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 國家的身體

樂生快活，在無病人城市

李智良 — Fri, 13 Apr 2007 07:36:55 +0000

近來的心神都放在這個：「樂生在地」

它畢竟也只是一片網頁，「滑鼠搞運動」，不論陳義多高，它的對象還是黏坐在電腦屏前面的社會精英和新貧友。而且線上的資料、評論、音像材料與資源何其繁多，想手揀一個易於理解的集子，結果它滾存成一個擁腫的、難以理喻的存庫。「有一小撮人頑固阻障公共發展」的語法，愈想打破它就倒過來愈鞏固了它作為討論前提的認受性。而我們表達對遠方友鄰的關注、對國家機器殘害人體抹殺生活的義憤，也僅只能簽個名、拍個照來表達。既不是地理距離的阻隔使然—— 往台北的航程比本人轉車出中環皇后天星還要短—— 而且好别扭似的。

4月7日、8日和即將的14日有朋友到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設置「街站」；4月10日、13日、16日有朋友分别到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科技大學舉辦記錄片放映會；4月5日和即將的15日有朋友在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舉辦音樂會。

「聲援」是一種很奇特的事情，聲援的確切「對象」(樂生園的阿公阿婆和支持他們的學生)不在面前，甚至退一步，連他們抗議、他們反對的對象(台灣行政院和捷運局等機構和政客)也没有一個代表在此處，而面前的人亦完全不知道這班稱呼自己做「一羣香港市民」到底在聲援甚麼人、這班人又為甚麼要聲援那班好遠的人。訴諸同情不易、但不難：噢！他們很慘啊、被歧視啊、強制絕育和墮胎啊、連户藉也沒有啊、手脚都因為醫療不當給截去啊、現在還要給關進新的醫院大樓啊…… 但是，他們_何以_拒絕這種命運、何以要用行動的方法站出來，在社會大眾面前，冀望把自身的經歷宣講開去，並抵抗清拆、致力立法、向國際社會陳述、追究本國政府、政客？在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和皇后碼頭這種開放而人流急湍的一個時空裡，如果有一枝咪、幾塊看板和一條橫額，可以、應該從哪兒講起？

引起關注，很容易就變成吃力不討好的游說、或自我游說的一種過程。不免有人會問：「咁多野好搞仲乜要搞呢單野？」或者，「邊度邊度D 人、大陸愛滋村D 孤兒仲慘……」。而「政治」這個詞，它凡涉及的，像一撒滿消毒劑的圈地，在於後殖民香港的年青一脫，又始終過譽、又始終齟齪，在不被游說、不肯聆聽事情始未的一羣中間，「政治」倒過來為任何形式的參與和表態去勢。

從自我游說到自我充權中間的接空，真是神秘、又真是神奇。團結既不在於衝往同一個敵人，也不在於同是敵人的敵人…… 只是力量總是微小，而且單一，意思是說，要麼在今午下午2 點到6 點到了A 處派傳單就不能在鄰街的B 場合募集簽名，或者買餸了。我整個生命與生活軌跡亦然﹔漫長而鎖碎，卻不是沒有理由。遁此，我是在和知道不多的人談話中間，突然發覺，樂生園抵抗運動—— 僅之於我—— 關乎的不僅是城市規劃、古蹟保存，而是，長久被置放於社會主流生活價值外緣的「病患」和「康復者」，其當然應有的生存權與尊嚴。要麼有人以進一步隔離禁閉「徹底解決」隔離禁閉的歷史問題，是完全不可接受。

在百年街頭，點煙

李智良 — Sat, 03 Feb 2007 11:29:00 +0000

絕大部份吸煙者都承認，吸煙是一種殘害健康的癮習。

現實問題，超現實處理

政府修例禁煙的理據和做法卻叛離此項前提，未從根本著手處理吸煙癮習對市民健康的殘害和社會成本；相反，僅以限制「吸煙者」可以合法而不被檢控的吸煙空間、及市民在各種場所的活動方式施行，掃蕩問題「能見的」一面，未有設法解決吸煙人口控制等問題，儼如發配美沙胴予吸毒者之為人垢病。公眾意見則從討論的題旨，即新實施的禁煙條例，給引導至吸煙者有否對非吸煙者造成支擾、或非吸煙者對此支擾接納與否的定斷。

「吸煙者」所指，就是從一個人生活中各種行徑，僅僅抽出其中一項，使成為此人身份的全部，這個孤立出來的身份，遂只有干犯禁令、涉嫌干犯禁令而遭受區隔的「宿命」。

如此孤立界定，與煙草商早年以個人認同、生活品味作「聯想、聯繫」的公關策略恰巧對應，記得「總督杯」不是紀念港督，而是以香煙贊助品牌命名的足球盛事，然而，吸煙與體育活動本就是背道而馳的荒謬組合！廣告中才俊美女瀟洒走一回的人物造型和想像，亦曾是流行文化的取材所源，以至今時地產廣告只見金髮美人不見樓盤之師承。甚至，幾多少年男女果真偷偷湊錢買煙抽，以標誌其「反叛」與「成長」的首步？

公眾衛生淨化的是政策

在一個致癮的惡習，法例的孤立本質與煙草商聯想式推銷，正是一禽一縱的對照，對「吸煙者」的道德聯想，可卻是禁煙大旗的動力。香煙廣告的受眾故然不是才俊美女，而是普羅勞動階層為主的「煙民」，對吸煙者的敵視與對吸煙禍害的警誡有别，它離不開某種普及聯想中的「低下」、「粗鄙」、「欠自控」的貧困者、惨綠青年、體力勞動者、煙鬼之厭惡。對吸煙與吸煙者的厭惡，所召喚的其實是對被「文明」摒棄、滯後落伍者及其生活方式的厭絕，這種「情緒結構」與吸煙無關，情形類似「健康食品」概念之興起，傳統食品市場的飽和促使傳銷策略的聯想導向改變，覷準港人由暴發戶的浪費炫耀到新都市人講究生活品味及其體形想象之回歸簡樸。

在特區的文化脈胳而言，對吸煙的惡絕深諱雖非朝夕，卻須與「非典肺炎抗疫」期間的恐慌相提並論方能理解。2003年疫情期間，對病源與傳播途徑的不甚了了，既源於官方專家就「空氣傳播」抑或「飛沬傳染」、疫症有否於「社區爆發」的技術性掏空所致；同時，公立醫院制度在資源調配、與資訊渠道的結構性漏洞等前提下，個別發病個案偏高的「疫區」、個别地點之曰為「懷疑病源」、甚至個别族裔與社會階層羣體、及其行動與生活習慣等，皆成為了必須監控、必須防之於患、迅速處理的「問題」所在。訴諸異常恐惧和隨之必須處治的嚴厲手段，包括強制隔離超過1200名市民、警務處動用「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工作系統」(MIIDSS) 電子資料庫，向衛生署和醫管局提供患者或懷疑患者的追踪資料等措施。在如此的行動、空間與資訊的調控之下，身體被納入政治的圖譜，成為行政管轄高度介入市民生活的一種記憶參考、行處範式。

此種訴諸聯想、實質指涉含糊或陳理其次的言論及施政範式，其實常見於特區政府處理社會危機或爭議的策略與公關措辭。故然，我們並非處於疫情緊急的情態，修身德仁，道德即「文明之表」的聯系式提法則每每滲進了發展與改革向前的話語中；而「道德」所指，則僅以自由主義反動的夾心階層為訴說對象，從一開始徹頭徹尾就是「經濟動物式政治」道德，並以殖民主義時代疫症防治的「公眾衛生」為隱喻，市容與個人衛生、言論與思想衛生，也就是所謂「文明與衛生」的辨證關係。不論是非典肺炎或禽流感的重大威脅，細瑣及至公屋住户寵物與清潔扣分制、鳥鴉擾民、小販與墟市的取締，抑或是整個社區聚落的剷除消滅，就濫殺禽畜與拆屋抬人的合理性，既是精良科技裝備與動員力的展現，有關官員與投訴人總不忙抛出「公眾衛生」一詞，並附以諸多註脚為其淨化香港的政策推銷護航。

殖民邏輯再生

在本港，「公眾衛生」的提法乃沿於英人殖民初期遇上的大規模疫病，據Alan Smart指出，初期進駐香港島的英軍，因患癆病、天花等傳染病，每7名駐軍就有2名因病殉職，每人平均每年到院求診五次，至一次大戰前，駐軍逐步撒出人口稠密的城市範圍改而屯駐高地、完善食水供應、並增聘傭兵及本地巡捕，情況才趨改善。據英人於1860年代的官方估計，熱帶地區駐軍，一般單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就比同等數目的歐洲駐軍之總軍費額外支出5倍多；故此「公眾衛生」之成效，與維多利亞英帝國之擴張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公眾衛生」優先關注的並非本地華人的健康，它僅為保障英人與歐洲人為主的管治階層福壽安康的必須手段，成立其有效管治始為目的。殖民醫療史學者David Arnold亦指，十九世紀歐洲殖民者逐漸意識到，單靠投入醫藥設施開支，無助於改善軍旅與管治階層的健康威脅，而必得在更廣泛的社會規劃層次，把西方醫學引進殖民聚居的所謂「黑市」(Black Towns)、及低收入、不正規及非法的聚落羣體，以改善衛生情況、控制疾病傳播的條件。除此，殖民地疫症爆發不單被視為殖民管治失效的表癥，亦令殖民地貿易成本大增、基建投資的效益大減。

在殖民者而言，華人長久被視為「衛生意識低劣、難於教育」，以「自理」或互助為方針的衛生政策措施被視為不適用，殖民政府在教育、社會福利方面亦未有發展配合，故殖民早期的公眾衛生措施皆以監控(Surveillance)及檢核(Inspection)為主，具體操作則為檢疫、巡查、覊留、隔離等強制性措施。此種沿自衛生管轄的行政介入，加上英人焦慮於被殖民「圍困」(Besieged)的現實格局，成為了英殖民者後來的「城市規劃」以管理主義主導的重要考慮；此種以城市規劃與管治相結合的方法，亦與1920年代始興起、講求實用與功能性的現代主義式城市規劃理念、二戰後移民湧入本港的住屋及其它政經現實問題息息相關。

都會公民新身份

二戰後的移民潮帶來的不獨是房屋建量、建屋成本與設計的問題，隨之而至的衛生與治安問題才是殖民管治危機所在，其性質由山頂／山下的華洋對立，轉向僭伏於不同階層、族羣的華人之間的各種利益衝突之動盪與不可測。中國解放後無意立刻收回香港，其「長期部署，長期利用」的香港政策亦進一步深化英殖「托管制衡而治」的格局，公共建設諸如「徙厦」、基本衛生、教育的設置與委任華人精英的咨詢政治，在香港殖民史的回顧中就經常被援引。

生活在木屋、寮屋區或其它城窟的普羅民眾，由50年代佔總人口四份一至80年代「新移民」潮期間佔七份一人口，其生活、聚落與經濟方式卻長久處於一種儼如「法外之地」的狀態，除了所謂「黄賭毒」事業等貪污收入來源，這些市區中的市區，無論在業權、生意牌照、租約、衛生、防火、税收等各種明文規定的民事項目上，絕大部份眥屬違法、卻非沒受管轄，而是因及殖民管治的外來性質與巡查監察的成本高昂等因素而被受容忍、容納置之。

公共房屋於50至80年代間大量落成於上述寮屋或漁民徙置區的原址和周圍，實基於管治政權的一種社會性考慮。「安居樂業」的理念標示著以一種新的生活/ 生產方式、以新的目標與紀律以取締過去的冀願。「上樓」和「衛生」是此冀願和取締過程的重要摃桿和關鍵詞。「上樓」代表著獨立或用戶量較少的自來水源、廚厠設施、採光充足、空氣流通以至有自己晒衣的一隅空間，而此種樓上生活，也代表市民落入一種介乎於監獄式的暸望台監控、與一種新型的、應允自由的「自我調節」之間的身體空間經驗的調控，它並非由外力強制固我，而藉由自我的構建與塑造而調節，而一家户主成為了此種構建與塑造的持份者。時至今時絕大部份樓宇，本質皆為排外、圍守的單一樣式高厦建築，它是本港土地政策下成本優化的必然成品，與上述木屋區與城窟衍生於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和生活文化，它就是我們的都會文明，而孤存的市民湊成集體。

如此，我們才能理解本港與其它後殖城市如吉隆坡等日益強大的淨化城市想像，如何賦與了行政介入市民生活的理據，成為了新都會身份自我言稱的必須前提。不符衛生即屬非法，當烏煙瘴氣的紅燈區變成商場、或者一個違法的吸煙者被趕離公園，市民空間的劃禁，就是再一次宣示，都會文明所不容。

參考資料

Alan Smart. 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2006.

城市大學及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網」www.cityu.edu.hk/hkhousing

(本文另見3/02/2007明報「世紀版」，題為編輯所加；附圖從Wesley 的Speechlessness不問自取。)

香港社會論壇: 移工之歌不卑亢

李智良 — Fri, 01 Dec 2006 12:35:59 +0000

筆者按：匆忙安排下，與「inmediahk.net」及「中大學生報」的朋友於十一月底訪問了「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ATKI-HK) 的主席Eni Lestari Andayani，訪問於「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 於佐敦道佑寧堂的辦公室進行。Eni亦邀請了「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UNIFIL-HK) 的主席Dolores T. Balladares 與我們見面，兩位所屬的組織均為「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的成員。(註#1)

坦白說，一時要分清AMCB、APMM、 UNIFIL-HK 它們孰誰、工作重點與組織性質有啥不同，實非易事；作為「社運圈」外的熱心路人，準備訪問前的家課亦是如墮十里霧中。AMCB 作為香港「監察全球化聯陣」等組織的成員，在去年WTO MC6 期間的抗爭、以至多年來就最低工資與各種勞工議題的運動中，每每迅速動員數以千計的示威者，在印尼中爪圭地震救災、菲律賓法外謀殺等人道、人權事件中，助於本土／跨國運動的開展與延續，在主流媒體眼中，卻始終被一籃子稱呼為「外勞團體」，亦每每只與本地個別相關題目之討論／公關造勢的氣氛寒暑牽連，似乎未能與本土其它各式運動深化扣連。

這關乎溝通與資源的問題，而在Eni 與Dolores 眼中，前者不必被後者所限制。

幾位「採訪者」與「被訪者」擠在Dolores 窄小的辦公室中，據說桌上的幾台舊電腦都是壞了待修，那個空間經驗和許多非政府組織的辦公室大異其趣，辦公室旁的天井中有兩頭黃狗在打嗑睡、有人在半露天的廚房煮食、旁有游繩曬衫，樓上有青年人在調笑，訪問中，又有小孩好奇在窗前探頭窺看、又無聊走去，那無疑是一個生活群體的聚落、體現著生活資源的共享。

人，才是工作的對象

雖然Dolores 與Eni 都說他們有自己語言的媒體如網站、電台等、亦有發放英語翻譯新聞稿的工作，甚至連聽不懂的一些本地論壇也有去參加，但所謂「組織工作」從頭到尾就是一件人與人的工作。手提電話是對他們非常重要的溝通工具，這聽來顯淺，但AMCB的工作對象，絕大部份為旅居本地的外傭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FDHs)，在一星期上班六天留宿僱主住所的她們來說，要使用互聯網或其它資訊工具的可能，和大部份人想像的「IT無國界」是徹然相反的。

組織工作，自然有其事工式的面向，各種大小會議、團體之間的聯絡溝通等，但Eni 一再強調人與人的連結、和工作效率優化的重要。她和Dolores 同屬的AMCB，性質接近一個能動的平台，在其它相似的移民勞工團體寬濶的視野立場中間謀求發力點，而AMCB的工作對象以旅居本港的印尼、斯里蘭卡、尼泊爾、泰國和菲律賓女傭為主，其中前四者又和絕大部份為天主教徒、工權意識相對較高的菲律賓群體相當不同。

具體來說，來自上述國家的女傭，只有菲律賓女傭多能夠全數收妥港幣3400 元的法定最低工資。以印尼女傭為例，出國打工必須由私營中介公司轉介，而相關法例的畸型漏洞使她們實質與此等公司買斷的一件貨品無異，而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下，不少「精明顧主」亦容易與顧傭公司作其它形式「買盤」，藉以剋扣人工、中介佣金及保險金等費用。在沒有教會或發展成熟的工權組織支援下，來自這些亞洲國家的女工顯得格外勢孤力弱。AMCB 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前往印尼傭工聚集的維園、尼泊爾人聚居的佐敦、元朗等多處探訪、連結，而工權的教育工作為首要。本港交通費之高昂與交通網路的不盡然便民，突然就成了一種非常實質的組織工作限制。

當我們得悉Eni 同樣是任職女傭，僱主亦(天方夜談一樣)支持她的工作，就更能理解她所講的「Maximization」是何等實質的一回事，對於超過25 萬旅港女傭而言，週末放假一天裡要往匯錢返家、要往見朋友、要打好多通電話、要寫信、要上教堂...... AMCB的同工亦然，一星期就只可能付出兩、三小時，作為組織者她就得想好如何集結與統籌個別的兩、三小時義務人力，在各種同時進行中的計劃化成實效。

Aliens：跨國資本流動中的「身體」

訪問當日，稍露疲態的Dolores 也是從隔鄰「APMM」的會議室竄出來跟我們見面。她對菲律賓政府及亞洲其他「外勞輸出國」的政策傾斜有一番見解，我們得悉，外勞輸出已經成為了菲律賓等國的「國策」一部份，它成為了經濟政策、以至教育政策的一部份，這個變賣人口出國的傾向亦已從「低技術」或服務業工種擴展至如醫生、工程師等專業領域。她提到菲律賓好些醫院也因此關門大吉，意思是說，醫科畢業生和「低技術工人」一樣，在本國亦只有失業的命運，由於菲政府與多國簽訂人力輸出協議，得保送若干配額數目的人力出國，本土人力市場嚴重失衡，國民要擺脫貧窮，只能前赴他國賺取低人一等的薪金和生活條件，把錢匯返家鄉補貼那個崩塌的經濟體系。

作為外傭，Eni 提到她們和本地工人處境的異同，由於「外傭條例」所限，FDHs即使留港滿七年，亦不能像其它行業的外勞一般取得香港居留權。她們亦長久處於隨時被解僱的焦慮中，一旦合約中止，兩星期內若不能找到其他同類工作，必得返鄉；工作保險、醫藥費用則完全視乎僱主的承擔而無任何保障。在這些前提下，她指出外傭的工運為一「Specifically Migrant Movement」。外傭在整個主流政制裡所佔的位置極微、在主流粵語社會中亦飽嘗誤解與漠視，而「僱傭條例」等法制上的另外處理，亦構成她們這個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位置，移工的生存條件儼如「法外之人」，自然與本地工人的關注有很大不同。正如前述，旅港女傭的基本生活保障幾乎零，作為「勞工」也好、作為「女性」、作為「低收入人仕」與「少數族裔」也好，所處的位置與本港居民有很大差異。此種差異，平日尚且可以視而不見，在個別的「社會危機」中，則突顯了移工所額外承受的社會成本。

我們得悉，在過往的SARS 及禽流感「危機」中，不少女傭被僱主禁錮、以「疫情」嚴峻或「防範傳播」為理由，命令女傭不得返鄉、假日不得出門，人身自由被施以不同程度的限制，當我們的媒體與政府大力歌頌醫護人員幾星期留守崗位不返家的專業與奉獻精神，以「公共衛生」為理據的殖民論述突然折返回歸後的香港，香港人的精英身份，以異鄉客的身體規懲、對異鄉客「帶病」的懷疑想像為闡述。

連結運動與自我教育

又例如去年的WTO MC6 期間，Eni 指不少女傭被僱主「勸喻」、威嚇阻止上街。在示威中見到的龐大亞洲移工陣容，有不少是冒著被僱主責難以至解僱的風險而前來的。在Eni 與 Dolores 來說，亞洲移工去年在世貿會議期間的抗爭屬一次勝利。勝利在於，移工群體發現到自身的龐大力量和團結，在如斯的社會氣氛和諸種實質條件下，能夠展現這個規模的集結和動員力、自身呈現作為一個運動中的主體，這是移工群體本身也有點訝異的。Eni 更半認真道，要是有所預計：「We would have done more！」

不論Eni 或Dolores 均先後強調經驗與分析的重要，團體的方針、與其他團體合作的視野和策略亦然。我們談到去年WTO MC6 抗爭的口號問題，外傭與移工團體選擇了要比本地統籌單位更激進的口號「Junk WTO」，她倆認為那是作為移工的一個位置，與其它群體、示威者的取態和實踐不盡然相同。然而兩位亦強調，立場上的差異亦不必阻礙合作的可能性，Eni 與Dolores 均認為，她們的取態和路線乃由過往經驗的總結與自身特殊位置的分析與檢討所得出，只有如此，一個團體才能摸索到自己的路向、以及在其他連結運動中所參與的位置。

移工團體不單視WTO MC6 的抗爭為一次國際間運動經驗的交流，同時也是一種自我教育、充權的機會，在一年以後舉行的「香港社會論壇」，她們亦冀望以前與本地／外地團體的合作與經驗上的交流能夠進一步深化、活化。雖然傳統左派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對過往幾屆的「世界社會論壇」有不少批判，尤其是論壇的清議性質、立場薄弱，或被譏為另一個「非政府組織俱樂部」，這些都是兩位被訪者不表反對的。在Eni 而言，移工無疑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流動中最首當其衝的受害人之一，她期望「香港社會論壇」的在地(Localised) 性質、及其沿於去年反世貿行動的組織形式與背景，成為與會團體進一步落實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之理想場合。各種理論與技術條文層次的討論和分析對大部份人來說不免艱澀難懂，組織者與團體之間的經驗交流，應該著眼如何令團體不同的工作對象切身日常的意識到，在這個新形勢底下抗爭的場域所在、實踐如何。

註1) AMCB成員包括Association of Sri Lankans in Hong Kong (ASL-HK)、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Hong Kong (ATKI-HK)、Far-East Overseas Nepalese Association - Hong Kong (FEONA-HK)、Friends of Thai - Hong Kong (FOT-HK) 、Thai Regional Alliance (TRA-HK)、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 (UNIFIL-HK)等亞洲移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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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大謙: 台灣與香港當代藝術創作中的凝視與開裂

李智良 — Mon, 21 Aug 2006 14:20:00 +0000

台灣與香港當代藝術創作中的凝視與開裂
(「零座標的疆域」之策展理念)

文／潘大謙
轉自「零座標的疆域」

一、全球化的迷思與藝術創作身份的確認

在全球文化流動的架構中，「地球村」的概念已被提出，但當「全球化公民意識」被普遍強調的同時，文化的在地性（locality）是否仍存在著？在資訊與物流所展示下的地球村裡，充斥著各式各樣在「文化」層面上生產的宣傳與評論，人們看來了解文化，但卻失去了對文化的想像，取而代之的是對文化印象的確認… 文化正逐漸消失。

如今，在世界上的每個角落，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已成一種常態。然而在過程中，強勢文化挾持著優勢的經濟與科技力量相對地掩蓋或壓抑了弱勢文化，人類文化的多元性正漸漸消失，一種強勢文化的「普世」價值出現。這種現象引起的焦慮與反省使得「身份」與「地域」的重要性需要再被強調：全球化越是發展，在地性越需要被突顯，因為只有證承它的存在，全球化所代表的文化主體性才得以存在，而其意義才得以延伸。

如果在地文化已變成一種模糊的指涉，作為文化表徵之一的藝術創作領域中，創作者將如何處理自己身份的問題，進而透過創作，體現並釋放蘊含其中的慾望與能量？這種對於身份的想像是值得思考的，因為當人們面對作品時，自然期望看到或「分析」出某件作品的特性，而其中創作者的身份是必然具備某種可期待性的。身份的指認，可能是性別、國籍或階級等社會分類，這樣的指認使創作者與觀眾同時具備了某種「同一」或者「相異」的共同聯想。然而身份的指認並不是一個僵固的概念，它存在的狀態更像一種「具有脈絡性（contextual）的關係」，它表現出某種「能動性」、「社會性」與「再生產性」，因而在地性或其具備的身份所代表的文化，並沒有明確的疆界來對應。

然而在文化系統上，我們還是需要「分類」才能定義，於是區分不同文化的藝術創作者時，最慣常使用「國家」的概念來對應其身份或其背後所代表的地域性文化。這種區分單位，使得來自不同國家的創作者，如美國的藝術家、法國的藝術家、中國的藝術家等等...... 均被要求依循對其國家所代表的文化想像來被期待，同時創作者本身也被此指認性的期待而對自己的身份作出了想像。

在國家對應地域性這種分類裡，台灣與香港的文化皆因其複雜的歷史與政治脈絡而難以被指認。從民族文化的角度看來，台灣與香港均共享「中華文化」，然而中華文化對應的首選國家其實是「中國」，中國代表了中華文化的正統傳承，並以其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強勢地維護並傳達這種文化的「光榮性」。從政治角度看，台灣與香港無疑地包含在「中國/中華文化/底下其他」這樣的分類裡，然而因為歷史與地理的分隔，彼此的文化相異性卻又昭然若揭。

二、文化的身分正統性與歷史性策略

假若用宏觀的歷史架構還原這種「中國正統」的身分建構起源，我們不難發現，其獨特的歷史脈絡可以追尋至十八世紀，始於西方列強利用優勢的軍事力量與科技文明強迫中國開放國門，實行其經濟殖民政策開始。然而，在歷史關鍵中，西方的經濟霸權反而促使了中國的民族意識甦醒了起來，官方與民間各種以民族為本位的排外運動接踵而來，以對抗「外來」的侵略。及後，民國創立，中華民國的領導人更利用民族主義為號召，帶領國民共同克服了外來的侵略與災難，走過複雜多變的世界歷史關口，以中華民族為名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上保持著其身分位格。

及至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與蘇共倡導的世界革命結成聯盟，企圖扭轉資本世界的歷史優勢，東西方冷戰開始，西方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與中國、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相望對峙。西方人再次面對這個人口眾多，幅員廣大的國家，其策略並不再以強勢的軍事力量使其服膺於資本世界，而是利用二次大戰後，美國於太平洋政治力量所能覆蓋的佔領區或受其政經勢力影響的島嶼區域，建立起一條圍堵東方共產的防線。北起日本，南下朝鮮，繼而台灣、菲律賓、再到香港、新加坡、越南，美國以其經濟援助或特別的經濟措施扶植起這遠東防線的每一據點，使諸據點在經濟能力和生活型態足以突顯共產統治的缺點，以經濟為主導引領出一種軟性的文化優越性，與革命抗衡，再利用抵制與封殺共產世界的貿易，期望悶殺狂熱的共產革命於內部。

中共面對被圍堵的局面，強調民族的團結對外，仍然是唯一的出路。經歷多次的政治鬥爭，中國傳統文化亦在「文革」中被批判了，然而其內部的「中國意識」卻是不斷被持續強化的。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國的國境以外，邊界全數被「敵人」包圍；反目成仇的蘇共，南面新戰過後的印度，還有革命成功後轉為接受蘇共援助的越南。與各國的對峙狀態，使中國隨時感受著存亡的危機。

在近代的歷史發展軌跡裡，中國已慢慢的被逐步強化成為一個現代的國族主義國家。雖然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漸漸開放，然而中國政府在面對維繫其開放經濟與保守政治二極化所產生的矛盾時，文化的中心論仍然順理成章地成為穩定國家發展的優先政策，如此，在緣海城鎮的商業經濟發展區域與內陸的農村經濟發展區域失衡狀態下的人民，才得以在一個文化大一統的祖國裡，面對一切由於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意識形態衝突。

對於西方世界而言，中國的對策，無疑是相對落後的第三世界存在型態，在「地球村」的觀念裡，世界雖然仍有國界，民族仍有語言文化作為指認的依歸，然而，地球每個角落所發生的事，已無可避免地被牽引在一起，假如將民族利益或是其位格置於此普遍認定價值之上，是危險的，是相對於公民社會的理性型態的。從歷史上看，以國族主義為號召的國家，內部往往會包含過熱的追求正統性因子，此種因子可被引發成為抵銷外部壓力與內部張力的能量。

三、香港與台灣--強勢文化邊緣的身份思辯

台灣與香港，曾經在中國經歷創痛時，各自被不同的異國統治，從逐漸形成而具代表中華文化「正統」身份的中國來看，她們在文化定位上無可避免地是「雜種」的（hybridity）。脫離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由於政治體制的差異以至較中國為早的接受資本主義，而香港更是在英國的統治下成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及資本主義市場。

然而，在歷史發展條件底下，無論香港與台灣，甚至上述的遠東諸地區國家，均因資本與共產的意識形態衝突，被賦予突顯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使命，她們可以經由經濟的優越性轉移描寫為文化的優越，用以對抗革命擴張蔓延的可能。這些區域的政經發展模式，多為鼓勵國民參予經濟事務，以經濟身份作為其在社會中被肯定的價值，其餘政治與文化思維的身份均被刻意閹割處理。假如社會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文化真空的窘境，傳統民俗技藝或無爭議的傳統藝術則被冠以藝術文化之名，被鼓勵扮演著撫慰人民精神游牧的空虛狀態，這種具有非常明顯現代性的管理型態，一致性地貫穿了太平洋諸島的政經文化面貌。

經濟的霸權其實亦是文化的霸權，只是在經濟霸權所衍生的消費主義世界裡，消費已變成文化神話。在這些區域裡，藝術家的思維更容易徘徊在，固有/外來、傳統/現代，相互影響交錯的狀態。文化的雜種性格，加上國家狀態的曖昧，個人的認同就呈現出無定位的浮動，一方面不可能完全切斷傳統的文化傳承，但現實的差異也無法抹滅，矛盾與衝突、吸收或反抗，擠壓出一個曖昧的空間。這種曖昧不明的狀態也表現在藝術創作上。

中國在文化以及國家認同上的正統性，是他面對世界時自我定位的一種策略，這使得中國藝術家在國家開放後的藝術表現形態有一種大格局的強勢魄力。當認同的文化只有一種樣貌，明確且完整，甚至是一種霸權的形式存在時，懷疑與矛盾便不存在，想像也就失去空間，創作便成了一種單一身份的延伸，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以一種「自信」的狀態，延伸相同的文化內涵。即便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後，西方文化的衝擊當下，中國藝術家以這樣的自信狀態，用更強烈而完整的氣勢去融合或者反抗。

然而台灣或者香港，同在一個大中華文化的「子集」下，她們的當代文化構成元素包括了其具合法性的異國統治下被強勢植入的外來文化，它帶來了國家與文化上認同的矛盾性。就文化上而言，這種「雜種」的文化認同，涵括了兩個層次，一個是社會集體文化的渾沌狀態，另一個則是個人身份認同的渾沌狀態。處在此兩種渾沌狀態交錯下的台灣或香港藝術家，沒有像中國藝術家那樣完整而不容懷疑的自我指認。他們或許想要認同文化傳承的正統，便強調與傳統文化的「同」，但卻可能落入「非正統」的自我懷疑與矛盾當中；或者想要區隔自身與文化母體，便強調與傳統文化的「異」，但是這種「異」，卻又不該是「同」於另一方強勢的外來文化，於是落入另一種自我定位的曖昧狀態。不管是哪一種認同，創作者在亟欲尋找自身定位的過程當中，醞釀出強烈與必須突破渾沌的慾望，並透過創作述說著種種交纏不清的曖昧與矛盾，將能量釋放出來。

認同之所以存在，必須透過對他者（other）的指認。如果因為複雜的政治歷史因素形成身份認同上的不確定，而將台灣與香港這兩個地區的藝術創作者，視為一種精神意義上的「無確定方位的漂移」......。「漂移」這個名詞，指涉在他者之間擺盪的過程，也就是說他們沒能找到一個穩固的位置，並指認他者的存在，認同也就無法產生。在漂移的狀態下，無所謂方位、上下、左右、過去或未來，假設藝術創作者透過創作可使存在的能量釋放與轉化，此種無方位的存在狀態是否帶領創作者進入一種新的描述體系？還是這種漂移本身，就是一種在地性？但可肯定，在沒有找到新的身份之前，漂移不會終止。而創作也將持續帶著尋找定位的慾望與能量，擺盪。

* 有關「零座標的彊域」8月26日開始之展出／講座與交流活動詳情，見此。

奧列格•奧德諾連科: 「每個公民都是軍人」以色列總參謀部見聞

李智良 — Fri, 28 Jul 2006 08:51:32 +0000

摘自2006年7月9日「東方軍事」

「每個公民都是軍人」以色列總參謀部見聞

作者:〔俄羅斯〕奧列格．奧德諾連科
鍾玉華編譯

以色列軍隊是世界上很有戰鬥力的軍隊，它的指揮中心------ 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部自然也就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這是一棟外觀簡潔，功能性很強的建築，位於地價很貴的特拉維夫市中心。近日，筆者有幸進入這個神秘機構進行採訪。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部管理處負責人格爾雄．哈—科艾恩准將在辦公室接待了我。

聖經中，猶太人在和腓利斯丁人廝殺時，猶太人的國王大衛用投石器擊斃了腓利斯丁人的頭領。從此，投石器成了猶太人的民族武器，就好像阿拉伯人認為大馬士革鋼刀是民族武器一樣。今天以色列軍隊裝備的基本都是美國武器，儘管以色列自己的兵工廠生產的武器，性能常常比美國武器還好。但沒辦法，以色列軍隊由美國資助很多軍費，所以美國人能決定以色列軍隊裝備什麼樣的武器。美國人對以色列軍隊事務的權力大到這種地步：前不久，以色列關閉了自己的魚罐頭廠，因為軍隊需要的罐裝金槍魚也要用美國進口的了。

以色列軍人對俄羅斯武器還是比較尊重的，以色列士兵中10 個有9 個願意在戰場上首選俄羅斯的「卡拉什尼科夫」作隨身武器，而不是以色列國產的「加利爾」和美國的M—16。至於以色列是否生產核武器，以色列的官員既不反駁也不認可，隨你怎麼想吧…… 談及預備役軍人，格爾雄．哈—科艾恩先生認為，以色列目前只保留職業軍人還不行，一方面，恐怖分子逼得以色列必須打沒有任何規律的游擊戰，另一方面，對以色列充滿敵意的鄰近國家還存在，它們都擁有規模很大的軍隊，軍隊裝備從世界範圍看也是很不錯的。為了抗衡這樣的敵對國家，以色列保留了12 個師的預備役軍人。所以除了職業軍人，以色列還有預備役軍人學校，可以說全體公民都是該學校的學員。每年所有的預備役人員都要有一個月的時間拿起武器當兵。

在修建「隔離牆」行動中，3萬名被應招的預備役人員基本上都入了伍，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拒絕服兵役的人被看作是不愛國；再說以色列也沒有什麼後方，沒有可苟且偷安的地方。猶太民族是很務實的民族，他們把服兵役和退役後的生活聯繫起來，誰不服兵役，他的工作安排就會受到影響。在以色列國防軍中軍事和政治培訓優秀的人可以獲得軍事院校頒發的大學文憑，所以很多在俄羅斯軍隊服過兵役的人，回以色列後還願意加入以色列國防軍。

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部的官員這樣概括以色列兵役制的好處：「每個以色列公民都是軍人，只不過每年有11個月在休假。」預備役的飛行員每星期有一天要服役，早晨，飛機把他們送到空軍基地，5 到6 個小時的強化飛行訓練後是考試，然後飛機又把他們送回家。這樣，以色列預備役軍人的飛行小時比我們俄羅斯的現役飛行員的飛行小時還要多。這種兵役機制確實在發揮著作用，如歷史上和敘利亞的戰爭下午兩點發生，到午夜第一批以色列預備役軍人已經加入到戈蘭高地的戰鬥。

在以色列，不但男青年要服兵役，女青年也有義務參軍。前者服役3 年，後者服役期是兩年，是在輔助部隊。但軍法同樣嚴格，決不姑息她們的失職。一個女青年在服兵役期間懷孕了，根據破壞軍隊財產法，她將有很多麻煩。以色列的軍人被看作是國家財產，任何使它不能正常發揮職能的事情都是不能容忍的，哪怕是因為愛情。

以色列婦女幾乎和男人一樣當飛行員，打槍，樣樣拿得起，只不過有點看得見的優待，那就是夏天熱的時候可以不用穿皮鞋，可以穿涼鞋，但也是規定樣式的。在以色列軍隊裏軍人穿什麼鞋和留什麼髮式是有嚴格規定的，比如，黃色的皮鞋只有陸戰隊員才能穿。

和很多國家不同，以色列軍隊把士兵的生命看得高於一切。一個以色列軍人被敵方俘虜，按照軍令，為保性命，他可以不保守軍事秘密，可以把自己所知道的和盤托出。以色列的將軍們說，組建一個師團，要比損失一個士兵簡單得多。在以色列完全沒有「無名烈士」的概念，任何一個犧牲的士兵的名字都必須查到，即使他的遺體被炸飛了。所以所有以色列犧牲的士兵都安息在軍人墓地。

以色列曾經很缺人才，因此一時間從世界各地歸國的猶太人絡繹不絕，不過現在什麼人才都飽和了，就連回以色列打仗的猶太裔軍官也都多得無法安置了。曾受過蘇聯和俄羅斯軍事培訓的400 名軍官聯合起來，想效力祖國，但兵役委員會一開始給他們的答復都是「你們還是投身國民經濟建設吧」。後來當巴勒斯坦開始起用經受過「車臣戰爭大學」洗禮的軍官為教官後，他們這些原俄羅斯特種部隊的退役人員才開始受重用，他們現在組成了一個營，叫「阿利亞」，主要負責某些猶太定居點的安全保障。這些軍官時不時為了保護居民點的安全和對面的巴勒斯坦雇傭的車臣人交火，場面實在有點意味深長。他們互相熟悉對方的戰術和打法，私下裏估計都在品評自己和對方的戰術得失。

來源:《環球時報》（摘自俄羅斯《總結》雜誌）
圖片來源

廖元豪：「移民：民權的漏洞，還是民權的延伸？」

李智良 — Tue, 27 Jun 2006 13:36:51 +0000

摘自「國際邊緣」

廖元豪：「移民：民權的漏洞，還是民權的延伸？」

編按：本文為 Kevin R. Johnson. The “Huddled Masses” Myth: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Philadelphia: Temple UP, 2004) 一書的評論文章，文章前部份申述了 Johnson 一書的主要論點，指出美國法制對待國民與旅居者及移民的雙重標準，並進一步指出「欺凌外人」與「鎮壓國人」其實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對「外人」的壓制乃源於渲洩、投射國內「他者」之受到憲法保護的回饋、回燒，並以「國民」身份的恐佈份子之身份想像為例討論。本部份亦概略介紹在憲法基礎上有關移民法之公民權利可行的修訂原則，亦附導讀性質的章目介紹。

文章下半部則嘗試將 Johnson 的討論引入台灣所謂「後國民黨管治時代」脈胳中討論「台灣本是個移民社會」中國民身份、政治的爭論點，直指「台灣這種空洞、抽象的法律理論，遇上了現實又有強大心理基礎的本土種族主義或恐外症」。

加減看！

美國紐約港的自由女神像上，刻著Emma Lazarus的一首詩：

『給我你們那勞累、貧窮，蜷曲擁塞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身軀

可憐被遺棄在海岸的人群們

交給我吧

那些無家可歸的、顛簸流離的人們

我在金色之門高舉火炬。[1]』

對於任何一個歷離鄉背井遠渡重洋踏上美國土地的移民，這段話讓人多麼地陶醉而期待！它告訴顛沛流離的遊子：我們歡迎你，你將可在這塊土地得到撫慰與照護。「邊境」或「國界」在這首詩下的意義，不是把關用的柵門（gate），而是伸出雙手擁抱移民的港口（port）。這種歡迎與撫慰「擠在船中受苦的遊子們」（huddled masses）的意象，也一直是美國夢的一環。

然而，在現實上，美國的邊境管制有著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嚴苛面向：排拒、歧視與壓迫。而這些惡劣面向，卻往往反映在現實的移民法律與政策上。相比之下，「撫慰受苦遊子」的神話，似乎真的只是個神話。

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法學院，並一向致力於移民與少數族群平等權保障的教授Kevin R. Johnson在2004年的這本 The “Huddled Masses”: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以下簡稱 Huddled Masses Myth，或「本書」）就是要揭露這個神話的虛妄面，直指美國移民法如何顯示出美國國族的排外醜惡面，同時也進一步警告美國的本土主義者：今天不做捍衛移民人權的鬥士，明日就是政府濫權的受害者！

一、本書要旨：移民與本土居民是命運共同體

—遲早輪到你倒楣！

Johnson 首先就指出，「撫慰受苦遊子」的理想，的確多少反映在美國的政策與法律中，但他在 Huddled Masses Myth一書所要揭露的，是另一個面向。本書揭示了美國移民法與執行措施，是如何地將少數種族、政治異議份子、窮人、（實際或只是被宣稱的）罪犯、女人，與同性戀者排斥在外。也就是說，美國法（藉由明文規定與實際的執行）清楚地界定出一群「不受歡迎的移民」（undesirable immigrants）。

（一）投射：相同的「不受歡迎類型」

這些被排斥、歧視的群體，恰好與美國國內的被壓迫群體相當一致。即便是具有美國公民身分的少數種族、政治異議份子、窮人、罪犯、女人，與同性戀者，也一向是美國法律所歧視的對象。這兩者的重合，意味著什麼？最明顯的，當然就是「投射」（reflection）。美國主流對待「不受歡迎『移民』」的態度，也就反映了政府與主流群體看待「不受歡迎『國民』」的態度。當美國拒絕貧窮移民入境時，也正反映了美國具有排斥貧窮國民的潛在危險。

（二）宣洩：民權法的空隙

除了投射外，這些態度在今天更有「宣洩」的意義。自從聯邦最高法院在1954年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2]在「法律上」推翻公立校園之種族隔離，以及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後，憲法上的人權規定以及國會通過的各項民權法已經對「國內」的歧視與侵犯人權措施，產生相當的「馴化」作用。政府以及所謂主流的社會大眾，再也不能輕易、公然地壓迫「國內」的弱勢族群。然而，移民的「外來者」特性，卻讓這種被壓抑的歧視，可以明目張膽、理直氣壯地施用在他們身上。

美國移民法中的許多規定，如果適用在「本國公民」身上，肯定會被認定違憲。然而法律圈根據外國人的身分，創出許多概念，使移民法幾成人權的化外之地。例如，最著名的「充分權力原則」（”Plenary power doctrine”）認為聯邦政府（國會與行政部門）擁有廣泛的移民入出境管制權力，法院在從事違憲審查之際，應該給予最高的尊重。這使得聯邦所從事的移民管制，甚至包括許多相當嚴苛不公的措施，實際上都不受法院的檢驗。

又如，法律上對「外國人」使用的是 alien 這個字彙，其基本意涵乃是「國家社群的局外人」（outsiders to the national community）。而這個法律所創設的概念使得未取得公民身分的移民，即便在美國住了數十年，勤奮工作並生養下一代「新美國之子」（出生於美國本土的美國公民），依然是不受法律充分保護的「外人」，必須承擔被驅逐出境的風險。亦即，法律上運用概念與制度，創造出一個「制度性的他者」（institutionalized “others”），以與「我們（正港美國人）」區別。而這個並非天經地義的概念，卻能夠正當化法律制度中各種對「非公民」的不當限制。

尤有甚者，alien這個字彙在文化上有著許多的負面意義。它與電影中的外星怪物「異形」同名，而「異形」在大眾文化下是可以（而且應該）被無情地殺戮的— 否則異形就會摧毀地球。而異形的同義詞包括了「陌生人」（stranger）、「入侵者」（intruder）、「局外人」（outsider），以及「野蠻人」（barbarian）等等。

既然尚未歸化的移民，是一群（經法律界定）可任意對待的人；那麼對他們不適用基本人權，不適用憲法保護，也就順理成章了。種族主義以及其他貶抑歧視弱者的思維，在「歧視」早已被人權論述去正當化的時候，卻能在此找到一個公然歧視的缺口。這也莫怪「不受歡迎的移民」與傳統上（或新近）「不受歡迎的國民」，在類型上有如此驚人的相似了。

這種「內外有別」的法律策略，既可維持憲法與民權法的「保障人權」誡命，又同時可以正當化政府對外人的宰制。反正「外國人」並非公民，原本就沒有選舉權，也欠缺其他政治力量；而「公民」又多半不會在乎外國人處境如何。它自然成為統治階層甚至社會大眾接受，甚至喜愛的一種論述。

然而，「內外有別」真的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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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礫：向「國族主義」朝拜的新社會

李智良 — Tue, 20 Jun 2006 12:43:55 +0000

按：開設「國家的身體」一欄，是希望搜集以中文書寫／譯寫的一些有關國族主義的反思文章，時限性不拘，並以國民身份構成的討論為基礎，特別在1) 身體的「科技化」、「行政管理化」，2) 欲望經濟學，與3) 齊澤克所述的意識形態性欲化 (Sexualisation of Ideology)等範疇著手。當然，有關國族主義的討論，得以全球一體化底下的新型政治經濟秩序作為前提。

向「國族主義」朝拜的新社會

文／瓦礫

自從日本殖民時代以來，台灣當權者不斷向人民宣稱自身的嶄新性格，宣稱台灣社會正在向著歷史正確的一方邁進，也把相對於「新」的「舊」事物看作必除之而後快的歷史殘餘。簡單舉例：日本政權支持「現代化建設」與「內地延長主義」而摒棄「清國舊習」、蔣政權強調「三民主義建設」與「中華民族主義」而摒棄「日本奴化毒素」、乃至於今天民進黨政權所強調的「民主深化」與「台灣國族主義」而摒棄「外來政權殘餘勢力」云云，無一不是以「建設國家」與「民族意識更新」的手段，掩蓋當權者歧視與壓迫的本質，將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由政權創作的「反動勢力」範疇裡，藉以確立掌權者自身的合法性。

民族認同的「辯論」？

近來在蘋果日報上幾篇關於「國家認同」和「族群問題」關係的文章，似乎表示這個問題有任何可供討論的餘地，或甚至認為從族群到國族的討論是「台灣社會的良性發展」（蕭亞譚語），其實相對於「族群問題」，「國族問題」從根本上就是討論空間的倒退。討論空間的可能性來自於不同立場各方面的「論點」相對性，而不是「生存空間」的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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