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語文戰線

迷信普通話

張婉雯 — Mon, 10 Dec 2007 06:45:13 +0000

語言，在能力範圍內，當然是多學多得益。只是，會講普通話，頂多就是粵普詞彙對照上掌握得較好，並無助於寫作。寫作是思維與感受能力的表現。說普通話與思維清晰、感受敏銳，並沒有關係。

試過為一名普通話老師(不是我的同事啦)改文章，結果我要把整張A4紙劃得「血淋淋」，滿是紅筆修改的痕跡。因為他把話說了又說，詞性分不清，語法錯誤……該犯的都犯了，儘管他的普通話獲得國家語委一級水平。

中文不好，不是因為不會普通話，而是因為書讀得少(我指的當然是真正閱讀文字，而不是背point form雞精書)，思考更少。既沒有思考，當然也談不上發表欲，於是，也不會自發寫作——輸入和輸出都維持在低度活動的狀態，語文能力又能好到哪裡去﹖

語言就是權力。廣東話就是廣東人的權力。與學生談到學普通話這話題，我總會說：「如果中國的首都是廣州，那我們今天就不用饒著舌頭bopomofo了。」為了興趣學普通話我舉手贊成，為了搵食學普通話也無可厚非，但如果是為了語文能力的話，對不起，那叫緣木求魚，刻舟求劍——這兩句成語我是從廣東話節目「成語動畫廊」中學到的。

三文三語，誰關心？

小琳老師 — Mon, 09 Apr 2007 10:13:36 +0000

我們香港人，一定要識三文三語︰

三文(written)
繁體中文︰香港使用
簡體中文︰中國內地使用、國際使用(因為united nation 已把簡體字成為未來國際的官方中文)
英文︰國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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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spoken)
英語︰國際語言
廣東話︰香港使用
普通話︰中國內地使用、國際使用
+ 外語︰按自己工作及興趣所需而學

現時香港教育，太制度化，沒有彈性。用那一種語言去教學，經歷多年都未有定案。教學語言用那一種，不是家長選，不是老師選，不是政府選，而是由專家/研究員綜合國際的做法，而下的定論。我們不是用科學治國嗎？如今語言的紛爭就各有各法，家長、學生、政府等未受任何教育訓練的人都可以發言，這個討論完全不科學化。

教育界的影響者

其實事件，不是用那一種語言咁簡單，後面有好多既得利益者，他們會為大局著想，而犧牲自己？語言政策是一門政治︰

學校︰如果它10年前一早選用A 語言，現在要轉用B語言，需要在重新分配老師、教材，一定困難。

老師︰要一個習慣廣東話教中文的老師，轉用普通話，難矣。要一間用開中文教書的老師，突然轉用英文，難矣。
如果用普通話教？教局會唔會又來一校兩內地老師制，用內地人教普通話？幾千蚊一個老師好抵呀.....本地中文老師.....死矣。所以語文老師一定反對普通話教學。

大學︰如果中學多了人用中文教學，用中文考AL。大學是用英文的，他們豈不是要用一個semester 的時間去教同學一些基本詞彙的英文？咁成個學士課程的教學進度一定被語文拖慢。

教局/校長︰亂就好了，多了籍口炒老師，又可以幫學校大換血。97年前終身制的人可以炒了，可以有籍口用更加低薪請人。

(不如)把十九區變成熊貓名

張婉雯 — Tue, 27 Feb 2007 07:04:38 +0000

早前台灣將大型機構如「中華郵政」、「中華石油」等改名為「台灣郵政」、「台灣石油」等，被視為是一次「去中國化」的行動。那麼，我們的「大尾篤」被改為「大美督」，又是想藉著命名刪除甚麼，成為甚麼呢﹖

命名從來代表了一個人的希望。父母為子女改名，大多寄託了期望，希望孩子「康」、「強」、「美」、「嫻」。半紅不黑的藝人跑去改名，想改的其實是觀眾對他/她的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話——雖然這一招很少湊效)。

但地方名和人名不一樣：人名多是在該人還「空白一片」(剛出生)時改的，而地方名則往往結合了該處的地理、歷史、風俗。「樂富」本名「老虎岩」，因為那兒曾有老虎出沒；「旺角」本名「芒角」，因為那兒長滿了芒草。然而，隨著經濟發展，衣食足後就想要風雅起來。地方名也因著這種想法，被改成意頭好但與歷史背景完全無關的名稱。

更甚者，則不但拋棄本來名字，還模仿別人，藉此沾光。內地許多小鎮都有一條「香港街」；香港也有「凱旋門」、「曼克頓山」、「比華利山」，命名者都是想製造錯覺，讓住戶以為自己變成西方貴族。

從這種改名邏輯看來，香港人雖然經常標榜「肯捱拼搏」的「香港仔精神」，但骨子裡對自己曾經是/仍然是「庶民」的事實其實感到嫌惡、自卑。也許在將來，我們嘗試向下一代解釋地方名字的來由時，所有原因都消失了，只剩下「好意頭」一項，就像熊貓總是叫「美美」、「安安」，你卻無法把牠們分別出來一樣。

text/html

語言是我們的戰線

張婉雯 — Thu, 08 Feb 2007 04:34:56 +0000

上週為一個學界辯論比賽出任評判，辯題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已於公眾利益及個人權益之間取得平衡」。正反雙方都表現得很好，準備充分，隊員有默契，有演說風範；然而，也有些是正反雙方——也許我該說是一般人——都忽視了的，以致整個辯論跳不出設題者——可以是辯論比賽中的設題者，又或者是現實中正或明或暗地操控、調整我們的生活的某個機制、力量、文化——所設的辯題。

那就是語言的運用、設計與想像。

坦白說，就這個辯題來說，正方是較吃虧的；可是，正如另一位評判所言，如果正方能找到切入點，則逆境未嘗不是「絕地反擊」的機會。至於反方，雖說在立場上「先天有利」，也最終勝出，但就我個人所評的分數來說，兩隊得分其實頗為接近，勝方並未以大比數拋離對手。也就是說，這是一場觀眾幾乎能夠預測賽果，也能夠預測參賽者將要說甚麼的比賽。雖說冠軍只有一個，但在過程中，參賽者能否為觀眾帶來新鮮的刺激、思路、思考範圍，也是一場辯論比賽是否精采、勝方是否眾望所歸，敗方是否輸得漂亮的關鍵。

在歷時個多小時的比賽中，正反雙方大部分時候圍著辯題字眼定義、爭拗。正方大致上抓著「平衡」一詞作定義，確立立場；反方也就找出漏洞追擊。雙方間或也提出諸如「知情權」、「信任」、「三權分立」等概念；然而，參賽者只以這些概念討論法例細節，並沒有提升辯題層次、扭轉涵義、重新塑造題目。就這條辯題而言，我認為至少還可以提出「公義」、「權力」、「傾斜」等詞。無論哪一方，只要能提出一個新詞彙，就能突破辯題的預設範圍，拉長戰線，擴闊陣營；即使不能因此穩操勝券，起碼也為比賽增添變數。

新詞彙、新字眼，也就是新的願景與可能。

香港人在不久的未來也許也會面對一場辯論賽。同樣，這場比賽也可說是能夠預測賽果、預測參賽者要說甚麼的。然而，香港人能否在這場比賽中聽到一些新詞彙，得到一個新願景，對兩位參賽者來說，依然是挑戰。當「和諧」、「務實」、「發展」等字眼被濫用又濫用而其內涵已完全變質之際，這場有史以來竟然出現競爭對手的比賽又能否在香港政治悶局中帶來新刺激﹖甚至是，香港人在未來能否從觀眾席上站起來，走到預設題目的主席位上﹖香港人是否能自行提出一些新詞彙，以探討新的核心價值、新的思維方式﹖

[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中大人之所以為中大人——兼論曾榮光教授兩篇鴻文

阿野 — Wed, 10 Jan 2007 13:13:25 +0000

編按：中大學生會的捍衛理想小組投來鴻文，這陣子大家看天星皇后重建規劃的文章看得多，但別看漏這一篇哩。

前言

零五年初，《中大學生報》揭露，校方將大幅增收非本地自費生，並要求各學系把核心課程轉為英語授課，引起公憤，近千師生校友聯署反對(1)。在輿論壓力下，校方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重新檢視教學語言的路向，花了十八個月，炮製出一份諮詢稿，面世不久，大受非議，曾榮光教授先後撰寫《重認中大的歷史與教育理念》和《認識雙語政策的理論取態》，反駁批評，我們借此機會回應，盼道理越辯越明。

「第三出路」的動態分析

曾教授在《重》，徵引大量錢穆和唐君毅先生的話，指出中文大學的「中文」有三重含意：中文、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其中尤以『中國文化之傳承與發展』至為著重」。他認為，諮詢稿透過優化雙語教育，重新確認中大種種創校使命。在《認》，曾教授透露其理論取態，直言在「多元文化主義」、「多元群體」「全球資訊經濟」和「網絡社會」中，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資本」，至為重要，而中大雙語並重，正好發揮「協作性充權」的作用，使學生的「人力、文化資本」得以累積，中國和中國文化有更好的發展。遺憾的是，這種單純的表態，只說明目前雙語政策的重要性，而未曾證立諮詢稿提出的「優化」建議——這才是問題所在。

需知道，「優化」至少有三個步驟：對現實處境的深入剖析，確認難題，再提出解決方案。那我們面對甚麼處境？委員會竟然不研究，但稍為關心社會的人，都不會反對，在香港，甚至國內，人們普遍認為英文比中文（母語）更有用，更重要，更值得學習，而且情況有增無減。是故，哲學系關子尹教授才擔心英語教育朝向「模擬母語」，而非「優質外語」的定位；又擔心漢語於學術上淪為「對象語言」，喪失「操作語言」的地位(2)。借用曾教授的術語，我們最大的危機——委員會竟然不研究——其實是「壓制性的權力」完全蓋過「協作性的權力」，意思是：大學中人在現時機制下，為了得到褒獎、資助和認同，一窩蜂地按照歐美的學術遊戲規則（包括語言），投放人力物力，從事以西方世界為本位的研究，「協作」變成替人家作嫁衣裳，又因為知識的產權牢牢握在人家手中，結果，在「全球資訊經濟」——以跨國企業最大利益為依歸——中喪失了基於母語的主體性、認同感、身分特徵和發展可能，長期淪為英美的學術和文化附庸。

當然，曾教授會提議走Canagarajah所提出的「第三出路」，即「避免傳統極端的斷然排拒英語為語言帝國主義或全盤接受它的效益；……而是根據自身的傳統與需要採取一種『擷取』appropriation的取態。」但現實與純理論(主觀取態)有很大出入，當中的「自身傳統與需要」，其實會因為「學好英文先於一切」及「能操英語勝人一籌」的實用主義者心態——政府和商界天天鼓吹——越來越強大，不停被架空、偷換和扭曲，就像中大一樣，說一套做一套；同時，英文的重要性，一直產生滾雪球效應，使得學中文越來越划不來，學院中人就算按「自身需要」去「擷取」，都不會例外，這種「只需要英文」的失衡現象，又會受不甘後人的群眾心理所推動而擴散至社會，再反過來強化大學高層重英抑中的執念，造成惡性循環，最終，「第三出路」空有口號，實質上，全盤屈從或盲從於英語的獨大。曾教授要說得通，須提出破解此困局之道。

諮詢稿的「阿奇里斯足踵」（Achilles heel）——致命的弱點 (3)

以諮詢稿為例，它便是在「第三出路」的幌子下，進一步把中文作育邊緣化。首先，第7.5條規定，授課語言須按學科性質來決定，不少論者已批評，它剝奪老師的教學自主權，並造成普世性學科當道，英文課程成主流的後果；此外，它又增強主流社會「中文是次等」的偏見，使所謂普世性的學科知識，更不可能在漢語世界中發揚光大。(4)(5)

但論殺傷力，第7.8及7.9條更大，二者把備受批評的「核心課程英語化」政策保留，並擴充為要求各學系，但凡招收只諳普通話或英語的學生，須提供足夠科目，是他們聽得懂的，好讓其有效修學畢業。另外，通識課程內每個範疇，亦須為他們開設足夠的英語課。基於「區域教育樞紐」成為政府的施政方向，各學系難免招收非本地生，若受此限，大部分課程將轉為英語授課——非本地生的首選，中文的地位不再，傳統破滅，中大淪為另一所港大，「背離了錢先生的辦學理想」，便是這個意思。

有人問，就算招收非本地生，要確保他們有效修學畢業，也毋須這樣做，比方，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語文訓練和配套，同樣可解決問題，為何要一面倒向英文傾斜，扼殺漢語作育及其長遠發展的空間？

校方解釋，離不開英文是強勢的國際語言，無論搞研究，抑或畢業後投身社會，英文良好都是成功的先決條件，所以，營造一種英文為主的語言環境，促使本地生和非本地生交流，對他們的英語及至前途都大有幫助。但根據諮詢稿第5.5條，中大畢業生的語文水平，名列香港前茅，證明現時的雙語政策行之有效，那我們為何非來一次範式轉移不可，硬要英文取代中文的主要授課語言地位？就算如某些委員所言，本地學生整體的英語水平大降，這個因教育部門無能而造成的惡果，是不是要由大學來負糾正之全責？這樣做有何代價？大學主要的功能是甚麼？語文學習、職業訓練，抑或其他？這些問題，關乎對大學的理解。

大學，是為了謀求個人和人類的幸福而存在，幸福，則要求獨立意志的體現，故大學的首要工作，是提升學生以至整個社會的思考能力，而非競爭力。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的蔡寶瓊教授指出：「用英文教書做成的疏離感，完全無助學生發展一個獨立批判的思考。」(6)。關子尹和周保松教授亦有相同見解。所以，就算「課程英語化」有效改善學生的英文——這其實是個疑問——它對學生在知識、人格及文化教育方面所產生的不良影響，我們都要深入探討和考量，但網羅全校精英的委員會，縱使有充足時間，並沒有這樣做，還在欠明晰理念(曾教授的觀點是後補的，且屬個人意見)、欠研究方法、欠嚴謹論證的情況下，提出有歪常理的建議——根據《策略計劃》和新書院諮詢(7)的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諮詢稿和終定稿大同小異——說是「優化」，其實是摒棄目前雙語並重的政策，這到底是集體懶惰，抑或有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之故？

正如《哭中大》分析，「國際化」政策是幌子，校方甘冒法律風險，不惜扭曲弁言，也要推行英語化，最大因由是要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贏家，搶奪龐大非本地生（國內學生）的市場。而這些外來生，願意付大筆學費赴港唸廣東話或普通話的課，畢竟有限。為了加強對「顧客」的吸引力（競爭力），和香港其他「國際化」大學看齊，中大自然要捨中文之「短」取英文之「長」。對此，《中大學生報》特刊和《獨立媒體》(8)已有詳盡剖析，不贅。總之，在教育商品化的思潮下，中大(和其他大學)已淪為知識工廠，孜孜運用企業管理的模式，把產品(學生和學術)的市場價值——能否為學校爭光或帶來更多資源——極大化，並作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9)。曾榮光教授曾痛陳「表現主義」對本港中學教育之害(10)，諷刺的是，其批評一樣適合我們大學。

本港母語教育的命運繫於中大

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中，中大早在數十年前，已不遺餘力，推動母語教學，並身體力行，一直起著示範作用，增強市民對漢語作育的信心。在這種歷史和文化背景下，中大為了吸引更多崇尚英語教學的非本地生，賺取更多收入，全力推行英語化，用行動進一步貶抑中文的社會地位，校方便不能不老老實實向公眾交代，讓大家認清楚莘莘學子唸中文學校的代價，以免因為中大的虛假形像，低估上大學後轉換教學語言所遇到的困難。

有分析認為，隨著中國國力日盛，漢語早晚會國際化，那時，以語言劃分的世界權力版圖，便有另一番景象，所以，培訓人才，促進其經濟發展，才是當務之急，而首先要做的便是學好我們的英文，和先進世界接軌。但不可不知，經濟上的成就，對一種語言的推廣，有很大局限，會集中於物質生活層次，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質的提升。若任由市場力量所驅策和帶動，中文會錯失發展時機，充其量變成地球村的熱門方言，用於商業活動尚可，要具有英文的優越性和權威性，對人類文化有重大貢獻，帶領潮流，發展精神文明，則屬奢想。畢竟，一種語言，要全面、均衡而持續地國際化，須高度現代化和尖端學術化。中文要登上大雅之堂，以自己一元豐富（而非吞噬）世界的多元，最重要的，還是打破人家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壟斷，自成一體，吸引和凝聚世界的頂尖人才，從事各種研究，使得任何知識，終能無礙地以中文吸收、轉達和創新。當漢語擁有這種前景，英語獨大的滾雪球效應才會減退，市民對母語教育的信心才會增加，中文的發展才會出現良性循環。

這項漢語作育的艱巨工程，越早展開越好，可政府是做不來，須依仗知識殿堂，集結各路專家，組成本地或跨地域的策略聯盟，分工合作，按部就班地進行。環顧香港，唯獨中大，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足以擔起啟動的重任，為漢語的未來，貢獻自己。可惜，委員會囿於殖民地（知識）買辦的思維，缺乏文化戰略意識——欠國際視野的表現——完全沒有從這層次思索雙語政策，白白錯過研究的大好機會。事實上，語言的前景與所屬文化和學術的發達程度成正比關係。文化要承前啟後，在在需要所屬語言於學術和社會領域展現無窮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而非限於被獵奇、被消費或被（考古）研究的推廣。由於語言和文化互為因果，錢穆和唐君毅先生對「中文」的三種詮釋，不能像曾教授一般割裂開去，再分輕重，是要深刻地把其理想會通合一：中國文化，是中國人用中文發揚的文化。中大校方不提倡中文國際化，還消極地繫以普世性原則，為漢語作育劃地為牢，「弘揚中國文化」這金字招牌，便失實得過分。

中大先賢被邊緣化的歷史命運

在《我們是中大人》，我們批評校方褻瀆歷史，是因為雙語政策委員會的創校史，剔除三位先賢的名字和重要事蹟，而非曾教授所言，「不提錢先生有關辭職事件」，是故，他大量引經據典所作的論斷，只打倒一個稻草人，並未回應「對創校前輩不敬」的批評。

一次諮詢會上，金耀基教授有另一種辯解：記載中大成立經過，旨在說明雙語政策的歷史傳統。言下之意，中大歷史歸中大，書院歷史歸書院，前者由首任校長李卓敏開始，並無不妥。此解釋是要撇清二者間的因果和共生關係，逃避對先哲們的歷史責任——新亞桂林街舊址被拆卸重建，中大便置身事外——我們不能接受。第一，錢穆等先生不是普通人，沒有他們便沒有中大，其學養、熱誠和貢獻，都值得一代代中大人所景仰，怎能將之剔出歷史，大違中國文化「慎終追遠」的精神？第二，錢先生對漢語作育見解獨到，連曾教授都承認，「我不覺完全認同錢先生在四十年前對新亞書院雙語教育以至知識教育的目標」。因此，「中大雙語的歷史傳統」沒錢先生的份，完全不合情理。若委員會尊重歷史和知識，該一開始便以其高見作為討論基點，反覆思辯，理出保存和革新傳統的頭緒，既推本溯源，又盡情發揮邏輯思維及懷疑精神，中西合壁，格物致知，不是更能實踐先賢的遠大理想嗎？

中大歷史，為誰而寫？

其實，重溫歷史是要鑑古推今，譬如書院制，向是中大賣點，但事實上，其辦學精神、理念和特色都幾乎殆盡——尤其劉遵義校長以單幢宿舍打造新書院後，更名存實亡。書院之所以淪為供住宿、搞迎新和辦喜慶的行政單位，原因甚多，最重要而又最不為人知的是，中大校方自創校始，便千方百計從書院手上奪取教育的自主權，手段低劣，比方錢先生英文不靈光，李卓敏主持的會議，就全用英語進行。受盡委屈，錢先生都按捺著，直至因為原則問題，才忍痛辭職。這是書院制的第一個大挫折。

七六年底，唐君毅先生等八名新亞董事集體辭職，控訴中大校方中央集權，摧毀書院理想：「聯合制終於被棄，改為單一集權制……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無法實現……是非功罪，並以訴諸香港之社會良知與將來之歷史評判。」(11)，對中大人來說，是另一件悲痛的事，但更悲痛的是，相隔三十載，歷史猶未還他們一個公道，社會大眾只知中大（吹噓）的偉績，而不知其淪為學店之齷齪，也不知一班先賢為理想而含冤負屈的過去。因為，歷史一直由當權者來寫。

是故，我們確實有需要重認中大的歷史，但單憑曾教授的「歷史證據的可靠性」之原則，遠遠不足夠，我們還要好好解讀（而非片面擷取）有關證據，置於歷史的背景和脈胳中，參詳歷史人物的見證，賦以其他文獻資料，互相參照和印證，才有望呈現事實之全相。我們期待，曾榮光教授再考究創校史時，更明白先哲的苦心和所受過的委屈，與中大人分享，共勉之。

後記

不久前，中大校方只作象徵式「諮詢」，便通過院長委任制，廢除行之有效的民主選舉，剝奪教師的基本權利，集大權於校長一身。失去由下而上的監察和制衡，自我完善能力和對學術自由的保護，當然大打折扣。歷史又重演。身為中大人，若求真善美，要以史為鑑，盡力遏止校方肆意妄為，反對獨裁管治，至少要記住此歷史污點，好向後世交代，免其受官方史所蒙蔽。這樣做，才不會虧欠先哲們太多。

中大學生會
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註：
(1)《哭中大》
(2)關子尹，《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
(3)此語出自曾榮光教授的《香港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改革：檢討與批判》
(4)蔡寶瓊，對《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回應
(5)周保松，《雙語政策與中文大學的未來》
(6)《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五年二月，《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刊》頁11
(7)《中大牽起惡性競爭學界進入黑暗年代》
(8)《獨立媒體》，《中大教學語言大論爭》
(9)杜耀明，《國際化：大學的洋務運動?》
(10)曾榮光，《學生為本與教育商品化》
(11)張駿謙，《新亞書院創立之經過──回憶創辦人創校之理想》

釋「遐想」

子路 — Tue, 19 Dec 2006 00:20:40 +0000

昨晚在電視新聞看到劉吳惠蘭到立法會出席會議，讓我見到真真正正的「官威」！她就天星碼頭鐘樓拆卸之後的去向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時，她回應說：「（對於天星鐘樓）不要再有遐想可以還原。」

據《國語詞典》載，「遐想」的意思是「超越現實的思索或想像」，如何可以想像，民間希望贖回屬於自己的東西，會被認為是「超越現實的思索或想像」。更令人疑竇的是，早上地球之友的朋友才得到拆卸工程的承建商允諾可以把鐘樓的遺骸交回民間作保育，怎知下午卻反口說要再考慮，令人有理由相信，政府向填料區承辦商施壓，指令他們要立即毀滅鐘樓，令其粉身碎骨，死無全屍！

今早報載，有目擊者稱，完成清拆當天，鐘樓由中環送至位於屯門的填料區，當吊運鐘樓的躉船泊岸後，「隨即將兩個鐘樓殘件吊上填料庫，三輛工程車然後駛近，即時用車上的機械臂，將兩個殘件徹底鑿碎，沒有被保留下來。後來一輛泥頭車將廢料載走，駛離近岸的堆填區。她形容，整個過程不過三十分鐘，『過程很快，好像政府很有心想拆碎它』」。如果屬實，可以見到政府為免事情多生枝節，對鐘樓要除之而後快，免遭刁民所難。

昨天立法會的特別會議，議員們憤怒地要求政府交還天星遺骸，官員一於少理，左一句「殘酷事實」，右一句「不要遐想」，盡情表現曾蔭權治下的「強政」如何專橫。

即使鐘樓已遭砸碎，我仍然希望地球之友盡一切能力，把可以尋回的碎片尋回。在中環新海濱就任由政府建一個假古董吧，銅鐘也不好再要求政府放在新海濱，反而應任由它放於歷史博物館安息，更應將可以尋回的鐘樓殘件公開送交歷史博物館，要求保存並公開展覽，讓我們的下一代知道，這個政府到底有多野蠻。

既然重新復原鐘樓是「遐想」，那麼我們應當借用鐘樓的死，作為公民教育的教材，教導下一代，我想這會更有意義。

[轉貼]莊耀洸：中文大學監守自盜？——論校方違反中文大學條例之嫌

阿野 — Wed, 15 Nov 2006 12:06:06 +0000

按：本文為中大校友莊耀洸所撰，從法律技術上講解《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大家努力學習。

上月底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的校友諮詢會，席間，有校友表示不惜以司法覆核來阻止中大的英語化。事緣中大提出的雙語政策，實際運作上導致愈來愈多課程由中文轉為英文授課，有校友指中大違反《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因其弁（音便）言（前言）(e)段列明：

「現宣佈香港中文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須繼續──

(i) 協助於知識的保存、傳播、交流及增長；
(ii) 提供人文學科、科學學科及其他學科的正規課程，其水準當與地位最崇高的大學須有及應有的水準相同；
(iii) 促進香港的民智與文化的發展，藉以協力提高其經濟與社會福利：

中大不承認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

中大的解釋見諸「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第2.2段：「委員會認為，四十多年來，中大一直堅持中英兩文三語的教育方針」；第3.3段：「委員會認為弁言中有關授課語言的說明必須根據一定的歷史來理解。弁言所指是在中大創校之前，香港只有以英語授課的大學，而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就為當時的中學生提供另一項升學選擇，報考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公立大學。事實上，中大成立以來，一直兼用英語教學。」因此報告書摘要連弁言也沒有提及。

換言之，中大認為弁言有關授課語言部分，只是歷史背景，寫法是描述性，而非規範性，金耀基教授在十月底的校友諮詢會上說，中大條例的「弁言是有一種描寫性，大學主要是用中文的，它不是說你（中大）應該用中文」，加上中大自1963年成立以來，「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從來不是中大的語言政策，創校以來有關語言政策的多份報告書，均顯示中英雙語並重才是中大真正的語言政策，即中文不必然是主要授課語言。

再者，法例的前言不具法律效力，反對者不可據之提出司法覆核。有一法律觀點認為，倘法例條文並無含混之處，根本不可援引前言以協助解釋條文，更何況中大條例並無任何一條提及授課語言，前言當然更無用武之地。

中文授課為創校目的

相反的意見認為，中文為主要授課不單是歷史，可以作古，而是條例的目標、功能和原因，有指導性、前瞻性的意義。理據如下：一、1960年富爾敦報告書（港督據之成立中大）強調中文為教學語言的新大學，應為香港的獨特地位服務，並以結合中西文化傳統與現代學術為發展目標。二、1963年的富爾敦報告書指港府在1959年6月宣布成立一所新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此報告書第一句便說新大學的授課語言會是中文。確認以中文促進中國傳統學問和發展現代研究是值得的，及為中文中學的學生提供升大學的途徑。三、1963年9月15日，立法局通過中大條例，在首讀時，輔政司也提到新大學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可見中文對中大極其重要，不是描述過去，而是指大學將來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也不單是為中中學生尋出路，同樣鼓勵以中文做學問。

再者，在立法局的會議紀錄中，官員特地列明條例草案的「目標和原因」，首句便是1963年富爾敦報告書建議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言的聯邦制大學。此條例草案的藍本是載於富爾敦報告書的條例草擬本。該草擬本的第六條申明大學的目標和功能，後來該段文字成為弁言(e)段上述三段文字。因此，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不單是歷史背景，更是成立中大的原因和指導中大發展的目標。

英文版有關授課語言部分明顯是規範性的：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hall be" Chinese, shall continue to……" 再者，前言的寫法是將授課語言與其他目標扯上關係，包括知識的保存、傳播、交流及增長；以及促進香港的民智與文化的發展。作為大學，以中文開啟民智，總比英文的效果大得多；作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學，以中文傳播交流知識，當然事半功倍，且責無旁貸。

普通法借助前言解釋法例

至於創校以來的真正語言政策，那對於解釋法例毫無幫助，道理很簡單，中大可能多年來錯誤理解前言的含意。中大成立以來的多個報告書屬於解釋法例的附帶資料(extrinsic materials)，通常而言，法庭只考慮制訂前的附帶資料（如1963年富爾敦報告書），因為法例一經制訂，解釋法例便由法院負責，對於制訂後的附帶資料，法院會小心處理。（入境處長訴莊豐源 (2001)4 HKCFAR 234H-I）

法例雖無條文訂明授課語言，但有條文規管授課事宜，校董會和教務會履行其職責時，是否受弁言規範便是最主要的法律觀點的爭議所在。

附屬法例《香港中文大學規程》11第8條：「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以及在不減損大學校董會權力的一般性原則下，現特別訂明——…．(2)大學校董會的職責為——…(g)檢討…課程的授課及教學事宜。」

中大規程14第4條：「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教務會具有以下權力及職責——…(c)指導和規管認可課程的授課及教學事宜…」上述「符合條例」的「條例」應包括弁言，因弁言是法例的組成部分。（見澳洲法官梅師賢判辭 Wacando v Commonwealth (1981)148 CLR1, 23）值得一提的是，弁言的最後一句是一個冒號「：」，緊接是法例的第１條，此寫法印証了弁言是法例一部分的觀點。

在上述的莊豐源案，終審法院奠定了普通法解釋法例的進路，當中包括「條款所用的字句是不會被獨立考慮，而是因應條款的上文下理及目的。」（見頁243C-G）「為了協助釋義，法庭考慮《基本法》中，包括爭議的條款以外的條款及序言。」（見頁243G）應用於本案，當法庭解釋爭議條文，即中大規程11第8(2)(g)條及中大規程14第4(c)條，法庭應考慮條文的上文下理及目的，包括考慮其他條文及弁言，而不應獨立地考慮爭議的條文。

鑑於釋義應考慮條文的上文下理和目的，而中大條例的目的之一正是弁言所載的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因而據之以協助解釋授課事宜是恰當的。在城規會訴保護海港協會案，終審法院便是採取了立法目的取向(purposive approach)來釋義，以保護海港法例的前言來解釋法例第3條，結果裁定填海須有凌駕性的公眾需要(overriding public need)。此案反映了現時司法解釋的趨勢是考慮條例弁言來推敲立法原意，即使有關條文看來清晰易明亦然。

中文授課不能成國際一流大學？

要避免法律爭拗，最穩妥的做法是修改弁言，筆者雖然反對改例，若然改例是詳細諮詢討論後的結果，則改例總比名不符實好。讓我們再回顧歷史來重新思考授課語言問題，1957年，新亞、崇基和聯合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為建校鋪路，但唐君毅說當時反對成立第二所大學有許多奇怪的理由，例如中文不能教授科學等等。（新亞學生報1973年9 月）至1958年8月，政府決定建議在香港建立另一所大學，作為中、英語雙軌教育制度下中文學校體制的最高學府。他們認為「就香港情況，這幾所私立專上學院爭取成為中文為媒介的另一所大學誠無不當，亦非不受歡迎。」（吳倫霓霞《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

可以設想，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爭取新大學以中文成為主要授課語言，是多麼艱辛，難怪唐君毅先生說中大的成立，是英國教育史上破天荒與史無前例的事。諷刺的是，竟然在回歸後，中大成立四十多年來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實況，可能一去不復返，近年中大愈來愈多課程由中文轉為英文教授，中文即將在新語言政策下，很快便失去主要授課語言的地位。

孫述宇教授說中大之創立，是要以中文來傳授與學習，否則擴充港大便可，根本不必創辦中大，東京大學用日文，巴黎大學用法文，柏林大學用德文，每一家有名望的大學都用自己學生的母語，甚至研究外國文學時亦然。中大是否認為，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大學，終究不能成為國際頂級大學？這是對中大沒信心，還是對中文沒信心？

II 向委員會的提問

以上為本人就中大語言政策的意見, 謹此提出下列問題, 希望委員會注意和回應:

1.何謂中大的兩文三語政策? 有沒有指標及機制以落實兩文三語政策? 如政策實施後，有七成課程用英文教，那麼中大會不會抵觸了兩文三語政策?
2.就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方面，中大如何落實? 有沒有指標及機制以落實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 如政策實施後，有七成用英文教，那麼中大會不會跟法例的前言抵觸?
3.現時香港中文大學的授課語言中，中文所佔的比例多少? 以後可否每年公開有關數字?
4.在過去一年有多少課程原由中文教而轉了英文教? 可否以後每年公開有關數字?
5.有多少課程去年以英文教，今年轉了中文授課，并且由同一教師授課，但學生表示教學效果差了? 因課程檢討問卷可反映這資料，校方可否做此研究? 甚至撥款就過去五年的變化做研究?
6.倘語文政策實施的結果是中文水平的下降, 以至於以中文做學問, 如寫以中文寫論文的能力轉弱, 中大的語文政策如何避免此情況出現的情況?
7.如果某學系定了某一科用英文教，一些優秀教授可能因而不教，如何避免這樣的情況出現?可否探討這對教師的教學自主的影響?
8.如何避免語文政策導致中大相對於本地其他大學在中文方面的優勢減弱?
9.讓外來生有足夠的科目可以選擇，何謂足夠? 有沒有一個標準? 如有, 標準為何?
10.新的兩文三語政策對中大財政有何影響? 如何透過政策和撥款以提升本地生兩文三語文水平、外來生中文水平、國內生粤語水平、教學效能及以中文做學問?
11.校方會否考慮修改中文大學條例的弁言以免引起訴訟? 若是的話, 會否就此再作廣泛諮詢?
12.校方可否就中大國際化做研究, 厘清有關理念後作廣泛諮詢? 并在此基礎上檢討語文政策?
13.鑑於收取更多的外來生, 并不表示加強了文化交流, 目下校園很普遍的情況是, 國內生的友群主要是國內生, 交換生的友群主要是交換生, 校方可否研究現時校園種族融和的情況? 可否研究語言政策與校內族郡和諧、校園多元文化及文化交流的關係?
14.校方可否研究國際上一些以母語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大學的經驗? 可否邀請有關專家提供意見?
15.如何處理諮詢期間所收集的意見? 如何衡量這些意見并據之以制訂政策? 有關計劃和時間表為何?

III 就處理諮詢的建議

1.仿政府做法, 編訂意見書匯編, 公開以便查閱。
2.就此制訂諮詢結果報告, 包括詳列各種主要不同意見, 并予以回應, 然後制訂更具體的不同方案, 詳列其利弊, 以便作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和諮詢。

中大校友、兼任講師莊耀洸律師
2006年11月15日

[轉貼] 關子尹：別在語言迷宮裡迷路——語文規劃與語文作育的再議

阿野 — Wed, 15 Nov 2006 11:13:10 +0000

按：本為文中大哲學系的關子尹先生所撰，清楚說明了一個關心中文關心教育的老師的底線。必讀。

文：關子尹

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經過一年審慎作業，草擬了《報告書諮詢稿》，就中大雙語教育作出宏觀及長遠的考慮，提出了原則性及策略性的建議。諮詢稿發表後，引起不少討論。大概因為我去年曾就語文政策發表過言論的緣故，在諮詢期將屆的近日，我先後多次接到中大校方的來電，邀約與委員會諸君晤談；另一方面，由中大校友組成的關注小組亦同步來信，邀我供稿或接受訪問。我自忖課業繁重，難以一一應邀，又感於事關中大乃至漢語未來的前景，乃思借報章一角，就一些原則問題，與關心中大，甚至香港未來教育的各界同道再次思考。不過由於只能零星提出論點，還望讀者補看我去年〈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這較全面的文章。

語言現實是問題的所在

所謂語言現實，指的是某一群體中，哪一種或哪些語言的實際使用頻度與深度足以讓新一代的成員充分掌握該語言的問題。語言現實是社會現實的一環；正如一個已在成長中的人再不能按主觀意願摒棄自己的母語一樣，一個已成型的社會也不能一廂情願地把該社會已有一種母語存在這一語言現實抹煞。語言現實是教育的初始條件，是我們在思考各階段的教育政策，包括學前、小學、中學，乃至大學所必須考慮的。這使得世上每一個地方的辦學，必須在有限的資源下，尋找最能與當地的語言現實配合的章法制度。

追求語文卓越，應以母語為先

語文卓越是一種崇高理想，要達到談何容易。但儘管標準很難訂定，從教育上看，語文卓越的追求總是有軌可循的。我向來有一種觀察，就是一個人只要有一種語文的修養達到了相當的卓越境界，則學起其他語文，只要不太晚起步及摸對門路，亦因能對自己作同樣嚴格的要求而較容易臻於卓越。而更重要的，由於語言運用是人類心智能力的一種高度符號化的活動，故起碼一種語文的卓越掌握，是一個人心智趨於成熟、思想臻於幹練的條件。由於語言現實這無以規避的因素，母語無疑是各程度的學員最易窺見語文卓越堂奧的渠道，就此而言，一個恪守母語教育的語文政策，必勝於一個違背母語教育的語文政策。從社會的整體利益而言，一個讓絕大多數學員有把握地追求語文卓越的語文政策，也必勝於一個只讓少數精英分子從中得益的語文政策。可惜的是，在回歸後的香港，母語教學雖被提出，但幾許風雨中，其真正意義還未得到明確的定位。這是未來香港政府、各級學術單位、乃至學生和家長都要重新深入反省的。

香港語文政策的反省

在現代社會，母語和外語的學習一般都接踵地進行。這固無可厚非，但語言現實的因素還是不可不察。而事實上，香港整個教育制度長久以來的毛病，正是昧於或罔顧語言現實的因素，不知追求母語卓越的重要，而只顧事倍功半地盲目追求外語卓越。這一種迷思其實長久以來一直困擾著香港整個教育制度，自學前教育，至小學、中學、大學無一倖免。誠然，這種制度儘管扭曲，但表面上總還是有莘莘學子，因較能適應而脫穎而出，但在整個社會裡，這肯定是極少數。而他們成功背後的代價，就是絕大數的同儕要在並非最理想的語文環境中學習與成長。香港萬千學子「中不成、英不就」，都拜這制度所賜。至於這制度下的「成功者」，其實也付出了潛在的代價，就是他們的才華或會因未充分窺見語文卓越的堂奧而得不到更充分的發揮，並因而影響了他們未來長足發展的可能。這無論對學生個別而言，或對社會整體而言，都是損失。所以，恕我大膽說一句，香港某大學長久以來奉行的英語教學總則，在殖民地制度下雖可以理解，但從教育上看，其實長久地是一項歷史錯誤。至於一些大學於學生語文實力較弱的條件下勉力爭相效尤，便如夸父逐日，到底是否真的有利於學子和社會，真是天曉得﹗說到這裡，大家應該明白，昨日、今日，和明日的中大在文化的歷史長河裡曾扮演和應扮演的是一種怎樣地重要的角色。

語文作育——中大的先機

語文規劃 (language planning) 和語文作育(language care)都是一社會或一國族最為重要的事務。前者涉及政府語文教育政策如何釐訂的問題 (一如上面所及)；後者則關乎一語言群體所有成員對其語言(一般言即母語)所需共同承擔的培育責任。由於母語是一國族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其能否承先啟後，保持活力，全視乎這一群體的成員能否活躍地，甚至創造地使用該語言，和使用到哪一種水平。就此而言，作為社會棟樑的大學師生，對母語的作育是責無旁貸。當然，母語的肯定，並不排斥外語。外語卓越的追求除了有社會效益外，也極有利於個人心智的開拓。歌德嘗言：「不諳外語者，亦不諳一己的母語」，實極有見地。因此，我絕非教人不重視英文。英語及其他外語的掌握是愈多愈好，愈充實愈好。我只在指出，充實外語須有「義方」(大致如去年文中的OFL)，而絕不應以荒廢母語作育為代價。關於母語和外語的辯證關係，歌德又有如下箴言：「一種語言之力量，不在乎能把外來元素排拒，而在乎能吞噬之。」所謂以母語吞噬外語，其實正須在母語的平台上才可以進行。由此可見，外語的重視，與母語作育的精神不但不互相違背，反而相輔相成。這就是中大幾十年來實際上奉行的雙語政策比其他高校的英語教學優勝，和甚至比設想中旨在抗衡殖民地教育的語文策略於觀念上更勝一籌的地方。這一點，如能與錢穆和唐君毅等前輩痛陳利害，他們想亦會首肯；因為雙語或兩文三語的合理施行，正就是我們在新世代和新挑戰下，讓母語作育真正得以落實的關鍵。所以，不知是有心或是無意，中大幾十年來，其實已摸索出一條在香港中西交匯的地緣條件下最具特色、最靈活和最有效的道路。

哲學系應扮演的角色

當然，母語作育的擔子，大學裡不同科系要承擔的份量大有差別。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一些職業性的科系要承擔很大責任，但即使如此，他們仍有貢獻的空間。相比之下，所有理論性學科的責任便重許多了。在眾學科中，我認為人文科學，特別哲學應當仁不讓地為語文作育作最大承擔。因此，中大哲學系最近對《報告書諮詢稿》作正式回應時，除了就其中的問題作了幾點重要建議外(於此不贅)，還從哲學系的特殊角度，循語文規劃及語文作育兩面對當前的問題作了若干申明。我姑且臚列其中要點，以期拋磚引玉：a) 哲學是一門概念密集和理論密集的學科，涉及的抽象層次亦最深邃。師生間在雙語教學的總則下，能用最熟悉的語言講學及討論，是追求學問深度和學術優越的必要條件，也是教學相長和知識再生的不二門徑。b) 哲學是一門文化內涵豐富的學科，哲學系是中大溝通中西文化的重點單位，在這一意義下，哲學系同人肩負有將外語（不僅英語）的概念世界向國人引介、翻譯，並作反思、組織、討論，乃至批判的責任。因此，在雙語教學的總原則下，保持中文（漢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乃語言作育原則之所繫，亦是本系自創系以來的文化使命，是不可隨便更動的底線。c) 哲學系課程雖堅持以漢語教學為主，但同人們除都能以兩種甚至三種語文著述外，系方近年大力推行多種以英語為媒介的學術活動，如經常舉辦國際會議、一年兩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絡繹不絕的邀請講座系列、現象學暑期課程、及與外國大學合作進行研究項目等。總言之，哲學系同人認為本系向來已很「國際化」。但如果國際化被曲解為必須於課程上英語化，則其於文化上的深遠意義將消失怠盡，而本系乃至中大的文化教育使命亦將無法履行。

回顧與前瞻

回顧過去兩年，中大國際化問題帶出了語文政策的爭議，再牽起其他風浪。此時此刻，馬傑偉於其方塊天地裡便曾慨嘆，中大人包括校管、老師、學生、校友之間出現了頗多猜疑。我認為在英語風靡趨勢下，這些爭議是早晚會爆發的。現在把問題提出，總算在歷史的挑戰中向前走了一步。但只要認清挑戰背後的機遇，中大的前路反而會更明朗。去年爭議之初，我曾撰文諍議和在教務會中公開質詢，儼然成了一反對派，但我必須指出，去年文章的骨幹部分其實早於前年六月便已在同濟大學會議上發表，可見我後來的立場，是審理言勢，而非只為對抗。當然，以我見識之寡，力量之微，不敢莽言對事態有真正的洞見與裨益。我只希望指出，中大行之已久的語文政策其實是有理可據的，也是值得保留的。而金耀基教授及諸委員的報告書其實在精神上正相當程度地肯定了這一點。所以，報告書如經進一步修飾，只要與弘揚中國文化、溝通西東的立校宗旨無悖，和對教學自由予以尊重，我認為是可審慎地接納的。我最期望在問題盡快澄清後，中大人們能收起猜疑，重新為發展我校未來的教育早著先鞭。

原刊：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

[轉貼]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 ﹕我們對雙語政策委員會諮詢文件的初步回應

小西 — Wed, 20 Sep 2006 07:34:45 +0000

中文大學的雙語政策委員會於9月7日發出諮詢文件，就中大的教學語文問題進行諮詢，此問題對中文大學以至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有深遠影響，我們呼籲校友以及校內的教職員、學生予以重視和關注。

我們仔細閱讀諮詢文件並考慮有關背景後，作出如下初步回應，謹提出以供各方參考。

其一，中大一直以來對於教學都採取兩文三語，在具體推行上，最重要的原則是由任教的老師自行決定，我們認為這是中大可貴的傳統和難得的資產，既體現對老師的尊重，有利學術自由，也能夠促進語言的多樣化。由老師自決的原則對於教學質素，也能起到良好作用，因為一位老師採用何種語言授課，不單考慮學科的性質和內容，也會考慮學生的具體情況，以及自己以何種語言最能夠充份表達。中大自創校以來，此方法一直行之有效，但諮詢文件對於如此重要的事實，竟然視若無睹，隻字不提，我們深感遺憾，同時籲請各方注意，由「老師自決」到諮詢文件提議的「按科目性質規定授課語言」，是非常重大的改變，絕不能等閒視之。

其二，如果拿「老師自決」和「按科目性質規定授課語言」作比較，我們認為前者遠勝後者，而且前者基本上已經涵蓋後者。能夠受聘到中大任教的老師，都具備優秀的學術和語言基礎，他們決定用何種語言講授自己的科目時，怎會不顧及科目的性質和內容呢？醫學院、工學院的老師多以英語授課，華裔老師亦不例外，原理即在於此。文學院、社會科學院授課語言比較不劃一，是由於要顧及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等多種因素，大學在體制上應該為講授科目的語言提供充足自由，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機械地指定某科以某語文講授，這是劣拙的方法，不但包含不信任老師的意味，對教學質量也會產生負面影響。

其三，我們細讀整份諮詢文件，感到漂亮的門面話後面，主要目標其實是增加英語教學，相應地也就要限制漢語特別是廣東話授課。如果沒有這樣的目標，根本沒有必要改變現狀。但如果諮詢文件是以大幅增加英語教學為目標，則既可笑，亦可悲。香港並不缺乏以英語為教學語文的大學，但容許、鼓勵以中文授課，而且數十年來貫徹始終，孜孜不倦而又成績斐然的，就只有一間中文大學，難能可貴的傳統不懂得珍惜，竟然反其道而行之，追求增加英語教學，實在是自毀長城，在香港回歸後出現這樣的逆轉，更屬可笑。我們在此強調，我們絕對贊成不斷提高中大學生的英語能力，在這方面，四年制的推行將提供大好良機；但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和普遍以英語授課並無直接關係。以英語授課作為提高學生英語水平的手段，是效果有限、代價高昂的做法。

其四，我們估計中大改變教學語言政策，主要出於多招收外來學生，尤其內地生的考慮，這從大學近年的動向，尤其是「國際化」，和今年全力「搶奪」內地高考「尖子」的舉動明顯可見。我們非常贊成中大招收外來學生，但這不能，亦不必以犧牲本身的傳統來換取，當中的本末主次，必須明確。外來學生到中大就讀，可能遇上語言問題，這是世界各地留學生普遍要面對的事情，大學應該向他們提供適當輔助，但不能削足就履，犧牲教學質素，以改變自身的教學語文來適應外來生，甚至以此作為招徠。

第五，貫徹兩文三語，支持、鼓勵中文教學始終是中大最可貴的傳統，我們粗略地估計過，如果大學高層不橫加干預，繼續由老師自決，在教學語言上，兩文三語自然有合理的分佈。回顧中大創校初期，由內地南來的學者佔相當比例，他們多以普通話﹙當時稱為「國語」﹚講授；後來香港放洋學成歸來的老師數量逐漸增加，他們較多以廣東話授課；近年又新增留學後前來香港任教的內地學人，他們一般以普通話或英語教學，而中大校內的外籍老師數量一向相當穩定，他們主要以英語上課。在這樣的組合下，如果不加干預，繼續由老師自決，我們相信以英語、普通話和粵語授課的科目大體上會取得平衡，學生﹙包括外來生﹚也就有充份機會在學術上接觸不同語文。有這樣的優良傳統不好好運用和鞏固，改為硬性指定各科教學用語以增加英語授課，是愚蠢而拙劣的做法。

第六，對於中大校方這次諮詢的誠意和結果，我們感到懷疑和憂慮。中大自2005年初開始已大力推行所謂「國際化」，各系要表示是否招收外來學生，招收的話要加強英語教學，據保守估計，目前中大以英語授課的科目最少已超過六成。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諮詢，有如米已成炊之後還在問究竟以白米抑或紅米下鍋，正如較早時中大校方就成立新書院進行諮詢，虛假得令人失笑。

第七，按報告書諮詢稿所訂原則，各科以何種語言授課，其實已有定論，所謂學系可彈性處理，究竟還有多少彈性，令人懷疑；況且，學系或課程如決定招收只能用普通話或英文有效地修課的學生，則科目必須以普通話或英文授課。「有效地修課」一詞可圈可點，把廣東話授課的僅餘空間再進一步收窄，強烈暗示教學語言的選擇影響學系的發展甚至生存，形勢比人強，誰還敢拂逆上意？萬馬齊瘖，哀莫大於此！這也是中大校方近來的一貫做法，往往是言詞開明，到實行時另有一套，保証達到校方的既定目標。

第八，報告書中的語文提升計劃及其他加強語文訓練的提議，能提升中大同學的語文水平和競爭能力，我們認為應該積極考慮；際此多事之秋 – 大學學制改變、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委員會認為大學在執行各項建議時，應守循序漸進原則，並容許有一定的過渡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教學語文政策諮詢，我們很希望中大校方能心存誠意，不會重施故技，我們將密切觀察，適時作出回應，同時呼籲校友、教職員和學生密切注意事態發展。

2006年9月15日

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

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

阿藹 — Thu, 07 Sep 2006 14:07:27 +0000

收到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的諮詢文件, 大家一齊看, 一齊搞意見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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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政策委員會於去年二月底成立，由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校董代表及大學行政人員等共二十二人組成，工作是檢討，並建議中大應如何維護及優化它的雙語教育傳統，以期在全球化的新形勢下，更能增強同學的語文能力和促進大學的長遠發展。

經過二十一次會議的深入討論，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業已完成。報告書就中大雙語教育作宏觀及長遠的考慮，提出原則性、策略性及前瞻性的建議，以配合中大和香港獨特的語言環境及優勢。

報告書的諮詢期由二○○六年九月七日開始至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結束。其間，委員會與校內有關團體將安排論壇和座談會，聽取教職員、學生與校友的意見（詳情將於稍後公佈），委員會在聽取大家意見後，當對報告書諮詢稿再作檢討，並作必要的修訂。

若閣下對報告書諮詢稿有任何意見或問題，請於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或以前將意見以書面送交委員會收（電郵：bilingualism@cuhk.edu.hk，傳真：2603 7348，郵寄：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大學行政樓南座地下秘書處轉交）。

各位大學成員對委員會的工作惠予支持，並給予寶貴意見，使委員會的報告更臻完善，謹代表委員會敬表謝忱。

金耀基
雙語政策委員會主席

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

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載於以下網頁http://www.cuhk.edu.hk/bilingualism/b5/report.htm。

[轉貼]馬傑偉：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

newscutter — Mon, 14 Aug 2006 05:32:56 +0000

按：去年在中大搞得大鳴大放的反偽國際化事件，其中一項產物就是一個由金耀基領導的雙語政策委員會。根據馬傑偉這篇文章，該委員會將於本月底發表諮詢文件。馬傑偉今天的鴻文，算是為諮詢文件出台後可預想的另一次大辯論揭開序幕吧。各位，號角聲又來了。

文：馬傑偉

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兩文三語，應用於教育，看似簡單，實際上是十分「動感情」的問題，其中牽涉本土與國家認同以及全球化挑戰，在回歸快10年的香港，更是檢討殖民歷史與前瞻文化轉型不可迴避的考驗。

05年，中文大學提出國際化方案，英語教學成了激辯焦點，師生校友發起《哭中大》簽名運動，引起近年少見的語文大辯論。及後校方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由金耀基教授任主席，各學院推選老師代表參加，成員亦包括學生及校友代表，過去1年開會20次，撰寫報告書草稿的小組另開會多次，初步完成諮詢文稿，將於本月底發報讓全體師生校友討論。

我參加了委員會的工作，後期亦與張洪年、張雙慶、李行德幾位語文專家共同修改報告書草稿，深感兩文三語涉及文化問題的複雜性。在討論過程中，各成員坦誠交流，分享教學及研究心得。20多次大小會議，我從各同事的發言中深受啟發。教務行政的會議大多是付出精神花耗時間，但此項語文檢討工作罕有地有所學，有所得。

本文是我這年對大學語文政策的一些反思，純屬個人觀察，不代表委員會立場。

回顧中大的成立，有獨特的歷史背景，當年殖民地最高學府以英語授課，中文被視為次等，中大於1963年創立，申明中文是授課語言，此舉開創了高等教育新局面，亦是「中大人」引以自豪的歷史。中大強調中文，是回應當年大學教育對中文的壓抑。但翻查校史，中大一直有兩文三語的自由氣氛，操流利英語的教師以英語教學，來自五湖四海的教授使用各有鄉音的普通話，及後本地學者學成返中大任教，則多以廣東話講學授課。

我個人對中大這種獨特傳統是充滿浪漫情懷的。以廣東話夾雜英語，在課堂和生活作學術討論，並以書面中文撰寫文章。這種學術氣氛，讓青年學生與學者，由70年代到90年代，在中文大學這所出色的高等學府，上下尋索社會國家與人生終極；而文史哲以及社會科學的知識，可以由學術殿堂自由流通日常生活，並滲透社會運動的前線。我想，將來史家若要撰寫香港本土知識生產與文化發展的歷史，中文大學兩文三語的學統，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中大語文政策某程度而言，是回應殖民英語霸權的措舉。

在香港，廣東話由70到90年代能夠成為強勢的語言，是出於十分獨特的歷史條件。

香港文化與政治相對獨立於內地，現代性優於大陸，經濟上某些層面比殖民宗主英國更有活力。語文使用更為特異，當年英語雖是經濟與政治語言，卻並沒有在日常生活發揮統一與效忠的政治功能，普通話更被排斥於文化邊沿。在沒有強勢「官話」的語言環境下，廣東話在流行文化領域大放異彩，統一了其實夾雜多種方言的移民社群，並觸發強勁的文化生產與輸出，影響遍及東南亞，遠至英美電影，也偶以一兩句廣東話代表中國文化。在康奈爾大學任教的EdwardGunn最近撰寫專書《Rendering the Regional: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ny Chinese
Media》(Hawaii,2006)，其中一章就詳細分析廣東話在香港透過流行媒體達至方言霸權的地位(文中整篇引述阿寬的《小男人周記》及麥兜漫畫，香港讀者份外親切)。

然而，97之後，當年的歷史條件不再，香港面對中國化與全球化的挑戰，不得不對英語、普通話、廣東話作深刻的反思與再定位。今天我們在課堂或公開研討的場合，以英文Powerpoint，用廣東話講解，遇到國內朋友的話，把廣東話「落少少西」，變成半淡不鹹的普通話……如此這般的權宜之計，今時今日不得不調整。

回到中大的雙語政策檢討，其中一個重點討論的議題，就是在於兩文三語在新形勢之下的定位問題：1.普世性的科目如自然科學，文化差異少，且國際慣用英語，採用英語教學，有直接、準確的好處；2.涉及中國文化、社會、歷史的科目，多用中文，以普通話授課，一方面可溝通全國，亦可汲取中國文化數千年所累積的知識；3.涉及本地文化色彩及本地社會政治的科目，可多用粵語，以促進本地民智與文化的發展(具體內容以月底正式發布的報告為準)。

這項原則性的建議一方面是面對香港回歸及全球的挑戰，另一方面亦確認中大作為宏揚中國文化的知識基地，而其中看似謙和其實是頗為大膽的提議，是把粵語作為學術語言視之，給它一個不亢不卑的位置。

以下我想分別討論這三層定位所帶來的一些問題。一、中大創校以來，校友對所謂的英語霸權十分敏感。這個概念，有其利亦有其害。

其利在於對非英語世界的尊重和肯定，並有解放、抗爭的力量。而其害亦在於漠視了英語在近年的多樣性發展。在全球化浪潮下，豐厚的知識以英語作媒介累積，國際社會亦以英語主導日常操作，中大增加英語授課，而且集中於普世性強的科目，是取靈活之策，既有利接軌國際學潮，亦不壓抑本國與本地文化的承傳。有論者謂，英語化不等於國際化，不要像早年的中國愚民，以為把水龍頭安放在牆上就可以引出自來水；沒有國際思維，打開嘴巴說英語，也可能像狹獈愚民不知世事。然而，今天的英語已不單是沒有水管的水龍頭，它是通往國際人脈與英語知識庫的鑰匙。大學加強英語教學，多了不同地區的學生，活用國際語言，肯定有助大學師生面向全球化的挑戰。二、在加強英語的同時，亦應同樣重視中文。

在雙語委員會的會議上，主席金耀基教授多次強調中文知識體系深厚，也是身分及文化認同的基礎。部分委員亦深明英語霸權的論點與影響。在文、史、哲各個文化性強的範疇，大學對中國文化的保育與拓展，有着不可推卻的崇高責任。而強化中文寫作與普通話口語能力，在中國國力冒升的今天，是適切而必須。對香港學生而言，更是刻不容緩。香港的各所大學將來，將來無可避免要全國招生，此趨勢能提升香港大學質素及多元性，而不是出於簡單的市場利益考慮。

有論者謂，中大減少廣東話而增加普通話授課，是屈從「普通話霸權」、削弱本土文化、犧牲本地學生利益。我不同意。

請
把今日的香港，放回今日的形勢而作出恰當的思考與回應。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廣東話強勢，是十分特殊的歷史條件所造成。97前類近於文化自主放任的城邦
(City-state)意識，不可能在97後有效運作。我和呂大樂、Gordon Mathews合著的《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Hong Ko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Routledge, forthcoming)，主要重點亦是描繪香港由一個不知有國家認同的城市，如何學習面對一個國家。

香港人在文化、學術、經濟、政治各
層面，都應與全國的中國人作有效和直接的交流。大學作為一個文化學術交流的重要平台，涉及全國性的文化、社會、歷史科目，多以普通話授課，宏觀來說實有利在香港的學者與大學生參與中國整體文化體系的互動、交流、批判與更生。三、這份雙語檢討報告，大膽把廣東話寫入大學教育政策之中，建議有地方色彩的科目，可用粵語授課。本地學生可能認為此舉實質上是把粵語規限於整體教學語言的邊沿。我不同意。

的確，面對加強英語及普通話教學的轉變，廣東話作為方言，不可能再如97前那個特殊歷史階段，穩坐語言霸權的位置而自絕於全國以普通話為主的語言環境。然而，正因為委員會內幾位語言專家是站在香港一國兩制有利的批判距離之內，他們能較清晰地定位方言的價值。我對李行德、張雙慶、張洪年3位教授是由衷佩服的。李行德教授更清晰指出，大學完全不用方言，是方言式微的因素。報告中，他們亦指出「普通話不等於官話，官話也是一種方言」。而粵語作為南中國一個主要地方語言，蘊含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與香港本土生活息息相關。中大有勇氣在政策文件中，肯定粵語的學術與文化價值，並予以適當定位，保存了中大多年以來重視本土的傳統，在有本土色彩的領域，讓本地學者與學生，自由以粵語貫通學術、社會與生活，此原則若發展得宜，將有利於中國文化的多元化與創造性，亦有助香港創意文化的發展，更將會是中文大學一大特色與專長。

諮詢報告發表在即，謹在此祈願中大師生校友以及關心大學教育的朋友，開心見誠，各抒己見，為中大語文政策開拓適切時代的新局面。

馬傑偉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參考書目

1. Edward Gunn (2006 ) Rendering the Regional : Local lan - gua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 Gordon Mathews , Eric Kit-wai Ma , Tai-Lok Lui (forth - coming )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 Hong Ko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 .
London : Routledge

原刊：《明報》2006-08-14

舊文總滙﹕

中大教學語言大論爭

Say NO to United Nations' abolish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 2008

Frostig — Thu, 06 Apr 2006 15:30:21 +0000

It has been a piece of horrible news, at least for me and many others who care about our genuine Chinese cultures.

From the pet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fails to incorporate meaning into its characters. Many words of same phonetic sounds are replaced by a single character that possesses the same sound but lacks in meaning. The major downfall of Simplified Chinese is that it lacks meaning. Currently, historical texts a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imply because one can read and understand based on the author’s choice of words) however, if Traditional Chinese is to be replaced by Simplified Chinese, one would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se texts/writings because words have lost their meanings, they simply represent a way of pronouncing the texts. As time progresses, this would result in the los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UN's action to "unif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recognize ONLY Simplified Chinese will have devastating impact upon the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history. Internation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would be forgotten and neglected, it would only be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raditional Chinese becomes the next “Latin”. (the dead language) Along with this lost of language, would be a culture and histories lost forever.

Although Simplified Chinese is an easier way to learn Chinese, but it should not be the only form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It should be a convenience, not a absolute. By allowing it to become the “official” wri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would be in regression.'

Some responses: '不想讓未來的中華孩子連傳統書法之美都無法感受。繁體字才是正統。' '繁體字是一種文化的象徵，當然不能刪掉！' '繁體中文很美, 聯合國你不去了解一種文字的重要性, 憑什麼移除它的位置. 繁體中文可以分成六書, 以下由　"http://cccmkc.edu.hk/~kei-pyh/index.htm"　節錄：「古人將漢字的構造規律歸結為六種條例，稱為「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沒有人有權利可以決定廢除終止別人的文化。'

Please help by signing it, even if it may not change the mind of some butt-kissers of PRC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of politics. PLEASE, before it's too late, fight for our own rights! Sign, or sigh!

http://www.gopetition.com/region/237/8314.html

Sign before it is too late or sigh after our own languages and our precious Chinese culture is totally dead. Simplified Chinese is not Chinese. (Just like Mandarin / Putonghua is not a synonym of Chinese, I will fight with my life to stop Cantonese from being marginalised.)

汤志祥: 论二十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

Frostig — Wed, 16 Nov 2005 08:19:53 +0000

0．导言

0.1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是在经济、科技、生活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而且

在思想、文化、观念上也同时出现了巨大变革。那场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开放“ 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引发了意识形态和语言生活从量到质的跳跃性变化。

0.2 语言是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的宏观变迁和微观步伐的。作为人类社会所有信息的表达

和传承者，语言四大要素中一直处于动态状况的词汇和语义最能折射出一个社会及其文明程度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滴成果。从这一点说，研究语言状况，尤其是它的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的变化，就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它的历史进程；而探求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也必须考察其语言生活。毫无疑问，我们从词语和语义的的“代沟”中可以找寻到的时代发展的印记以及文化变迁的轨迹。

0.3 粤语对汉语及汉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明显的影响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一大特点。

作为中国七大方言（一说是十大方言[1]）中的一员，粤语，尤其是粤语词语[2]，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能够被全国人民所熟悉，被各地传媒所钟爱，被权威辞书所采用。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随着粤语“北上”⑴ 的强劲势头，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社会氛围也悄悄地在改变着这个时代的氛围。

1．本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 (1) —— 外延和规模

1.1 在汉语和汉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北方方言和华夏文化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打从有

文字（甲骨）记载的殷商开始，贯穿着中华民族共同语和中华文化形成过程的整个发展路向，无论是从语言的“雅言”（商周）—— “凡语”、“通语”（两汉）——“官话”（明清）——“国语”（民国）到“普通话” ，还是从文学的《诗经》（周春秋）——《史记》（西汉）——“诗”、“变文”（唐）——“词”、“话本”（宋）——“杂剧”（金元）——到“小说”、“戏曲” ，（明清），亦或是从儒学道统的“孔子”、“孟子”及其诸子百家（先秦）到程朱理学（宋），都是以建都北方的各主要朝代的京畿语言、道德伦理和社会风俗为代表的。北方话一直是汉语的基础方言；中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滥觞和圭臬；儒家哲学一直是国人的思想典范和行为准则。即使到了宋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逐渐超过了黄河流域，但传承了几千年的“大一统”的局面和以北方文化为主线的格局，并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在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江浙财团的崛起、外国租界的出现和海派文化的兴盛，曾经使得南方吴楚文化或者说是代表新兴资本主义的城市文化引领风骚于一时。二三十年代相当发达的的沪上电影、广播、报刊、小说以及吴越戏曲、市民说唱等都显示出当时的国语具有明显的南方口音和方言语句的特点，另外，国语中还吸收了一些上海话的词语[3] 也给那个时代民族共同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但相比较而言，那个时代吴语、江淮官话和吴越文化对整个民族的所产生的影响，不论是在深度、广度上还是在外延和内涵上都不无法与当代粤语对整个汉语、汉文化的辐射面和渗透力相比拟。

1.2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二十年“改革开放”，对当今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

会大变革。由于当时的四个试验场——“经济特区”都建在广东和福建，而广州、深圳又为其翘首。天时、地利使得得风气之先而又具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的珠江三角洲，一下子由昔日相对比较落后的南方边陲摇身一变而为思想最开放，行动最迅速，经济最活跃，成果最显著的开放前沿。改革开放的大潮由南而北扑面而来。先富起来的百粤大地使得“南风窗”吹来的炽热之风卷起了全国性的改革浪潮。而随之而来的是：粤语竟然一时间扶摇直上，成为炙手可热的语言。自八十年代初一出反映特区风貌的现代剧带出了“炒鱿鱼”一语，一出《霍元甲》电视剧唱红了一支粤语主题歌。自此一大批粤港词语就像旋风一样席卷中华大地。一夜之间“先生”、“小姐”代替了“同志”和“师傅” ；“巴士”、“的士”也取代了“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 ；“结账”一词不知何时已经让位给“埋单” ；“大哥大” 、“拷机” 日益成为身份的象征；“按揭” 、“物业”等词不断出现在报刊和广告的标题；“扮靓”、“搞掂”也逐渐为人们所乐用；“劲歌”、“金曲”则天天萦绕耳边，挥之不去；“吃生猛海鲜” 、“唱卡拉OK” 俨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总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粤语（主要是以港澳词语为代表的粤语词语，以下称之为粤港词语）从来没有这样堂而皇之地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四大天王”和他们的情歌，港产电视剧也前所未有地成为成千上万“追星族”、“追戏族”所至爱；粤风、粤俗更是史无前例地走俏于大江南北。然而从深层一点去考察说，粤语、粤文化的“北上”却还反映出一种新的生活形态、生活观念和社会文化正在神州大地上孕育和传播。

1.3 在过往二十年里，到底有多少粤港词语在汉语普通话中流传呢？中国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的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教授说，有六七百个⑵之多（包括一小部分台湾词语）。而另一位社会语言学家陈建民教授的统计的结果是：进入汉语普通话的香港词语有600个（其中香港汉语词547个，香港粤语词53个）⑶。光从这两位知名学者的统计的数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今天粤语（粤港词语）给普通话造成的影响，就其数量和规模来说，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和国内的任何地方方言。其情况完全空前的。

根据笔者对七十年代末以来普通话吸收港台词语（其中主要是香港粤语词语，下同）分层次、分类性、分阶段的统计研究，如果就其在国内报刊书籍使用层面，即书面引用所使用的层次看，国内社会书面语已经使用过或者使用着的港台词语的数量已达到687个[4]。而再就其内部性质和类型，可分为下列四类：

1、“新用词语”（汉语原来并没有的词语）：比如：大哥大、电子表、豪宅、洁具、薯条、麦香鸡、投保、竞饮、会所、连锁店、包二奶等。

2、“同义词语”（与普通话有相同或相近语义的词语。）：比如：“置业 — 购房” 、“写字楼 — 办公楼” 、“随身听 — 袖珍放音机” 、“电脑 — 电子计算机” 、“警署 — 派出所” 、“品牌 — 牌子” 、“楼花 — 期房” 、 “品质 — 质量” 等。

3、“旧词语”（重新恢复使用的词语）:比如：公务员、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股市、股东、股票、证券、交易所、买办、经理、老板等。

4、“变义词语”（增义、增变性或变色词语）：比如：推出：（新义）开始提供、供应；品质：（新义）物品的质量；强暴：（新词性）动词；写真（新词性）名词等。

以上四种词语各自所有的数量和所占比例分别是⑷：

在国内报刊中所使用港台词语的数量和比例

类别

类型

数量

比例

第一类

原来并没有的词语

483

70.3 %

第二类

有相同或相近语义的词语

131

19.1 %

第三类

重新恢复使用的词语

5.1 %

第四类

增义、增变性或变色词语

5.5 %

总计

687

100.0 %

相比较而言，四类词语的相对比例大致为7 ：2 ：0.5 ：0.5 , 也就是14 ：4 ：1 ：1。换句话说，四类词语中，以第一类的“新用词语” 为数最多，大约占有七成。而第二类的词语占了约两成。这两类词语相加，占了百分之九十的比例。这充分说明：“引进”是的主流类别。

而在高一等层面 —— 权威辞书选用层次，已经被《现代汉语词典》补订本和修订本⑸ 分别收录的港台词语总数已经达到 141 个。这些词条的四种内部分类各自的数量和比例为：

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的港台词语的数量和比例

类别

类型

数量

比例

第一类

原来并没有的词语[5]

53.2 %

第二类

有相同或相近语义的词语[6]

22.0 %

第三类

重新恢复使用的词语[7]

14.9 %

第四类

增义、增变性或变色词语[8]

9.9 %

总计

141

100.0 %

四类相比较，其相对比例大致为5 ：2 ：1.5 ：1 。换句话说，也是以第一类的“新用词语”为数最多，占有一半强。而第二类的词语也占了两成以上。这两类词语相加起来，占了总数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这充分说明：权威汉语词典也认可了“引进”的新用粤港词语。

以上两个层面的记录和统计说明：在过往的二十年里，粤港词语可以说是“大举进入”汉语普通话。其数量和规模都是以前的任何时期，任何方言所不能比拟的。

2．本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 (2) —— 内涵和范畴

词语及其语义是人们把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通过判断和推力，形成概念，再凝聚在语言上的主观性载体。一般来说，新词语、新词义代表新概念，新词语、新词义的产生说明新事物诞生；而旧词语、旧词义反映旧事物；旧词语复活或者旧词义翻新可以看作旧事物延续或发展；如果新旧词语混用，则至少说明新旧观念、新旧事物正在交锋、交融和交织。

2.1 如果是从义类及其类型分去考察粤港词语，我们又就能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汉语如

何透过引用粤港词语去反映过往二十年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

自七十年代开始，国家已经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因而由经济改革而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十分巨大和明显的。我们可以从以下金融、经济方面方面粤港词语的使用清晰地看到这些变化的情况。

在九十年代初伴随着经济发展，国家需要开发新的资本市场，因此消失了近四十多年的证券市场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重新出现。自此一大批有关股市的粤港词语籍此进入汉语。比如：上市、大市、大盘、牛市、熊市、高企、低企、企稳、坚挺、疲软、高水、低水、扯高、见顶、追高、杀跌、洗筹、抢盘、减仓、斩仓、增磅、减磅、放盘、洗盘等；

房地产的重新活跃曾是内地经济发展的一大热点。由于新形势下的房地产业引进了新的操作机制，由此也带来的一些粤港词语，如：买楼、供楼、物业、豪宅、楼市、楼宇、楼盘、楼花、楼龄、置业、按揭、业主、房主、屋主、首期、投标、招标、中标、竞投、竞标、拍卖、写字楼、商住楼、缩水楼、烂尾楼、地产商、发展商等；

发展经济首要的关键点之一是要大力拓展交通。有关交通运输的粤港词语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比如：巴士、的士、大巴、小巴、冷巴、房车、跑车、货柜、咪表、车位、拒载、供车、私家车、货柜车、泥头车、直通车、双层巴、专线巴、手动波、自动波、左车太车、飞翔船、穿梭巴士等；

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们收入的增加，使得国内人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下面有关电器和多方面粤港的生活用语用词中看出每一步细微的进步。

现在已经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用电器和新式家具的名词反映出来新时期生活现代化的家居生活。比如：洁具、厨具、电脑、大哥大、电子表、电子琴、微波炉、油烟机、吸尘器、抽湿机、传真机、洗衣机、call机、CD、CD机、VCD、VCD机、DVD、HI – FI、冷柜、酒柜、组合柜、免提电话、录音电话、卫星电视、私家泳池等；

还有一大批词语描绘出当今人们的全新生活内容的，这些以前想象不出的物品名称真切地反映出八十年代后国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大大提高了。比如：护肤品、防晒油、防皱霜、洁面乳、面霜、早霜、晚霜、黑头、面膜、T恤、三围、牛仔裤、套装、迷你裙、沙滩装、雪碧、芬达、可乐、七喜、奶昔、薯条、烧烤、快餐、美年达、好立克、生力啤、克力架、曲奇饼、麦香鸡、比萨饼、巨无霸、快餐店、自助餐、BBQ等；

追求休闲式的生活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事物。人们在辛苦工作之余，开始懂得享受人生。我们可以透过下列词语亲身感觉到那种变化。比如：宠物、跑马、跑狗、选美、入围三甲、司仪、投保、竞饮、竞猜、保龄球、桑那浴、度假村、碰碰车、过山车、的士高（迪士科）、卡拉OK、四大天王、贺岁片、嘉年华会等。

从以上的数例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词语的变化，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演进。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二十年的生活，它的内容、方式、质量和氛围和前三十年相比，那简直是强烈的对比！

3. 本世纪末粤语影响汉语的多重意义

今天探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语的“北上”的突出社会现象能够带给我们几方面的思考和启迪。

3.1 先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汉语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千百年来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

在汉语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北方话影响南方诸方言。四十年代末以来所有的北方方言词语，只要是普通话使用的，都能同步进入各地方言。从来没有哪一个方言够资格和普通话平起平坐，一论高低。在广东，虽然粤方言（普遍被称之为“白话” ，即“广东普通话” ，通行于经济最发达的省港澳地区）一贯占有“龙头大哥”的地位（对潮语、客语及其他土语而言），但对于普通话来说，它充其量是粤地“方言”，甚至连写成书面语见诸于报刊的资格也没有。粤语词典也仅仅是方言土语词典，绝大多数词语不为《现代汉语词典》所收[9]。而今天粤语能一时“崛起”，给普通话注入了大量词语，这在中国语言史上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强势南方方言对民族共同语产生明显“逆向” 作用的新趋势。它似乎向世人宣示：汉语一贯“大一统”和“一向化”的语言发展走势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第二，粤语词语大举“北上”进入普通话，所带去的是经济、生活、文化类词语，这又跟以往“南下”的词语多是各个时期的政治词语有着相当大的范畴方面的不同。它一方面说明，这二十来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生活和文化正发生着巨大的历史转变，社会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转型；另一方面这些词语的急剧增加，又充分显示一个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成熟性。过去偏重于政治词语的片面性得到了历史性的调整。

3.2 语言和社会是密切相关，彼此共生、共存、共荣、共变的。作为汉语的七大方言一

的粤语能够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汉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充分说明了存在或者起源于华南的某些社会变革，它所营造的新的社会形态、所引发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格局正在逐步地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这种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可能远比语言学层面上单纯的粤语对汉语的影响来的更为深远和深刻。

这二十年以来汉语透过引进大量经济、金融、管理、生活、文化等多方面的粤语词语既提高了自己的表现力，也同时拉平了“两岸三地”在社会形态方面的差异。以前语言方面“共同话语”不多，既显示出彼此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表达形式等各方面的不同，也表明了各自社会结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态的差别。今天上述一些词语能通行在汉语文化圈内，大家的“共同话题”已经大为增加，沟通也变得更为方便。这可以说明原本不同地域，不同水平的社会形态正渐渐地走向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同化。

其次，从汉文化的发展角度去看，一个多元、多中心、多向化的南北交流，东西交锋的时代正在来临。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古文化的诞生从来都是多元的，我们从北京人头骨到马霸人陶瓷、从殷商甲骨到马王堆文物，从河姆渡遗址到仰韶墓葬，远古至今各地各处的文化终于汇成了今天博大精深的泱泱中华文明。所以现在这种各地语言、文化的兴旺发达，多向交流和相互交融对整个民族的兴旺，或者说是振兴，是一个大好预兆。

再次，这二十年来进入汉语普通话的大量粤语词语还带来了一种不同于原来主体文化（或者叫做传统文化）的或许可以叫做“次文化”的“经济文化” 、“休闲文化”和“民生文化” 。这些文化的兴起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从以前的严谨、保守、怀旧、执著变得轻松了、活跃了，前卫了和宽容了，从而也越来越发显得开朗、乐观、豁达和丰富了。

4. 余论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语词语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期已经过去[10]。这些词语能否在汉语

中最终地被吸收，能吸收多少，能使用多久，都还有待于观察。它完全取决于汉语文化和中国社会对其中每一个词语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语言筛选和文化认同。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有事物一样，它们都将经受整个社会和长期实践的检验。

[1] 十大方言：指在传统划分的北方、吴、湘、赣、客、闽、粤七大方言外再加上晋语、徽语和平话。

[2] 本文的粤语词语主要指通行于穗港澳三地的词语。其中很大一部分原来通行于香港地区。下文称之为

“粤港词语”。

[3] 如：名堂、把戏、瘪三、垃圾、蹩脚、尴尬、货色、龌龊、识相、搭界、晓得、亭子间、触霉头等。

[4] 极少量为台湾词语，绝大多数是香港词语。

[5] 比如：炒鱿鱼、打工、牛仔裤、肉感、货柜、警讯、投诉、代沟、评估、热点、休闲、性感等

[6] 比如：巴士 — 公共汽车，芳龄 — 年龄、国立 — 国营、抢手 — 射击手、嘉宾 — 贵客等。

[7] 比如：业主、炮制、公立、国父、饭局、金奖等。

[8] 比如：变态：（新义）指人的心理、心理的不正常状态（跟“常态”相对）；监制：监制摄影（影片、

电视片）等。

[9] 旧版《现代汉语词典》只收有“乜”、“靓”等几个粤语词，并注明是<方>，即方言。

[10] 汉语引进港台词语的整个走势是一个破浪形的图形。从1981年到1993年的13年间，前后共有四次波峰。它们分别是1984年，1986年，1988年 – 89年和1992年。最高峰年度是1988年至1989年的两年；第二高峰是1992年。自1984年起，每两年前起一个高峰。而88 – 89年是持续的高峰。具体材料引自 “普通话吸收香港、台湾词语的时段、层次、类型及其数量的统计分析”。详见参考篇目（4）。

参考篇目：

⑴ 詹伯慧：“普通话‘南下’和粤方言‘北上’”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93年3月

第39期。

⑵ 陈章太：“普通话词语的规范问题” 《中国语文》1996年第三期。

⑶ 陈建民：“普通话对香港词语的取舍问题”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94年3月第43

期。

⑷ 汤志祥：“普通话吸收香港、台湾词语的时段、层次、类型及其数量的统计分析” 一

九九九年六月第六届双语双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尚未发表。

⑸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撰室编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补编本）1986年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996年，商务印书馆，

论文提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引发了文化形态和语言生活的巨变。这种变迁的表象之一是：一大批粤语词语进入了普通话的词汇系统，其数量和范围都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

粤语词语和他所反映的新型岭南文化能够如此明显地影响汉语和中华文化，既显示了汉语“一向化”的发展趋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价值观出现了某些历史性的调整，更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社会形态的逐步变迁。

关键词：

粤语词语语言变异文化变迁社会语言学

(Completely copied from 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tangzhixiang/tang03.htm)

中大劉校長又發功收左外地生280個

newscutter — Sun, 18 Sep 2005 04:28:06 +0000

透過校友電子郵件網絡，近日又收到中大校方的「新聞」，就是向校友報告招收海外生的成果，是為偽國際化的公關策略。全文如下：

新學年開始了

各位同事，各位校友和中大友好

新的學年已經開始，我出任中大校長亦已經有十四個月。在過去的一年多，我的主要工作是建構一個多元的本科生組合，盡量汲納海內外的優秀學子入讀，並為他們創造更多機會以擴闊國際視野。我很高興向大家匯報自 2004 年 7 月以來這幾方面的工作成果。

更多元化的本科生組合

我們去年加緊從世界各地招收新生，也第一次參加了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劃。我們的努力取得很好的成績。

新一屆的同學大部分仍然是土生土長的預科畢業生，但有近二百八十名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人生經驗各異的非本地生。他們有些來自美國、意大利和澳洲，也有來
自韓國、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亞，更有來自南非和秘魯。中大校園裡同時出現錄取自五大洲的本科新生，今年尚屬首次。而今年我們從內地招收的新生 ,
來自十七個不同省市 : 北有遼寧，南有海南，東有山東，西有四川。比去年的十個省市 ,
又跨進了一步。這些非本地學生令我們的本科生組合更豐富、更多元，使我們的校園更多姿彩，更有活力。

高質素的新生

本地生也好，非本地生也好，到中大來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都是最好的學生。今年我們透過優先錄取計劃汲納了 178
名中六尖子，人數為本地大學之冠。其中 14 名在中學會考更取得 9A 或 10A 的成績。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簡稱聯招
)錄取的新生之中，差不多全部 (98.4%)
都以中文大學的課程為第一選擇，這比例也是所有院校之中最高的。而全港聯招成績最好的首一千名申請人中，超過一半 ( 合共 517 人 )
來了中大就讀。

從內地來的新生，很多是原居省市的精英學生。根據部分省市所提供的學生排名資料，已知中大錄取的新生當中，有 30 名屬全省最高分數的 500
名考生之內， 15 名屬 100 名之內， 6 名屬 50
名之內，而其中一名來自福建的，更是全省文科考生的第二名，比第一名的總積分只相差一分。

不管學生來自何地，只要是優秀的人才，我們都歡迎他們入讀中大，而為了確保沒有學生會因經濟條件不足而放棄前來就讀 , 我們正積極籌募更多私人捐款 , 為他們設立更多的獎學金。

培養國際視野

這些聰慧的年輕人毫無疑問會在這裡互相學習，互相啟發。我們的責任，是確保所有學生都得到全面的教育，並有足夠的機會去開闊眼界，豐富學習經驗。

為此，我們努力開拓學生交換計劃，設立更多獎學金，供中大生往外地交流。未來一年，我們會接待 613 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生，數目比去年增加了整整
30% 。而我們接待更多到中大來的交換生，即表示有更多的中大生正在外地吸收寶貴的經驗。學生交流獎學金亦從 2004 年的 92 個，增至
2005 年的 134 個。

除此之外，我們亦致力物色最傑出的人士來校，或是當中大學生的老師和學長，或是主持演講和研討活動。在過去的十四個月裡，我們延聘了多位來自劍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和哈佛等著名學府的卓越學者，也展開了一個由新鴻基地產贊助、由諾貝爾獎得獎人主講的傑出講座系列，有多達十位的諾貝爾獎得主應邀來校。自下
個月起，我們會推出一個新的講座系列，主講者都是各國外交家或駐港領事。

這些傑出的學者、研究人員、政治家、社會和工商界領袖，不斷為中大學生介紹科學和技術、藝術和文學、商業和政治的新知。他們把天下事帶來中大，我們則鼓勵中大生去體驗天下事。

同心同德

我們一直致力培養雙語及雙文化的人才，要求學生既精通中文與中國文化，亦具備國際知識、視野及才能。我們希望中大的畢業生不論在香港、紐約或者上海工作都
能應付裕如。校方正在構思一連串計劃，進一步提高教研質素，鞏固中大作為中國研究的國際中心的地位，並在其他強項建立更大的優勢。關於這些計劃的制定和執
行，我會廣泛諮詢。讓我們同心同德，一起去實現中大的重要使命，也就是我們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說的「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

祝大家今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再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中秋！

校長
劉遵義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七日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Academic Year

Dear colleagues, alumni, and friends of the University:

A new academic year has begun, and I am in my 14 th month as
Vice-Chancellor of our University. Over the last year or so, one of my
major tasks has been to broaden the mix of our undergraduate student
body, to recruit top students both locally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s to acquir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 am pleased to report some of the progress achieved in
these areas since July 2004.

A More Diversified Student Body

Last year, we greatly increased our efforts to recruit non-local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 also participa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National Unified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on the mainland. Such efforts have yielded quite satisfactory
results.

While the majority of our new students are still from Hong Kong, this
year we have a significant contingent — some 280 non-local students —
hailing from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ith very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Some have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aly, and
Australia; others from South Korea, India, Indonesia, and Malaysia; yet
others from South Africa and Peru.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have had
representation in our freshman class from all five continents. New
students from the mainland come from 17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up from the 10 of last year. They now come from as far
as Liaoning in the north to Hainan in the south, from Shandong in the
east to Sichuan in the west. These non-local students contribute to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our undergraduate student body, making our
campus a most exciting and vibrant place.

The High Calibre of Our New Students

We are gratified to note that our new students, local or non-local, are
the cream of the cream. Only the best have made their way here. We have
attracted a total of 178 top Secondary-6 students through the Early
Admissions Scheme, the largest number among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this year. Some 14 of them achieved 9As or 10As in the Hong Kong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Nearly all (98.4 per cent) of the
new students admitted through The 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
System (JUPAS) have selected CUHK as their first choice, again, the
highest in Hong Kong. And of the top 1,000 JUPAS applicants, more than
50%, or 517 to be exact, have come to our University, the same number
as last year. The other seven institutions share the rest.

Among those recruited from the mainland, many are top scorers in the
National Unified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We learn from provinces
that supply information on the ranks of candidates that 30 of those
admitted to CUHK are among their top 500 candidates, 15 of them among
their top 100, 6 of them among their top 50, and one of them, from
Fujian, ranks second among arts students from the entire province.

To make sure that opportunities to study here are open to all
outstanding students, that worthy students not be prevented from coming
here for the lack of financial resources, we have put a great deal of
efforts into raising more private donations in order to set up more
scholarship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These intelligent young men and women will no doubt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inspire one another. We on our part will make sure that all
CUHK students receive a holistic education, and be given ample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ir horizons and enrich their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This we do by forging more exchange agreements with overseas partner
institutions and raising more scholarships enabling our students to go
abroad for exchange. In the coming year, we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a
total of 613 students from our exchange partn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some 30% more than last year. And for every incoming exchange student
we have, there is an outgoing CUHK student gaining valuable exposure
elsewhere.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cholarships has also bee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92 in 2004 to 134 in 2005.

On top of this, we have striven to bring to this campu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individuals: some to be the teachers and mentors of our
students, and others to give occasional public lectures and seminars.
Over the past 14 months, we have recruited pre-eminent scholars from
such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as Ox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We have inaugurated a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by Nobel Laureates, with the sponsorship
of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bringing no fewer than 10 Nobel Prize
winners to our University to present public lectures. Starting next
month, there will be a new lecture series featuring diplomats and
Consuls-General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ll these world-class scholars, researchers, statesmen, and leaders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will introduce our students to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the wor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
and literature, business and politics. We bring the world to our
University; we help our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world.

Calling for Concerted Efforts

These are only part of our continuing efforts to nurture talent so that
they are truly b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 are well-versed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equipped with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other. We want to provide our
students with an educational experience such that when they graduate,
they will be equally at home working in Hong Kong, New York or
Shanghai. There are also plans in the making to further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our University, to consolidate our
position as a world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to develop our
existing strengths in other strategic areas. I shall consult widely in
their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ogether we shall work towards
achieving the University's important mission, which, to quote our
founding Vice-Chancellor Dr. Choh-Ming Li, is to "combin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to bring together China and the West".

I wish you all a very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and a most successful year ahead.

Lawrence J. Lau
Vice-Chancellor

17 September 2005

不應將普通話邊緣化

閱報人 — Mon, 20 Jun 2005 01:22:57 +0000

《基本法》規定中文是香港的法定語言，但是在香港語言生態之中，被列為聯合國官方語言的中文普通話，實際上被嚴重地邊緣化了。早兩年，有位議員在立法會倡議推廣普通話，議員們有一天也曾經用普通話笑談了一陣；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也曾風風火火搞過推廣普通話大聯盟。但是，一切都流於形式。因此，回歸八年來，在官方重大場合，普通話依然被泠落。普通話不普通的結果，是社會詬病多時的差劣的中文寫作水平依然故我。

三語實際只重兩語

雖然香港特區的語言政策是「兩文三語」，但實際上社會重視的只是「兩文兩語」，被排在第三位的「第三語言」普通話形同虛設。在不少重大場合，特區高官為了彰顯香港的語言個性，有時輪換使用粵語與英語進行雙語發言；立法會的議事堂，除了上述那個特殊日子外，亦只存在粵英雙語空間。其實，上述場合的雙語發言只具象徵作用，因為不少會議場合均提供同步翻譯設備，發言者只需使用一種語言，在座聽眾卻可各取所需。

在多姿多采的當代社會，語言功能的確不僅止於思想交流，它同時是一種色彩強烈的政治符號，通俗而言，是一種政治姿態。以中國外交部為例，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該部宣布每周新聞發布會只使用漢語 (普通話)作為工作語言，不再配備英語翻譯。外交部遍地都是外語人才，但是卻偏偏限定只用漢語回答，這是典型的外交姿態。當年歐盟舉行外長會議，德國外長菲舍爾英語極為流利，卻偏偏用德語發言。法國政府對法語的保護與對英語的排斥，更是有極端之嫌。聯合國論壇更是如此。在這種政治背景下，有特殊身份的港人在重大場合選擇粵英雙語發言而省掉法定的普通話，將「三語」簡化為「兩語」，客觀上加深了普通話邊緣化的危機。

《基本法》有兩處條文提到語文問題。第一處是總則第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這部香港的「小憲法」有意將中文的地位排在英文前面。第二處是第一百三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語文，即語言與文字的合稱；中文，即是規範漢字與規範漢語的簡稱。規範漢語就是普通話。《基本法》既然沒有特別註明條文中的中文口語是粵語，那指稱的自然就是普通話。

方言誤作中文語言

特區政府網頁稱「中文和英文同屬香港的法定語文。政府機關、法律界、專業人士和商界均廣泛使用英文。香港不乏受過良好教育且精通雙語甚或三語 (即英語、粵語和普通話) 的專才」。在這段文章中，作為法定語言的普通話，被置於方言後面。這是香港長期以來的語言生態，也是回歸八年來，「國語」依然被繼續邊緣化的尷尬地位。因此，教育界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爭論教育語言時，往往只在方言與英語之間徘徊，而將普通話完全置於一邊。

方言不同於少數民族語言。方言只有音沒有字，將普通話由中文分離出來而代入方言，於是香港的語文出現了毛病，在香港，「中文」成為漢字與方言的混合稱謂。難怪從小接受方言教學的人士，較難寫出一篇合乎語文邏輯的文章。因此，母語教學口號的實際效用，僅在於強調香港語言文化與內地的距離。記得回歸前立法局有位「民主派」議員，提出將普通話與外語一般對待，只建議考慮在學校開設普通話課程，而不作教學語言之想。這種政治考慮，導致學校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中文不合格的學生，亦導致傳媒中文水平每下愈況。

排斥普通話者勝利的代價，是令學生們的語文水平難以脫胎換骨。「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不須提高，似已成為一種共識。今年六月，內地一批小學校長訪港後認為，香港小學畢業生的中文程度只及內地二年級小學生；香港小學課程綱要規定小學生要在小學六年內認識二千六百個漢字，內地則要求七歲半的兒童，在入小學一年內懂得閱讀和寫文章，上海市更要求三年級認識二千五百至三千三百個漢字。」這是發表於「人民網」的一篇文章，作者看來是由北方南來，故而「局外者明」地為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感到奇怪。但是，這位作者只知課程設計有問題，尚不知香港學生中文水平的最大障礙在於教學語言的選擇。所以，中文水平低下能僅怪學生嗎？

重視蘇浙小學經驗

如果了解內地小孩漢語基礎的人，就不會輕易用內地有三億人學英語來排斥中文的重要性。內地學生是在堅實的母語基礎上學習外語的。正如北京重點大學的學生拚命學外語一樣，那些學生絕對是中文水平一流的天子驕子。他們的語言國際化是建立在扎實的民族化基礎之上。

原蘇浙小學校長孫方中女士，是香港教育界名人，她雖是香港教育界資深的「局中者」，當年卻負責任地排斥政治偏見，在殖民時代就堅持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數十年風雨不改。年紀稍長的人都知道，蘇浙小學是當年出名的優質私校，學費不菲。蘇浙培養出來的眾多學生，依然是講着道地粵語的香港人，唯一不同的是，在有需要的場合，他們會突然冒出一口漂亮的普通話。這些「蘇浙」人，不會將普通話視為內地的「土話」，他們會自豪地解釋，我們小學念蘇浙，用普通話教學。孫校長當年做過一項研究，結論是用普通話教學，行文流暢程度比方言教學高了百分之二十。可惜，這麼好的教學榜樣當局卻忽視了，任由教學語言之爭惡性地循環下去，害了學生也苦了一大班語文基準試不及格的老師。

二零零二年，時任教育統籌局長的羅范椒芬在立法會說過：「我衷心希望香港市民把握學習和練習普通話的機會，也希望立法會的議員多用普通話發言，以身作則推廣普通話，我也非常欣賞譚耀宗議員提倡『敢說』文化，這對推廣普通話絕對有幫助。」「敢說」必須突破的心理障礙，不僅有說不好獻醜的怕羞心態，在後殖民氛圍下，說穿了，還有語言奴性心態。羅太對普通話的熱情是真誠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港大校園，曾經興起學習普通話熱潮。今日特區要人們如果能以這種熱誠，經常藉重大場合發表普通話演說，那宣揚普通話的效應肯定大過高校每年一度的校際普通話比賽。

可嚴

大公報
2005-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