公平、為本土文化自豪、多元化選擇、保留社區網絡、了解居民需要)之餘，每當涉及具體評論與提問時，便會提出市建局收購物業不應「扭曲市場一貫運作秩序」、「尊重私有產權原則」、「以原業主為本」等吻合於官商長期聯手為鞏固其利益而製造的意識型態--亦即是令高地價政策、托勒斯壟斷、金錢主導人民無根等反倫理境況得以在香港日趨熾烈的惡劣根源。

至於自捧是次之「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是前無古人，則恐怕是從統治精英、專業主導的角度來看歷史，才會如此狂妄。在鋪敘「重建」在香港之百年歷史時，有關文章認為英國人在香港率先作的重建是為了改善居住環境與防止傳染病爆發，而對往後百年的各種遷拆重建，都沒有提出甚麼批評，只是對近年市建局未能平衡「互相衝突的多重目標」提出質疑而已。

其實，古往今來統治者怎樣建設城市、怎樣推倒城市、怎樣重建城市，從來都是為掌握權力者的利益著想。從古代羅馬建成鬥獸場以顯統治階層與眾同樂、一起享受觀看奴隸鬥獸的懷柔舉措，以至在香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木屋區大火、將重建區大火、及近至清拆荃灣及金輪大廈等之天台屋、清拆大磡村等等數之不盡的趕絕居民及居民抗爭，都是清楚不過的例子。而為甚麼滿口改善居住環境及公共衛生，卻又在回歸大局已定前，經年累月都沒有在居住條件大有可改善之處的九龍城寨搞甚麼重建？一切在於權力之自我延續與擴張，實在昭然若揭。而長久以來香港的統治者讓地產勢力見山開山見海填海，而不受大眾的質疑，實在亦反映了教育與宣傳向港人長期散播追求破舊愛新、地產增值等「民粹感情」之成效。對這一切，《街紙》皆無批判及交待，彷彿自盤古初開，到今時因為有了灣仔區議員、專業規劃師、建築師、測量師、環保團體、文化界等專業精英參與其事的「關注活動」，才呈現出重建過程之不合理，及由於這些「關注活動」，日後轉向合理化便指日可待了﹗

由「重建」所引發的社會反省與行動，應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與倫理挑戰及取態--當下便涉及「說不」的勇氣、合作與關懷、小即是美等等顛覆著眼前強大的常規政治與經濟暴力的自主追求。反之，借著甚麼曲曲折折的專業精英課題--如可持續發展、社會企業、持份者、舊區的社會資本、區政空間等擾人清聽及唬嚇民眾的噱頭，也許能為專業精英要多分權力的幾杯羹鋪路，卻嚴重混淆了重建議題所涉及的反欺壓抗爭的政治與倫理。我見到的《街紙》，政治上沒有真正的權力批判，也無倫理上的提升，既望不見歷來「重建」中犧牲者的白骨，還滲露出禁不住的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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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金輪抗爭：從天台到八樓 (香港：學聯社運資源中心，1996)
Street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ublic Space (Ed. by Celik, Favro & Ingersoll, Berkeley, CA: Univ of California, 1996)
The Humane City (John R. Short, London: Blackwell, 1989)
神話喜帖街 (陳景輝，2006.8)
陳皮村網站連結：http://hk.geocities.com/the_backwaters/2006special.html

陳家洛：似曾相識的匈牙利「肉湯共產主義」

林輝 fred — Mon, 07 Aug 2006 10:14:30 +0000

明報
2006-08-07
思潮

「那些不反對我們的人民，就算是我們的同路人吧！」匈牙利共產政權領導人JanosKadar

匈牙利人民平時處事踏實低調，在逆境中咬緊牙關，接受現實，甚至有時會沮喪怕事得悲觀宿命。電影《布達佩斯之戀》（GloomySunday）中那個鋼琴家的悲劇角色演活了匈牙利這個歐洲小國的個性：沉實自信，擁抱理想，高尚而感性，卻不期然地散播着濃厚的悲觀主義。

曾特首及其夫人近日一連串親民公關攻勢，有助刺激一些「感覺新鮮良好」的即時心理反應。既然有了一個和藹可親的領袖，為何截聽條例、區議會改革、普選進程等課題就不可以放心交給他去辦呢？形象工程師為獨裁者粉飾施政，非香港首創。匈牙利式的「肉湯共產主義」(GoulashCommu-nism)的經驗可作參考。

在二次大戰後匈牙利完全落入了蘇聯手中，史大林運用他稱為「沙樂美腸策略」(salamitactic)的招數，透過威迫利誘、滲透分化的權術，將本來獲人民擁護的黨派分化，逐一剷除。匈牙利人民在恐懼中接受共產主義這「既定事實」。在東歐多個民族中，波蘭人民天性樂觀而且好勝，面對共產政權的專橫無理，有勇有謀，遇強愈強。相反，匈牙利人民平時處事踏實低調，在逆境中咬緊牙關，接受現實，甚至有時會沮喪怕事得悲觀宿命。電影《布達佩斯之戀》(GloomySunday)中那個鋼琴家的悲劇角色演活了匈牙利這個歐洲小國的個性：沉實自信，擁抱理想，高尚而感性，卻不期然地散播着濃厚的悲觀主義。

但奇怪的是，匈牙利卻不時予人「平地一聲雷」的驚人震撼力。

1956年10月，匈牙利人民見到鄰國波蘭同期的修正主義改革路線，激發起求變之心。當權者仍在猶豫應不應讓「民族共產主義者」的納吉(Nagy)復出之時，首都布達佩斯的學生已經發動了反蘇、反共的群眾革命，而且一呼百應。在全民求變的浪潮下，甚至連匈牙利共產黨和軍隊也在加速崩潰，可見這勉強輸入的制度是何等脆弱。更不可思議的是，本來是走「溫和派路線」的納吉和卡達爾(Kadar)也加入革命行列，掌權後不久竟自行宣布結束匈共專政，恢復多黨政治，宣布匈牙利脫離華沙公約軍事集團，要求蘇聯撤軍，同時向聯合國求助。蘇聯擺出願意談判的姿勢，實則在境外集結蘇軍力量。經過數日的激烈戰鬥後，把革命血腥結束，保住了一個不受歡迎的共產政權。

匈牙利式曲線民主進程

兩位革命「領導」的下場迥異。納吉先被誘補，兩年後被處決，遺體長埋在市外一個沒有名字的「301段」墓地。在人民的記憶中，納吉由共產黨人變成民族英雄。相反，卡達爾則再次變臉，願為蘇聯收拾殘局。他的鐵腕政策師承大獨裁者史大林，不下數千人被補或被殺，有20萬人逃亡海外。

有了莫斯科和蘇聯紅軍支撐，卡達爾在1961年站穩陣腳後就揚言：「那些不反對我們的人民，就算是我們的同路人吧！」此後，卡達爾政權不時表現出一副和善的專權者容貌，鼓勵人民透過「第二經濟」以補國有經濟的不足，致力滿足人民的「溫飽權」。當時有西方觀察家作出錯誤的結論，稱讚匈牙利展現「自由主義」的作風，視卡達爾政權為以民為本的「肉湯共產主義」的佼佼者。

可是，卡達爾的忠告實質是「白色恐怖」的延伸。說穿了，是倘若還有人不識時務，挑戰他的權力、共產主義及其後台蘇聯老大哥，便得「好自為之」。被人民視為「叛國者」的卡達爾，實行「朕即法律」，不必再面對自己變臉的歷史。國家機器從不間斷地大力辯解1956年的國恥，確保人民接受現實和保持政治冷感。匈牙利人民親身經歷的不是政治學者一廂情願地想像出來的「軟性威權」(softauthoritarianism)，而是毫無原則、口甜舌滑的政權。

卡達爾的管治思維其實只有兩條：第一，只要有利於鞏固他的權力的，第二，只要蘇聯高興，或起碼不會令「上頭」不安的，都可以做。

卡達爾時期對「民間力量」亦有所防犯，態度絕不友善。為削弱反對力量的聲音，官方(安全)渠道亦有樣學樣，讓人民探討同類問題之餘，都曉得在卡達爾所設的界線前止步。自我審查、高舉「專業」而對官方立場含糊其辭，遂成為怕惹上麻煩的讀書人熟習了的「自衛術」。

跟捷克的異見人士景况相似，匈牙利的反卡達爾的組織鬆散，但其道德力量強大。而反對聲音又分成「左派」的城市(多為猶太裔)知識分子，和「右派」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早於1980年代中期，當地有兩份主要的地下刊物和三家地下出版社。匈牙利的反對力量已具有多黨政治的雛形，可是仍談不上有任何群眾基礎。匈牙利的民主反對派的抗爭思維只有一條：「只有一件事情在匈牙利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沒有什麼是可以肯定的。」明乎此，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測試卡達爾政權的底線，並劃出真正獨立和自由的空間。

1988年，卡達爾政權最終也隨着其本人老去。看見波蘭的圓桌會議的成果，匈共黨內各派系亦爭相在人民面前當起「真正的改革派」來。匈共先為1956年的革命平反，由「反革命」從新定性為「愛國、反寡頭統治的群眾起義」，繼而為納吉及10月革命的死難者舉行國葬。至此，再沒有人能夠阻止匈牙利人民尋回自我的合理要求。匈共自行推動民主改革，主張比波蘭還要激進的立即全面普選國會和總統一職，主動邀請各反對組織談判，企圖走在對手前面，維持其主導地位。匈共及其對手不曾問民主的匈牙利會不會帶來經濟不穩，會不會造成什麼福利主義。他們也十分明白低度發展的民間社會和政黨政治是不民主政治的結果，亦只會隨着匈牙利民主化才有更大的改變。

至於匈牙利知名文學家、異見分子哥爾殊(Goncz)就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很高興能夠在我有生之年見到一個(政治)災難的結束。然而，我同時盼望能在下一個災難開始之前就壽終正寢。」他後來成為後共產時期第一任總統。

回到香港，今年「七一」大遊行以「平等公義、民主普選」作號召，針對「董落曾上」後仍未解決的政治困擾和社會危機的源頭。畢竟，民主，是人民的權利，而不是當權者或精英分子的選項。

孔誥烽：落後的印度經濟與民主？

林輝 fred — Mon, 31 Jul 2006 09:51:39 +0000

明報
2006-07-31
思潮

一些中國學者尤喜愛比較「糟糕」的印度發展和「成功」的中國發展，重申一下專制相對民主的好處，增加一下自己的良好感覺。但最近在北美，私人企業、大眾媒體、學術界乃至華府，正掀起一股印度熱。

港人對印度一直成見極深，往往只會聯想起銀行金舖的護衛「阿差」或氣味濃烈的咖喱。中國大陸不少人同樣看不起印度。國內媒體在報道印度民主選舉時，總是對選舉過程的暴力事件或賄選買票等「光怪陸離」現象(不論多麼零星和毋損大局)特別關注。一些中國學者尤喜愛比較「糟糕」的印度發展和「成功」的中國發展，重申一下專制相對民主的好處，增加一下自己的良好感覺。

但最近在北美，私人企業、傳媒、學術界乃至華府，正掀起一股印度熱。今天在美國致電到主要航空公司訂機票，或向電腦生產商提供的技術支援熱線求助，在另一端接電話的，往往是身處Bangalore、操流利印度腔英語的服務員。各大醫院將X光片等醫療數據電郵給遠在印度的醫生作實時分析，已成潮流。大大小小的金融企業，更開始大量將財務規劃、審核帳目、報稅等高度專業化的工序外判到印度去。現今全球的「商業程序外判」(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市場，被印度佔去了八成以上。除了為西方企業提供支援服務外，印度近年還孕育出一批在軟件開發、藥物研製等知識經濟領域擁有極高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如Wipro、Infosys、Cipla、Ranbaxy等。若說中國在歐美的形象老是與冒牌貨與廉價成衣聯繫在一起的話，那麼印度的形象，現在已牢牢地與高科技和高增值商業服務掛鈎。最近，《商業週刊》、《時代》和《經濟學人》等雜誌，不約而同地組織有關印度崛起的專輯，其熱忱不下於90年代由它們帶頭煽起的中國熱。

90年代以前，印度崛起，可謂是天方夜譚。印度各地從機場到公路等基礎建設，爛得令人瞠目結舌。印度那個除了讓私營企業不斷填表、申請這個牌照那個配額外一無是處的低效政府，也是舉世聞名。這些弊病源自印度獨立後由尼赫魯確立的蘇式計劃經濟。尼赫魯當年雖沒有將印度變成共產國家，卻將蘇聯盲目將經濟資源向國營重工業集中、任由官僚系統無限膨脹的發展模式搬到印度。

91年印度經歷金融危機，同時蘇共倒台令蘇式計劃經濟喪失一切公信力。這一形勢迫使當時的財政部長，即今天的總理ManmohanSingh採取連串經濟自由化改革以減低外債與財赤。改革雖然力度有限，但已足夠使印度經濟從停滯邁向彈升，打開了今天GDP年增長7至8%的局面。這一增長率雖不及中國的10%，但印度的改革比中國遲起步13年，其經濟還未擺脫前述積弊的掣肘，也能錄得此成績，確實成就非凡。

印度私營企業在稍為鬆綁後併發出的能量，甚至已超過了中國。在改革後的短短十數年間，不少印度私企已發展成創新能力足與發達國家匹敵的跨國公司。反觀中國的大部分大型企業，至今仍擺脫不了撿別人開發的產品作大量廉價生產的格局。政府天天空喊要提高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竟吹牛吹到鬧出科研單位騙取巨額研究經費，改裝市面上芯片冒充新發明的「漢芯」醜聞。

印度相對中國的另一項優勢，乃其成熟的金融體系。印度的銀行貸款大都被配置到高效能的私營企業，整體的壞帳率低於5%。這與中國大部分貸款被有關係無能力的低效國企吃掉、高效私企反而融資無門、銀行整體壞帳率高達20%的處境，大相徑庭。

印度的整體增長模式，也較中國平衡。印度在經濟高速增長之餘，收入分配並未經歷中國式的大分化，堅尼系數仍維持在0.33左右(相對於中國的0.45以上)。印度的內部消費佔GDP比重達66%，有異於中國內需下降到40%以下、增長愈來愈依賴出口、經濟容易受世界經濟波動衝擊的高危模式。同時，印度的投資率仍然偏低，為它在將來通過投資擴張加速經濟增長留下不少空間，這又與中國因過度投資而產生的硬着陸風險形成強烈對比。印度25歲以下年輕人佔總人口一半之多，亦比中國因一胎化政策而提早老化的人口結構優越。

基於上面種種因素，不少亞洲專家均認為，印度現在雖然在各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上落後於中國，但只要改革繼續穩步進行，印度將超越中國而創造出更大奇蹟。

在經濟奇蹟以外，印度與日俱增的地緣政治價值，也引起各國關注。印度在50年代曾是發展中國家不結盟運動的老大之一，在60年代的中印邊境衝突和中蘇關係惡化後，印度即全面倒向蘇聯，與中國抗衡，也與北邊受美國和中國支持的巴基斯坦對峙。

90年代冷戰結束後，印度擺脫了蘇聯盟友的僵硬身分，外交空間即大幅增加。今天，印度憑巨大經濟潛力、位處歐亞大陸中央的地理優勢，以及半個多世紀以來穩定地實行民主制度的輝煌成績，正成為東西方各國爭相拉攏的對象。一方面，中國固然不希望與這個同樣在崛起中的發展中大國再起衝突，還企圖與之建立互惠經濟合作關係，因此出現了去年溫家寶訪印時的「戰略對話」說。

另一邊廂，美國和日本等對專制莫測的中國有所顧慮的國家，也積極籠絡民主透明的印度成為他們將來制衡中國的盟友。溫家寶離開印度不久，印度政府即與到訪的小泉和後來的布殊大談與美日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為了拉攏印度，日本積極並成功爭取印度參與去年年底的東亞峰會，並悄悄開始將部分中國投資轉移到印度。布殊政府更不惜受千夫所指，承諾向印度輸出敏感核

技術。印度西鄰東非、波斯灣，北有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國拉攏印度，當然也有借印度之力牽制激進回教勢力的算盤。畢竟，印度作為民主大國，面對美國在其周邊宣揚民主人權時，也能保持夜半敲門也不驚的磊落心境。印度由此得來的外交戰略彈性，絕非背負六四包袱、一聽到別人談民主論人權即心裏發毛的中國可比。簡言之，印度正成為一個在美、日、中全球角力中左右逢源的最大得益者。

回歸後，本地的管治集團一直強調香港要背靠祖國，通過趕上中國奇蹟的列車延續繁榮。這一單調的發展路向，正使我們喪失感受中國崛起以外的其他全球趨勢的觸角，更使香港慢慢從一個面向世界的多元國際經濟蛻變成單向依賴大陸的附庸經濟。在大陸經濟過熱、硬着陸風險日增的當下，我們又能否在印度崛起的大潮流中找到新的發展機遇？

孔誥烽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

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伸延閱讀

1 . Gurcharan Das 2002 . India Unbound : Social and Eco nomic Revolu - tion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 Vintage

2 . Raja Mohan 2006 . Impossible Allies : Nuclear India , U nited States , and the Global Order . India Research Press

許寶強: 最低工資與不顧現實的意識形態

阿藹 — Mon, 24 Jul 2006 15:33:30 +0000

明報許寶強
2006-07-24
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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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與不顧現實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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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輪流執筆評述學術思潮逢周一刊出

JosephE.Stiglitz最近在《FarEasternEconomicReview》(06年3月)指出，大部分宣稱貿易自由化會帶動經濟增長的研究……其實只是在說明貿易量愈多的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愈快……並不是證明了貿易自由化能帶動經濟增長。

香港的社會文化很奇怪。儘管港人十分「現實」，但在公共討論卻又容許很多未經確證的觀點，例如「干預市場導致貧窮」、「保護主義遺禍人間」、「最低工資令失業率增加」等。另一奇怪現象是，提出這些未經確證觀點者，往往拒絕承擔舉證的責任。論者若要提出普世適用(universal)的命題和強調科學實證方法，便不能迴避提供嚴格和可讓公眾查證的事實。論辯中倘若只不斷訴諸不相關的權威、沒根據的常識和武俠小說修辭，彰顯的也許只是香港這所謂「知識型經濟」的反智特色。本文沒興趣介入反智的爭辯，而是嘗試繼續嚴肅的討論，指出認真地面對歷史事實是任何實證社會科學方法都不能迴避的。

●不顧現實的「社會科學命題」

雷鼎鳴教授提出的「干預市場導致貧窮」和「保護主義遺禍人間」等命題，如果是對歷史現實的描述，那麼我已在過去的文章引用了經濟史家、聯合國專家和專研國際貿易的經濟學者提出的大量歷史數據，指出這些未經確證的斷言的虛妄；而如果它們只是加上ceterisparibus條件(假設其他因素不變)的猜想或斷言，則必須以「控制實驗」等嚴格方法來驗證。令人失望的是，在面對不利自己觀點的實證證據(in-convenientfacts)時，雷教授不僅從不嚴肅面對，一直無法提出可讓公眾檢查、能通過社會科學社群嚴格批判的實證資料以支持其猜想，只嘗試利用魚目混珠的修辭或研討會上難以驗證的片言隻語，把武斷的常識類比成經過科學社群以「控制實驗」等方法反覆、嚴格和公開地論證的科學命題，更經常以不相關的權威排拒建基於事實的質疑，這明顯已遠離了波普爾(KarlPopper)所倡導、建基於理性批判傳統的實證社會科學方法。

認真的學者大概都會知道，與自然科學不同，大部分加上ceterisparibus條件的社會科學命題(例如貿易自由化會否帶動經濟增長)，絕難像自然科學的命題(例如吸煙危害健康)能夠以「控制實驗」的方式來驗證。另一方面，從事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學者也應了解，以計量方法來處理問題，很大程度會受模型的設計和數據的選擇(也就包括了受研究者的視角)所影響，而得出的結論除了只是在加上了各種假設和條件下的一種統計學近似外，反映的同時是特定的研究社群的共同信念，鮮有嚴謹的學者會狂妄地宣稱能夠完全得出類似自然科學的所謂「實證定論」。

「吸煙危害健康」的命題，經歷了建基於大量實證研究和長時期反覆辯論後，在以西方醫學主宰的特定歷史社會脈絡中普遍為科學社群接受。然而，像「保護主義遺禍人間」這類含意不清的斷言，卻連在經濟學界(更遑論其他社會科學)中也未有共識。

JosephE.Stiglitz最近在《FarEasternEconomicReview》(06年3月)指出，大部分宣稱貿易自由化會帶動經濟增長的研究(應該已加上ceterisparibus條件)，除了存在大量統計問題以外，其實只是在說明貿易量愈多的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愈快，這可經由各種貿易補貼或其他政府推動貿易的政策所導致，因此並不是證明了貿易自由化能帶動經濟增長。那些真正嘗試找出貿易自由化(如降低關稅)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少數研究，得出的結果則並不令人信服。熟悉世界貿易的諾獎得主Stiglitz，應該不是那種只讀了一科半科農業經濟便自封權威的經濟學家，倘若以「經濟學教育的推廣人」自居者仍然無視Stiglitz的觀察，甚至不容別人(包括經濟史家、聯合國專家、專研國際貿易的經濟學者)提出證據質疑，繼續宣稱其無法提供任何能通過嚴格社會科學方法公開檢查的斷言，重複自我建構各種不相關的權威(雷教授大概到現在還搞不懂相關和不相關的權威的分別)，那麼就算加上了ce-terisparibus的修辭，也只是間接承認了自己一直都不是在談論或描述歷史事實，而是自陷於一個武俠小說般的空中樓閣，搞不好還可能會污染了ceterisparibus原則背後要求具備的謙遜和謹慎。

●關於最低工資的討論

「干預市場導致貧窮」和「保護主義遺禍人間」並非是雷教授唯一未能提供證明便宣稱的斷言，他在前一篇文章寫道：「最近十多年國際上學術界有關最低工資的研究，壓倒性的證據恰好是說弱勢社群的失業率會增加。」我不曉得雷所指的「國際學術界」，是否包括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政治經濟學、地區研究、馬克思主義、勞工研究等相關的學術成果，也不曉得他是否精通日文、韓文、德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等語言，以涉獵「國際學術界」近十年有關最低工資的研究。不過，僅僅就他可能會較熟悉的英語世界的經濟學界，對於最低工資是否會導致弱勢社群的失業率上升，恐怕還未有定論。

近年英語世界有關最低工資的研究，儘管確有一些經濟學家以實證方法嘗試論證，最低工資會增加低收入青少年失業率(例如Campolieti,FangandGunderson2005)，但也有不少學術研究質疑最低工資會令弱勢社群失業率增加的說法。所謂「壓倒性的證據」云云，恐怕得加上些用來遮掩學者「對現實失去感覺」的假設，才能自圓其說。

●最低工資令弱勢社群的失業率增加？

讓我們先看經濟學界的研究。近十多年最受經濟學家注意的研究可能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卡德(DavidCard)和克魯格(AlanKrueger)95年發表的MythandMeasurement:TheNewEconomicsoftheMinimumWage，他們以1988年加州、1990和1991年美國聯邦政府和1992年新澤西州的3次提高最低工資為例，指出提高最低工資並不像某些教條化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指，會導致青少年和低收入工人失業率上升；相反，在一些社會脈絡中(例如新澤西州的快餐店)，提高最低工資更與失業率下降同時出現。

卡德和克魯格這本400多頁的研究，對反對最低工資的經濟學家不啻為一重磅炸藥，難免惹來不少批評：或指其研究方法有漏洞，或指他們忽視了當時新澤西州一些具體歷史背景。不過，也有不少著名經濟學家支持其研究，包括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JosephE.Stiglitz和以反對最低工資稱著的Neu-mark和Wascher，前者指卡德和克魯格的研究迫使我們無法否認最低工資「就算真的會帶來負面的效果，也不會大到哪裏」。Stiglitz並指經濟學界中專研勞動就業的勞工經濟學家(laboreconomists)，往往對最低工資導致失業上升這教條抱有極大懷疑(Stiglitz2002)；而任教於密芝根州立大學和任職聯儲局的Neumark和Wascher，儘管長時期批評最低工資，但仔細分析包括卡德和克魯格蒐集的數據後，得出與卡德和克魯格相同的結論：1992年新澤西州最低工資增長並沒有降低該州快餐店的就業率(Schmitt,1996)。

本地論者如林行止先生，儘管不贊成最低工資，但讀了卡德和克魯格的書後，也「了解落實最低工資不會令失業情惡化」(林行止，《信報》，7/12/04)。另一位本地經濟學者也指出，「關於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會不會造成惡劣的影響，可以說迄今仍未有堪作結論的證據……起碼我們知道英國和美國沒有受最低工資影響推高失業率」(何濼生，〈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非壞事〉，《東方日報》，06/09/05)。

其中一個最早實行最低工資的國家———澳洲———的不少經濟學家，也同意最低工資會否增加失業率或帶來其他負面效果其實仍未有定論。亞德雷德大學(UniversityofAdelaide)經濟學者SueRichardson近年編的一本文集，收錄澳洲國立大學、亞德雷德大學和澳洲社會科學院等一群經濟學家的研究，指出規管勞工市場(包括訂立最低工資)並沒有帶來經濟學教條所預期的負面影響，非規管化(deregulation)也沒有帶來經濟學教條所期待的正面效果。Richardson(1999)更引用了OECD一項詳盡跨國比較研究，指出沒有證據證明最低工資一定會導致失業率上升。

如果經濟學界的實證研究仍未有「壓倒性的證據」證明最低工資會導致(弱勢社群)失業率上升，經濟學界以外自然更加眾說紛紜。美國JohnsHopkins大學都市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MarkD.Turner(1999)詳細撮寫了90年代美國有關最低工資的爭論，得出的結論也是難以證明最低工資會帶來負面就業影響；另一項比較研究指出，1980至90年還未設定全國最低工資的英國，就業增長率(1.5%)遠比長時期採用最低工資的美國(18.4%)、加拿大(17.4%)和澳洲(25.4%)為低(Morris1995)。倫敦的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ntr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一份報告也指出，英美不少研究結論是最低工資不一定會導致失業率上升(RavnandSorensen1995)，東歐一些研究也得出類似結論(StandingandVaughan-Whiteheaded.1995,p.33)。

正如雷教授自己說過，「不明白別人已得到的成果，拿些粗淺工具亂舞一番」，自然是「以蠡測海，誤人誤己」。在沒有完全確定的研究結論支持下，仍然宣稱有「壓倒性的證據」指出最低工資令弱勢社群失業增加，就算「驚動頂級的經濟學家」，再加上ceterisparibus的條件，也無法把未經確證的教條化經濟學意識形態，裝扮成有助我們理解現實世界的科學方法。

●結語

大學教授的工作之一是閱覽群書，以了解廣闊的學術世界的最新發展；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提供和分析資料，幫助我們了解社會現實；學術討論的目的是清理教條濫調，當中要求理性的求證和謹慎的態度。如果學者只獨鍾愛初等教科書的簡單原則，甚至將它們視為學術研究的「九陰真經」；如果社會科學淪落為不符現實的常識習見，社會科學方法被約化為不顧現實的教條原則；如果學術討論只剩下狂妄自大的修辭，失去應有的謙遜和謹慎，那麼，要在香港認真地討論社會科學方法，恐怕是遙遙無期的。

許寶強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參考資料和伸延閱讀

1 . Campolieti , Michele , Tony Fang and Morley Gunderson (2005 ) : "Mini - mum Wage Impacts on Youth Employment Transitions , 1993-1999 , "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 38 , No . 1 , pp . 81-104 .

2 . David , Card and Alan Krueger (1995 ) : Myth and Measurement :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3 . Morris , Bill (1995 ) : "Wages of Reason , " New Statesman and Soci ety , 4 April .

4 . Ravn , Morten O and Jan Rose Sore nsen (1995 ) : "Minimum Wages : Curse or Blessing ? "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 No . 1212 , July , London .

5 . Richardson , Sue eds . (1999 ) : Reshaping the Labour Market ,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 Standing , Guy and Daniel Vaughan-Whitehead ed . (1995 ) : Mini mum Wag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from Protertain to Destitution ;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7 . Stiglitz , Joseph E . (2002 ) : "Employment , Social Justice and Societal Well-being , "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 Vol . 141 , No . 12 , pp . 9-29 .

8 . Turner , Mark (1999 ) : "Does the Minimum Wage Help or Hurt Low-Wage Workers ? " http : //web . lexis-nexis . com/universe/printdoc

呂大樂：德國世盃掀動民心民情變化

webmaster — Mon, 17 Jul 2006 03:06:44 +0000

明報
2006-07-17

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世界盃已成為了當今世上每四年一度最大型的、全球同步進行的派對、嘉年華。它是球迷的、非球迷的、主辦國及其協辦城市的、贊助商以至一切直接或間接得益的大小商業利益的、不同政治利益計算與考慮的(由國家元首、市長、到碧根鮑華、白禮達等，以至平日跟足球完全扯不上關係，但也會好好把握良機，借題發揮的曾蔭權及世界各地的政要)、全球與本地各種類型媒體的一件盛事，各有所求，各取所需。你可以批評它愈搞愈商業化、娛樂化、明星化、傳媒主導，但必須承認，到目前為止，並未有另一項體育、娛樂、文化盛事可以替代(或挑戰)世界盃的地位。

我對德國國情、民情缺乏了解，不敢在此隨便評論今次世界盃的國民政治。但世界盃期間在德國住過三個星期，跑過「球賽城市」及世界盃氣氛略淡的地方(如Bremen、Trier等)，所見所聞，皆人人投入，高高興興。數十萬人於決賽日聚集於BrandenburgerTor一帶的FanMile歡迎德國國家隊成員，這樣的場面多少說明了民情的取向。而奇連士文成為「忽然英雄」(不要忘記，在世界盃開始之前，他所帶領的德國國家隊飽受批評；至於他是否真的能夠做到人盡其才猁猁季軍戰一仗的表現似乎說明了不以演出未如理想的波歷克為重心效果更好──將國家隊球員發揮得最好，也有商榷之處。不過，因為成績喜出望外，人民和傳媒的焦點都轉移到其他的事情之上了)，也反映出在整個世界盃比賽過程中民心民情的變化。總的來說，德國人民感覺良好。這種良好感覺可分兩個方面來談。一是人民的態度：球迷以參與派對、嘉年華的心態來看待大型國際足球賽事，並非新鮮事物。這種源於丹麥、挪威、荷蘭、蘇格蘭的球迷文化(由穿上「民族(運動)服裝」、化妝、打扮，以至於現場大搞嘉年華會的氣氛)，早已通過傳媒轉播歐洲國家盃及世界盃的比賽而傳遍世界，其他國家的球迷亦有樣學樣，人人盡興。

球迷參與世界盃就像參加化妝舞會，只有全面全情投入，才有意思；在這樣的集體參與的過程裏，中立、客觀、冷靜反而只會格格不入。

球迷熱情投入，既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成分，亦有開派對的心情的部分。前者有排他(例如向對方喝倒采)、盲目(德國國家隊的好，是因為比期望中表現為佳所以叫好，還是真的達到了德國的最佳水準而令人覺得很好呢？)的部分。不過，因民族主義情緒而躁動者，並不局限於主辦國的球迷。在國家民族的榮辱面前，各國球迷都會分外激動。我跟瑞士球迷一起看過兩場波，其中不少人的表現，跟一些英格蘭的粗暴球迷沒有兩樣。處於集體之中的亢奮，總會令人異於所謂的常態。

很多人說今次世界盃給德國人一次重新擁抱國家民族的機會：歷史、戰爭、納粹終成過去，民族認同不再尷尷尬尬，統一後的德國社會重新出發。這種看法當然有其道理。但同樣重要的是，世界盃期間所湧現的是一種新一代人對國家民族的態度。

一方面，正如一般民族主義情緒(也如上一段所說)，有其排他、衝動的元素。但另一而且更為突出的方面，是這新一代人對國家民族的態度是一種「派對或嘉年華式的民族情緒」(partynationalism)，一種「feelgoodnational-ism」。這一種對國家民族的態度強調情感上的滿足，要感覺良好。人民會為國家隊全情投入地打氣，一身與國家象徵符號相關的打扮，因贏波而瘋狂，因輸波而傷心流淚。可是，輸波過後，翌日生活如常。以德國的足球歷史而言，取得季軍的成績並不能說是什麼成就(坦白說，誰會記得歷屆世界盃的季軍、殿軍？季軍戰其實是遺材賽！)，但7月9日有數十萬人趕往柏林的FanMile向德國國家隊致意。這是「輕的、軟的、好玩的、講feel的民族主義」。

世界盃所展現的國家民族認同有其含糊的一面。在球場上，我們見到原籍巴西的迪高為葡萄牙披甲上陣，大會奏葡萄牙國歌時他從不參與。至於帶領日本國家隊的薛高，則在日本對巴西一仗開賽前，全情唱其巴西國歌。而球迷都知道，德國國家隊的雙箭頭普多斯基、高路斯的波蘭背景，而他們也從不隱藏自己對波蘭的感情。在球場之外，英國媒體報道南亞裔的英籍人士成為了新一批到德國打氣的英格蘭球迷。而在德國於分組賽肯定出線後，當地的媒體也以大篇幅的報道土耳其裔德籍人士上街慶祝的情况。這一方面展示出民族動員與移民的融入，但另一方面大家又心中有數，知道將來土耳其有機會在大型賽事中遇上德國時，這批移民背景的德國球迷又會重新界定身分，為前者打氣。這一種國家民族認同是有彈性的。

從第二個方面來談德國人的良好感覺，是此乃一次精心策劃的形象工程與全民動員。今次德國舉辦世界盃的一項成就，是在場內場外均努力搞好氣氛，人人盡歡。在各大「球賽城市」

的中心地區大搞FanFest，打破了過往場內(現場)與場外(非現場)的分野的局限。FanFest氣氛熱鬧(每一個城市的場地均有其獨特之處，如柏林的FanMile、法蘭克福河上的巨大熒光屏，總之FanFest之地，皆當地具有特色之地點)，引來大量本土(附近城鎮的市民都湧往「球賽城市」來湊熱鬧)與外地(尤其是歐洲近國家)的球迷到來，令球場之外亦一樣能夠提供一種「現場氣氛」，加強投入感(所謂親身參與世界盃盛事，不局限於持有門券入場睇波人士)。

今屆世界盃的口號是「交朋友的機會」，大家歡樂。月前徐樂曾以「世界盃政治形象工程學」為題過德國政府如何利用世界盃來建構新的德國形象。這項形象工程既對外之餘，亦有對內的一面。對外是打破過去外界一直只認為德國社會只注重紀律、效率，缺乏感性一面的定型。在這個意義上，德國今次主辦世界盃應該是一次豐收──連國家隊也可以改變踢法，一洗過去只重效率，不問過程的死板形象時，還可以提出更多要求嗎？

而同時對外與對內的工程，是德國積極建構它的歷史、傳統。配合主辦世界盃的需要，除投放大量資源於基建之外，還大搞文化、藝術活動，將德國打造為「原創意念之地」(landofideas)。於世界盃期間前後，柏林便有「原創意念之路」(walkofideas)的裝置展覽，展出德國在研究與原創意念方面的貢獻(德國對現代文明的貢獻並不限於科技硬件之上，更為重要的在於原創意念)。在六件裝置品之中，其一是「創新的足球球靴」。1954年西德首奪世界盃(即所謂「伯爾尼的奇蹟」)，除有賴球員的天分與技術、一點運氣之外，還因為AdiDassler研發了可換釘粒的球靴，幫助球員應付濕滑場地的需要。「皮球是圓的」道理，不是一種玄學，更不是團隊精神加鬥志的同義詞(曾蔭權先生：請您認真補補課！)，而是天分、技術、運氣，再加上計劃(當年領隊刻意於初賽時派後備上陣對匈牙利)、研究與原創意念的總和。這就是說，這項形象工程並非一次務虛的公關活動，而是實實在在的編寫國家歷史、傳統的過程。

一次成功的建構歷史、傳統的過程不能只靠投入資源和拋出概念，還要群眾參與。上文所講FanFest的安排，正好就一次全民動員，令群眾投入其中。德國市民感覺良好，也是動員的結果。

呂大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許寶強與雷鼎鳴繼續筆戰

阿藹 — Mon, 03 Jul 2006 05:51:43 +0000

較早前的討論: 社會科學方法還是經濟學者的修辭？

明報雷鼎鳴
2006-07-03
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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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的邏輯再談錯誤的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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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學是學術研究的基礎，有如武學中的《九陰真經》。我注意方法學，部分原因是受到母校芝加哥大學極度重視方法學的影響。

經濟學家研究自由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已有數百年，近50年來，由於統計數據日益充分，我們更能在汗牛充棟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中知道保護主義遺禍人間。事實上，自由貿易是利是弊，已不是經濟學最熱門的研究課題，學界的工作早已進入更細緻精準的領域。例如，兩年前我邀請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Lucas)到科大工作坊宣讀他的研究，其論文便提出一個問題：「假如世界各國都取消關稅，究竟對經濟帶來多大好處？」經他的定量計算，在有數據可憑的全球每一國家的GDP都沒有例外地有不同幅度的可觀增長。若有論者要挑戰或懷疑貿易有利經濟的結論，他必須做到兩點：1.成功推翻前人數以千計研究結果；2.提出及格的異例。

我在本報發表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與常見錯誤》一文中便論證了文化學者許寶強教授所提出的「異例」，或者是他所說的「不方便的事實」，因為都犯了不同層次的方法學上的錯誤，所以都是偽異例。

許寶強似乎不滿我對他方法學的評價，在《社會科學方法還是經濟學者的修辭》中，他把我的論證自由裁剪，將我沒有說過的話強加諸我口中。學術界中人一般不會故意扭曲別人的言論，他顛三倒四的邏輯，相信必定另有源頭。我細讀了他文章幾遍後，終於恍然大悟，他真的是不懂標準科學方法中的ceterisparibus概念，而且因而犯了一個我以前走漏了眼但又十分有趣的方法學上的錯誤。

方法學是學術研究的基礎，有如武學中的《九陰真經》。我注意方法學，部分原因是受到母校芝加哥大學極度重視方法學的影響。國際學術界中很多人都想搞清楚為什麼四成的經濟諾貝爾獎得主都與芝大有關，而芝大自爆的成功「秘訣」正是對方法學的執著，我們怎可等閒視之？許寶強方法學上所犯的錯誤在專業搞實證研究的學者身上並不多見，但在年輕學生及一些公共政策評論人身上卻是家常便飯。我發現這錯誤有一個有趣特點：通過它的「推理」，最嚴格的實證結果會自動被視作根據薄弱，最無聊的討論又會被理解為充滿批判性的分析。這有若《射鵰》中的歐陽鋒得不到真正的《九陰真經》，被黃蓉所騙，強行逆練，終致不斷要頭下腳上倒轉身來行走，說話邏輯顛倒。要明白這方法學上的錯誤，便需對「正」與「逆」作出比較。

「正」的方法學是什麼？

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中可以驗證的命題，大部分都要加上ceterisparibus的條件，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因素A發生變化，會對B造成什麼影響？例如，影響健康的原因很多，若我們想知道吸煙這單一因素會否殘害健康，便必須通過「控制實驗」或其他方法把吸煙的影響孤立出來並加以量度。研究者或可把一群原本年齡及健康等背景相若的人找來，一分為二，一組要他們開始抽煙(若法律容許的話！)，另一組則不准抽，經過若干時間後，若發現抽煙的一組健康平均顯著差於沒有吸煙的一組，我們便可說吸煙有害。

若不做這個控制實驗，而只是把社會中有吸煙及無吸煙的人的健康情簡單比較一下，得到的結論便不足為憑。我們就算發現吸煙的人健康較差，別人也可挑戰這結論。他們可提出另一些「解釋」，例如，吸煙的人可能生活較為糜爛，又或較為不注意健康，他們身體欠佳，也許原因不在吸煙本身，而在於與吸煙者共存的其他因素。嚴格的實證分析必須把這些其他因素排除掉。倘若因條件限制，不能進行「控制實驗」，用經濟家熟悉的計量經濟工具亦可達到目的，但代價是數據的需求量較大。

現在說「逆」的部分。

許寶強顯然不認同上述社會及自然科學的標準方法。我曾舉例把影響美國19世紀經濟的其中兩個因素並列出來，即當時美國向西開發擴張，有利經濟的土地及資源都大幅增長，但美國同時又採取不利經濟的鎖國孤立政策。我們可否把當時美國有不錯的經濟增長看作是足可挑戰「孤立主義有害經濟」一說的及格異例？顯然不能，因為這樣做並不能排除當時國土擴張的影響足以抵消鎖國政策的破壞力。但在許寶強看來，這種實證研究者普遍認同的邏輯倒是「自相矛盾」，並且是「小孩式的撒賴」。說別人撒賴的是否本身正在撒賴？

許寶強不懂「保護主義遺禍人間」的實證定論，是基於他不明白ceterisparibus的意義，那麼他認同的「歷史論據的嚴格要求」又是什麼？說穿了不值一哂！只要有一個或少數例子，顯示了搞保護主義的國家仍有不錯的經濟增長，便可斷言「遺禍人間」論不能通過「嚴格」的要求。他顯然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吸煙破壞健康」並不等於「吸煙的人健康必然比不吸煙的人差」。鄧小平是著名的「煙鏟」，但他活到92歲，我們可否便因此懷疑或甚至挑戰醫學界「吸煙破壞健康」的研究成果？真正嚴格的研究者必會對所有有關因素蒐集足夠的數據再進行詳細的定量分析。

不同的方法學是否只是見仁見智？絕非如此！所謂的「歷史論據的嚴格要求」會自動導致荒謬的結論，還把邏輯倒轉過來。任何人，通過及格方法把某個因素的作用孤立出來並得到一個答案，只要這個答案是確切的，便大有可能被視作研究「不是那麼嚴謹」，因為在其他因素有變的情下，找出一些所謂「異例」是容易不過的。反之，沒有能力找出事物間的明確規律，又或樂於用偽異例去挑戰毫不含糊的結論的人，卻易生幻覺，誤以為這才具有批判性。許寶強口中雖說要承認因素的多元性，但在他落實測試時，卻正正跌入了自掘的單一因素的陷阱：在未控制其他因素前只表面觀察到A與B偶然有負面關係便去挑戰或懷疑別人在充分計算了各種因素的影響後得到A與B有正面關係的結論。

許寶強似乎對引用權威人物十分反感，這是常見的另一種思想混亂的表現。與我交往的學術界中人沒有誰會這麼笨，只因某話是權威所言便不經思考地把它等同真理。但不盲從權威這正確做法一過了火便成謬誤。任何一門成熟的科學都是建基於無數前人累積的研究，不充分承認他們的成果，是貪天之功缺乏知識產權觀念的行為。搞得不好，還有可能滋生在國內引起眾怒的學術腐敗。報紙不是第一手介紹自己原創性研究的地方，在報刊寫評論，尤其是在《思潮》版寫的，有責任向讀者介紹最高質最可信的權威意見。我既有能力判斷誰是權威，理所當然地應向讀者推介。

在蒐集證據方面，我曾建議讀者，若沒有時間研讀兩位經濟學界公認的超級大師盧卡斯或巴格瓦蒂(JagdishBhag-wati)網站所列的大量相關文章，便可參考港人在大陸搞外貿所積累的大量詳細經驗或資訊，許寶強竟認為這「明顯缺乏理性求真的嚴謹精神」。這個不知所謂的評語不是否定了社會學或人類學常用的田野考察、市場營銷學的聚焦小組討論，以至新聞報道的價值嗎？在獲取別人資訊時，沒有人要你偏聽或不加分析便全盤接受。我常告誡學生，做研究時不但要熟悉理論、掌握數據及分析方法，並且要盡量爭取真實世界的第一手資訊，否則很快會像書呆子般對現實失去感覺。

我曾說過，我在美國中西部的農產區穿插過不知多少次，見到美國「農田沃野千里，農作物的茂盛是別國無可比擬的」。許卻據此而無中生有地質詢，怎麼這樣就能夠了解農業？到過中西部農產區的，只有瞎子才見不到其沃野千里，但我卻從未據此便自稱是農業專家。不過，我在研究院時念過農業經濟，別人若說我這方面比一般人懂得多，我倘不承認，便是矯扭造作了。

許提到我論及的最低工資時，突然說反對者把最低工資與共產主義扣連，以引起別人恐懼，是民粹主義的路數。我反對最低工資，自然也可能被認為有引起別人的恐懼了。這倒是未經查證的張冠李戴。以我猜測，這應是楊懷康的尖銳言論，我不敢掠美。楊的判斷應是源自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中深刻的論述。海耶克思想與民粹主義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觀點竟被視作民粹，奇哉！

許兩次批評我提出的美國「農民人數在經歷過幾百年符合市場規律的轉型後，早已跌到很低的水平」。並認為最頂尖的學者也難以否認上列陳述的錯誤。這無聊的外行批評哪裏需要什麼頂尖學者去辯護？美國的經濟轉型肯定在1776年以前早已在進行，自然有幾百年的歷史。美國雖有不符自由市場的錯誤農業補貼，但總金額不算高，只是農產品總值的16%(瑞士的補貼是68%！)，從實際效果看，它只能拖慢但卻不能扭轉幾百年以來市場力量的發展。

美國地多，資金及機器也多，但人口少，市場力量推動的結果自然是美國輸出土地密集的農產品，而農業生產的方法當然是利用機器去代替勞動力，農民人數自然下降！這是初級經濟學的道理，學生也懂，要驚動頂級的經濟學家也不能解釋嗎？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BP訪問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