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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拆與強姦

梁文道 — Sat, 06 Nov 2010 01:59:34 +0000

（編按：震憾全國的宜黃自焚對抗強拆事件後，當地官員被免除職務，但同時網上出現一篇由宜黃幹部寫的「宜黃來函」，反省強拆事件的處理方法。該官員認為強拆的手法應作改善，但卻處處為強拆的政策辯護，認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梁文道這文章就是回應這官員的論述，刪減版刊於《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42期。）

以下是一名強姦犯人的告白：「強姦並非我等所願，這裡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人類繁殖成本的問題。如果我們每回交配都要考慮對方的意願，事後還要付出大量賠償費用的話；想想看，這得花去多少時間，又得浪費多少資源呀。而為了實施人類發展戰略，強姦更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

「強姦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我們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

「當大家都在對強姦現象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姦行為的受益者。要不是我們的雄性先祖當年用強，掄起大棒就敲暈了雌性同類，然後把她們拖回山洞；人類今天還能繁衍出今日這番恒河沙數的局面嗎？我們中國還能如此人多勢眾好辦事嗎？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強姦就沒有現代人類，沒有現代人類就沒有一個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姦就沒有『新中國』？」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覺得噁心，馬上就想衝進廁所大吐一場；也許會感到怒火攻心，忍不住罵出幾句髒話。為甚麼我們看了這段告白之後會如此憤怒如此難受，理由恐怕還不只是因為那個犯人的強詞奪理荒謬思維，而在於一種更簡單更根本的直覺。那種直覺告訴我們，強姦是種萬萬不可接受萬萬不得辯解的罪行。「強姦」這兩個字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充滿了非常負面的價值意蘊，正如「強搶」和「強盜」一樣，我們一見就無法再不動心不動情地客觀冷待。

換句話說，以上那番告白刺痛人的地方在於那位犯人居然毫不遮掩地使用「強姦」這個詞彙。理論上，他大可以發明一個比較好聽或者至少比較陌生因而也比較能夠唬人的術語，例如「非雙方同意的交配行為」，或者「未經對方認可的主動性行為」。但他沒有；他就是這麼左一個「強姦」右一個「強姦」地寫下了這篇駭人聽聞的自白。它讓我們震驚的是，這個作者似乎喪失了最基本的道德直覺，完全沒有想到光是「強姦」二字就足以令人反感，足以摧毀他一切論點的說服力。這位作者不是一般人，而是一個失去了人類同理心與基本道德感知能力的可怕異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強姦有甚麼不對，他的辯解只是為了我們而寫的。所以，他才會把強姦看成一種後果可不可以控制，大事又能不能化小的技術問題。

放心，以上種種其實全是我的虛構，現實中並不存在這麼一個泯滅良知而且還極端理智的強姦犯。然而，那幾段告白卻又不是百分百的無中生有，它們改寫自近日一篇紅遍全中國的鴻文，我只不過是把原文中的「強拆」換成了「強姦」，將「政府」變成「我們」，同時還補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而已。我說的這篇文章當然就是首發於「財新網」的「宜黃來函」。

話說江西宜黃的強拆案透過微博的轉播震撼全中國，其中的自焚、搶屍與截訪在在顯示出公權暴力的恐怖，結果不只引起無數人的義憤，還丟掉了幾名地方官員頂上的烏紗帽。想不到正當事情冷卻結尾之際，一名當地官員竟主動投書媒體嘆不平，於是觸發更多輿論的攻伐。看完化名「慧昌」的官員所撰寫的這篇「宜黃來函」，以及眾多評論家的仔細剖析之後，最叫我吃驚的是該名官員竟然全不避諱地採用「強拆」一詞；而多位評論家雖然深入地揭示了地方政府「發展主義」思維的盲點，全面地批判了強拆現象背後各種不合法理的弊端，但也似乎都不覺得「強拆」這兩個字刺眼。

讓我們再看一眼「宜黃來函」的部分段落：「強拆並非地方政府所願。這裡涉及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發展成本的問題。……而地方政府為實施發展戰略，強拆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強拆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當大家都在對強拆政策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為甚麼這幾段話裡的「強拆」可以拿來和「強姦」相比？答案在於那個「強」字。強姦之惡，除去性的敏感以及種種關乎人類肉身等尊嚴問題外，就是因為它用強。請注意，拆遷不一定總是強拆，因為拆遷絕對可以經過雙方同意；而強拆則是一方不情願，另一方卻堅持使用暴力手段來達成目標的結果。不管那位宜黃官員究竟搬出了多少套奇詭莫測的宏觀辯說，多少粗糙不堪的中西發展路綫比較，至少有一個事實是他自己都不能否認，甚至還從不隱瞞地掛在嘴上的；那就是當地政府的的確確搞了一次強拆。除非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用強不算錯，以暴力逼迫他人就範也不算問題的地步，否則強拆就一定是種類似強姦的罪惡，一種道德上的罪惡。

從這個角度來看，「宜黃來函」最令人齒冷的，就是一個國家官員居然完全沒有想到這麼基本的道德事實，在一整篇東西裡頭沒有半句提及居民意願，反而把罪過的後果當成運氣問題，以經濟發展解說違反人類根本自由的惡行；最後還把我們所有人拉下水，說成是一個道德錯誤的受益人與共犯。假如這篇文字真的像許多論者所言，「代表了許多地方官員的心態」，這個國家就真是有毛病了。

光明、慈悲與和平

梁文道 — Fri, 22 Oct 2010 17:23:08 +0000

一、光明

他們說得都對，諾貝爾獎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憑什麼要讓一幫北歐人來替全世界決定誰是全世界的學術英雄誰又是對和平最有貢獻的人呢？這實在沒什麼道理。他們說得對，任何獎項都是有立場甚至有偏見的。所以沙特當年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順帶一提，沙特也曾聲明不願接受蘇聯主導的「列寧獎」）。所以我并不想爭論劉曉波先生到底值不值得拿諾貝爾和平獎，他這個獎拿得有沒有意義；也不在乎這到底是不是像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乃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

其實，假如我生活在大陸的話，我恐怕根本就沒有資格去爭論和在乎，因為我很可能不知道誰是劉曉波，他說了些什麼，又做過什麼樣的事。於是我好奇，假如劉先生真的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言人，你為什麼不讓我看看他的言論？也許看過之後，我會更加同意你的判斷。假如劉先生違反了中國法律，是個罪犯，你能不能公佈一下他的罪證，讓他的惡行大白於天下？如果他真的有錯，昭昭明甚，那為什麼審訊他的時候要搞得那麼神秘，不叫公眾得聞整個過程呢？

他們常常用「不可告人」四個字去形容別人的「險惡用心」。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感到最有事情「不可告人」的反而是最喜歡使用這四個字的他們。可不是嗎？劉先生得獎，他們不敢公佈，甚至連「諾貝爾」的名字也一並封殺。記者要去訪問劉先生的夫人劉霞，他們就乾脆把她軟禁起來，並且連夜在她家附近設起路障，告訴大家該處正在施工。更妙的是，當記者在招待會上問起這種種情形，他們的發言人居然回答不知道有這等事。大家說說看，這裏頭究竟是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又有些時候，他們會找人輾轉帶話給他們不喜歡的人，他們說「要是你不乖乖的，我可以叫你失去一切」。聽到這種霸氣十足的話，我不覺得害怕，只是感到一陣難過。因為這是我的國家，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崛起中的新強權，接連辦過奧運與世博，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展現出與國際同步的開放面孔。但為什麼他們不同意一個人的言行，既不是公開和他討論，也不是私下找他爭辯；而是跑去恐嚇他，以他的生活與生計來做要挾呢？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地與人辨明是非，卻要用一種很鬼祟很不得體很不符合大國氣度的方式去叫人「聽話」呢（而且連要人在哪些事情上聽話都不敢明言）？

我知道有些保守派批評劉曉波先生是為虎作倀，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我還知道有些思想前衛的學人懂得使用更新潮的理論與人名（比如Alain Badiou）去恥笑劉先生和「西方勢力」那落後陳舊的民主觀念。但這都不要緊，因為這都是可以探討的話題；我在乎的只是一件更簡單更基礎的問題，那就是大家能不能把話全都攤開來說了。說實在的，比起關押他的政府，劉曉波先生起碼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一切言論都是公開的，他毫無顧忌地坦示了自己的想法（哪怕這些想法對他的人身安全很不利）。要是大家沒看過沒聽過，那也不是他的責任，而是指控他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力量的責任，因為他們使得這些言論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二、慈悲

劉曉波先生不是聖人。六四之後，他在獄中寫下了毫無必要的悔過書；更曾為人利用，在電視上說過一番有替當局塗脂抹粉之嫌的話。但是他常抱悔罪之心，從不掩過，反而屢屢告白，深深責己。每次念及當日亡魂，他都會黯然神傷。要知道錯是每個人都會犯的，難就難在事後的態度。經過時間的洗刷，讀劉先生近些年的文章，你幾乎很難相信他就是當年那個持劍上馬、銳氣十足的年輕人。尤其是那篇擲地有聲的審訊自白《我沒有敵人》，這裏頭的寬容與慈悲可是風浪過後的結果？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這段話讓我想起了昂山素姬，她不僅對監管她的軍警微笑合十，還呼籲夥伴要尊重那些敵對的軍人。我也想起了曼德拉，當年他在羅本島坐牢的時候曾經遭遇過一個對待囚犯極其凶惡的指揮官。可就是因為這名軍官在調職之前說了一句稍為溫和的話，曼德拉便立刻省悟：「這些人並非沒有人性，他們的非人性是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他們舉止有如禽獸，是因為那樣的行為受到獎勵，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升官晉職。那一天讓我體認到，巴登霍斯特（即那位凶惡的指揮官）並非外表看來的那個人，而是一個比他所作所為更好的人」。儘管我不願談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評審委員會前後的一致。

唯有知道人的脆弱與局限，方能養成一種願意寬待他人，在卑劣處看見仁善的胸懷。故此，即便是到了就要入獄十一年的前夕，劉曉波先生還是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雖然身陷囹圄，可是他卻注意到了「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雖然受到敵意的包圍，但他仍有餘裕在看管他的管教身上發現「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簡單地講，他並沒有把體制與構成體制的所有成員混為一談。

三、和平

曼德拉曾經因為他的溫和態度惹來不少非議，他的同志認為對「敵人」良善就是軟弱、怯懦與姑息，激進點的更加指責他的行為是渴慕權利的表現。同樣地，劉曉波先生的溫和與寬容也成了一種罪狀，有些人不僅不贊同他漸進改革的立場，還把他的自白書讀解為一種妥協、投降和獻媚。他們說：「他不顧事實地對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公開讚揚的行為，他的既為自己辯護又為中共惡行洗脫的矛盾說辭，都立下了一個混淆和顛倒是非的先例，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政府是冥頑不靈的邪惡勢力，不可能漸進改變也不可能自我更生，只能對抗到底直至將它鬥垮為止。他們把不同意這種主張的人都叫做「合作派」（包括劉先生在內），而「合作派」與「抗爭派」之別不只是意見和策略的不同，甚至還是道德上截然有異的兩種選擇。

這套觀點我是熟悉的；只不過我曾天真地以為，面對種種良知和道德的猜疑，一個人要是在可以流放的時候堅持不走，而且最後還被投進牢獄的話，這大概就是他至為終極的自我澄清與證明了吧。沒想到我還是低估了這套觀點的頑固與徹底，原來坐牢還是不夠的，它還是不能讓我們看到這個人的「真面目」，因為它也很有可能是整個「大棋局的其中一步」，目的是為中國培養一個聲望極高的反對派領袖，將來可以用作幌子，推動一種有利於中共的偽民主改革。至於劉曉波本人，他固然因牢獄之禍而得福，拿到了諾貝爾獎與舉世皆知的名譽；說不定未來還會在那盤很宏大很深奧的棋局中再上一層樓，當上了「國家總統」呢。這類觀點去到最遠的時候，甚至還會推測劉曉波做了總統之後的結局；那便是委派親近他的人「為國家安全總署署長，專職剿滅反劉曉波的早已被邊緣化的革命派，在野黨共產黨和解共生」。而這一切，自然是共產黨苦心策劃的結果。

除此之外，我還見過批評劉曉波先生「惡毒攻擊」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的言論。他怎麼會「惡毒攻擊」備受尊重的高先生呢？我很好奇，於是略略追索該說源流，發現它最可靠的依據可能是劉先生嘗言在獄中受到了「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待遇。它的邏輯基礎是這樣的：「在同一個極權國家、同一個年代、同一個司法制度下，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等其他良心犯卻受到警方施加如電擊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酷刑。劉曉波明知中共在殘酷摧殘高智晟先生和其他良心犯的同時給予他特殊優厚待遇是別有用心，他卻仍在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說中國政府『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這類完全違背事實的謊言」。也就是說，劉先生沒有顧及高先生等人的遭遇，只談個人親歷，因此他是個騙子。再推衍下去，這番「謊言」便演變成對高智晟先生的攻擊和否定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親官方的保守言論。按照這些言論，總共由五個前挪威國會議員組成的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根本不可能是獨立的，他們的背後是一股盤根錯節的「西方反華勢力」。選在這個時刻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先生也不可能只是巧合，而是夾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與領土爭議之間的一記組合拳，目的是要打擊發展中的中國。劉曉波獲得這座獎更不可能是個偶然，因為他從來就是西方妄圖改變中國這盤大棋局中的要角。

有沒有發現這套言論與前述「抗爭派」的觀點是何其地相似？它們的推論步驟之中總是有著太多的「可能」和「不可能」，而這種種「可能」和「不可能」都需要更多的事實和論據方得以成立。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五位評審委員會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這是需要說明的。為什麼囚禁劉曉波先生是他和當局的默契與合謀呢？這同樣需要證據。不過，這兩套表面上去之甚遠的言論卻依循了類似的思路，往往在這些最應該說明的環節上輕輕略過。與其說它們是要傳達事實，倒不如說它們是種自我滿足並且永遠正確的推斷；它們所要判定的便是敵我之分。在這套敵我二分誓不兩立的視野下，世界是個滿佈陰謀的環境，人類是種心懷叵測的動物，所有「可能」與「不可能」都只能指向唯一的終點。這套思維方式看起來十分複雜，可實質上卻又非常簡化，可以把一切多樣而微細的綜跡詮釋進自己想像的圖景。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訊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什麼獎牌都還重。

有人在「反高鐵」，有人在「反發展」嗎？

梁文道 — Thu, 14 Jan 2010 08:42:32 +0000

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 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 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 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我們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大」我。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 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 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1 小時多的Power Point 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 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而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 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的評論，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 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 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的聲音呢？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還不如乾脆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所多瑪

梁文道 — Thu, 13 Aug 2009 04:12:39 +0000

歡迎來到所多瑪，且讓我為你介紹這座城市裡所剩不多的善人。

例如許志永，香港中學生鄭詠欣最近才在報刊上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用法理來說服我」，有情有理，令人慨嘆，是一時焦點。在我看來，這封信最令人神傷的，是鄭小姐記述許志永被捕幾個月前還親口對她解釋別看截訪的公安很野蠻，而要注意事情好轉的那一面；他說：「中國政府已很努力，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

你知道，每次在香港和台灣向別人介紹今天大陸的情況，都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太過曖昧，取態太過溫和。他們認為中國政府仍然是大海中那頭兇猛的巨獸，獨裁專制，噬人無算，而且絕無任何溫和漸變的希望。而每一次，我都會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很複雜，不要簡單地總體化中國的問題，不要用刻版的偏見來看中國。我說：「要對政府有點耐性」。

我的朋友許知遠也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我們這一代》，他說許志永兩年前曾經意氣風發地對他表示「2008年的奧運會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巨大變革機會。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將有所收斂，而不同民間組織都刻利用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這番話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我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也曾對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之後的中國充滿信心。每當外國記者找我談論中國的黑暗角落，我都會在最後提醒他們，永遠要看到光明的那一面，就如我曾提醒你一樣。

而那光明的一面，就包括許志永和他公盟裡的同伴，以及正在崛起的維權律師群體，與其他無數想做好事的熱心人。這個國家腐敗，這個社會冷漠，整個局面似乎就維繫在一個十三億人關於某則謊言的默契之上。儘管如此，卻竟然還有這麼多人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去替陌生人的子女奔走，如譚作人；竟還有這麼多人願意犧牲自己本來可以享受的生活，去替苦難無告的同胞叩門，如許志永。我甚至樂觀到把政府也算進這光明的一面，因為至少他們曾經容許這種昏沉裡的光芒搖曳。也許他們明白，連他們自己人都紛紛捲款而去，用腳對這裡投下不信任票的時候，好人的存在有多麼重要。天不喪予，如果你還能在所多瑪找到一個好人的話。

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外面，自由自在地上學成長；卻讓我們的孩子背負債務來接受可笑的「教育」。他們將自己的家人搬到北美和歐洲，享受乾淨的流水和清新的空氣；卻留給我們一片受傷並且有毒的土地。這個國家腐敗如此，這個社會已然冷漠若斯。現在他們居然還要扼殺好人，並且恐嚇其他人打消當好人的念頭？沒錯。所以當你在公交車上被人打劫，高聲求救，卻發現滿車沒有一個人會伸出援手，甚至轉過頭去的時候；不要訝異，因為我們鼓勵這樣的風氣。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當好人也不是不行，但前提是盡量不要自發。等到他們「動員」你了，你再調動自己的善念不遲，就像一個演員調動情緒來刺激淚腺一樣。在這裡，好人最好都是配合政府登場的演員，善意是種需要學習的演技；善惡的標準不來自頭頂的星空，也不來自內心永恒的道德律，而在「感動中國」所界定的範圍。你千萬要小心，知道有人凌辱女子，可不能隨便告發，因為你不知道那個強姦犯是誰；但如果聽說一場運動會要召募志願者了，那你得踴躍報名，不落人後。

忘記許志永吧，忘記那些你心目的「好人」，不要用你高高在上的標準來看待我們，對我們指手劃腳。因為我們中國有自己的模式和道德尺度。

對了，聽說過北京南站附近的「聚源賓館」嗎？裡頭監禁了許多被攔截下來的上訪者，就是許志永會幫助的那種人。他們居住的條件很惡劣，看守他們的人很凶暴，甚至不時強姦其中弱女。但許志永明明知道這種情況，卻還要對香港來的女學生說「要對政府有多點耐性」，因為他太善良了。

如今，好人許志永終於消失了，剩下那批上訪者還在「聚源賓館」裡面呼救呻吟。半夜，他們唱歌，希望引起外頭的路人注意。據說他們唱的是《國際歌》，而中南海就在五公里之外；據說他們唱的是《東方紅》，而毛澤東紀念堂就在五公里之内。歌聲由激憤漸轉淒楚，终於泣不成聲；而街燈，兀自孤冷地亮著。

我不知道你回去之後會如何報告，你明白，中國人是不信邪的。我也早就背棄了你和你所代表的一切。如今，我將留在這裏等待利維坦捲起的巨浪迎岸而來。

我另一個朋友，台灣評論家楊照，曾經在《十年後的台灣》裏寫下這麽一段我屢次引述的話：

「我還記得，我清楚記得，自己年少時候，被美麗島事件與軍法大審震駭，領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劇感。國民黨威權體制像隻怪獸，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運動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這隻怪獸想：不會再有人敢違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將站在怪獸面前，即使明知將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渾身發抖，也還是得挺身站在那裡。因為，讓怪獸吞噬，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夠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夠証明我們自主意志尚存的動作，不能放棄」。

他接著說：「我從來不曾自認是個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卻悲劇性地預見：等時機到了，我這一輩的人，會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與猶豫，去站在怪獸面前，被無所不在的極權系统監視、追捕、入獄」。

我知道自己不是善人，但我寄望自己能夠通過那未來的試煉，証明自己。所多瑪，一座惡貫滿盈的城市，它的善人以其自身的消亡來証明這裏仍有善人。

書展就是香港

梁文道 — Mon, 27 Jul 2009 07:45:15 +0000

事前絕對没人猜得到，今年香港書展的重頭戲原來是「o靚模」。周秀娜寫真集《 Deep V 》大受歡迎，因為她「樣靚身材正」，裏頭有一張吃雪糕的照片，意態撩人；另一張則刷牙刷到把牙膏滴到胸口上，為讀者開啟了豐富的聯想空間。後來她乾脆跑到會場門口活人示範舔雪糕的方法，並聲稱要在簽名會上親吻粉絲。於是報紙說，她的同行好友Kama不幹了，馬上叫了一部車去會場大門「免費派奶」。有人問她這麼做會否太過「意識不良」，她就說「飲奶有助健康」。這一切，實在很「香港」（陳冠中常把『香港』看成一個形容詞，我只是在不同的意義上跟隨他而已）。

同樣很「香港」的，還有「明光社」這個保守派基督徒的急先鋒，他們建議當局明年應該為寫真集另闢專展。我不能自制地想像，要是真有這麼一個展覽，裏頭那番春光無限的景象會是多麼叫人神往。比如說Kama也許不再「派奶」了，而是直接分發裝滿牛奶的水槍，讓粉絲和她繞著會場追逐嬉戲。這等舉世無雙的寫真展，也只有「明光社」才想得出來；有人說「禁慾的內核就是淫蕩」，信哉。

由於「o靚模」成了書展的代言人，網上又出了一批反對「o靚模破壞書展形象」的正派青年（究竟他們以為書展的形象是甚麼呢？），所以書展主辦機構「貿易發展局」罕有地勸喻「o靚模」入場切記要衣著健康，還把她們的簽名會挪到遠離館的地方。我不得不說，「健康」也是個很「香港」的概念。

每一年，媒體都在等待書展鬧出禁書的笑話，看它會不會又把裸身露體的希臘神話圖冊禁掉；每年都有記者找我這種「文化評論人」評論禁書事件，期盼我痛罵書展打壓表達自由。可是說實在的，我同情貿發局。巡查書展的「淫審員」只是機械地按章辦事，腦子裏只有法律規定的人體裸露範圍規章，沒有任何文化審美上的認識準備。如果你要他們用意識內容的角度來審書，後果可能更可怕。同理，「o靚模」寫真就算牛奶流得再多，只要沒露點犯例，你又能奈她何？莫非我們真想貿發局扛起文化重責，辦一場有內涵有深度的展覽，掃除一切牛鬼蛇神，留下鉅著經典嗎？會在內容上審查書籍發表主張的書展就不是香港書展了。然而，貿發局還是規勸了o靚模，因為健康是我們這座城市最重要最重要的道德共識，絕對沒有人反對，也不會有人擔心這種勸告已經接近了某道不可逾越的底線。

大家常說香港書展沒有文化，可是半官方的貿易發展局依循殖民時代意識型態不干預的路線，又怎能文化得起來呢（正如政府一向不敢公開討論文化政策，但又提供康樂文化服務）？因此買賣之外，它請很多比較有文化的機構替它辦活動，也算是盡了力了。而今年來訪的「名家」，尤其內地那一批，坦白講，一開始是很嚇人的。例如郭敬明，被法庭判他抄襲罪成，但他堅拒道歉，還說被抄的那位作家因此成名，得益匪淺云云。其中唯有麥家，不只處在創作顛峰，而且質優量大，雅俗通吃，是真正當打的名家( 附帶一提，近年少有創作的沙葉新先生我是很尊重的 )。可是，還好後來他們補上了賈樟柯，雖然又附帶了《中國不高興》那一群苦大仇深的老憤青，但也算得上百花齊放了。更何況它近年還改變了只有外來和尚會念經的心態，終於發現香港也有好作家，在這一屆請出也斯與韓麗珠，讓他們享有專場演講的待遇。你還能要求甚麼呢？

不要忘記，主辦方到底是官方，「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今年馬家輝和我擔當書展大使，去四個城市宣傳香港書展，請嘉賓一起座談。北京那一場有賈樟柯和陳丹青，上海那一場有王安憶與陳子善，我們的領導兩次都是活動剛開始不到五分鐘，便退場去外頭忙。最初我還有點氣憤，別說大陸辦這類活動都是市長宣傳部長從頭坐到尾十分捧場，我們香港人可是主家呀，怎也該給來賓一點面子吧。但後來再想，也就釋然。假如書展大使是成龍，嘉賓是周迅，他們也許還會堅持聽下去，但你文化人算是甚麼東西呢？後來，貿發局的公關安撫我們：不要生氣，他們的總裁將和一批專欄作家飯局，一定會把我們都請上。

我絕對無意諷刺，而是真心認為香港官員的學習能力強，從善如流，接下來兩場座談他們真的乖乖坐著不動，給嘉賓莫大的尊重。你看香港書展人流這麼盛大，還是秩序井然，便知他們真有過人處，不能不服。我只是感慨香港這個書展，會有o靚模鬧出的新聞，也會有正氣浩然的志士堅拒低俗；會有精明幹練的管理者，也會有良莠不齊的大家演講。如此多元，但又說不出的古怪。再看名人精英向媒體推介的讀物，往往既不低俗，亦不高深，來去是一批健康向上又好讀易讀的暢銷書。不能說他們很有見識，也不能說他們無知；不能說他們高雅，也不能說他們鄙下；總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謹的中產階級氣息，總之就是不好不壞並且曖昧的mediocre，總之就是香港。

書展就是香港

梁文道 — Mon, 27 Jul 2009 07:44:01 +0000

轉貼：梁文道論新疆

梁文道 — Thu, 23 Jul 2009 12:46:35 +0000

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秦）鸠摩羅什譯，大理國寫本。

梁文道：鳩摩羅什的身份
2009-07-22 (原載2009年7月22日佛門網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965)
——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發生在新疆的那一場暴動呢？

一個凶手之所以成了凶手，並不是因為受害者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也不是因為受害者欠下他一筆巨債。不，他們可能從來沒有任何關係，根本互不認識。他殺人，只是因為對方的身份。

然而，受害者是可以有很多種身份的。比方說，他是別人的孩子，是某人的妻子，是一對孩子的母親。又比如說，他是某間中學的舊生，一個網站論壇的主持，一間曲藝社的成員。再抽象點，他還能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女性異性戀者，以及道教的信徒。他之所以遇難，並不是這些身份的緣故，而是因為他被認定為漢人；只是因為他也是一個漢人。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我們才會因為一個人的某種身份而恨他，甚至對他動起殺念呢？為什麼一個人明明同時具備那麼多種不同的身份，我們卻只挑出其中一種為目標，覺得它能凌駕其他身份類型呢？

聽說上海有個叫做「寬帶山」的網站，本來是IT業內人士的論壇。漸漸地，其中出現過一個專門用上海話溝通的子論壇，有一些仇恨維吾爾族人的言論。曾經有段時間，不知從何處而來的漢人網民甚至會在裏頭通報維吾爾人的消息，告訴友伴某地鐵站出口擺了兩三檔維吾爾人賣小吃的攤，趕映叫就近的朋友過去揍人。

在圍毆這些小販的時候，動手的人不會想起挨打的原來是某個人的孩子，某間食肆的常客，一些人的朋友，一個人的愛人。他只看到一種身份，這種身份如此顯眼如此巨大，乃至於遮蓋了他的眼睛，使他完全看不見某餘身份存在的可能。

漢人也好，維吾爾人也好，這等身份的力量來自於我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見，總覺得族群身份必然連帶地包括了一長串性格特點，一長串生活習性，甚至一長串重要的身份範疇。舉個例子，大家都以為維吾爾人同時一定是穆斯林，由於穆斯林總被俗見認為有激進化的傾向，維吾爾人又總被俗見認定是潛在的「疆獨份子」，所以大家便順理成章地把「疆獨」和「基地」組織說在一塊，判斷烏魯木齊的騷動一定是「分裂主義者」和「宗教極端主義者」鬧出來的了。可是只要靜下心來好好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流行的說法實在是矛盾重重。假如總部設在歐洲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真是疆獨組織，那麼它該好好爭取西方人的支持，又怎會跑去和西方人眼中的頭號公敵「基地」組織合作呢？也就是說，「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和「基地」組織根本在原則上是有衝突的，說他們「合流」，只不過是我們腦海中固執定見的結果。

我們漢人佛弟子亦該反省，自己有沒有輕易地把別人的某一種身份擴大成一組呆板的印象，有沒有把維吾爾人當成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

我忽然想起鳩摩羅什大師，他在一千六百年前留下的許多漢譯佛經( 如《金剛經》 )，被我們傳誦至今，成為漢傳佛教的根本要典。鳩摩羅什大師的父親雖是印度貴族，但他的母親是龜茲國王的妹妹，而且他生在龜茲長在龜茲，成年後還在龜茲弘法利生，乃不折不扣的龜茲人。龜茲就是現在新疆的庫車，若按今天的族群觀點看，鳩摩羅什大師其實是個維吾爾人。他的模樣，應該就像電視裏的「暴徒」，就像那些被人打倒在地的小販。如果他活在今天，我們該看到他的那一種身份呢？

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梁文道 — Thu, 04 Jun 2009 23:29:18 +0000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況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瞭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著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遊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臺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門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勾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著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份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 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毀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于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著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著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x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托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著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嚇，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臺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啟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臺。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回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相走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著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著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沖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著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著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著「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臺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鑒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跡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路」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份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瞭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我們仍然記住

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複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哲學的微笑

梁文道 — Mon, 24 Mar 2008 15:24:14 +0000

有一天，一定是因為自己正處於極端自悔與自疑的處境，看著滿屋子的書，竟然生起無邊的陌生感。我突然覺得，就算讀了再多的書，畢竟是和自己無關的。回想二十多年前，之所以開始對哲學感到好奇，無非就是想知道生命的意義，做人的法度。然而，現在的我雖然裝了滿腦子的資訊和概念，卻又有那一天嚴肅認真地做到了「吾日三省吾身」呢？蘇格拉底有一句所有哲學學生奉為金石的名言：「未經檢討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空有許多關於人世的零碎知識，檢討人生的方法和原則，卻從未切實地檢討過自己的人格人生，讀書又有何益？越多的知識，有時候只不過是越大的邪惡罷了。

唸大學的年代，我很瞧不起一些滿嘴「生命」的學長同學，覺得他們把哲學變成了膚淺的心靈雞湯，懷疑他們一定是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無知之輩，所以還戲稱他們為「生命佬」。在我們一圈人的心目中，只有鑽研典籍沉醉理論才叫做真正的唸哲學。所以我們都很喜歡上關子尹先生的課，因為他不只淵博廣識，治學講學的風格更是力求清晰嚴謹，很接近我們想像中的學院派形像。雖然先生那時已經總是在他的課堂和論著中提醒我們哲學究竟是生命的學問，但我對學問的興趣還是要比生命濃厚。隨他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與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直如走進花陰道上，一路美景叫人渾然忘記了自己起步的目的。

關先生後來慘遭喪子之痛，似乎有點消沉，輟筆數年，我們一方面為他憂心，另一方面竟很沒良心地感到可惜，怕華語哲學界自此少了一位令人仰慕的良師。可見我這時根本還不知道哲學的目的是什麼，更不知「慈悲」為何物（關先生曾以英文的compassion表達那種「與病者共話彼此情感的真摯，共同激勵面對厄運的勇氣，共同於苦難中找尋存在的價值」的真正同情。恰巧英語世界常以compassion一詞去翻譯佛教所說的「慈悲」，com加上passion，乃實實在在的同情共感）。

關先生的公子翰貽辭世十年，先生才正式出版一本文集悼念。《教我心醉──教我心碎》，表面上看「流於傷感」，其實不啻為一趟自我的「哲學治療」。可是，生離死別等種種巨大苦難，真是哲學治療得了嗎？假如哲學修養精湛如關子尹先生也無法承受至親的逝去，並為此「消沉」達數年之久（所謂「消沉」，指的是不想碰哲學研究），我們還能指望哲學給我們什麼指導呢？

正當我被重重問題包圍，陷入自我否定的時候，恰巧又讀到了關子尹先生的新著《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大家不要以為這只是本很專業的哲學書；也不能輕信關先生的自謙之詞，以為這本一下子解讀甲骨金文和《周易》，一下子又突然說起大腦左右功能的文集，真的駁雜到不可經緯以範之的地步。極簡單地說，這本書其實可以告訴大家哲學到底是什麼。

很多人都知道，「哲學」一詞翻譯自「philosophy」，而「philosophy」的字面意思就是「愛智之學」。但中文裏的「哲」字又該作何解呢？關先生在全書第一篇論文〈從「大克鼎」和「史牆盤」中的「哲」字看哲學〉別開生面地給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說法。首先他發現古人寫「哲」這個字，有好幾種寫法，「質」、「誓」、「悊」都是以同音假借的方式表示「哲」的例子，而折斷的「折」就是這麼多種「哲」的共同元素了。其中玄機在於「折」這種本來很具體的活動可以引申出「斷疑」、「明辨」等抽象的概念。先生以類似海德格的語源學方法，推論出「哲」的原始意義就是判斷和抉擇，就是明智地分辨對錯和選擇是非，好比把一綑茅草折斷一樣。

不僅如此，「哲」還可以當做動詞來用，例如西周青銅器銘文裏的「克哲厥德」，意思是「能於種種處境之中藉著斷疑和選擇以實踐自己的德行」。《爾雅》訓「哲」曰：「哲，智也」。哲學不單單是研究智慧的學問，更是智慧地下判斷。今人多把哲學當成書面上的玄奧課業，是學究才會幹的特種行業。實則它該是解決「生命中的惶惑、人類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人類存在的種種危機」等疑難問題的功夫。如果我們只是把哲學當成辨析概念的遊戲，這就真是智慧的淪落了。

我又想起之所以對佛教開始產生真正的興趣和好感，緣於多年前的一趟博物館之旅。當時在微弱的燈光之下發現一尊尊觀賞佛像於四週的黑暗中漸次開展出點點幽明，整個人就彷彿被送進了另一個世界似的。然後我注意到了他們臉上的微笑，那種笑就像照在他們身上的燈光，介乎有無之間；儘管細微到近乎不存在，但卻又決定性地轉變了一切；難以形容，唯中文裏奧妙的「幾」字可以傳其神，「知幾其神乎」。雖然之前也讀過幾部經論，約略知道點佛學的基礎常識，但我始終迷惑於那種笑。他們到底在笑什麼呢？在那一雙雙閤上的眼皮後面，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麼呢？

哲學曾經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所謂蘇格拉底的哲學，不只是他和別人對話的方法與其間隱含的辨證邏輯，也不只是他在對話中提出的種種理論，更是他不立文字浪跡街頭四處與人閒聊的生活方式。哲學從一開始就不是種書面的研究，還是一種過日子的辦法。只不過我們後來都忘了這點，把它變成遠離日常的艱深遊戲。當年在大學上關子尹先生的課時，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即便是很多人眼中的蛋頭學者康德，也不忘區分「學院意義的哲學」（philosophia in sensu scholastico）和「入世意義的哲學」（philosophia in sensu cosmico），並且以後者為尊。

既然哲學的目的是對準人生的處境，解開其中疑惑，使我們能夠過上一個經過思慮的明智人生；那麼它能幫我們處理人世最大的難題，幫助我們面對死亡嗎？關子尹先生《語默無常》裏最叫人動容的一篇論文是〈說悲劇情懷〉。親歷過喪子之傷的關先生說：「今且設想一個具有一定的哲學修養的人自己生病，並知自己命不久矣，則其哲學智慧自然應該產生某一定的力量」。蓋古往今來，東西哲人談論死生者不知凡幾，我們總能在其中找到產生力量的資源。可是「今設想患病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自己的至親，而罹患的病又已到了藥石難奏的關頭，則情形便如何呢……」。

很令人沮喪，關先生居然發現「如果身罹苦難的並非自我而是我的親人的話，則就算我一己把問題如何想通亦無助於親人身心痛苦的解除」。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哲學原來始終是無力的。一個人若投哲學以巨大信心，以為它可以解開世間種種困厄，偏偏卻在最需要它的時刻才明白它的局限，他的無力和空虛必定難以承受。

不過，正是在哲學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質和它的作用。關子尹先生引西班牙哲人烏納穆諾（Unamuno）的說法，把這災難的一刻形容為「理性的懷疑遇上了心靈的絕望」，而「它們的邂逅讓我們找到一個新的（懾人的）基礎，在這基礎上我們或可重新找到安慰」。簡單地講，就是在去除了對哲學無所不能的幻想，放棄了對理性的過大信心之後，我們才能合宜地為哲學與理性劃出界限。就像明知人有一死，我們反而更珍惜生命一樣；知道了哲學的限制，我們才「更能甘之如飴地欣賞哲學點滴慧解給我們帶來的安慰」。

更巧妙的是，不再執著於對理性那種凡事皆有解答的迷信之後，我們反而可以更超脫地擁抱人生必經的苦難。這時候，微笑就出現了。

關先生很欣賞德國學者佩里斯納（Helmuth Plessner）的《笑與哭》，認為笑與哭這兩種極端的情緒表達形式其實都是人類理性無能的反映。遇上不可解的荒誕，我們哈哈大笑；遇上不能避的痛楚，我們嚎啕大哭。可是哭笑畢竟不是常態，真正在人我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其實是微笑。「如果哭、笑是所謂『激情』的話，則微笑可說是『柔情』」，乃人類最蘊藉最富深義的表達方式。「微笑基本上雖然是一種情感，卻能和赤裸澎湃的激情保持距離」，甚至和「表達」本身保持距離。一個微笑，代表的就是把種種情感安置於一「自制的距離」。「在生命中許多如窘迫、羞辱、悲傷、苦惱，和絕望等處境裏，微笑都透顯出一超脫的可能」。

學習哲學，如果學到了一個了知其局限的境界，知道命運的不可抗拒與理智的無能為力，我們或就能測量其間的鴻溝，越出情理之上。雖在人世，又與世間一切相隔，從容而有進退餘裕，這是不是佛像臉上的微笑的意義呢？

(圖片為編輯所加)

九十年

梁文道 — Sun, 10 May 2009 16:57:00 +0000

「學生們不畏逮捕，堅持鬥爭，街上講演的人不斷增加。最後到六月四日，政府已關押了1150名學生。……面對這種武力報復的威脅，學生們不但沒有屈服的表現，反而增強了講演的活動。六月五日上午，在街頭講演的學生已達五千多人。每個街道、胡同、公園、市場都變成了公共集會場所。他們站在木箱子上慷慨陳詞、聲淚俱下。北京當局已不能再逮捕更多的學生，只得驅散那些為學生們的講演深為感動的聽眾。」

「在大逮捕的高潮中，全市大部份學生顯示了決心和作好了進監獄的準備。他們身背被褥，準備在拘留所裏安身。員警往往被學生們的愛國精神所感化，變得對學生同情起來。當上司看不到時，他們就讓學生到旁邊街頭去講演，說道：『我們和你們站在一起，但是不想惹麻煩，請往那邊走一點』」。

「教員們也前來援救學生，送來了食物和毛毯。北京教職員聯合會的八名代表，其中包括匯文大學的一名美國教授，衝破阻撓來到學校監獄慰問被捕學生。……學生監獄中的慘狀一經在公眾中報導，立即引起了一場抗議政府的風暴。各團體組織……代表及個人代表數百人，前往監獄，慰問被困禁的學生，向他們提供食品和其他援助。但是對所捐助的錢，學生們都拒絕了」。

「六月四日下午，上海學聯在收到從天津發來的有關北京大逮捕的電報後，立刻掀起了更強大的爭取工商界支持的運動。他們火速散發了載有這一消息的新聞號外、標語和傳單。晚上七點以後，街上到處都是頭戴白帽的學生在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

然後，「六月五日早晨，罷市果然開始了，天剛破曉，學生們就已開始上街演講。早晨，整個南市區的商店都沒有開門。運動迅速擴展到相鄰的市區。上午八點左右，法租界周圍街道兩旁的商店參加了罷市，約一小時後擴展到法租界。上午十點到十一點之間，又擴展到公共租界內的英美租界區。罷市像野火一般繼續向閘北蔓延，中午時分遍及了全市，隨後又擴展到郊區。各種店鋪、包括娛樂場所和飯館都關了門，只有一些外國商店例外。這就是說，在幾小時內，一個擁有153.85萬人口的城市被臨時安排、倉促組織的商業罷市所席捲，以支持1.3萬名罷課的學生」。

「商人罷市使整個城市呈現一片淒清，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但上海並沒有變得人走城空，相反，在街頭聆聽學生們講演的人越來越多。全市各個商店的門窗都貼上了白紙標語，上面寫這樣的口號：『商學一致，速起救國』、『還我自治、釋放學生』、『不懲賣國賊不開市』」。

余生也晚，一直要到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才讀到周策縱先生在1960年五月四日出版的經典《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當我看到上面這一段乾淨簡潔、絕不煽情的文字時，竟不禁悲從中來，眼淚不住，一個人在夜裏圖書館的小桌上低聲哭泣。多年之後，我和大陸一些年輕朋友談起這段文字與自己當時的反應，他們明白我說的道理，但顯然不能體會其中的苦澀。

其實那也不純然是苦，而是時空壓縮在紙頁上所生的恍忽；歷史對我們開的玩笑，表面重複，原來是變奏；巨大的渴望使我們相信一切美好「就立刻要實現」，但卻在瞬間潰散灰飛。我甚至懷疑在另一個平行的空間有另一種現實：

「就像當初迫不及待地逮捕和關押學生那樣，政府現在又急切地想擺脫學生。六月七日，四名教育部人員作為『非官方代表團』到拘留所說服學生離開，但沒有成功。第二天政府又派了一個兩人『勸慰代表團』，其中一個是國務院秘書。他們向學生解釋，政府承認犯了錯誤，表示歉意。員警也表示了歉意，並派汽車到學校門口。許多社會組織派了幾千名慰問代表，他們在政府和學生之間進行調解」。

「只是在這種情況下，自願關押的學生才于六月八日在鞭炮和歡呼聲中走出學校監獄，前去參加同學和市民為他們舉行的熱烈的群眾大會和歡迎儀式」。

基督不丟石頭

梁文道 — Sat, 07 Feb 2009 16:53:28 +0000

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認為如果在《家暴條例》加入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大學生畢業後當「性奴」，甚至成為「養鴨一族」等種種惡果。他是一位基督徒。黃毓民議員在網上電台狠批蘇牧師「是癲的」，「變成了拉登」。他同樣也是一位基督徒。基督徒並不是鐵板一塊，圍繞覑《家暴條例》的爭論自然也不是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鬥爭。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某種右翼分子儼然成了主流基督教的代言人，他們又為什麼能夠如此順利地把在美國用過的那一套戰鬥語言順利移至香港。

曾被《時代》雜誌譽為「美國最好神學家」的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多年以來，他從不放棄重建教會美德的努力，是當今神學界裏最具分量的倫理學家之一。雖然在許多思想更開放的神學家眼中，他顯得有點保守，但是他也曾在〈同志友誼：天主教道德哲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文中如是說：「說到底，性並不是那麼有趣，更不是一個足以渲染我們所有行為的決定性特質。同志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除了是同志之外，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抗拒『同性戀』這種說法」。他又用一對收養子女、一心信主的虔誠女同志為例：「他們並不淫亂，他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他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什麼是「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呢？基督徒到底應該建立一個怎麼樣的社群，他們的生活又該為哪一種利益而服務呢？

翻開四福音書，今天的信徒一定會很驚訝，耶穌原來極少談論使得他們如此困擾的性問題。在《約翰福音》裏面，耶穌甚至還和一個結過好幾次婚的撒馬利亞女子私下聊天。在那個年代，一個女人嫁過幾次人是不光彩的，她的性經歷是可恥的；一個撒馬利亞人普遍被認為是「生活作風」不好的；而一名如耶穌這般的猶太聖者要是和一個女人單獨說話更是很容易變成一樁醜聞。然而，他的門徒很震驚，因為耶穌不只沒有指摘這名女子的過往，甚至還親自祝福她！

耶穌基督最讚賞的美德不是嚴守貞潔等種種行為守則，而是仁慈、寬恕與正義（我突然想起蘇穎智牧師那一句「要立法令他們（同志）不受傷害，無可能！」）。要進入天堂那道窄門，靠的不是依從法利賽人（當年的猶太教基要派）的指引，而是善待異鄉來的陌生人，把食物分給無助的飢民，邀請無家可歸者到自己家裏作客，在強權之下保護受壓迫受歧視的窮苦大眾。每次讀到福音書裏的這些信息，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沉的感動。即使不是教徒，也不能不折服於耶穌基督的勇氣與大愛。既然連神子都能為他所愛的罪人流血，我們又怎能不為我們最小的兄弟去做最簡單的事呢？比如說不要讓他們受到傷害。

右翼教會的問題：錯誤解讀基督信仰
美國和香港的右派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它全部收縮窄化到性上面，似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公開集體行動的理由。電視上有露點鏡頭，他們投訴；同志要求平權，他們就上街。但我卻從未見過「明光社」投訴報章醜化新移民，也從未見過教會為了增加綜援金額而發動信徒去包圍立法會。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我讀的福音和他們的不一樣嗎？難道歧視新移民與少數族裔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嗎？難道同志的罪惡要比一個漠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還要深重嗎？

郝華斯又在〈為什麼同志在道德上要比基督徒優越〉(Why Gays (as a Group) Are Morally Superior to Christians (as a Group))一文中指出，歧視同志源自當代基督徒生活中的道德紊亂。「譴責同志掩蓋了我們生活中的事實。所以在道德上對同志說『不』就變成了我們真的相信些什麼的必要象徵。」「我們生活中的事實」就是官商勾結之下的巧取豪奪，自然環境的極速惡化，以及貧窮現象的不斷擴大。

不要搞錯，我可沒說右翼基督徒都很沒良心。恰恰相反，每逢天災人禍，教會的保守派信徒都為善不落人後。根據一些調查顯示，他們平日捐獻的金額比例甚至要比許多悲天憫人的左派還多。問題只是他們往往把耶穌當年最不滿的道德問題看成是一種私人範圍的事，而今日社會普遍認為是私人範圍的性問題，在他們眼中卻是公共生活的危機。這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傾向，而是美國右翼傳統解讀出來的特殊版本。結合了經濟上美式放任自由主義的思路，美國福音派教會一向以為貧窮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與社會再分配的機制無關，更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他們絕對不會為了窮人展開結構性的政治行動，只能憑藉自己的憐憫心去捐錢當義工。

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裏，更曾舉過好幾個例子說明美國右翼一直用宗教議題，驅使底層勞工支持明明對他們不利的政策。雖然一個候選人寬免大企業稅項的主張會削弱基層所能得到的福利，但是那些基層還是把票投給了他，因為他攻擊對手贊成同性婚姻。於是，右翼政治力量便與保守派基督教會形成了穩固的神聖同盟，以片面的宗教教條掩護政治經濟學的某種意識形態，並且愈演愈烈，使得信徒們看不見街頭上歷歷在目的社會不公，卻把脇笫間事變成危及國家前途的頭等大事。

這套美式論述之所以能夠順利嫁接到此，是因為香港本來就有新自由主義的豐厚土壤。在殖民傳統「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共識底下，香港人一向強調自力更生，將貧困看成是個人的不幸甚至人格的缺陷，絕不輕易地把責任往社會頭上推，更不會將它看成是社會整體的道德淪喪。因此香港也就絕對有本錢醞釀出安徒先生所說的美式「文化戰爭」，把道德熱情全部投注到同志受不受承認，傳媒有沒有教壞小孩這些事情上了。

諷刺的是，美國右翼教會多年來維護「家庭價值」，力拒同志歪風的侵入，可是美國的離婚率卻總是居高不下。他們覺得這實在是末日將臨，還得再加把勁才行，因此羅賓遜(Pat Robertson)牧師等人才會把話說得愈來愈狠，用「接受同性戀是基督信仰衰亡的最後一步」之類的警示威脅大家。可是，正如美國評論家卡拉漢(David Callahan)所說的：「離婚是市場個人主義與消費文化的完美表現。為什麼要和一個不能總是運作良好的產品黏在一起？如果有更新、更好，也更年輕的版本，又何必守住10年前的老款式呢？」(見《The Moral Center》)。換句話說，假如「傳統道德」真的正在衰亡，禍首並不是什麼「性錯誤」，而是那套孕育右翼宗教文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貪婪，那種促成了金融風暴的貪婪。難道你不知道嗎？那群用百萬美元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華爾街精英並不乏自命堅信的「重生」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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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很脆，齊來保護他

梁文道 — Sat, 24 Jan 2009 19:16:53 +0000

示威人士都該曉得香港警察是碰不得的。哪怕是在極為窄迫的街道，遊行隊伍與警察人牆狹路相逢，雙方根本不可能不接觸(遑論推撞)的情況底下，你也萬萬不能用尾指掃一下警員的胸口。因為，他們是很脆弱的，他們怕痛。

他們到底脆弱到甚麼程度呢？難道要比路邊那種紙板警察公仔還不堪嗎？有這個可能；起碼紙板公仔夠厚，不容易倒。而我們的公僕卻說不定捱不了示威者呼出來的一口氣。可不是嗎？過去兩年來，平均每個星期都有起碼一人因為遊行示威和表達意見而被捕定罪，其中光是被告襲警的就不知道佔了多少成。所謂「襲警」，絕對不像這個字眼所暗示的那麼凶狠，不是一群人掄起棍棒對著警察的頭猛打。恰恰相反，只要你說話大聲一點，推他一下，那就叫襲擊了。

有時候明明是警員先按著你的肩膀，然後你本能地伸手把他的手掌挪開，但這依然叫做襲警。更有一種情況，就像最近被控襲警的馮炳德那樣，好端端地正和警員理論，突然那名警員就心臟病發似的頹然倒下！莫非馮炳德說的話太叫人傷心？

這種場面我見得太多了，回歸以來更是越演越烈。如今我很有理由相信一定是警方的伙食與訓練有問題，要不怎麼會使得一群雄糾糾氣昂昂的壯漢幾年下來變得弱不禁風，動不動就覺得自己捱打被襲擊，仲慘過林黛玉？

後來有長輩告訴我這是警方對待黑社會爛仔的慣技。大家都曉得，社團中人龍蛇混雜，不乏初出茅廬趾高氣昂的小伙子。他們遇上巡警的時候不只面無懼色，有時還會語出不馴，偏偏警方拿不住把柄，又不能發怒動粗，於是想出了未傷人先傷己，勝似「七傷拳」的絕招；假扮受襲。你或許沒有自稱是黑社會成員，更沒讓人當場搜出毒品兵器；但是你只要不經意拍了拍警察膊頭，那你就完蛋了。

自此之後，襲警罪就變成炮製小混混的無敵王牌；當別的罪名都咬佢唔入，就用襲警罪關他幾個月(當然，別忘了『阻差辦公』也是極具神效的一招)。問題在於為甚麼示威者也在警方眼中成了黑社會成員，得出動「七傷拳」來應付呢？在我的記憶裡面，一般市民要是偶爾遊行偶爾上街，是不太容易被控襲警的。被控襲警的多半是示威常客，或者隊伍中最顯眼的成員。可以推測，這就如威嚇黑社會份子不要在街上也文也武，警方是要藉此脅迫那些最勇於公開表達意見的市民，讓他們乖乖躲在家裡，不要隨便為了保育皇后碼頭和爭取普選之類的芝麻小事跑出來。

從警方的角度看，上街示威的市民其實和黑社會差不多。不是因為他們破壞社會安寧，而是他們都很煩，搞到阿sir多嘢做。他們都是執法力量的對立面，他們都是「問題」；就算示威人士根本不是正常社會的問題，他們也是警察系統所要維護的「秩序」之脫序，「規範」之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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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把夢想帶回了美國

梁文道 — Wed, 12 Nov 2008 19:21:07 +0000

這真是奇妙的一天。看見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我也不由自主地興奮起來，尤其在麥凱恩發表那段大方而優雅的敗選感言之後，更是讓人不禁感慨：美國始終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然而，我又知道，這一切可能只是幻影。畢竟，對於奧巴馬那驚人魅力，我始終都有幾分保留。

從小我就聽過，美國是不一樣的。他們說，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憑理念建立起來的國家；「人人生而平等……」。只要你認同，無論你來自何方，無論你是甚麼膚色，也不管你的出身與階級；你都可以在這片新天地找到屬於你的位置與機會。

今天一談起美國就滿腔怒火的中國青年大概不知道，六十多年前的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情是很不一樣的。當年的美國派出過大量和他們年紀差不多的小夥子到遙遠的戰場上去為其他國家而犧牲，為甚麼這個國家要去打一場本來和它無關的戰爭呢？雖然後來的學者給出了許多更現實也更合理的解釋，但是當我在讀「飛虎隊」的往事時，我知道那些黑白照片裏的年輕臉孔背後的確有一種天真的信仰。不管美國政府的高層當時在打甚麼算盤，雖然有美國軍方的支持，那些正當盛年的孩子們卻是自願來到中國。彼時仍未發生「珍珠港事變」，他們就開著飛機穿行在險峻的深谷之中；其中有許多人就此留落異鄉，再也回不去了。為甚麼？這些人為什麼要替他們所不認識的中國人而送命呢？

年紀漸長，見識多了，我逐漸瞭解到美國的陰暗。在它理想的背面，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帝國。為了完成這個計畫，它可以違背自己對民主的誓言去推翻一個民選政府，也可以假借這個理念去侵入另一個國家。在外國移民不斷湧入去尋找謀生機會這兩百年裏，它也有停止過對外戰爭；例如「美西戰爭」，它不只奪取了廣闊的土地，還搶走了重要的水源，不知斷送掉多少代墨西哥農民的生計。

我還知道，這個號稱「人人生而平等」的國家並不真的完美。例如奧巴馬，人人都說他是「第一個黑人總統」。可是為甚麼他會是個黑人呢？明明他是個混血兒，對自己的黑人父親所知不多，從小被白人母親與外祖母撫養長大，為甚麼我們不說他其實是個「白人」？難道有一半的血液來自父親，就註定他是黑人嗎？想想看，在美國有不少白人和亞裔所生的後代，他們並不會因此被認做是亞洲人吧？一直以來，不管是在政府保障黑人入學權益的矯正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裏頭，還是在白人至上主學者選擇攻擊目標的時候，都有這麼一條似乎不證自明的規則去辨別誰是黑人，那就是惡名昭彰的「一滴法則」(one-drop rule)。它來自黑奴時代的美國南方；它的定義是只要你身上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了，哪怕那滴血來自你從未見過的曾祖父。這條規則隱含的文化假設是白人的血液無比純潔，不容染汙。一盆白水，只要不小心滴了一點黑血進去，它就不再乾淨了。如此國度，配得上「人人生而平等」的莊嚴誓言嗎？

且先撇開膚色不談，奧巴馬只用了驚人的短短四年，就從一個初登全國政治舞臺的新人，變成了美國總統。到底他憑甚麼呢？起初，我以為他憑籍的只是極為出色的表達能力和彷佛天生的風範，以及一套純熟自足的修辭體系與形像操作。但是在後來的競選運動裏頭，我看到他的政綱日益充實；在與對手不斷交鋒的過程之中，他的各項政策提案變得越來越具體可信。然而，能夠讓華盛頓陷入徹夜狂歡，令芝加哥街頭的車輛鳴聲長響的，還是他的競選主題：「變革」。

仔細閱讀奧巴馬的講稿，我們會發現他所講的「變革」，就和美國史上每一位偉大領袖所提出的改革一樣，其實都是種返根溯源的「復古」。例如馬丁．路德．金，當他向著幾十萬人宣佈他的夢想時，他不是在說一番以前沒人聽過的白日夢，而是一個建國者們未能完成的理想藍圖。換句說話，他的改革根本就是一種美國夢的再詮釋；唯有訴諸每一個美國人自小聽到大，並且引以為傲的那套理念，一場改革運動才能真正發揮出龐大的能量。

美國左翼哲學家克裏特齊利(Simon Critchley)在他最近一篇發表于《哈潑》(Harper's Bazaar)雜誌的講稿裏指出，除了變革、奧巴馬還很喜歡「共同體」的觀念，時常提醒美國人不要再糾纏在「藍州」與「紅州」、「保守派」與「自由派」、「異性戀」對「同性戀」、以及「白」對「黑」的種種分歧之中；卻要記住「這裏只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可是足以團結這個共同體的信念到底是甚麼呢？克裏特齊利認為奧巴馬對信念的態度是疏離的；在哲學角度上說，他的答案只是「空洞的能指」，並沒有多少真正能豹夠撐起一個共同體的骨幹價值。

我本來也許會同意克裏特齊利的說法，可是後來我才發現奧巴馬其實早已非常巧妙地把「改革」與「共同體」聯結起來了。

他所謂的同一個美國，其實是相對於共和黨右翼版本的另一種「真正美國人」，這種美國人不執著于性取向的問題，不在意膚色的分別，不強調個別宗教價值的優位；這種美國人是「建國之父」所許諾的夢想追隨者，是「獨立宣言」與憲法等「聖書」所建構出來的公民。他口中的「改革」不是突破性的創新，而是矯正過去八年來的扭曲，回到經典美國夢的正軌，讓美國人變回他心目中的「真正的美國人」。

在奧巴馬反復強調的「改革」與克裏特切利解析出來的「共和體」之間，那個連結的關鍵其實就是奧巴馬自己：一個在外島出身的黑白混血兒(所以他是美國夢的具體化身)，一個《哈佛法學評論》的前主編(所以他是精英，懂得上層社會的語言)，一個芝加哥的激進社區工作者(所以他心念基層，明白他們的需要)，一個四年前才進入國會的新人(所以他說的『改革』要比老面孔希拉蕊更有感官上的說服力，缺乏經驗等於沒有歷史包袱)，一個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國會異見份子(所以他能受到國際歡迎，在柏林引來數十萬的粉絲，可以滿足美國人要做『世界領袖』的欲望)，一個主張公平稅制和全民健保的溫和左派(所以他能令選民想起對抗大蕭條的羅斯福，期盼另一場『新政』的到來)，一個用人唯才的跨黨派領袖( 他找前聯儲局主席沃爾策當顧問，所以又能讓右翼稍稍放心)。換句話說，他的形像本身就是以改革邁向共同體的那道橋樑，他的存在就是美國理念的象徵。

儘管我仍然不能忘記美國那可怕的背面，但是我又不能不佩服這個國家自我修復的能力與速度。

不久之前，歐洲人還在取笑它的頑固保守，覺得這個國家還有那麼多人相信「我們的祖先曾與恐龍和平共處」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可是在11月4日之後，幾乎歐洲各地的主要報章都在問同一條問題：「我們甚麼時候才會擁有一個奧巴馬？」，是呀，我們何時才會見到一個阿爾及利亞人當法國總統，一個土耳其人當德國總理呢。至於亞洲，一向以岐視華人的政策知名於世的馬來西亞，他們的首相在第二天也要被迫回應這道令人難堪的問題，「我們甚麼時候才會擁有一個奧巴馬？」。他尷尷尬尬地解釋：「任何人都能當首相，這要看人民的選擇」。而我們中國，更多年青人關心的是什麼時候他們也能投票選出自己的領袖。一夜之間，美國竟然又成了那個領先全球的先行者，激勵世界各國無數弱勢群體的「機會之地」。

奧巴馬勝出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個美國朋友發來的電郵：「從前我總是為自己身為美國人而慚愧，彷佛去到哪里都會聽到美國的壞話，美國護照甚至成了最不安全的旅行檔。但是今天我要驕傲地告訴你：我是美國人！」。另一個非裔美籍朋友則把我喜歡的黑人歌手 Jay-Z的那句名言抄在電郵裏：「羅莎．派克( Rosa Parks，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的導火線，她在公車上違法坐進專屬白人的位子)坐下來了，所以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奧巴馬可以奔跑；奧巴馬奔跑了，所以我們可以飛」。然後他在信的結尾說：「We made history! God bless America! 」。扭開電視，我看到美國現任國務卿賴斯說：「美國是一個持續使人驚喜，持續更新自身的國家…身為非裔美國人，我格外地驕傲」。聽說那一晚，還有一些支持麥凱恩的共和黨員也被奧巴馬的勝選演講感動得默默流淚，因為正如他所說的，有些投票的老人真的見記了一場奇跡。六十年前，還有不少三K黨徒把黑人吊在樹上處死；四十年前，還有黑人為了在密西西比州爭取投票權利而被捕；二十多年前，民主黨還不敢提名黑人牧師傑西．傑克遜當副總統候選人。

今天，我們卻聽見一個黑人總統質問還有誰會懷疑美國夢的承諾，他用自己去說明美國之所以強大的真正理由。很多有幾十年資歷的記者都說，那一夜是他們見過最令人激動的大選之夜。我想我明白了，使奧巴馬贏得勝利的真正原因，使那麼多美國人歡呼落淚的真正動力，是他們可以再一次地肯定自己。起碼在這一晚，他們終於發現小學教科書上所說的美國故事，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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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美國人

梁文道 — Tue, 28 Oct 2008 20:42:25 +0000

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米雪•巴赫曼在10月17日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把奧巴馬形容成“非美國人”。使得“非美”這個說法聲名大噪的，當然是麥卡錫。五十年前他在美國國會設立“非美調查委員會”，以揭發共產黨同路人為己任，不只無辜牽連了許多思想左傾同情基層的各方人物，還成功地將“社會主義”和“非美國”畫上了等號。雖然麥卡錫版的白色恐怖業已破產，共產主義也不再是美國人的頭號大敵，可是那種社會主義絕非美國本性的印象卻已深深種在他們的意識深層了。因此，麥凱恩最近也才會在逆境中想出了把奧巴馬稱做“社會主義者”的辦法。

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美國選戰中，共和黨右派一直喜歡拿“真正美國人”的定義出來說事，將對手打成“非美國人”或“假美國人”，使選戰的主題從實質的政策辯論變成一次捍衛美國甚至定義美國的抉擇。早在上世紀60年代，雷根就在加州州長選舉的拉票活動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抉擇的時刻》，試圖引導選民把注意力放在對共產主義的恐懼之上，令他們相信對手其實是紅色陰影的先頭部隊。

對大部分美國人來說，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已是舊日的廢墟。
他們現在最怕的是恐怖主義。所以在兩個星期之前，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佩林公開指控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有關。她說：“這個男人看待美國，不像你我看美國一樣，我們的對手認為美國非常不完美，不完美到他要和攻擊自己國家的恐怖分子廝混。”他們不只將奧巴馬和恐怖分子扯在一起，並且積極操作那種恐怖主義總和伊斯蘭有關的偏見，利用他曾在印尼居住的經歷，硬把這位虔誠的基督徒說成是個隱性的穆斯林。這是恐懼政治的老路，他們想努力喚起美國人心中那種虛幻不實但又揮之不去的夢魘。

這種恐懼政治的基礎就是美國人的身份問題。麥凱恩選擇佩林當副手，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之外，就是看中她的形象和主張簡直就是保守派眼中完美的“美國人”。這種美國人應該是個非常忠誠的新教福音派，相信“創造論”多於演化論。他們很注重家庭價值，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道德錯誤不是社會的不公正，甚至不是用人唯親以權謀私，而是墮胎和同性戀。他們贊成個人有擁槍自衛的自由，不屑於任何環保的主張(佩林最有名的行動之一就是在電視鏡頭前，乘坐直升機追殺不小心走到阿拉斯加保育區外的麋鹿，而那塊麋鹿保育區一向是石油公司的眼中釘)。他們很愛國，從不懷疑戰爭的理由，甚至願意把親生兒子送上戰場。最後，他們還要視政府為必要之惡，把一切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的行為都當成邁向社會主義的踏腳石，至於大公司高層領取的巨額花紅與勞工階層日益萎縮的福利則是經濟的自然規律。

在這樣的策略佈局底下，總統選舉選的其實不是什麼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國人的問題。針對奧巴馬提出的種種措施，麥凱恩不去正面回應在富人身上加稅會有什麼不良後果，也不去討論醫療保健政策的改變到底能不能造福一般大眾；而是把這些建議全都放進“大政府”的帽子裏，再依據右翼的一貫邏輯，從加稅和擴大公營業務的規模推導出社會主義的結論。於是提出這一連串建議的奧巴馬就很自然地成了“社會主義者”，一個“非美”的美國人。

雖然這套政治操作手法荒謬得令人發笑；雖然美國在布希政府治下已經走到了內憂外患的地步，這種曾經有用的招數多半不能再奏奇效；可是我們不能忽略它的社會基礎其實是多麼深廣，它激起的恐懼又有多麼真實。回頭想想，儘管美國大部分傳媒都覺得麥凱恩找佩林當夥伴是愚蠢的錯誤，但若不是她很能代表某些選民心目中的美國人的話，又何必在那麼倉促的時間裏挑出如此一位政壇新丁呢?縱然像鮑威爾這樣的老將也都是為了佩林才終於離棄共和黨，但每次她一現身，仍然有那麼多人激情地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黨舉辦的選舉集會裏面，甚至已經先後有23次在人們聽到奧巴馬的名字時喊出“殺了他”的事件。

對這些人來說，“非美”的奧巴馬如果真的當上美國總統，那就是美國的末日了。所以，“真正美國人”的爭議不單單是右翼的一個競選手段，還是一個讓人看清某種“真正美國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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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街孫子，但是找不到阿爺

梁文道 — Mon, 13 Oct 2008 13:30:09 +0000

滿街孫子，但是找不到阿爺

　　對香港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一定是中國共產黨，偏偏它是一個沒有在香港登記註冊的組織，而且就連一個可以通訊查詢的電話也沒有。如果香港社會還有什麼「深層次矛盾」的話，這就是其中一個了。

　　梁劉柔芬等三位議員宣布退出自由黨，自由黨的泡沫化在所難免。一個曾經令某些人寄以厚望的政黨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原因當然很多，但它的導火線明顯是本屆立法會選舉的失利。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曾公開聲稱「中聯辦」介入選舉，把他們的票源分配給對手，導致該黨地區直選的全面敗北。然後大家又看見據稱「同阿爺好熟」的李大壯跑出去向田北俊叫陣，把一淌渾水愈搞愈濁。

　　「中聯辦」介入香港選舉根本不是新聞，只不過礙於香港主流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它從來不會承認罷了。可是在這一次的自由黨風波裏面，卻有一些評論家很莊重地為它辯護。他們認為中央政府透過駐港代表支持親中央的政黨是天公地道，不只不違背「一國兩制」，而且還是光明正大的應有之義。

　　沒錯，在任何國家的地方選舉裏面，中央執政黨都會為它的地方黨員或盟友助選。總統也好、首相也好，往往傾力落場站台助威，務求自己人佔盡每一個角落。可是香港的情况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應該分析一下「中聯辦」到底是個什麼機構。

　　首先，它的五大職能除了聯繫外交部駐港公署和解放軍、管理中資機構、促進內地和香港的交流，以及處理涉台事務之外，還有一項含糊得幾乎無所不包的「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協調香港議會的選舉算不算是中央交辦的事項呢？我們不得而知，他們也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其實對於一般香港人而言，「中聯辦」有什麼是清楚的呢？我們只知道「西環」很有影響力，但是不知道這股影響力的運作方式，更不知道它和特區政府是什麼關係。假如特區政府的高層全是中央任命的，假如它真是中央轄下的地方政府，為什麼還要「中聯辦」去代辦中央政府的任務呢？我們不知道。難道它就像其他省市的黨委組織嗎？我們不知道。聽說它的人員編制龐大，很多場合都能遇見它的人員；但到底它有多少僱員呢？我們還是不知道。

　　把這麼一個對普羅百姓來說有點神秘的機構形容成正常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然後為它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競選工程辯護，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曾鈺成剛剛獲選為立法會主席，值得恭賀；但是他始終沒有圓滿回答梁國雄提出的那個問題：「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說：「民建聯成立以來，我多次被問這問題，我從來沒有回答。因為直至今日，香港人對所謂共產黨還帶有負面看法……」再也沒有比這番鬧劇般的談話更能說明共產黨在港處境的了。

　　中國共產黨不只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還是世界第一大政黨。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為什麼搞到要在國土上藏頭露臉的地步呢？曾先生這番話幾近間接承認了他的黨員身分，但他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告訴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這裏不是「白區」，更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共產黨還一直處於地下黨的狀態呢？什麼叫做「所謂共產黨」？什麼叫做「負面看法」？難道黨員不應該努力為自己所屬的政黨正名？為它洗刷大家的誤解嗎？

　　這是何其荒謬的事呀！我們在電視上看見國家的執政黨召開三中全會，關心它的會議結果，並且直接受到它的影響；可是我們在香港卻竟然看不到共產黨！

　　假設有這麼一個年輕人，他深受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課餘苦讀馬恩列毛，覺得黨章所說的「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也是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為自己的指導；然後他想入黨。他該到哪裏申請呢？是「中聯辦」還是「民建聯」？它們算是正式的黨分部嗎？上網沒有網頁，打電話到1083 沒有這個登記，原來他在香港是「找不到組織」的。

「　　中聯辦」很神秘，共產黨是隱形的，結果就是香港滿街一堆孫子，人人都把「阿爺」掛在嘴上。無論你幹的是政治、商業，還是媒體，你準會遇到一些自稱「同阿爺好熟」的人，他們很喜歡說自己「在中南海有條線」。別管他在中南海的「那條線」其實是不是一個清潔工，但他就是有辦法讓一堆記者圍着他團團轉，讓一些「想搵路數」的人看到致富的商機，甚至令政壇老手覺得青雲有路。回歸11 年，香港出了一大批這種人物，也許其中不乏「真係有啲料」的角色，更多的卻是利用「阿爺」幻影般的權威來謀取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

　　「阿爺」無處不在只會擾亂香港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卻不一定是中央政府在港的唯一代表，甚至還不是最高代表。「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協調機構，可是我們卻不了解它究竟怎樣協調那群「在中南海有線」的人，更不要說幾個據稱「和領導人有私交」的「大孖沙」了。中國共產黨是長期掌握政權的政黨，但是礙於各種技術及法律問題，它卻不能坦蕩示人。所以香港社會就出現了「阿爺」無處不在，但又沒有人看得清它廬山真面目的詭異局面了。各種虛虛實實的傳聞取代了清晰明確的信息，各種或真或假的人際網絡架空了層次井然的權力結構；古典地說，這叫做擾亂朝綱；通俗地講，這叫做沒有了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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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接力 84kg樂生石滾進總統府( 有創意！有氣力！)

梁文道 — Tue, 30 Sep 2008 14:10:54 +0000

一顆八十四點四公斤的大石頭，上個月由它的出生地──台北縣樂生療養院，一路由幾名大學生徒手滾動，經五天、十三公里的「薛西佛斯」旅程後，就這樣滾到總統府，送給馬英九總統當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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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網址: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4538775.shtml

奶粉和信任的泡沫( 四論 )

梁文道 — Sun, 28 Sep 2008 13:48:42 +0000

一：品牌的泡沫

溫家寶在論及「毒奶粉」事件的時候，特別提醒企業要盡社會責任。這讓我想起上個禮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評中國學院裏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會責任，人家外國的管理學院不只專科教導學生甚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甚至還把它列為必修課，確保學員將來都成為有良心的管理人。

但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嗎？翻翻國外企業社會責任課的教材，裏頭說的多是如何平衡股東利潤最大化的要求與社會公益間的矛盾，生產過程不發生污染，產品要達到環保標準，勞工權利必須得到保障，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張等熱門課題。那些課程會教學生不能在食品下毒嗎？當然不會，因為這麼簡單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談不上是甚麼企業該盡的社會責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線。正如針對年輕人的性教育，會不會訓誡學生不能為了宣洩性欲而強姦他人呢？

假如一個國家的商學院要告訴學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學生不准強姦，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家嗎？但是非常不幸，我們的確正在面對這種道德最底線失守的危機。「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歸諸于商人無良、官商勾結，也可以追溯至監管體系的缺失，行政隊伍的失效；可是尋根究柢，它仍然是個基礎道德的問題。

平心而論，全世界任何一個乳品製造商都不會好端端地為了三聚氰胺而設計一道檢驗程式，因為他們壓根就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在牛奶裏下這個東西。如果全中國所有產品的生產商都要為了各種超出常人想像範圍的有害物質設置檢驗工序，那麼「中國製造」的品管成本一定會是全球最昂貴的。

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興起實在是它後半十五年裏的事。區區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這許多獨霸一方，衝擊全球市場的名牌呢？許多商家靠的不是兢兢業業地踏實工作，不是苦心經營自己的產品品質，日積月累地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而是仰仗那些舶來的商貿潮流知識及術語，鸚鵡學舌地大談什麼新世代市場推廣與現代品牌形象的建立。說穿了，就是搞公關賣廣告；舍本而逐末。伊利和蒙牛等出了問題的大型乳品企業為了挽回公司的命運，聯手推出一個堂皇的宣言，要消費者重新回到他們的懷抱。其情可憫；但是這份宣言無論怎麼看，還是不脫他們過去十多年來用慣的老招，徒有危機管理之形，卻不得其神。什麼是那個「神」呢？很簡單，看看管理人們平常喜歡引用的外國經驗吧，那就是最高領導層自行向股東請辭，去一人以存大局。

我常在媒體上看見某些企業老總誇誇其談，對著訪問者說一堆很時髦很懾人的營商哲學、品牌理念，一派高瞻遠矚的架勢；後來卻又聽說他們的公司出事，這些老總們甚至還得為此琅璫入獄。搞了半天，沒想到他們居然就壞在最低級的錯誤上。

這情況就和對著一批在牛奶裏添加有害物質的傢伙大談社會責任一樣，無異於告訴一幫連汽車都沒坐過的人該怎麼選擇最佳航班座位，是種無聊而虛幻的泡沫。從這個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過去十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某種泡沫爆破了。它揭出的真相是：原來我們連站都還站不穩，居然就想飛了。

二：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嗎？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國就像以往的「東亞四小龍」，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證的民眾授權之上(如選舉)，而是在於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至於大家認識到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其實只是一道黏合劑，讓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國家的賜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會不安，再多的愛國宣傳也挽救不了統治的危機。
難怪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因為這正是官方共產主義破產之後仍然力保政權不墜的不二法門。其中的等式是這樣的：經濟發展等於百姓生活無憂，百姓生活無憂就等於政府長治久安。

明乎此，便能瞭解近日「毒奶事件」的嚴重了。縱觀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看見的不只是商人的貪婪無良，還是各個部門各級政府的集體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費者向工商局投訴「三鹿」奶粉的品質有問題。但當局的回應竟然是要該名消費者先給兩萬塊錢人民幣，才能替他檢測相關產品！作風就和救命得先繳訂金的無良醫院一樣。如果政府連它該盡的本份也要收錢才做，誰還需要政府呢？何不乾脆讓民間自行開辦產品檢試實驗室？說不定取價還能便宜點呢。

能夠預先測知並且處理牛奶問題的部門有一大串，但它們全到哪里去了呢？至於地方政府，從石家莊市到河北省都曾接過投訴，他們的回應是什麼？就算出動到了新西蘭政府，他們依然默不作聲。我很難想像新西蘭總理打電話給溫家寶，對他說「你們那裏的牛奶出事了，他們沒告訴你嗎？」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見了。這是不是個體制問題？當然是！但它甚至已經和民主不民主無關了。就算是在「東亞四小龍」式的威權體制之下，這種無政府狀態也很難發生。不要搞錯，就算是鄧小平式的強人統治，也不大可能出現這種整體管治失效的情況。

政府已經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還能夠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嗎？由次按風暴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必將打擊中國來年的出口貿易，我們的內需再怎麼擴大也補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來，這個國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機嗎？到底有沒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呢？肯定有，最起碼還有政府部門勒令媒體不得擅自報導毒奶事件，這是我最能感到政府存在的環節。

三：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

連雷曼兄弟這麼巨大，這麼悠久的投資銀行都能在一個禮拜之內急急宣佈破產，連號稱「中國媽媽」的三鹿奶業都能叫嬰兒吃出腎結石；我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香港有不少朋友是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客戶，在聽說這家管理資產達到萬億美金的保險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沒的消息之後，他們全都慌起來了，深怕積累了半輩子的血汗錢快要化為烏有。無論別人再怎麼分析，再怎麼向他們保證客戶資產安全無虞，他們還是很難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打開水龍頭，要相信裏頭流出來的水沒有毒。我們過馬路，要相信所有汽車都會在亮紅燈的時候停下來。我們睡覺，要相信屋頂不會無緣無故塌下來。我們遇事報警，要相信員警不是盜賊的同夥。沒有信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國社會學大師盧曼 (Niklas Luhmann)就說得好：「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床上爬起來」。

可是信任偏偏如此難得，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合理的基礎完全相信每一滴自來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駕駛者都是清醒的，每一個建築商都是負責的，甚至每一位警員都是廉潔正直的。然而，我們還是不斷地付出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那是因為我們不認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可信的。這個社會如此複雜，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任何擺在面前的東西，其背後都經過了重重的機制，層層的人手；在這一長串的流程裏頭，總有一些人會對得起我們的信任，會為自己應做的事負上責任吧？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親自檢測任何送到我嘴邊的東西；但是我會相信生產商愛惜商譽。一個老闆不可能掌握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但是他會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員。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問題，產品檢試部門會查得出來。假如出廠的產品真有毛病，相關政府機構會及時發現。假如那些機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良心的傳媒會揭發真相。到了最後，我們還要信賴公權力的確能夠查清問題，司法體系的確能夠按法處置肇事人員。

這是一個牽涉了多少種人多少個程式的事呀，怎麼可能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出了錯呢？為了保證不會出現如此荒謬的情況，為了讓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人類設計了各種制度去保障信任這種極其必要但卻極易受傷害的資源，例如權力與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說，商家與官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官方不會掩飾商家的錯誤；媒體又與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體更不會為商家與政府文過飾非。

萬一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麼我們還可以怎麼辦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與更高層級的結構了。在三鹿奶粉事件裏面，那個界外的力量是新西蘭總理，而更高層的結構則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 想來也夠荒謬的，發生在國土上的事居然要它國元首知會之後，中央政府才恍然覺察，採取行動。這甚至是一個比民主與否更嚴重的體制問題，因為它彰顯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缺陷 ﹡再注：承讀者指正，稱新西蘭總理為元首的確不當)。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四：犬儒時代的信任

那天我在北京機場一座自動咖啡機前喚來一位侍應，告訴她咖啡賣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應：「有呀，怎麼會沒有？當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細查看過之後，才發現咖啡果然倒光了，於是她沉默地為這座機器裝上一袋咖啡豆。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她的第一反應會是這樣子呢？為甚麼她連一眼都沒瞧，就能如此確定那部咖啡機的運作很正常呢？

其實這也不是甚麼很不尋常的奇事。我們坐計程車，要是發現車子震動得厲害，司機一定會說：「沒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腎結石，負責官員卻在大規模檢測開始之前，就信心滿滿地告訴大家：「出問題的只是極少數產品」。

這又讓我想起中央電視轉播奧運開幕式的解說，據說他們後來做了內部檢討，承認當時的表現的確不夠好。我幹電視這一行，很明白他們的問題其實出在讀稿；事先寫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後再高昂地把它朗誦出來，完全不顧當時現場的實況。於是觀眾看見的和聽見的，彷佛各別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

這是一個語言文字與真實世界嚴重脫離的國家。前人花了一萬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間的每一樣事物，例如一頭山林中的走獸，一座架設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種曖昧的情緒，甚至是某種風暴的型態。到了現在，這一切名字卻像黏力失效的小紙片，從它們所在的東西上逐一剝落，逐一飛散。

所以我們開始習慣不再相信言詞。滿街的標語，我們當作裝飾。課本上的教訓，我們當作考試過關的口令。甚麼「國家名牌」「免檢產品」，我們當作是產品包裝上的圖畫。甚至連我們自己也變成了在真空之中戲耍修辭的高手，公司辦的一切活動，我們都在內部通訊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訪的賓客一律「尊貴」，他們和領導的談話則必然「親切」。國營商店的牆上詨我們為「親愛的顧客」，但裏頭的工作人員卻不耐煩地用「喂」這個單詞來稱呼我們。

活在這裏，我很難不想起哈威爾在《無數者的權力》中所說的那個著名故事，一個市場上的蔬果販在店鋪裏打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但這句話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關係呢？它是他的理想嗎？他真心信仰這句話的力量嗎？恐怕不。可是他仍然無可無不可地掛上了這面標語。如果每個人都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言詞與事實的隔離，那麼他們一定不會再輕信任何言詞以及那些用言詞表達的所有美好價值。而這個社會將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將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於種明明背離了現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他們會說：「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默然地承受，機敏地度量，以一已的智巧去處理世事之無奈。

齊澤克對哈威爾這個故事的闡析很精到，他說：「對官方意識型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其滅頂之災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識型態太當真了，並且將其付諸實施」。

雖然很多人都過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勸告那些還會生氣還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為當一個產品標榜安全，它就應該是安全的；我依然以為當一個自稱公僕，我們就要以對待公僕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語言與事物的神奇對應，相信承諾必將履行，理念必得實現。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條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綿已經不是天然的了，甚至連蛋白質也不再是蛋白質。假如連我們自己也不試圖活在真實中，任由那種成熟而聰慧的犬儒蔓延；那麼遲早有一天，「人」這個字的意義也要淪陷、虛無。

圖片來源：tenz1225(圖片由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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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香港人不想投票？

梁文道 — Sat, 06 Sep 2008 18:50:54 +0000

特首民望拾級下滑，選民投票意願不斷冷卻，香港是否出了很大的問題呢？市民一方面對政府的表現愈來愈不耐煩，同時又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至少在現有的管道之下，他們看不到有任何可做的事情，失望、憤怒而無力。這到底是種什麼情緒呢？

要理解它，不能只靠數字，不能只靠客觀社會局勢的分析，還要發揮一點想像力。因為這是一種情緒，一種感性的印象；但是這種感性的情緒的存在卻又透露出了些許真實。

想像一對中產夫婦，正在為孩子的教育頭痛。雖然小孩才不過兩歲，但是他們早就打探好了各所幼稚園的消息。因為他們發現要上好中學，不能不先進家不錯的小學；而要進好小學，就不能不先在一間不錯的幼稚園打底。更不用提那些早已串成了「一條龍」的名牌學校了。此外，他們還發現「教育改變命運」的說法原來早被「命運決定教育」的現實取代，因為升學不再只靠考試死讀書，補習之餘還要參加各種興趣班，游泳繪畫學鋼琴固然是指定項目，凡是據說能夠全方位培養孩子成才的校外活動也不可不去（比方說「英國遊學團」）；李麗珊那「養大一個小孩要四百萬」的名言原來是真的。

問題是錢從哪裏來呢？朋友的朋友是家連鎖眼鏡店的老闆，一盤小生意在不少人眼中已是大買賣，照理說該不會出什麼問題。可是過去一年多來，各個商場頻頻加租，算盤一打，他就發現賺回來的錢還抵不上租金的增幅。與此同時，眼前的市况卻又不容許他在顧客身上撈回足夠的本錢。為了孩子的將來，他在想這生意還是別做為妙；壯士斷臂，止蝕離場。底下的員工呢？當然要自求多福了。

香港的低收入戶沒有減少，領取綜援過活的人則愈來愈多。往日克難的「打風餸」，如今已是很高貴的一餐飯了。他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大家都說香港的窮人增加了，奢華名牌的旗艦店卻一間間地開呢？偶而在社區中心翻報紙看雜誌，裏頭全是名表名車和名勝景點的介紹；香港就有那麼多花得起錢的人嗎？為什麼樓下茶餐廳的老闆都說生意難做，卻有不少從海外歸來的專業人士和豪門第二代開家「設計有feel 的餐館」，「同班friend 聚吓腳」呢？好在，大眾媒體都很流行講基層。只不過當他們採訪名人家居的時候，那叫做「生活風格」；當他們來探尋基層的時候，這叫做「社會關懷」。高官和一群行政總裁坐在一起談經濟，那叫做「高峰論壇」；高官和一群天水圍居民坐在一起談經濟，則叫做「真情對話」。只有他們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他們的經濟才叫經濟。

沒錯，現在的經濟問題是全球性的，不獨香港受災。沒錯，貧富差距的拉大是現存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不獨香港專有。也沒錯，經濟情次不好的時候，所有政府都會被人民埋怨，不只是香港的政府信任度下滑，不只是香港特首的民望插水。但香港難道就沒有一點辦法嗎？莫非香港別具獨特社會結構，使得港人的情緒格外灰沉？

那天坐的士，司機給了一個很獨到的答案。他先是投訴油價上升，生意淡靜，然後話題一轉，他突然冒出一句：「香港畀班有錢佬玩晒！」。很奇怪吧，為什麼連一個的士司機的收入減少，也跟「有錢佬玩晒」有關呢？

聽起來很荒謬，很不合邏輯；可是這句話卻表達出一種對很多人而言並不陌生的印象，並且隱隱指向了香港社會的根本現實。

很多地方都有貧富差距的問題，人民會眼紅富裕階層的奢侈生活。很多地方都有大集團壟斷的現象，百姓會感到平等競爭的機會日益縮小。為什麼香港人除了不滿，還特別無力，覺得就算選出一個代表基層利益明白中產心聲的立法會議員也無濟於事呢？那是因為香港的財富集中同時就是政治權力的集中。

雖然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800 人號稱代表了香港各界各階層的利益，但是在許多市民的感性印象裏頭，這800 人其實更多地代表了「嗰班有錢佬」的利益。
他們本身若不是富商，就是為富商服務的各界專業人士；他們不只站在財富分配金字塔的頂端，還同時被制度保障了政治權力金字塔的塔尖位置。我們可以想像讓800 個全國最有錢的人去開會決定下一任共產黨總書記的情景嗎？為什麼香港的財富階層就可以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呢？而且他們和他們的朋友還散佈在各個公務組織及機構裏面，是政府的諮詢對象。

或許「班有錢佬玩晒」的印象是普遍的，所以「官商勾結」就是香港政治的關鍵詞了；只要祭出這四字真言，被批的對象就沒有任何辯白的機會。「梁展文事件」鬧出這麼大的風波，原因不在於「一向廉潔」的公務員體系出了紕漏，而在於它「證明」了市民的感性直觀原來是真的：政府機器就是巨賈的工具。

要扭轉這種情勢，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實行更左傾的資源再分配政策，一是民主化政府的權力來源。但是在香港的現實條件底下，兩條路都不好走，因為任何一條路上都有「權力集團」（power block）的障礙。

就和當年董建華下台前那兩年一樣，最近政圈又傳出「倒曾」的傳聞。大家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做「倒董」什麼叫做「倒曾」？是誰在「倒」？怎麼「倒」？我們當年見過選委會成員公開說過要罷免董建華嗎？沒有。董建華是自己腳痛請辭的，雖然沒人會相信。就在大部分人為他下台而歡呼的時候，香港社會已經默默接受了一套潛規則，已經默默承認有這麼一種我們既不了解更不參與的政治運作方式。我不敢相信「倒曾」的來由是因為曾蔭權正在啟動那兩條路上的改革，事實是我們一般無權無勢的市民根本不會知道特區政治的最高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只知道香港的財富與政治權力的分配並不公平，我們只知道特區政府未必是管治香港的唯一權威，而且我們知道這裏頭一定有些我們看不見也搞不懂的遊戲方式。

所以，請告訴我，如果我們這個禮拜天去投票，香港會變得比較不一樣嗎？立法會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固然只能發揮有限作用，更可悲的是那個行政部門自己根本也「主導」不了什麼。在這樣的情下，一再標榜自己「辦實事」的候選人究竟辦得了什麼？宣稱自己有新思維的候選人又究竟指出了什麼新方向？更不消提那些以「健康」為主題以「多一個選擇」為賣點的傢伙了。連換特首都沒法扭轉局面，何況議員？儘管如此，，我還是会去投票的；或許這就是「盡吓人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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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形像的貧困

梁文道 — Sat, 16 Aug 2008 16:03:54 +0000

計劃形像的貧困

雖然有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為計劃經濟體系翻案，認為它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麼一無是處，甚至還起過不可或缺的歷史作用。可是今天，仍然相信並且完全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到底是寥寥可數了。中國也曾是個奉行計劃經濟的大國，但是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難道不就是一個國家逐步退出經濟生活，讓市場機制代替政府計劃的歷程嗎？除了仔細掌握市場與計劃之間的分寸，把握好政府在這個程中的角色和定位之外。我們現在面臨的下一個問題是，中國會不會也漸漸放棄「計劃形象」的老路，不再硬性地經營政府和國家的形象，也不再為了所謂的「正面」效應而任意難塑輿論環境的生態呢？

什麼叫做「計劃形象」？什麼是「正面」效應？我們看看北京奧運開幕式上的兩樁「造假」事件就知道了。

首先是那場先聲奪人的巨型足印煙火秀。原來北京奧組委深怕現場效果不如理想，所以預先以電腦動畫技術錄製了這個場面，然後把它加插在當晚的實况直播裏頭。雖然開幕式總導演張藝謀在事後的訪問中立刻承認此事，但我們還是不能不說，這個手段已經完全改變了大家對「實况直播」四個字的一貫認知。顧名思義，「實況直播」就是實時地把發生在某一地點的事件直接傳送給觀眾。如果主辦機構明明知道自己會在這次演出裏插進如此一段加工畫面，但又不立即以字幕等形式坦白聲明，這晚的「實况直播」難道還不是一個騙局嗎？

其次則是贏盡全球觀眾歡心的林妙可被揭發只是那段《歌唱祖國》的幕前替身，真正在演唱的其實是背後的楊沛宜。按照中國媒體的習慣說法，這是不折不扣的「假唱」，不止有違職業操守，甚至還可能觸犯了國家為打擊「假唱」歪風而專門訂立的政令。就算退一萬步講，你也總該還幕後代唱的楊沛宜一個名譽，讓全球觀眾知道是誰在演唱吧。即便是電視電影這些娛樂產業，也總會把替身演員的名字全部列出。如今一場史上最多觀眾收看的電視大秀怎能公然做出這麼不公平的劣行呢？

根據開幕式音樂總監陳其鋼的說法，這麼做是為了「國家利益」。因為林妙可雖然長得很漂亮，但歌聲的音域卻不夠寬；而楊沛宜的演唱美則美矣，卻又壞在正處換牙期，形象不佳。也就是說，無論是一個相貌可愛但歌唱得不好的小女孩，還是一個聲比天籟但樣子不夠動人的小女孩，都不能恰當地滿足「國家利益」。這番話傳出之後，輿論譁然，大家都不能理解這等小事何以會上升到「國家利益」的高度；更有許多人為楊沛宜抱不平，覺得她清麗可人，絲毫不下於林妙可。

音樂圈的人都曉得貴為現代音樂大師梅湘(Olivier Messiaen)關門弟子的陳鋼，實乃當世華人作曲家中的佼佼者，藝術成就甚至要比他的同學譚盾還高。而且他一向愛惜羽毛，從不苟且，是個很有個性的藝術家。這回怎麼會做出這等既違反藝術原則又不符國際常規的事呢？其實陳其鋼也把答案說出來了，那是因為一名政治局委員表達過意見。後來在接受美聯社採訪的時候，他更明言自己有責任道出真相，要還楊沛宜一個公道。

故事仍未結束。這個事件曝光之後，不只令外界對美輪美奐的京奧開幕式的印象打了折扣；也讓當局非常尷尬。於是兩日之後，這條消息就迅速地被內地各大網站刪去，變成一則失蹤的事故。

這個故事恰巧說明了中國政府「計劃形象」工程的盲點。所謂「計劃形象」，我指的是一種由官員主動構想出來的抽象的政府和國家形象，然後以各種剛性手段將它套在現實之上的工程。

首先我們要理解「抽象」的活動本來是現代國家能力的證明，一個政府愈是能夠藉著圖表、統計和各種調查去簡化複雜龐大的現實，它就愈能完好地治理國家。依據今年故世的社會學大家查爾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說法，在這種現代化的國家裏面，統治階層總是難免要脫出他們身處的社會脈絡和其他被統治的群体，依賴那些抽象的活動及其結果去預知社會的走向，發現潛在的隱患，從而制定出種種回應現實與導引發展的決策。問題是當這些抽象活動的依據不是各種可堪檢證的科學工具，而抽象的領域也不限於可以量化的事物時，它很容易就會變成一小撮官員離開現實的空想了。政府和國家的形象正是一種最難量化管理的領域，要測知它們的工具也是最不齊備的；偏偏今天中國各級政府官員都以為自己知道轄地和國家該有什麼形象，也都以為自己明白怎麼樣才能實現心中所想的形象。

說穿了，這就是形象工程。許多地方政府不顧所在縣市的實際情况，也不管社會的整體需要，又不屑於使用少數可堪利用的調查工具先去研究人民對自己的看法，就隨意耗用公帑大興土木，以為一兩座巨大的政府建築物就能在人民心目中製造出美好的形象，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同樣地，京奧開幕式上這一連串事件其實也可看作是一種形象工程的敗筆。

一直以來，不少中國官員都以為自己是藝術家，覺得自己官位大了，審美品味也就比別人高了。在經濟領域上，他們或許會承認自己不是專家；但是說到政府形象和地標設計這些事，他們卻自覺要比任何專家都還內行，總是意見多多指手劃腳。有趣的是當你再問他們到底有沒有一個整體的視野時，他們卻又答不出個所以然來，通常只能報以「正面」二字。

為什麼那段煙火足印要假裝是實况直播？是為了「正面」。為什麼一個小女孩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假唱玩雙簧？也是為了「正面」。為什麼不准媒體再報道這段消息？還是為了「正面」(亦即俗稱的「正面報道」)。

假如城市只是一面地圖，政府當然可以大膽規劃，任意在上面修大道開運河；假如社會只是一張白紙，政府也能夠為所欲為，在上頭畫出自己理想中的「正面形象」。但是現實社會不是地圖也不是白紙，尤其現在的社會，階層分化，媒體發達，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渠道去發放和獲得各種信息。就和計劃經濟總是難以掌握全部經濟信息一樣，計劃形象也不可能獲知和壟斷所有和政府形象有關的信息與反饋。

為了所謂的「正面形象」，你可以安排楊沛宜為林妙可代唱，但是你不能控制陳其鋼要說什麼話(陳其鋼可能擁有法國國籍)，你也不能完全抹除一切傳媒的報道，更加不能控制境外的傳媒。於是當初的一心求好，反過來又成了外間批評「中國專門弄虛造假」的另一罪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然而計劃形象的主事者就是不能預知一切後果，正如為自己蓋「白宮」的地方官也不知道原來這麼做會捱罵。與其苦心經營正面形象，然後弄出個破綻重重，實質與表象反差巨大的結局，何不以一個最正常的真實面目坦然示人？為了正面，犧牲正常，別人是看得出來的。形像當然可以規劃，也可以設計；但再怎麼規劃設計也不能脫離正常的現實。你能想像可口可樂的廣告公司為它弄出一套恍如頂級法國葡萄酒般的形像包裝嗎？當然不能，因為可樂就是可樂，無論它的老闆再怎麼希望自己賣的其實是紅酒，那个瓶子裏裝的還是可樂。更何况可樂又有什麼不好呢？它可是全球最賺錢的飲料呀！同樣地，難道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級大國，正在崛起的經濟強權，竟然容忍不了一個7歲女孩再正常不過的換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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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我们对黄琦因参与救灾被成都警方逮捕的声明

梁文道 — Mon, 21 Jul 2008 20:11:53 +0000

我们对黄琦因参与救灾被成都警方逮捕的声明

王怡冉云飞廖亦武李亚东

致成都市警方、政府、人大及广大市民：

2008年7月19日，我们在朋友聚会中，得知自6月10以来被成都警方刑事拘留的黄琦先生，已于今日下午，因“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正式逮捕。

我们与黄琦素不相识，但尊敬他创办“天网”、致力于公民维权的努力。我们知道他曾因此坐牢，并在狱中遭受不当待遇，出狱后留下脑部疼痛等多处后遗症。我们尊敬他在此情况下，仍然坚持从事“天网”的民间维权活动，尤其是为六四受难者家属唐妈妈争取政府补偿金的努力。

作为经历了512大地震的几位四川知识分子，我们尤其尊敬黄琦先生在地震后，参与民间震后救灾的工作。我们知道他在灾区为灾民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也与地震罹难者学生的家长有所联系。

但我们非常不理解，一个普通公民参与救灾、了解灾区真实情形，这和“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曾以普通公民身份，参与过一些灾区救助的工作。我们和黄琦先生一样，也和成千上万在灾区的民间志愿者一样，因此了解到一些非官方的、甚至与媒体的报道不完全一致的信息。可是，难道一个公民从媒体以外了解到的信息，就属于“国家机密”吗？难道国家天然地拥有一切社会信息的所有权吗？难道一个公民有幸（或不幸）见到或听到了一些和政府口径不一致的信息，他就“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了吗？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和黄琦说过话的灾民，都非法持有着国家机密。换言之，一旦他们成了灾民，他们就同时成了“国家机密”或携带国家机密的病毒。成都和四川警方应该逮捕每一个和黄琦有过接触的灾民，而不是仅仅逮捕黄琦一人。或者至少把所有灾民都隔离起来，免得我们一和他们说话，就触碰了国家机密。

基于法治的常识，我们知道所谓国家机密，第一是不为一般公民所知，第二是国家事先采取了保密措施。换言之，凡是能在大街上看到的事，都不是机密。凡是在大街上看见裸体，一定不是看见的人有问题，而是被看见的人有问题。也就是说，一个非国家机关的普通公民，除非他以非法的方式刺探、偷窃被国家机关预先加以保护的信息；否则，他所知道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触及“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这一罪名。

因此，我们对成都警方因黄琦先生参与震后救灾而逮捕他、构陷他，不得不表示强烈的质疑、反对和抗议。尽管我们看出，地方政府似乎不太喜欢民间的救灾志愿活动，但成都警方逮捕黄琦的事件，仍然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对市民社会的一种否定，对民间的一次粗暴和傲慢的挑衅，也是对这个刚刚遭受地震的省份的一次羞辱。

我们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良心，不相信这是一次公正的逮捕。但我们希望成都警方能以尊敬法治、尊重公民权利，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案件。我们主张并支持媒体、网络和民间可以自由地报道和评论这一案件，我们更加鼓励成都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市民和媒体，更多地站出来质疑和批评成都警方，以公民的正当方式，帮助政府尊重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们呼吁成都警方对黄琦先生，不要采取任何刑讯逼供等违反法治的野蛮做法，呼吁成都警方准许黄琦先生的委托人可以与他见面，呼吁成都警方不要以非法的方式，继续骚扰、威胁黄琦身边的天网义工。

我们不愿这一案件，成为奥运年中又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糟糕的人权记录。但遗憾的是，我们怀疑成都警方正致力于这样做。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愿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总是遭到其他国家人士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率先批评自己的政府。

希望成都警方和成都司法部门，也能在这个案子中有率先的回应。愿我们的批评、抗议和政府的回应，都能成为对成都、对中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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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局」，還有歷史———與余秋雨先生共勉

梁文道 — Mon, 16 Jun 2008 14:07:13 +0000

中國歷史最令人感動的特點之一就在於歷史的書寫本身。歷代史官以「實錄」的方式，盡力客觀地記錄國朝上下發生的大事。雖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為尊者諱；雖有天災人禍諸端異象，亦不必筆存忌憚。然後把一切留諸後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來。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據前朝留下來的紀錄，再替它修整成史。這是後人對前人的責任，「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你可以篡奪人家的王位，消滅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奪走人家的記憶，以及歷史。同時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將來有一天你的子孫窮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業傾頹敗壞，你的一切也將為人紀念，一如你紀念了前人。
　　
天地正義，有時只能在時間中尋求，用一句俗濫的話，「沒有人逃得過歷史的審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倉皇，唯一還能給他們一個清白的，竟然就是後來者書寫的歷史了。這是理想，現實裏的史官很難不被當權者干預。為了掩飾過犯，很多人會想消滅事實留下的痕跡，於是記憶與記錄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而且還是種政治了。
　　
快20年了，每年6月4日的晚上，依然還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舉起燭火，實踐他們的記憶道德。可是也有另一種愈來愈響亮的聲音，認為他們的做法不利於國家。這種說法最喜歡採用的，就是所謂的「大局觀」了，以為今日大家享受的一切，以及國家的強盛昌隆，竟然全靠當年殺人殺得好。它的邏輯固然十分冷血，強迫我們一齊接受自己的安定生活其實都是殺人的結果，猶如賊贓。但更值得探討的一點，是許多主張這類說法的人同時還都很樂意替當權者想，於是有人甚至會說「你得站在小平的角度思考，他要是不那麼幹，說不定他就要被人趕下臺了。所以他沒有多少選擇」。

＊＊＊＊＊＊＊＊

時事評論不只是批評時局裏的種種弊端，往往還是種策論，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觀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這種文章寫得多了，會漸漸習慣穿上當權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與批判的距離。中國人好談政治，往往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當局的利益及視角為「大局」，乃至於詭異地忘卻自身，居然很樂於犧牲自己的權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無私。中國文人更有當國師的傳統欲望，尤其容易養成這種不把自我當回事的「大局觀」，有時還不限於策論，更要主動充當政府發言人，替官撫民。
　　
有見於部分四川震災災民群聚法院，打算狀告政府忽視學校建築工程，導致子女魂斷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發表了一篇〈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他勸告這批捧著遇難子女遺照的家長應該先讓政府全力救災，整頓好堰塞湖的危機與人口流動的問題，不要急著在這一刻訴苦申訴。余先生還動之以「大局」之情，他說﹕「你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先讓大家把最危急的關及幾十萬、幾百萬活著的人的安全問題解決了，怎麼樣？」他又呼籲團結，因為「只有當這些裏裏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擾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後十分艱巨的任務一步步完成」，要是「橫生枝節」的話，「一些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正天天等著我們做錯一點什麼呢」。
　　
這篇文章出來之後，立刻惹起一片爭議。我想余先生的問題就在於忽視了獨立文人的位置，襲用了近月非常流行的「震災大局觀」。根據這種觀點，災難當前，全國人民應以大局為重，有任何質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暫時不提)，以免阻擾救災。問題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從來沒有解釋過「異議」到底怎麼阻緩了救災，難道有人懷疑地震預警沒做好，軍警搬石頭的手腳就會慢了下來嗎？難道有人要監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會倖存的災民？最奇特的一點是這些論者似乎以為整個政府乃至於全國13億人都在忙著防洪，所以大家要「團結」，千萬別分心。例如這批家長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訴，余先生為什麼會覺得這叫做不識大體呢？莫非連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導堰塞湖，所以沒空接受狀訴？
　　
再看余先生十分強調的「反華宣傳」，我們當可發現余先生其實是怕一群家長哭訴豆腐渣工程的場面不好看，會被「反華勢力」利用，有損國家形象。如果這批家長願意忍一忍，等那些還在關注災區的外國記者散得差不多，那麼國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過我們應當仔細地把政府從這裏所說的「國家」抽出來，因為鏡頭下的示威場面不必然損及包括示威者在內的災民，它真正損害的其實只是當地政府的形象罷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觀」主要還是「當局觀」，一種替當局著想的觀點。話說回頭，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習慣，動不動就叫人「顧全大局」，雖然明明想的是當局。似乎大家都和領導人很熟，都沒拿自己當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見到許多他轉貼的文章和來信，儘是一片稱讚美譽(至於好些大型論壇上批評余先生的討論，據知已獲上級通令刪除。如果屬實，那就是陷余先生于不義了。詳見「香港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0209)。有的說「那些災民被說服了」，有的認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現了優秀知識份子的人格水準」，更有人發現線民的罵聲不只罵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擊，結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動人，向來粉絲眾多，得到讀者的真心擁護，不足為奇。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建議余先生和他的粉絲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換個人民的角度。
　　
例如同樣著名的知識份子，同樣是替政府思慮，錢鋼先生則指出「在更漫長的救災日子裏，災民們可能的群情波動，政府都應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還「懇請指揮者，慎用『破壞抗震救災』的罪名，溫和化解災區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值此非常時期，『和諧』二字，何其珍貴！」(〈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對災民情緒〉《明報》，2008.05.18)
　　
如果更進一步站在那些家長的角度來看，他們剛剛經歷喪親之痛，那種悲憤難得還要讓位于政府一時的形象問題嗎？何況他們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豈不才更添依法治國的光彩？我想恰恰因為有傳媒在場，無告的父母們才要更加賣力地嘶喊。這是傳統智慧中迫使當局正視事件的理性行為，也是間接替全國無數學子爭取安全環境的義舉。在這種時候，仍然要他們為了當局忍氣吞聲，回去默默流淚，無異於在公眾面前刪除他們的聲音，在新聞構成的歷史中抹消這一段不好看的記憶。一個人能提出這種要求，的確是要含淚的。
　　
其實我們做文章的人，何嘗又不是在向歷史交代呢？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講話，都會在這個年代成為存檔，再交予後人查考論斷。中國不算是一個宗教主導的國家，往往以歷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識份子，更是不願多言死後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許會說「舉頭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卻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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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出慈悲

梁文道 — Fri, 23 May 2008 03:31:19 +0000

我曾經以為自己不可一日不讀書；然而，在過去的這個禮拜裏，除了誦讀佛經，就幾乎什麼都看不下了。唯一能夠入眼的文字，只有關於四川震災的一切報道和評論，於是我看到了李怡先生那惹起爭議的「天譴論」。天有災異，執政者要躬省其過，下詔罪己，乃係王朝傳統。畢竟，只有皇天才是制衡絕對王權的唯一力量。李先生以此提醒當局，胡佳要放，人權很重要，民主不可不實行……；在國難當頭的這一刻，這些話當然很讓人受不了。

李先生後來辯解，就算事態再怎麼緊急，異見也是必要的。他又引了內地報刊種種關於救災和測震的質疑為例，說明言論自由可以帶來進步。恰巧我也在他所說的「牛博網」和《南方都市報》等媒體上供稿，那些異見我無一略過，所以我能夠大膽地說，他們和「天譴論」還是很不一樣。無論是抨擊當局封鎖震前預測的言論，痛罵學校建築的豆腐渣工程，還是批評政府不讓外援早一步到場，大家想的都是這場浩劫下的無助災民，想的是如何可以預防悲劇，如何可以救出更多的人。而李先生的異議則是要政府在這時候好好反省它的人權問題，政治閉塞，甚至效法以前的皇帝，尚德緩刑，重斷寃獄。

李怡先生一向關懷中國的政治自由與民主，背後自當有一份強烈的愛國熱忱，於是漸漸走上了當局眼中反對派的路綫。怪的是，許多人會就此以民主鬥士自居，似乎除了民主二字，別無它事可議，國家也再無它事可做。再發展下來，遂以阻礙政治自由的執政者為仇讎，而且它的所有過失以至於所有天災人禍都能歸咎到它不民主的病根上頭。我想，李先生這番言論本來也自有道理，只不過在一剎那間，他對當局的憤懣嗔怒蓋過了他對百姓蒼生的慈悲。故此即便震災來了，我們也還是得先關注一下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過失，以死難者為其警訊。因愛國生起的執着，扭轉成另一種反向的執着，也是人性慣見之無奈。

這幾天我一直想起歐洲思想史上那個著名的譬喻，「殺一個中國人」（Killing a Mandarin）。最早是狄德羅，他提出一個問題，假設一個殺人犯跑到了中國，歐洲人會不會擔心他在那裏大開殺戒呢？應該不會，因為長江不如塞納河，太遠的地方我們顧不着。到了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 de Chateaubriand，順帶一提，老式西餐裏的『七打牛柳』就是得名自他）手上，故事開始有趣的變形。他的問題是：假如你能夠透過某種神秘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覺地害死一個遠在中國的富翁，然後在你法國的戶口上多了一筆驚人財富，你幹不幹？後來的作家如巴爾札克，也再三拿這個故事來做文章，因為它刺中了道德心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人類有關懷陌生人的能力嗎？我們都知道這世上有共享的價值通行的律則，但是感情上，我們會不會因為時空的遼闊而阻斷了對遠方同類的切身感受呢？

更切時也更為人所知的版本來自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論》，他先把「殺一個中國人」變成中國出了場大地震，然後他一如既往地指陳了人性的現實：一個歐洲人聽到這消息之後或許會難過會沉思，但第二天就立刻回復正常的生活與工作了。亞當．史密斯不是要大家繼續自私的本性（其實他從來都不欣賞人的自私），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培育自己同情共感的能力，消減偏見與距離的障礙，不只能想像自己身邊貧苦大眾的困厄，還要能設身處地的領會遠方陌生人的痛苦。簡單地講，人應該有配得上理性道德律的同情心。

這種同情心該怎麼發展呢？讀書。我們總是活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之中，不可能瞭解每一種人生的可能。但是透過閱讀（尤其文學），我們就能從可憐的囚籠裏解放出來，切身體會其他人的遭遇，其他人的悲喜。所以，有富豪因為閱讀而立志投餘生於第三世界貧民生計的改善，有異性戀者因閱讀而徹底扭轉自己固有的定見。書讀多了，應該有一份寬容博大的同情與慈悲；願與諸先進共勉。

蘋果日報 200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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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一些另類聲音

梁文道 — Sun, 18 May 2008 14:05:48 +0000

一、网易终止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合作

通过网易在线捐赠系统，网易在方便网友捐赠的同时，也可对网友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起到全程监控作用。而网易合作方"中国红十字总会"则不愿意接受此方式。经协调，网易于2008年5月14日22时整停止与"中国红十字总会"通过网易在线捐赠平台的合作，同时启动与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合作。截至2008年5月14日22时，网易捐赠平台所接受网友捐赠资金将全额转入"中国红十字总会"。2008年5月14日22时起，网易所接受捐赠资金将全额转入廖冰兄人文基金管委会。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MVQ/sos01.html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219620/?start=100

二、傳媒同行註定刊登不了的觀察：

关于几个问题的看法

1。关于空投：绝对必要。空投的目的是建立通讯。现在我认为，和交通一样，通讯也是第一要务

2。关于陆航和空军：先进直升机和高水平驾驶员的缺乏，导致人员和物资无法及时进入，成了这次震灾的最短的短板

3。关于军队救援能力：原始、业余

4。关于国外救援队：不允许国外救援队进入是极其操蛋的。在困难的环境里，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救援能力不可同日而语。

5。关于现场指挥：一片混乱，各行其是，协调无力

6。关于军队素质：大量20岁左右的小兵们依靠自己的本性和双手工作，但有不少兵油子出工不出力，游手好闲，忙于四处征用物资，形象恶劣。

7。关于疫病：甜腻的臭味弥漫在许多灾区城镇，疫病尚未爆发，但已经从远虑变成近忧

8。关于广播：反应最快，最迅速，功能最多样，但是掐断现场报道去连线什么中国银行的老板一类的软广告难以原谅

8。关于温：经常性的角色错乱，说昏话（14日晚12时要打通道路之类），指挥不动部队

9。关于和灾民抢船的记者：没人性的傻逼

10。关于CCTV和新华社：真的很cctv，真的很新华社

11。特警不如武警，武警不如消防，消防不如野战部队，军队不如父母、兄弟姐妹和配偶（大多数生还者是家属在12和13日的大雨中徒手挖出来的）

12。关于没有人性的王八蛋：15日傍晚在映秀发现一名幸存者，情况非常乐观，中国救援队[中国唯一的专业地震救援队伍]初步处理之后，救援因为天黑中止。第二天六点，天已大亮，但救援人员迟迟不到场，家属没办法，只好自己去请，没想到请申请来文深，一下子来了两支救援队，江西消防和中国救援队都想主导救援，双方相持不下，浪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才协调好，开始救援。这两帮没人性的王八蛋耽误了许多时间，没干多久，突然发生了强烈余震，导致幸存者所处的环境结构变化，这个本来可以按部就班不到中午就可以救出来的幸存者，就这样命悬一线。余震后楼房随时可能垮塌，救援陷入了僵局。整个下午，两支救援队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分歧，唯一一致的意见是：很困难。两支救援队各自开了无数个小会，做了无数次请示，却一直没有人开始施救。在幸存者家属、单位领导和围观军民的哭骂下，中国救援队脸上挂不住，决定冒险实施新的救援计划，用小刀一点点掏障碍，陶了40分钟，终于掏出个大概来。救援人员体力不支，换了江西消防队的队员进去继续救援，一个多小时之后，人质终于有望被掏出来，消防队开始狂呼叫高级指挥官和摄像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指挥秀，不一会，一个腆腹削臀的两杠四星头一回跑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命令救援人员把人质立刻拉出来，并且发出一系列千奇百怪的命令，遭到了中国救援队的白眼和他自己下属的闷头抵制。没想到，人质卡在最后一个出口，无论如何也出不来。两杠四星的王八蛋很不满意，先是要求下属停止救援，拍一段录像给他看，然后强烈要求使用千斤顶，在惊讶地听到救援人员说此方案老早就已经被否决（因为没有支撑点，强行上要造成楼房垮塌），并且因此遭到围观军民的白眼和斥骂之后，很是不乐，正好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他就要求下属霸王硬上弓，把人质扯出来。原话大概是：赶快拉出来，伤了腿，伤了手，立刻就可以抢救。为了满足高级指挥官的指挥秀，低级指挥官极尽奉迎溜须之能事，救援人员发生冲突，延时或者改变救援方案的例子，据本人现场观察，虽然不会每一例都这样极端，但是比比皆是。这是个王八蛋和奇迹共存的世界。万幸的是，那些爬进危房的施救人员的专业道德还没有丧失殆尽，尚能够恪尽职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少数不幸沦为人质的幸存者身上，奇迹才有可能发生，得以死里逃生。

13。在映秀镇周边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满身灰尘、两眼含泪踟蹰而行的人。呼儿唤娘之声，终日不绝于道，让人不忍卒听。

三、某媒體記者的另類觀察：

一北川当地救援人员说，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的政府救援力量都去救县委县政府了。

一来自江苏某地的地震救援队长，救谁或者先救谁那是要看关系的！

到北川一些学校的现场，你会发现自己的受很有力，因为你能轻易掰断钢筋！镜头上扶出获救者的永远是政府的救援队员、军队的士兵，但在救援过程中，可能很多时候发现者、实施者是志愿者。

四、轉貼好文一篇

让灾民说话: http://pinerpiner.spaces.live.com/

地震的头两天，我通宵看央视新闻频道，后来才转到四川卫视，发现这个频道果然比新闻频道好得多，因为它有更多更深入的现场报道，有更多灾民的声音。

那时候，它的记者甚至会登上废墟，把话筒递到刚刚被扒出来，打上吊瓶，还没上担架的幸存者脸前。

但是，到今天，当报道不再以灾情和现场救援为主，而转向灾民安置时，这个台的记者们开始变了调。

问："你在这里住得还好吧？你们的这些那些都没问题吧？"

答："很好，很满意，很舒服。"然后是："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

于是，记者转向镜头重复："他们过得很好，我们相信政府一定会……"

——他们只让灾民说他们现在想要的话：证明政府做得非常好，灾民的生活情况非常好。

如果你看了电视问："这是真的嘛？"我会说你好傻。这种采访方式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不可能是真的。

得出这个结论不需要提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这种不客观的方式注定不可能反映"客观"的真实。

刚才，我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朋友鱼的。如一些朋友知道的，鱼通过私人募捐筹集了一笔钱，希望用于对绵阳地区灾民的直接救助。我们的想法是：以小小的个人之力，提供政府所没有给到，而灾民又确实需要的。

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政府救助得还不错？难道没有需要填补的需求了？

然而我们很快确认，这种报道不可能反映真实的情况。理由如上。它的主导性实在太露骨。

没有完美的救助，不可能没有被遗漏、待满足的需求，这才是常理。灾民想说的话怎么可能只有"很好"、"很满足"？如果你再多给他30秒，可能就够他说出在你这旁观者想象之外的问题。

记者只向救助者问需求，政府官员或医护人员说：我们需要帐篷，需要这个那个。于是一个个灾民就这样被完全代言了——但本来只有他们才能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做出最准确的评估啊。

为什么不让灾民自己说？为什么不诚恳一点点去观察他们、问他们？

因为媒体/政府不想。现在，他们已经从起先的危机－悲情主题，开始迫不及待地向第二个主题过渡：感动－赞美。为了张扬这第二个主题，他们利用幸存者，而同时，淡化痛苦，抛弃死难者。

当话筒再次伸向一个刚刚脱离险境的灾民时，他流泪说出的是：感谢，感谢，感谢。

（现在，不需要他诉说恐惧了。）

当发布一个有人在128小时后获救的消息时，现场记者介绍说此人是经现场截肢后才被抬出的。多么悲惨，是哪里被截了？截了多少？为什么决定要这样做？他/她最后活下来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看电视的我非常想知道。但主播却不追问这些关键的情節，她中止了和记者的连线，简短自信地做出结论：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现在她需要好消息！现在她不想再处理坏消息！所以不会再有坏消息！伟大的她、四川电视台、CCP。）

在危机—悲情的主题阶段，如果你能听到更多灾民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们需要，现在，如果你听不到灾民的声音，那也是因为他们不需要。第一个阶段中的大量报道曾被用来论证中国媒体更加开放透明，然而，第二个主题的过早的张扬，却暴露了CCP还是那个CCP：他所掌控的媒体，始终都要被用为加强其统治合法性。

他们在处理危机时绝对忘不了利用危机：无论是"团结"、"众志成城"这些宏大说词，还是"我们永远在一起"这类诉诸感情的说词，共同的目的都是要用同一个永恒的主题对国人进行再一次的皮下注射，只是在不同的时段，这同一个主题稍有不同的旋律，先是中国需要CCP，然后是CCP就是好。

这第二个主题的中的论述很虚伪，因为有了第一个主题中的大量铺垫（比如W的优秀演出）而很容易被人接受，而且这也许是局外的普通观众愿意相信的——因为他们已经累了，不想再被灾难和痛苦困扰了，他们乐于尽快看到光明，而忽视了自己正在被饲喂这光明。

不得不说CCP真是议程设置的高手——然而他们何尝又是什么高手，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控制，让非主流消音。比如，今天沈睿在她的博客里写道："报纸的编辑中午写来信，还是要我写地震的评论。但是还说，有三条要求：一是不许探讨地震灾难发生的原因，包括不许讨论校舍是否属于豆腐渣工程等等，二是对赈灾款物的征集和发放不得进行评论，三是不得对灾区官员的贪腐和渎职行为进行批评。"

此时此刻，我强烈地感到，我们是多么多么需要突破言论封锁，不是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而是为了那些痛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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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啓事

梁文道 — Sat, 17 May 2008 19:27:19 +0000

特別啓事：

之前情急在此貼了有關牛博賑災的壞消息，現在已有轉機，一有新消息再向大家報告。現在懇請各方朋友暫停轉貼之前的消息，以免影響其中協調工作。情非得已，梁文道在此拜謝。
民间团体救灾特刊第三期（5月16日情况通报）
本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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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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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民间组织可用的救灾物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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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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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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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风向标

前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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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驻京办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只关注伤亡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区域，还应关注一些受损较轻，但依然有救援需要的乡镇。NGO可以了解这些区域的信息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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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赶往灾区的民间组织纷纷和成都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www.rivers.org.cn，由多家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和建设的救灾网络，郭虹为总协调，办公点在河流研究会)取得联系。经过讨论，成都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发布了具体需求和工作分配，信息详见http://www.rivers.org.cn/512/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7，希望要进行救灾行动的民间组织尽快和成都的相应组织实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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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15日开始，各地NGO组织与成都市的各民间组织进行了多次工作协调，初步确定了相关的分工及各负责人和机构的联系方式。一个包含范围更广的中国各地民间组织协会救灾网络初步形成。该非实体的网络主要用于沟通信息，便于各组织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各组织成都前线的初步联络方式见http://www.rivers.org.cn/512/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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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救灾网络截止到5月16日的前线民间救援行动情况汇总发布在http://www.rivers.org.cn/512/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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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运往成都的物资由于难以进入第一线，目前开始积压，急需有地方政府的帮助，允许物资进入灾区或进行其它安置。我们吁请民促会等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的NGO提供帮助。如有人可提供帮助，[email=请联系本刊编辑请联系本刊编辑laolu22222@gmail.com。另，目前灾区大部分地区不急需水和食物，急需药品。药品种类见http://www.ng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9813&extra=page%3D1&fromb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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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救灾网络虽然已经开始运作，但目前信息处理的速率还不流畅。尤其是从成都向外收集发布信息的量和速度还不能满足后方众多民间组织协调行动的要求。急需有更大的信息协调能力。目前成都信息由河流研究会协调，NGO的信息汇聚和中转由NGOCN和震旦纪公益信息中心协调，志愿者服务由多背一公斤协调。信息尚未同步。大家需要同时关注
以下四个网站的信息

http://www.rivers.org.cn/512/Index.asp，

http://ngoaid.blog.sohu.com/

http://www.ngocn.org/bbs/forumdisplay.php?fid=43&page=1

http://dizhen.1kg.org/。我们将尽力做信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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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民间组织救灾服务中心成立心理干预小组 QQ 群号码：5372597
http://www.aibaiglbt.org/bbs/viewthread.php?tid=809&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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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到前线的志愿者太多，难以协调管理，目前出现一些混乱，如越野E族抱怨受到干扰。http://ngoaid.blog.sohu.com/87499283.html。请愿意进行志愿者管理的机构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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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派出的前线队伍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赴都江堰，一部分留在彭州市升平镇，详见http://ngoaid.blog.sohu.com/875539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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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光论坛的水草到达北川，目前需要一些帮助。
详情请见：http://www.lohcn.org/forum/viewtopic.php?t=50506&postdays=0&postorder=asc&star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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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小组发回信息急需药品和物品详见http://ngoaid.blog.sohu.com/875637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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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户外爱好者组成的云南户外救援队到达绵阳安县茶屏进行救援

http://www.ng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9790&extra=page%3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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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妇研会、阿福等10家组织“先遣部队”16日零晨抵达成都，详见http://ngoaid.blog.sohu.com/875546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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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开始帮助救灾http://www.msf.org.hk/public/ma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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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爱服务中心带药品到达成都

目前民间组织可用的救灾物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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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上峨乡救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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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见http://www.ng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9785&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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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小组联系的物资接收点：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肖家村二巷112号金牛区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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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川省政府驻京办，四川大厦那里24小时接受物资。
物办公点：在阜成门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门底楼设立救灾捐赠点。可直达成都。联系电话：68364718　　17点后在21楼，24小时值班电话！

后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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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重庆小组正筹建四川灾区物资中转中心，联系方式将确认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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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参与救灾的各机构负责人向我们通报贵机构的救灾动态，十分感谢，详情见http://www.ng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9737&extra=page%3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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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委托民促会为抗震救灾开展资金和物资的捐助活动，详见网站www.cang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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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四川省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北路一段15号林业大楼B座512室
邮编：610081
联系人：许川祃红蓉周望宇郑倩德
联系电话：028-83236996 13688042688
相关民间组织可以和他们联络物资和钱款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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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北京、广州、昆明、西安、上海等多个城市的组织纷纷开会讨论，确定工作计划，发出倡议，成立联合行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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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学校动态http://ngoaid.blog.sohu.com/87549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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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收到首批赈灾物资http://ngoaid.blog.sohu.com/875131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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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Gerd致慰问信给周生贤部长http://ngoaid.blog.sohu.com/87528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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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C取消摄影赛颁奖典礼，支援灾区重建http://ngoaid.blog.sohu.com/87509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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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家园：绿丝带行动http://ngoaid.blog.sohu.com/87582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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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陳瑞賓建议成立捐款监督小组，以监督状况款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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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家园发表《有关汶川大地震救援中部分善后工作的第一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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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goaid.blog.sohu.com/

志愿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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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志愿者关注成都电台信息http://www.cdbs.com.cn/，注意工作前辩明信息真伪
梁漱溟乡建中心志愿者需求：http://www.ng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9804&extra=page%3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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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援论坛版区已经建立，欢迎愿意提供相应志愿服务的专业人士使用这个工作平台。 http://www.aibaiglbt.org/bbs/forumdisplay.php?fid=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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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协调中心拟和前线一起建立以行政区域为划分的信息片区。主要收集和发布相应区域(如广元市青川县，德阳市什肪县)的物资和志愿者需求和供给情况。请有能力和意愿进行此项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和本刊编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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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hine_lucia@hotmail.com，alohayayo@hotmail.com，laolu222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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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线反馈的情况分析，一线的救援主要由军队和政府主管，进入最危险的重灾区的所有民用车间都禁行．只有红十字会和军队及政府运物资车间可通行．

目前民间组织在前线可以进入的领域主要是一些受损较轻，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以下工作：

1) 受灾区民众转移和安置的帮助。比如成都、绵阳的体育馆的灾民临时安置等。

2) 详细的收集不同区域的不同物资需求，以帮助后方进行物资调配。比如有的区域现在需要万能充电器，有的区域现在需要食品袋等信息。

3) 详细了解已有的政府救助中心的需求，帮助分配资源。

4) 心理支持

5) 寻亲。帮助登记信息，寻找亲人。

6) 秩序维持。据前线记者报道，有些区域存在有少数不法分子趁灾自肥的行为。由于目前警力都在第一线抢救，因此需要有志愿者帮助当地的民兵等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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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的志愿者需求信息可见http://www.cdbs.com.cn/

NGO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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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道路塌毁，后方大量的志愿者无法进入前线。本特刊在寻找志愿者可以参与的工作内容之外，建议有机会接触到救灾军人和医务工作者家族的志愿者，对这些家庭表示慰问。奋斗在前线的战士和医务工作者，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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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入灾区的民间力量很多，因此与政府的合作程度决定了某一个组织是否能够顺利参与到救灾工作中来。本特刊提醒各参与救灾工作的民间组织在前往第一线之前，先了解目的地情况，通过各种渠道沟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以免被动。

分工：

成都协调：
陆非： fuyulu@gmail.com
安猪： 1kg.project@gmail.com 电话：13910200680
物资筹集：薛启婵13980018440
救助中心：吕蓓13880725254

后方协调：
丽娜：email：lucia.sinian@gmail.com msn：sunshine_lucia@hotmail.com

NGO信息沟通：
丹薇email:alohayayo@gmail.com msn:alohayayo@hotmail.com，民间赈灾行动机构交流QQ群：25438771

志愿者信息沟通：512china@gmail.com，dizhen@1kg.org

志愿者管理：msn: liumingmin_1985@hotmail.com
清雅 QQ：14935041
胡洁：QQ：87740741

特刊：
老卢：email：[email=laolu22222@gmail.com,laolu22222@gmail.com msn：laolu2222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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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一行在川最新情況報告( 轉貼 )

梁文道 — Fri, 16 May 2008 20:48:27 +0000

5月15日

早晨7点起床，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宋石男和王老板等人采购了一批矿泉水和食物前往彭州地区（宋石男老师的经历点击这里），我和黄斌等人基本没带救援物资只开了一辆越野车前往德阳、绵竹一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宋老师认为空手进去没有什么意义，每次去都该带些灾民需要的东东，而黄老师认为不先过去了解一下就贸然带着大批物资上路，万一路上车辆被扣或是物资被哄抢就会很麻烦。我们不能确定哪一种想法是对的，只能两个都试试。

德阳的情况看起来还好，房子基本上都没有倒塌，因为不时有余震，所以很多人仍然呆在市内的空旷地及路边的帐篷里（大部分是自己用编织袋草草制作的简易帐篷），大部分群众看起来都是困惑疲倦的样子，但我也看到有些猛人还在帐篷里高高兴兴打麻将，很好。德阳路边的小商店里，那些小老板们对矿泉水的销售做了数量限制（我们一车四个人只买到六瓶），理由是希望人人都能多少买到一点，更加温暖的是，他们没有借机卖高价。

从德阳到绵竹的路还好，没有明显的损坏，进入绵竹市区的一个高架桥上立着“桥梁危险，禁止通行”的警示标语，但我们前面的所有车辆都在没有到阻拦的情况过了桥，于是我们想了想也楞过了桥。绵竹市区的状况很诡异，完全塌掉的房子很少，但是震后没有留下明显裂缝的房屋也很少，也就是说，整座城市的房子大都成了危楼，感觉谁要是剧烈咳嗽一下，整个残存的城市就会变成平地。绵竹街头上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很多街头摊贩还在照常营业，所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过了绵竹再往上走，就是传说中的重灾区汉旺镇了，这里已经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我们在拥挤的车流里排了半天之后，被勒令掉头回去。我们注意到从汉旺那边过来的人，大都带着白色的口罩。

我们在掉头回来的路上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公路两边倒塌的房子，发现大部分毁坏的房屋旁都有自制的简易帐篷，一些人在露天的饭桌上进餐，桌上居然有饭有菜（当然不会丰盛就是了）。后来黄斌说，这些灾民都住在公路附近，所以肯定是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救助，我们应该沿着偏僻的乡间道路到村子里面去看看，大家都觉得有道理。接下来用了没有多久，就找到了一个叫兴隆镇川木村的地方，这里的农民房子几乎一个不剩全都在地震中倒塌了，好在只死了三个人（据村民说），伤员也被救护车拉走了。接下来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相对那些全村都埋在废墟里的恐怖受难地区比，他们暂时没有面临危及到生命的严峻形势，所以政府的救助还顾不上这里，结果就是这里停水停电，饮用水和食物都极端缺乏，帐篷也不够。我们在村里了解情况的时候，几十个村民围着我们对“有关部门”大声咒骂，神情像焚烧荷兰国旗的抗法爱国青年一样亢奋，我尝试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以当前的情况，“有关部门”只能把有限的救灾力量投入到更危险更紧急的地方去。一个青年困惑地看了我一下说，你不是记者吗？怎么这样？后来我们就开始讨论，如果我们明天提供几车的饮用水和食物给他们，这些物品如何有序地合理地发放？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半天不得要领，最后一个村民把我们领到镇政府的院子里，一个愁眉苦脸的副镇长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后表示，我们只需要把救援物资交给他们就可以了。我用了很坚定的口气让他相信了我们对他们的不相信之后，他表示只要我们把物品带过来，他们会以任何我们能接受的方式将他们分发给灾民，于是我们心满意足地回来采购食品。

路过绵竹的伤员救助点的时候，我们想到可以顺路拉一到两个受伤的患者回德阳或是成都的医院，因为越野车里还可以坐上一到两个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要我们在边上等一会儿，如果有合适的伤员就让我们拉走。等待拉伤员的时候，我们站在混乱忙碌的救助现场有一阵子心里空荡荡的，感到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我和老婆下意识地陪几个军人安装了一个大帐篷。后来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让伤员平躺着送到医院的车，我们的车不合要求，我们只好自己回来了。

回到成都市里，发现了不起的实干型企业家郑亮老师已经为我们解决了两车较为紧缺的矿泉水和相当不紧缺的饼干，我们又买了很多大米和食用油填满了这两辆车的最后一点空间，晚饭的时候，根据宋石男老师和王老板老师的建议，我们又决定第二天早晨先到彭州周边的救助点去看看，如果物资缺乏的情况像宋、王了解到的那样严重，就把两车东西放到那里，如果情况还好，就从彭州再转到兴隆镇去。

由于有几个要跟我们合作的义工组织和其他机构约谈，我和黄斌分别出去折腾到了凌晨两三点钟，没有获得任何对我们切实有用的信息，只好洗洗睡了。

晚上大家商量得到的两点共识（希望对跟我们条件相似的其他援助团队也有点参考作用）：

震中地带及重灾区的情况是，不管你是否信任“有关部门”，基本上这事儿也只能交给政府和军队来做了，因为我们这些平时都不怎么锻炼的笨蛋即便在交通管制点弃车徒步进了那些地区，也做不了什么（如果不是给救援部队添乱的话）。自己能做多少事情就做多少事情，不要不自量力，尽量脚踏实地，虽然从重灾区背出一个幸存者远比撅着屁股到处分发大米豆油更能满足我们的英雄主义心理。

从多次跟本地救援团体交流信息的情况来看，一旦某地的艰难处境被媒体披露，基本上很快就都能得到解决，虽然提供救助的不一定总是政府部门，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会放到没有被媒体和政府关注的一些村镇去。

睡觉前胡思乱想的几个念头（不是结论，更像是困惑）：

1. 矿泉水供货紧张的时候，我们这些做捐助的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找关系弄到货源？好像还没有奸商大规模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在大批量买水的应该都是来做好事的，既然这样，谁买到了水有什么区别？不都是送到灾民手里去吗？也许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把水交给了效率低下的救灾物资配送部门，灾民们就会晚一些得到这些必需品，就像刘天昭博客里提到的这种情况。

2. 这一天看到很多贴着救助灾民志愿者标记的小车在已经拥挤不堪的某些路段上行驶，并排的时候透过车窗往里看，发现只是在后排座放着两箱方便面而已，感觉这些善良的人多少有点莫名其妙，可是想想我们的车甚至连一箱方便面都没拉就去了一趟灾区，又不知道谁莫名其妙了。

3. GPS软件的选择很重要，其他的我不清楚，但这次实际使用发现天行者这个倒霉软件很糟糕，强烈不推荐。

5月16日

早晨六点半起床，大家一起赶到成都北站跟郑亮老师会合，随后带着装满了水和食品的两辆车赶到了彭州。当地政府的职员领着我们的车队到了一个灾民救助点，结果这里的瓶装水堆积如山，食品也不缺，工作人员表示现在缺的是油、肉和蔬菜。我必须说，即便他们说他们缺的是龙虾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错，但是我更希望把物资分发给那些更迫切需要它们的人，所以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放下了一小部分水和食物就离开了。

赶到兴隆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副镇长和他的一些助手们（包括一名镇里的警察）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到川木村的村口组织发放，事先说好每家只能领取一箱饼干和一箱饮用水。很快我们就发现这种方式很糟糕，虽然没有产生传说中的哄抢，但是在明知道食品总量有限（很可能不够每家一箱）的情况下，很多村民还是领到了一箱饼干后偷偷交给家人带走然后又嬉皮笑脸地混到队伍后面来骗领第二箱。另外，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村民们根本就不怵副镇长和镇里的警察。后来我们一起喊哑了嗓子勉强维持秩序发完了第一车的饼干和一部分水，然后把剩下的物资运到另一个村的村委会办公室院里，由村委会组织发放。镇里的那位警察老师对我们的分发方式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提醒帮助，还承诺在我们明天再次带着救援物资来到的时候领我们去几个该镇辖区内的更偏远更穷困的村落去发放。

我们回来的路上进行了检讨：不能要求村民里没有刁民，不能因为一部分村民是刁民就把他们全当成刁民，即便全都是刁民也不影响我们的救助行为本身，充其量这只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我们是带着捐款的牛博网友们的信任和重托来做实事的，心情不重要。重要的是，出现了这种不理想的局面说明我们的做法本身有问题，相信明天会做的更好更谨慎。

暂时就是这样，拍了很多照片，我们会尽快贴出来给大家看，睡觉去了，明天早晨还要出去送救援物资，谢谢大家。

編按：
原文來自這裡。

你可以把捐款交給牛博網－－一個獨立的民間小網絡，他們會幫大家帶去災區。

圖片來自趙世龍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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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關注牛博及其它內地民間團體新動態，附上我在牛博的一篇呼籲

梁文道 — Fri, 16 May 2008 20:34:40 +0000

一、救灾的管理困难——我的紧急呼吁(第二版)

知道老羅一行已經抵達災區，我又是佩服，又是憂心。當然，我完全支持大家自發的募款及救災行動，只是怕大家在没有經驗，又欠缺一套全盤的資訊收集和整體的行動規劃方案做背景的情況下，會得不到理想的効果。一時情急，遂在今天的南方都市報發了這篇事後看來很不理想的稿子(原文如下)：

四川震灾不只是一场浩劫，同时也触发了空前的全国慈善总动员。从北到南，不只处处有人筹款募捐，更有大批的热心人士预备亲自动身，前赴灾区。这等慈悲胸怀当然是非常伟大的，可是它也构成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首先，大家要知道所谓的“捐赠物资”到底应该包括些什么，会不会有些该要的东西带不够，不太急需的物品反而却送得过多。根据以往大型天灾的国际救援经验，很多抵达机场港口的包裹货箱拆开之后，里头往往有不少相当高级的衣物和需要复杂烹煮过程的食品，这些物品不只满足不了灾区的实际要求，反而还平白浪费了宝贵的货运空间。所有有心人(尤其是企业)一定要记住，捐赠物资不该着眼于自己能捐什么，而是要看灾区需要什么。

其次，因为大量自发的救援队伍已经抵达四川，由都江堰前往山区的干道竟然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状况，许多地方也有人员很多但不知从何着手的混乱场面。此外，包括我许多朋友在内的热心义工亲自携款往灾区，打算就地购买物资，这又会不会导致物品供应更加紧张甚至价格上升的情况呢？与此同时，十几万官兵武警的精神和体能又到达了极限，确实又需要更多的增援。
最后，也可能最令人担忧的是，包括民间义工与许多解放军在内的救援人员都没有专业的救援技能和知识，他们甚至欠缺铲子等基本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和一双赤手不一定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说救灾工作或许正面对着巨大的人流物流的管理困难。原因之一，这回或许是中国第一次官民合作救灾的经验。无论在政府方面，还是在民间方面，大家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怀疑政府迟至15日才让海外救援队伍全部投入现场的理由，除了灾区的特殊地形之外，就是一下子无法完全调配好大家的角色与分工。

其實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乐施会、宣明会与无国界医生等多个组织早已在历次的大型救灾经验中发展出了彼此协作的默契甚至模式。以南亚大海啸为例，这些机构抵达现场之后，在当地人员及政府的协调之下，通常很快就找到了自己负责的岗位，分工合作。如果外國還有人愿意报名担任义工，也是透过这些组织招募到点，效率十分高。和我们这里灾区看见的小股人马各自为政的情形颇有不同。

我的意思不是要政府一力扛起重责，彻底拒绝民间人士与国际社会的支援。恰恰相反，政府不仅不能打击大家的热情，它还真的需要这些官方编制以外的力量。所以在直接救灾之外，我觉得救灾指挥总部应该主动出面，暂时把这一切纳入它的管理之下，而且各地拥至的热心人士也应该服从当局的调度，因为它是此刻资讯掌握得最全面的机构。

救灾总部该在初步评估现场环境之后，一、公布一份所需物资的清单或者粗略的名录，让大家知道灾区的真实需要；二、设立义工报名站；三、向国际调动专业救援队伍，让他们负责指导欠缺经验者在前线的工作。

这可能是中国民间社会第一次自发组织，投入救灾，但它肯定不是最后一次。我们未来肯定要仔细思考民间组织和官民互动等种种环节的问题。可是现在，我们就要靠政府多花一点管理的工夫了。

最大的問題就出在這一句「我觉得救灾指挥总部应该主动出面，暂时把这一切纳入它的管理之下，而且各地拥至的热心人士也应该服从当局的调度，因为它是此刻资讯掌握得最全面的机构。」。因為一來，政府也不一定掌握得了所有資訊。就和經濟學家愛说的一樣，在資訊的收集上，市場一定比中央計劃有効率；同樣的道理在救災上可能一樣適用。請大家關注下列這條政府未必知道的消息(11小時前收到)：

「一个汶川朋友发出来的短信

「从汶川出发,向都江堰方向,车行半小时处个玉龙硅厂；一小时绵什镇；一个半小时桃关村；四公里,一小时四十分钟,草坡沟。这些地方没路标，但是却很多人在等待救援！大家帮忙转发一下,希望能有关人员看到。

「大家帮我在外边多发点帖子，说四川绵竹清平里面矿山的职工很多都没有事，现在大家都聚集在红绸梁子上等救援，现在那没有吃的，要是时间久了怕饿死了，大家帮忙呼吁一下。让社会知道下，你的小小帖子说不定就能拯救1000多人的性命，我在这里替绵竹人说声」。

第二，出於種種原因，要求所有民間人士服從當局的調度當然也是很没理由很沒大腦的說法。

那麼，該如何解決我在前面提出的挑戰呢？最好的方法其實是搭建一個大家共用的資訊平台，彼此(包括政府)透過它分享信息，交流互動。而最好的樣本巳經出現了，請參見下文：民间团体震灾特刊（5月14日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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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团体震灾特刊（5月14日情况通报）

前言
从5月14日开始，民间团体震灾援助行动小组将每天发布《民间团体赈灾特刊》电子版，公布各地NGO工作进展及前线信息，便于进行信息资源共享。欢迎各民间团体提供资料，
资料登记处
信箱：512china@gmail.com
网址：http://www.ngocn.org/bbs/forumdisplay.php?fid=43
收到前线通知，特别提醒：目前灾区条件有限，请志愿者务必不要私自前往灾区，避免给前线工作带来困难。

本期内容分为：灾情和援助统计、民间团体救灾行动通报、物资交通情况、各地区NGO工作开展、后方情况通报、志愿者需求、NGO风向标、行动小组工作通报

灾情和援助统计(来源：新华社，CCTV)：
重灾区；当前情况；目前道路情况

四川省
汶川县；已有救灾部队进入。县城死亡500人。附近龙溪乡、映秀镇灾情比县城严重；毁坏，不能前往
茂县；房屋大部坍塌，已经有救灾部队进入；毁坏，不能前往
理县；房屋大部坍塌，道路及桥梁毁坏严重，已经有救灾部队进入；从成都经雅安市、甘孜州绕行数百公里抵达阿坝州理县道路初步恢复通车
都江堰县；受汶川地震影响，都江堰市向峨乡大面积受灾，向峨乡中学一栋主教学楼发生垮塌成都－都江堰交通管制
彭州县；房屋坍塌严重，受困上万人；未有卡断消息
北川县；7000多死亡；毁坏，不能前往
广元市；全市死亡1479人，受伤14838人；未有卡断消息
青川县；至少1400人死亡，10，000人受伤；未有卡断消息
绵竹市；绵竹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000人；未有卡断消息
什肪市；许多房屋倒塌，急需人手救援；未有卡断消息
重庆市；塌房3811间，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教学楼发生垮塌，目前已造成五名学生死亡，三十六人受伤；未有卡断消息

甘肃省陇南市
文县；大部分房屋及部分公路全部坍塌，救灾队伍已进入灾区救援；文县部分路段中断塌方
徽县；死亡11人，受伤1226人。房屋大部分坍塌；交通恢复
武都县；未有卡断消息
天水市；未有卡断消息

民间团体救灾行动通报：
前线情况
* 5月14日下午，成都的前线小组，今天下午已有来自四川、贵州等地的七名NGO志愿者组成小组前往彭州进行调查，并于当晚返回成都。
* 乐施会：
甘肃方面：已经有5位同事从兰州办公室出发，在赶往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徽县的路上，大概今晚的20：00可以到灾区。并开展初步的救援工作。四川方面：2位同事已经在成都，还有2位同事明天也将开了一台吉普车从昆明办公室赶到四川灾区参与救援。
* 贵州救灾行动前方小组：7人志愿者团队已到达成都与前方办公室汇合，并派出人员与前线工作人员一起到彭州通济镇开始灾情调查。吉源第一批16辆越野救灾车装载100箱骨伤药及三箱常用药已于5月13日下午三时出发，他们将在当地充当运输志愿者
* 民间志愿者周忠民老师一行经过都江堰，在往灾区途中两人迷路摔伤，路不好走，让志愿者不要贸然前往都江堰及前方汶川区域。详见http://www.ng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9741&extra=page%3D1
* 陕西妇女研究会13日下午已有人开车前往灾区
* 越野E族论坛已有人进入灾区，等待进一步信息并联系后方人员确认急需物资。
*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在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爱白成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通过断断续续的无线网络，向控制的上百个QQ群发布了地震自救、避难服务等讯息，在有成员的几个城市建立心理疏导站，设立避难所，个人腾出各自的房子供应难者。
* 成都电视台提供寻亲服务。有需要者请联系小志：qq48203550 或信箱14935041@qq.com

物资交通情况：
壹基金发起，上海地区5·12民间组织联合行动小组配合（联合小组由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上海慈善基金会《至爱》杂志四家机构牵头，《解放日报》、《青年报》、《上海日报》、《南方周末》、博客大巴等媒体支持），钧瑶航空提供运输支持的救灾物资筹集和运送活动“吉祥之翼”

从5月17日起，钧瑶航空将每天提供一个航班的4吨舱位，用于从上海运送物资直抵成都双流机场。第一班飞机将于17日13：30分起飞。仓储运输及与四川当地机构的联络都已落定。

目前需要大量募集的物资是：棉被；帐篷（双人或多人）；条纹编织布（用于搭建临时建筑）；手电筒；手动发电机；皮手套；药品（消炎、麻醉、破伤风、感冒药、拉肚子药）；手术包；敷料；饮用水（净水片）；大米；最好是饼干等方便食品；婴幼儿食品（奶粉）收音机

这些物资将从吉祥航空在全国27个城市的办事处免费就近运往四川灾区。

上海地区可联系：021-58402671
各个NGO组织大家有什么物资需要运输到成都，请发邮件到这里yzy0201@sina.com.
请写清物资数量，名称等基本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
联系FCSR-闫智勇(QQ:514922821)　手机 13366606787 邮箱yzy0201@sina.com

本活动紧急募集物资和招募志愿者！

各地区NGO工作开展
●贵州
贵州救灾行动前方小组7人志愿者团队已到达成都与前方办公室汇合，并派出人员与前线工作人员一起到彭州通济镇开始灾情调查。吉源第一批16辆越野救灾车装载100箱骨伤药及三箱常用药已于5月13日下午三时出发，他们将在当地充当运输志愿者，贵州车友救助联盟已于今晚8时开会达成行动共识，在本地车友中募集钱物，支持灾区物资需求及进行灾后重建

●云南
昆明蒲公英爱心联盟已经收到群友捐款12000左右的现金，准备用于购买棉被送往灾区。
经蒲公英爱心联盟负责人马宏翔协调和动员，昆明锦大驾校决定发起员工和学员的赈灾捐款，本周五将会把所捐款项全部购买成棉被并送到昆明物资收集点。
昆明家乐福公关部及部分高层主管捐赠蛇皮口袋868个，价值2601元，新衣物1袋。
5月14日晚七点将在昆明物资收集处“昆明金星小区好心情茶室”召开昆明NGO和民间社团代表会议，会议目的：成立行动核心协调人，统一行动部署，工作分工。
昆明真善美书家发起“关爱身边灾区学子，护送他们震后回家”活动。

●厦门
厦门绿拾字进行当地总协调，进行物资筹集。QQ群：25901373
物资接收点：厦门市禾祥西路68~72号8E单元邮编:361004 联系人黄娇娜电话:13616053442

●北京
自然之友办公室经紧急会议决定，将捐献出一至五月份会费收入的一半，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捐款一并汇至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用于紧急救援工作。
惠泽人也加入了由北京泓德中学发起的"送光明行动计划",即为灾区送去手电筒和心理危机干预.
北京多家民间组织联合行动紧急发出“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倡议，并正在紧急印刷宣传单和丝带等发给市民。

后方情况
* 南都公益基金会征集民间组织的信息和帐号，刊登在公益时报上，呼吁社会支持民间参与救灾。
* 每个组织需要填写“你们能够为救灾做些什么？”
*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将组织一支20多人的救援队从北京奔赴四川
* 译言发起了翻译地震搜救手册的项目，业已完成翻译，请大家转发到需要人员的手中。
* 并且转入了地震安全手册和灾后疫情分析的翻译
* 项目详见
* 好人好事NPO将对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然后奔赴第一线进行工作群号59568629，欢迎专业心理治疗人员和有心理学基础的朋友加入
* 成都、北京、广州、昆明、西安等多个城市的组织纷纷开会讨论，确定工作计划，发出倡议。
* 公益博客粥粥创作了地震知识普及漫画

志愿者需求
* 请有医务，消防等经验的专业人员关注各地红十字会征召信息
* “吉祥之翼”民间救灾物资运送需要志愿者。请联系联系CFCSR（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闫智勇(QQ:514922821)　手机 13366606787 邮箱yzy0201@sina.com或发信给行动协调邮箱512china@gmail.com
* 请有心理治疗方面工作经验的志愿者加入群59568629，等待工作
* 请大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稳定情绪。暂时不建议志愿者进入交通不好的灾区。
同时，也应该相信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阻止谣言的传播。

三条信息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修济刚：“我们很理解网友与广大灾民血浓于水的亲情，但是现在当地需要的是有秩序的救援。”
(二)如何识别地震谣传：地震难以预测，各种所谓的征兆比如动物的异常行为，所谓“地震云”等，都没有证据表明必然联系。
(三）水利部：组织专家对紫坪铺大坝地震后的状况会诊，提出保坝方案。集中力量打通紫坪铺下泄通道，降低蓄水水位，确保都江堰安全。现下泄通道已打通，正以每秒700立方米的流量下泄。

NGO风向标
* 绝大多数NGO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在救灾过程中的行动力表示信任，并愿意接受政府部门的救灾指导。目前交通不便，各NGO都表示不会强行进入管制区域，会配合政府和解放军的救灾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 许多民间人士提出NGO的长处在于持续关注，而不在于“赶集”凑热闹。有多个NGO在讨论后发布的会议记录或倡议书中提出了灾后NGO可以工作的重点，分别是：物资调配和发送，疫病防治，心理治疗，孤儿安置，学校重建等。

行动小组工作
1、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自13日起每天多次召开会议，协调政府关系，并派遣志愿者了解灾情情况，办公室设立在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NGO赈灾前线相关联系方式（如非必要请勿联系，以减少前线人员工作负担）
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
臧璐 13398177068
张国远 13402848000
罗丹：13060092422
卫星电话：08346616868

2、后方协调小组自13日起，每日发行电子简报，通报各地NGO情况及前线信息。

3、民间团体震灾援助行动小组分工、各地物资接收（5月14日14点更新）

4、请有意参加志愿工作的志愿者到论坛或群空间报名或发到清雅QQ邮箱149350741@qq.com 或512china@gmail.com

5、民间团体震灾援助行动小组简介（2008年5月13日）

如贵组织的信息被我们不慎遗漏，请洽512china@gmail.com告知，在此深表歉意。

民间团体震灾援助行动小组
2008年5月14日

●●●●

我呼籲大家善用這個小組的平台。從今天起，我也將每天把他們提供的信息貼在這裏供大家參考。

再次向老羅等同學致意，並轉貼同在前線的韓寒的消息如下：
1：我的朋友中想捐赠物资的可以寄往该地，我的朋友们会负责比较具体的分发：四川省成都市龙潭寺龙木路18号南方物流园内正泰电器配送中心。郑先生。电话028—87656523.邮编610052。比较急需的是药物，帐篷等。
2：建议现在个体志愿者不要自发来四川，也不要驾车去灾区。按照规律，可能已经将会有疫情。而且交通已经管制。我会适时离开。我到达的时候比较早，还没有交通管制，政府也没有呼吁不要自己运送物资和援救。对于指责我占用了道路资源和平白浪费了灾区粮食的朋友们，我表示很抱歉也很内疚，在此说一声，对不起你们了。
3：江油市需要很多的药物。我今天在成都买大量药物的时候店家都给了我进价。在此感谢。
4：一支25人的医疗队面临交通问题，需要一辆能够搭乘二十五人的卡车从成都前往灾区，联系电话13980811230.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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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团体救灾特刊第二期（5月15日情况通报）
民间团体救灾特刊第二期（5月15日情况通报 16日更新版）

最新NGO動向
这是《民间团体赈灾特刊》电子版，公布各地民间团体参与救灾工作的进展及前线信息，便于进行信息资源共享。欢迎各民间团体提供资料，
目前急需要在成都本地的民间组织的信息，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项目的负责人，组织与政府、团委和红十字会的联系等。后方的许多基金会和NGO都希望通过成都本地的民间组织了解震区的信息，并且确定可以参与的工作。
此外，由于不同地区工作存在一些混乱、更新不及时的情况，请各地区的NGO，有人员能固定向我们提供贵机构的进展信息，避免因为信息有误造成不良影响。
特别提醒：各地NGO如在筹集物资要运到成都的NGO前线办公室，请务必各自事先协调联系好运输，避免出现物资无法运输的情况。

资料登记处信箱：512china@gmail.com,
alohayayo@gmail.com，请成都本地的组织同时抄送信息给laolu22222@gmail.com
网址

本期内容分为：前方救灾行动通报、后方情况、NGO风向标

前方救灾行动通报
●成都团市委称由于盲动，不少救灾志愿者沦为救助对象，自驾前往救援的私车也堵塞了通路，彭州等区的交通已经瘫痪。援助行动小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贸然前往第一线，把交通线留给最急需的人。
●目前已经到达第一线的NGO大部分仍然在做调研，评估情况中，请后方的人员耐心等待前线的调研和讨论结果。不要贸然前往。
●有NGO指出在救灾第一阶段NGO的工作应是："拾遗补缺"，而不是在第一线替代已进行的救灾行动。以免占用宝贵的资源。
●某些民间组织的员工自发前往做志愿者，引发矛盾。所属组织表示其行为不代表机构意志。希望更多的行动能够在更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
●5月14日起，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办公室正式开展工作。总协调张国远（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在办公室联系捐助事宜，根与芽罗丹负责物资的统筹。
截止到目前为止，联合办公室已经联系到了固定志愿者5名负责物资整理、搬运等工作；物资中转储放地点；筹集到现金15万（来自广东狮子会）；价值23万的药品；联系好三个志愿运输车队。
目前正在进一步处理后方运来的物资。联系电话：028-68691383 13060092422 联系人：罗丹
详见
●成都爱白青年中心灾后心理干预以及自救培训正在招募，详情见
●參與彭州龍門山景區龍門鎮前綫調查的前线小组（石敢當社會髮展研究中心，心露基金會，《慈善》雜誌，貴州紅十字誌願者協會）安全返回成都并发回照片。
●贵州赈灾团队前线小组发回了15日到北川的情况
●周忠民老师发回了灾区的照片，现又向什邡市的落水和红白镇出发了
●成都、绵阳的体育馆将用于容纳受灾群众，将有大量的志愿者需求。成都的多家NGO和前往成都的贵州高地决定将参与体育馆志愿者作为救灾内容之一。
●甘肃绿驼铃、雨田、农民工之友的志愿者一行5人（包括1名女性志愿者），组成一个小的团队，搭乘兰州一企业的救灾物资运送车辆，到甘肃受灾最为严重的陇南地区评估灾情
●陕妇会等10家ngo形成小组，已派遣阿福等4个陕西ngo代表开赴灾区。
●北京海天信诚公益基金会（筹建）秘书长张靖文将亲自押送一批物资到灾区。张靖文联系电话15811082687，存放地联系人
夏日莲，联系电话：13911801726
●8大医院委托成都全搜索网站发出千名地震重灾区伤员的名单，希望能联系到他们的亲人。四川省医和华医都已经在网上发布了收治伤员的名单。
●512寻人志愿者服务需要有人帮助收集整理人员资料，详情请见www.512xr.cn

后方情况
●北京
南都公益基金会为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项目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抗震救灾志愿者援助小组招募志愿者，详见。
讲座：NGO如何有效参与汶川赈灾，详见。
●昆明小组5月15日会议确定了民间组织震灾援助行动昆明小组工作开展的计划详见http://www.ng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9730&extra=page%3D1
●贵州赈灾团队15日筹集到一批医药用品，前线消息也已返回网址同上。
●深圳团队收到药品五件，价值5000多元，另，深圳义工们正在筹集资金，准备购买药品和帐篷。
●贵州阳光志愿者之家的志愿报名活动
●多家组织在寻找成都的本地NGO，试图进行对接工作。
●厦门绿十字发了倡议书。
以后的主要工作是物质供应、心理支持，人员寻找

NGO风向标
●由于第一次开展NGO的联合行动，因此出现了一些信息沟通上的混乱。有志愿者前往信息指向的仓库后，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没有能够及时更新，让志愿者白走一趟。以后信息援助行动小组的信息收集将逐渐转向机构发布的信息为主，以避免个人行为的变更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问题和解释详见。
●目前在群和论坛中联系的多是各个组织中的个人，并不一定代表机构意志。因此，我们将往机构间合作的方向发展，以保证工作的有序。
●进入前线的人员工作并不顺利，工作难以找到接口，物资和志愿服务没有出口。有人建议目前第一线的工作重点放在帮助红十字会和扶贫会的工作上。具体前线人员能够做到哪一步，急需成都本地的民间组织提供帮助。
●有更多人指出，NGO工作应该是在长期性上面。以时间顺序来排，如下工作是NGO可以参与的：
1.帮助发放物资，安抚集中安置（如成都和绵阳体育馆）的灾民
2.帮助人们找寻失散的亲人
3.安置孤儿和老人
4.心理援助，帮助残疾人
5.灾后重建
具体的工作，需要各多组织进一步的协调

对民间联合行动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全国各地部分红十字会及采血地点联系方式
民间救灾QQ1群：25438771 2群25438808
512china@gmail.com 行动协调邮箱512china@gmail.com

论坛：http://www.ngocn.org/bbs/forumdisplay.php?fid=43
官方博客http://ngoaid.blog.sohu.com/

民间团体震灾援助行动小组
2008年5月15日

影像串流:

See video

影像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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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是這樣子愛的嗎？

梁文道 — Sun, 04 May 2008 15:52:18 +0000

且讓我們平心靜氣地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經過一圈奧運火炬的傳送歷程之後，中國的形象是變得更好？還是更差了呢？如果答案是後者的話，責任又該歸於誰呢？無論火炬傳到那裏，示威就走到那裏，而批評中國的聲音也必定隨後出現在該地的媒體之上；莫非這都是其他人的錯，莫非全世界都要和中國作對了嗎(朝鮮除外，因此有一些網民稱讚朝鮮，覺得始終是金正日夠朋友。照此看來，我們還是全面學習朝鮮比較好，起碼社會很「和諧」)？

在一片對外的抗議聲浪之中，是不是也該冷靜問問自己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呢(包括技術上的錯誤)？就以海外華僑和留學生的愛國行動來說吧，假如他們舉的不是五星紅旗，而是奧運的五環旗，情況會不會有所不同呢？假如淹沒日本長野與韓國首爾的不是一片紅海，而是一片象徵奧運的白色旗陣，當你說起「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的辯解時，會不會更理直氣壯一些呢？舉國旗與舉起五環旗的分別在於前者會和各種抗議聲音合演一台反中或挺中的大戲，把中國置於浪頭刀尖；而後者則可模糊抗議焦點，將問題變成奧運該不該政冶化。何者對中國更有利實在是不言而諭。其實英國的中國留學生一開頭那種戴口罩抗議BBC的做法就十分可取，令人關注BBC的報道失實多於中國人是不是受了委曲，不必把中國形象這麼複雜的問題拖下水。很可惜，我們都知道最後的局面。那是因為大家都抱了一種「以我為主」的思考方式，覺得只要自覺有理，則做什麼事就都是對的，忽略了他人的角度和客觀策略的選擇，我愛國就當然要舉國旗，奧運究竟還是不是世界體壇盛事，已經不重要了。

又以首爾街頭發生的暴力衝突為例，就算內地各個針對外國傳媒的網站糾出了再多的問題，發現了再多的造假嫌疑，中國留學生在韓國首都打韓國人(包括記者)的事實始終是人所共見，不容否認的。將心比心，若是一群韓國人在北京對著中國人公開上演全武行，然後辯稱是對方先動的手，大部分中國人會不會覺得這只是枝微末節的狡辯呢？在這種情況底下，外交部發言人竟然還說得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值得肯定之類的話。只要你愛國，就算「情緒稍為激動」地在人家的土地上揍了人家的國民，你畢竟還是愛國的。那些動手動腳的留學生有沒有想過，就算受到別人再多的挑撥，只要你忍不住使用了暴力，你就證明了「中國人全是暴徒」的說法，難道就不能換個角度考慮自己的行動嗎？

然後火炬來到了香港。大家都知道這幾年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宣揚愛國教育不遺餘力，力求增加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改善港人對中央政府的觀感。然而，正是這把燒壞了中國國際形象的火把，足以讓他們多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首先是特區政府向全世界表明，香港或許是個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但只要到了事關愛國大是大非的節骨眼上，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就都要讓路了。不只來過香港好幾次但從不大引人注意的藝術家這時候進不來(於是反而成了新聞)，就連只不過是來參加座談會的異見作家都不准入境。這些動作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是寶貴的一課，在愛國大義面前，你平素享有的一切都是可以暫時懸置的，哪怕它們其實既不顛覆，更不會傷及國家安全。

再來就是那份令人憤怒齒冷的火炬手名單了。奧運火炬抵華首站，我們交出的竟然是如此陣容！素來與香港奧委會主席霍震霆不和的香港首位亞運會金牌得主車菊紅自然不在其中，「單車王子」洪松蔭也不在裏頭；港人熱愛足球，偏偏我們引以為豪的球壇名宿胡國雄與李健和等人紛紛失蹤。代表香港的卻是一位來過香港兩次的選美冠軍，老早就在自我宣傳要練跑步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至於坐輪椅去傳火炬的不是勇奪傷殘奧運會四面金牌的劍擊名將張偉良，而是人大前常委曾憲梓；再加上一堆商界名流和名不見經傳的親中區議員。我真的很想知道，要是有人去搶曾憲梓手中的火把，他會不會譴責人家「把奧運政治化」了。

不要辯稱三藩市火炬傳送隊伍的運動員比例還不如香港，他們有35個名額是全市徵文比賽的得獎者。連內地亦有大量平民自動報名入選，四川省更把高達八成的名額留給了勞工階層，其中不乏平日跑遍山區的郵差、老老實實的低級公務員和見義勇為的平民英雄。假如那些忙於自薦爭光的人稍稍有點公關常識稍稍有點大局觀，假如那個組合很神秘運作很黑箱的「火炬手遴選委員會」稍為有點政治智慧，出來的名單應該會有天水圍窮苦街坊、SARS疫潮的康復者，以及殉職公務員的家屬。

可惜沒有。霍震霆竟然認為這份滿佈親中權貴，酬庸氣味濃得中人欲嘔的名單是「香港社會的縮影」。其實他也沒說錯，某程度上，這正是香港社會權力結構的縮影。我們知道，北京奧運是國家大事，支持京奧就是愛國的表現；而一說到愛國，一說到國家大事，則無論其詮釋權與操辦權都向來不屬於全港700萬人。愛國是某一圈人的招牌，是某一圈人的專利；和中央溝通等種種國家大事更是他們的禁臠，旁人插手不得。既然奧運是國家大事，傳送火炬是愛國的表現，一向愛國愛港的這圈人又怎能落於人後呢？

與普通人所想像的不同，這個小圈子不以為傳送聖火是個面向社會面向全民的表演，他們把它看作是個人榮譽，猶如紫荊獎章；他們更把它當成是種政治身價的寒暑表，可以反映自己在圈子裏的排名與行情。所以一份本來屬於全香港的名單變成了他們自己人的兵家必爭之地，在「以我為主」的思路蒙蔽下，什麼代表性什麼主流民意全都可以放在一邊涼快去。接下來，最吊詭的情況就發生了，本來是要鼓動社會一片紅心向太陽的盛事再次讓一般市民發現原來愛國是這樣子愛的，所謂「愛國陣營」原來都是這種貨色。除了受到個別上游組織發動的群眾和不知就裏來港聲援的內地同胞，和聽命於民政事務局的公務員必定要上街歡呼造勢，本來會不會有更多普通市民願意主動去打氣呢？原來也想親身目睹火炬的人，這時會不會怕自己成了黃金池(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誰，其實他是個親中區議員)與李澤鉅的fans？原來對火炬不感興趣的人或許會想為鍾尚志醫生等SARS英雄喊加油(如果他們是火炬手的話)，這時會不會坐在家裏冷眼旁觀呢？

一把火炬，不只燒紅了海內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也燒紅了世界的眼睛。同樣一把火炬還照亮了香港，讓人看見我們不單不如其他國際城市，也不如港人慣常俯視的內地城市。

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期待民族的和解

梁文道 — Fri, 04 Apr 2008 15:02:52 +0000

一

2006 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他在會上批評當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虛華作風不僅庸俗，而且有違佛教義理。幾天之後，西藏各地就有人紛紛公開焚燒價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當地官員大為震怒，認為這是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子的精心運作」，然後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為它們證明了黨的德政使大家過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來檢證大家的「政治覺悟」（關於這次事件的詳情，可以參見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見的西藏》）。

這樁近乎鬧劇的事件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北京為何在國際民間外交的戰場上佔不去達蘭薩拉的上風，二是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為什麼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先談第一點。現在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膽敢得罪中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間社會的層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對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達賴喇嘛甚至可能是位比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還要受歡迎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極少談及本篤十六世關心的墮胎和「性氾濫」等很容易被人批為保守的議題，他的主題一直是和平、寬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贏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沒有多少人會對他有惡感。

為什麼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獨的集會遊行，我們都會看見一大群演員、名流、作家和知識分子站出來支持他們？相反地，支持中國政府的「國際友人」這時都到哪裏去了呢？對很多人來說，達賴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價值觀，他對西藏的種種訴求則符合了當今人權觀念的整個論述。再赤裸點說，大家會覺得聲援達賴喇嘛是為了「義」，給中國面子反對分裂則是為了「利」。

再也沒有比06 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達賴喇嘛的主張不只出自慈悲，更與流行的動物權益運動若合符節，國際進步青年聞之莫不稱善。反過來看，西藏地方官員竟然為了抵制達賴喇嘛的影響，不惜違反世界潮流和保護野生動物的國家方針，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動物的皮毛。其間高下實不可以道里計。

二

比起這點，第二個問題或許更令北京憂心。達賴喇嘛人在印度50 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區竟然還有如斯巨大的影響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區紛亂，官方一直強調是「達賴集團」在幕後精心策劃出來的，我以為這個說法必須好好分析。首先，所謂「達賴集團」指的其實不一定是達賴本人。凡對西藏問題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會」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進派，他們的勢力龐大網絡周全，雖然奉達賴喇嘛為尊，但也公開批評過達賴的非暴力主張，二者潛存矛盾。我們目前雖然沒有足夠資訊研判內情，但最近的事件卻不一定就是達賴本人指揮煽動。反過來看，達賴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動持續他就要退位的聲明，則有可能是對「西藏青年大會」等激進派的反制施壓。

然而，不管有沒有人策動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動者是誰，中國政府首先該問的是何以它在過去數十年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使西藏年均GDP 每年皆有超過10%的增長，竟還有許多藏人深懷怨憤，隨時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獅子旗」呢？以我個人所見，這甚至是不少漢族知識分子都感到難以理解的，他們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論述，認為共產黨把藏人從神權統治下的農奴制解放了出來；有的則覺得漢地各省長期以來勒緊自己的褲帶對西藏施行慷慨的「對口援助」，藏民卻毫不領情，一翻臉就不認人，甚是奇怪。

说起來，西藏問題真是一團迷霧，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會發現原來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簡單立場都能碰上理據十足的反駁。不只現在的西方媒體造假與中國傳媒監控各惹嫌疑，歷史上的詭局謎團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你認為「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將會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古代宗主國對藩屬的關係為什麼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和它的轄下省份（越南反而確曾是中華王朝的一省）。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片連丁點暴力都不可能發生的和平淨土；那麼你又該如何理解14 任達賴喇嘛裏頭只有3 位順利活到成年的事實呢？假如你覺得文革對西藏的破壞是不可饒恕的，你或許應該知道當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經足夠寬容，甚至准許流亡在外的眾多上師返鄉建寺（最有名的當屬頂果欽哲法王）；你可能也曉得現在的西藏小學生是連隨身護符也不准帶的。

關於西藏的歷史，北京和達蘭薩拉各有一套說法。前者強調老西藏是塊大部分人充當農奴的黑暗土地，是共產黨一手把它帶進了光明的現代社會。後者則將西藏描繪為一個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沒有爭戰只有靈性，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摧毁了這一切。

平心而論，兩者都各有偏頗，不足為信。西藏確曾是個農奴社會，1951 年前，光是三大領主經營的莊園竟然就佔了全藏可耕地的62%，其中又有37%為寺院所有。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餘替領主服終身勞役。不過這些農奴的實况遠非中文裏的「奴」字所能概括，雖然身分是「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卻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劃成分」時才會出現了「富裕農奴」這麼古怪的類別。西藏確實也是個佛國，出家人所佔的人口比例舉世罕見。只不過和任何俗世社會一樣，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種勾心鬥角、貪污暴政甚至高層僧侶間的政治暗殺，與完美的世外桃源相去甚遠（詳見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 的經典巨著《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中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三

在這種種互相衝突的證據和理論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堅持自己的認知來決定行動方向，其實都是在玩一場後果難斷的賭局。為什麼明明有那麼多線索顯示與達賴喇嘛漸行漸遠的「西藏青年大會」才是騷亂主謀，中央政府仍然堅持要把達賴拉下水呢？為什麼中央不肯聽陳思這些獨立學者的意見，趁並不堅持獨立而且態度溫和的達賴喇嘛圓寂前與他對話呢？

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賭局了。大家都曉得，就算達賴在海外轉世，一個幼年的靈童也起不了什麼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寶法王將要接下藏人精神領袖位置的傳聞甚囂塵上，證據之一是他剛剛才公開向藏傳佛教各派上師致以由「利美運動」留下來的請安禱文，大有團結各派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貴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達賴喇嘛在藏民與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沒錯，達賴一走，中國就會少掉一個難以應付的對手，但是激進的「藏青會」豈不也是會趁勢崛起？各種極端的主張和暴力的手段豈不將如脫韁野馬般地蜂擁四起？

然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這或許也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因為整個海外西藏流亡政府運動將會名正言順地轉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將因此一掃而空。有人可能會擔憂那些恐怖活動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不過，沒有風險又怎能叫做賭局呢？更詭異的是流亡西藏運動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線，本來隱匿的所謂「外國勢力」也會變得非常尷尬，他們願不願意直接敵對中國，支持一個公開放棄非暴力主義的組織呢？可見中國政府鷹派對待達賴的拖延手法其實不是外間所以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當聰明的。最大的問題只是中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長期武裝抗爭和剛性鎮壓的準備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後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過呢？因為除了「疆獨」，日後或許會多出一批前所未見的劫機犯。

就算中國政府預備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對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滿；它既不可能把他們統統都蒸發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幾十年來的邏輯，將「極少數的藏獨分子」和「絕大多數的愛國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獨立運動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夢想，爭得西藏獨立；他們也不得不面對西藏境內早已住上了許多漢人和回民的現實，難道你能強迫他們全部離開嗎？更不用提四川、甘肅、青海、內蒙古等地藏區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無論你抱持何種政治立場，你也不能不認真對待漢藏等民族間日後相處的問題。於是在徹底壓抑西藏主體性與完全獨立這兩個各走極端的方向之間，我們至少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起碼的共通點，最大的公約數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四

然而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大方向卻簡單得出奇，那就是把一切責任都往達賴喇嘛身上推。其目的無非就是要在達賴在世的時候把他塑造成最大對手，以後就更能充分地矮化或許會成為暴力組織的其他激進派系了。於是各級官員才會把話說得一個比一個還狠，例如公安部長孟建柱上周入藏視察時就曾放言「達賴不配做一個佛教徒」。從戰術邏輯看來，這番話是有的放矢；但是聽在藏人和藏傳佛教徒耳中，它無異於對著一群天主教徒指斥教宗不配當天主教徒，你猜他們會做何感想呢？要知道許多藏人在家私藏達賴玉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如果真心追求西藏問題的順利解決，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政府豈能如此漠視藏人的感受，為了一時戰術上的功效犧牲全盤戰略的佈局，屢屢辱罵藏人的精神領袖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這種做法只會迫使許多藏人更加陽奉陰違，甚至增加他們的離心嗎？

1998 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曾經公開對著來訪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說過這樣的話：「我去年訪美的時候，也包括到歐洲的一些國家，我發現許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識水平都很高，可是他們還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義」。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喇嘛教」如此愚昧落後，你們這些文明開化的西方人怎麼還要信它呢？無論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番令人震驚的言論。一位國家元首怎能如此公開侮辱國內一支主要少數民族的信仰呢？我們可以想像克林頓會說猶他州州民教育水平這麼高，還要相信摩門教真奇怪嗎？

如果連整個國家的領導人也是如此，其餘更是思過半矣。直到近年為止，隨便翻翻《西藏日報》，我們還會看見如下觀點：「西藏由於受到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後，從封建農奴社會遺留下來的迷信、愚昧、非科學的東西至今還禁錮廣大農牧民群眾的思想」。令人感慨的是，除了政府和官方媒體之外，就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就著最近的事件中動輒放言「藏人的民族性天真淳樸，很容易受人迷惑」。即便對西藏問題一向開明中肯的民間學者王力雄也有他的盲點，他除了曾用「喇嘛教」這個充滿漢地佛教偏見的稱謂指稱藏傳佛教或藏人喜用的「金剛乘」之外，也不能免俗地以簡單的環境決定論去說明藏人對宗教的渴求。

五

走筆至此，我們不難發現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有一半是漢人自己的問題。從在上位者一直到民間百姓，不只對西藏的民情文化沒有起碼的認識和尊重，更對複雜纖細的民族問題毫不敏感。進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說是多民族國家，但我們的少數民族政策卻從來都是不完整的，一是因為我們只是單向地把它看成是對少數民族做工作，卻從未反省漢人為主的主要族群該如何與其他民族共存；二是這些政策的範圍相當狹隘，沒有把民族視野恰當地貫注在其他政策之內。

且以文革遺產的清理為例。根據班禪喇嘛早在文革爆發前4 年向中央委員會遞交的「七萬言意見書」：「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 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只有70 多座，減少了97%多，由於大部分寺廟沒人居住，所以大經堂等神殿僧舍無人管，人為的和非人為的損害，破壞巨大，淪於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那十年，僧人被迫還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慘狀就更是變本加厲了。有些論者承認這種種做為對西藏造成的災害確實很巨大，但轉頭卻說不只西藏，「那十年裏全國各地一樣受害」，言下之意是大伙過去都遭殃了，你們藏人不該老拿這些往事出來說三道四。這就是對民族問題不敏感的絕佳例子了，他們似乎完全不明白同樣是文革，對漢人而言或許是自己人鬥自己人，但到了西藏卻是你們漢人帶頭來搞我們西藏人了。所以在處理這些歷史傷痕的時候，政府應該格外小心，不能只是出錢修復廟宇，甚至還要採取比在漢地更徹地的解決方案（例如查明歷史真相和道歉），方能締造民族和解的基礎。

比起雖有魁北克問題但大體上和平的加拿大，中國其實一直沒有認真實行過多元文化的路線。首先，我們要知道所謂的「普通話」其實就是現代漢語。當許多官員誇誇其談西藏的教育普及做得如何之好的時候，大概沒有想過對藏族青少年來講，他們正在學著掌握一種非母語，且要用它為工具和來自漢地的同齡人競逐大學的入學機會以及政府公職，其間的差異足以造成重點大學藏人入學率偏低的情形。

假如准許用藏文考高考的想法太過不切實際，讓各地中學開設藏語和維吾爾語選修班也十分異想天開的話，我們能不能審視一下現有的教材內容呢？翻翻歷史課本，身為多民族共存的現代國家，我們念的卻還是唐宋元明的王朝世系，那你要置吐蕃王國於何地呢？番邦嗎？同樣地，農曆新年是法定假期，那麼藏曆新年呢？就算不用全國放假，漢人學子也該學點藏曆和回曆的基本紀年知識吧。

真正完整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只是保障各少數民族在自己居住地內的傳統文化和權益，更不可以只是讓他們學融入漢人定義的「中華文化」；而是要讓人口佔多數的漢人也學懂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

六

我在電視上看見一些青年僧人也參與了近月的事件，甚至還拿起了石塊和棍棒……他們的憤怒我只能盡量體會。現謹摘抄13 世紀偉大的成就者嘉瑟．戊初．東美〈菩薩行三十七頌〉片段如下，祈願藏漢的真正和解：

「即使有人用各種難聽的話貶損我，並且在千萬個世界中到處張揚，出於慈悲，我讚美這個人的功德，乃是菩薩的修行。」

「在大型集會之中，某人用侮辱的語言揭露我隱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禮，視其為法友，乃是菩薩的修行。」

「被我視如己出地來關愛的人待我為仇敵，如母親愛生病的孩子一般更加愛他，乃是菩薩的修行。」

「如果有人即將斬下我的頭，即使我沒有絲毫過錯，透過悲心的力量，擔負他所有的惡業，乃是菩薩的修行。」

恐懼中國----兼奉答各位友人

梁文道 — Mon, 17 Mar 2008 15:48:12 +0000

自從拙作〈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刊出之後，幸蒙多位認識與不認識的友人賜教，現謹覆奉如下：

1、鄙人才疏學淺，素養有限，自然不敢忝稱是個有文化的人。此處所说的「文化人」指的因此不是價值上的美譽，而是一種以文化為業以創作能力為謀生本錢的職業概念，庶幾近於Richard Florida所謂的Creative Class。鄙人不才，竊文化之名做稻梁謀，被人揭穿也是好的。同業之中，遠勝鄙人的又何止恒河沙數？

2、又請注意，文化人與知識份子在社群關聯上的差異。以文化為職業，絕對可以四海為家，何處有工作就去何處。知識份子不是職業，而是志業；雖然也有普世關懷，但我以為到底該座落在某個社群之中(那怕是流亡)，故没有走或不走的問題。在寫〈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的時候，我用的身份是文化人，而非知識份子。

3、個人榮辱事小，然業師石元康先生清譽則不可輕侮。查鄙人報考研究院時，成積確實不及入學標準。所賴者乃畢業論文兩份，研究計劃及面試表現；蓋破格錄取需文學院及研究院院長批准，實非任何一位導師的「偏坦」所能成事。

4、過去二十年鄙人做過了什麼，未來二十年鄙人又會做些什麼，皆非言辭可以虛飾，還請諸位監查垂注。多謝大家的批評建議，唯各位既然對香港的文化土壤及創意产業如此熱心，猶勝於鄙人，拙作最關切的問題卻始終無解。只盼有人能夠告訴我該做些什麼可以讓低薪的編劇，乞丐般的藝術家得到多一點尊重，身為既得利益者的鄙人必定銘感五內，言聽計從。

5、莊元生君先後在此處和《明報》回應鄙人，涉及一個相當嚴肅的課題，不得不認真與之，故有〈恐懼中國〉一文如下：

香港政治常常困處於兩種恐懼之中。第一種是對「外部勢力」的恐懼，延伸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裏那股揮之不去的防外陰影，總是以冷戰結構看待國際關係甚至任何常態的人我往來，覺得外頭有種「亡我之心不死」的秘密力量。於是李柱銘等人去美國見幾個政治人物，在《華爾街日報》上寫篇無關痛癢的文章，就全成了裏通外敵的漢奸罪證了。第二種則是對「赤色中國」的傳統恐懼，也就是俗稱的「恐共」了。所以強調「赤色中國」，是因為它提防的範圍有時甚至超越了中國共產黨，遠達中國全境。

有一位堅決反共的朋友知道我也在內地的報刊發表文章之後，就有點驚訝略帶鄙夷地問我「是不是也『轉軚』了」。尤其當他發現主辦那些報刊的報業集團原來都是廣東省委的下屬機構時，他更是訝異，認定他們全是黨的喉舌。「喉舌」？我想起那些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間底下挖掘更多機會，在每天都會收到「指示」的情形裏艱困開拓前路的內地同行，他們年輕的臉孔，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無奈與他們的微笑。「喉舌」？

又有一次，我在一場演講裏介紹內地體制中的改革派與無數在灰色地帶中摸索前行的非政府組織。之後，一位聽眾很不客氣地提出挑戰：「你說了這麼多，但還是掩蓋不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中國始終還是那個中國。」對，中國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還是處於嚴重匱乏的狀態，但難道這是那些有心人的責任嗎？你以為他們是在何種處境裏工作？又是為了什麼而工作呢？難道簡單一句「不民主不自由」就能抹煞他們的所有付出嗎？你究竟期望什麼？

對懷抱這種恐懼的人而言，中國政府還是那個全能主義的大政府，其他人無所逃於天地間，全在其籠罩之下。所以一個在報刊裏盡心經營不同意見的編輯始終逃不掉身為喉舌的命運，那幾千名在廈門街頭「和平散步」抗議化工廠污染的市民在這些人眼中究竟還是白費工夫。所以中國還是一團龐大的暗雲，假如我們不能改變它，那至少得自求多福，慎防它的接觸和滲透，彼此之間需要一堵嚴實的防火牆，讓彼此上不去下不來。

再不客氣點說，香港政壇中的一部分人及其支持者有時也感染上了這種「赤色中國」恐懼症。他們一方面以為除去少數被人軟禁甚或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之外，中國再也沒有值得支持鼓勵的人了；另一方面則以為理解中國的關鍵詞就是極度簡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視自己為高高在上的判官和導師，無論中國出了任何新聞，一律套上這些關鍵詞就是。於是某市的城管打死人，就一步到位地指出它的終極原因在於沒有民主和法治，中間用不著任何過程分析；要是有人說中國的國勢變強了，就冷笑地暗嘲那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它還是沒有民主和自由。因此，我們便要提防一切來自羅湖以北的東西，不管它是媒體還是什麼；我們永遠都要帶著戒慎的心情去看待所有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因為他們是一塊不民主的大機器，而我們是走在民主大道上的先行者。

台灣學者趙剛在前年曾經發表過一篇回應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的文章，題目不大耀眼，叫做〈理解與和解：回應諸批評兼論區域批判知識分子〉。趙教授對龍老師的批評未必公允，但他的文章裏有些觀點值得大段引述供人參考：「當今的中國大陸的確每天都在發生著權錢交易的官商勾結，以招商引資繁榮地方為名，強行對都市郊區的農地進行暴力徵用，也天天都可能在進行犧牲工人階級的賤賣國有企業的陰謀或陽謀。但這些問題都能夠以政治自由主義教科書式的答案來解決嗎？要去面對這些問題，以我去年在中國大陸半年的淺薄經驗，我感受到中國大陸的某些知識分子與「運動人士」，對這些問題通常是較境外的人更焦慮更憂心，但是他們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問題的繁複歷史肌理，以及行動方案的艱難，我覺得他們在困而勉之地、低調地尋找輕微的晃動、微小的縫隙，與些微的正當性，一點一滴地做與思考——這其實和台灣早期的黨外運動在尋求反抗既存體制的方式是類似的。」

反過來看，我們這些明明早已回歸，卻不知何故仍在「境外」的香港人，倒是輕鬆自在。有些人看見維權律師被捕、上訪農民遭到打壓，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的艱困處境，然後感佩他們前仆後繼的勇氣與意志，進而尋思自己如何能夠貢獻些微綿薄之力，以助國家的政治開放人權進步。恰恰相反，他們只能在這些血淚斑斑的事跡裏再度找到赤色中國的醜陋罪證，從而對照出香港的法治優越、言論自由，好好自我慶祝一番。問題是，在你終於發現中國始終不變，它的「劣根性」永恆不壞之後，你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劃好邊界嚴防壁穿，還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場革命的爆發呢？更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往往又同時標榜香港的示範作用，覺得我們高人一等，永遠走在歷史的前面，足以為天下法。你既不想和你心目中的赤色中國扯上任何關係，所謂榜樣又該如何樹起？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方法」的歷史功能又該如何發揮呢？還是我們相信只要香港邁上了民主的康莊大道，自然就會神奇地發揮燈塔般的效果，照亮我們心目中保守落後的那一大片晦暗土地呢？

最後，我想談一下那些有機會有能力做點事的人，他們實在該好好把握自己的難得位置。例如那些代表香港的人大跟政協，就算你覺得在北京爭取香港落實真的民主太過為難；你能不能不只是站在港商的角度考慮《勞動合同法》的壞處，也多點為過去10 年來遭到剝削而無力議價維權的內地民工想呢？所謂的「為大局」，所謂的「親中」，難道不就該是抱持這樣的胸懷與視野嗎？

照片為編輯所加: Kent wang

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 — Sat, 08 Mar 2008 10:35:02 +0000

一點說明：本來沒有打算把這篇原刊於《明報》(2008/3/6)文章貼到此處，但收到一些朋友傳來的訊息，覺得放上獨媒請大家指教也是好的。

在剛頒布的財政預算案裏頭，我找到沒有人留意的「創意經濟」這一節，總共只有兩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話：「香港在創意經濟的多個範疇都居於區內領先地位」。但願這句話不是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自己寫的，因為它就像威尼斯宣稱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貿易中心一樣好笑。的確，香港曾經是區域內的創意經濟龍頭；同樣地，威尼斯也曾經是13 世紀的世界貿易重鎮。

對於不想看太多數字的讀者，我可以用一個最現成的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當年張國榮與梅艷芳先後逝世的時候，內地媒體報道的聲勢之浩大絲毫不遜於香港。最近的「藝人自拍事件」同樣也成了全國話題，只是你會在內地的網絡論壇上看到有人留下這樣的問題：「其實阿嬌到底是誰呀？我不大弄得清Twins 那兩個人的分別。」周星馳的近作《長江7 號》令很多人感到星爺不再屬於香港，其實在其漸漸喪失港味的內容之外，我們更應該看到周星馳的電影製作從幕後到台前終於會有徹底離開香港的一日。從前只有在香港演藝圈混不下去的人才會北上，如今的情勢正演變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殺出香港。

然後我又在第二段看到這樣的一句話：「去年11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率領本港的創意產業代表團訪問上海，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創意產業展覽，為業界拓展內地市場」。那次活動在號稱「上海牛棚」的「1933 老場坊」舉行，恰巧我也在，還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設計，有的做建築，還有的做戲劇經紀人。但他們不是被馬局長率領上來的，而是早已在大陸打下江山，如今以內地代表身分出現的香港人。甚至連活化「1933 老場坊」這座古蹟的搞手也是香港人。當時我問馬時亨：「你說怎麼辦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們會回來的。」回來？回來養老嗎？

10 年前，榮念曾、胡恩威、陳雲和我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然後又在海峽兩岸和他們的官商學界討論這個當時還算新生的概念，那時不少內地官員只覺得這個念頭很有趣。10 年後，從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甚至還有近百個「1933 老場坊」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而本來在觀念上最領先的香港，現在則有這兩段財政預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他們會回來？他們為什麼要回來呢？直到今日，你都沒辦法在無線電視上看見香港最出色的音樂錄像導演的作品，因為無線電視不願意再花一筆錢向唱片公司購入版權，它寧願用自己的導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製作一個專供電視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過20 億港幣，其中有多少流向藝術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務員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圖書館做一場講座，車馬費不過千元；要是在上海圖書館，「勞務費」起碼是5000 人民幣。曾經有朋友替任職機構尋覓一群本地藝術家工作，一個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訴他：「不用給他們太多錢，他們有創作機會就夠開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編劇酬勞特低是否也是這個理由。在香港從事創作就真的要賤到這個地步嗎？

我不敢像林夕一樣建議政府出錢扶助流行音樂產業，我也怕被人罵，我們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離不干預政策的大忌（其實林夕只是說要建一座音樂博物館）。不，我不想政府再做什麼了，因為一切都已經太遲。就像珠三角各個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橋才打算上馬一樣。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沒有人要來香港。創意產業靠的主要是人，而這些人，無論是第一線的導演和設計師，還是在後面厚植土壤的藝術家文化人，都很講究環境。這個環境必須開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樣的人溝通競爭，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每天發生。香港是這樣的地方嗎？我們不要再騙自己，說什麼香港是個很多元化的大都會了。香港就算不是一個部落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華裔居民其實都很像，我們喜歡的東西是一樣的，我們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們的電視有慣性收視，我們的周刊長得都一樣。從前搞文學的人辦垮了雜誌就說香港市場小人口少，700 萬人真的很少嗎？比起北歐國家要少很多嗎？光是在紐約，《紐約客》雜誌的訂戶大概就有16萬，同類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會有什麼命運呢？香港的人口比諸紐約又如何？這其實是一個只有主流沒有分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城市。

一個良好的創意環境就算給不了太多的錢，至少要給人尊重。北京的報紙評選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藝術家居然佔去一半；在香港當作家要受人重視，或許就得賣燕窩廣告。再說我所熟悉的媒體。一個學者能憑中央台連續每周地講《史記》而名揚全國，香港電視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雲飯局》了。坦白說，最近一年，我不只辭去港台《頭條新聞》的工作，在內地《南方周末》等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次數也快要超過香港了，不是為了那日漸逼近香港的稿費，也不是為了以百萬計的發行量，而是為了一種群體理性討論的氛圍。在那裏，你或許會遭到很多反駁，但你起碼不孤獨，而且真有一種我們能夠改變現實的感覺。在那裏，觀念還是被尊重的，觀念還是有力量的。

如果這番話的酸味太重，講點不扮高深的東西吧。去問問那些不只顧著賭波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雜誌是哪一本，他們大概會說是《足球周刊》，一本內地出版的雜誌。內地雜誌的種類要比香港多，水準要比香港高，這早已不是秘密了。沒錯，我們擁有全國稀缺的言論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珍貴的寶藏呢？有一天，當中國真的更開放更自由，香港會不會順理成章地成為全國的媒體中心、全國的輿論基地呢？

每當內地傳媒把香港捧成「先鋒城市」，要我介紹領略香港文化風味的必遊地點時，我都會很心虛。你總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蘭桂坊、文華酒店、阿麥書房、藝術中心和六四燭光晚會吧。凡是本報李照興周日專欄的讀者都曉得，廈門有愈來愈多的「樂活族」開了自己的咖啡小店，雲南有一年一度的搖滾音樂盛會，重慶有一條任人揮灑的塗鴉街……李照興在他新著《潮爆中國》的序言裏以一個十分浪漫的說法去形容我們這些在回歸前出生的人：「最後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們這群喝《號外》、《年青人周報》和《越界》奶水長大的文化人，以區別開從《城市中國》、《城市畫報》與《新周刊》等內地刊物汲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藝青年。

終於到了我們這一代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走，還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什麼，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愛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觀地描述現實，這個市場的現實，這個社會的現實，如此而已。

這麼多年以來，我看著許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漸北遷，從余力為（賈樟柯的老拍檔）到歐陽應霽，從邁克到劉小康，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了。走，不是因為不感激香港養育我啟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 年了，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為這個地方付出。我們「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後為接下來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國文化人」指路，讓他們發現香港以外，世界很大。

照片為編輯所加 (chong h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