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輿情直擊

香港人為什麼不說普通話？——駁孔慶東的“狗”論

saint.paulus — Tue, 07 Feb 2012 04:57:25 +0000

自封為孔子後人的北大中文系孔慶東教授的“狗”論一出，香港社會嘩然。無論是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梁振英、港區人大代表劉健儀、政協委員劉夢熊，還是普通香港市民都紛紛譴責孔慶東的“狗”論，要求孔慶東向港人道歉。本人作為中文人，更被孔的無知雷倒了。
孔慶東罵港人是狗、是王八蛋，一個理由是港人不說普通話，不說普通話的港人就是王八蛋。中文系教授對方言學、社會語言學無知到了這種地步，令人愕然。
香港回歸就要十五個年頭了，香港社會的語言生活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總體上的感覺就是，會說普通話的港人越來越多，但仍有很多港人不能說、說不好普通話，這有其歷史的原因。從人口的來源上說，香港的中國籍人士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原居民，一類是中國內地的移民。原居民是指1898年英國政府租借新界前一直居住在新界地區的居民；中國內地的移民主要是在內戰和1949年前後移居香港的，從民系上說，主要包括廣府人、四邑人、客家人、潮州人和外省人。原居民說粵方言的圍頭話，四邑話是粵方言的旁支，客家人說客家話、潮州人說潮州話，外省人指非廣東省籍人士，人數不多，使用各自的方言。在分屬各民系的居民交流、融合的過程中，非廣府話人士不斷放棄自己的方言，根據鄒嘉彥先生的研究，到上個世界80年代，98%香港人以廣州話作為家庭語言。在香港，港人說粵方言，與劉翔獲世界冠軍後用上海話向父母報喜，東北老大爺嘎達長嘎達短一樣，太正常不過了。孔教授應該不會霸道到讓全國人民去菜市場買菜、與老爹老媽說話都操普通話吧？
孔教授震怒的是，港人與不通粵方言的人士為什麼不說普通話？港人為什麼不說民族共同語普通話？1858年中英簽署《天津條約》，《天津條約》第五十款確定了英語作為香港官方語言的地位。此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英語都是政府機構、司法部門的唯一官方語言。對於書面中文的角色和日常口語的使用，英國統治者沒有任何政策上的規定，採取放任的態度。粵方言自然而然地成為香港社會最主要的交際口語。身處這樣的語言環境，一般的港人怎麼能熟練地掌握普通話呢？具體到每個香港市民，會不會普通話完全與個人背景、生活環境有關，所以遇到普通話說得比孔慶東溜的港人，或連普通話聽都聽不懂的港人，都不必驚奇，因為一個可能是從北京移民來的，一個可能是八百年前就定居新界的鄧氏家族的後人。孔教授不分青紅皂白，對不會說普通話的港人橫加指責，不亦甚乎？
香港回歸後，《基本法》規定，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官方語文。這裏用“中文”而非“普通話”，顯示出在制定語言政策時，中央政府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不膠柱鼓瑟、實事求是的高度智慧。也就是說，在法律上，港人不說普通話是合法的、受香港的《基本法》保護的。然而，港人不懂普通話是實情，有鑑於此，特區政府制定了“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兩文為“中文”和“英文”，三語為“粵語”、“英語”和“普通話”。特區政府為了提升港人的普通話水平，投放了大量資源，花了大氣力。比如，在基礎教育領域，提倡以普通話作為中文課的教學語言，“語常會”每年都資助大批中小學語文教師去內地學習普通話；大專院校也紛紛開設與普通話有關的必修或選修課程，本人所在嶺南大學即規定學生必須修讀以普通話為授課語言的“實用中文”系列課程才可畢業。可以說，香港社會已經形成了學習普通話的風氣。香港各界人士踴躍報名參加在香港舉辦的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就是其證明。
孔慶東基於對方言學、對社會語言學、對歷史的無知、對港人努力學習普通話這一事實的漠視和狹隘的人生經驗，語不驚人死不休，口出狂言，侮辱港人，以“恐嚇”和“辱罵”為戰鬥，這是最為魯迅先生所不齒的行為，以自己“卑劣的行為”，觀者亦“以為污穢”，這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這是“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的“阿Q式的戰法”，可笑之極。（馬懞）

鄭文傑：港大精神代表香港價值

鄭文傑 — Sat, 20 Aug 2011 10:01:04 +0000

香港是有憲政健全的法治社會，能夠自由表達多元聲音，市民均享有公民權利，要讓國家領導人留下好印象，不是疑似特首候選人范徐麗泰所言，因為國家大義，連將最冷靜和理智的異見聲音完全隔絕；相反，警察應疏導民情，讓請願者以合情理的方式讓領導人知悉（至少也讓香港大學學生代表呈上請願書，握手拍照留念），真正讓領導人體會多元公民社會下的香港，以及在內地大學罕見的公民運動。

我們沒有選擇走新加坡的舊路，停留在「依法治理」的層次，即是國家將法治從精神層面，壓縮至技術層面，透過警察強制力，以鑽空律法條文及國家安全大義，扼殺了人民表達自由的最起碼尊嚴，來換取國家領導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形像。從香港市民對爭取普選的堅持可見，我們對這個城市有更深度的訴求，而這一個訴求，有賴英國殖民的機遇，讓香港市民免受當年毛澤東時代政治活動的折騰，專心發展經濟，得以養出一批堅守政治中立的文官體系，才不致新加坡受到政權有意識的利用法治，阻擋公民自立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英國人管政治，中國人管行政的港英時代過去了，在港人治港下，餘下的本地精英就只有資本商人和技術官僚，即是前特首董建華和特首曾蔭權，所以對於政治，對於宏觀的政策大局，其實不大熟悉，曾蔭權行政歷練數十載，聽上級決策的習慣影響著今日香港政府，再沒有了立場和風骨。所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得很對，「香港政府還未學懂當家作主！」。可悲的是，香港年青人多年來的請願，特首從來不屑一顧，中央人士金口一開，特首馬上唯諾回應，令人不勝唏噓。

港英時代過去，專注於經濟的發展模式構成了愈益嚴重的社會矛盾，香港小部份市民開始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以更具正當性和公信力的政府來干預市場嚴重分配不公的情況，因之香港尚有小量的民主，左派政黨開始成形；同樣因之香港只有少量的民主，刺激了左派政黨走向了極端的方向，現存制度本身的缺憾，也導致新一代參與公民運動時愈發激進，充滿語言暴力，若我們只將部份人的民粹放大成對所有公民運動的厭惡，而忽視制度暴力本身的推因，其實並無助香港走出國務院總理指的深層次矛盾的困擾，所謂深層次，即暗示了唯有政治結構轉變，才能解決現時經濟結構性問題，雖然港府自二千年後放棄了「積極不干預」政策來宣傳香港，但香港政府長年都無法以新加坡模式貼近民情，有限民主下左傾的力度未夠有效來治理經濟民生，又回饋成要求民主的動力，撕破了中央要香港新加坡化的美夢，然而，向民主制度挪移的遠水太緩慢，暫時來不及救近火，才產生了深層次矛盾。

可惜的是，英中策略下，養成香港人長期只看經濟、不問世事的單一思維傳統，使很多香港人紙醉金迷，過份短視，我們過於著力尋求中央的協助來緩沖經濟問題，我們以為，副總理訪港對香港作「經濟大送禮」，信奉著在大陸盛行，香港人只靠內地接濟的說法，忘記了內地也只能靠香港這個中國唯一法治最健全、商貿經驗最豐富、視野最國際化的城市，來充當人民幣離岸中心這角色。而這些香港特有的優勢，香港政府和社會卻屢屢因為迎合上意而自我打壓，為了賺內地的錢而自我控制，結果我們以為內地化就可不被邊緣化，實情是唯有香港的價值淪陷，上海跟香港沒差兩樣，我們就正自我邊緣化了。

我們過於著力尋求中央的協助來緩沖經濟問題，反而麻痹了政治體制改革這套治本方法；就是政治體制滯後使經濟體制改革產生失衡現象，中國內地正正面臨跟香港大同小異，但程度和幅員大得多的同類問題，所以這驗證了我剛才提到，要讓國家領導人留下好印象，就應當讓他見識一下香港的人權自由保障、多元公民社會和憲政法治精神；而又基於中立而廉潔的文官體系、司法體系，加上大部份香港人理性務實的市民性格，應有信心，將來民主建立後，極端和民粹因有既定機制之疏導會有所收歛。我們正正是要把香港打造成示範城市，提供給大陸一個將來改革的樣本，也多發揮以往港英時期留下的特色，讓內地人和台灣人更中立溫和的看待兩岸，也促進東西方的了解互諒。

放棄消極，互不干預的一國兩制，轉化成積極，互相學習的一國兩制；這才是香港未來的大局定位。香港大學，作為國際著名的香港最高學府，學術聖地遭國家警察的過敏佈防，何來持守「明徳格物」的校訓，何來承擔香港高等教育的表率？

能放能收

樣傻 — Wed, 14 May 2008 06:16:54 +0000

What
看著緬甸風災，看著四川地震，再回想聖火傳遞期間的國際反應，我突然有個念頭：停辦北京奧運。把籌辦的、參賽的、投資謀利的人力物力轉到兩個天災現場，人道關懷，民胞物與；也釋放整個中華民族綳緊了的防衛神經，把中國從京奧公關災難這個人禍現場中抽離出來。不過誰會願意聽呢？
why
識時務者，本不應對京奧成敗得失說三道四，開罪權貴；對坐擁十三億吃飯嘴巴的中國領導人說人命寶貴，無疑講人自講；但國運始終比個別人士的顏面和荷包重要。按現時國民情緒，京奧極有可能成為世人洩憤和中國人攞彩的困獸鬥，食物清水交通待客裁判通訊勝敗器量等文化配套，都可能受到群眾心理狀態影響而鬧大，到時是非更多。
How
舉辦國際盛事，本來是為了多交朋友、增添面子，何況奧運大多「舌」頭賺尾，靠旅遊口碑、基建改進來慢慢回饋社會，藏富於民。假如能/肯組織京奧中的國際友人移師四川採訪救災，一賺同情友誼，融冰降火；二收捐款，補貼辦奧支出；最重要是建立開放姿態，一洗西藏封場印象，亦可借用緬甸政府形象作對比，坐收國際人心。
再來拍賣獎牌、紀念品和選手村籌款賑災。
然後再活用緬甸政府與北京的微妙關係，派遣中國人入緬救災。一來建立人溺己溺相濡以沫兄弟情，鞏固地緣政治；二來顯示危機處理的大國能耐；以軟實力重拾國家形象；三來，能人所不能地成功入緬，延續了中國在北韓中東等非歐美主流事務的特殊斡旋功能，有助營造中國成為國際「馴獸師」的角色，爭取國際事務發言權。
If
從實利上來說，這些都是千載難逢、千金難買的外事黃金機會。從道德層面看，風災地震並不是我們求諸天地鬼神而來，我們只不過向人道拯救方向順水推一下舟而已。至於本來到口的榮耀和商機，自有人因得不到手而心有恨，好歹我也算是半個運動員，我明白那種感覺有多難受；但相比起災民和國際社會，受影響的人數和打擊深度沒得比，國家要補償也不難；國難當前，有幸無恙者自當為大局著想，放下小我所欲所見，以維護聖火那股勇猛情操，在國際視綫下，把希望送到受災同胞手裏吧。至於願否容納達賴參與，我只想起抗日時代曾經出現過的國共合作。
這些都能贏取國際認可的行動方向，中國需要的也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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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爸爸之不可能

陳景輝 — Fri, 09 May 2008 01:02:38 +0000

中學時期亂翻書已看過出自魯迅的〈我們應該怎樣做父親〉，他批判封建禮教代表的「傳統」將隱喻「將來」的孩子吃掉；近年愛不釋手的另一本分析親子關係的讀物就是呂大樂的《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他也批評現代家長如何過猶不及地「籌劃」太多的課程、規管及教育，最終扼殺了孩子的空間。從這些書目可知，作者都為下一代抱打不平，自己看得也津津樂道。

直至近年較為難忘的親子電影當然有譚家明導演的《父子》，當中的父親在導演的構想下是個無可救藥、不負責任和害苦妻兒的賭徒父親，就是個任何離開戲院的觀眾也會在回憶中恨之入骨的壞爸爸。那時已開始想這未免太苛刻了。看罷張艾嘉導演的《一個好爸爸》，更讓人認為爸爸已然成為他者，不過是用來歸咎的好人選，是用來解釋家庭不幸的構成因素。總之，都是父的錯。

《一個好爸爸》講述的是，一個黑道男子如何為了女兒改變一生，從而成為「好爸爸」的故事(註1)。這段父女關係基本上是傾斜的，天砰沉下去的一邊是女兒，因為需要不停改變自己的是父親。隨著女兒的誕生，男人之前的半生幾乎都成了原罪，因為那些內容距離成為「好爸爸」的目標很遠。只是，這類電影在過去的香港不常出現，縱然電影裡的爸爸都不見得很好。

以方育平七十年代的《父子情》為例，那段父子關係正好相反。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干預了兒子的追求和理想，兒子最終也改變自己順從父親的寄望；八十年代末《阿郎的故事》，爸爸我行我素，多年獨力帶大孩子，讓他進出自己出入的地方，當然也有所節制，但無需對自己的靈魂進行動筋動骨的手術；九十年代的《烈火戰車》也有段秦沛和劉德華飾演的父子情，父子彼此鼎足而立，難以互相理解之餘卻保存了各自的自由意志。而眼前的《一個好爸爸》則決定將責任全向爸爸頭上推，爸爸及其身上的種種缺點都成了不幸家庭的罪魁禍首，彷彿父母是兒女命運的唯一決定因素。

為了不讓女兒知道自己黑社會的出身和背景，飾演古天樂的父親決定隱瞞下去，置女兒於無知狀態。為了不讓身上的兇猛刺青嚇倒年幼的女兒，他把刺青改成笑眯眯的卡通樣子；為了女兒可就讀好學校，他連信仰也改變，因領洗的家庭獲優先取錄；他雖為了女兒轉行辦補習教育，可是一次兄弟犯毒連累了自己遭扣留，他因而無法出席女兒的表演活動，又感到悔疚。這無疑是位好爸爸了吧，從內而外實施了地毯式自我改造！然而故事的發展似乎都在否定這種努力，讓人看見了好爸爸之不可能。

電影峰迴路轉的一幕是在尾段，長大了的女兒在的士高與別人衝突、跳舞給了別人一記耳光，回家後媽媽氣憤難平女兒先動手打人而說溜了嘴臭駡道：「你係咪以為自己真係黑社會大佬個女！」「為什麽你要說出來！」女兒驚訝的回答。就是說，有關父親是黑社會的事，女兒不是無知，而是禮貌地裝作無知。遺憾是這沒有替整套電影的主線──幸福的無知(blessed ignorance)──開出岔路和變奏，彷彿這個帶點徒勞、隱藏缺點的守秘密遊戲值得玩下去。但這揭示了一個跟主線相反卻十分深刻的平白道理：「和諧」的家庭關係之可以成事，不是因為家人之間天天打開心扉、可以互相一眼看穿，而是要學會對某些事情裝作無知，而且是禮貌地，畢竟人無完人。

最後父親難逃一死，且以黑社會的形象死去。父親最後也沒得到理解。這十分殘忍。殘忍是導演為角色設計了這種薛西弗斯的命運，從而宣布他的徒勞無功。死去的靈魂還要在教堂繼續懺悔自己的無知及衝動。說穿了，父親一角是家中唯一身負原罪的人。為什麽父親要自我否定到那個地步？是否無污點的聖人才算好爸爸？也許，電影留給做爸爸的就只剩下懺悔了。

(註1)有趣的是，劉若英飾演的母親一角卻沒有類似的經歷，從拋棄大律師專業到舊男朋友到悟逆父母，以至成為母親也不需刻意改變什麽，像是說女人沒有自我。

董啟章：「以人為本」的「人」字何解？

阿野 — Mon, 05 May 2008 05:18:55 +0000

文：董啟章（作者授權轉載）

深水埗興華街（K20-23）重建區的錄像短片出爐了，配合街坊以生動別緻的圖畫和文字創作的展覽，展現出社區生活的豐厚人情。街坊的進取、創意和投入，令人敬佩。與此同時，街坊亦提出了多贏的「留低方案」，在不影響重建發展的前提下，具體規劃了讓選擇留下的業戶繼續在原區生活和經營的方式。自三月十日開始，街坊每晚備下碗筷，邀請林鄭月娥局長共進晚飯，聽聽街坊的心聲。苦候多日，局長終於悄悄赴會，並答應會詳細考慮街坊的提議。我們都期望局長能以別開生面的思維，妥善解決深水埗重建的問題，並為以後的市區重建工作立下良好先例。在這裡，我想總結一下關於舊區重建的一個根本觀念——「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已經變成了一個口頭禪，一個沒有內涵的空洞口號。在深水埗街坊創作的圖文並茂的「街坊給林鄭月娥的八堂課：如何做一個稱職的發展局長？」的第一課「以人為本之街坊心聲」中，非常正確地把「以人為本」放在整件事情的首要位置。第一條問題就當頭棒喝：「以人為本」的「人」字指誰呢？這問得非常好。事實上，這「人」字就是市區重建的核心。如果不是為了「人」，為了讓「人」能活得更好，重建還有甚麼理據？很可惜，到現時為止，我看不到市區重建當局曾認真地把「人」放在首位。市建局最近仿似從善如流地提出要保育具歷史價值的舊唐樓，但卻表示對部分業戶不排除採取強制收樓的方法。以「保育」為名而奪「人」私產，破壞「人」的既有生活方式和環境，這叫做「以人為本」嗎？深水埗街坊的問題中的「人」，答案毫無置疑是指「街坊」，是正在該區生活的「人」。至於其他諸如「發展商」、「官員」、「市民」、「遊客」等「人」，雖也未必跟重建無關，但肯定不是首要考慮。

關於「人」的問題，我想作一點引申理解。街坊問的是「誰」的問題，這肯定至為重要，但我們也可以換一個層次，問問「何謂」。「人」除了指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我們也可以想想，個體的生存必須包含怎樣的價值，才能算「人」呢？我相信至少可以從三方面去理解：人權、人情、人道。

第一，市區重建必須尊重人權。這裡所指的人權包括：參與重建權、公平交易權、知情權、自由表達權。

參與重建權：舊區重建對當區居民來說是足以令生活翻天覆地的大事，他們是事件的主角，所以必須給予居民參與發展的權利。除了事先的咨詢，在發展過程中也必須尊重居民的意向，並認真考慮居民提出的方案。我建議，必須訂立一個讓居民能參與重建決策的機制。這機制必須對重建過程具有約束力，而不只是裝點門面的假咨詢。

公平交易權：如居民決定遷出並接受賠償，是項交易必須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對於居民同區鋪換鋪樓換樓的合理要求，必須予以滿足。而現在種種不合理的賠償扣減，如所謂「非唯一居所」這樣的理由，均違反公平原則。在正常的商業交易中，不可能存在一項物業並非唯一居所而出現「貶值」的情形。如果重建局是買家而居民是賣家，就必須尊重正常物業買賣的原則，即賠償完全按樓價來訂定，而不考慮物業擁有者的個人因素。而測量樓價的程序，亦必須按樓宇買賣的正常方式跟業主洽商，而非由局方單方面判定。至於租戶申請公屋，應獲得優先安排。現在之所以會出現不公平交易的情形，完全是由於重建當局被賦予隨意運用「土地收回條例」的權力。於是重建就變成了強搶民產，小業戶毫無議價能力，市民的私有產權變得全無保障。我認為最終必須廢除重建機構運用「土地收回條例」的權力，而在這之前必須制訂程序約制此條例的運用，和設立有關的上訴機制。

知情權和自由表達權：雖然重建當局會說一切按程序辦事，但無可否認的是許多舊區居民或是年紀老邁，或是教育水平不高，對於重建過程中的往來文件、辦理手續和涉及的權益事宜，均難以理解和處理。深水埗的老街坊便投訴說看不懂房協信件中的法律條文，有人因此延誤辦理，房協不單沒有提供協助，反而發出律師信勒令收樓。相反，深水埗街坊們發揮創意和互助精神，製作了簡單易明的圖文並茂的條文解讀。至於另一個備受爭議的措施「保密協議」，更加直接地剝削了居民的知情權和自由表達權。很多街坊便投訴，關於賠償額的「保密協議」破壞了街坊鄰里間的互信與和諧。「保密協議」也違反公平交易的原則。按照自由市場的正常交易程序，任何業戶絕對有權知道自己當區的其他物業的買賣價格，以釐定自身的議價取向，也絕對有權披露自己的物業的交易情況。這是自由市場運作的正常規律。這樣的權利沒有理由在重建的交易中不獲尊重，而強迫業戶屈從於只保障重建局利益的「保密協議」。

第二，市區重建必須體察人情。「人」是活生生的個體。從個人情感開始，到社區鄰里關係，再到對整個城市的歸屬感，都是建基於「情」的。「人」絕對不是一堆數據，不是可以計算和隨意搬弄的「資源」。重建所考慮的絕不能只是以金錢把一群量化的「人」遷出舊區，騰出空間去以量化的方式建造另一堆房產讓另一群量化的「人」購買和遷入。消滅了人情，我們的社會就沒有任何精神力量。深水埗街坊向我們展示出這種人情的深厚。街坊經營的報紙檔、車房、醬油店、花牌鋪、電器修理鋪、遊戲機中心等等，編織成無可替代的人情世界。他們擁有的不是所謂「保育」或「集體回憶」的舊懷之情，而是真實的活生生的街坊鄰里之情。人情得到尊重，市區重建的第二項精神「保存社區網絡」才能實現。如果不尊重人情，把「人」和生活環境及生活記憶硬生生剝離，社區網絡撕裂，重建精神就蕩然無存，一切就只剩下赤裸裸的商業利益了。

第三，市區重建必須合符人道。這一點和尊重人權一點有關，但又並不一樣。有關當局最常用的辯解就是「依法辦事」。尊重人權一點說的是現行的「法」之不公。合符人道這裡說的是在「法」之外，體察市民困境的必要。對不熟悉重建程序和法律事務的草根市民，有關當局應投入更多資源和以更體察的態度，去協助居民處理重建洽商，而不是動輒以發律師信的方式強迫居民就範。過程中對特別是老弱孤寡者在尋覓居所和搬遷所涉的種種問題，應加以協助。這不是額外的工作，而是重建當局的責任，因為如非為了重建，許多市民是無需承受這等奔波操勞之苦的。在我接觸到的街坊中，快快樂樂拿錢走人的實屬少數，對過去不捨不甘對前景憂慮愁苦的卻比比皆是。一位深水埗重建區的老伯說，接受賠償搬遷的人中，能改善生活的無幾，生活條件變差的卻很多。業戶找不到同樣經營條件的鋪位而黯然結業，住戶在同區買不到同樣大小的單位而更為困迫，或者因為搬到遙遠的地區而失去既有的社區聯繫和扶持。我們不禁會問，如此重建，人道何存？

所以說，「以人為本」，必須要做到尊重人權、體察人情和合符人道。三點互為表裡，缺一不可。願主政重建的有關當局，以仁政待人民。如此所重建的，不單是一幢一幢的房產物業，而是「人」的存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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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飾奧運太平

陳景輝 — Fri, 02 May 2008 05:46:46 +0000

據報載，至今已有九人包括雕塑家高智活在內被拒入境。沒有明顯證據告訴人們，這些人會從事危險活動。他們來港有的是為了參與討論會，有的只是為了和平表達意見，而這向來都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言論自由。但在為了粉飾奧運盛世，香港政府竟不惜損害表達意見的自由，香港畸變了。

畸變已發生了好一陣子。朋友提醒，她自己在剛回歸的中學階段，每次學校升國旗奏國歌之際，很多身邊的同學都禁不住竊笑，取笑她竟受到感召唱出聲來；但今天，過千小朋友都給有組織地安排到火炬現場做啦啦隊，形造萬人敬仰的大事件。看看跟中共官方立場猶如探戈、天天奧運盛世的傳媒愛國報導，香港人心目中的國家意識漸漸畸變了：從犬儒的恐懼國家到盲目的愛國。

什麽是盲目的愛國？就是中了愚民政策的毒，無能通過官方設定之外的途經認識眼前的中國。對比奧運盛世的巨大宣傳，多少香港人讀過由40名中國知識分子與知名人士發出的公開信--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以及對08北京奧運的改革呼籲和建議？有多少人知道為了奧運的和諧表象而進行的政治拘控？維權人仕胡佳就因純粹的意見表達而被判囚三年零六個月？

很多人都從大國堀起的角度來了解今日中國。但有多少人關心中國成千上億的血汗勞工？在有法不依的情況下，他們的勞動權益不受保障。就以最近某香港學生團體發表的某東莞工廠的研究報告為例，直指香港上市公司玖龍紙業違反法規、剝削工人和以罰代管，連內地廣東省工會副主席也確認問題的存在。

又或是說說中國另一群備受剝削、每年過十萬的底層人民「上訪者」，他們身受無良官員濫權瀆職的侵害，從有法不依到私形到圈地搶民產銀河沙數，大多在北京孤身待足幾年都不得公正的發落，甚至遭到為了自保的地方勢力報復。

不必再我數下去了吧--那些給徹職、懲處和軟禁的名字。盛世我看不見，愛國不是一種粉飾行為，領導層之外的中下層中國人民還多著呢，他們可是口袋沒錢到北京看奧運啊！

奧運精神那裡尋？

陳景輝 — Tue, 29 Apr 2008 18:55:14 +0000

都說不要把奧林匹克運動會跟政治扯上關係。奧運精神的崇高在於和平、自由和體育競技，而這與髒兮兮之政事亳不相關。但很多論者業已指出奧運怎樣從來都是政治的，而筆者的目光將會放在這類說法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關於奧運精神，我的問題很簡單：人們到底有多重視體育運動呢？

在金錢掛帥的香港，運動員在社會上地位原本就不會受到多少尊重；很多人甚至連運動都少做，當然俊男美女付鈔的纖體健身活動除外。在一個原本不太重視體育活動的地方，今日各個角落竟被動員起來「全城迎奧運」，這本身就是個奇怪現象。也許，真實的奧運已經跟體育無關。

例如，剛公佈的120個火炬手名單，裡頭的名字很多是跟體育無關的，而是跟政治經濟地位身份密切相關。火炬分派在那些富豪巨賈、中央官員和親中政治人物手上已變了質，儼然通過奧運頒發另類紫荊勳章。120個火炬手為什麽不能全由素來寂寂無聞的運動員，和對不同範圍的體育活動有所貢獻的人仕(例如，豐富我們有關體育的修辭和語言的球評員)共同組成？除了認識這些體育人物之外，人們更應認識本土不同的體育項目運動員，邀請更多類型的運動員，名單可以包括手球棒球足球欖球籃球排球跆拳道舞蹈等等等等。

又或是看看，人們怎樣批評在奧運其間的示威人仕。有趣的是，後者若是中國人，就會被批評為「漢杆」、「賣國賊」，而非「運動奸」或「賣體育賊」。說穿了，奧運的價值與其說在於體育，不如說在民族。在支持北京奧運這六個字中間，北京才是關鍵的，而非奧運。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奧運支持者的口號是「中國加油」、手上執著的是五星旗、口唱的是國歌，而非任何關於象徵體育活動的符號或標誌，體育因而從來都是次選的。

再看看另一宗新聞。在贊助商的限制下，有關香港火距傳送的直播都不能有其他商標入鏡，而彌敦道又是招牌林立的。於是招牌下的火炬傳送過程就不能播出了。又一次，體育成了配角，奧連只是大公司品牌難得的宣傳時機。

我想起大陸一位練太極、身在佛山的先生肖兵，他打算在奧運期間走到北京，在公園及大街小巷教授太極拳。他希望把運動真正的帶進民間，使體育活動不會在奧運之後，在普羅大眾的生活範圍溜走。

體育面目已漸見模糊的奧運叫人如何坦然迎接呢？！

一個港片觀眾的告白

陳景輝 — Fri, 25 Apr 2008 04:57:21 +0000

一個港片觀眾的告白

「第2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落幕，《投名狀》橫掃了8獎。這部耗資了四千萬、由跨國投資公司出品的大電影，可說是符合了很多人衝出香港的期待。聞說，十年後不會有港產片了。

也許該好好重新思考港產片了。作為一個忠實的港片觀眾，許多本地電影的主題、意象和敘事情節都成為了思緒的一部份，教我得以用豐富的影像語言來思考這城。隨著電影界北上成風，內地市場成了圭臬，而香港觀眾的關注及能夠成為電影題材的本地經驗，都不再是電影創作主要的考慮因素。

不經不覺，戲院上映了愈來愈多的中港「合拍片」。這些片都在尋找一些迎合內地觀眾(其次才是香港觀眾)的主題，通常由香港導演執導，配本地大明星(香港名星在內地的名氣)，再選些內地演員(特別是女的)。這是中港電影投資公司合作的規矩，不論香港演員是否真如一些人說般未夠實力，何況實力也不是天生的。漸漸，我們的影像世界起了變化，本地名星穿上古裝，身在傳統中國，口則說着著普通話。導演也許會說，所有涉及人性的電影題材都無分地域。誠然，我也是抱著這種不問個性、崇尚普遍的心態來觀看這些華語大電影的：享受畫面帶來無分國界的官能刺激，欣賞電影世界的永恆話題，好像觀看任何一套荷李活電影一樣。但這到底跟港片不同。

也許，好些事物要待它接近崩壞、腐朽或潰散之際，你才能認識它的本質。就像鐵鎚破了之後，鐵鎚才會顯露出它自身的內核一樣。港產片亦然。本地電影大概六十年代末堀起，此前的電影大部份都是國語電影，本地觀眾(或說土生一代仍未成長)只是次要市場。到了七十年代，本地觀眾成為了電視電影製作的主要對象，於是一系列今天看來仍然繞富意義的電視電影節目相繼出現。

只要看看七、八十年代大量以青年為題材的電影，如《忌廉溝鮮奶》、《靚妹仔》、《衝擊21》和《烈火青春》等，你大概就能看到當時人們怎樣看待青年問題，以及這和急促富裕起來的香港有著怎樣的因果關係。順帶一句，今人興高采烈歌頌贊當時的經濟起飛，又說其怎樣培養出個安於現狀的集體意識，但奇怪的是，從這些電影的鏡頭卻嗅不出這份事後的樂觀。

其餘的主題還有很多，如穿上格仔大碼恤衫、喇叭牛仔褲和千度深近視鏡的林亞珍，怎樣以喜劇商業手法觸碰了當時的理想青年和新女性意識(即不作玉女)的社會現象等。重要的是：這些作品為當時的人提供了豐富的影像語言來疏理眼前切身的問題，而且兼顧了商業和藝術。不禁想問，若三十年後像本文般重温今天的華語大電影，人們又能看到什麽呢？

所以，觀看港產片仍是筆者走進影院的主要動力，這無非是回報導演仍未把自己拋諸腦後罷了！

詭秘的山東街休憩處

陳景輝 — Wed, 23 Apr 2008 02:33:45 +0000

詭秘的山東街休憩處

有種私人管理底下的公共空間，好像總是在防止而非鼓勵附近的居民前往和使用，刻意跟社區割裂開來。眼前的照片拍攝了這類空間。它是位於旺角朗豪坊洒店側邊的一座公家休憇處，由鷹君集團落成了數年，而建公園以前是條雀仔街。在旺角住了四年多，路經了數十次好不容易才發現這塊不起眼的告示牌：康文署山東街休憇處。

「不起眼」是因為公園的整個規劃設計都像是朗豪酒店的私家休憇處。這個告示牌的側邊是一塊塊長長的草萍，上面疏落地擺放了幾棵掛有名牌的小樹，小樹上更纏住了珠串般的燈飾。有數棧射燈在地躺臥，但更重要的是地上有一排又一排高至大脾的圍欄，宛如一篇自我聲明：公園可以遠觀，但不可褻玩。就是說，公園只是用來觀看，而非叫人停留、聚腳和使用。

草萍以外，公園佈置了蛾卵石和人造巨石，還有水池及其瀑布，而水池並沒有動物。這是個極度視覺化的公園，而其視覺顏色與格調無不令人將之誤認作是朗豪洒店的一部份。

公園其實設計了一堆「sir滑梯」之類的遊樂設施，不過那都給隱敝地升高、收藏在公園的第二層上。言則，方便人們抵達的地面是純粹作觀看之用，而可供使用的遊戲場卻設在非常隱敝、較難抵達的上層。怎個「難」法？我計算過自己的步履，若由地面走上去，足足走了一百七十步，並在那條接搏公園上下層、看上去十分雅緻的橋(圖中告示牌上)上轉了共七個彎。可以想像，筆者未過立身之年也感遙遠，更何況區內的公公婆婆！

升高和隱敝的效果固然是跟附近的社區割裂開來(吊詭是增加綠化休憇用地本來是政府重建舊區的承諾)，但割裂其實早由地面開始的。其實告示牌側、草萍之類的設計只在上海街一邊(街道兩邊都是朗豪坊建築物，所以設計主要向供消費者和遊客展示)出現，而公園的其餘兩邊街道(包括山東街和新填地街，兩旁都是接壤舊區鋪子如五金水電)則沒有任何展示之物，簡陋得「面無血色」，任誰都看不出是屬於山東街的休憇處。

開展公共空間運動有多迫切？讀者若去走一趟就會知道。

公共空間--兼回曾瑞明哈伯瑪斯論

陳景輝 — Fri, 11 Apr 2008 03:03:30 +0000

公共空間

隨著時代廣場引發的爭論，一個對很多人來說陌生的概念開始流通起來，那就是「公共空間」。作為新事物的「公共空間」引發出一些疑問。評論者曾瑞明更援引了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企圖說明「公共空間」的真正意涵：「公共空間就是討論空間」。他因此批評坊間的混淆：「即使時代廣場可以打羽毛球，也不代表公共空間廣闊了。」然而，在「公共空間」的構想上，在打羽毛球和討論之間真的沒有交疊之處？

一旦談及「公共空間」，人們就會想起那個令現代知識份子魂繞夢繫的沙龍理想：一班互不相識的成年男人在咖啡館就著共同關心的公共話題，運用理性進行討論，從而形成共同的意見(public opinion)。但正如上文一樣，我會引用都市研究者桑尼特(Richard sennett)檢視「公共空間」問題，在他看來，沙龍式的理性辯論空間只是「公共空間」的一種形式。

先看看他為現代都市給出的經典定義：都市就是陌生人相遇、聚集之處。現代都市有別於前現代社區，前者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工人、商人、旅客和移民的進進出出，後者的地理邊界則是封閉(不含貶義)和穩定，陌生人若身處其中，當地人一眼就可看穿。跟前現代社區相反，現代人的活動範圍隨著移動技術的膨脹，街道、地鐵車廂上全都是陌生人。

「公共空間」正是回應這種現代狀況的一種城市構想。咖啡館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巴黎和倫敦的興起，作為都市的社交中心，其重要之處，除了是人們無分出身等級在進行公共討論之外，正在於他們之間很可能是「互不相識」的。對話和討論並非由於對方是自己的同事、家人或朋友。換句話，在討論之外，他們同時是以陌生人的身份在進行社交，通過語言將原來互不相識的人們聯繫起來，而這都是在家庭、友誼(即原來已經認識的)等私領域之外進行的公共生活。咖啡館之外，公共的公園(過去是貴族私人的花園)和大眾劇院(過去劇院是服務宮廷為主的)都成為了當時公共生活的中心設施，但各自有著不同的活動方式和空間規範。

公共空間是陌生人(現代都市的特質)之間如何聯繫起來的一種形式，那裡是接觸差異的空間：你只會遇到你不熟悉的人。若什麼都禁止，我們根本不會接觸到差異；若人們只能被迫地來去匆匆，聯繫根本無從談起。打羽毛球的交疊之處也許正在這裡。

移動壓倒一切？

陳景輝 — Tue, 08 Apr 2008 20:18:58 +0000

移動壓倒一切？

讓我們仔細看看香港公共空間的死因。畫家龐均寫生三度被趕，保安人員奉若神諭的是：不得以任何形式阻塞通道；又或中環廣場管理的「公家地」灣仔菲林明道花園不允許十多名退休仕耍太極，理由是「影响途人出入」。在這裡，清楚明白的是：途人的移動自由成為了一種絕對權利。

接著，記者總愛找一兩個市民問他們覺不覺得此舉阻塞了通道等問題。說的也是，只需一個畫架的寫生活動在何種程度上構成了「阻塞」(若說圍觀導致阻塞，這就該針對圍觀的行為而非寫生)？十多個「慢動作」式的耍太極人仕又怎樣「阻礙」了途人？然而，我想繞過這些常見的問題，從更為根本的地方談起。

誰都知道，不論寫生抑或耍太極，這些活動都沒有中止了公共空間中「通道」的功能；而在大多數情况，若沒有保安人員的介入，畫家和途人是可以共用地方的。換句話，管理人員的介入並非源於「兩項活動只能活一個」的矛盾。這就說明了，人們現在竭力地維護的是一種絕對的移動自由，而非社會生活中不同人群如何共用空間的公共文化。這正是問題所在。

都市研究者桑內特(Richard Sennett)指出，支配當代都市空間的原則，跟高速公路的一樣：免於阻擋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istance)。這種絕對的移動自由就像馳騁中的汽車，街道、休憇場所和公共空間也都蛻變成了高速公路般：移除任何阻礙駕駛的人事物，讓汽車在最少限制的條件下，以最快速度穿過每片建在高速公路上的都市空間。問題是，公園不是高速公路，公共空間的存在也不只是為了讓汽車穿過。

這種以「移動速度」來組織都市空間的趨勢，造成了一個摧毀性的結果：當街道、休憇場所和公共空間都淪為只供途人途經的管道之際，那空間本身的意義，不管是公共生活、休憩或街頭文化等豐富的特性注定會被掏空。因為，就像高速公路，其存在的功能，只剩下如何被人穿過，並盡快拋諸身後了。

如果公共空間都成了供人穿越的通道，那它通往哪裡？很多情況下，在政府「送大體」的安排下，它們都成了通往購物中心的通道。然而，公共空間不只是通道。愈來愈多街頭表演者、社會團體和劇場份子在街頭活動，用他們擅長的方法跟不同的人群一起聚集、停留和使用腳下那片都市空間，而非高速公路般的移動，從而再創造我城的公共空間/生活。

商場化社會

陳景輝 — Tue, 01 Apr 2008 18:30:39 +0000

商場化社會

這是個商場化社會。公共交通樞紐跟商場牢牢的接縛連繫，導引人流輕易繞過路邊小商户而「自然地」流進商場。我們的政府更把公眾用地「送給」財團管理，好讓商場樓面面積可以獲得額外增加，謀取更多利潤。都市規劃以購物中心為尊，原來屬於公眾的土地竟成了財團的櫥窗飾物。猶記得：當初拆毁老社區，在推說挖土機非為財團服務之際，便以舊區缺乏公共空間，重建是為了提供更多更好的公眾用地及休憇空間而進行的。今天看來不外是借口。

購物中心的消費律令支配了公共空間的設計和安排。在私人財團的管理下，它成了只准促進消費行為的單一場所。時代廣場公眾用地的「十九條」規距「儼如校規」。畫家龐均在另一私人管理的公眾地方寫生，給指為阻街，一起寫生的妻子因而慨嘆：「香港好像比從前自由少了，30年前是文化沙漠，30年後也是一樣」。我要補充一句：30年後的今天，即使香港真的仍是什麽文化沙漠的話，這個沙漠是刻意「規管」出來的：保安和警察功不可沒。香港不是「自然」如此，至少報紙上受訪的市民是支持畫家街頭活動的。

這使人想起一兩年前，龍應台參與了七一遊行後的觀察，她前往遊行途中發覺：在地鐵車廂中，為什麽一同參與七一遊行的香港人，彼此沒有對話、勉勵和沉默寡言？她續問：作為「集體」的港人是否經歷了百年殖民之後，已經不懂「聚合」起來？今天看來，除了殖民經歷之外，商場化社會也是使人們不懂「聚合」起來的原一。讓我先簡單介紹下一購物中心的空間邏緝。

購物中心是一個視覺化的空間，而不是鼓勵交談/交流的場所。在私人管理下的公共空間就是如此，它不會滋養公共生活，因為公共生活建基於素未謀面的市民之間的交流。那裡可能設有奪目的建築物(如鐘樓)，讓人仰視，但重點仍是「建築物」而不是街道上的公共空間。而陌生人只能有限度地相互對望，他們也許會各自各的閒逛消費，但這是「行動」而非「互動」。任何的「聚集」都極可能被視作「阻街」。那裡由保安人員嚴密監視，極力嚴禁消費之外的活動，盡量要求人們如貫進入商場，並「規管」公共場所的一切。一句話，那裡沒有鼓勵的措施，甚至禁止陌生的市民之間互動和聚合。

也許，破除香港人之間的沉默，得從重奪我們的公共空間開始。

馬國明：林局長，你躲到何時？

阿野 — Tue, 01 Apr 2008 04:08:03 +0000

明報編按：深水埗興華街一帶重建區剩餘十多戶居民，他們每夜在一街坊的舖裏吃便飯，自三月十日起每夜為林鄭月娥留了碗筷位子，期待給她說說故事。十八天，人等不到。街坊決定親製教材，教授林局長八堂課，並由馬國明撰文介紹，如何當稱職的局長——街坊非要教訓局長，而是今天的市民，已受到不少規劃和重建政策的洗禮，重建區居民已能熟讀土收條例和規劃政策的權力運作，而發展局長林鄭月娥亦已吸納相關詞彙及擺出一套保育的理論——市民期望，官腔與欺瞞以外，官民間能對空間規劃有真正而深入的溝通，而他們是有權、亦有能力介入政策的制定。

給林鄭的工作紙，作者：深水埗街坊

另一張給林鄭的工作紙，作者：深水埗街坊

文：馬國明（作者授權轉載）

深水埗興華街、元洲街一帶受重建影響的十八家商戶為了向有關當局表達不想離開居住多年並得以安身立命的社區，在去年夏天在區內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街頭畫展，在三數熱心的義工協助下，商戶們利用圖畫各自說出在區內安身立命的故事；商戶們後來移師銅鑼灣重覆舉辦街頭畫展。商戶們的活動引起傳媒的注意，參與深水埗重建計劃的房協高層有點兒按捺不住，去信報館質疑商戶們的活動無非是為了博取更高的賠償金額。很明顯負責重建的有關官員對重建早已有既定立場，他／她們早已認定香港不少地方重建已是刻不容緩，他／她們又會認為同區七年樓齡的賠償金額已非常慷慨，不接受賠償乖乖遷出的則是妄想得到更高的賠償金額而已。

重建其實是回歸之後的新事物，香港一向有不少殘舊的樓宇，個別日久失修的樓宇更成了危樓，須要用木柱支撐著外牆才不至倒下。至於將危樓拆掉重建則完全由個別發展商按照市場規律辦事，這也是英治年代普遍被認為行之有效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表現。當然在回歸前已發覺市場其實不一定最有效律，完全由發展商以市值收購樓宇重建，重建的速度極為緩慢。成立土發局便是要加快重建的速度，但土發局是一家由政府注資專門從事收購樓宇重建的公司，具體運作跟一般發展商無甚分別。

回歸後土發局由市區重建局取代，後者又有上方寶劍可以強行收回土地。回歸以來政府推出不少急就章、缺乏周詳考慮的計劃，包括惡名昭著的八萬五和爭議不斷的母語教學；設立市區重建局並賜予上方寶劍可以強行收回土地的做法則好像無甚爭議，但現時的重建政策衍生的問題絕對不僅是同區七年樓齡的賠償金額是否足夠的問。跟據現時的政策，一旦市建局認定某處須要重建，即使那兒的居民或商戶千般、萬般不願意搬出，市建局仍可以一意孤行收回樓宇重建。對一個一向將市場規律奉為金科玉律的香港社會而言，市建局的出現原本應會引起非議，但即使發生了灣仔利東的居民和商戶的抗爭行動後，香港社會對重建的問題仍未嘗認真討論。

在這種背景底下，深水埗受重建影響的商戶經過多次請願和示威後，由去年夏天開始一直十分婉轉地希望負責重建的有關官員親自聽到商戶們如何在深水埗安身立命的故事。今年三月商戶們又將說出他們各自故事的十八幅圖畫在灣仔的集成中心展出，他們並專誠邀請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出席畫展，但局長以事務繁忙為借口拒絕邀請。商戶十分體諒局長之餘，卻堅持要將自己的故事說給主責重建的官員聽。他們由三月十日起每晚都在深水埗設下晚飯等待林鄭局長大駕光臨，但十多天後，仍不見局長的芳踪。胆色過人的林鄭局長當然不會畏懼親自到深水埗一趟，很明顯林鄭局長一如其他負責重建的有關官員般對重建早已有既定立場，因此深水埗商戶們的故事才會是無關痛癢。

真的無關痛癢？當然不是。商戶們的故事其實直接說明在香港的具體環境裡，最值得保育的事物應該是甚麼。林鄭月娥不久前才高調地介入景賢里業主著手拆卸景賢里的事件中，首先宣佈景賢里為臨時法定古蹟，叫停景賢里的拆缷，而後與景賢里的業主達成協議，以一幅鄰近面積相等的土地換取景賢里的業權。林鄭月娥高調地聲稱恊議是一個好的先例，同時照顧了保育的需要和業主的利益。但甚麼是保育的需要？無論是景賢里、雷生春、甘棠第或龍莆大宅等近年和保育議題畫上等號的地方全是香港的名門望族的府弟，這些地方正是三、四十年前的本地電影裡描述的「門口又高、狗又大」的地方，可以向公眾開放當然是好事。但如果保育的努力只限於名門望族的府弟，升斗市民的生活痕跡一概不予理會，豈不是連保育也是重富輕貧？

但更大的問題是名門望族的府弟不過在建築上模仿殖民地年代或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而已，相反深水埗商戶們訴說的故事卻是香港的一般市民在香港的土壤裡安生立命的故事，商戶們在深水埗紮根少則三、數十載，多則過百。他們的店舖或許沒有名門望族的府弟那種古色古香的風格，但卻盛載著香港市民憑著自己的雙手在香港社會紮根的事蹟。受重建影響的十八家商戶中有經營車房、膠輪、園藝、醬料、茶葉、文具店、洋服等一般市民大眾日常生活有關的物品，亦有在香港街頭已難得一見的花牌店和一家尼泊爾人的雜貨店，這家雜貨店還成了在區內居住的尼泊爾人的聚腳點。香港現時的重建政策卻一概將市民大眾長年歲月建立起的事物當成是殘舊、不衛生、阻礙發展、去之而後快的。在中環上班的林鄭月娥既無暇在灣仔看商戶們的圖畫故事，當然無胆在深水埗親自聽商戶們說自己的故事，但商戶們的行動已令人明白保育的議題絕不限於名門望族的府弟，而重建的政策則受困於官員們的既定立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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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候林鄭的虛席

陳景輝 — Thu, 27 Mar 2008 19:21:51 +0000

恭候林鄭的虛席

文章見報時，紮根深水埗的一班街坊向林鄭發出的晚飯邀請，已踏入第十九天了。林鄭局長說自己因公務繁忙而無法出席，又說因深水埗社區並非法定古蹟而會盡快圍板。可是，街坊們仍是擺好了飯碗餸菜，望局長不介意酒微菜薄之餘，順道聽聽這個非關古蹟的草根社區故事。失望是恭候林鄭的座位仍是虛的。

其實，單憑她說溜了嘴而暴露出來的誤解--竟將訴求誤認為與「法定古蹟」有關--就足夠証明，座位是不該虛著的。在重建中，街坊要求的並非供人擸奇的「文化特色」，而是延續自己雙手營造出來的斗室、小店及那個容許草根階層安身立命的社區，這些東西，正如他們所說：是買不到賠不起的。

圍板將至，街坊們還在設温暖的飯局、辦向學生分享深水埗故事的旅行團、作畫的展覧展示自己的花舖、車房、報紙檔、雜貨舖等圖畫故事，直至上星期仍在夾手夾腳做了套皮影戲表達不同街坊的社區感情，等等。這何等奇怪！圍板將至，街坊壓下的注碼竟就是將自己的歲月更徹底地跟人分享，特別是跟那位權位比他們高、年紀卻較他們輕、據說願意走入群眾的晚輩分享。

那末，為甚麼林鄭局長繼續由得座位空著呢？也許因為人心的虛怯。就是說，這政府
不相信香港人真的會自己的平凡社區紮根，不相信我城居民不以地產來衡量房子，更不相信他們熱枕的所謂文化不是象徵望族(如景賢里)的古蹟，而是社區腳下種出粗茶淡飯的泥土。

這不是小人揣測。林鄭的下屬、負責今次重建的官員之一房協執行總幹事王麗珍，早前就說過犯眾怒的話，她無視人家訴求，在公開文章以陰謀論指控深水埗居民：「莫非他們真的相信愈遲離開，便可得到愈多補償金額的傳言嗎」；又或市建局張震遠調侃在利東街絕食的May姐為「無建設性」的刁民；至於前市建局高官林中麟「利東街九成人自願離開」的言論甫一出街，迅即受到被迫走了的人反駁就不在話下；更不要說林鄭月娥女仕當天矮化「我們保育皇后的訴求」為一時衝動的「激情」了。凡此種種都在說明我城官員的不信任：談社區談紮根彷彿在趕潮流，也都不會是認真的，這裡不會有守家護土的人。

面對長輩，林鄭局長又不可以故技重施，以訓話年青人的口吻將之矮化為「激情」，而沉
澱和紮根又是難以想像的，這只會導致語塞。恭候林鄭的虛席不就是源於這種難言的虛怯嗎？

從遺忘到認同

陳景輝 — Tue, 25 Mar 2008 18:58:17 +0000

從遺忘到認同

都說「香港身份」淺薄，彷彿只有從漁村到金融中心的發跡史，而沒什麽堅韌的傳統理想。談到香港人，大堆幽靈般、耳熟能詳的字眼就立即湧現：務實、流動、妥協、醒目、彈性、適應力強、沒有堅持不會獻身(commitment)等。在這些形容底下，香港身份變得很「輕」，似乎不存在值得維護的內涵。「身份」，因而更像韋伯曾提及的那個聖徙身上的身外之物：「披在他們肩上的一件隨時可甩掉的輕飄飄的斗篷」。

記得早幾年世貿會議在港進行，跨國經濟元首雲集我城，各地民間團體也紛紛前來抗議。其間的交流活動，他們均以多樣的方式(如歌舞口號人物肖像等)表達社群身份，唯獨香港尷尬地顯得沉默。說來也是，難道告訴人家那套缺乏人文內涵的發跡史嗎？又或是向遠方朋友，自暴其短地介紹自己不談理想不會獻身的淺薄一面？

香港是塊沒理想的地方嗎？當然不是。在六七八九十年代，一份又一份青年出版的文藝雜誌、一場又一場民間發起的社會改革連動，以及現在看來仍然叫人動容的新浪潮的電影作品等，構成了九七前豐富的集體人文傳統；九七後，以七一大遊行為核心及大小的社區運動所引發的城市變遷更不必多說了。然而，香港人講理想、談堅持的一面並沒有得到足夠正視，與之有關的記憶一直受到壓抑，無法成為香港身份內涵的一部份。

也許經此遺忘，我們才習慣於將自己認作是一頭不折不扣、只會認命的經濟動物。與其說人們通過「記憶」來維持「認同」，倒不如說透過「遺忘」。99年許鞍華導演、講述七八十年代本土民權運動史的電影「千言萬言」，有很好的說明。話說，李麗珍飾演的蘇鳳希望通過「遺忘」自己的「過去」，來跟她「當下」的心上人阿東(李康生飾)有一段「新」的開始。於是蘇鳳在恢復記憶之後繼續裝作失憶，後來阿東發現便不悅地離去，蘇鳳遂追了上前意味深長的問道：如果你知道我恢復了記憶，你還喜歡我嗎？

也就是說，擁抱「當下」的前提是「遺忘」：忘記不咬弦的過去。「千言萬言」寫的又豈止是男女主角的情愛，它更是為電影紀述的主題而作的夫子自道。引申當下：做過彈性妥協的「醒目仔」，更好地跟權勢探戈，前提是忘記火紅理想的自我一面。難怪米蘭昆德拉說：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對忘卻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