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其他文章

編輯室週記：山雨欲來

小西 — Wed, 08 Jun 2011 04:37:56 +0000

一週下來，幾件重要的新聞，都跟六四廿二周年有關。

首先，自然是六四維園晚會本身。一如以往，獨媒繼續在維園天后入口附近擺檔，一方面派發六四特刊，另一方面自然是籌款，持續擴大公民社會的力量。今年多事，先有有關新移民的右翼論述之興起（有關新移民的討論，見特刊文章：〈長平〉、〈我的嫂子阿美〉、〈北京青年tiger〉，中國知名前衛藝術家艾未未「被帶走」，香港在灣區規劃中「被規劃」，後有特區政府推出的國民教育方案。今年，一如以往，獨媒的六四特刊，跨過了狹義「本土」與純粹六四事件的視野，嘗試讓六四跟更多的議題連結。正如本站編輯葉蔭聰所言，回歸以來，中港關係愈見緊密。雖然隨着中國大國崛起，香港人每每有「被溝淡」之恐懼，但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其中一個最反叛的城市，中國民主運動之前哨站，我們何不「扎根香港，改變中國」？

或許因為支聯會領袖司徒華身故不久，今年六四晚會最後居然有十五萬人參與。十五萬支白燭對於香港人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僅僅是犬儒的情感式消費？還是推動進步政治的群眾動力？但對於警方來說，六四晚會人數，顯然意味着壓力。這大概也解釋了今年警方為什麼會在晚會前半小時，便開始封閉天后入口，作出令人費解之人流管制？並以奇怪的方式，再次拘捕企圖以「踢保」彰顯警方近日濫捕之36堵路行動人士？有說沒有民主，便唯有收窄（言論）自由，警方近來一連串的「反常」行動，加上特區政府強勢動國民教育，是巧合，還是山雨欲來？還是，有權力的地方，便有反抗，警方動作出手，是因為異議者擊中要害，末代的強勢真的害怕了？要了解六四晚會後「踢保」人士被捕詳情，可看以下文章：

拒絕濫捕不再保釋——三月六日被捕人士放棄保釋行動
 財案被捕者拘續簽擔保行動現場報導
 晚會以外──六四夜兩路行動
 「阻塞」還是「被阻塞」？六四晚北角遊行記
 站出來反撃！抗議政治拘捕．堅守人民尊嚴——三月六日及六月四日被捕人士拒絕保釋行動新聞稿
 聲援六四晚被無理拘捕人士聲明
 「坐爆」的意義——兼論國家機器與法律

山雨欲來風滿城，在六四平反以前，香港將會往哪裡走？

編輯室週記：革命不是請客食飯，上街不是篤串魚旦！

小西 — Sun, 20 Mar 2011 16:01:59 +0000

過去一周，「6000蚊」事件，仍然餘波未了。除了因為新上場的一哥曾偉雄在未審先判的情況，硬撑三月六日警方對反財政預算案遊行堵路人士暴力清場合理，並稱若要為此道歉，「實屬天荒夜談」，進一步擊起千重浪外；更有意無意的，挑起積壓已久的群族內部對立與矛盾。近日，更有人組成「香港本土力量」，高舉「新移民六千應無份」的橫額參加遊行，開宗以右翼自居。此外，亦有人在網上開設「新移民冇得拎六千蚊，這是永久居民獨有的福利，要有十萬個like俾班新移民睇」及「新移民冇得拎六千蚊，這是永久居民獨有的福利，要有十萬個like俾班新移民睇Home」群組，可見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或許真的如劉姓國師所言，已達臨界狀態。

正如安徒所言，政府派錢六千元關乎公義，卻「掀起香港一陣仇視新移民的惡浪，把香港社會撕裂。」當然，這種仇恨所反映的「情感結構」錯縱複雜，盤根交錯，有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政經結構的「深層次矛盾」、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高度流動與不穩定性，以及中國大國崛起所帶來的強勢融合。這些政經結構的「深層次矛盾」，既體現於發展商的南丫島發展大計與政府山的發展，也表現在觀塘區議會與互助委員會所組成的共犯結構。其實，香港內部的群族撕裂所引發的，又豈止對於新移民仇視？正如張婉雯所言：

然而，當財產不再是靠個人努力，而是靠股市樓市上上落落而來時，中產人士就慘被剔出「有閒階級」行列；他們徒具中產的居住條件，卻失去了中產的閒適與穩重。為甚麼？因為「買樓=安居」的概念不復存在；努力工作和專業資格再也派不上用場，投資的眼光運氣膽識，和隨之而來的資產升值與身分象徵才是王道。置業，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部；買樓，等如把一個人上半生的積蓄，押在一個可升可跌的價位上。中產階級從此成為被五指山壓著的孫悟空。

奇怪的是，香港人追求的，竟是這座五指山愈大愈好。我們願意以最大代價，去守衛被地產商剝奪後又施捨一點點給我們的「尊嚴」(或「虛榮」)：大門關上，窗簾落下。出入有保安侍候，往來無閒雜人等。但其實新居入伙，同時也孭上債務；出入豪華大堂，電梯內用英文作親子交談的，不過是一身房貸的債仔。外表是如此風光，真相是這樣難堪，只好把自己當成蚊型單位內的山寨王，不住投訴，指點保安區議員，踢走小販流浪狗，遮掩內裏寒酸。

新移民當然不是流浪貓狗，但在恐懼的政治的五指山下，流浪貓狗與新移民都成為了同樣是被壓逼階層的「中產」（而非中產階級，因為「中產」根本不是一個階級概念，它甚至是一個取消階級政治的概念）之代罪羔羊。香港的意識形態環境是否已達至法西斯的臨界狀態？或許，我們可以香港的性態現狀這個側面看看，由o靚模、李家傑借代母產子到任亮憲涉嫌強姦被捕事件，我們都不難從中察知到更廣大社會的變動與鬥爭狀況。

自然，社會變動，也體現於警方近年對待抗爭人仕的手法「轉硬」之趨勢。眾所周知，公安條例是67暴動的產物，一直沿用至今（只在九七前得到修訂，但後來修訂法案卻被臨時立法會廢除了），向來是社運人士頭上的緊㧜咒。換言之，由殖民政府到特區政府，警隊從來都是香港政府的管治工具。雖然回歸前夕，基於「光榮撤退」的政治計算，對於社會抗爭人士，警方曾經有過相對寬容的處理。但跟不少西方民主國家不同，香港警察從來沒有過「社區警察」的轉向。正如電影《大事件》一樣，香港警察近十多年來，有的，只是「公關轉向」。而正如許煜所言：「當曾偉雄說用「武器」這個字的時候，他已經將敵我雙方對立作為他邏輯的前設。......在以往七一、六四形式化的遊行裡，我們見不到政府的回應，即使有也是官式的回應，但是這次武力的回應則是一個很明朗的宣言﹕we are at war。倫敦去年於兩次反削資遊行之後，警方決定將行動昇級，因為他們覺得「the game has changed」。現在我們也見到一個這樣的情景，香港在經歷過反高鐵及五區公投之後，作為政府一個「功能」的警察必須改變遊戲規則。」有說一哥曾偉雄是鷹派，但就警方一直以來在香港政經結構中所扮演的「功能」，一哥又怎可能不是鷹派？結構決定行為、發言和位置。現在形勢變了，手法自然也有改變--還其本色。

不過，反過來說，正如「左翼21」的阿正所言：「今天堵路，他日要建制停擺！」馬克思主義學者哈維(David Harvey)，曾經在其著名的《資本論》研習班上指出，資本的最重要特點是流動與運轉。資本主義的體制再森嚴緊密，也需要資本的不住流動與運轉，才能繼續維持下去。他更以911為例，指出當時的總統布殊在事發後不久，便急不及待跳出來叫大家不要停止消費。拿出你的現金！拿出你的信用卡！布殊深明這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公開秘密，若資本停止流動，資本主義的體制隨即崩潰。所以，由三月六日的堵路行動所見，新式抗爭的確在成形。而這種以阻礙日常社會運作為手段之鬥爭模式，近來亦開始遍地開花，並漸漸為人接受，由早前取得重大成功的大家樂「罷食日」到近美孚居民的工地堵截行動，都在在証明社會行動已漸漸由「意見表達」過渡至來真的「政治鬥爭」。

革命不是請客食飯，上街不是篤串魚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看看近日埃及革命的例子吧（見〈罷工：我們的核武〉、〈軍隊站在人民一方嗎〉、〈這是一場革命或只是一場政變？〉，又或者，乾脆回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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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週記：東九龍這個戰場

小西 — Wed, 03 Nov 2010 21:17:23 +0000

正如靚仔編輯丹尼於上期〈編輯室週記〉所言，近來民間社會，真的是火頭處處。當然說「近來」也不儘是近來，所謂「冰凍三呎，非一日之寒」，殖民餘孽，官商勾結百多年，只是上世紀末香港這個後殖民城市，終於真正碰上金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泡沫爆破浪潮（依美國馬克思學者哈維的講法，金融危機怎會是「百年一遇」？那根本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常態！），加上港式自由市場進一步新自由主義化，資本的推土機開始以前所未有的高速，重新打造城市（現在還包括鄉郊）空間，一浪接一浪的，移山倒海，實行所謂「創造性的毀滅」。

執筆之時，剛好踏進地政總署的菜園村第一階段清拆行動之「大日子」。對於重建新村，政府一直多番阻撓，無視村民「先建後遷」的訴求。「先建後遷」本是人之常情，搬屋不是概念或上字遊戲，所謂「上屋搬下屋，唔見一籮穀」，又何況是一條老村？或許，政府官員坐慣超凍冷氣房，穿慣冷衫少見人，搬屋也喜歡用錢搭夠，買你一斤汗，做他山大皇。總之，未解決。還幸當天以蕉葉為盟的救火老中青細路，實行組織巡守隊護村。所謂「泥水工做門檻，過得自己也要過得人」。雖然政府大概心裡只希望連門帶屋帶人「一嘢剷盡」，乾手淨腳，但這次過得巡守隊才算！不知道警方會否再次派出警花，跟80後「埋身」肉摶，溝通溝通。至於到時會否繼開香檳顏射變普通襲擊，傾計變襲警，就不得而知了。正如《監獄風雲》名句：「我大聲唔代表我冇禮貌」，政府諸多小動作「可能都唔犯法，但唔代表公義。」祝各位巡守隊的義氣仔女，順風順水，而未能到現場幫拖的蕉葉朋友，則請留意獨媒的即時報導。人在做，天在看！

依照本站過往〈編輯室週記〉的做法，執筆編輯一般會綜合獨媒一週的重點文章，來個合縱連橫，一則方便忙得只能閱讀獨媒電子週報的讀者，二則希望串連看似分散的事件，碪破全局。至於成不成功，那倒是後話。然而，筆者想來另一種玩法。我會把一週重點文章列於文末，文章本身則集中談一談一件較少人留意，但未必不重要，而且跟眼前其他事件有關的事件。

牛棚這個東九龍戰場

事情是這樣的：九月下旬，土瓜灣「牛棚藝術村」舉行「土人土事」社區藝術計劃。「參展藝術家之一程展緯因目睹公眾長期進出牛棚受到產業署愈加繁苛之諸多限制，決定在藝術公社外牆懸掛橫額之位置，掛出一面對產業署管理手法作出批評之橫額作品。然而9月21日，產業署指示管理處要求藝術公社把該作品除下，繼而於9月22日改而發信予發信予藝術公社及Videotage（另一藝術村租戶），要求單位（於一日限期內）把自己懸掛於單位外牆的海報橫額統統拆除。」（見http://cattledepot.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07.html）結果，程展緯聯同其他藝術家發起「譴責政府產業署官員借行政手段打壓言論及創作自由，意圖消滅藝術家對於產業署長期不當管理牛棚的批評」網上聯署，成立牛棚社區網絡關注組，並於上周六在牛棚藝術村舉行了「牛棚搵鬼去土炮Hello 喂！」，組織社區居民大會。

創作自由是藝術家的命根，加上天星皇后，以至一浪接一浪的都市重建浪潮，產業署要求藝術家除下作品，自然「同你死過」。但話歸兩頭，雖然聯署的其中一項要求是：「檢討對牛棚藝術村的管理政策，承諾日後以更靈活彈性的管理手法，寬鬆的管理方針促進而非扼殺創作自由和藝術發展的空間，尊重牛棚作為一藝術村，對促進本地藝術生態、社區文化發展的重大使命」，但若果明白牛棚藝術村的前世今生，便會知道在政策的層面，牛棚從來沒有被確認為一條藝術村。所以，在產業署的眼中，牛棚至今仍然是「馬頭角牲畜檢疫站」。當然，「馬頭角牲畜檢疫站」1999年遷至上水後，產業署接手，並打算重修後公開招租，供市民以市價作「辦公室或貨倉」租用。所以，從產業署一接手牛棚開始，便沒有因應「藝術村」或一般公共設置的基本要求，對牛棚的空間與設施作出合符消防條例等法例，以及作為向公眾開放的文化空間的實際需求之改裝。故此，牛棚藝術村開村初年，當夏天大家打開空調，會有齊齊跳掣的奇觀。記得2003年第一屆牛棚書展，適逢炎夏，展場之一藝術公社就更是「冰火兩重天」，下雨漏水，好天則如焗爐。結果，書香加汗香，份外親密。加上牛棚其中數座建築是歷史三級建築，所以產業署的管理也就份外嚴格。所以，在古物古蹟條例的金剛咒下，建築的格局自然不能大改，就算是在牛棚大門附近的牆壁懸掛橫額，早期也會因為要在牆身下釘而被禁止（後來則改用強力索帶）。

固然，何志平主政藝發局期間，發展牛棚藝術村的確有被收到其《三年計劃》的視藝發展綱領之下；而何醫生由藝發局主席變身民政局局長之後，更大力提倡藝術村政策（賽馬會藝術中心便是這個政策的結果）；但奇就奇在，當年建議產業署以直接租賃（Direct Lease）的形式，一批過將「馬頭角牛畜檢疫站」三年租予前油街藝術村租戶之民政局，卻一直沒有正式接手牛棚，讓一直妾身未明的牛棚，名正言的成為「牛棚藝術村」。而自1991年牛棚建村至今，「牛棚藝術村」便一直處於這種無人理無人管的暗晦狀態。

地區、土地、經濟、文化政治一籮籮

或許，「牛棚藝術村」的妾身未明狀態，也跟土瓜灣以至九龍城的妾身未明狀態有關。其實，早在土發公司年代，土瓜灣、九龍城等已被列為都市重建重點。就算是2001年市建局接手重建工作，也曾公開表明上述地點均屬重建重點。那麼，為什麼九年下來，市建局與發展商的推土機一直沒有向牛棚附近的十三街、木廠街等開刀？事實上，若果我們翻查馬頭角一帶的「分區計劃大綱圖」（Outline zoning plan，OZP），自1988年開始，該地帶的土地用途已慢慢由以「住宅、工業」為主改變為以「住宅、綜合商住」為主。雖然，牛棚所在之地，其土地用途一直沒變（一半是「社區、機構或政府」，一半是「公共空間」），但四周卻早已天翻地覆了。

有地方人士認為，那跟九龍城重建計劃一直未落實有關。就算民政事務一直有跟九龍城區議會討論牛棚的未來，而作為老區的九龍城的社區設施（例如社區會堂），亦一直不足，但似乎各方力量等待的，正是九龍城重建計劃真正拍板。今年特首在施政報告中，重提加速九龍城的重建計劃；加上去年發展局委託藝發局與中文大學建築系，對牛棚以及十三街一帶進行調查研究，早前並傳出發展局將會把牛棚發展成兼營食肆的「藝術村」；這一切會否又再次掀起一場涉及各方力量的混戰？可見，這已不單是「一條藝術村」的事了，若再把近來有關沙中線馬頭角段爭議，考慮在內，就簡直是六國大封相的格局。牛棚社區網絡關注組諸君所正在或將要面對的，似乎已不單是一個「社區藝術計劃」的問題，而是盤根錯縱的地區、土地、經濟與文化政治。最後，若放眼發展局最近工廈政策對整個東九龍藝術工廈群落的影響，雖然可說是火頭處處，但那不也是同一個戰場？

最近，我有時會跟朋友半開玩笑，說在這樣的時代與城市格局，我們（包括藝術家朋友）大概應該下一點功夫研究政治經濟學，由馬克思的著作重頭讀起。碰巧，艺鵠最近搞了個《資本論》讀書組。時代召喚，大概是時候回到根本。

相關網站：
牛棚社區網絡關注組
 牛棚我有份

一週重點文章：

菜園村
人在做，天在看 ——訪問尼泊爾籍村民阿蘇與Sibe﹝菜園村最新消息三﹞
菜園村巡守隊成立傳十一月十八日第二次清場﹝最新消息四﹞

文化
評《命運建築師之遠大前程》
威尼斯雙年展推倒重來
 已經無話可說了——《東宮西宮9之十大9官》觀後感

土地與社區
不想成為集體回憶：消失中的上水小販
 早有舖排的既成事實

政治
補選、地區政治與改革契機
 我們還有「選票、利益和權力」以外的政黨政治嗎?

中國
【廣州亞運系列】西關小姐也睡不安
 在「彷彿」與「如果」之間的中國
 齊澤克：一種投降式的抵抗（中譯）
齊澤克：西方會採用中國的專制政治嗎？（中譯）

海外
宋治德：法國大罷工系列報導訪問鐵路工會幹部

編輯室周記：本周大事回顧

小西 — Fri, 03 Sep 2010 01:47:32 +0000

（一）
一周下來，馬尼拉挾持人質事件，大概仍然是大眾關注的焦點。事件固然奪去了八條人命、影響了好幾個家庭、為倖存者或許帶來仍未確定的創傷，但事件同時也鮮有的為大眾極的情感震撼，集體哀傷瀰漫全城，一是引發事件頭七（上周日）八萬港人上街遊行哀悼，二是解發網上排菲言論，有港人甚至因此辭掉菲籍傭工，或對菲籍傭工惡言相向。正如香港人權監察所言，這一方面背離種族包容的傳統，另一方面則有可能違反《種族歧視條例》。固然，菲國政府與警察在這次拯救行動以及往後的調查上的錯誤與失責，責無旁貸，但正如今次事件倖存者之一李瀅銓所言：「不過，要慰死難者在天之靈的方法不是責難無辜的菲傭或菲國人民，我們的焦點要清晰，針對菲國的政府和警方，要求公正的調查，追究事件責任，以及支持傷者及死者遺屬安排日後的生活，這才是對事件中死傷者的實在關懷，長遠而言，我們該更支持菲國人民建設更可靠的政府，更有公義的社會，這樣香港才真正算得上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有人道關懷的國際大都會。」李瀅銓五千字的証詞鏗鏘有力，文中所引魯迅的格言：「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近日更成為了網絡上熱傳的金句。雖然港府最近趁着這非常時期宣告，包括菲傭在內的外籍家庭傭工凍薪，而2010年7月17日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草案，也將留宿家務工(外傭)排除在條例保障以外，但香港公民必須堅自由開放的傳統，莫向法西斯的國度傾斜。

正如不少論者所言，香港有一個不少的菲律賓人口，很多香港小孩就更是菲籍女傭湊大的，但我們對於這個「這麼近，這麼遠」的國家及其人民，卻所知甚少。我們除了知道菲律賓向香港出口了大量外籍女傭外，我們對於彼國的民主崎嶇路與政治腐販的脈絡又所知多少？（另見孔令瑜的〈不要「以暴易暴」〉）在是次事件中送掉的八條香港人的人命以及菲國本地無日無之的政治謀殺的死者，都是菲國政治腐販的犧牲品，港人在針對菲國的政府和警方、要求公正的調查、追究事件責任之餘，長遠而言，是否也應該站在普世人權的角度，協助彼國改善人權狀態？

（二）
說到《最低工資條例》立法，雖然草案終於正式在2010年7月17日於立法會通過，但魔鬼都在細節中，關注本地勞工的民間團體「左翼21成員」就更是長期跟進，想了解通過的草案有多魔鬼，可看看楊穎仁的〈救救我們，救救我們的最低工資〉，要知道政客如何現形，則要看最這一篇〈低工資立法政客現形記〉。不過，草案雖已通過，但最低工資數目仍待特首拍板，看來這場三十三與廿蚊張的大戰仍然會持續好一段時間。

（三）
近來另一大事，自然首推80后高調選戰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成立於1995年，是香港少數具有民主成份、資源與權力訂定文化政策與推動本地文化發展的法定機構。不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就有紛爭。自1995年成立以來，藝發局就更是風風雨雨，常常被界內疚病為淪為（藝術界別）的「分餅局」，加上九十年代末市政局殺局，本來取代藝發局、統合全港文化事務與資源而成立的文化基金（文化局）無疾而終，新成立的康文署獨大、坐擁龐大資源，更大堆頭的西九將要來，藝發局還有可為嗎？或許，這才是所有磨拳擦掌的候選人所應該首要問的問題。但十五年下來，藝發局為什麼會落得殘局？且聽梁宝白頭宮女話當年，看看藝術界是如何墮落的，深入了解箇中的偶然和必然。當然，正如陳雲兄所言，藝發局大概還是可為的，雖則其自身問題盤根交錯，非全面深入了解，實不能釋放其「可為性」。為此，獨媒將會在下周日舉辦民間論壇（此外，也請留意本周六的官方選擇論壇，地點是柴灣青年廣場，時間由上午十時到下午六時），並組織系列訪問與特稿（打响頭炮是「電影與媒體界別」候選人之一崔允信的專訪），嘗試為這個政府年度撥款不到二億的文化機構，把一把脈，也為西九年代的文化願景與未來，打好基礎，繼續前行。

編輯室周記：整裝再上路

小西 — Fri, 09 Jul 2010 06:50:12 +0000

政改通過至今，已有兩個星期，由粗口事件、司徒華在七一遊行中提出的「阿豬阿狗」論到民主黨與社民連之間繼續互相指責（例如有關支聯會有否在六四遊行收起部份橫額及示威標語），民主黨「轉軚」所造成的衝擊波，似乎還在搖動大地，震後會形成一個怎樣的「新格局」，或乾脆崩塌成一個廢墟，時間太短，尚未可知。

意識形態大亂局
或許，民主黨的「轉軚」對各路人馬的衝擊力實在太大，一下子打亂了大家對時局的認知與想像，而且，無論對民主黨跟中央之間的暗室談判，還是往後的時局走勢，想像太大，兩個星期下來，各路時事評論員都按捺不住，套用文化評人陳雲的話：「我感覺到我呢個moment，要爆啦…… ！」由陳雲「以假亂真」的間術小說、練乙錚「以假（設）為真」的權術分析到新力量網絡系統的方志恒「以假當真」的政治新格局分析，香港的意識形態似乎從來沒有如此紊亂。眾人的分析與推測是否跟現實的走勢吻合，還等時間考驗。但若把各人的言論跟其所處位置比對，有些事還是很明顯的。陳雲與練乙錚都曾任政府幕僚，二人論述都取經黃老道術，大概不會是巧合。而方志恒系出新力量網絡，所謂政治新格局分析就難免有為民主黨方案作意識形態修補之嫌。或許，這才是最現下的意識形態新格局的體現！

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不過，分析歸分析，民主黨「轉軚」對他的長期支持者的「情感」衝擊，還是非作等閑的。兩個星期下來，「出賣」、「背叛」等成為了網路上的關鍵詞語，在七一遊行，它們就更成為了民眾圍堵民主黨的利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不同場合中反覆強調，時間証明一切，他們也有信心說服民眾，通過其區議會改良方案，只是通往全面普選的階段性手段。民主黨副主席劉慧卿就更乾脆說，若果大家真的不滿意，大可於2012以選票懲罰他們。不過，正如葉蔭聰所疑問的，民主黨心目中的「群眾」到底是怎麼樣的？他們只是何俊仁口中的「沉默」群眾，「他們不想停步，不想不斷撕裂，在政制爭拗中，他們覺得自己異化，被邊緣化，開始對政治不感興趣」？還是乾脆只算「選民」，民調中的數字，投票率研究中的百份比？

吳志森說得好，「民主黨顯然低估了民眾的憤怒」。他最近在撰文引述七一遊行與烽煙節目中的所見所聞：

民主黨的高層可能認為，反對者只是少數，都是社民連的支持者，又或80後的激進青年。這個結論，只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催眠。現場觀察，當然有不少青筋暴現口沫橫飛的抗議者，老中青一應俱全，也有一些是舉著自製標語連口號都沒喊的反對者，更不能忽視的，還有不少民主黨原來的鐵桿擁護者，傷透了心，同行者成了陌路人，懷著複雜的心情，壓著心中的憤怒，默默地在走在隊伍當中。我主持的「烽煙」節目，罵民主黨的電話不絕。教協的資深老師，質問他們的代表突然改變立場，沒有徵詢會員。20年來整家人都投票支持民主黨，決定向他們告別。我還收到一位忠實支持者的電郵，對民主黨轉軚極度悲傷，流淚失眠：「請不要不負責任地說：『如果我有錯，選民以後會用他的選票來懲罰我的』，背叛是這一刻的事，傷害是這一秒造成的，不是『以後』。從政者應該很明白，人民的授權是十分嚴肅的。」

民主黨一直強調香港市民務實溫和、和平理性，但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拉克勞（Laclau)所言，政治運動從來都不單止是工具理性和個人利益的計算，有其非理性及情感的向度。民主黨長期支持者的被出賣被背叛感受，是貨真價實的。再套用陳雲的話，那的確是「我感覺到我呢個moment，要爆啦…… ！」。在危機處理上，民主黨的考題是即時的，兩年？都不知人間何世了。或許，女性主義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對人類情感向度的強調，才是民主黨當下最應該參考的，而非披上女性主義的面紗，以有關粗口的討論，廻避問題之核心。

昨天晚上，民主黨終於應民眾要求，公布了民主黨與中央政改談判的報告，至於民眾收不收貨，就等着瞧吧。

回到民間（社會）
政改一役，除了令泛民撕裂，更讓民間社會與議會進一步走遠。難怪反特青林輝會有「回到民間」的籲求，許煜就更加說要告別民主，告別議會，在「現在」這個時刻，在民間社會凝聚所有的可能性。

當然，自利東街、天星皇后、反高鐵運動，愈來愈多人明白，民主並非僅僅侷限四年一次的投票、議事堂中的代議政治。若問上述的運動為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帶來了怎樣的啟示，那大概是「參與式民主」觀念與實踐的開踐，讓民主參與更貼身地跟民眾的日常生活（例如骨灰龕事件，另見〈骨灰龕諮詢文件出籠議員團體批評太遲立法〉一文），甚至整個城市空間的發展（例如西鐵對環境保育的影響、藝術工廈運動）扣連。當然，最逼在眉睫的，是菜園村對集體復耕的爭取運動。雖然菜園村所碰到留難與困難（見高鐵：工程上馬訴求懶理（上／下）），很多，但難得菜園村村民沒有因此放棄重新建村的大計，而老中青村民也在爭取過程中，漸漸轉化為民間社會中的參與主體，並活出發展主義、中環價值以外的「永續香港」願景。

但民間社會，向來都是「同枱食飯，各自修行」，在目前「形勢比人弱」的情況下，民間社會似乎比泛民政黨更需要整體格局的分析。2008年，美國次按泡沫爆破以後，全球金融（再次）碰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金融危機固然讓很多基金蒸發，市民失業，但與此同時，也給左翼陣營一個吐一口烏氣的難得機會。兩年下來，美國除了一年一度的社會論壇，大小論壇與研討會就更是不斷，單是今年，美國境內就有「左翼論壇」、「社會論壇」等幾個大型論壇舉行。難怪，最近會有社運朋友組成「左翼21」，嘗試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介入香港當下的狀況，其中包括近來的政改爭論。朱凱迪更借助馬克思主義都市研究大師哈維（David Harvey)對當前全球形勢與社會反抗力量的巨觀分析，以譯代寫，嘗試為後政改的民間社會，找尋整合的框架。

同志們，是時候再上路了！！！

延伸閱讀

朱凱迪﹕七一的虛妄

香港攝影中的城市與「超現實性」

小西 — Fri, 02 Jul 2010 20:27:11 +0000

（陳廣源攝）

一、攝影、城市與超現實主義

攝影藝術出現以來，一直跟城市的發展扣上緊密的關係。在上一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一批跟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過從甚密的攝影師，例如布拉賽(Brassaï, 1899-1984)、曼雷(Man Ray, 1890-1976)、安德烈‧柯特茲(André Kertésw, 1894-1985)、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 1857-1927)、葛曼‧克羅(Germaine Krull, 1897-1985)、柏法(Jacques-André Boiffard, 1902-1961)、莫里斯‧塔巴德(Maurice Tabard, 1897-1984)、李米勒(Lee Miller, 1907-1977)、羅傑‧帕黎(Roger Parry, 1905-1977)與艾絲‧賓(Ilse Bing, 1899-1998)等等，便花了不少菲林捕捉當時正處於新舊交替的巴黎。攝影藝術之所以跟城市的發展扣上關係，與當時大眾媒體以及印刷術的發達有關。面對高速的科技與都市發展，當時的報章雜誌花了不少篇幅記錄城市的現代化進程，而攝影往往在這些五花八門「城市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於是，我們會在當時的電影、新聞故事、明信片、出版物，甚至警察局記錄、民俗誌與科學研究報告中，找到攝影的身影。例如，1928年由呂西安．沃格爾(Lucien Vogel, 1886-1954)所創立的左翼雜誌《看》(Vu)，便通過大量的文本與攝影，紀錄了當時大都會巴黎的城市景觀。當然，這一批攝影師也在當時的前衛藝術運動(超現實主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換言之，這一批攝影師自由遊走於當時的大眾媒體與精緻藝術之間，得以在畫廊與報刊等不同場域，為當時的城市造像。1

看着這一批攝影師的作品，我們往往會感受到一份神秘詭異的氛圍。他們有能耐在城市的紀念建築、咖啡館、舞廳、街道、平民百姓等「既成物」(Found Objects)，發現日常生活中異常複雜與充滿矛盾的視覺奇觀與「無意識的視覺」(Unconscious Optics)。2 除了對於日常生活的觀察，他們還通過創新的燈光技巧與奇特的取鏡角度，為處於新舊交替的大都會巴黎留下令人難忘的光影物質印記。3 要為這一種神秘詭異的氛圍找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自然首選布拉賽的著名作品《聖母院下的巴黎》(Paris from Notre Dame, 1933)。在這一張照片中，樹立於巴黎聖母院屋頂的一樽客邁拉(Chimera)怪物神像(希臘神話中獅頭、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正在神秘的俯視着陷於一遍光影絪縕的巴黎都市夜景。巴黎聖母院於十二、三世紀間建成，座落於巴黎市中心西堤島(Île de la Cité)上，而原本樹立於巴黎聖母院屋頂的「夜行神龍」 (Gargoyles)，除了有辟邪驅妖的作用，還替聖母院的屋頂梳導雨水。不過，布拉賽當時所見的客邁拉怪物神像，是巴黎聖母院十九世紀中復修時，才加進去的。跟原來的夜行神龍像相似，客邁拉怪物神像有一種介乎生物與死物、生與死的詭異氛圍。4

Brassaï:Paris from Notre Dame(1933)

因此，在布拉賽的這一張照片中，我們看到的，是(仿似)中世紀怪物神像與現代都市熣燦燈光的神秘揉合。在一遍光影絪縕的巴黎都市幻景(phantasmagoria)中，過去與現在彷彿相遇了，神秘，魔幻，令人嘖嘖稱奇。跟當時名信片、城市導遊書、遊覽書中的巴黎不同，在布拉賽的這一幅照片中，我們看不見十九世紀由喬治‧歐仁‧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的「大巴黎計劃」所一手打造乾淨闊落的巴黎大道景像。我們看見的，是一個曖昧、不穩定與失序的巴黎，而這跟當時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的闖將們，通過不同媒介所企圖捕捉的都市奇觀與心像風景，可謂若合符節。5

正如已故的美國作家和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所言，跟繪畫、詩歌等具有先天缺陷的藝術形式相比，攝影藝術自然而言就具有超現實的氣質(natively surreal)。6 因為繪畫與詩歌等藝術形式所能達至的效果，跟法國超現實主義所孜孜而求的，「模糊化藝術與所謂生活、物件與事件、有意與無心、專業與業餘、高貴與粗俗、匠心獨運與幸福的錯誤之間的界線」的理想，都相距甚遠。7 她指出：「超現實主義常常追求偶然，歡迎不請自來、令人心悅的無序。有什麼比實際上是自我生產，而且是不費吹灰之力地自我生產的客體，更加超現實？……正是攝影作出了最佳的示範，展示了如何並置縫紉機與雨傘，而它們的偶然相遇被一位偉大的超現實主義詩人譽為美的典範。」 8

如前所述，這一批與法國超現實主義關係密切的攝影師的作品，反映了當時處於新舊高速交替下的巴黎的城市經驗。他們鏡頭下的影像既熟悉，又陌生，充滿了種種複雜的矛盾、不協調與曖昧性。可以這麼說，這一批作品之所產生的物質條件，正正在於自十九世紀以降，由奧斯曼一手打造的巴黎都市重建計劃，以及它所代表的高速的現代化進程。固然，現代化下的種種嶄新事物與經驗(例如巴黎鐵塔等地標式建築)，為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帶來了無數的視覺刺激，但正在消逝中的老巴黎，也成為了他們懷鄉的對象。這也解釋了當時柯杰所拍攝的那些紀錄了大量十六至十九世紀巴黎老建築的照片，那些空無一人的老巴黎街頭影像，為什麼會令法國超現實主義者們如此着迷。簡言之，法國超現實主義攝影作品的超現實性，一方面來自現代化底下的種種嶄新事物與經驗，另一方面則來自與「當下」並存，甚至互相矛盾的「過去」。9正是這樣的背景，讓我們有機會好好重新思考香港攝影跟差不多一百多年前法國超現實主義攝影之間，為什麼看來會有着某種奇異的親和性，而本文則希望由這裡切入，初探香港攝影作品中這種似曾相識的「超現實性」，也為今次的「香港攝影系列展覽二：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嘗試打開一個可能的討論方向。 10

二、香港是一座超現實城市

其實，英國學者田邁修(Matthew Turner)早在1997年已觀察到，踏入90年代，當香港人開始反省自己的身份，不再着力於迎合西方的時候，香港攝影卻出現了一種對荒涼街景甘之如飴的現象。他以水禾田主編的攝影集《香港的一天》(1991) 為例指出，在該書所輯錄的五十位本地攝影師的紀實作品中，照片「以空洞的城市風景為主，其中只有半數看見有人，而且他們差不多所有人都是面目模糊，或者背向鏡頭。」11 但《香港的一天》並不是獨立的例子，「無人城市」是香港九十年代攝影的一個普遍現象。他引用後殖民研究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有關香港的論述，指出這些作品都表現出一種對「消失」的普遍着迷，而「驅使這些影像的動機不是歡慶，而是哀悼：城市景物因為在經濟利益帶動之下重建而消失。又或者，是哀悼香港人在政治權利方面的消失：關於他們自身命運的問題，都不容許他們發出聲音。」12

試看今次梁家泰的黑白膠卷攝影系列《香港的背面》以及蔡旭威的《紅外線》攝影系列。梁家泰在作品簡介中解釋：「香港雖然高樓林立，但還有一些橫街小巷鮮為人知。這城市發展的速度太嚇人了，今天這邊華廈剛建成，明天那邊的平房便夷平了；有見於此，我便找一些等待清拆的平房後巷拍下來。不一定是要紀錄現實，而是把這感覺保存下來，其中有些是在建築工人動工時，趕在他們的前面拍的。」於是，我們在這一系列黑白照片中，會看見橫街小巷背後一株斷了的老樹殘骸，一間正在拆卸的房子，還有正等待拆掉的天星碼頭鐘樓，而毫無例外地，這些等待、正在或已經消失的城市空間，都是空無一人的。有趣的是，梁家泰採用了多多少少屬於「過去」的黑白膠卷攝影，來記錄在城市高速發展底下消逝的事物，留下光影印記。以「過去」收藏「過去」，但在空無一人的記錄中，卻讓人深刻的感受到城市景觀的荒蕪。

同樣地，在蔡旭威的《紅外線》攝影系列中，作者以紅外線攝影技術拍攝同樣空無一人的街頭景觀，更加突出了香港城市風景的荒涼與超現實性。無論在梁家泰的《香港的背面》，還是蔡旭威的《紅外線》攝影系列，一切都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它們總讓我聯想到柯杰上一個世紀為巴黎老建築所留下的那些黑白印記。拍攝不單止為了要記住，也因為城市的過去正在快速地消失。

不過，香港當代攝影的超現實性，除了可歸因於城市的消失的美學與政治之外，綜合而言，還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1) 混雜元素的並置和矛盾；(2) 城市發展的超現實奇觀；(3) 跨文化/空間的都市景觀。現援引數例，逐一簡論。

沈嘉豪攝

三、混雜元素的並置和矛盾

熟悉香港歷史的都知道，在這一個只有百多年都市化歷史的城市中，都市重建從來都沒有間斷過。可以這麼說，香港的城市發展，很大程度上都是建基在百年來一波又一波從未間斷的都市重建「破舊立新」的運動之上的。很多時，昨日的海岸線，今日已成為了車水馬龍的馬路。

不過，上一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前港英殖民政府便開始為英國「光榮引退」舖路，推出種種龐大的基建計劃(1989年後，有所謂「玫瑰園」計劃)，例如赤鱲角國際新機場的興建，而浩浩蕩蕩的市區重建計劃，亦自「土地發展公司」(即2001年成立的「市區重建局」之前身)於1988年的成立而全面開展。

因此，謝至德與蘇秀儀今次都不約而同，展出了一批記錄九十年代以來香港城市景觀的作品。在蘇秀儀今次的這一批作品中，地盤與推土機是經常出現的視覺元素。它們有時代表了市區重建大計底下的「過去」，有時又代表了都市發展所指向的「未來」。例如在她一幀有關北角馬寶道某豪宅地盤的作品中，在成行成市的小販群的前景對比下，地盤明顯代表了發展的開墾新力量。但與此同時，地盤也代表了破壞，它推倒了舊建築，剖開了土地，把一個情味濃厚的舊區變成了廢墟。就這樣，不同不協調與充滿張力的元素被並置在一起，令人心裡生起一種奇異的超現實感覺。然而，這些超現實的景觀，不單是攝影師的藝術重構，它們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或許，這才讓這些影像更加超現實。

正如在謝至德今次展出的一幅作品中，當我們見到一架民航機正在一群「波友」之上低空掠過，我們會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超現實感覺，讓人想到日本動畫大師押井守名作《攻殼機動隊》中那些取材自香港舊機場附近地區的民航機低飛鏡頭。蘇珊·桑塔格說，一幅攝影作品之所以具有超現實的品質，在於它是一則來自「過去」的訊息。13 在啟德機場的年代，航機低飛本是日常的城市風景，但隔着異時空，照片中巨大的航機影像與波地上波友的自若之間的矛盾和不協調，卻讓一些我們曾經熟悉的東西變得魔幻起來。

馮建中攝

四、城市發展的超現實奇觀

在近二十多年的市區重建大計中，有破壞，自然也有建設，但問題是：高速的都市變更又為我們帶來了一些什麼呢？不用多說，近一、二十年代來，無數的舊樓舊區被拆毁或夷為平地，取而代之，不是樓層極高極多的屋苑豪宅、巨大的奇觀式建築(例如廸士尼樂園)，便是差不多一模一樣的超級大商場。與市區重建開展以前，還容許地區上自由漫生的草根生活方式，現代化還比較集中在幾個城市中心地帶(例如中環和尖沙咀)的年代相比，香港的城市景觀可謂進入了一個全面奇觀化的年代。

因此，陳廣源與米高‧沃爾夫(Michael Wolf)今次展出的作品，都不約而同的突出了新類型建築的巨大與奇觀性。在陳廣源的《梅加浮娜》(Megafauna)系列作品中，我們既看到懸掛或塗繪在大廈外牆與電車車身的巨型廣告圖像，也看到維港兩岸的超級高樓。有趣的是，根據陳廣源自己的解釋，梅加浮娜指巨型動物，但自工業革命以來，除了人類與家禽外，梅加浮娜也是消失得最快的物種。看着這些巨像與高樓，不真實的超現實感悠然而生。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兩位攝影師通過新建築的幾何線條，突出了這些巨物建築的同質性。

在米高‧沃爾夫(Michael Wolf)今次的《透明城市》(Transparent City)系列作品中，拍攝對象固然是芝加哥這個美國城市。但若果我們把它們跟米高‧沃爾夫過去有關香港建築的攝影作品作出比對，我們不禁要反問眼下的這些巨物建築的全球根源。奇異的是，面對一個又一個異城市的奇觀影像，我們更多想起的，可能是我城的身世。

五、跨文化 / 空間的都市景觀

隨着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進程，加上交通上的四通八達，現在人們比以前有了更多機會外遊、在外地工作以及接觸異文化。事實上，過去十年，也有愈來愈多的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有機會到內地工作、創作與生活。這反映在香港攝影的發展上，我們開始發現愈來愈多香港攝影師選擇以內地景觀為拍攝題材。

若果說，香港近一、二十年的都市重建，為本地攝影師帶來了大量的超現實城市景觀，同樣面對現代化與新舊激烈交替的內地城市，就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在岑允逸與趙嘉榮今次展出的作品中，我們會看見那些奇奇怪怪的鄉鎮公園、那些扭曲與近乎矯飾的天安門廣場影像，為時代造像的同時，也為這時代呈上了一系列帶點超現實味道的文化癥兆。如果超現實性每每來自現實本身的不協調與矛盾性，那麼，文化與空間上的距離似乎為我們的攝影師的作品，帶來了更複雜的二重超現實性。在這些奇觀影像中，原本事物之間的不協調與矛盾性，固然已為攝影師們提供了順手拈來的超現實性。但與此同時，基於文化與空間上的差異，眼下的超現實景觀似乎進一步為攝影師們帶來了一重更深沈的超現實感知。在這裡，我們彷彿可以看到我城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全文完）

（本文收於「香港攝影系列」展覽二：「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展覽場刊）

註釋

1 Therese Lichtenstein, “The City in Twilight,” Twilight Visions: Surrealism and Pa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15-20. 此外，攝影與現代化、印刷術以及城市發展之間的緊密關係，亦見於上一個世紀初的上海，詳情可參考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53-96。

2 「無意識的視覺」(Unconscious Optics)是德國大哲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提出的概念。他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指出：「毫無疑問，一個不同的自然衝照相機打開了自身，而這是肉眼無法捕獲的—這僅僅是因為人有意識去探索的空間為一個被無意識地穿透的空間所取代。即使人具有關於人如何走路的一般知識，也會對幾分之幾秒內人的步態姿式一無所知。伸手去拿一個打火機或一個湯匙的動作是人人都熟悉的機械動作，然而我們誰也不知道在手與器物之間真正發生的事情，更不用說這一切還怎樣隨我們的情緒狀態而變化。在此，攝影機藉助它上升或下降，插入或隔離，延伸或加速，放大或縮小等等機能而介入進來。攝影機把我們帶入無意識的視覺，猶如精神分析把我們領進無意識的衝動。」見本雅明著；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啓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40-241。

3 Therese Lichtenstein, “The City in Twilight,” p. 11.

4 Ibid., pp. 11-13.

5 Ibid., p. 13.

6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2005), p. 40.

7 Ibid., p. 39.

8 Ibid., pp. 40-41.

9 Ibid., pp. 11-70.

10 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國超現實主義的作品作為比對，並不意味着香港攝影「曾經」受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更不意味着香港攝影有其自身的超現實主義運動。本文所希望做的，無寧是通過比對法國超現實主義與香港攝影作品中的「超現實性」，探討後者的社會及文化根源。至於「超現實性」是否把握香港攝影作品特點的最佳概念，筆者持開放態度，希望本文能夠拋磚引玉，為香港攝影的正名，打開一個可能的討論方向。

11 田邁修著，鄭威鵬譯，〈論香港〉，黎健強、梁寶山編著：《從過渡跨越千禧：七人視藝評論自選文集》，香港：香港藝術中心（2002年），頁18；原刊於《娜移》1997年3月號。

12 同上，頁19。

13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Rosettabooks), p. 42.

相關文章

Teresa Ho：見證社會風貌的變遷：「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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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資料

「香港攝影系列」展覽二：「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
City Flâneur: 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展出時間：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

【直播中】立法會外集會情況

小西 — Wed, 23 Jun 2010 03:08:32 +0000

Watch live video from NetmediaU 網台聯盟直播頻道 on Justin.tv

喬姆斯基論加沙襲擊船隊事件

小西 — Tue, 08 Jun 2010 13:04:02 +0000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著

在國際水域騎劫船隊並殺害乘客，當然是嚴重罪行。倫敦衛報編輯正確地指出：「如果昨天索馬里海盗在高海開六隻船，殺了起碼十位乘客，而且傷者無數，今日，北約特遣部隊便會向索馬里進發。」值得注意，太陽底下無新事。

多年來，以色列在塞浦路斯與黎巴嫩之間的國際水域騎劫船隊、殺害或綁架乘客，有時把他們收監，其中包括秘密牢房、酷刑室，有時經年把他們擄為人質。

以色列認為他們可以恣無忌憚地行凶，因為美國容忍他們，而歐洲一般跟隨美國的決定。

同樣的理由適用於以色列的最新暴行：物資船隊所運送的物資，可以被用來建造火箭炮防空洞。撇開其間的荒謬不談，以色列如果希望停止哈瑪斯的火箭炮攻擊，她完全知道解決的方法：接受哈瑪斯的停火建議。2008年6月，以色列與哈瑪斯達成停火協議。在十一月四日以色列破壞協議、攻擊加沙、殺死六名哈瑪斯成員以前，以色列政府曾正式確認哈瑪斯並沒有發過一枚火箭炮。哈瑪斯提出繼續停火，但以色列國會拒絕了，情願在十二月廿七日展開其謀殺性與破壞性的軍事行動。明顯地，除非在維持和平方面已經無計可施，沒有合法的理由支持「自衛」軍事行動的。他們甚至沒有嘗試（達成新的停火協議），有很多理由令人相信他們是會成功的（或者正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才沒有嘗試）。所以，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絕對是非法侵略，沒有合法的開火理由，而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以色列最近的開火暴行。

圍攻加沙的行動連一點合法性也沒有。這是美國和以色列政府於2006年1月對巴勒斯坦人的懲罰，因為他們在自由選舉中「投錯了票」，而2007年7月當哈瑪斯阻止了美以試圖推翻巴勒斯坦民選政府的軍事行動，法塔赫強人穆罕默德達赫蘭就位，情況加劇。圍攻加沙，野蠻而殘酷，旨在滅絕籠中之鳥，以抵禦來自國際的抗議，但亦慬止於此。這是以色列的長期大計的最新階段，在美國的撐腰下，將加沙自西岸離立。

如此暴行，磬竹難書，且埃及也是同媒。

Comment Factory 2010年6月2日

小西譯

重訪六四，其實不只是重訪六四

小西 — Sat, 05 Jun 2010 03:10:04 +0000

在六四廿一周年，上海街活化廳舉辦展覽《六十四件事》，主題是「重訪」（Re-visit），找來兩代藝術家，通過藝術呈現「歷史與人更實在的連繫」。展覽包括了「我所知有關六四的二三事」以及「心中有鬼問我真理和公義的問題」，「前者探討六四與年輕一代的生活關係的連繫，後者讓當年的藝術家回應自己八九民運期間的創作。」或許，因為筆者曾經在2000 年於Para/Site 藝術空間策劃過「六四（集體）私人記憶」展覽，活化廳「總司令」劉建華特別來電郵，問我是否也有興趣「重訪」當年有關六四的種種。

打開記憶的硬碟，當年展覽的新聞稿是這樣寫的：「提到『六四』，大家會想起/記起什麼？六四集會？百萬人遊行？『毋忘六四』？『放下歷史包袱』？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公共記憶』，還有什麼？有朋友每年六四都無法參加六四集會，因為她當天太忙了，要跟朋友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年年如是。亦有朋友因為當年六四在配偶臨盆之際，選擇了上街遊行，而終究與配偶各走各路。當然，因為六四集會或百萬人遊行而結識成愛侶的，更不在少數。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些經驗真實不過，但為什麼在有關六四的公開談論中不見有關這類『私人記憶』的分享？」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展覽強調的，是六四記憶的雜多性與私人性，只有差異，沒有同一，所謂六四的記憶，也只是雜多的六四私人記憶所構成的一個集體。固然，當年提出「六四私人記憶」，一方面是為了抗衡當時主流的六四「公共記憶」，另一方面也大概是為了找尋「歷史與人更實在的連繫」，為六四在個體的生命軌跡中定位，貼身的重訪六四，讓六四的記憶得以更深刻的承傳下去。

然而，現在看來，當年的構想或許也太過強調個人了，並沒有好好的思考，當這些介乎「公共」與「私人」的貼身體驗輻射到整個社會，個體的公共意識到底有着怎樣的變化？而這些看似細微的個人變化又到底跟後八九的香港社會有着怎麼的關係？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統識」（Hegemony）的建立，不在於反對意見的消失，而在於「異見者的潰不成軍」（Disorganization of Dissent）。或許，重訪六四的意義，也在於為當下民主運動發展的困境，尋找歷史的根源和出路。

六四，是香港公民意識的搖籃

還是由個人的經歷說起吧。我的祖父生於廣東，而我的父親跟不少同代人的經歷相似，因為中日戰爭，兒時隨祖父南下澳門避難。我的父親在澳門接受中小學教育，中學畢業後，為了生計，於五十年代中期移民香港，並從此留下，工作與置業，結婚生子。我自己則在六十年代中期出生，據說出生當天，是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張貼出來的重大日子。出生翌年，香港發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動。雖然兒時父母雙親總愛回憶當年如何在祖父的催促，冒着宵禁與「菠蘿」的危險，「過海」到對岸的託兒所把我接回，但六七暴動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殖民政府在麥理浩的懷柔政策下，轉向社會福利與民生，且社會氣氛開始變得開放與寬鬆，加上父母又屬於思想開明的「摩登派」，我跟妹妹根本上是在一個無風無雨、相對地自由的小康環境中長大。

我在七、八十年代，先後完成中小學以及大專教育。在中小學階段（除了初中在一所私立中學就讀的過渡期），雖然一直在天主教學校讀書，但由於所謂教會教育，也不過是小學時期上堂前唸唸天主經，每年有一個月改唸玫瑰經，沒有什麼正式的宗教課，而我高中時唸的又是理科，所以表面看，殖民教育似乎一直沒有對我產生過什麼關鍵的影響。但反過來說，中國文化也是遙遠的。雖然，跟當時一般的中學理科不同，我就讀的高中在讓理科生修讀數理化之餘，同時也安排了他們修讀中史、經濟等「文科」，但像中國歷史那樣可以成為民族教育與公民教育的素材的學科，卻像消毒了一般，讀歷史只是記着古代的王候將相如何「打來打去」，這場戰爭賠了幾多両金，那個王朝為什麼興，為什麼亡。這樣的歷史課跟現實有什麼關係？當然沒有。加上那時的中史課程還分甲乙丙組（分別為上古、唐至清朝以及中國近年史（但以1949 年中共立國為止）），只需三選其二，而我當年因嫌中國近年史又亂又煩，考卷沒有選，所以我在大專以前根本上是非政治化的，所接受的公民教育根本上是零。

然而，八九六四卻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我（以至我的同代人）的公民意識的一個重要搖籃。去年六四二十周年，梁文道曾經在〈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一文中指出：「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台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梁文道提到，當年我們在不同的遊行和集會中，用《我是中國人》、《龍的傳人》等歌曲唱出我們新生的民族認同，但他沒有提到的是，我們也在同樣的場合，生澀的唱着剛剛學回來的中國國歌與《國際歌》。我無法清楚解釋《國際歌》等對於我們那一代人的意義，但要知道近年在社運朋友的婚宴中，我們還是會情不自禁的唱起《國際歌》，這足見《國際歌》等歌曲的時代意義。那時，我們還沒有《誰說》，還沒有《人民之歌》，還沒有社運唱作人金佩瑋。我們沒有來自我們自己的生活和泥土的歌，我們沒有歌。或許，當時《國際歌》等歌曲所代表的，正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識的醒覺，以及面對暴政鎮壓時的悲壯，而非關民族。安裕最近撰文指出，香港民主傳統根深柢固，民國革命不用說，早在1925年十幾萬香港工人已參加省港大罷工，抗議上海工人被英國巡捕槍殺。但我要說的是，每一代人總有他們那一代的關鍵事件，對於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中出生的香港人來說，那是零三七一，對於八十年末至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那便是05年反世貿、07年天星皇后運動、去年的反高鐵運動以至最近的516 公投，而對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來說，毫無疑問，那是六四。六四事件無疑開啟了晚殖民時期一代年青人的公民意識，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搖籃。

六四，其實不只是六四

但六四的意義，僅限於天安門清場前的全國民主運動，以及六四當晚及往後的血腥鎮壓和大搜捕嗎？記得07 年到上海參與一個集合了中港台三地文化研究學者與研究生的會議，會後搞手之一陳光興教授屬意各地派出一人，撰文寫出對於會議上所碰上的地域與文化差異之觀察與反思，文章將刊於《文化研究》學刊上。雖然該小輯最後因為各人的學業與工作而不了了之，但卻促使了我對三地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的發展，作出了深入的思考。我發現，若果把時間往前推，中港台三地的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都是在八十年代萌芽的。在八十年代，三地同時都擁有過一段思想開放的狂飇時期。雖然，中港台三地的年青人與知識份子通過對外文思想著作的直接閱讀（在香港的，是《號外》、《文化新潮》等刊物；在台灣，是《島嶼邊緣》、《破報》；在中國，則是「走向未來」、「文化?世界與中國」等系列叢書），滿足知識的饑渴，開啟批判思維，關懷家國社會，但更多的人，恐怕是通過三地的中文出版，磨練思考。恰好，公民意識產生的前提，正是批判思維的培育。可以這麼說，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是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化熱與思想啟蒙運動、台灣民間反對與思想運動與香港的文化運動中，而非在課本中，接受公民教育，或為集體公民意識的醒覺，作好準備的。所以，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六四所代表的，其實是整個八十年代中港台三地的思想啟蒙與文化運動。在這一場幅員廣闊的文化運動中，當年對於中國的民主、科學與現代化的種種思考與實踐，於今仍然適切，且逼切。所以，六四不單是一個有待平反與撫平的歷史傷口，它更是有待自遺忘中（再次）解放出力量來的歷史碎片。正如德國大哲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拯救歷史並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解放與救贖。或許，重訪六四的意義，正正在此。

由六四、七一、天星皇后、反高鐵到516，我看到了一道清晰的系譜，以及歷史的詭計。重訪六四，又豈只是重訪六四呢！

明報副刊世紀 | 世紀－後六四 | 2010-06-05

延伸閱讀

查建英著：《八十年代訪談錄》

楊澤編：《狂飆八○——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

呂大樂編：《號外三十》

《島嶼邊緣》網上版：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index.htm

編輯室周記：害怕也沒用，這是一場新生活自治與土地改革運動！

小西 — Fri, 02 Apr 2010 02:05:56 +0000

（圖：曾德平）

近來「城中」大事，自然要數「菜園村生活館」開張之喜。說「城中」，也許並不準確，因為菜園村遠在新界石崗，而對於不少吃慣城市奶水與方便的香港人來說，那簡直是另一個星球。但奇就奇在，「菜園村生活館」的發起人與落力參與者，不少都是見石屎多過泥土的城市人。

當然，「菜園村生活館」是去年「燒遍」全城的反高鐵運動的引伸，也是石崗菜園村「新村計劃」的一部份。但若果從觀念與實踐的源頭上看，由「大澳文化工作室」、「藍屋生活館」、「大埔歷史文化工作室」到「菜園村生活館」，恐怕是一場意味更深遠的批判大都會中心主義運動的延續。不少主張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化的論者，一直都在吹噓城市化是全球的大勢，但實情是愈來愈多人開始反省，甚至厭倦全球化與城市化所代表的一切，遠的不說，近如日本，近年也開始有愈來愈多年的年輕人投入務農的工作，甚至提出「半農半X」模式，「就是一方面親手栽種稻米、蔬菜等農作物，以獲取安全的糧食（農）；另一方面從事能夠發揮天賦特長的工作，換得固定的收入，並且建立個人和社會的連結（X）。目的是追求一種不再被金錢或時間逼迫，而回歸人類本質的平衡生活。」日本「半農半X」的實踐者塩見直紀便在《半農半X的生活》一書中，舉了不少活生生的例子，誰說另一種生活、「另一個世界」不可能！！

但這一場文化運動最深遠的意義，恐怕是為我城的眾生打開一個缺口，重建人跟土地、人跟人以及人跟自我的關係。套用建設「菜園村生活館」的參與者之一的jenny的話說：

村民和「城市人」的最大分別是，會自己自主去建造需要的東西，例如某村民想種水浮萍，她就在家中用磚用水泥砌一個小小的池出來種，有甚麼問題也是自己去解決，生活館要拉電線、造廁所，也不會考慮要找水電工，而是會用村裡有的資源解決。平常我們能決定的可能只是傢俱擺設，能發揮生活創意的空間不多。

她自己也覺得在運動裡有了改變，比從前有力量，能作出行動。多次的立法會集會，jenny也在台上做司儀，領唱無數次的《人民之歌》和《國際歌》。而她覺得除了立法會，對生活的態度也有了改變，像現在學習耕種，建生活館，希望可以一步一步重掌自己的生活，並由自己開始把想法推展開去。

近來，同樣在歐洲燒過火紅的新社會運動革命《將臨的起義》(The Coming Insurrection)，曾經精準地指出，現代人對龐大的現代城市制度高度依賴，由於這份依賴已廢了大部份人大部份的武功，要過另一種生活，要建設「另一個世界」，恐怕就要從建設另一種「自主生活」開始。事實上，這一種生活自主的運動，自1968年的巴黎學運、國際情境主義運動（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與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工人自治運動（Autonomia Operaia）以來，便一直沒有停止過，甚至愈演愈烈。全球化的確讓資本主義的略奪性資本走得更快，走得更遠，但與此同時，也讓全球各地的反抗運動、新生活自治運動等等之間更休戚相關。如是觀之，我城近年掀起的城市保育運動、生活自治運動，恐怕是大勢所趨。況且，在市建局、發展局與發展商合力駕駛的推土機，只會把這一場運動的戰場燒遍整個香港。事實上，中環蘇豪、灣仔、觀塘、古洞、粉嶺北（另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542）以及坪輋，甚至水蕉徑、沙田赤泥坪、大嶼山鹿湖和地塘仔、荃灣老圍、大埔錦山和紅磡，都早已是戰場，加上立法會近來通過的「強制拍賣九轉八」法例，被逼上街的苦主只會愈來愈多。

另外，無論是建設「菜園村生活館」，還是石崗菜園村「新村計劃」，的確都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人跟土地的關係。但何謂「重新思考人跟土地的關係」呢？紐約亨特大學（Hunter College）社區規劃中心的總監，也是紐約資深社區規劃師Tom Angotti，曾經在其《出賣紐約：社區規劃迎戰全球房地產》（New York for Sale: Coummnity Planning Confronts Global Real Estate）中，也提到「重新思考人跟土地的關係」的問題。但除了重建人跟土地的感情與生產性的關係，他指出要保護與建設社區，頂住遷移、仕紳化（Gentrification）等資本的利器，更徹底的恐怕是把土地劃出市場，以公約（Commons）、土地信託（Land Trust）、土地銀行（Land Bank)等方式，讓土地的擁有權與治權真正的還歸社區，還歸人民。他指出，我們必須突破「土地不是公有，便是私產」的想像與思維。土地可以是社區共有的，再以公約、土地信託等方式管理，並確保「永續發展」。事實上，在紐約以及美國各地，有不少「社區花園」(community garden)、土地、房屋，都是以公約、土地信託等方式管理的。另外，他更指出，社區規劃要為七代（差不多是兩個世紀）設想，而資本家與新自由主義政府最多只會思考十年以內的事。所以所謂「重新思考人跟土地的關係」，恐怕是一場更漫長但也影響更為深遠的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始。

害怕也沒用，這是一場新生活自治與土地改革運動！

延伸閱讀：
恩格思有關房屋問題的分析

關於社區規劃

關於公約

Tom Angotti談社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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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為仕紳化的開路先鋒

小西 — Thu, 04 Mar 2010 03:00:51 +0000

近兩月都在看一些地方，一直沒有記下，趁記憶還在，趕快留一些筆記。首先說說布魯克林音樂學院（BAM, 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

由於1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馬丁路德金紀念日」，而布魯克林是紐約黑人的根源，所以BAM也安排了一系列節目，其中包括演講、音樂會、電影放映以及社區藝術展覽。由於遲起，錯過了早上的節目，下午來到BAM後，只剩下以馬丁路德金為主題的社區藝術展覽Picture the Dream。計劃是BAM與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合作的產物，對象是居住在布魯克林區公共房屋的十三歲以下的小朋友，在藝術家Cey Adams與the Van Dyke Community Center的學生之引領下，繪劃馬丁路德金平等與自由的夢。

展覽在BAM二樓的BAMcafé，由於來到時差不多二時多了，上午節目的觀眾大概早已散去，二樓除了兩小堆人之外，就只有三兩個職員在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大概是因為該日是公眾假期，二樓差不多三時多便打烊，而觀眾也不多，職員也就特別輕鬆。看着咖啡廳兩边排開的小朋友的作品，沒有特別的驚喜，只覺得有些事理所當然。

不過，BAM本身以及附近Fort Greene的歷史以及近年的發展，倒值得一提。BAM本身是歷史建築，最早建於1861年，位於Brooklyn Heights的Montague Street，是當時the Philharmonic Society of Brooklyn的根據地，也是布魯克林的主題表演場所。1903年，一場大火把BAM夷為平地，而重建的BAM則建在當時興旺的Fort Greene區。

1967年，Harvey Lichtenstein接手BAM的執行總監一職。在他在任三十二年間，BAM被打造成前衛藝術文化中心，1983年開始的The Next Wave Festival更先後引入Philip Glass、Peter Brook、Laurie Anderson、優人神鼓的節目。

BAM大概是歷史建築（持續）再活化的例子，除了搞演出，它也跟不同團體合作，推動藝術與社區活動。

不過若果把BAM放回它所置身的Fort Greene區，以及紐約近三十年來以文化推動經濟、以文化氛圍打造城市的背景，又是另一個故事。Sharon Zukin在新書Naked City中指出，七十年代，由此美國經濟下滑，紐約市政府財困，於是出現不少公私合作模式，以保住紐約的吸引力和競爭力，而其中一個至今仍然實行的計劃，是「營商環境改善區計劃」(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BID)。所謂「營商環境改善區計劃」，其實是市政府把部分公共設施與公共空間的管理責任與權力轉駕民間，以解決市政府因稅收減少所引至的財困問題。當然，這類計劃得以實行，也跟美國近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有關。本來，公私合作也無不可，問題是「營商環境改善區計劃」似乎一直為大財團主導，於是七十年代中以來，不少紐約城中的小店都因為加租、遷拆等原因，而被迫關門。

BAM正正置身於名為FAB (Fulton Area Business) Alliance的BID。說是公私合作，結果是市政府讓出部份權力與責任，而參與BID的商戶則需要付多一點稅，以支持地區的宣傳、保安、清潔所需的費用（這些被認為是帶旺地區經濟所需要的）。由於曼哈頓近年的樓價與租值已不斷上昇，近年紐約的發展已漸漸向離曼哈頓市中心較遠的布魯克林伸展。順理成章，BAM所置身的Fort Greene，也是其中一站。

正如Zukin所言，這類發展的結果往往是仕紳化，舊的老爹老媽店被被迫走。怪不得Fort Greene一帶的商戶對BID疑心重重。除了担心仕紳化，他們還搞不通為什麼交了稅之後，還要額外付款找另一些人做一些本來是市政府份內的事（例如治安、街頭清潔等）。

Zukin說文化藝術是仕紳化的開路先鋒，是邪非邪？看看Fort Greene一帶的行情便知道。

3-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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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網絡與圖書館碰上社會運動

小西 — Thu, 25 Feb 2010 20:29:03 +0000

周一（2月22日）去了Brecht Forum，參加了一個名為Security and Freedom for Online Collaboration的工作坊，顧名思義，是有關網絡安全的，尤其是社運人仕的網絡安全問題。

Brecht Forum主要是借出場地，主辦單位分別是May First/People Link 與Radical Reference。May First/People Link與Radical Reference都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團體，前者是一間網絡服務供應公司（ISP），而後者是一個由一批在圖書館工作的志願者組成的機構，他們共通的地方是：運用他們的專業，以民主的方式，為進步的社會運動服務。搞社運的都知道，論述與fact checking都是重要的一環，但問題是這些活動需要知識與資料庫的支援，而這往往是價值不菲的，普通人也不容易接觸到，而Radical Reference正好扮演了中介的位置，為社運人仕與獨立新聞工作者作支援。可以想像，有了像Radical Reference這樣的團體，朱凱廸的民間報導的工作大概可以輕鬆一些。

至於May First/People Link，則是為社運服務的ISP。就以當晚的工作坊為例，May First/People Link便使用一個名為Collaborative Democracy的平台，讓分組討論的四個小組，可以圍繞著網絡安全的課題，同步觀看、發表、修改與表決。May First/People Link的聯合總監Alfredo Lopez說，他們曾經在社會論壇使用Collaborative Democracy平台，讓使用四種不同語言的人能夠同步討論。

工作坊的討論主題，是社運人仕的網絡安全，而是晚小組討論結果有以下十點：

一、使用有保持匿名的權利；提供網絡廣播服務的公司不該收集有關用家的資訊，例如他的代理過濾界面；服務供應公司擁有保護用家匿名性的法律權利和責任。

二、使用及建立安全網絡溝通平台，例如使用安全的論壇，而非不安全的電郵群組。

三、不要把敏感的資訊放在網上，或用手機傳輸。

四、私下通訊時，使用加密的電郵與聊天室服務。

五、服務供應公司應該保持透明性，讓你知道他會自你搜集些什麼資料、如何使用它們，以及保存多久。

六、緊貼新科技的發展保持觸覺，對於社會科技的發展保持調適與創新的觸覺。當你更新科技而要棄置舊硬件時，小心處理。當你作網絡或硬件維修、更新與棄置時，你需要小心處理個人資料。

七、建立有關網絡以及電子傳送工具使用的安全使用教育與文化。

八、只有系統保護硬碟上的資料，才是安全的。當我們要將資料備份，需要全個硬碟加密。要在資料全失或給你的對手拿到你放到老遠的資料兩者之間，作出平衡。

九、使用、分享、發展與參與自由開源碼軟件。

十、建立一個自由與安全的表達空間，而無需懼怕他們會調轉槍頭，對付你。

Alfredo Lopez解釋，很多問題的最佳答案來自用家，來自民間智慧，這也是建立Collaborative Democracy平台的用意。是晚，Radical Reference的參與不多，主要都是May First/People Link的人在帶領討論。不過，把圖書館、ISP跟社運連結在一起，實在令人大開眼界！

25-2-2010

[轉貼]馬國明致中國神學院院長余達心公開信

小西 — Wed, 03 Feb 2010 17:15:01 +0000

余達心院長：

去年聖誕節前，承蒙一位朋大贈送了一年的《時代論壇》這份聖誕禮物，可以讀到你在《時代論壇》第1170期發表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向八十後鼓掌並進言」，文章一方面讚許反高鐵運動的一群青年，另一方面則以六、七十年代的陳年往事批評這群青年。我想你不認識我，而我亦不曾見過你，不過多年前我已聽聞你是教會裡(包括新教和天主教) 為數不算多的開明領袖。雖然這是一封公開信，但由於沒有合適的發表渠道，只能在網絡上發表，希望你可以見到。

在你的文章裡你說：「我支持興建高鐵，卻為反高鐵運動的年輕人高興。」你解釋一輪你為甚麼高興後便細數當年的往事，然後你說：「想到這裡，我不禁要問這群青年反高鐵的精神核心在哪裡？」接著你總共提出了七個問題，指出反高鐵的年青人缺乏清晰的理念。最後你說：「我們聽到種種對政府的控訴，卻聽不到事實的剖析和理據的陳述」。很明顯你對興建高和反高鐵運動的了解完全依靠主流媒體極之有限和十分偏頗的報導，你將聽不到事實的剖析和理據的陳述的因由完全諉過於反高鐵的青年人，完全忽視了主流媒體的弊端。如果你真的想聽到事實的剖析和理據的陳述，你只需立即坐言起行，登入http://www.inmediahk.net/taxonomy/term/501967，那是一個六、七年前由一群不分年齡的熱心市民成立的非牟利民間媒體，《獨立媒體》。其實反高鐵運動成員朱凱廸曾經在《明報》的論壇版撰寫文章訴說反高鐵運動的心路歷程，或許你也知道他是2006年聖誕節前闖進被圍上圍板準備拆卸的天星碼頭地盤，阻止清拆的一員，參與當年行動的人為數不過是十數人而已。行動失敗後，這群人轉戰皇后碼頭，他們由2007年初便進駐皇后碼頭，在那裡露宿。他們組成了一個名為「本土行動」的鬆散組織，他們以極有限的資源印製傳單解釋他們的理據。整個「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歷時半年，期間主流媒體只是做了一些十分零碎的報導，直到2007年7月，政府決定清場，警方發出最後通碟，限期「本土行動」的成員遷出，主流媒體才認為有「新聞」，但報導的焦點不外是警察清場時逐一把堅持留守的人抬離現場的場面而已，至於保衛皇后碼頭的理據則不是主流媒體關注的問題。你是神學院院長，思考慎密，為甚麼連香港主流媒體的偏頗報導也忽視了？

保衛皇后碼頭的行動失敗後，部份參與行動的青年加入反對清拆利東街的抗爭。他們的理據是甚麼？拆天星和皇后碼頭是為了發展，拆利東街重建何嘗不是為了發展？利東街的唐樓不似馬頭圍道的唐樓，仍然堅固，但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原則下一律要拆。媒體又稱作第四權，是監察政府的重要機構，但在重建的問題上，媒體不是一直忽視馬頭圍道那些最須要重建的舊樓嗎？有關利東街的抗爭，香港的主流媒體只是做了十分零碎的報道，不過在一次靜坐抗議行動中，參加靜坐的人被警察拘捕，在警局拘留期間，男男女女的示威者被強迫除去衣服搜身，事件才因而得到部份報章的注意，加以大幅報導。你責怪反高鐵的年輕人指控政府之餘，沒有剖析事實和陳述理據，「予人對政府不盡公平的感覺」。不要說你對香港主流媒體怎樣運作似乎一無所知(反高鐵運動參與者之一的謝冠東總共寫了四十多篇剖析事實和陳述理據的文章，包括反駁《明報》和《信報》這兩份報章的社論的文章，但都不獲刋登，只能在《獨立媒體》發表。他剛接受電郵訪問，內容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995)，不要說你好像還不知道香港收視最高的電視台已改了新的名字，現在稱作CCTVB，你的思維邏輯實在十分奇怪。政府對市民要公平，這是十分容易了解的，因為市民中有不同階級、不同性別、不同信仰等。市民對政府要公平是甚麼回事？是不要無理批評嗎？無理批評會有人理會嗎？如果反高鐵人士對政府的指控是無理批評，你之前對他們的稱許豈非有點盲目，又或者是言不由衷？

興建高鐵與否其實是一個資源調配、資源運用的問題，鄭汝華在立法會上問：「香港有多少個十年？」，反高鐵的人士卻反問：「香港有多少個669億？」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的張超雄博士指出，用669億政府可以購回東隧和西隧，然後降低這兩條隧道的收費刺激用量，減低紅隧的負荷，實現當初的分流作用，造福現時那些每日都要因為收費問題被逼在紅隧塞車的小巴和貨車司機。669億又可以用來回購領匯，立即叫停領匯不斷瘋狂加租，逼使小商戶結業的做法。雖然你是神學院院長，但不是不吃人間煙火，你當然亦可以想像669億的用途十分廣泛，為甚麼偏要用來興建高鐵？你支持興建高鐵，你可否想過為了建高鐵小巴和貨車司機每日要繼續在紅隧塞車，使用東隧和西隧的駕車人士則要付出高昂的隧道費，領匯則繼續它那種只顧為股東賺取最大利益的行徑？你責怪反高鐵人士對政府不公平，但政府曾否引導社會一起討論運用669億的優先次序應是怎樣？鄭汝華在立法會上問的問題根本沒有意義，因為她沒有講明日期，不過她的問題其實假定了不建高鐵香港便會被邊緣化的政府宣傳，她的問題其實是：「香港還有幾多個十年便會被邊緣化？」你支持建高鐵是否也是因為你認為不建高鐵香港會被邊緣化？我不打算討論沒有高鐵香港是否會被邊緣化的問題，我要求你這名支持建高鐵的人士想一想香港會被邊緣化這種講法其實是甚麼意思；政府選擇動用669億建高鐵，而不是回購兩條隧道和領匯，不是早已將被逼結業的屋邨小商戶和在紅隧塞車的司機邊緣化嗎？建高鐵不也是將受影響的居民邊緣化嗎？對這些早已被政府和你所屬的主流社會(曾蔭權不繼強調主流民意支持建高鐵)邊緣化的香港小市民來說，香港被邊緣化的講法有何意義？

邊緣化的講法其實是試圖延續殖民年代把香港的殖民經歷約簡為由漁村變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奇蹟的論述，九七後才啟用的香港歷史博物館裡的常設展覽所說的香港故事已堂而皇之地覆述了這個由殖民者口中說出來的經濟奇蹟的故事，至於「馬照跑、舞照跳」或「永享安定繁榮」之類的講也無非是這個故事的變奏而已。香港就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故事，一旦奇蹟失靈，香港便不再是香港，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延續奇蹟。領滙是這種思維邏輯的產物，高鐵也是，香港不能被邊緣化，否則經濟奇蹟便失靈。為了延續經濟奇蹟，為了挽救樓市，政府停建和停售居屋，引至政府要賤賣紅灣半島，肥了發展商之餘又導至房委會嚴重虧損，出現巨大赤字，最後要變賣房委會屬下的商場和停車場給新成立的領匯，把原本服務屋邨居民的商場和停車場變成投資者的搖錢樹，被邊緣化的豈只是被逼結業的小商戶？當領匯的惡夢未完，高鐵接踵而來，669億興建的廣深港高鐵接駁中國大陸四縱四橫的高鐵，被政府和主流社會認定是一條通到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商機處處，遍地黃金的寶地的通道，不興建便無法接通，必被邊緣化。在整個「事實剖析」和「理據陳述」的過程裡，中國大陸那種不平衡，那種所謂「城鄉剪刀差」的發展模式卻完全沒有提及。以政府的財政儲備計算，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而且遠遠抛離第二位的日本，但中國大陸的人均入息卻不過是全球第一百位左右。這些不過是數字，令人不安的事實是擁有龐大儲備的中國政府卻不能令全國適齡入學的學童都可以入學讀書。一位在美國任教的年青香港學者孔誥烽剛在英國著名的《新左評論》發表了一篇分析中國大陸發展的文章(見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809)，他指出由於中國大陸那種不公平和不平衡的發展，中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將手上的巨額盈餘用來購買回報極低的美國國債，為美國的龐大赤字提供融資。文章亦提到中國大陸興建四縱四橫的高速鐵路只會加深現時的不平衡發展，把廣大的農村邊緣化。你所屬的香港主流社會只擔心香港被邊緣化，卻不理會菜園村和中國大陸廣大的農村被邊緣化，這是那門子的「事實剖析」和「理據陳述」？你說：「不少五十前的老鬼心境並未蒼老，我們仍有抗爭的火氣。」老馬有火並不足夠，還要識途。可是在急速變化的世界(高鐵恰好代表急速變化)，老馬也會迷途，我想在高鐵的問題上你恐怕已淪為迷途的老鬼，因此才聽不到反高鐵人士對「事實的剖析和理據的陳述」。你問：「這群青年反高鐵的精神核心在哪裡？」其實這群青年早已指出他們的精神核心是反對香港現時的發展主義，反對政府不惜代價也要延續經濟奇蹟的做法。這群青年由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到參與利東街的抗爭，已用盡方法表達他們的精神核心，要聽的早應聽到。即使年紀大了，聽覺不再如年輕時般聰敏，總可以憑豐富的經驗和閱歷自行判別是非吧！眼見這群青年不措犯險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眼見這群青年在利東街的抗爭中被拘捕和號令除衫搜身，心境並未蒼老，仍有抗爭火氣的人不應主動分析、主動理解為甚麼要保衛天星、要保衛皇后，為甚麼要反對重建利東街嗎？如果四年前便關心這群青年，現在還須要問「這群青年反高鐵的精神核心在哪裡？」這樣多此一問的問題嗎？

雖然這封信已經過長，但我仍想跟你分享我的見解。為甚麼要保衛天星？答案根本十分簡單，你一定到過西九這處政府再三強調是高鐵總站必然選址的地方，你也必定認得當年油蔴地艇戶所在的避風塘已全部蓋上樓高四、五十層的屏風樓。你當然也會知道這些屏風樓價值不菲，是香港新一代豪宅；你亦會知道這些新一代豪宅的賣點首先是維多利亞港的怡人景色。換句話說，維多利亞港已徹底商品化了，成了買得起豪宅的富人們的專利品。相反，昔日天星碼頭健在時，香港市民在上班、上學或偶然乘搭渡輪時便可以不花分文欣賞維港景色。我認為這便是保衛天星的精神核心，可惜為了所謂發展，天星被邊緣化了，乘搭小輪的人數不斷下降，渡海小輪已不再是市民日常生活裡會用上的交通工具，連帶維多利亞港也不再是一般市民在日常生活裡便能夠觀賞的美景，他們亦因而喪失了他們的城市權利(rights to the city)。在高鐵的問題上，請你不要再只顧問，只管抱怨聽不到事實的剖析和理據的陳述，聽不到「清晰的召喚」，難道你不可以自己動動腦筋，自己想想以你的資歷，以你的經驗，以你的地位和以你的信仰，你應該做甚麼，你能夠做甚麼嗎？實不相瞞，寫這封信是別有用心的，用心便是要拉你這個心境並不蒼老的老鬼落水。我相信香港到了出現重大轉變的地步了，比我們年輕得多，人生經驗也沒有我們多的八十後年輕人都已清楚見到香港的經濟奇蹟以至中國的經濟奇蹟，不但解決不了一直存在的貧富差距，反而不斷加深。對我來說，他們有如舊約的先知，他們告訴香港市民669億接駁的是不公平和不公義的高鐵。我建議你登入http://www.lrb.co.uk/v32/n02/perry-anderson/sinomania，這是《新左評論》的總編輯Perry Anderson(也是五十前的老鬼)在英國London Review of Books發表的一篇書評文章，內容談及三本分析中國的新作，其中一本是另一位在美國教學的香港年青學者的著作，書中以大量實地訪問仔細描述中國東北地區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和廣東省的農民工人的苦況。我有理由相信，即使日後高鐵落成，也要盡力勸人不要登上這列加深內地工人苦況的不義列車，而作為教會領袖，勸告世人正好是你的專長，我想你不會推辭。

主內
馬國明
2010年2月2日

高鐵與西九：假設定與真問題

小西 — Sat, 30 Jan 2010 16:59:41 +0000

(按：江湖救急之作，加上可用的資料少，寫得一般，大家見諒）

本月十六日，造價達六百六十九憶天價的「廣深港高速鐵路」（以下簡稱「高鐵」）的撥款，終於在社會上一遍反對與爭議的聲音中，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獲得通過。特區政府提出興建「高鐵」的主要理由是，香港必須儘快在經濟上與泛珠三角融合，否則在中國各大城市近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很快便會「被邊緣化」，失卻原來的優勢。政務司司長更指出：「我們的目標是透過貫徹『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令香港與其他省區的交通網做到無縫連接，從而吸引更多國內外投資者及專業人士到大珠三角，亦為兩地居民創造更好的生活空間。」

此外，關於「高鐵」的另一個最大的爭議在於，現有計劃把「高鐵」香港設於位於市中心、但實際上比較「隔涉」的西九龍文化區。但去年四月，唐英年在接受內地南方都市報訪問卻指出：「我經常和香港文化界的人士說，如果你們認為西九文化區的觀衆只是香港的700萬市民，就大錯特錯，發展眼光太短淺。請你們放眼遠看，將來廣深港鐵路開通後，廣州來香港只是48分鐘，每10分鐘就有一趟火車，從車程上看與從香港沙田、大埔、荃灣到香港市區，基本上沒大差別，因此我們的觀衆群至少是廣東加香港，大約6000萬居民。」換言之，興建「高鐵」並把「高鐵」香港總站設在西九，可以起碼為西九文化區帶來比香港人口多六點五倍的觀眾。所以，對於文化界來說，興建「高鐵」是有利而無害的。

姑勿論唐司長的言論是否誇大其辭，過份輕率地把「地區人口」與「文化活動受眾數目」劃上等號，我們仍然要進一步追問：興建「高鐵」並把「高鐵」香港總站設在西九，真的可以為西九文化區以至整個本地文化界，帶來龐大的觀眾數目嗎？就算「高鐵」對於內地觀眾（尤其是廣東一帶）真的具有吸引力，在香港現有的文化體制與狀況中，「高鐵」又將會為本地文化的發展帶來怎樣的衝擊？雖然，特區政府的「高鐵」方案，早已在其強勢的「引領」下，在立法會財委會獲得通過，但對於文化界來說，以上的疑問仍然有待解答。造價六百六十九憶的「高鐵」是否潘多拉的盒子，似乎仍待時間驗証。而本文則希望根據一些有限的資料、數據與觀察，作出一些估計與提問，期望引發各方進一步的深入討論，為香港未來的發展把脈。

高鐵會帶來更多的內地觀眾？
唐司長有關「高鐵可為西九帶來大量內地觀眾」的論點，其中一個前提是：只要城際的交通便利，來港的內地觀眾自然會增加。姑勿論「高鐵」是否真的方便，能否為香港帶來更多的內地旅客，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旅客增加並不等於內地觀看增加。若參考2003至2004年所進行的一項有關大陸內地個人遊旅客在香港購物的調查，我們會發現：72%大陸旅客傾向花費在購物，其次是飲食（13%）、娛樂（8%）和觀光（7%）。很可惜該項調查並沒有進一步的數據，讓我們知道有關大陸內地個人遊旅客在香港觀賞文化活動的情況。但大陸內地個人遊旅客來港的目的，主要是購物，卻是不爭的事實。試想想尖沙咀南沿海一帶的文化區（包括文化中心、香港藝術館、太空館等），跟名店林立的廣東道只有一街之隔，來港主要為了購物的內地旅客，又會否「自然」成為尖沙咀南政府文化群落的準觀眾？若自由行能否為發展經年的尖沙咀南文化群落「自然」帶來觀眾也成為疑問，未來票價不算便宜的「高鐵」，又為什麼在通車後，「我們的觀衆群至少是廣東加香港，大約6000萬居民」？

融合真的有利於香港文化的發展？
筆者近來跟一位來自廣東的年青研究生聊天，當問到她對香港的印象時，她的反應是：「香港的文化過於單一了！」當我再追問她所指的「單一」意謂什麼時，她直言香港似乎以消費購物為主，沒什麼文化上的特色。這似乎跟2006年中文大學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暗合。在該項調查中，有58%受訪的中國大陸遊客，便認為香港缺乏本土特色。

其實，同樣的評語也見於2004至2006年期間，香港藝術發展局委託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所進行的「本港藝團與內地交流資料結集和分析」研究計劃的結果中：「從交流項目內容而論，比較外國的藝團，香港藝術沒有太突出的特色：論民族性，不如內地某些『國字號』院團；論西方文化，不如外國藝團。亦有意見表示，香港的現代舞雖然前衛，也較內地優秀，但未必為內地的觀眾所接受；除了流行文化外，內地觀眾目前尚未欣賞到香港的藝術代表性。」固然，香港的特點在於文化上的多元開放，而香港亦通過藝術節與主辦節目，經年引入不同有份量的國外藝團與節目，這無疑對內地觀眾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問題是，當愈來愈多國外藝團可以直接進入國內市場，無需取道香港，「高鐵」的快速通道是打開了，但對於國內的（準）觀眾來說，「一小時生活圈」似乎也嫌太慢了。

當然，現實是辯証的，要吸引內地觀眾，香港政府以上文化界大概可以把打造香港成「亞洲文化交流之都」，着意引入更多的國外節目。固然，文化上的多元開放將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但當文化政策以至市場策略都過份傾斜，本土文化的發展會否反而萎縮，以「自証預言」的方式，引証國內有關「香港缺乏本土特色」的印象？

另外，將文化發展僅僅跟觀眾數目掛勾，其實是進一步強化「文化發展＝文化產業化」的港府論述，而略去了文化所同時具有的凝聚社群、增權、教育、培育創意與批判思維、促進社群內部了解等功能，在大部份文化資源仍然緊握在政府的情況下，香港的文化發展會否更單一？天價高鐵方案通過，又焉知非禍？

「高鐵」到底會為香港帶來怎樣的文化衝擊？大家就等着瞧吧。

《C for Culture》 2010年1月號

誰不是菜園村的村民──獻給我父輩的那一代人

小西 — Wed, 20 Jan 2010 16:53:23 +0000

攝影：柏齊

四十三年前，我是一名嬰孩，時年丙午，後來聽我大學時代的古籍老師說，那是六十年難得一遇的雙火之年（即天干地支皆為火），世局必逢災變。結果，那一年神洲變色，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浩劫一啟便是十年。翌年，文革赤紅的巨火已漫延至深圳河的對岸，據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蓄勢待發，將與香港的愛國左派力量裡應外合，過河解放香港。於是，影響了香港往後整整四十多年發展走向的「六七暴動」，終於在全港爆發了。

父親，不知道聽過多少次，在滿街「菠蘿」的日子裡，在爺爺的訓斥下，你或母親是怎樣在宵禁之前趕往託兒所，把我這一個剛滿一歲的小豆丁安全地接回家中。你跟爺爺都在大陸出生，是抗戰走難的一代，都深深體會到離亂的可怕。你們都怕社會動亂，但同時又相信中國人傳統的家庭價值，願意為家人無私地打拼，一磚一瓦的為父母妻兒建立一個和樂安定的家。

為家園而戰
父親，或許你最近也有聽聞一批被稱為「八十後」的青年人，正在積極反對政府希望強行通過的不公義高鐵方案。他們苦行、斷食，目的只是為了看見荒謬的終止。有人說這批年青人「搞事」、「反叛」、「激進」，破壞香港的繁榮安定，阻止高鐵盡快上馬，就更是進一步令到香港邊緣化，無法跟上中港融合的步伐。而他們做出苦行、斷食等等「激進」的行為，也不過是因為無法上位，希望藉此引人注意，為燥動的情緒尋求發洩的途徑。

但這些講法都是真的嗎？其實，你只要到現場或網上看看，若果說這一批年青人「激進」，你便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選擇像苦行那樣靜態與慢板的行動，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如此謙卑與親近大地的姿態。他們為了保護像你們這一代老香港在這一片土地上辛辛苦苦所親手建立的家園呵！傳媒早前早已披露，為了興建高鐵，不單位於石崗的菜園村將會被無情拆遷，就算是市區位於高鐵之上或附近的居民，都將會可能面臨拆遷與受高度噪音騷擾的命運！跟這個號稱「早已咨詢十年」的基建直接有關的地方居民，尚且被長期地蒙在鼓裡，在香港政府與發展商貪婪的推土機邏輯底下，尚有多少土地，尚有多少的菜園村，尚有多少像你們一代所一手一腳建立的家園，將會在更浩大的都市建設大計下，被消滅，被埋葬？

所以，不管是八十後青年，還是菜園村的村民，他們所要捍衛的，都不單是抽象的公義和理想，或一條小村的利益和福祉，而是整個香港以及你們一整代人的辛勞和成果！記得唸小學的時候，曾經聽過一個故事。話說荷蘭是個水國，四面環水，舉國的安危都要靠堅固的堤壩護持。有一天，有一名小孩發現堤壩出現了缺口，事態危急，他唯有以手指堵着缺口，捨身拯救舉國人民的性命，讓其他人來得及修補致命的裂縫。告訴我，這不就我們八十後青年的最佳寫照嗎？

八十後是為了我們贖罪呵！
父親，我明白你們這一代對社會動亂的害怕，無論是八年抗戰，還是六七暴動。但歷史總是吊詭的，不少當年的「激進青年」，今天卻晉身議會，成為最溫純與沉默的舉手機器，為毁家滅族的大計開路。

對不起，是我們作為兒子或女兒的整整一代人（無論是1950、1960，還是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不夠努力，沒有成功阻止權貴一步一步的，摧毀你們一手建立的家園。尤有甚者，我們當中甚至有人願意為虎作倀，成為權貴的幫兇，正在大地上劃上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任其潰爛。文化評論人陳雲兄說得好，八十後青年們是為我們贖罪呵！也為了你們這一代的辛勞與努力而戰。

最近，在紐約看了不少有關後金融危機的反省演出，我對其中的一個演出的印象，尤其深刻。獨腳戲的主角，是自小被遺棄的孤兒。雖然他自小孤苦，但卻憑着個人的努力，事業有成，最終成為了金融市場上舉足輕重的新貴。但金融危機卻突然讓他有機會停下來，想一想：「若果發展不是無限的，那麼資會主義社會將要依靠什麼來繼續發展下去？」他想到的答案是：靠破壞，靠拆毁已有的，來換取更多。父親，跟你們那一代初來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已不是一片荒蕪、有待開發的土地了，它已是一個物質過盛、同時也貧富極為不均的大都會。但我們貪婪的權貴，卻要無情地破壞與拆毁已有的，目的只是為了換取更多。過去十年，在一個又一個都市重建的項目中，到底有多少個家、多少個社區被無情地拆散？有多少老人家因為頓失社區網絡而不得善終？我們是否也應該停下來，好好的想一想？

父親，我們是為了你們這一代而戰
今天，我要為八十後的青年、菜園村的村民，送上遙遠的祝福。父親，是你以你的言教與身教，教我要成為正直、善良與重視家庭責任的人。我知道我們之所以有今天的自由和幸福，完全是靠你們這一代的辛勞努力與無私奉獻。為了你，我們不得不盡力阻擋無情的推土機，不得不向高鐵說不。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八十後，誰，不是菜園村的村民？

狗眼看中大

小西 — Sun, 06 Feb 2005 07:02:38 +0000

最近中大為國際化問題鬧得風風火火，肥力把"中大四十年"網站中一篇有關國際化問題鬧得風風火火，肥力把"中大四十年"網站中一篇有關中大"語文精修"課的文章的連結貼了上來，但路徑不通。

順道在"中大四十年"網站瀏覽，把〈我和我知道的酸酸〉（節錄）再讀了一次，還是很感慨，眼角有淚。

相信現在已不會有多少人知道中大"阿狗"、"躪癱狗"的歷史，但九十年代曾經在中大校園生活過的，無論喜歡與否，"阿狗"或多或少都曾是她/他記憶的一部分。

阿狗卒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時，即我通過碩土論文口試之後不久；之後，阿狗與我都離開了中大，我間中回中大時卻再也找不到阿狗了。

有時想，若果阿狗當年並沒有死，而是基於某種特別的原因暫時離開了中大，現在它回來了，它還會認得牠的中大嗎？它還會認得現在變得像玻璃蒸籠一樣的snack bar嗎？它還會認得現在變得像酒店大堂一樣的馮景禧樓地下嗎？它還會認得那些現在變得靈魂暗淡甚至失掉靈魂的中大人嗎？當然，在這個一味靠豪裝、我們已不再認識的中大中，阿狗連是否真的能回來，也很成疑問。

阿狗與我已離開了中大多年，我間中回中大時卻再也找不到阿狗了，因為我再也找不到我的中文大學了。

紐約地鐵無褲日

小西 — Mon, 11 Jan 2010 03:02:14 +0000

今天看了Lars von Trier的新作《Antichrist》（2009年），實在太震撼，稍後再談。

為了鎮驚，從MOMA出來後，我破例到了附近的咖啡店買了一杯咖啡連coffee cake(平日通常只會買咖啡)。驚魂稍定後，趁還有時間，打算搭地鐵往聯合廣場，在那兒附近逛逛。於是，沿着美國大道走，走到中央公園南，便上了黃線車往下城前進。

等車的時間，留意有一名下身只穿了短褲的少青經過，他向一名青年問路，問若果要搭六號車，要怎樣走。近日紐約非常冷，平均溫度是零度或以下，看見一個這樣只穿短褲的少青，實在令人奇怪。明顯地，我不是唯一一個感到奇怪的人，四周都有留意到這位少年，且感到好奇。慢慢地，我發現愈來愈多只穿短褲的男男女女，在面前或對面的月台出現。他們跟一般等車的人沒有分別，而且若無其事似的，只是下半身跟四周的氣溫構成了奇異的反差。上了車之後，發現不斷有短褲黨出現，我心在想：是在搞政治行動嗎？我問身边的陌生男子：「How all these happen?」他只是聳聳肩，然後說：「It's New York!」

在聯合廣場站下車，遠遠便聽到沸揚的人聲。原來一大群只穿短褲的男男女女，已經圍繞着一支街頭音樂藝人，載歌載舞。還是搞不慬，於是問身边的陌生短褲男子，所謂何事。他也只是聳聳肩，然後說：「Perhaps they just forgot theirs pants」。上到地面，才發現聯合廣場已站滿了短褲黨，情況猶如嘉年華會。有些底褲黨甚致在廣場對面商場的玻璃櫥窗起舞，而廣場上的同黨則報以熱烈的歡呼。

後來回家上網搜查，才知道這個行動叫No Pants Day，是一個世界性的活動。而紐約的這一個版本，則叫The No Pants Subway Ride，由2001年於紐約創立的表演團體「到處即興」（Improv Everywhere，簡稱IE)發起。No Pants Day舉行的日子因地而異，在紐約則通常在天寒地凍的一月。

「到處即興」由Charlie Todd所創立，口號是：「We Cause Scenes」。事實上，這位人兄脆計多多，除了這個無褲行動，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網絡上熱播的《Frozen Grand Central》，也就是二百人在紐約Grand Central站同時凝固不動五分鐘。

不過，The No Pants Subway Ride最初也招來了警察的干預。在2006的行動中，八名短褲黨便被警方拘捕，並控以行為不檢。但有趣的是，控罪在法庭上得到撤銷。2009年1月的The No Pants Subway Ride，更有1200人參與。事實上，警察也有來干預，但似乎只是說說而已，見怪不怪，隻眼開，隻眼閉。不錯，It's New York!

但No Pants Day是一項政治行動嗎？是，也不是。Charlie Todd便曾經解釋，行動只為了摶君一笑而已。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一個活的公共空間，其實是由群體、想像力與幽默感所打造出來的。是不是很無聊？有什麼比現代社會還要無聊？香港有沒有可能發生「無褲日」，大概只有廢除了功能組別，才有可能吧。

廢除功能組別!!

1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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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的陽光──給苦行者

小西 — Thu, 07 Jan 2010 07:29:09 +0000

紐約的氣溫是零度，有陽光
2010年1月4日，大節過後
一切如常。我站在五十三西街的街頭
正等待一杯廉價咖啡的暖意
偶爾嗅到蜜糖花生的香氣
聽地鐵在腳下隆隆經過
偶爾在渠板上吐一兩口白煙

你們或許仍在睡夢中
跟早已告別的朋友說再見
感受青草向腳底沁透的水氣
風突然靜了。然後你發現
這是你嫲嫲的夢

或許，你徹夜未眠
正為明日的行腳籌算
你總疑心種籽
會自你冒汗的雙手溜走
然後是老婆婆的背影
時間靜止的飯香
土地，天空，眼淚

或許，你正在想像
早已重複了千百次的動作
仰首，前行，伏下
仰首，前行，伏下
如此專注，如此安靜
竟沒有留意種籽發芽
把前行的同伴們
連成一片鮮嫩的緣意

2010年1月4日
在快將退去的零度陽光下
我正在一間精緻的藝術館
觀看幾齣有關波蘭的紀錄片
有不同年齡的裸身男女
在密室中企圖重演
上一個世紀的死亡遊戲
有不同種族的基層婦女
過着大同少異的生活
以同樣熟練的手勢
為陌生人的腸胃
為自己的孩子
提供家的感覺

2010年1月4日
聽說海洋的另一端也有陽光
我想像你們正在穿過
一間燈光搖晃的密室
正穿過一群強悍的婦女
正穿過花生的香氣
正穿過嫲嫲的夢
所有人的夢
讓種籽回到
帶點腥甜的大地

7-1-2010 紐約

在公共與士紳化之間：略談紐約的「高一線公園」

小西 — Thu, 31 Dec 2009 04:43:51 +0000

上星期日（27-12-2009）終於去了「高一線公園」（High Line）。

來紐約之前，新認識的建築師朋友M知道我來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看美國的都市再發展項目，於是便向介紹了「高一線公園」。「高一線公園」建於上一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原本是曼哈頓西的運貨火車的軌道。「高一線公園」原址在Chelsea區，原本是紐約的工業區。跟很多前工業區的命運相似，隨着去工業化，Chelsea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有大量畫廊湧入。雖然，非謀利機構Dia:Beacon才是首個把畫廊文化帶進該區的火車頭（1986年），商業畫廊始終是該區畫廊文化的主要推動者。

隨着Chelsea的士紳化，該區多了不少高級食肆、名店、商場，甚至高級住宅，而「高一線公園」可算其中重要的一步。事實上，隨着洲際貨車運輸的發展，美國五十年代的火車貨運業績已開始下跌。結果，「高一線公園」原址的軌道，也就在1980年正式壽終正寢。八十年代中，一群擁有「高一線公園」原址下土地的業主開始遊說紐約洲以及市政府清拆原址鐵道，因為他們是以反映了Highline地役權的價錢來購入那些土地的。但該批業主的美夢卻被住在該區的居民Peter Obletz打破。身為鐵道愛好者的Peter Obletz決定入稟法庭，挑戰業主們清拆的大計，並希望鐵道復用。

1999年，居住在Chelsea區的Joshua David與Robert Hammond成立了「高一線之友」（Friends of the High Line），開始大力倡議保育「高一線」，並開放為公共空間。經過多番遊說、專家研究、公開設計比賽後，「高一線公園」的保育翻新工程終於在2006年4月破土動工。「高一線」原本的走線很長，由Gansevoort Street起，經West Chelsea，直至Clinton/Hell's Kitchen。「高一線」以西是Hudson River，東面是Chelsea。「高一線公園」第一期於2009年6月開始對外開放，遊人可以享受自Gansevoort Street至二十街的美景。現在，「高一線公園」由紐約市政府所擁有，管轄權則歸於紐約市的公園及文娛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 Recreation）。至於公園的保育與營運，則由「高一線之友」負責，以私人基金應付基本開支。

或許因為是周日，「高一線公園」可算是人山人海。雖然風很大，但陽光也很好。現在公園除了保留部份長了野草的鐵道外，也加建了一些設計人性化的座椅。在公園一側，你有時會見一些情侶或個人躺在偌大的太陽椅晒太陽，hea。

不過，發展商又怎會放過這樣的無敵河景。事實上，你會在「高一線公園」以東發現不少沿線發展的高級樓盤，例如「西18街459號」、「Caledonia」、「西19街456號」等。前兩者的賣點是乾淨企理的高級住宅，而後者則是環保建築，以及結合二十世紀初的藝術家工作室與工業建築風格的住所。不過，三者都不約而同地以「高一線公園」為賣點。

除了住宅外，「高一線公園」也有把古蹟翻新為商場的例子，例如原本為National Biscuit Company所擁有的Chelsea Market原址建築群。九十年代，Chelsea Market原址建築群由Irwin B. Cohen所購入，並改建為樓上的辦公室以及地面的「後工業主題商場」：Chelsea Market。Chelsea Market基本包留了原有的工廠建築格局，有時部甚至故意保留原有的廠房殘跡，但現在你卻在這裡找到企理的書店、食店、香薰店、名店以及有機食物市場。

公園，又點只公園噤簡單。有時想，就算民間爭取西九建大公園的方案成功，也難保不會成香港的「高一線公園」。不過，我倒覺得「高一線公園」的政府與私人（非謀利）合作的模式是值得參考的，而紐約公民社會如何以介入公共空間的打造之努力，就更是一部意含豐富的西經。

30-12-2009

附：

「高一線公園」的地圖
Chelsea畫廊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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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周記：黑夜給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小西 — Wed, 16 Dec 2009 23:21:41 +0000

明天便是立法會財委會就高鐵撥款，進行審議的日子。正如阿藹上周在「編輯室周記」中所提到，一如以往碰上社會上的重大事件（例如05年的反世貿、06年的天星運動、07年的皇后運動），獨媒編輯室又因為高鐵亂作一團。

這是什麼？這是「第二次殖民」啊！
由於身在彼邦，最近1129與1203的反高鐵動員，都無法親身參與。然而，隔著一個大海，除了感受到那股跟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社會運動有點不同的情緒和氣氛外，我真切感受到這一場曠日持久的社會運動的幅員廣闊。事實上，反高鐵運動所悠關的，已不再單單是菜園村的生死，而是百年殖民的「業」。智良說得很好，回歸的十二年來：

「一直進行著的，或許可以叫做『第二次殖民』，與前朝殖民者勾結、附庸管治的利益集團，承襲了經歷一百多年殖民時期沿革變遷、深化細緻的管治架構、權力、利益架構，做一點很有中國特色的改良修正（譬如成立『臨時立法會』、要求『人大釋法』、『專家說三道四』那種），再一次、進一步、更徹底、最赤裸的向另一個宗主出賣生活在此處的人所產出、所有的一切，以『政治忠誠』交換分治香港的代理權。

官員說是『區域融合』，實際上是割地朝貢，把一個地方之所以為一獨特『地方』的一切特質、風物民情消滅、清空，把民眾與地方的依存關係、生活網絡切斷，任意遣散，變成一塊空白的處女地盤，建成地產花園出售予中國新一代的『社會菁英』，為熾熱到隨時爆破的內地城市房產市場舒壓、為大量不知怎樣最近才富起來的市場新貴於大陸無法清洗的熱錢流提供出路，原本住在港九新界及離島各處的『庶民』、『賤民』，都得淘汰，或逼迫、或誘騙上樓，只能天天揾朝唔得晚『量力而為』棲身於更偏遠、生活條件低落的『新區』，或更不見光的角落。或境外。」

事實上，這個回歸以的（後）殖民大計，已燒到愈來愈多人的頭上，不少人在二戰或49年南下以後，所一手一腳辛辛苦苦地建立的家園與生活，都逐漸被愈來愈赤裸的金權吞食。菜園村的村民也好，受高鐵走線影響的不同地區的區民也好，在市建局與發展商夾手夾腳下被逼遷離舊區的星斗市民也好，因為領匯而被逼捱貴租與壓緊日常生活空間的公屋商戶／居民也好，這已經不再是一場少數人的戰爭，而是全民的戰爭了。若大家看看那份同樣地無聲無息地出台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我們便知道殖民的巨爪已老實不客氣地伸到新界東北地區，而居住在粉嶺、上水、古洞與打鼓嶺人數近萬人的村民，將會受到牽連，或被拆村，或要忍受不必要的環境染污問題之苦。而好端端的南涌，則要變身燒烤場。殖民是歷史的傷口，但第二次殖民呢？是大地的傷口。

最近，規劃及發展局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於粉嶺聯和墟舉行第二階段公眾參與諮詢會，一如以往，諮詢同樣的敷衍。還幸的是，經過紅灣事件、西九推倒重來、03七一、04反世貿、06天星、07皇后、利東街以及一浪接一浪的舊區重建運動，香港市民已經沒有過往那麼「順攤」，告別犬儒，自我增權。

打開政治的傷口，五區總辭
歸根到底，還是政治體制的問題。面對現有政治體制的不公、政改二十年如一日的蝸牛步，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藉由五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分別在五區辭職，在補選過程中，以單一議題作政綱，將投票行為變相成為公投表態，未嘗不是出路。社民連與公民黨等已明確表示將會參與五區總辭，惟有民主黨一直猶豫不決。一如所料，民主黨在上周末會員大會議決中，終於以大多數通過否決參與五區總辭。面對民主黨這個選擇，安徒最近更引經據經典，並乾脆稱之為「事先張揚的政治自殺事件」。但正如安徒所說，是否參與五區總辭，的確是一個哈姆雷特（Hamlet）式的提問：「活下去還是不活下去（to be or not to be），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這是當下香港政治人物的存在困境。對，這是決擇的時候。

面對如此具爭議性的決擇，自然有人同意（見《聯署：呼籲民主黨派參與公投運動》、《我撐硬五區總辭！》、《虛己，激進與政治性》），有人反對，有人提出修訂，但不容置疑的是，香港政制已來到了不得不變的關口。在NOW電視節目「時事全方位」上何俊仁與黃毓民上就五區總辭的辯論中，何一直強調需要以理性協商精神，來處理五區總辭與政改問題。但正如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穆芙(Chantal Mouffe)所言，跟自由主義的假設不同，民主與社會運動不單關乎理性協商，也涉及情感上的動員。面對香港現在如此半死不活的政治局面，我想反對五區總辭人士最失策的，並並非是否背棄民主，而是跟人們的集體情感失諸交臂。

八十後的希望
但在建制以外更廣闊的空間（或更狹窄與艱難的空間），看見八十後青年們為反高鐵、爭追五區總辭，甚至抗議唐英年獲中大頒博士學位所做的種種，我看見了希望。不錯，反高鐵的青年大隊多月來行動上的五花八門，的確令人耳目一新，由各式生鬼海報、短片、以投映器在立法會外細打上反高鐵字樣、請不同的人撰寫請假信範本、十八區的動員Party到1218前一連三日圍繞立法會的苦行，不一而足。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一種心態上的轉變，用阿藹的說法，這是一場磨練，証成的大概是羅永生所言的主體性之誕生。坦白說，當我隔著一個大海看著「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手掌護着種子和白米，沉靜肅穆地一連三日圍繞立法會苦行，我忍不住掉下淚來。當我讀到他們行動的採訪通知：「種子和稻米緊握在我們的手中，盛載果實與未來。我們專注﹑默想﹑耐久，沿立法會繞圈慢行，時而以前額及前臂(雙腳跪下)伏地舒展。以靜謐的身體點燃立法會本應秉持公義的情志，誠如無聲的抗議。普羅市民一圓一角辛苦積蓄回來的669億公帑，政府必須珍視並用得其所，更應讓在香港紮根了五十年的菜園村及其擁抱自然生活的文化繼續承傳下去。我們用溫柔的雙手保護稻米和種子，不讓其撤落在地，不讓其隨之淡忘，不讓其瞬間消失，是以象徵年輕人對香港的承擔，對未來的想像。」，以及「為民主下跪」的青年們的不卑不亢與可愛，我發現一個全新的香港，正在劇烈的陣痛中艱難地誕生。很奇怪，兩個行動都選擇了下跪，但我覺得那並不是卑躬屈膝，而是放下身段，更接近佛教所講的「無我」。

這是決擇的時候，也是告別的時候。

專注﹑默想﹑耐久
專注﹑默想﹑耐久，對呵。最近，台灣的昭慧法師來港弘法，並接受甘甘的訪問。法師多年來積極入世，參與不同的社會運動，在社運、宗教、女性主義運動中走過十多個寒暑。最後，我願以昭慧法師與同行的性廣法師的兩則社運身心貼士，借花敬佛，轉贈所有八十後的青年們，以及所有紥根於此的香港人：

「嗔惱很大，會有很多不舒服，嚴厲懲罰自己。久了怎會不得腫瘤，高血壓，心臟病，腸胃病，都是情緒招來的。一定要先觀照自己，這是投入社會運動中，細水長流的保護法。不然很快就變烈士，還未給別人殺，已經跑到病床上，因為全身都病。」

昭慧法師說，任何信仰也可靜坐禪修。方法是，首先讓心安靜下來，在身上找一個中性的力量，保持平穩。然後訓練專注力。「訓練久了，每當生氣，只要做一個動作拉回來，你就不生氣了。嗔惱或憤怒就像人家丟出來的垃圾，我們又為何要把垃圾帶回家中？」

在旁的性廣法師繼續解釋禪修如何從無我開展到慈悲。「人最為困難，因為有我存在。有我的好處知道要活下去，餓了要吃，會保護自己。但有我的麻煩在，從此我們兩個人就區分開來，你的疼痛跟我沒關係，或當我認為你是導致我痛苦的原因、阻礙我成功，我就想要跟你對立，跟你對抗。所以當『我』打開以後，人再沒有我執，真正的慈悲才可能出現，能夠關心到所有人的痛苦跟歡樂。」

路還長，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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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真的好，都在看跳舞

小西 — Tue, 15 Dec 2009 20:01:35 +0000

這幾天真的好，都在看跳舞。周六到布魯克林音樂學院（BAM）看澳洲舞團Chunky Move的Mortal Engine；周日因為下雨，躲在家裡看日本電影《舞吧!昴》；今日則去了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的Segal Center辦的Pina Bausch紀念活動，看了幾場Pina Bausch作品的放映，還有一場討論會。

Mortal Engine本身並不沉悶，跟很多新媒體劇場作品相似，玩的是舞者與電子合成影像的互動。不過，跟早期的新媒體劇場不同，Mortal Engine的電子合成影像並不是預制，然後再跟舞者的身體配合（或反過來）。依照現在的科技水平，電腦把舞者在舞台上的動作即時轉化為電子合成影像，實在是輕而易舉。Mortal Engine則通過舞者的身體，即時幻化令人眩目／耳的電子合成影像以及聲效。一幕一幕的奇觀，煞是好看，但我卻不為所動。比那些把人壓縮至零的物化劇場好一點，在Mortal Engine中，我還看到人。但只一點點而已，因為人在這個作品中，只是引發奇觀影像的數據源。人而非人，其實跟物無異。不過，Mortal Engine最叫我不為所動的是，Pina Bausch經常問的那個問題：我關心的不是如何舞動，而是為何舞動？Mortal Engine為何舞動？我看不到。

《舞吧!昴》是日本電影，但導演是香港的李志毅。依照湯禎兆的分類，《舞吧!昴》屬於日本電影中的體育勵志片的少女版。《舞吧!昴》有點老套，揉合了勵志、親情、友情與小子模式。雖然電影不一定拍到舞蹈的神髓，但拍來很乾淨。女主角是那種倔強女角，最可貴的地方，是不會硬生生把電影搞成一部愛情片，舞者是舞者，舞蹈是舞蹈。

至於Pina Bausch，太好了。一個下午一口氣看了她的兩個經典：《Café Müller》與《交際場》老人版（Kontakthof）。多年前看過《Café Müller》，大概是在進念吧。這麼多年，最記得是其中一位女舞者在椅子間跌跌碰碰，在旁在侍者忙不迭地為她挪開椅子開路。根據Pina Bausch自己的解釋，《Café Müller》的靈感來自童年在咖啡館的經歷：她在一張一張桌子的底下走來走去，窺看到的，是成年人關係的複雜。這次重看，除了留意到很多之前沒有留意的細節外，令我最深印象的，是Pina Bausch自己担當的那位獨舞者。在演出中，她從不跟其他人有接觸，只是像影子一樣，時而重現其他人的動作，時而顧影自憐。Pina說這是關於孤獨的作品。看著她在舞台上的舞動，我突然想到一個小孩初次接觸到她所不能理解的成人世界時的孤獨。

至於《交際場》老人版，早聞其名。《交際場》是Pina Bausch七十年代的舊作品，但這次放映的，是2000年她跟一群Wuppertal的老人家重排的版本。身體是有歷史的，同一個作品結構放進了不同的身體，便有不同的故事。而老年人的身體，故事特別多，也特別令人感動。之後的討論會也很好，由Pina Bausch專家Royd Climenhaga與《紐約時報》的舞評家Anna Kisselgoff負責。討論會的水平很好，有資料有分析有辯論，觀眾提的問題與論點也有一定水平，不像香港有些演後座談那麼令人如坐針氈。

根據Royd Climenhaga，《交際場》還有青少年版。英國試過三個版本一口氣演，一個版本149分鐘，有數得計。

14-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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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發展（商）共舞

小西 — Mon, 07 Dec 2009 04:45:52 +0000

今日，到了曼哈頓南的唐人街與南街海港（South Street Seaport ）附近，分別看了兩個發展商有份參與的藝術計劃，一個叫LentSpace，一個叫La Superette，而兩個計劃的中間人都是南曼哈頓文化協會（Lower Manhattan Cultural Council ，LMCC)。1973年，LMCC由大衛。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與其他商界和公民社會領袖所成立，目標是豐富曼哈頓南的文化藝術生活。

LentSpace與La Superette相似，都是發展商暫時借出空置的土地或單位，而LMCC則穿針引線，找來藝術家、建築師等，點石成金。先說LentSpace。LentSpace主要是把位於Canal Street、Varick Street、Grand Street與Sullivan Street交界的一片空地，臨時改建成為一個公園。在這個公園中，分別放了七件裝置作品以及供人休憩的木椅，沿著Sullivan Street的一道木柵，則是另一件平面設計作品（我倒認為是裝置）。一如所料，這片空地是待發產業，發展商Trinity Real Estate在附近擁有不少物業（大部分物業的租客都是專業與創意行業的公司），而LentSpace則位於這個物業帶的角位。

至於La Superette，則屬於其Swing Space計劃下的一個受資助項目。在Swing Space中，LMCC除了穿針引線，為藝術家與文化機構找來有趣的空置單位外，還會提供三百到三千美元的津貼（但自2009年5月開始，這項津貼暫停）。至於La Superette，則是一個臨時的藝術市集，你在那裡可以找到獨立藝術家與設計師，所創作／制作的作品，有衫有袋有小飾物有土炮香油有小書。此外，音樂表演食物自然少不了。今年，La Superette已經是第十一屆，而地點則位於南街海港附近的前街(Front Street)的一個空置舖位。這個舖位由發展商General Growth Properties（GGP）借出，位於該公司與紐約市政府合作的“南街海港第十七號碼頭活化發展計劃“的鄰近範圍。第十七號碼頭是古蹟，除了保留Tin Building，GGP還會再加建酒店、住所、零售商場與公共空間，而下城的步行街則會伸延至第十七號碼。

根據南街海港計劃的網站，該計劃其實是911以後，南曼哈頓再發展大計的下一步。重建世貿中心固然是該大計的重要一步，但計劃的大手現正向南移，而商場老手GGP則銳意把南街海港打造成消費休閒區。另外，在該計劃中，你基本可以找到“活化古蹟“、“社區“、“文化“等所有當時得令的元素。La Superette是什麼？平靚正的文化活化、PR，空置單位臨時活用，兼睇舖（加送平價藝術品與藝術家）。

其實，香港會否向這方向走？

6-12-2009

LMCC LentSpace Construction Timelapse from Lower Manhattan Cultural Council on Vimeo.

當Tim Burton碰上MOMA

小西 — Fri, 04 Dec 2009 00:47:16 +0000

到MOMA看了Tim Burton回顧展。星期五四點可以拿免費票入場。我大約三點八到場，門外已打了蛇餅。等了約半小時終於可以進場。紐約天氣冷，站在街頭等時要不斷踏腳。平日，成人票是二十元，若果你認為一年之內會經常到此看展覽，可以入會，年費是七十五元。賠同會員入場的，則每次五元。一般而言，MOMA朝十點半晚五點半，除了周二，一周六日開門，但周五則延至八時休館（七至八月則八時四十五分休館）。ACC的同事叫我千萬別去免費場，因為人太多了。但我喜歡看人，也想知道什麼人去MOMA，所以還是選了星期五。

今次到MOMA，主要是為了Tim Burton，但到頭來反而並不覺得Tim Burton回顧展怎麼樣，看得很快。回顧展展出了不少Tim Burton的草圖、繪圖、動畫、電影造型草圖、模型，感覺有點像一個RECYCLE的展覽，MOMA用Tim Burton的創作剩餘物資，吸引大量的觀眾入場。我反而花了比較多時間在二樓的當代藝術館、三樓的攝影館與繪畫(Drawing)館以及四樓的繪畫與雕塑館。其實，繪畫與雕塑(Painting and Sculpture)館還有五樓，展出的是1880至1940年的作品，三樓展的是1940至1970年的作品。六樓則正在展出包浩斯的專題展，由於我走到六熡時，已逛了差不多三句鐘，腳軟，所以唯有等下次。

我最享受的，是看二、三樓的攝影館與繪畫(Drawing)作品。例如加拿大畫家Marcel Dzama一組廿五張有關候賽因被擄的作品Underground。Underground跟Dzama的其他作品相似，有大量童話中常見的小孩、動物、成人以及雜種生物，但打造的卻是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不過，那種暴力，不重，不時有閃亮的詩意。

值得一提，MOMA準許拍照（但不準閃灯）、畫素描，但Tim Burton回顧展卻例外。原因無他，錢作怪。另，地牢兩層則有Tim Burton的電影海報與宝麗萊作品展，並放映他所有電影作品。

27-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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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化與跨國搵食

小西 — Thu, 03 Dec 2009 22:41:30 +0000

昨日到四十西街的紐約市立圖書館申請圖書証。申請的程序很簡單，到三樓中（頂樓）的一個櫃位，先用電腦完成登記，取得確認號碼後，再往另一櫃位申請，文件則需要護照與機構推薦信。圖書証是即時取得的，一小一大，小的方便用者拿著它四圍走。基本上，所有在紐約生活、工作、上學的人或納稅人都可以免費享用圖書館服。

圖書館本身的建築很古典，大方而美麗，不會像香港圖書館那樣，建得像街市，或乾脆與街市合而為一。圖書館的藏書也不俗，雖然不少書是閉架的，只能在館內閱讀，不能外借，但總好過只有深雪、金庸等供你選擇，或要等圖書館用兩個星期把書運來。唯一麻煩的是，出入每一間藏書室或正門都要搜查袋子。我猜是因為圖書館的出入口沒有裝上電子警報器，而主要由真人把關。

由於昨日是世界愛滋日，於是傍晚到了市政廳公園，那裡有一個紀念活動，就是廿四小時內把過去因愛滋病逝世者的名字讀出來。活動的場地佈置很簡單，只有兩個資訊與支援帳幕，方便途人查詢與義工報到。此外，就是五個站台，由義工輪流上去誦讀逝者的名字。誦讀時間之間，會有人以不同語言誦讀主主辦者對美國政府政策的宣言。整個活動很簡單，但莊嚴，不用字體影像勁爆、行動噴血。雖然場內的人不多，但的確有市民排隊上台。你會感受到亡者的臨在，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關懷的市民化。

之後，到了位於Chelsea的School of Visual Arts (SVA) ，聽了一個叫Modernism and the Global Diaspora的座談。座談是SVA師生校友展“Octet”的活動，講者包括the Studio Museum in Harlem的總監與主策展人Thelma Golden、廣州出生的中國策展人侯瀚如、埃及與德國混血的藝術家Susan Hefuna、伊斯坦堡的the Platform Garanti Contemporary Arts Center的總監Vasif Kortun，而主持則是SVA的成員David Ross。朋友告訴我有這樣的活動，說座談可能會充斥著專業的藝術語言。結果，都是那些什麼“全球“、“在地“、“中心“、“邊緣“那些熟口熟面的概念，而引用的文化理論又是那幾個名字。例如，Guy Debord對奇觀社會的批判，竟成為一個雙年展的子題。“奇觀社會”居然成為了時尚的文化資本。這的確是當代的奇觀。文化研究在美國的情境中，竟變了幾個跨國搵食精英的LV（Susan Hefuna不是策展人，似乎較好）。最絕的是連對雙年展的批判，也可以變成文化資本。吃裡爬外不會令你兩面不是人，而是酷爆。這樣的時尚空談，大概在香港只會愈來愈多，最近有地方似乎也在搞類似的活動，而各大院校近年也在爭相介入這場語語遊戲。於是批判話語變成了文化資本、跟建制財團基金跳舞的入場卷。藝術向權力與金錢傾斜，為中環擴大版圖。

2-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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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非暴力遊行

小西 — Wed, 02 Dec 2009 16:53:29 +0000

早上開會。會後，由於要趕往一個在布魯克出發的遊行，胡亂的在開會地方附近的快食店買了一片PIZZA，居然要四美元。曼哈頓中心區果然貴，在東村這大概一至兩元便可以成交。

遊行原擬於一時出發，起點是布魯克Borough Hall，穿過布魯克大橋，然後以曼哈頓南的市政廳為終點。遊行的人不多，天下著雨，但氣氛卻很好。我來到時已是一時二十分，遊行還未出發，但過了一陣子，便開始了。途中跟一個婆婆與一位中年婦人談起來。婆婆是德國人，現在住在曼哈頓北的BRONX；中年婦人則是南菲移民，來了十三年，卻由於申請成為公民時，需要就是否願意為國從軍表態，而決定放棄成為公民。二人都很健談，談政治、德國人在紐約的歷史，還介紹我聽一個叫wbai的民間電台。她們說主流媒體都不說真話，或略過你的真話，只有wbai才說真話。看來天下烏鴉還是同色。

遊行本身是The World March for Peace and Nonviolence的一部分，2009年10月在紐西蘭開始，而紐約則是美洲首站。我奇怪遊行會在星期一舉行，她們說，這裡遊行一般都在周六舉行（周日則通常留給家庭），這次大概因為是一個世界性活動才如此。後來她們又補充，大概因為明日奧巴馬將就向中東增派美軍講話，所以才選擇在前一天進行遊行。後來，我在美國方面的大會網站，証明了後一種講法

花了大約兩小時，大家終於來到了市政廳。警察一邊忙著叫大家把架起標語的木桿除下（因為在市政廳範圍內，是不容許帶木桿的），一邊則在閘口為遊行者進行安檢。

由於新來，沒有跟他們進去。在附近的STARBUCK找一杯熱飲，只見一大群老伯老婆婆也在享用他們的STARBUCK荼餐，上厠所，驅去布魯克大橋的大風吹在他們身上的寒意。

30－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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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場地的活力

小西 — Mon, 30 Nov 2009 23:28:26 +0000

今日去了紐約東村的Theatre 80 St. Marks Place看一個小演出。Theatre 80 St. Marks Place的地方很小，大概只有藝穗劇場般大小。場地有很長的歷史，是家族生意。這個Performa的節目In Order of Appearance大概是租場節目，奇怪的是，場地人員都像把演出當成自家一般，散場時會第一時間進來拍掌，並夾道歡送觀眾。Theatre 80 St. Marks Place現在是Otway家族的產業，是私人場地，非媒利，有珍珠劇場（The Pearl Theatre）駐場，但仍需要找贊助。我開始明白香港需要的，並不是再多一些公家大場，而是更多的私人場地。

至於今日看的In Order of Appearance，是法國藝術家Aurelien Froment與比利時演員Youri Dirkx合作的演出。作品的意念不複雜，就是白紙搭建一個像白管子的空間，而演員則利用Froment所造的一批物件與道具，大玩同一物件在不同語境中的意義轉變。演出本身不是很有趣，雖然觀眾還是叫BRAVO。不過，票价不貴，只需要美金十元。

之後在附近逛了一陣子。很靜的區，地面的單位或地牢，都是些小店，時尚而小本經營的。回程之前，在St. Marks Place側找到一個精緻的書店，買的批判思潮書跟ACO的差不多，但BARNES AND NOBLES等大店卻會把CULTURE STUDIES之類的書，歸類為CULTURAL STUDIES。商業區跟東村還是有區別的。

22-11-2009

訪東初寺

小西 — Mon, 30 Nov 2009 23:32:13 +0000

終於到了東初寺。這就是聖嚴師父花了不少心血的道場。驟眼望去，東初寺更像一所社區會堂，位於紐約皇后區一棟兩層樓老建築內，據說“一樓原本是汽車修理行，清空後就作為大殿；二樓有一間可供十人打坐的小房間，還有師父的寮房；地下室則是打七時的居士寮房和齋堂。“由於我來到時，共修時間已開始，所以沒有上二樓與地下室。

跟法鼓山的許多道場相似，東初寺一樓的佈局很簡約，沒有多餘的佈置，除了近門口的接待處，就是大殿。大殿也沒有別的，就只有一樽佛像。

共修每星期兩次，一次在周二晚，大約個半小時，另一次在周六，由早上九時到下午三時。今晚，共修後大家拿出《正信的佛教》的英文本進行研讀。我新來，沒有發言，但看見他們以自己的文化語境，努力進入佛教的義理世界，那感覺倒很有趣。

負責帶共修的，是一個來自台灣的師兄，叫STEVE。法鼓山來自台灣，我在想台灣人那種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又或者是我想多了。

（圖：東初寺前住持果元法師（右）與信眾一起清掃下雪後的街道。從師父身上體會修行真義。）

24－11－2009

前衛死硬派與光之身體

小西 — Mon, 30 Nov 2009 23:38:02 +0000

今日下午去了Public Theatre，看Richard Forman的新戲Idiot Savant。戲有點無聊，大玩語言、後設、戲謔、荒謬等等，這些早已不是什麼新鮮手法，直至結幕，我都無法投入其中。Idiot Savant的導演與編劇Richard Forman，是本體歇斯底里劇團（Ontological-Hysteric Theater）的藝術總監。陳炳釗當年在紐約，便曾隨團學習，他把Forman形容為“前衛劇場的死硬派“。不過，戲真的有點無聊，感覺有點像台灣王嘉明那些一點也不有趣的哲學劇。好在演出個半鐘便完場，否則我要倒頭大睡了（現在是獨釣寒江雪）。

之後，去了Chelsea的James Cohan Gallery，看Bill Viola 的展覽Bodies of Light。這次展出的作品不多，有Pneuma（1994/2009）、Four Hands（2001）、Old Oak (2005）、Small Saints（2008）、Bodies of Light（2006）、Poem B (The Guest House)（2006）以及Transfiguration Series (2007-)。Bill Viola是錄像藝術的元祖級人馬。這次的作品，或投影，或以不同尺碼的LCD，並置影像。影像大多緩慢，並帶有因電子雜訊而起的粗微粒。但這批作品最感人的地方，正如展覽的大題，大概在於身體的展現。不是欲望的身體，不是色情的身體，而是本然的身體。看著Transfiguration Series中的各式身體漸漸穿過水瀑，走到亮處，而影像也漸漸由灰暗變成明亮。一尊尊的肉身就這樣不亢不卑地站著，然後再回頭，並漸漸地沒進黑暗。存在顯現，但又轉瞬即逝，作品的慢速卻把一切凝住，就像滿注這些身體（間）的愛。

Chelsea是紐約畫廊區的新貴，也是工廠翻新過來的區。跟香港那些類似的群集略為不同，James Cohan Gallery所在的26西街，不少地方的一樓（地下）大都也改成畫廊。得力於工廠的大間格，這些畫廊都相當寬敞，不管展示空間，或辦公室，都毫不吝嗇地以落地玻璃向外展示。由於來Chelsea已很晚，很多細節無法看清，能看到的，也有限。所以還是要擇日再來。

最後，路經一間位於Chelsea的“革命書店“，一海的紅書。也不知是一種時尚，還是一種反抗。

25－11－2009

BILL VIOLA
by B_A_S_Prod

探討當下被時代擠壓的創意空間：賣飛佛時代－－陳炳釗與梁寶山對談 (部分)

小西 — Wed, 25 Nov 2009 05:20:56 +0000

最近，文化界再一次集結起來發聲，「向高鐵說不」。以文化之名，向不公義的事物發聲，在香港社會已逐漸變得重要。

去年，一句「向西九說不」，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作品《哈奈馬仙》曾經掀起了熱烈討論。文化政策研究者梁寶山說：「我的一些社運朋友看《哈奈馬仙》看得很開心過癮，覺得好像很批判，終於看到劇場裏有人進行這樣的思考。」事隔一年，被指為《哈奈馬仙》第二集的《賣飛佛時代》將於本星期五上演，在反高鐵大遊行前夕，更突出了議題的迫切性。陳炳釗(《哈奈馬仙》編劇及《賣飛佛時代》編導)的創作視點，從上次一個滿帶焦慮的劇場工作者，轉移到一個滿帶疑惑的設計師身上，繼續向文化產業拋出問號，所呈現的時代背景卻比前作更為清晰──後沙士的香港和內地更緊密的香港。在戲碼正式上演之前，一直積極參與社會行動和文化研究的「文藝勞動者」梁寶山，與《賣飛佛時代》編導陳炳釗，進行了一次對話，就《賣飛佛》一劇的議題、當下藝術界、創意的出路，以及身處「文化轉向中」的年青一代的狀況，提出了彼此的理解。

日期：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
地點：前進進辦公室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對談：陳炳釗(陳)
梁寶山(梁)
整理：陳冠而

這種焦慮是需要的
梁：你是怎樣寫《賣飛佛時代》的呢？我收到文本的時候，一直覺得是《哈奈馬仙》的第二集。

陳：絕對是的。其實寫《哈奈馬仙》的時候是匆忙的，知道有些事情完成不及。因為本來不打算如此寫，只打算做《哈姆雷特機器》(Hamletmachine)的原劇本，但導演張藝生說，不如你寫一些香港的reference，穿插在其中。開了頭就發現事情不只這樣簡單……唯有繼續寫。

梁：你這次的創作有沒有受上次《哈奈馬仙》演出之後的討論所影響？

陳：一定有的。那時候我最主要收到兩個討論重點：第一是說我過份焦慮，現在還未去到消費文化令大家完全迷失的狀態，尤其在劇場方面還未去到那個境況，所以並不需要過早焦慮；第二個論點則指我的觀察太selective，現實未必是如此。第二點太難說得清楚，因為每個人對社會的觀察都有他的局限和傾向。但第一個論點我很不同意。沒錯，我是焦慮，但沒有所謂「太焦慮」；或反過來說，要求自己不去焦慮也不能抺殺焦慮本身的存在，不焦慮只能是一種慰藉，除非你已得道或找到另一種釋放，否則抺掉焦慮其實是「河蟹社會」裏的一種「你不要理會、不要去看那歪斜的大環境」態度，負面的東西你不要想，我們不如一齊努力搞中港融和、發展大中華文化吧。於是，我不知不覺地創造了一個極度焦慮的的人物「張智康」，是一種回應。你說我焦慮嗎？我便再焦慮點給你看。

梁：我讀劇本時，嘗試用我的位置來對話。我可以看見焦慮存在，而且會想那焦慮是否不合理呢？然而又想，當大部分人都沒有焦慮的時候，我覺得這種焦慮是需要的。譬如你避不開香港近年的狀況，以我的說法就是「西九效應」，一堆關於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的事情。當大部分人覺得很樂觀、很有期望的時候，我覺得不妨有人跑出來，用一個不那麼樂觀、不那麼有期望的角度去說話……下學期我會分別在兩間文學院開兩個差不多的課程，名字我都不記得了，但兩個課程都有「Creativity」這個字，一個是甚麼「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之類的，另一個也不相上下。你會看到那個泡沫是，連學院也在看市場的潮流而去開辦對應的課程。而我們常說的「Creativity」這個字，取代了從前我們說「藝術」這個字；而其實大家是向著兩個不同的方向去說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劇本真是一個好教材！回過頭看，蠻可怕的，很多八十年代提出的批判性的論述，其實現在才發生。

陳：例如呢？

梁：例如你也在談的消費主義，例如……「現實」，但那「現實」是一個後現代城市的「現實」。剛才乘巴士時，我一直在看著前面一個師奶的手，她的指甲流行裝飾得很漂亮的，又有花又有圖案的。我一邊看著那隻手，一邊想，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時代，連一個只有2 cm也不夠的位置，也要放一些「花臣」進去，才能有滿足感。其實這是很恐怖的。回想，這些東西到底從何而來的呢？從前是藝術的東西，現在變成一種用作充填所有生活空間的物質。再看下去，能夠擁有這些東西的人與不能夠擁有這些東西的人之間懸殊的情況是愈來愈厲害的。置放回看教育的脈絡也是此。然後我們已開始不把這些東西叫做「藝術」了，撇除了從前從人文主義角度去思考，改而為以消費功能去考慮這一切。雖然做出來的東西可能一樣，但背後的運作已經完全改變。我常常覺得這是很可怕的。上次看《哈奈馬仙》，我一些社運朋友看得很開心過癮，覺得好像很批判，終於看到劇場裏有人進行這樣的思考。之後我再想，為甚麼會找我(來和你對談)呢？有一陣子，我在電郵的署名中愛寫佛偈啦，但兩年前曾經是寫著「藝術家唔係善堂」的。那個十字路口完全是「向左走，向右走」的；很多時候那種混淆的情況、那種exploitation的情況是，他要壓你價，他要付錢的時候就會說，「為藝術犧牲」。但可能他根本是在做industry的事。所以角色上很能描述那件事情。更可怕的是「有入無出」。我很喜歡後面有一句(台詞)是「你要穿過你自己的反映」，那種即使要頭破血流才找到不知是不是出路的地方，我覺得這對於藝術家或文化藝術工作者來說，真的是此刻的現實。有時會覺得不知道做藝術作品來幹甚麼的。

要那麼多藝術作品來幹甚麼？
陳：「張智康」在玻璃房裏面的那個意象，或你剛才提到「藝術」這個字怎樣被「Creativity」這字取代，也許是源自同一種本土文化處境。今次的題材已經不同於歐陸背境的《哈姆雷特機器》(Hamletmachine)，上次《哈奈馬仙》裏拒絕再在舞台上扮演Hamlet的故事，我跟(聯合導演)菲倚解釋，其實是在談一種知識分子的困惑或焦慮，表面上講演員危機，實際上所謂的演員亦有一層很重的知識份子味道。菲倚第一句說話就是：「今時今日，還有人關心一個知識分子的困境嗎？」，她說這樣的故事是完全和群眾脫節的。這我也認同，所以這次《賣飛佛時代》的主角做了一個身份轉移，我在想，這個人物應該不是一個藝術家，他只是個文化產業參與者，最多他只會是一個designer。於是我寫了兩個人物，一個是已經在產業圈子裏頭打混了很多個年頭的中年男子，一個是站在設計專業門檻外的少女。一個很想逃出去，卻無法找到出口，另一個很想闖進去，以為進入了，卻發現還有另一個入口，好像總是被拒之門外。我覺得，當我把文化、藝術、創意、設計這些字不斷互換並置的時候，就好像進入了一個連自己也無法確定的存在空間。對designer這個職業，我沒有負面的意思，撇開工業生產過程來說，設計師也有自己的創造，但設計師做的事情在於服從某些產品或某些雜誌的市場規範，而他們所處身的困境其實和藝術家是相同的。別人會要求你做某些設計，或設計做了出來賺錢的不是你，而是被財團拿了去賺錢。

梁：我甚至不是去想最後錢到底是誰賺的問題……這幾年，看完一些藝術作品後會想，有些作品做來……即是我們要那麼多藝術作品幹甚麼？這種想法部分是因作品的質素而引發，部分是剛才那個問號：作品做出來最後得益的是誰呢？為什麼我們的生活要用那麼多「藝術」來充填？我們到底從那裡來那麼多的空虛？

陳：是的，所以我會問，我們需要那麼多文化節目來幹甚麼，如果我自己已經可以去除生活上的焦躁不安，可以鬆弛到神經，已經能找到自己一種自在的生活狀態，我還需要這麼多「花喱花碌」的文化藝術商品嗎？

梁：甚至設計也是的。設計方面更明顯，很多東西是Over-designed的。話說回頭，你這裏選取了所謂「產業」，即是我們還有一個議題，雖然上次有人已經質疑是不是可以這樣二分(藝術創作與文化產業)，但某程度上我覺得這個二分法是需要的；當我們裝作把事情混為一談的時候，其實掩蓋了真正的問題。由資助制度到評論，我認為是需要有分別的。劇本中設定了一個產業的從業員，這令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教書經驗︰前幾年教Poly，year 1的學生要看一篇文章，是Richard Florida的”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當時第一次教我其實未察覺到他背後整個論述是甚麼，他裏面談的是一種新的Work ethics，當然他的講法很浪漫化，例如Creativity不是朝九晚五像開燈關燈那樣的，是廿四小時都可以發生的；又說到這班人的生活是很「爽」的，遊戲時工作，工作時遊戲。完全是(劇中的張智康)那些東西來的──「熄唔到機」。「熄唔到機」其實是很恐怖的。電腦也是啦，何況人腦。所以為甚麼我覺得(《賣飛佛時代》)是一個可以拿去教書的文本呢，其實裏面很具體地說明了我們現在浪漫化了的狀況另一面。

中學生：創意產業是「圍埋一班人」
陳：《賣飛佛時代》分三個部分，第二部分有關五月時候發生的「旺角賣帽女孩的故事。動筆之前，我訪問了一些學生，不同背景的，有讀創意書院的，有年紀小一點，約中三、中四的，有玩「天比高」，有玩過年宵攤位，在學校參加營商小組活動的，還有一兩個是大專生。關於創意和設計，在他們口中提到兩點，我覺得很有趣，第一點是：甚麼是創意工業或創意產業呢？他們說，「圍埋一班人」。我覺得，嗯，又說中了某些東西。他們說「我們創意書院就是這樣圍埋一班人」，「你能認得出那堆人是些甚麼人來的，有些人我們創意書院是不會邀請的」……

梁：哈哈哈！

陳：一個女學生，她這樣說，很坦白，她說「圍埋一班人」是創意產業，我想她看準了一些東西，就是那是一個industry，是需要一個群體一起去做的，而不是artist那類型的個體可以達到的目標。那的確是對的，而且是一趨勢，社會本來就是「圍埋一班人」。但問題是「點樣圍埋呢班人」呢？甚麼人去主導「圍埋一班人」？這班人是自發地慢慢聚合嗎？訪問裏，亦有學生提到說，「伙炭」也是「圍埋一班人」。那時我沒有追問，但我後來再想，想到西九，想到大中華文化產業的大論述，火炭的「圍埋一班人」與798的「圍埋一班人」是不同的。怎樣由創作，由民間，由公共空間出發，或演變成一種政府和市場主導的文化工業，問題就是你如何去「圍埋一班人」。

梁：以及你「不圍哪一班人」。她這樣說「圍埋一班人」，也可以是一些很激進的事情……

陳：這種說法也是一種比較理想化、浪漫化的期望，「圍埋一班人」或形成一種趨勢。我們現在談的北上、中港融和或有人說現在才是真正北上的時候、所以現在我們要告別香港文化人的身份，成為中國文化人……各種論述都有你剛才所說的浪漫的一面，有些的確可以很激進。而我想在《賣飛佛時代》裏描述的是，個體在「圍埋一班人」的過程中可能會被排除掉，被告知說你不能「圍埋黎」、你走開，或者你「圍埋黎」就要做某些事。我自己在戲中第一部分的中年男子的故事，捕捉的是一種「圍埋」之後發現「弊喇」，走不出去的狀況。而第二部分女孩的故事，則是「圍埋嚟」之後，發現原來很多人被一個自己還沒有搞清楚身在何處的空間擠壓著。

梁：是，是，是這樣的。有一陣子我常說笑，前兩年我頗焦慮的，是這種情況下描述出來的焦慮。

陳：接受我訪問的學生說，提到的第二點關於創意和設計的觀點：設計就是A加B加C，把一些有趣的東西放在一起，引起注意；他們口中的設計，幾乎都是與消費品有關，也有人提到設計包括如何mark price；在訪問過程中，我不斷聽到「CEO」這個詞。我才知道，原來現在的中學都有很多有關教你如何營商，如何創業的活動。於是，年紀小小，學生便會「CEO、CEO」的掛在口邊。

我們需要怎樣創作
梁：普通學生的「CEO論述」瑯瑯上口的情況很恐怖，與教育職業化說了很多年的情況並置。香港的藝術或設計學院，未畢業已教你如何在市場中生存。那狀況……如何形容？職業化已太動聽了，其實是「趕住投胎」。之前有一次去一個政策討論的Focus Group，我企圖提出一個論點：產業化進入各生活環境的問題，商業世界的競爭意識在每一個社會範圍都存在。這對文化藝術很致命。我開始想，很怕會見到政府推動、造很多比賽、Award出來。回到人本的想法，那種滿足不是來自回響或別人所給的認同。現在寫視藝的藝評，我也愈來愈少罵，因為我愈來愈能接受「差」的藝術作品，只要在那種「差」之中，我看到作者本身在創作過程之中知道自己做甚麼，亦享受。我期望有更多「差」的。

陳：在排練過程中，我也曾這樣勉勵自己和參與的演員，最後的成果真的不是我們需要操心的，如何在創作和排練過程中面對提出來的議題，反覆去理解，這才是最好的東西，最有價值的溝通。

(本文僅為對談內容選段，完整全文，將在十二月於前進進「牛棚劇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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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村

小西 — Sun, 22 Nov 2009 18:13:53 +0000

聽你的建議，到了東村的Writing Live討論會。Writing Live是表演藝術雙年展09（PERFORMA09）的一部份，它找來來自不同領域的評論家、作家與學者，任駐節作者（FELLOW），看演出寫文章。文章形式可以是論文、詩或任何文類，頗自由。沒看過她們討論的演出，因為雙年展明日最後。但她們的討論頗有趣，例如藝術書寫是否必然是論文，創作性書寫是否可被接接受，NEW MEDIA是否需要新類型的破格的書寫。討論的話題有點老套，但有趣的是討論氣氛，主動、直接，不避爭論。而活潑的形式，也讓藝評與藝術的結合搞得比較有趣，跟香港那些一來便像學術研討會的所謂討論會，或散漫到大家不斷睇錶的ARTIST TALK不同。

討論會所在的是Cooper Union of Art，是PERFORMA09的Performa Hub。而地牢的畫廊則在展出該校畢業生Lubain的作品回應展。Lubain的專長是字體設計，展出的包括Lubain的設計草圖，以及其他人的回應。

之後，去了久聞其名的舊書店Strand。Strand有三層，有時地牢會傳來MTA轟轟而過的聲音，但跟看書的人，又相安無事。這裡賣的主要是舊書，還有REVIEWED COPY，以及少量新書。我終於找到一本找了很久的小說，价錢大概平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