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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許我一個未來？第二屆全民退休保障社會論壇報導

葉寶琳 — Mon, 08 Nov 2010 09:31:51 +0000

強積金推行十年，去年底積金局主席胡紅玉主席甫上場便說今年會檢討強積金，檢討報告至今亦只聞樓梯嚮，政府早前放風又只是檢討自由行等細微政策。官方檢討嘆慢板，民間就為她檢討吧，最近也愈來愈多批評強積金達如期目標的聲音，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在今年第二屆論壇也因此定為「強積金如何保障退休生活？」，這可以是闡釋，也可以是質問，現場有前高官王永平、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各黨派議員長毛、陳健波、葉偉明、梁耀忠、李卓人、張國柱、學者張超雄、鍾劍華、保險業界朱永耀、基層團體和老友記等，意見不同，竟可有同一觀點，強積金不足以保障退休生活，必須另找出路。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早前已向媒體表明支持推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他今天在論壇上更直指香港的退休保障政策是「鴕鳥症候群」，他說政府以為設立了強積金就可解決本港長者的退休生活問題，就是鴕鳥心態，政府不可再假裝長者貧窮問題不存在了。他檢視政府常講的三條支柱，綜援、強積金和個人積蓄。基層收入不多，儲蓄留作退休之用簡直是奢望；強積金又因回報率低行政費高，又對沖約滿酬金和遣散費，也不保障非市場工人，令這條支柱十分弱，結果令貧窮長者只好領取綜援，令53.4%的綜援個案都是長者，由於綜援全靠長者，這也是很弱的支柱。他拒絕犬儒，說「漠不關心及缺乏行動的後果是可怕的」，要求政府認真研究其他退保方案才是上策。

如果年長一點的讀者，大家或會記得95年港英政府推出「老年退休金計劃」，時任副教育統籌司的林煥光，就是負責推銷角色，計劃建議政府提供一個即收即付的保障制度，但計劃受到商界及北京反對，認為會花盡庫房，擔心會令特區政府「冇錢使」，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拋出一句「車毀人亡」，計劃最終胎死腹中。論壇上也有參與者重提舊事，林不置可否。

理大應用社科系的鍾劍華認為綜援只是讓人過度經濟困難時刻，是臨時性的，加上需要審查，綜援和退休金本質應是不同，如政府認為貧窮長者可以申請綜援來解決問題是在偷換概念。他著我們不要忘記，十年前政府推銷強積金時說是計劃的「好處」有市場元素，會令行政費收費降低，將回報爭取較高。可是十年經驗，已見這個只是對「市場」的幻想，令筆者不期然想到，政府現時推銷醫保，當大家都擔心未來保費上升時，高官就說市場和競爭可令保費不會大幅上升。真是前車可鑑。

有說強積金推行十年，唯一的得益者是保險界，保證基金回報才2.2％，管理收費平均收費已是2.36％。保險界立會議員陳健波竟也同意設立全民退保，更說「愈遲（推行）愈麻煩」，可是問他對行政費過高的看法，在這個時候竟也繼續「死雞撐飯蓋」，他同意過去行政費過高，是因為剛設立制度時成本較高，他相信未來有改善，又說現時保險計劃由1%至1.9%不等，大家自行選擇，問答環節已有人踢爆，看過七個信託計劃，全都沒有公開行政費是多少，而那家公司僱員又不許選擇，只可選常餐午餐般的計劃，具體計劃內容又不明所以，那是什麼的選擇？

前高官王永平是這次論壇的特約主持，原來他也已62歲，因此他也關注到和他同齡人的生活處境。他對這次強積金檢討絕不樂觀，「自由行行來行去都走不出成班銀行集團的框框」，他就十年來平均回報只是3.5％，建議港府不如學下如星加玻，將市民供款免管理費的交予金管局安排吧，他認為這才可形成壓力予保險公司。他以三十多年政府經驗，認為取消強積金無望，卻認為若立會成立專責小組進行討論就有用。筆者眼見多年來立會成立了無數小組跟進民生議題，效果不彰，始終如長先所言，政治結構令許多事都不能推動了。

我們不時見到長者拾紙皮，筆者有時更見連垃圾筒內的紙巾也拾，說慘說慘，所謂最慘貧窮的也只不過可以領取二千來元的生果金加綜援，當然不計審查衰仔紙和傷殘津貼對沖等問題啦。講退休保障難道只可靠自己儲錢？有多餘錢就話，但連餬口都不行的時候，要靠自己儲錢才可安享最後二十年？這不單是政治問題，也是道德的問題！當現時的退保是透過市場波動來賺錢維繫時，這是一個看得到尊重和將來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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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雞蛋仔伯伯看綜援和小販政策

葉寶琳 — Mon, 30 May 2011 07:48:11 +0000

四月上旬，在銅鑼灣大坑擺了三十多年雞蛋仔檔的吳伯，因為某次未營業已被食環署人員票控，而引來七十多位街坊圍觀，甚至是出言阻撓的情景，登上了報章頭條。吳伯的炭燒雞蛋仔技藝，在香港已所餘無幾，因此被網上評論譽為大坑十大美食之一。另一邊廂，媒體又造就吳伯成為生活坎坷卻自力更生的高尚形象，霎時社會也激發了檢討小販政策的呼聲。

可是，捧得愈高就會打得愈低，之後當來自政府消息指吳伯有領取綜援後，雖然網上仍有facebook群組有超過八萬人加入相關群組，但是在主流輿論上，所有剛開始的政策討論就銷聲匿跡，變成「吳伯講大話」的說法。這不但反映了主流媒體脫離群眾，更代表了媒體成功被轉移視線，捨棄了對社會更為重要的社會結構、綜援及小販政策檢討和庶民文化討論。

一般公眾會誤以為領取綜援者不可以工作，事實卻是政策中有「低收入綜援」一項，即是「豁免計算入息」，社署表示「目的是鼓勵綜援受助人就業和繼續工作⋯⋯旨在評估受助人應得的綜援金額時，無須在援助金額中扣減的工作入息。」最高豁免計算金額為二千五百元。因此以吳伯的例子，若他之前有向社署匯報收入，是可以繼續領取綜援的。

吳伯於五月四日被拘捕及落案起訴後，我們對其漏報收入的動機和原因不便評論，但某程度上反映綜援政策及其申報機制的問題。根據前線社工經驗所得，社署保障部對於年過六十的申請人，都會假設他們已退休，而不會主動向申請人查詢是否有工作。而社署亦曾向媒體表示，由於無牌小販是非法行為，不應獲領綜援：「根據現行規定，任何人如無牌販賣，即屬違法；無牌小販不應獲發任何綜援金，他們須放棄非法擺賣，才能申領綜援。」

吊詭的是，要麼社署職員不發綜援予申請人，否則職員只好「隻眼開隻眼閉」。話說回來，這群來自草根基層的綜援小販，大多都因貧窮而出來當小販幫補家計，將心比己，若綜援足夠生活，你會冒著一月至少一次被檢控、每次罰金七百八十元的風險出來擺檔嗎？而前線工作者在各個天光墟訪問所得，不少無牌小販都面對這情況。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按天主的肖像而造的，每人皆有其一技之長。而在這商業化的香港社會，我們大多只能替老闆打工，若希望可以有更自主的經濟生活和收入（如時間上可兼顧照顧家庭和工作），小販和擺地攤對中年或青年而言都是一條出路。而且消費者不必去高昂租金成本的連鎖商店購物，這絕對是一項另類選擇。我想，對食物稍有尊重的人，都希望自己弄的食物受到讚賞。吳伯說常有老外離港上機前特來買他的雞蛋仔。食環署每年卻以七億八千四百萬元的公帑，聘請二千二百零四名小販管理隊員來對付這群小販。用不切實際的「追數制度」去對付無牌小販，這難道是符合效益嗎？

如吳伯般被食環署打壓的小販比比皆是，縱然吳伯有領綜援，但不代表食環署和香港小販政策是正義的。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伯仍每日工作，為的是養三個兒女，這就正反映了綜援不足以他們養家。他的例子正顯示綜援不足保障生活，做小販又逼至走投無路，兩頭不到岸的香港小人物，為生活，可以有何選擇？

與其花巨大公帑打擊小販，不如在各區設立自由小販區，食環署可讓職員定期巡查，小販又不須擔驚受怕，用雙手自力更生養活自己及家人，市民也可放心購物，這豈不是多贏局面嗎？希望香港人和媒體不要再針對吳伯個人，否則只是協助政府繼續打壓小販。

原刊於《公教報》。

重思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

葉寶琳 — Mon, 23 Feb 2009 06:46:01 +0000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於二月十一日表揚1765 間符合社聯有關「實踐良好企業公民精神」的企業，當中包括剛獲新財團注資不久便即裁炒207人，佔全體員工22%的亞視、去年錄得五億盈餘也裁減五十多人的無線，與及盛傳會裁員的匯豐銀行，引發罷工的電訊盈科和G4S警衛公司，和銷售雷曼迷債而引起連場風波的星展銀行亦在嘉許名單上，與早前被大專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批評剝削建築工人的新世界中國，其同屬新世界發展的新創建集團更獲得「全面關懷大獎」。

這事無不諷刺，令人不禁懷疑社聯的評審標準，經社會連番批評後，社聯仍只回應，企業裁員與否並非評審標準，而企業獲得嘉許，是用六項準則評分，包括須關心員工家庭、鼓勵義務工作、聘用弱勢社群、推動環境保護、傳授知識技術及樂於捐助社群。當全球企業的財富比國家的還要多，當資金可以全球流動而勞工卻沒有流動自由，令擁資的人更能享有利益的全球化經濟下，這六項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不是太低了嗎？不要忘記，企業的利益還是靠社會和環境來承擔的。

嘉許典禮場外數百人的抗議，正反映了港人對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提昇，不再是企業員工工餘時參與義工或百萬行，這亦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思定義。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重點在於企業在商業運作的同時，須顧及社會和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和永續發展，包括對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團體、母公司或附屬公司、合作夥伴、投資者和股東。因此企業對於參與在產品或服務（包括外判商）整個生產鏈的勞工，都有責任去確保他們免受剝削。

「說到發展，那說該致力於社會和經濟並行的進步，僅僅增長財富，得以公平分配是不夠的；僅僅推進技術，使土地更適合於人居住也是不夠的。」（《民族發展》通諭34）過去我們都會合理化「企業的目標就是牟利」這個想法，但通諭就是告訴我們，經濟發展需與社會發展並進。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在二十世紀末努力推動企業社會責任，聯合國總部就在2000年7月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正式啟動「聯合國全球盟約」計劃，這項計劃呼籲各企業須遵守在人權、勞工標準以及環境方面的九項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來自於《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的《關於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以及關於環境和發展的《裏約原則》，目的是動員全世界的跨國公司直接參與減少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在社聯典禮上擔任主禮嘉賓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致辭時，雖未有點名批評個別企業，但他亦強調得獎企業現時應與員工共渡時艱：「企業如果因為一時困難而進行裁員的話是十分不智，這樣不單會令寶貴資源流失，亦都會為社會帶來不良影響，企業應該確實履行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非到最後關頭都不要裁減員工。」期望政府不要只作口頭呼籲，更可以與民間共同監察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本文原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於2月19日公教報專欄"義筆容辭"

離線沙龍：艾曉明最新紀錄片《開往家鄉的列車》放映及座談會

葉寶琳 — Wed, 11 Mar 2009 07:08:21 +0000

今年的春節乍暖還寒，但去年的春節中國南部卻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大雪，我們家在香港，還可以躲在被窩中，但對於中國超過二億的農民工而言，春節就是他們全年唯一可以跟家人團聚的機會，甚至有人真的為此拼了生命。

廣州中山大學的艾曉明老師，近年她常透過影像表達中國邊緣社群的聲音，她同時作為一個在廣州生活的紀錄片工作者，她和鏡頭就跑到廣州火車站的現場，訪問多位趕不了也只能無限期等待的焦灼心情。
艾老師會在放映後親臨跟我們交流，分享她的公民記者經驗。

日期：3月14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七時半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富德樓365號9樓，獨立媒體辦公室

查詢：葉寶琳9270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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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往家鄉的列車
彩色·62分鐘 (中英文字幕)
導演、采訪、拍攝：艾曉明
剪輯：胡傑、艾曉明

內容簡介
還記得2008年初那場暴雪嗎?
中國春節臨近，鐵路南北大動脈京廣線中斷、列車停運；除夕之前，成千上萬的廣東外來工集聚在廣州火車站，等待開往家鄉的列車……
廣東省緊急啟動最高級別的春運預案，舉辦廣交會的交易中心大廳首次作為候車室為農民工敞開，軍區調兵遣將奔赴粵北搶修京珠高速；許多誌願者開展服務為民工分憂……
然而，久候不至的列車造成的不安也在加劇，洶湧的人流吞沒了年輕女工李紅霞的生命；而急切回家結婚的工人李滿軍從高架橋跳上列車觸電傷重不治……
“開往家鄉的列車，開往幸福的天堂“……花一樣的李紅霞靜靜躺在家鄉的麥田裏；李滿軍的不足十二歲的兒子在父親的新墳前抹去眼淚，希望爸爸保佑他語文和數學成績好，將來考上大學。“大學畢業後你會做什麼“？孩子給了觀眾一個意想不到的回答……
一如既往地關註民生，本片記錄了1月27日到2月6日農歷除夕期間發生在廣州火車站的場景。圍繞廣州發生的故事，作者也先後到深圳、韶關、乳源以及遇難者的家鄉湖北監利、湖南嶽陽農村采訪。影片呈現了在粵民工的訴求、家鄉親人的盼望、政府的努力以及警民之間共度難關的狀態。讓我們重溫這一幕幕，並思考來年春運關頭，大家怎麼做才能過得好一些。
《開往家鄉的列車》入選北京2009首屆打工者藝術節，並將通過義賣為打工者藝術博物館募款。

圖片來源：http://www.flickr.com/photos/fredchiang/2788231179/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與塗鴉少女對談

葉寶琳 — Mon, 25 Apr 2011 10:02:27 +0000

她，上星期在國金中心及星光大道等十多處塗鴉，呼問「誰在害怕艾未未？」，警方隨即派出西九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令這位被媒體稱為「塗鴉少女」顯得格外神秘。
我本來不認識她，就在報章頭版出現有關塗鴉的新聞後，她的朋友認為我熟知警權和社運的事，因而給我介紹。甫見面，她就令我想起近年在抗爭場合出現的多個新面孔，在訪問過程中，彷彿就是見證她由不關心政治到利用她熟悉的塗鴉介入，甚至成為中心的過程。
許多朋友知道我認識她，都在問，她是不是少女，或者是不是一個美女。訪問後，我想告訴大家，她其實和我、你、和其他人一樣，會關心中國，認為作為公民，對社會公義應有一條道德底線，為了捍衛這條線，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應奮不顧身。

問：葉寶琳（寶）
社會運動組織者，喜歡各類型遊行／散步，在偷閒時卻又忘不了社會運動中的大小事兒。近年主力參與反高鐵及菜園村運動，並遊走於大大小小的本土社會議題，相信關心本土不離推動中國人民自主。最近因為艾未未事件而遇上塗鴉少女。當藝術遇上政治，又再面向媒體，兩人在保護行動者和推動議題的界線上協作。現職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答：塗鴉少女（鴉）
喜歡畫畫，熱愛遊歷。拒絕明言自己的年齡和身份，被標籤事小，更是因為相信我們都是世上的一粒微塵，都有維護普世價值的責任，因此不想接受媒體訪問，不是因為怕被捕，更是不希望轉移公眾對艾未未被失蹤事件的關注。

看艾未未
寶：你以前有沒有留意艾未未的藝術作品？你如何看艾未未這個人？

鴉：他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作品有些似達達派。他也是一個真誠的人，沒有定義自己為英雄。我以前有留意他的作品，例如太陽花籽、人魚世博和騰飛，都是對現實的自我詮釋，再廣泛傳播。但我反而更欣賞他的公民紀錄，他勇於在一個好錯的環境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在四川地震後，我試過跟朋友去災區做義工，其實也不是什麼貢獻，只不過是和當地小朋友玩，但看見一片頹垣敗瓦的土地，令我更明白艾未未收集死難者名單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官方說法是假的，但他身在內地的處境，他做和我們在香港行動有不同後果。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應該知行合一，內在價值和行動應該一致，他可以付出這代價和風險，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寶：川震後一年，我也到訪過災區，認識一些北川中學的學生，地震時他剛好在那幢地震後仍完好的大樓內上課，旁邊所有新建的大樓都倒塌了，而他父母在地震中都遇難了。認識幾天後我不禁問他，你是否認為有豆腐渣工程，他竟然直截了當說「當然有啦！」，學生都說大家心明豆腐渣工程害死了人，但同學們只能在宿舍房間內哭訴。死難者名單，雖然只是一個又一個名字，但它的意義大得有如墓誌銘。

鴉：所以他的公民紀錄很重要，例如他的楊佳案紀錄片，又為四川地震收集死難者名單。在國內的公民拍攝，強調速度和科技，讓人人都可成為記者，更可向公眾呈現「真相」的多面性，艾未未的公民紀錄正代表了民間記者的重要性。但我也認為，主流傳媒有其獨特的政治影響力，是市民的橋樑。

寶：公民記者和主流媒體都是傳媒，卻常常有許多張力。自從你的塗鴉曝光後，許多傳媒追訪你，你都一直不願意接受訪問。

鴉：是的，其實我並不害怕被拘捕，我的任務已完成，就算坐監，又不會坐一年，即使要坐幾星期監我也覺得「抵到爛」，我反而怕會將焦點轉移。我行動的目的是希望令更多人關心艾未未和其他被失蹤者，而非關心我。其實這期間有許多記者透過facebook找我，我都一概不回應，只是呼籲他們留意一些聲援艾未未的活動，可是卻竟被大造文章，更在未得我容許下刊登我塗鴉中的照片，在報導中更要說成是我提供給他的，真是氣死我了！

藝術和政治
寶：好多人都說艾未未，搞藝術就藝術啦，搞什麼政治，這似乎將藝術和政治二分，把藝術去政治化。你有何回應？

鴉：我認為藝術是沒有定義的，可以不停自我推翻，甚至是衝突。藝術可以是在博物館，也可以在街頭寫揮春。藝術的前題就是涉及思想自由，現在卻有人說不行！要管制藝術自由就是管制思想自由，因此現時已超越社會基本的道德底線。若政治有權可以介入藝術的表達，告訴你什麼地方是什麼顏色，更見到藝術和政治現在已經分不開的了。
以我熟悉的塗鴉為例，她是有效的社會解放工具，訊息載體和傳播途徑，可作溝通和自我表達的工具。但城市空間的買賣具階級性，只要有錢就可登大幅半裸女海報於大街外牆，有沒有人投訴影響市容？
如果將自己身份，如香港人／中國人，藝術家／非藝術家等不同身份割裂，而同時我們都若太過份認同這些身份，就會很容易被當權者利用，因為好容易將每個人的其他身份淡化。例如之前派六千元引發族群撕裂，其實大家都是人，香港和內地的身份都是別人賦予上去的，不是與生俱來的，如果大家太執著和認同會帶來撕裂各排斥，其實大家都是世界上的一粒微塵。
若大家都有這想法，藝術家只是做藝術，政治家只做政治，大家就會分化，只會顧及自己不同利益，卻忘記了其實大家都只不過是人。

寶：所以去政治化也是分化的一個過程。

鴉：香港人說政治不關自己事，其實是一個幻覺，你在上層建築的下面存在，令你覺得政治事不關己，並不是因為當權者做得好，而是佢呃得你好。他愈呃你，我們就應愈大力覺醒。

塗鴉驚險
寶：你上星期塗鴉時有什麼經驗？

鴉：我通常都會選地下來塗，目的為美化醜陋的石屎地，為這牆或地給予訊息。其實我去的地方也有些挑釁性，如國金中心和星光大道，我就是特地選多內地遊客去的地方，也希望那些在國金中心上班的政治冷感銀行家看。但想不到很快就比保安發現，我半夜四時多在星光大道塗，回家後一直睡不著，就六時多回去拍照，那時塗鴉已被工人蓋著了。

寶：現時警方說由重案組接手調查，你害怕嗎？

鴉：是家人朋友較擔心，自己反而是覺得「食得咸魚抵得渴」，做了一件事，就要為這件事付出代價。處於這個社會，享受得了這個社會給我的權利／資源，我的義務就是為自己一些影響到其他人的行為付出代價。我也不是打算挑釁警方，即使我現在開始對香港執法有懷疑，但對司法仍有信心。
可惜的是，現時警方選擇性執法，將「對社會影響幾大」的判斷權力交予警方和這個非民選政府，而非獨立法律，這才是我擔心的地方。

香港在中國角色
寶：前兩日見到合肥都有人噴艾未未塗鴉，好厲害！如果我們一起在大陸噴，就會「被失蹤」，哈哈。

鴉：真的多謝曾偉雄，否則都不會令這麼多香港人留意艾未未被失蹤事件。

寶：趙連海早前在twitter說，國保叫他不要再為艾未未講這麼多，擔心對香港人會有負面影響。我不知道那國保有多代表黨中央思維，但至少可見內地官方很關注國內維權事件對香港影響。

鴉：其實中共政府在茉莉花事件期間瘋狂抓人，也是在告訴人民一件事，就是不可以出聲，否則就要被消失，叫人安守本份。在香港，我們還可躲在法律後面，警方多少也要依法，我們也至少有網路自由，所以香港要有良心角色，告訴內地朋友，你們是有人支持的，不是孤獨的。

寶：所以報導說艾未未的媽媽也向你表示謝意。

鴉：感覺就是connected（連繫）了。
以我好有限的政治知識，中國在全球經濟體已是最大的player，但她只沉迷於GDP的迷思，但經濟發展的同時仍有社會、人文和環境的成本，但這些方面他國已經難以置喙，因此外國媒體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決定一個國家的走向始終是人民，吾爾開希說過極權是建立在人民的恐懼之上，如果人民沒有恐懼，極權是建立不了的。中國的維穩開支已超出國防開支，可見她對人民的恐懼比外國還大。

社運經驗
寶：以前在抗爭場合都不多見你，你以前不太熱衷於社運的嗎？

鴉：是的。我有去過六四／七一遊行，也去過菜園村，因為我認為這是道德問題。但我不怎參與反高鐵，因為我以前會認為這類型抗爭，或如天星皇后運動是政治／文化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由許多不同角度詮釋，沒有對與錯，過去太懶就不想作出判斷。

寶：最初是因為道德，其後你今天已介入政治，那是一個轉化啊！

鴉：我雖然原本的動機好卑微，是純粹覺得艾未未不應因表達自由被箝制而失蹤，塗鴉只是希望路人見到覺得奇怪就會問，但想不到有這麼大的公眾回嚮。
認識了社運界的朋友之後，就發現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更多。現在我會想是否應繼續參與及貢獻社運呢，還是做完這事就算，不過我想若有機會，我認為我們應該以擁有的能力繼續發揮。

寶：其實我們也是邊行動邊思考。

後記
在艾未未塗鴉上，她寫上「誰在害怕艾未未？」究竟係誰怕他？人民還是政權？
這三個月，國內已有四十多人被失蹤或拘捕。在香港，警方的敏感反應似乎也是在應驗政權最害怕的東西。下一步，她和其他朋友，希望透過塗鴉，讓眾人關注艾未未以外，也會關注其他國內被捕異見人士。

圖：受訪者提供

原文刊於四月廿五日星期日明報

大是大非．菜園村民被侵權豈能說合理？

葉寶琳 — Mon, 31 Jan 2011 06:56:52 +0000

張健波總編輯：

您好！貴報於1月25日的社評，題為〈菜園村很特殊，但不應享有特權〉，我作為運動的參與者，眼見村民在既無原居民的特權，和政府以高鐵工程為名，肆意拆遷的下，艱險之中奮建新村，但竟在上述社評中，被指為享有特權，偷換了村民被侵權的概念，內容更連一些基本事實也搞不清，實在必須和號稱「公信第一」的《明報》商榷。

在新村路權的爭議上，《明報》說看不到政府有什麼角色可以介入。但事實是︰鄭汝樺在2010年 11月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說會「聯同鄉議局就土地和路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

但後來整個路權的傾談過程，菜園村村民只能透過劉皇發充當「消息人士」獲知開價，想找出對口單位都難。政府根本沒有「聯同鄉議局就土地和路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別說政府怎樣積極介入，就連安排買賣雙方坐在談判桌上的角色，政府根本沒有做過。後來甚至出爾反爾，只強調路權是私人土地交易，拒絕任何介入。

常識告訴我們住房或土地交易是關乎買家和賣家，但菜園村民從來沒見過路權地主，到12月初菜園村買地限期前，更突然出現不明勢力，能夠在背後控制路權地主開天索價，又要求割地，又要求付款，目的就是有利於路權地主和其背後勢力在新村旁發展丁屋。土地是村民的血肉，菜園村民不能接受割地要求，亦正因這塊1.2萬呎的土地在菜園規劃上是生態池，可以循環處理村民使用過的灰水，同時發揮舒緩當區水浸問題的蓄水功能。

正如貴報所言︰路權費應該多少才合理，「市價」是一個客觀參考標準。事實上客觀的參考標準是︰在同一條村同一條路，元崗新村起一幢2100呎丁屋的「路權費」約為3萬，菜園新村的400平方呎17呎高臨時屋，按比例一間的「路權費」約為1萬，47戶菜園村民因此答應總共支付50萬「路權費」，不明人士的500萬開價，是「市價」的10倍。這叫做合理嗎？菜園村民為何要比同一條路的居民多付10倍路權費？

貴報無謂揣測，村民根本無意請政府「向原地主壓價」，村民要求的，亦正正就是按客觀參考標準，支付路權費用而已。

政府一直將路權問題推卸予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路權原是私人交易，《明報》說外人不應置喙，但今次的路權問題，純粹是私人交易嗎？若公眾知道路權地主是發叔親戚，而發叔又是中間人，事情會是這麼簡單嗎？就算我們相信發叔已盡力協調，但路主及背後不明勢力開天索價，至今仍未解決問題卻是不爭事實。貴報是否認為，在利益瓜葛千絲萬縷的情況下，村民能被動地解決問題嗎？村民亦只能請政府履行「聯同鄉議局就土地和路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的承諾，難道，這也被理解為村民享有的特權？

政府毀人家園，替村民重建新村才算合理。事實上，政府若拆遷原居民村，必先諮詢原居民，就算拆遷不能避免，政府也會為原居民找官地並用公帑重建新村，正如去年4月政府就為建蓮塘口岸，撥款5000萬為當地村民搬村，延續他們原有生活方式才是合理做法。菜園村民委曲求全，一手承擔買地、規劃、建築的工夫，自力「易地建村」，若不是政府推責，也不會導致現今元崗新村與菜園新村的矛盾，路權爭議更不會出現，這算是「合理」嗎？

誠如貴報所言，有道理走遍天下，無道理寸步難行。究竟是誰拖延了誰？菜園村民2月已宣布重建，高官們曾對村民表示，對他們願意放下不遷不拆，而選擇自力搬村「樂見其成」。若是如此，政府何不盡快批准村民申請之復耕牌？事實倒是政府諸多留難，拖延半年，至9月才正式發信確認復耕資格！昨日政府拖延發牌，今日村民無村可搬，《明報》卻諉過村民有「長期霸佔公地的特權」，實在是進一步向弱者抽刃。村民已願意犧牲四代家園，成全高鐵，以民主的方式合力建造新村，嘗試在香港實現擺脫地產霸權的耕住合一方式，現在卻連150米的路權費也要被敲詐，這是特權還是被侵權？

或許香港人被特權者欺壓得太久了，貴報竟然連菜園村民被「侵權」，也能偷換成「享有特權」，或許我們都需要重新學習什麼是基本而合理的權利。新村是村民一手規劃建造，政府也沒有為村民改變過任何政策，今天卻被抹黑，敢問張總，村民何來「享有特權」？

貴報一直是知識分子報紙，理應長公眾知識，而非造謠歪曲事實，執拾權貴牙慧，把合理之事稱為「特權」。張總飽讀詩書，深研政策，了解民間疾苦，又怎可能作出如此結論？報章是天下公器，盼能為黎民作喉舌。

當時高鐵熒光筆一文，張總受盡同業嘲笑，反高鐵參與者的謾罵，《明報》公信第一之名得來不易，請閣下不要輕言放棄。

菜園村民已表明解決路權問題，就會立即搬離，但現實是村民已竭盡己力，但仍無法解決路權問題，無法建村，現在推土機開到家門，要村民離開，試問他們能到哪裏？村民是被迫留守，根本無意阻礙高鐵工程。整件事上，政府刻意袖手旁觀，製造矛盾。村民面對政府、鄉事、港鐵，除了守在家園，他們能作什麼？請張總賜教。

最後，我們懇請真心支持高鐵的部分香港人，促請政府介入，算是發點貓哭老鼠的慈悲，向受其所害的人負上最起碼道義責任，讓村民跨越只150米之遙的難關，把政府和村民從僵局帶到盼望的彼岸。

祝秉持公信是其是非其非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
菜園村支援組成員

葉寶琳敬上

附：菜園村路費考驗劉皇發──《明報》編輯部回應

1月20日，港鐵承建商到菜園村施工（施工範圍是村民已經遷出的政府土地），示威者與保安員發生衝突；其後，工人因在菜園村拆屋不成被解僱。本報遂於1月25日發表社評，題為〈菜園村很特殊，但不應享有特權〉，引起一些迴響。我們本諸擺事實、講道理、對事不對人的原則，提出意見，作出評論，現在隨覑新聞的發展，作出4點補充。

（1）菜園村村民搬村進度，因為路權費爭議，受到阻滯。路權費多少才算合理，應由買賣雙方磋商；若菜園村村民要求政府直接介入「講價」，我們認為不恰當。其性質是否涉及尋求特權，各方可有不同認知。我們的立場是反對特權。

《明報》1月25日社評的相關原文是：接連收地衝突之後，記者採訪村民，他們都表達要求政府介入路權費爭議。路權費是土地價值的一部分，實質就是價錢，涉及私人土地買賣價格爭議，看不到政府可以什麼角色介入。政府若應菜園村村民要求插手路權費，最大可能是要求原地主減價，但是政府憑什麼向原地主壓價？其實，我們認為，路權費應該多少才合理，「市價」是一個客觀參考標準，若菜園村村民認為不合理，可以請專業人士或機構（例如仲裁機構）等，作客觀獨立評估，然後公告周知，讓市民評斷。現在村民強要政府插手，就政府而言於法無據，於理也不合。

（2）劉皇發是關鍵人物。他是行政會議成員，獲政府交託處理菜園村事宜；然而，他於1月27日安排村民與路權擁有人談判，但路權擁有人卻缺席。究竟是劉皇發無能，政府有眼無珠，所託非人？還是另有內情？劉皇發是鄉議局主席，熟悉新界民風民情，應該是適當人選促使村民與路權擁有人釐定出一個公平合理的價格。

（3）菜園村事件，基於其特殊性，由賠償、村民復耕意願、買賣土地、搬村安排、村民安置、政府收地等，都備受關注，發展到近期的收地風波，孰是孰非，正如日前本報社評所說，目前「檢視菜園村收地風波，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合理與否。如果合理，就要支持，如果不合理，就要反對」。在社評結尾部分，我們再次表示「合理與否的標準，對於村民和政府都是一個考驗，而哪一方合理，哪一方不合理，事態都攤在陽光下，由全港市民來檢驗」。今日，我們仍然堅持這樣的觀點和立場。

（4）關於菜園村事件，我們現在關注兩方面情況：

其一，關注集體復耕村民的福祉，希望他們可以盡早搬村，安頓下來，重新開展務農生活；

其二，關注高鐵的進度，若受到不必要影響，就要排除，本港高鐵工程已經滯後，有必要按時按序推進，以確保本港的競爭力不致落後。

（以上兩篇文章轉載自今日一月三十日之明報論壇版）

道理不是有說話權的人說了就算的！——我對明報1月25日社評的幾點回應

葉寶琳 — Thu, 27 Jan 2011 16:05:10 +0000

(謝友人建議，多加一段)高鐵申請立會撥款前，鄭汝樺大請媒體坐武廣高鐵做公關工程，當時明報社評的「熒光筆論」已成業界佳話，近月菜園村遭迫遷的報導明報固然冷處理，支援組成員朱凱迪被保安襲擊翌日隻未字不提，昨日更大字標題寫工人和村民矛盾，卻無視矛盾主因在政府。

今天(1月25日)明報社評題為〈菜園村很特殊，但不應享有特權〉，我作為運動的參與者，見村民在原居民的特權，和政府以高鐵工程為名肆意拆遷的特權下，艱險之中奮建新村，竟在此社評中被指為享有特權，內容更連一些基本事實也搞不清，實在不得不回應。

一、菜園村可以復耕搬村，是很「特殊」？

明報指「村民獲特殊對待，以非原居民鄉村身分，獲政府協助以易地建村復耕方式搬村」，事實上漁農處下的農業遷置計劃(我們俗稱是復耕計劃)已有數十年歷史，原意是讓農民可以在農地上建臨時屋（原居民可以建700呎三層高，臨時屋只可以建400呎兩層高），只是特區政府一直賤視本地農業，沒有讓公眾和農民認識這個原意良好的政策，因此政府讓菜園村民申請復耕，並非專為菜園村民度身安排，只而是一直以來政府都有的政策。相較原居民若遇拆遷卻可獲政府安排搬村，讓原居民選擇在那塊官地，政府又負擔建造及工程費，這才算是特權吧。

「易地建村」也是村民一手承擔買地、規劃、建築的工夫，因此不論「易地建村」和「復耕」，政府都沒有如明報所言有「協助」的角色，更難言「獲特殊對待」。（於我而言，運動未能令非原居民和原居民得以平權是遺憾的，兩者平等權利都沒有，明報竟不理事實就菜園村民享有特權？！道理站在那一邊？）

二、菜園村的賠償安置，是很「特殊」？

明報社評說「經過賠償之後，個別村民擁有逾千萬家財，有住客破格獲安排入住公共房屋，有村民收錢後，毋須經過資產審查，獲協助購置居屋單位」。如果把「不遷不拆」和「賠償/上公(居)屋」放在村民前選擇，我想沒有一位村民會選擇後者。政府毀人家園，賠人屋舍乃應有之事，領取賠償只是村民可以由此重建家園的無奈選擇，就算任何一位記者問運房局，相信政府也不會說菜園村有任何一位村民獲「破格優待」。明報竟然突出「個別村民」，而沒去考證其實有更多的村民是需要再補貼金錢來重建家園的普遍實情，這不是偏頗了事實嗎？

三、菜園村要求政府介入新村路權爭議，是「不合理」？

在新村路權的爭議上，明報說看不到政府可以什麼角色介入。鄭汝樺在10年11月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說會「聯同鄉議局就土地和路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但事實上政府卻常常強調路權是私人土地交易，拒絕任何介入。

常識告訴我們住房或土地交易是關乎買家和賣家，但菜園村民從來沒見過路權地主，前幾個月更突然出現能夠在背後控制地主的不明勢力開天殺價，又要求割地，又要求付款。同一條路，其他居民入住時只需要付10000元，另加每月400元的路權費，菜園村民為何要面對「特殊」待遇，比同一條路的居民多付十倍路權費？既然明報說「市價」是一個客觀參考標準，其實也可以了解一下「市價」是什麼，才應判斷菜園村民是否合理。

整個過程，菜園村民只能透過劉皇發當「消息人士」獲知開價，想找出對口單位都難，我想只有在新界，才會有這麼謊謬的事情發生。不要說政府怎樣積極介入，就連安排買賣雙方坐在談判桌上的角色，政府都沒有做好。

政府一宜將路權問題卸膊予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路權原是私人交易，明報說外人不應置喙，可是若公眾知道路權地主是發叔親戚，而發叔又是中間人，事情會是這麼簡單嗎？就算我們相信發叔已盡力協調，但路主及背景不明勢力開天索價，至今仍未解決問題卻是不爭事實。

菜園村民已表明解決路權問題後就會搬離，不會阻礙高鐵工程。要求政府介入，很不合理嗎？

有道理走遍天下，無道理寸步難行。究竟是誰拖延了誰？菜園村民二月已宣佈重建，聽運房局官員說高官們對菜園村民願意放下不遷不拆而選擇自力搬村「樂見其成」，若是如此，政府可盡快批准申請村民之復耕牌，如是者，我想新村現在已可建成，可是政府諸多留難，至八月才發放可讓村民安置之牌照數目，令整個建村進度拖延半年！昨日政府拖村民，村民今日無村可搬，明報卻諉過村民有「長期霸佔公地的特權」，實在是進一步向弱者抽刃。

道理站在那一邊，要見事實，講證據，不是說一下就算的！

奇文重溫：＜有飛機之快無機票之貴——武廣高鐵坐後感＞

準來港婦女的邊緣掙扎（兼賀《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面世）

葉寶琳 — Sun, 27 Jul 2008 13:04:30 +0000

按：本篇是筆者早前寫過的文章，講及準來港婦女的邊緣處境及政策背景，適逢《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剛於書展出版，重貼這篇文章，特賀。

「準來港」一詞，其實是在在2006年中成立的「準來港婦女關注組」而開始的，意思是迎接和接納她們即將到港前的需要，認同她們是香港人的一份子，只是在等候來港。然而，由2006年底開始指稱她們「搶佔」了香港公立醫院產房床位時，傳媒都只是稱她們作「港人內地妻子」，這個稱呼彷彿已拒絕把這群婦女當是香港人的一份子。

筆者認為，香港社會對準來港孕婦的歧視是基於香港人對中國的想像，雖說香港的主權已移交予中國，但互動卻只限於經濟層面上，自由行、港商在內地的投資反映了中港在經濟上互動的頻繁，當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時，就去擁抱內地，但在社會及文化上，卻仍存有對中國的恐懼與抗拒的心態，而這些卻是制定許多不公平及剝削準來港婦女等邊緣社群的各種政策背後的重要支柱。

2003年，香港政府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提出「人口政策」報告書，當中提出「在公共醫療護理服務方面，這一原則適用於訪港的雙程證持有人和其他訪港旅客，並會考慮如何應用及實施於其他人士。」即是將港人內地配偶界定為非符合資格人士行列。自此，港人內地配偶在香港接受公立醫院服務，便不能享有香港居民收費的價格（即是，香港居民的住院費是$100，內地配偶就需$3300）。

在2005年5月17日，醫管局在這個身份界定後，便向港人內地配偶實施 $20000三日兩夜的分娩套餐。至2007年2月1日，醫管局將這分娩套餐收費大幅增加至$39000，並要求在預約服務時一筆過繳清，否則對未經確認預約分娩服務或沒有受到由醫院管理局提供的產前檢查者，醫管局就會收取$48000的懲罰性收費（非港人在港產子都只須繳交$20000 成本費，準來港婦女比非港人的收費更高昂）。

但為什麼這群婦女需要被懲罰呢？事實上，政府利用了多項污名化的方法，把這群婦女推上邊緣位置，如指稱內地孕婦常拖欠住院費用、醫管局每年需要額外動用一億多元處理大批內地孕婦湧到公立醫院生產的情況、拒絕不肯繳清費用的內地人士入境等。但我們可見這措施並未能令到內地孕婦來港分娩的人數有明顯減少，只是將這批內地孕婦中的三成半人「趕到」私家醫院。

對於這群準來港婦女而言，她們有什麼選擇呢？丈夫是香港人，一般是基於「嫁雞隨雞」的心態，再加上家族的人對香港生活的想像，她們都會無選擇地要到香港與丈夫團聚。但在等候來港的過程中除非不想有下一代，否則就會注定負上沉重的代價......要麼來到香港生產就要「被罰」$39000費用，要麼就一直待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取得居港權來港後才以本地人價錢生育，但屆時可能已成高齡產婦了，否則只好放棄子女的居港權利，因此有不少情況令孕婦因負擔不起費用而墮胎，或為了節省一晚的住院費，而冒險在最後一刻才入院產子。

生育權、家庭團聚原是基本權利，但雙程證、居港權及內地孕婦分娩政策卻將這群婦女落入沒有出路的境地：嫁了，卻不可以與丈夫團聚；結婚了，卻非要負上高昂的代價才可生孩子；生了，卻要經常來往中港兩地續辦證件以照顧子女。經濟上，因為經常離開內地而不能工作，只能依賴夫家；角色上，不能經常照顧兒女，當個好母親；身份上，因為嫁了，做不了內地人，但香港卻不當她們是自己人。若說新來港人士有「適應」的問題，應說是由這些排外政策開始。

《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

發起人：羅婉禎＠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出版顧問：廖偉棠
編者：曹疏影、鄧小樺
作者：曾淑玲、謝旭雯、梁璇筠、梁以文、張婉雯、陳麗娟、黃靜、柳川、鄧小樺、曹疏影
攝影：廖偉棠（除特別注明外）
美術設計：黃良藝

朱江瑋：只是，終身忘不了他，我是知道的。

葉寶琳 — Wed, 05 Jan 2011 06:37:20 +0000

按：年青的一代對於司徒華的記憶，可能只集中於支聯會，最近他否定公投支持政改方案，和他傾向於「獨裁」的辦事作風。華叔去後，才令我們重新記憶他曾追撃杜葉錫恩、大罵劉千石「和解論」、和不贊成民主派入行政局的激進一面。誠然，這種感情是複雜的，朱江瑋在FACEBOOK上就寫了此篇「華叔有感」，說了一些社運參與者的心聲。謝謝江仔同意轉載於此。

司徒華走了。我與他，沒有直接的接觸，華叔這個稱呼，未敢使用。

知道消息時，我正在開會，消息是從同事口中知道的。「終於都走了」，很不敬，但這的確是我第一個反應。開完會後，與同事食飯，才回過神來，淡淡的哀愁開始湧上心頭。他的離去，是否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落幕？的確，有一剎那，我心裡充滿著迷惘。

八九年六四事件，我小學六年級，剛要行畢業禮，用葉寶琳的講法，我也算是最後一批直接受六四影響的年青人。還記得當年，六月五日，老師在早會時，搵同學分享對六四的感受，我也是其中一位。八九民運，至死也難以忘記。活在我們這一代，司徒華，也是同樣令人難以迴避。

年青人，尤其是滿懷理想的年青人，最裝不下的就是權威，最吃不下的也是權威這一套。大學時期，反對校方的家長式管治，反對特權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反對家庭內的封建傳統，都不多不少地，帶點反叛反權威的因素。而參加學生運動，有時亦會出現反對「老鬼」干預的事件。最少在我成長的那個時期，是逃避不了的情義結。

司徒華，他是任何人迴避不了的大山。誇張點說，他就可以代表整個支聯會。讀大學的時候，有朋友曾經公開批評支聯會，獨佔八九民運，壟斷六四燭光集會，那時，我是心裡叫好，口裡支持。總覺得一個代表香港大部份巿民意見的組織，長期由一個核心領導，是不應該的。而這核心中的核心，就是司徒華。

經過多年工作的淬煉，心裡社會主義的種子正在慢慢地發芽，對於他所創立的支聯會、教協、民主黨，很多立場我都並不甚認同。最近，司徒華及民主黨更大力推動區議會妥協方案，最終政改得以通過，更令我相當憤怒。

但這些，都掩蓋不了，我對他從心裡發出的敬佩。

我並不是一個心志堅毅的人。支持我參與社會運動的，最主要是那份對社會被壓迫群眾的感情，以及無可逃避的罪惡感，反而，有關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革命理論，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只是次之。所以，我深刻感受或想象到，長期參與一個組織，並且承擔這個組織的核心，那種壓力以及所需要的堅毅，是多麼的令人喘不過氣來。

但是，我並不想繼承他。因為，我們並不同路，縱然，偶有接合。

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能否超越他，走到另一個階段，我不知道。

只是，終身忘不了他，我是知道的。

圖片：Charles Mok及coolloud

六四二十周年晚會。

菜園村最新消息：政府亂拆石棉屋．菜園村民力抗陰招逼遷

葉寶琳 — Tue, 28 Dec 2010 13:24:52 +0000

十二月十五日運輸局向菜園村民提出要於十二月底前收回十五戶打算遷往菜園新村的復耕戶，政府還沒有通知村民具體日期的同時，今日（十二月廿八日）又再前來石崗菜園村進行收地、拆屋和處理石棉的工作。前天（十二月廿六日）村民發現政府違規清拆村內石棉屋，因此今天政府於假期後重新開始工程時，村民再次停止他們的工程，要求局方解釋事件，並抗議這幾星期以來高鐵人員及承辦商揮刀恐嚇、拆屋、截水截電、甚至是離奇火災等粗暴收地、變相迫遷村民的行為。

今天三十位村民和巡守隊已經成功阻止四處工程：包括三處處理石棉屋，和一處拆屋工程。至今，石崗菜園村內仍有近二十戶石棉屋，拆掉石棉屋同時破壞村內環境，村民和巡守隊要求政府解釋亂拆石棉屋事件，並停止所有影響村民現時生活環境的工程，承諾先解決現時村民的安置問題，否則村民和巡守隊定會停止所有變相迫遷村民的工程。

十二月十五日的三方會議，運房局官員同意若空置房屋旁有人住，都可以不拆。但想不到，這邊廂局方才承諾，轉個頭就在二天後的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拆去四間屋。今日下午，巡守員在菜園南村發現有工人駕挖泥車拆屋，其拆碎瓦礫一度封住該處通往錦田公路村口的主要道路，村民即時阻止。

前天（十二月廿六日），本村村民和巡守隊發現在菜園北村有一間石棉屋鄧家遭違規拆卸(註一)，今日去到該現場時發現工人在沒有穿著保護衣物及戴口罩的情況下執拾石棉瓦碎片（註一），於是我們阻止工人繼續搭棚，希望他們能夠請示上級關注組的訴求，可是整天承建商都沒有任何回覆。

十二月廿六日, 菜園村關注組成員往菜園村北的高鐵工程範圍視察. 關注組成員發現, 有承判商在清拆石棉房屋時, 違反相關法例及守則, 包括沒有密封工地, 以及隨處棄置清拆下來的石棉塊.

載着港鐵頭盔的工人, 今早在沒有任何保護裝備下,徒手在現場檢拾石棉塊

及後我們去菜園北村另一處村民的家，業主陳先生仍未將地及屋交給地政署，工人就已開工，將陳的石棉屋圍布，其間警員甚至連同工友迫村民就範交屋，其他村民和巡守隊合力制止，期間僵持了近兩小時，至中午十二時，工人停工。

另一邊廂，在菜園南村亦有工人在石棉瓦頂房屋週邊搭棚，準備拆屋的工序，村民認為政府既未就先建後拆作出承諾，亦沒有對政府違反承諾，胡亂在村內拆屋作出交代，因此也停止了工人的行動。

註一：環保署就石棉的指引
問：為什麼只有註冊石棉承辦商才合資格處理石棉清拆工作？他們又會怎樣做？
答：波紋石棉瓦片的石棉纖維多與物料的基層構造物緊緊結合，因此，在正常使用時，散發石棉纖維的危險性不大。註冊石棉承辦商在拆除石棉瓦片時，會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石棉纖維散發，故涉及的風險很低。該等措施包括：分隔工作範圍、提供除污設施、盡量避免使瓦片碎裂及於清拆石棉期間充分灑水。此外，亦須採取一些安全及健康措施，如聘請一名全職註冊石棉監管人為工程作連續性監察、提供防護衣物及呼吸防護設備予工人穿戴以保障健康和在工地附近作空氣監察。如果要拆除的石棉瓦片上有一水泥層，應將石棉瓦片小心分開為可易於處理的尺寸，以便包裝及棄置。其中一個做法是先用鑿子沿石棉瓦片接口或一方便的界線，將水泥層鏟掉，然後將仍然蓋有水泥層的石棉瓦片沿已鏟掉水泥層的界線分離除下。所有產生的水泥碎屑應立即清理並放入袋內，然後當作石棉廢料棄置。

菜園村最新消息：去路未見，追兵又來－菜園村粗暴收地事件簿

葉寶琳 — Fri, 24 Dec 2010 10:15:49 +0000

上星期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又再一次向村民和政府信誓旦旦表示這星期初菜園新村路權問題會有曙光，可是直至今天仍沒有突破性進展（南華早報報導）；另一邊廂，政府收地工作已火速進行，官員宣告菜園村已成「工地」，擺明漠視未搬新村、賠償未解決的一眾(仍居村內)村民的生活環境，只以高鐵工程進度為唯一考慮。拆屋（包括含石棉成份的屋）、破壞鄉村小徑和水管、甚至有工人用刀指嚇村民等等，此等行徑反映政府已棄用十一月四日或十九日的「做秀式收地行動」，改為化整為零，一方面不斷騷擾屋主，要他們盡快搬離並簽署願意交屋的同意書，另一方面地政總署人員以同意書為憑據，作為拆屋收地的擋箭牌，把所有阻止清拆破壞環境的人視為「架倆」。

對於現時仍留在村居住的村民，他們不能阻止已搬走的屋主交出土地房屋予政府，但不代表政府就可任意拆掉已收的屋和剷爛土地，因為這會嚴重破壞村裏的環境，影響仍住在村裏的村民，這些村民對拆村的問題上應該最有發言權。村民波叔旁邊兩戶人已經搬走，參與重建家園的他正等待新村興建，未能遷出，一個月前，波叔的媳婦誕下女兒。就在孫女滿月時，地政就來拆波叔旁邊的房屋。上星期，有工人駕駛推土機要拆掉離波叔家僅幾公尺的房屋，拆了一部分時，七十歲的波叔聽到聲音，即時撲出來阻止，暫時保住了周圍的環境。波叔對面則住着曾太三代人，包括十歲的孫兒子豪，他們一家也是在等待新村興建的復耕戶。

小路末端是地政欲拆掉的屋，圖左粉紅色房子就是波叔的家，兩屋只是在隔壁。

政府常強調會「人性化」處理菜園村，但從他們的收地行為，見到卻只有「非人性化」的邏輯。每次收地，他們只會視地主／屋主為對口單位，並不會考慮如果收了地之後對其他仍在村內居住的村民的影響。現時村內仍有七十戶村民仍在村內居住，我們眼見不到政府對復耕村民進行強行迫遷，但是另一邊廂政府卻大舉破壞村民的居住環境，把村拆得七零八落，這何嘗不是另一種迫遷的手段，把村民趕上絕路？

經過十一月四日和十九日兩次護村，成功撃退地政總署人員收地後，令村民大大增加談判的力量，政府明顯延後了收地條件，十一月初，政府強調第一階段會收回所有農地和廠房，但自十一月十九日後，政府已改稱只收回「自願交出」的土地和房屋。及後，港鐵化整為零，在這一個月，他們趁機會總會「踩過界」，破壞水管、農地、拆屋、甚至鐮刀指嚇村民，層出不窮。筆者相信政府此舉旨在測試村民和巡守隊的抵抗力量還剩下多少。

上星期三（十二月十五日），石崗菜園村關注組聯同鄉議局（出席者包括主席劉皇發兒子劉業強、鄉議局秘書李先生及其他成員）和運輸及房屋局舉行三方會議，會上運輸局公然表示菜園村已成「工地」。「村」和「工地」所別之處，前者有社區，具靈性，有人氣；後者就只是一個工程地盤，冷血、冰冷而短暫的，沙塵滾滾的環境，又豈會是可以讓人居住的地方呢。

這有如宣告菜園村的死亡。但我們必然拒絕讓此發生。

筆者就把這個星期港鐵收地的粗暴行為紀錄在此，立此存照之餘，是讓我們想清楚，是什麼原因令村民面對這些時刻準備衝突以保衛家園的處境？

一、拆屋
十二月十五日的三方會議，運房局官員雖然拒絕承諾村民不拆所有屋的訴求，但亦同意若空置房屋旁有人住，都可以不拆。但核不到，這邊廂局方才承諾，轉個頭就在二天後的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拆屋。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多，趁巡守隊剛離開羅氏一家，去別處巡守時，就拆去羅家旁的三間屋，相距只是幾米，令羅家一小時內頓成廢墟上的釘子戶。羅家的十八歲女兒自出生就在此居住，面對現時周遭的環境，有時獨個兒出入村也覺陰森恐怖。

剛拆的屋和羅氏一家不足數米。

之後的下午一時多，推土機再驅前往另一羅氏的房屋，推土機的前臂在這空置的房屋撞了三數次，突然就撞破了一個大洞，剛巧買餸回家的波叔路過，就連同巡守隊跑過來阻止，工人就停止了拆屋。可是，政府要把菜園村變成廢墟的任務並沒有停止，星期三早上九時工人又有意拆羅氏房屋，幸好一早就被就緒的村民阻止了。

這兩間又是遭偷襲的房屋，幸得村民及時制止。

不知孰真孰假，承建商向村民表示，港鐵不斷給予他們壓力，指他們辦事不力，更叫工人應早在七點多就來，就是趁村民還未起床就應動工，更揚言應把握每分每秒，若下午一點拆不了就兩點來，兩點不行就三點來，務求要令村民和巡守隊疲於奔命，置動員護村的在「狼來了」的局面。

二、工人用鐮刀指嚇村民
事發在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的早上，承建商有工人開始在一個地主不願交出的農地斬樹，有兩位女村民聞訊即時護村心切，跑去制止，甚至以身體保護樹木，其中一位工人突然用手上的鐮刀指嚇村民，村民有身軀阻擋工人斬樹，工人竟就在村民旁斬下去，令村民非常驚慌，惡人總會先告狀，工人竟致電報警，當警察來到後，工人才將鐮刀放下。

三、推土機車壞水管及村路
承建商肆意橫過村路游走農田之間，不理對其他村民的影響，其中水管和村路亦已弄破，影響附近村民的供水水壓，令村內環境愈見惡劣。

四、工人及官員拒絕出示證件
有許多在村內工作的工人／人員大多都沒有戴上可以予人識別的證件，即使巡守員及村民要求出示證件都遭拒絕，令公眾難以監察收地過程，讓港鐵和地政可以逃過問責的機會。

前無去路。在這時候，菜園新村雖已買地，但路權問題仍未解決，在這個月完成測量工作後，一月份就要開始平整土地的工作，屆時就需要有工程車進場才成事，政府和鄉議局實在需要在下個月前解決路權問題。

後有追兵。現時菜園村仍有大約七十戶，主要是復耕的村民（包括會搬去新村的五十戶，和約十多戶自行申請復耕的村民），及農作物賠償未處理好的村民居住，他們至今都是最堅持拒絕離開菜園村的村民，他們強調搬村和賠償未解決都絕不會離開。那邊廂，局方在十二月十五日向關注組宣佈十五戶村民會影響下一階段高鐵工程，因此需於十二月底前搬走，當中包括關注組主席高春香的家、村民的聚腳點－嬌姐的新園士多、菜園村生活館、還有菜園村生態營造工作室的所在地，全都是菜園村關注組核心成員家之所在和八十後青年的抗爭基地，如我們讓政府趕走他們，就等同把菜園村的抗爭力量連根拔起。村民兩年以來學習了團結的重要性，早前的村民大會也共識了大家會並肩作戰，其他村民絕不會掉下十五戶村民不顧，大家堅持「要留就一起留，要走就一起走」。

村民團結的力量需要公眾更多的支持，因此希望各位讀者和巡守隊在兩次護村行動後不要鬆懈，密切留意未來一個月菜園村護村最新消息！

菜園村民獲《南都》年度公民獎

葉寶琳 — Fri, 17 Dec 2010 12:11:24 +0000

按：菜園村是因為港府和內地政府興建廣深港高鐵的受害者，他們三代家園就是以中港融合之名而被摧毀。當權者的融合視野，就只是有商務旅客和有錢人。以進步見稱的《南方都市報》剛正式在本港發行，剛過的星期六就向菜園村民頒發了「年度公民獎」，因為「菜園村村民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公民社會應有的權利訴求和抗爭樣本。在利誘面前，他們選擇故土情懷；在權力面前，他們選擇民主抗爭；他們呈現了現代城市生活中難得赤誠的家園熱愛，也貢獻了一次對普世價值的精彩闡釋」。菜園村向我們證明瞭「融合」的另一種面向，其抗爭經驗「給深圳官方和民間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鏡鑒」。「融合」不只是官方和商界的，更可以是屬於民間的。

記得一年前的今天，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第一次討論廣深港高鐵撥款，亦是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第一次包圍立法會，那天是星期五，會議在下午二時半舉行，那個時間人人都在上班，我們都在擔心參與人數不多，原來六時多就結束的會議（立會即使延長五分鐘就已非常緊張），也是因為高鐵太多問題未解決，在議員多番質詢下，延至十時多，政府都未能一一解答，會議最後延至一月八日再舉行。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竟然發生了，連十二月初工務小組通過時哭得暈倒的燦嫂，這天她的淚卻是勇氣的淚，她即使今天沒有和其他村民一起搬村，但她這一年已不再哭了，她說是因為知道香港有許多人反對菜園村被拆遷這件不公義的事。Keith Faulks在《公民身份》一書上說「公民身份的落實也是教育的過程，個人在政治實踐的過程中學習政治運作的技術，也就是說認識到公民身份和民主之間的密切關連……民主，這個必然永不停歇的過程，取代了目的論與演化理論，成為人類解放的道路。」因此，公民身份的演練，就是一個解放的過程。這一年，菜園村自力重建家園，由散村變成圍村，由望天打卦到自主命運，就是希望重奪作為一群非原居民的自主權。可是，香港政府和主流社會沒有把菜園村民當成公民，推動村民解放自主的過程，現時仍要面臨路權和年底再一次清場的威脅。這個時候，《南方都市報》向菜園村民頒發「年度公民獎」，對港府和香港主流媒體是何其諷刺。

剛過的12月12日晚，由《南方都市報》主辦的2010深港國際生活大獎頒獎典禮在深圳舉行。今年是第五屆，主題是「反對深港各自爲陣、表層交流；反對以GDP爲尺規度量生活；反對千人一面、陳詞濫調；提倡新銳生活方式和個性化生活細節；反對持單一標準的成功學；主導以美好對抗功利！」。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獲獎時也說，GDP並不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一個開放的社會應該是多元的、包容的，菜園村民需要的是保留他們的生活方式。

深港國際生活大獎的前身是深圳生活大獎，之前已舉辦過四屆，今年借深港融合之勢，《南方都市報》不但開始在港發行，更把此獎擴展為深港聯袂的頒獎活動。當晚黃耀明、彭浩翔、馬家輝、黎堅惠、陶傑也到場出席，共頒發出23個獎項予深港兩地在該年度有突出表現的人物、機構與事件，包括年度致敬人物獎、年度意見領袖獎、年度城市貢獻獎、年度藝文推動獎、年度最無聊深圳人獎、年度新銳80後等。

南方都市報編委、奧一網CEO苟驊向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頒獎時說道，深圳市民的公民意識也受香港影響，覺醒也比較早，2003年的豐澤湖居民因抗議高速公路在其屋苑穿腸而過而堵路，之後對行動影響公眾登報致歉，苟驊認為這就是「既勇於維護自身權益，又敢於承擔社會責任」的現代公民意識體現。他說「香港法制非常健全，NGO組織非常活躍，公民社會發育已經非常成熟，這給深圳官方和民間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鏡鑒，也是未來相當長時間內提升深圳軟實力的最直接的借力點。」雖然他誤會了港府妥協同意另辟土地塊重建村莊，但我們從廣州撐粵語運動等的經驗可見，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意識，的而且確影響著內地。

該報導電子版網址：
http://gcontent.oeeee.com/c/88/c88d8d0a60977545/Blog/bf7/78c254.html
http://gcontent.oeeee.com/8/50/850af92f8d9903e7/Blog/e62/6ff970.html
http://gcontent.oeeee.com/8/50/850af92f8d9903e7/Blog/1f5/91a04d.html
http://gcontent.oeeee.com/8/50/850af92f8d9903e7/Blog/e4a/e28da4.html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聲明：政府一直沒有以人性化方法處理菜園村收地

葉寶琳 — Fri, 26 Nov 2010 09:00:26 +0000

政府一直沒有以人性化方法處理菜園村收地
回應運輸及房屋局鄭汝樺十一月廿四日立法會發言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
二○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就局長今早回答議員提問，有以下的澄清及不滿：

1. 石禮謙議員指局長近半年曾到村與村民會面。關注組必須指出，局長從未就菜園村未解決個案和搬遷問題直接與村民開會，更沒有到村了解情況。石禮謙亂講一通，但鄭局長沒有在會上即時澄清，是試圖混水摸魚，混淆視聽。

2. 鄭局長在會上表示，從10月開始收地，都是收回自願交出和已搬遷的構築物和農地。可是政府所謂的「自願」是地政人員脅迫下出現的，在11月4日第一次清場行動中向多戶居民威脅只會「寬限」多兩星期，只是到了11月19日第二次清場前才因社會壓力增加而軟化立場。另外，除了早前逼不識字的農婦曹太簽署放棄農地的同意書、地政翌日強鏟甘蔗田的個案外，關注組發現地政總署 / 港鐵前線職員由11月開始未得到村民同意，「偷偷摸摸」地將村民的部份農地鏟平。局長會上聲稱只收回「自願」的農地和構築物，是扭曲事實。局長一方面說人性化，一方面以威脅加欺騙的伎倆逼遷，這是激起村民和市民憤怒的主因。

3. 局長經常強調是「人性化」處理收地，可是11月4日收地行動，竟動用了數百名地政等部門人員收地行動，都是每家拍門，人肉錄音機式的重覆請村民離開，這種擾民的做法除了為了宣示主權，製造震攝村民之效以外，實在不必要以數百人之力收地。事實上個別村民自願交出的房屋，地政於八月已開始收地，他們也只不過是幾位地政人員和外判工把房子封起來。而且，地政前線人員對每一戶狀況，和是否願意交出土地和房屋都十分清楚，以十一月四日所見，超過四百名地政人員收回只有九間房屋作為比較，就可證明根本不必要以數百人之力收地，局長和一眾高官強調欲「人性化」處理菜園村清拆問題，可是觀乎政府做法，四百人入村掃場、兩星期對明知走不了的村民都要威嚇一次，這會是「人性化」嗎？

4. 局長多次說菜園村民的所有賠償金額達到2億5千萬，今日更說每人平均獲賠償50萬。政府發放這些資訊，目的是「抹黑」村民。關注組指出：

4.1 農作物賠償：農戶認為政府的農作物補償絕不合理，根本的問題是政府並沒有當農業是一項產業，因此當計算賠償時，只計算點算日的農作物種類和數量，卻並沒有考慮農民重建產業的需要﹝就連市區重建局在賠償舖戶時，也會在賠償金中包括重新開業的開支﹞。另外，漁護署的農作物賠償單價金額亦極不合理，譬如還有多年可結果的果樹，是農民多年心血，現在不能搬走，但政府只用幾十至幾百元賠償了事，連一年的收成都抵償不了。但政府一直不願意講清楚釐訂農作物「市值」的準則，令農戶申訴無從。

4.2 土地賠償及寮屋特惠津貼：政府以每人平均獲賠償50萬混淆視聽，隨意將二億五千萬除開五百人均分，事實上菜園村受影響住戶不只五百人，光是重建家園計劃中五十戶已涉及近二百人，而二億五千萬中大部份都是地主所得的土地賠償，而菜園村受影響的每一個核心家庭平均只得到四十多萬特惠津貼。申請復耕戶的村民，又要買地又起屋，更要投入資源於農業基建，涉及百萬開支，大部份的村民所獲得的賠償不足以應付以上開支，必須額外投資。50多戶的集體搬遷計劃，政府更要村民自行應付路權、接駁水、電、排污等基本設施，導致有村民淘空儲蓄。村民為何如此執著透過重建家園計劃買地建屋？就是因為我們眼中的重點不是賠償，而是如何能維持原有的生活模式和社區網絡，政府不單沒有協助，還多次以混淆賠償金額抹黑村民。事實上，尚餘有關賠償的爭取都是集中在農業賠償上，上文亦已闡述農業賠償的不合理，而村民眼下重視的就是如何重建家園。

整整兩年折騰，村民為了家園「退無可退，讓無可讓」。當立法會通過撥款後，村民已經迫於無奈失去安居的「家園」。政府真的是人性化處理的話，請暫停收地和中止一切滋擾的行為，並全力協助村民重建家園。否則，政府不斷「迫遷」，村民無路可退，為了家園，村民只能選擇「誓死護村」。

＊＊＊＊＊＊＊＊＊＊＊＊＊＊＊＊＊＊＊＊＊＊＊＊＊＊＊＊＊＊＊＊＊＊
以下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梁國雄議員提出的急切質詢所作的答覆：

問題：

政府於十一月十九日派員再到菜園村收地，做成一定程度的滋擾；亦受到示威者阻止，未能進行有關工作，當天政府隨即發表公告，表示為防止意外，避免示威者和收地工作人員受傷，政府決定終止當日的收地工作，並把寬限期延至十一月底。該村居民表示，如政府強行收地，會「誓死保村」，抗衡到底，當局亦曾多次表明會「人性化處理」菜園村清拆事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菜園村居民表示會對政府的收地抗衡到底，「誓死保村」；在寬限期過後，恢復收地工作時，為免與村民衡突，政府有何措施防止意外發生及避免有人受傷；政府答應「人性化處理」菜園村清拆事宜，請具體說明何謂「人性化處理」；

（二）鑑於政府表示會分階段清拆該村土地，預期將會持續一段時間，政府會如何盡快與居民開會商討清拆的時間表，免除居民的疑慮及困擾，並請告知政府與居民會談的時間表及清拆計劃的詳情為何；及

（三）政府目前仍未完成計算該村居民的農作物特惠津貼及搬遷的具體安排，為讓居民有充足的時間準備，可否延遲六個月才收地？如不可，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在整個菜園村的收地工作，從制訂特惠安置方案、審批各項津貼和復耕申請，到目前的清拆和收地，我們一直以人性化方式處理，盡力協助和配合村民，希望在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同時，讓各菜園村村民有資源和機會，盡量按其意願和需要選擇合適安置方案。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回覆如下：
（一）政府已多次表明會以人性化的手法，處理菜園村的清拆工作。人性化的手法就是分階段收地，先收回已遷出菜園村村民或村民自願交回的構築物及各種用途的土地，並開始平整土地和其他工程的前期準備工夫。這樣可以爭取時間，減少對高鐵工程進度的影響，同時讓未準備好的村民有更多時間完成搬遷計劃，是一個雙贏方案。

我們自十月中開始收地工作，不斷有村民陸續遷出，並主動交回土地和構築物。十一月四日，我們的同事造訪所有村民，逐戶了解他們準備搬遷的情況。如果村民已經遷出，我們即時接收有關的構築物。如果當時村民表示需要多點時間作安排，我們了解他們的情況和需要後，給予寬限期，並提供搬遷協助。該次的經驗證實這務實及人性化的處理方法既盡可能配合個別村民的搬遷計劃，又可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十一月四日後，我們了解不同村民的搬遷計劃和進度。例如，打算集體復耕的村民，買地的洽談工作已到達最後成交階段，有不少村民已陸續完成搬遷計劃，準備交出土地和構築物。可是，當我們的同事打算在十一月十九日收回這些土地和構築物，並進一步了解其他村民的進度時，卻給示威人士阻礙。

其實，菜園村已登記村民有二百三十多戶合共四百多人，只有五十多戶希望進行集體復耕，其餘的百多戶村民都有其他搬遷計劃。人性化的收地手法，就是在不影響高鐵工程的進度下，盡可能讓不同村民按其需要，分批、分階段先後遷出菜園村，完全不涉及所謂「威嚇式掃場」。

其實，除了現階段的收地工作外，我們在審批補償和安置個案時，也是以人性化方式處理。在法律或政策上容許有酌情權的情況下，我們會以人性化的方式，適當行使酌情權，盡量體恤村民的需要和情況。當然，如果法律及政策並不容許有酌情權，政府必須遵守有關法規。

例如，我們批准了一百四十多個特設特惠安置津貼的申請，當中約六十個屬完全符合資格住戶。另外，我運用酌情權批准了超過八十個未完全符合資格的個案，不少現時居於由豬舍或雞舍改建的構築物的村民也因而受惠。在處理這些申請時，我們同樣採取人性化方式，盡可能以體恤的原則照顧受影響村民的需要，包括恩恤對待多個涉及年老長者、獨居長者、長期病患、單親家庭、家庭變故等等的個案。

在處理公屋申請個案時，我們也抱着同樣體恤的態度處理，恩恤對待有特別需要的家庭，例如分配市區的公屋單位，方便他們與親屬互相照應。

在處理復耕申請方面，我們嘗試從不同渠道協助村民尋找符合復耕資格的證據。有村民表示他們很多過去的務農紀錄，已經因為水浸或其他原因遺失，漁護署、環保署協助他們翻查十多年的檔案，甚至到菜站、嘉道理農場尋找紀錄;有村民表示他們沒有農作物銷售紀錄，漁護署也願意和村民一同到銷售點視察，收集相關證據等等。

因此，整個菜園村的收地工作，處處體現人性化的處理方式。這實在有賴地政總署、漁護署、房屋署、港鐵公司等多個部門和機構的前線同事的努力。他們盡心盡力，了解村民的需要，公正持平及耐心地處理村民各項安置補償的申請。

（二）我們與每戶村民皆有個別溝通和聯繫，密切了解每家、每戶的需要和搬遷進度，並盡量提供協助。由於菜園村內有百多戶村民不參與集體復耕計劃，我們認為這是了解和配合個別家庭需要的最理想方法，也可以保障個別村民的私隱。至於另外五十多個計劃集體復耕的住戶，我們多次與他們面談，提供技術支援，也聯同鄉議局就土地和路權等問題與其他村民磋商、協調。我們已多次向他們的代表表明，假如他們能夠在日內完成土地買賣交易，我們會研究可行方案，希望既盡量配合他們未來數月的建屋計劃，又避免影響高鐵工程的進度。

（三）就高鐵項目有關的土地賠償、各種特惠津貼，政府已合共發放二億五千萬元予菜園村村民。土地賠償佔一億六千萬元，特惠現金津貼佔七千二百萬元，絕大多數已經領取有關款項。

這是菜園村村民和農戶所得的補償，不包括只擁有土地而不在菜園村居住的地主。以菜園村的登記人口四百多人計算，平均每人超過五十萬。更有家族所獲得的補償是以千萬元計的。此外，還有三十多個住戶在毋須資產入息審查的要求下選購「居者有其屋」單位。

現時仍有部分村民對農作物特惠津貼有所不滿。其實，政府批出的農作物特惠津貼約一千三百萬元，涉及約一百六十個農作物特惠津貼個案，平均每宗獲得超過八萬元。絕大部分為在屋前小規模種植自用農作物。現時仍活躍農耕工作的三十多個農戶所獲得的農作物特惠津貼全部皆數以十萬元計，最高甚至超過一百萬元。農戶除可得農作物特惠津貼外，更可以在收地前，收割農作物出售，賺取額外收入。

農作物的津貼率適用於全港的收地項目。漁農自然護理署已按村民要求覆檢了所有農作物的津貼率和所有農友的個案。經覆檢後，漁護署認為除食用蘆薈和有機農作物外，所有農作物津貼率已反映其市值，不會作任何調整。食用蘆薈和有機農作物的津貼率，則已作出調整，並適於所有種植這兩類農作物的農戶。

因此，整體而言，農作物特惠津貼機制已給予農戶合理補償。我們認為漁護署在處理農作物津貼的做法合情合理，也聽取了村民的意見，而作出覆檢，並調整部分農作物的津貼率。如果個別農戶真的可以證明其損失較農作物特惠津貼為多，可以依法進一步索償。

即使有農戶準備提出進一步的索償，也無須保留土地上的農作物。因為農作物特惠津貼是以點算當日（不是收地和清拆時）的品種、數量及其素質為依據，漁護署已就所有申請個案點算日的農作物資料備有完整紀錄，可以作為日後申索的依據。因此，即使農戶不滿補償金額，可以先遷出後申索，不應以此為藉口拖延其搬遷的計劃。

由於位於菜園村的工程屬於高鐵香港段的關鍵工程，當中涉及更改河道工序，必須在旱季期間內完成，因此時間非常緊迫，我們必須依時清拆，不可能延遲收地。

總括而言，我們在整個菜園村的收地工作，作出很大的努力，希望在高鐵工程和村民安置，取得雙贏。我們把土地的賠償率由丙級提升至甲級，讓村民有額外資源安排新居；我們制訂特設特惠安置方案，讓長期居住在官地和農地上臨時構築物的村民，也可以得到現金補償；我們容許合資格村民可以免資產入息審查購買居屋，讓他們有更多安置選擇；在審批復耕時，我們以家庭農場為單位，讓更多家庭成員可以一同居住，分擔農務。我希望市民和村民理解政府的努力和善意。但是，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也必須確保高鐵工程依時並按預算落成，發揮高鐵的策略性意義。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４３分

甚麼人在黑名單上？港人無理被澳門拒絕入境報導

葉寶琳 — Mon, 15 Nov 2010 06:47:11 +0000

圖：（左起）細雄、陳宇翔、葉寶琳、周振宇和李大成被澳門拒絕入境後被押回港，期間被沒收身分證，回港後才發還。

今年十月一日有在民間組織工作的社工旅遊時被澳門入境處拒絕入境，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讓人懷疑澳門是否因為23條立法後，以極端不穩定心態進行打壓港人的出入境自由。事件在本港也引起一陣白色恐慌，導致很多在香港有參與社會運動、關注民生的朋友均擔憂自己能否過境去澳門，基本人權是否已受到損害。而香港和澳門當局均互相推卸責任，對於過往被拒入境的人士都沒有一個合理的交待。香港保安局指事情是個別案例，只作個別處理，表示不能干涉澳門當局的司法管轄。

今日又再有五名港人(李大成—民間團體前線工作員，細雄—市民，陳宇翔—地區前線社工，葉寶琳---宗教團體工作人員，周振宇—理大學生，被澳門當局拒絕入境。他們乘搭上午十點半，從尖沙咀碼頭開出的船隻，到達澳門時，被澳門治安警察局以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網要法第17條第4項為理由，拒絕他們入境。

由此可見，事件已不是香港政府所說的個別情況，澳門當局的做法已嚴重地危害到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香港政府必須正視此事，並需要作出回應。從這次被拒絕入境的人來分析，澳門當局所掌握的名單尺度更是令人恐慌，因為被拒絕入境的都是一些沒有政治背景、為基層工作的香港市民。我們現正擔心是否這張黑名單的闊度連關注民生的市民也會在名單之內呢？澳門當局為何有這些港人的資料在手? 香港政府在當中的角色又是怎樣呢? 如果按照香港政府所表示的，並沒有給予任何的黑名單予澳門，那香港政府會如果保障香港人在外地的出入境權益呢?香港當局可否回應市民，究竟是因為曾關心甚麼類型的社會議題而被拒入境? 再者，雖然曾特首在他最新的施政報告中說他在自己任期內不會啟動廿三條立法，不過這黑名單的存在無疑是證明了澳門(甚至香港政府)擁有市民龐大的資料，這是否也是為了日後廿三條立法所做的準備？有見及此，我們今天下午舉行記者招待會，讓不能過關的市民講講自己不能過關的原因，也好讓市民大眾了解這張黑名單的闊度。

圖：楊佩艮（左二）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五晚再次被拒入境。此為昨日下午記者會攝。

就以上事件，我們提出以下訴求：

1. 此乃香港人的事情，並非個別事件，希望香港政府對此事作出回應及向澳門當局跟進此事，正視香港市民在澳門的出入境自由。
2. 要求香港政府公開黑名單的範圍。

影像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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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匡被判即時入獄十四天．裁判官梁榮忠：要將監牢關門聲去警惕示威者！

葉寶琳 — Thu, 21 Oct 2010 16:50:12 +0000

楊匡今日出庭應訊，右為另一青台主持阿橙。相片由Florence提供。

青台主持楊匡於6月9日中聯辦外抗議，要求釋放譚作人，被控阻差辦公和襲警，完成三天審訊後，前者罪名不成立而後者成立，被判即時入獄十四天，暫時留押於荔枝角收押所，楊匡隨即斷食三天，現時亦另外有四人獄外同步斷食，包括阿橙、Florence、Stanley Ho和Steven Cheng，楊高呼要抗議政治打壓，並希望各界繼續關注豆腐渣工程。東區法院裁判官梁榮忠於判案時語出驚人，說要將監牢關門聲去警惕示威者，並請去反省自己，示威過程是否恰當，是否讓示威者濫用示威權利！

事由今年6月9日早上，正值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譚作人在成都審判的同一時間，一眾關心的人包括女長毛雷玉蓮、蔡淑芳及楊匡等，當日到香港中聯辦門外示威。早上11時，雷在中聯辦外高舉一袋豆腐，以抗議豆腐渣工程，當她想將豆腐掛在中聯辦閘上，警察即時斥責「邊個有豆腐、邊個舉手就拉邊個！」，並警告她勿掟入中聯辦，有警員將豆腐搶過來後，其中一名女警將承載著豆腐的膠袋撕爛及揸爛豆腐，楊匡跟警察理論，指警察在強搶示威者帶來的私人物件。有警察按住雷的手制止，楊便出手阻擋，並打算捉著女警肩章，以看清其編號打算投訴，一眾警察將他推埋一邊，女警指楊抓傷她的右前臂，因此大批警察即時拘捕他，指他襲警及阻差辦公，把他帶送往西區警署，楊匡在警署內拒絕保釋，下午3時半轉介至東區法院提堂。

及後案件於10月18日於東區法院開審，控方於開案前將控罪由俗稱36B《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的襲警罪，修改為刑罰較輕的《警隊條例》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另外一條控罪是防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連續三天在東區法院審訊，今日裁判官梁榮忠正式宣判：防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一罪裁定不成立，原因是6月9日在中聯辦外的指揮官陸毅東督察下了一個法律上不恰當的命令。根據三天都有旁聽的青台主持Florenece描述，庭上播放了由警方提供的錄影帶，裁判官指當時陸毅東督察高呼「我唔理，而家有人亂拋垃圾，總之舉起手，就搵人（警察）執左舊豆腐！」，庭上就引發起「如有人想拋垃圾，警察可否執行職務去阻止」的爭辯，裁判官認為即使如有人想拋垃圾，警察都不可以搶垃圾，是要當垃圾掉了地上，警方才可算是執行職務，因此當時豆腐仍未掉在地上，因此警方不算是正在執行職務，即是這命令在法律上不恰當，並沒有法律基礎，因而不成立。

襲警罪卻成立，首先，他雖然承認豆腐是示威者的私人物品，但他表示法律賦予市民權利去阻止他人搶其私人物件，但當時豆腐已爛，因此楊的阻止行為並不成立；第二，裁判官表示楊去看女警肩章並不屬維護私人物件的一部份。因此裁定楊匡是襲擊女警屈思韻。

Florence 表示《警隊條例》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中的襲擊罪，極少會被判即時監禁，更何況楊匡只是初犯者。他們對裁判官提出兩大質疑：

一．法官變成主控官
一般在法庭上都是控辯雙方律師和証人及被告提問，法官都只會提出一些澄清問題，但Florence認為梁裁判官庭上已變成主控官。她指出雖然女警的驗傷報告指她前臂有6-7cm抓傷的痕跡，但從庭上錄影帶中見，楊匡一手捉著女警肩章後，就即時已有四五位警察，從楊的左右邊扯走他去一旁，而錄影帶中根本見不到楊有接觸過女警的前臂。她認為應不能入罪，但裁判官卻重覆十次以上「控方請你留意衣服襲擊的問題」，並問控方有沒有衣物屬襲擊的案例，令她覺得原是控方負責舉証，裁判官卻「俾埋貼士」予控方進行舉証了。

二．法官多次向楊匡提出引導性問題
Florence說庭上法官多次向楊提問，「你覺得如果有人想犯法，差人是否應阻止？」，楊當然回應指這問題不應由他作答，Florence就認為法官問題實屬不當。

Florence指青台未來幾日會有聲援行動，大家密切留意！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先建後拆．拒絕無理承諾書

葉寶琳 — Fri, 15 Oct 2010 11:33:35 +0000

先建後拆拒絕無理承諾書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

特區政府為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遷拆石崗菜園村百多戶民居。今日是政府規定領取特惠賠償的期限，十多戶仍未領取房屋特惠賠償的村民，聯同其他聲援村民及支援者，傍晚來到上水廣場的高鐵事務辦公室領取賠償。由於政府官員已在立法會承諾彈性處理搬遷時間，村民堅持不會簽署任何設定日期的搬遷承諾書，並要求政府確認先建好菜園新村、再拆舊村的過渡安排。

菜園村村民目前面對幾方面的困難。首先，雖然立法會在年初已撥款，但政府至今仍未完成所有賠償事宜，特別是農作物及農業設施的賠償﹝簡稱青苗賠償﹞，幾乎所有村民以及原居民地主均不接受政府單方面提出的賠償價，可是政府至今未有正面回應訴求。搬遷日期愈來愈接近，賠償問題卻一再拖延，令村內人心惶惶。

第二方面有關新村建設。關注組早於今年二月就向公眾宣布會按農業復耕計劃集體重建家園，並隨即就申請牌照和買地事宜與政府和鄉議局磋商。但是，由於政府遲至八月底才正式確定批出復耕牌照的數目，令村民的買地建屋計劃大失預算，直至目前仍未落實新村土地交易。雖然菜園新村的規劃和房屋設計工作已接近完成，但離真正建成尚要一段時間。政府在搬村事宜上，厚新界原居民而薄非原居民，至今幾乎沒有給予菜園村民任何幫忙，我們要求政府改變思維，在此緊急關頭主動協助建村工作，例如處理當地村民的訴求、協助新村基礎建設等，令新村早日建成。

第三方面有關遷出時間。政府一邊將清拆石崗菜園村的法定期限由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改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另一邊，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及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在九月二十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又稱，對於打算集體重建家園的菜園村村民，政府將會人性化/彈性處理其搬遷日期。我們對於政府就搬遷日期的講法先後矛盾感到無所適從。菜園村關注組一直要求政府承諾「先建好新村、再拆舊村」，我們認為，這是對於菜園村村民最基本的尊重。

在五十戶參與重建家計劃的村民中，有十多戶至今仍不敢領取房屋「特惠賠償」，因為前線政府人員堅持村民在領取補償前必須簽字承諾在十月十五日或之前遷出。村民一方面需要賠償金來買地建屋，另一方面卻沒有可能簽字承諾在十月十五日前遷出。我們認為，既然官員已講明會彈性/人性化處理，前線政府人員絕不應再強迫村民簽承諾書。

總括而言，菜園村關注組向政府提出以下四點要求：

一﹞不強迫領取特惠賠償的村民簽署限日搬遷承諾書；
二﹞盡快與村民解決有關農作物及農用設施補償的問題；
三﹞盡力協助菜園新村的建設工作；
四﹞承諾「先建好新村、再拆舊村」的過渡安排。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朱江瑋：一個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平凡人－評《就是一場馬拉松》

葉寶琳 — Wed, 29 Sep 2010 09:06:02 +0000

　　十年前的我，剛大學畢業，滿懷理想主義，一心希望投身革命事業，雖死無憾。雖然受身邊朋友影響，時刻警惕著個人英雄主義，但是無可否認，心裡仍不時憧憬著能夠改變社會；至少，能在社會變革裡，殘留一點屬於我的碎屑，於願足矣。

　　十年過去，社會未有半分改動，運動的形勢沒有進展，基層民眾的處境更差。夜闌人靜時，總會自問，走下去，社會主義真的會實現嗎？

　　我很喜歡看自傳，尤其是曾投身革命的先烈。看《雙山》、《鄭超鏻》，想像當時處境，以及面對的革命形勢，總令我神往，更不用說《馬克思》、《托洛斯基》等等。他們經歷的那個革命年代，如果有時光機的話，我會毫不遲疑投進去。

　　我（們）都是凡人。──最近與阿蘇，因著街工內部問題，爭執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最後總會相視而笑，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出這一句：我們沒有能力，亦不能期望，能夠解決所有問題，更不能幻想，明天革命就會降臨。我們能夠做的，只有堅守崗位。堅持我們認為對的，並且無怨無悔。

　　看完《就是一場馬拉松》後，心理狀況平衡了一點。十年，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還有很多先行者，梁耀忠是其一，亦相信是當中最悶的一個。

　　認識梁耀忠，因為進入街工工作。他是街工的主要領導，是我的頂頭上司。他勤力、堅持、工作態度認真。認識他的，無論喜歡與否，都不會否認。他的缺點亦不少，缺乏運動方向感、不重視宏觀理論、不善於人際關係，亦是普遍認識他的人對他的批評。

　　他從不談社會主義理想，更絕少談工人運動。他更多強調的，是對社會的責任感。「要推動工人運動，要先成為一個工人領袖；要成為一個工人領袖，先要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工人。」這是他為數不多談及工人運動時常說的話。據說，是雙山教導他的人生態度。

　　不看《就是一場馬拉松》，不知道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就是一場馬拉松》揭開了他年青時期，追尋社會主義的經歷。當時香港有一群激進青年，仿效中國革命年代的年青人，到歐洲學習及追尋革命理想。這群人主要受「托洛斯基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影響，梁耀忠是其中一個。《就是一場馬拉松》裡，梁耀忠透過尋訪年青時代的同志，回想當年追尋理想的經過。那一段歲月，構成了現在的梁耀忠。

　　雖然在《就是一場馬拉松》裡，是透過梁耀忠舊日同志口中，傳達出對梁耀忠個人品德的肯定，但我相信這並不是導演江瓊珠想表達的。都是半隻腳踏進棺材的人，又是舊日的革命同志，歌功頌德實無必要。

　　在社會運動裡，甚或在政治革命中，需要不同類型的人共同努力，才能令社會變革真正產生，並且向進步的方向前進。懷著社會理想的人，不可能如工廠倒模，一式一樣。而且，運動的力量，更需要不同崗位的人努力付出，才能開花結果。梁耀忠代表其中一種樣式。這種樣式並不是現時政治舞台的焦點，更可能不被大部份現時激進青年所認同，但同樣有它不平凡的價值。

　　我相信，這是導演希望表達的訊息。亦是我所認同的。運動要走下去，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堅持與努力。影片尾段，講述梁耀忠回到香港，加入「新青學社」，創立「街坊工友服務處」，吸納了新的參加者，與及後來的後繼者，帶出梁耀忠為運動培植的成果。雖不顯赫，卻真實。我相信，在梁耀忠心目中，與此相比，當選立法會議員只是微不足道。

　　身為街工的一份子，看罷《就是一場馬拉松》，別有一番滋味。

　　誠意邀請你，與我們一起分享這段，不只屬於梁耀忠的過去。

孔令瑜：不要「以暴易暴」

葉寶琳 — Mon, 30 Aug 2010 15:00:15 +0000

二零一零年八月廿三日，是很多香港人難忘的一天。早上十時半開始，電視機不斷播放著菲律賓馬尼拉的現場直播。直至晚上七時左右，情況急轉直下，結果八名香港旅客死亡，多人受傷，脅持人質的前警員被即場殺死。

事件發生後，一名旅客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為何十多鐘頭都沒有想辦法去作出營救，為何當地政府不願意和脅持者商量，事件拖延十小時，結果卻仍然是以流血結束，我們不但感到震驚和傷心，而且憤怒。

幾年前一名意大利神父在菲律賓南部亦曾被恐怖份子擄走，教廷要求菲律賓政府嚴正處理及救回神父，結果神父被綁架者遺棄在山林，其後被發現和救回。後來當地的傳媒指出，菲律賓政府之所以可以救回神父一命，是因為他們亦把恐怖份子的家人擄走，用採取「以暴易暴」的方式去進行所謂的「拯救」行動。是次警方亦似乎是重覆同一行動，警方前往脅持者的家中，企圖強行將他的家人拘捕，結果令脅持者情緒更為激動，令事件以流血結束。可見「以暴易暴」並非明策，而脅持人主要的訴求是復職，是要求當局徹查他被無理解僱的事件，但警方卻沒有從正面去處理他的申訴，反而繼續向他的家人施壓。

正委會在過去幾年來一直關心菲律賓的人權事件，由2001年至2010年阿羅約政府執政期間，超過1200名人權組織者被殺害，至少有二百多人仍然失蹤。這些侵犯人權事件之所以可以無日無之，是因為得到菲律賓政府的「默許」和「縱容」。菲律賓政府一直以來與國內的左翼份子處於對侍的狀態，並責成軍方以子彈和軍火將左翼份子徹底消滅，在「免責條約」的保護下，多年來不少人權組織者被視為左翼組織的成員，於是就「明正言順」地死在軍方的槍下、被拘捕或是被強行擄走或施以酷刑。多年以來，菲律賓政府為回應國際社會的強烈批評，曾經成立委員會以調查上述的人權侵犯事件，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亦曾強烈譴責當局輕易將人權組織者標籤為左翼份子或共產黨員，並將他們殺害。但可惜，所有的工作只是純粹回應國際社會的門面功夫，當地人的人權狀況並沒有絲毫改善。至今仍然沒有一人因此而被拘捕，法庭亦沒有要求軍方交出行兇者。菲律賓人權委員會曾經指出，未能輯兇的原因是因為沒有證人，沒有人肯勇敢地站在證人台上作出指證。事實上，所有證人都知道，作證後他們將是下一個被殺的對象。三名曾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作證的家屬，其中兩人在作供後回家途中，被蒙面的槍手殺死。

此外，當政府要強行收回一個社區，作私人發展商或企業開發用途前，為免居民被維權組織所「影響」，菲律賓軍方通常是在拆遷前幾個月首先進駐該社區，持搶實彈地在社區內日夜巡邏，以免居民被組織和動員起來，反對拆遷和安置計劃。

是次馬尼拉前警員以香港旅客的生命作威脅，要求復職，在香港人來說可能是匪夷所思，但在菲律賓當地而言，警察和軍方操生殺大權，濫權和欺壓市民的新聞時有所聞，阿基諾總統在傳媒面前，繼續為軍方和警隊辯護，亦可能與此有關。

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網上已經流傳消息，要求集體解僱在港工作的菲律賓外傭，而港府亦發出旅遊警告，要求港人不要再前往當地，但有關的行動和言論根本對事件毫無幫助，反而是延續了菲律賓警方「以暴易暴」的方法，受苦的只是無辜的外傭和菲律賓人民。

原文刊於八月廿九日公教報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專欄

新聞稿：香港外籍家庭傭工對於在菲律賓因被脅持而遇害的死傷者表示哀悼，強烈要求當局徹底調查事件及有關的救援程序

葉寶琳 — Tue, 24 Aug 2010 04:12:23 +0000

Press Statement
23 August 2010

HK OFWs express condolence and sympathy to hostage-crisis victims
Call for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hostage-taking and rescue operation
香港外籍家庭傭工對於在菲律賓因被脅持而遇害的死傷者表示哀悼
強烈要求當局徹底調查事件及有關的救援程序

As the hostage crisis in Manila ends, the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 (UNIFIL-MIGRANTE-HK) condoles with the families in Hong Kong of those who died and sympathizes with the other victims who got out safely but were surely traumatized by the tragic event of the past hours.
菲律賓的人質脅持事件在馬尼拉流血結束， UNIFIL對受難的香港家庭表示沉重的哀悼，對於那些雖然可以逃出生天，但在被脅持的十多小時中受儘創傷的悻存者，我們表示同情．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are appalled by this crime and greatly saddened by its ending.
在港工作的菲藉傭工強烈的譴責對有關的罪行，我們對事件以此悲劇性結束亦感到非常哀痛．

According to the Philippine media reports, at least 8 passengers – all from Hong Kong – of the tourist bus held hostage by Police Senior Inspector Rolando Mendoza were killed. Though there has been no report yet of the status of those who came out alive from the bus, their 12-hour ordeal will definitely have grave impacts to their lives.
根據菲律賓傳媒的報導，至少八名來自香港的旅客被前高級警長．雖然我們目前仍未知傷者的詳情，但對於他們在被脅持期間所受到的創傷，肯定成為他們日後生命中不能磨滅的傷痕．

This act of hostage-taking that victimizes innocent civilians must be condemned.
將無辜的平民百姓脅持和傷害的行為是需要被譴責的．

We call for justice to the victims and all assistance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m especially those who survived to help in their speedy recovery from their trauma.
我們要求還所有死者一個公道及為所有傷者生還者提供必須的援助，及心靈創傷

UNIFIL-MIGRANTE-HK also calls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n how the responding police officers carried out the negotiations and the extraction of the hostage-taker and victim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crisis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better and faster should be resolved. All actions taken by negotiators and police operatives must be examined to the last detail. Even the allegations of slain hostage-taker Mendoza of injustices committed against him must be probed.
UNIFIL-MIGRANTE-HK 亦要求對事件作詳盡的調查，包括負責的警方如何與脅持者進行談判去拯救人質．我們質疑為何有關事件不可以較好及快的方式去處理，談判專家和警方所採取的行動需要徹查調查，包括是 Rolando Mendoza 對警方的指控．

This, the police and Philippine government officials owe especially to the victims.
這一切都是菲律賓政府和警方需要交代的事，特別是向受害者交代．

Finally, we call on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authorities to take steps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sis from happening again. It is their duty to keep safe and protect the lives of all civilians in the Philippines.#
最後，我們要求菲律賓和有關部門找出方法以阻止事件重演，他們有責任保障所有在菲律賓內的平民百姓和市民的安全．

* The views and opinions contained herein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Dean and the Council of St. John's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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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iat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 (UNIFIL-MIGRANTE-HK)
2/F., New Hall, St. John's Cathedral,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SAR
E-mail: secretariat@unifil.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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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看我——寫在八一穗港同步撐粵語行動之前

葉寶琳 — Sat, 31 Jul 2010 16:45:00 +0000

七月廿五日在廣州江南西地鐵出口的「撐粵語」圍觀行動，事前雖已被官方定性為「非法集會」，網上發起人十八歲的「瑩爺」也被帶去「請飲茶」兩次，但無礙廣州人撐粵語的熱情，當日少說也有超過二千人參與。

如說行動人數，稍為了解中國新聞的人，或會覺得沒甚意外，因為近年廣東省，特別是工業區範圍，常常出現上千人的群體事件，工人甚至常以堵路方式來強迫資方回應他們的訴求。可是，這次行動和近年香港新社會運動有相類近之處，就是群眾擺脫了和自己有直接利益事件，而為捍衛廣州本土文化而走出來；若計算在市中心的群體活動，上一次就是2005年的反日示威，但上次可說是市府默許的，而這次矛頭卻直指政府，意義完全不同。

「擦邊球」是近年內地人在言禁下以暗示來表達對政府施政不滿的方法，這次行動中，熱心參加者都有擔心市府的警告會嚇退參與人數，但他們沒有被嚇退嗎？「無人說不可以來拍照聊天啊！」這就是他們的保護罩。他們總是有自己的方式，我們在反政改集會時有「溫柔區」，讓不欲參與直接行動者也有繼續參與集會的空間。在725的江南西，從照片中便見「圍觀區」就在地鐵站旁的商場出口和旁邊的KFC的樓梯，站在圍觀區的市民個個舉起相機手機，廣場區人士叫口號他們也較少參與。一些在內地搞勞工工作的朋友常告訴我，「組織」是內地政府之忌諱，不會有團體負起組織者的位置，個人也只是會以「圍觀」、「散步」、「拍照」形式聚集參與。因此，我們在香港集會常見的大聲公，725當日固然不會出現，群眾來到現場也只是等候著一些願意比其他人再走前一點的人出現。隨時一位穿著「言論無罪」T恤的男士，舉起一張非常粗糙的A4黑白影印標語，都會引來一陣騷動，即時上百人舉機拍照。深入的評論、討論只能繼續在網上「擦邊球」，現場難以發生。

觀乎獨立媒體的報道，見群眾舉起「只當百花齊放，豈可一桶糨糊」（即一統江湖，原於上海方言）、「推普機出沒注意」口號牌，「推普」就是近年廣州市府大力推動的「推廣普通話運動」，最落力就在教育層面，現時廣州小學已全面禁用廣東話，課餘也不許講方言。有趣的是，「推普機」和我們常常拿來諷刺政府和市建局剷除社區的「推土機」，不止是押韻，意念上，「推普機」也是在剷除廣州話這本土文化。

豈止撐廣州話，也是捍衛嶺南文化

香港人或會對是次事件感到很驚訝，但他們認為紀可光事件只不過是導火線，近年市府不停拆遷騎樓式唐樓（如恩寧路）；城中村改造計劃迫令九個城中村拆遷；在小學禁止學生在課餘時間講廣東話；甚至早前地鐵更有意取消廣東話廣播，在群眾壓力才撤回決定；且媒體上也愈來愈少廣東話報導，才是令他們認為政府想滅絕本土文化的遠因。2008年3月，廣州市政府建議拆掉具270年歷史的天字碼頭重建，引來了大量網友抨擊，最後該計劃沒有強行上馬。今年二月，廣州宣佈將用十年的時間基本完成廣州的舊城改造，整個計劃投入100億，令60萬人受拆遷影響，並劃出了橫跨三大老區的區域改造。此後，一些如「廣州舊城關注組」、「聲·鳴行動小組」、「恩寧路民間關注小組」、「粵來粵正小組」等這樣的團體相繼出現，他們主要是透過國內社交網站豆瓣召集，這年來他們不停在廣州舊城區舉行活動，如「廣州舊城關注組」每星期就會為舊城區舉行拍照活動，並策動7月11日在廣州人民公園快閃唱廣東歌，725過後，繼續會為恩寧路搞展覽和為居民紀錄口述歷史。因此，廣州人捍衛的不止是粵語，而是廣州的本土文化。

725現場有許多青年參加者都認為廣州話是嶺南文化重要的部份，語言從來都具重要的政治意義，方言，就是地方的話語權，方言愈強，群眾的地方認同感就愈強，對共產黨統治的威脅就愈大。如陳雲言，粵語具有唐朝根源和英美風格的文化，相較普通話作為共產黨語言，其語文和歷史根基太短了。嶺南文化這個說法，在香港很少出現，究其內容是什麼？他說嶺南文化的內容是中原在唐朝傳下來優雅語言和生活方式，加上清朝與西洋文化交流而成的文化體系，既古老又現代。香港以前也叫嶺南文化的，不過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統治，切斷了兩地交流，香港便叫香港文化了。

我們做的事，是有人看著的

參加725的廣州人阿丸甫知獨媒特記來自香港，就說「好似冇菜園村反高鐵咁勁喎」。更想不到的是，獨媒記者在江南西現場竟發現幾位有收聽香港網台的聽眾，（現時香港一些網上媒體在內地不用翻牆便可看到，如our radio和開台，而my radio和inmedia都必須翻牆才可聽／看），可見他們對無河蟹資訊的渴求。

我們近年搞的本土運動，專注本土，並沒有想過對國內的影響。725接受獨媒記者訪問的劉小姐，認為廣州一直以來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堡壘，而穗港共通粵語令兩城文化和政治上的認同感更接近，香港自由的風氣感染內地，令她覺得政府打壓粵語就有助打壓異見聲音。令我想起上兩星期內地維權律師滕彪來港，來到參與直接行動新書發佈會，之後和一眾觀眾飯聚，我們跟他談起香港和內地運動的連結，他說，這年頭開始他開始意覺香港對國內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如果香港的公民社會都捍衛不了，內地只會更堪虞。

明天，八月一日，請參加近年第一次穗港同步聯動的集會。

被高速終止的世界(下)

葉寶琳 — Mon, 26 Jul 2010 14:23:48 +0000

文：葉寶琳、陳劍青

編按：上一篇提及筆者乘坐以「朝飲珠江水，午食武昌魚，晚品穗城茶」作宣傳口號的武廣高鐵期間，意外發現在衡陽被賣豬仔的拆遷苦主。這次下集，就講高鐵推土機在武漢的痕跡。

無關的武漢

帶著沉重的心情乘高鐵北上，來到武漢高鐵站。站的規模巨大，尤如香港新機場。附近並沒有任何設備，饍食也欠奉。武漢的高鐵站範圍比衡陽大得多，我們走到高鐵站旁的土地。周邊土地都是廣泛地被挖翻，泥沙裡也見到不少生活的跡象，甚至有一片紅土地上的那些房子只拆了一半，應是以往的村落。村落外牆仍新，應該是在不知情之下被選中地方，並迅速逼遷。在殘雪冷土與廢墟之間游走的，只有我們與一兩頭被村民遺下的銀貓，它們都在叫。

仍然有一戶在晾衣服，起初以為是釘子戶，一位於此過年的四川農民工及小孩，原來是一位替拆屋公司打工的年輕工人，與她的小孩留在工地內，因此在一間未被摧毀的村屋過年。我們被好客的她邀進了家中談天，她說不清楚這村子姓甚名誰、搬到何方，只知道他們只搬走了約三個月，只知道發展高鐵相關項目，但具體如何也不知曉。言談間，她透露了逗留的理由——火車票已經售罄，相鄰只招待付得起的乘客的高鐵站與她根本毫不相干。

我們隨意到武漢及衡陽高鐵站附近，就已發現千計被摧毀的家園，如果真的為高鐵拆遷作一個詳細的調查，結果應該難以想像。

廣州沉沒

武廣高鐵廣州南站同樣把大面積的園藝農場剷平。不知何解，廣州金沙州因高鐵而地陷事件，在廣深港高鐵撥款通過後才爆出。廣州市地質調查院日前發表《廣州市白雲區金沙洲地區地面塌陷、地面沉降調查報告》，原來從2007年7月始，因武廣高鐵隧道施工大量抽排地下水，廣州金沙洲地區發生逾三十處地面沉降和塌陷，四月底，當區更有四棟樓的住戶須立即遷出，待修繕工作完成後才可回遷。

圖：金沙州地陷情況

戰痕處處，另一邊廂的荔灣段工程就要拆除265棟房屋，2008年9月，就有十五戶村民拒絕遷走，內地報章報導，十二月初村民更與施工工人大打出手。

這些引致收地逼遷、沉降塌陷的人並非技術官僚，是一些肆無忌憚遺忘了人文關懷的執政者——一只手把捍衛家園者等同阻撓執行公務的人，另一只手就製造如雷峰般的烈士形象。我在網上看到一位負責拆遷工程的政府官員發言：「他們就象戰爭年代支援革命那樣，主動支援國家重點工程建設，湧現出許多感人的場面。為了保證武廣工程建設人員按期進場施工，在沒有簽訂徵地拆遷協議的情況下，有很多單位、學校及待拆遷的農民群眾主動騰房騰地，有許多農民在簡陋的過渡房裏度過春節，但他們都毫無怨言。如株洲縣三門鎮老村幹部郭海泉，在未領取一分錢補償費的情況下，帶頭將房屋拆除並騰地；雷打石鎮鐵籬村書記李安炎、主任姜立文也在沒有獲得補償的情況下，主動將村級農貿市場和洗煤廠全部拆除……」登時聽得起雞皮疙瘩，高鐵之所謂虛幻，就如製造雷峰一樣如此。

結語

據國內媒體報道，國家信訪辦2003年至2006年的統計發現，在接待的上訪者中，近四成涉及拆遷。中國已開通八條高鐵線，未來中國高鐵還會「大躍進」，興建過萬里鐵路，包括廣深港高鐵。早前香港立會議員被邀參觀上海世博，本來兩小時的航程變成六小時的交通，被迫成為武廣高鐵的公關大使，只見速度標版和飯汁，不見沿線居民的拆遷現實。同樣問題發生在香港，一月圍城落幕，但高鐵沿線的現實問題並沒有終止，菜園村、大角咀、葵涌居民面對的問題仍未解決，高鐵的速度，似乎沒有把虛幻與現實拉近一點。

其他文章：被高速終止的世界(上)

被高速終止的世界(上)

葉寶琳 — Thu, 08 Jul 2010 11:12:07 +0000

圖：武漢高鐵站旁的拆遷情況

文：葉寶琳、陳劍青

編按：政府總是在推銷高鐵的速度，可是由於需求不振，《南華早報》日前已報導寧滬高鐵通車三天已告無限期停駛。另一邊廂，武廣高鐵作為港府推銷廣深港高鐵的公關大使，更被打造成目前世界上時快速最快，當地政府更以「朝飲珠江水，午食武昌魚，晚品穗城茶」作宣傳口號的快車；而香港反高鐵人士提出的，就是這種速度背後的公義問題。

我們慶幸活在香港，可以讓一條小小的菜園村，激發反高鐵運動的千層浪，讓香港人反思家園的價值，發展主義的問題，可是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規劃下，又有多少條菜園村是在無聲無息下被拆遷呢？

早前香港獨立媒體網組成特約記者團，分別乘坐長途巴士、普通列車及武廣高鐵，來回廣州及武漢。鐵路帶動沿線城市化發展，土地價格上升，增加房地產炒賣已是眾人的常識，可是，高鐵同時尤如一架高速的法拉利，要快麼？就必須以最短的路程（直線），最少的障礙物才能完事，不過有一點不同，高鐵是沒有馬路的，而那些被視為障礙物的，卻是平民百姓的家園。

輾過衡陽

武廣高鐵的拆遷徵用地周圍打出強拆標語「嚴厲打擊一切阻撓執行公務的行爲」，因此，若然你捍衛家園，就等同阻撓執行公務，一律被嚴打。
春運之時，我們跟著了「被低速」的民工乘坐七小時長途巴士到達衡陽，和其他武廣高鐵站一樣，衡陽高鐵站處於城郊。筆者自問算是專業的內地背包客，覺得大陸對旅者方便的重點，在於大陸城市百年以來建立了便宜又八達的動靜脈交通網絡，火車站旁總會有長途汽車站，轉乘從來不愁。可是在現代的高鐵站，我們就要在位於市中心的汽車站花一小時車程才到達衡陽高鐵站。

武廣沿線高鐵站設計都希望打造成有古代特色，赤壁站有如戰國兵營，衡陽站就是圓頂飛簷，柱也要打造得古典。在超過七公頃的衡陽站範圍，簇新的石屎地版周邊，就是許多被掘破的磚紅土壤，全都是經歷拆遷後再新鋪沙泥的痕跡，還有拆遷工地必見的組合屋。我們上前探索，發現一間似乎是街道委員會的辦公室，探問一位在門前抽煙歇息的男子，他和一般我們對內地官方人員的印象一樣，總是不停地問我們在這幹嘛，為求了解此處歷史，其實說找誰都不重要。我們辯稱自己到這裡找朋友，他告訴了我們所站之地是茅坪村，因高鐵站村民已被拆遷，著我們給他朋友名字，他就可以幫我們找他，他說因整條村有十一組(行政管理分類)人很難找，村民搬遷後許多也下落不明。數千人的社區網絡歷史與關係，就此瓦解。

圖：衡陽高鐵站附近，種下光禿禿的樹，尤如一塊大工地。

跑跑碰碰，走去試問高鐵站一群正在生火取暖、四五十歲、身穿工地熒光衣的工人有關這地的歷史，也順道在零下氣溫借火暖身。一問之下，原來他們就是茅坪村以外，另一群因興建高鐵而被迫遷的村民。

這受影響的就是高鐵站旁的王江村，拆遷時原有1700人，加上茅坪村，總共波及2000多人。村民一個接一個補充問題的答案，說以往他們都是務農為生，自給自足，在政府去年拆村時，沒有告訴未來要發展什麼，官員們只口口聲聲說有三保 (養老保險、生活保…社保什麼什麼讀書保)，但卻未有兌現。本來答應在一年半的過渡期中給予租屋費，然而只給了十二個月，而每月六百元的賠償，就只能付得起錢的在鄰近村租一個小單位，沒錢的只好在高鐵站旁搭一間小草屋過夜，跟我們聊天的劉先生這一年就是住在自己搭的帳篷內。剎那我們身心都凍得發抖，衡陽最冷時可有零下兩度，不能想像村民被毀家園後，在爛地露宿風餐的感受。

政府宣傳說高鐵建成令周邊新城群起，可是並沒有為這群犧牲了的村民許一個未來，他們原可靠自己耕種的作物幫補家計，拆村後，他們的生計就無退路。這兩年等候安置房建成的春節期間，高鐵公司聘請他們成站務臨時工，在人流和空間不成比例的高鐵站外圍打掃、執垃圾，每天早上七時至下午二時，工資每天二十元。安置房建成後，當局不僅沒有再分配田地，新建的房子也被村民群起批評，說新房的地磚一踏就碎，是豆腐渣！

圖：圖中的小攤檔周圍站著一群不願拍照的王江村民。

他們知道我們從香港來，問我們能否幫他們反映一下 (香港真正的成為了中國的良心，至少在普遍印象上)。本來想拿相機出來問他們是否介意拍照，但當拿出來，他們已顯得懼怕，他們也開始意覺另一個問題，若果報導，他們心恐會被當地官員報復，又感到無奈下來。

一小時內，竟然給我們高速了解了一個比菜園村還要大的拆遷事件，若是我們隨意就能發現衡陽數千拆遷戶的處境，武廣高鐵沿線又豈止影響千萬人？我難以想像菜園村的居民的土地被徵奪後，他們會得到如此下場——土地與生活割斷，老人家還要每天體力勞動，今天還要睡在街頭，未來還要住豆腐渣房子。集體當臨時工，一個月做二十多天，也只剛剛夠買一張四百九十元的武廣高鐵車票。

他們說了很多的控訴，由於是操湖南口音，許多話語也聽不清，唯一一句相當清楚，一名婦女重覆地說：「這是我們的土地。」
誰的利益，憑什麼可以優先於數千人的下半生？

車一路向北，都見到和諧號走線旁很多被拆的房子。萬千田野都被它刀片一樣斜線切割過去，老牛都在與它一起生活，不知道未來有什麼變化。

《艋舺》沒告訴你的剝皮寮抗爭風景

葉寶琳 — Thu, 29 Apr 2010 08:16:19 +0000

文：葉寶琳

一齣港產本土《歲月神偷》獲得國際獎項，成為促成永利街獲保留的重要力量，但未來永利街的保留模式也令人憂慮，究竟會如灣仔和昌大押和尖沙咀水警總部般的高級商場食肆的保育，還是可以留人又留屋，讓原居於永利街的居民可以繼續居住，又可讓一般市民參觀的保育項目，暫時仍是未知之數。香港有《歲》，台灣近月又有一齣本土出品的國片《艋舺》大賣，主要拍攝場地剝皮寮現時已人去樓空，筆者上月到台經過該地，見到此景已覺奇怪，八十年代的環境，距今天久，為何已不見生活痕跡？

後來得台灣好友介紹，原來當地居民在九十年代末組織抗爭，爭取不遷不拆，可是公權力最後把她們趕走；另一邊廂電影上映後，有些艋舺區居民發起拒看行動，她們認為此片負面地呈現艋舺的城市形象，把這個社區描述成為黑幫色情的區域，污名化之餘又沒有連結當地其他更有社會意義的歷史元素。

這意味了只是讓觀眾發一場懷舊之幽情，還是我們可以更批判地思考保育的真正意義？

《艋舺》大賣，剝皮寮卻人去樓空

《艋舺》即將在港上映，片名以地區為名，講述黑幫太子黨五個青年在八十年代萬華區艋舺的黑幫成長經驗，講的是古惑仔式的兄弟情誼，這套電影主要於港人熱門景點龍山寺旁的剝皮寮取景。《艋舺》在台灣本土票房強勁，已達到《海角七號》總票房的一半。

剝皮寮是太子幫的秘密基地。影片大賣，其實也是電影和政府共同製造的結果。拍攝前，電影獲台灣新聞局資助八百萬台幣，當中一半更是市府認為電影可為推銷「城市形象」而作額外資助的，拍攝期間更處處得政府協助封路。上映後，導演和市長唱雙簧，市長郝龍斌於電影上映後說，這是市政府與電影工作者合作創造出來的佳績，電影票房好，更讓艋舺地區「活化」成景區，因此連馬英九都為電影宣傳，據報導，為打擊盜版對票房的影響，馬英九更公開說「你現在可以做一個彌補的動作，就是買張電影票，到戲院再看一次！」。

這種「活化」，在電影工作人員眼中，都以經濟效益角度為重，製片李烈說，她想不到拍戲也會為當地帶來經濟效益，在剝皮寮對面有一家很好吃的小食店，電影上映前每天營業額只有800-1000台幣，現有8000台幣，漲了足足十倍，她覺得這些當地的事物可以透過電影讓其他人認識就已經很好。

但這個景區現在一點都不「活」，若大家有機會進入現時已成古蹟區的剝皮寮老街，留下了八十年代的風貌，假髮店、茶居、旅店等陳設仍在，可是完全已淪為佈景，商店沒有人在做生意，房子都沒有人繼續住。陳設所顯示的年代並不久遠，為何卻已人去樓空？對於居民的缺席，介紹古蹟歷史的展板就只是用「因為都市改造計劃」一句帶過，而古蹟獲保留，又只有「因劃為老松國小的校地，意外保留至今」簡述。

成為古蹟區的剝皮寮老街，現時已人去樓空。

電影沒有告訴我們的抗爭歷史

經過多年修復，「艋舺剝皮寮古街」於2009年正式開放，她位於台北市萬華區，北靠老松國民小學。原來剝皮寮於清代時已開始成形，乾隆年間，因淡水河方便水運，令艋舺成為台灣北部最重要的商港，而剝皮寮旁的龍山寺就是當年的文化中心。當來自大陸的木材來到台灣後就會運送至此地，「剝皮」一詞就是因為艋舺是整個台灣進口木材的集散地，剝去樹皮後再行加工、運送或處理，在台灣庶民歷史上有重要的意義。

在1941年日治時代，剝皮寮就在都市計畫中被劃為學校（老松國小）預定地，準備供學校擴建，此後這地就被禁止修建，可是一直以來老松國小因為經費不足而沒有增建校舍設施。政府沒有收地，也不讓居民修建房子，這狀態維持了數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末，當時老松國小學生人數達1.11萬人，更成為創下健力士全球最大小學的紀錄。1988年，教育局決定徵收，但也沒有急於把居民趕走，只是待到十年之後的1998年，到了逼近法例上的徵收期限（台灣限制公共設施頒布徵收公告後十年內必須徵收），才開始收地行動，可是都沒有提出居民安置與改建方案。事實上，自1988年拆遷消息正式到來，居民已有繼續留在當地居住的意願，他們努力蒐集當地人文史料，那時公眾才認知剝皮寮在台灣歷史曾發揮的重要角色，並邀請專業人士協助重新規劃該區，設計學校、公眾和居民並存的方案，同時組成「自救會」（如香港的自發居民組織）及「歷史風貌促進協會」，他們曾透過不同方式抗爭，爭取取消收地，但政府的回應均是「該區已是學校預定地，不容變更」。

剝皮寮，背後就是老松國小。

可是，步入廿一世紀，老松國小人數大幅減少，校園擴建的迫切性也大減，居民和學校本應可以共存。但老松國小卻希望興建活動中心及游泳池，校方認為若按照居民建議，將剝皮寮老街設計成歷史風貌保存區，居民負責經營和管理的話，校方就會損失興建這些康樂設施的機會，於是校方及家長以教育公益為由反對保存。

最後，1999年6月，市政府完成強制遷移居民工作，居民也結束了多年保存運動。諷刺的是，當年堅持要收地，消滅當區歷史的老松國小，今天在人去樓空的剝皮寮古蹟區，卻是「鄉土教育中心」的營辦者，負責向大眾介紹當區歷史。

「活化」，只為旅遊經濟，不為歷史

剝皮寮居民的家園數十年來因為被禁止修建，雖然房子日久失修，但卻因此能保留完整的清代街道風貌及日據時期的台灣建築特色，瓦屋頂、騎樓、狹小蜿蜒的老街，都是有別於後來的建築方法。正因為剝皮寮很好地保留了這個在台北市已失落的風光，也令《艋舺》可以嘗試呈現八十年代的街頭老區狀況。

剝皮寮臨廣州街的騎樓。

電影大賣，卻同時害了這條老街，電影拍攝完畢，台北文化局竟要求電影劇組將已拆除的佈景再度搭回剝皮寮，究竟現時在剝皮寮的街景，是電影的佈景，還是歷史的痕跡，誰也搞不清，此舉正照出政府的用意：是為了吸引電影的粉絲到來旅遊，而非為呈現這區的歷史。

一如剝皮寮所處的萬華屬於台北市的舊區，隱匿著許多的傳統產業行號，其中更不乏深具歷史意義的「老店」。例如，台北最早的裝訂廠之一，拆遷前歷經三代近百年的太陽製本所；和開業逾半世紀的茶店，為居民平時聚會聊天的場所；還有供台灣南部至北部發展的民眾落腳的草根旅社；以及台北的第一家眼鏡行的三光眼鏡行。事實上，剝皮寮街區曾於不同時期聚集了同質的行業，形成特色街道，如土炭、土壟間、茶桌仔店、印刷業等，皆有多家於同一街廊經營。

結語

保育的意義是「透過保存，孕育出新的意涵」，最重要的精神是「以人為本」，讓希望原來居住和生活的人可以繼續留低，並將古蹟的歷史及其社會意義與其他人分享。現時剝皮寮已成艋舺觀光的新亮點，可是，《艋舺》成功了，在多位明星背後卻沒有令我們認識剝皮寮更多。

大家或會認為台灣政府支持本土電影實屬好事，至少比港府好多，可是政府想推銷的這個「城市形象」，卻是已趕絕了剝皮寮居民與家園關係的城市。這套在舊區取景的電影，獲得大眾的掌聲時，政府和導演卻似乎選擇性失憶，一句不提剝皮寮變得人去樓空的歷史，只提艋舺是百年前的商業中心，戲外雙方只提電影如何帶動當區經濟，這豈不是很荒謬嗎？

剝皮寮曾經爭取繼續留住的居民仍然生活在台灣不同的角落，可是這條老街已人去樓空。但今天就是一個新機會，既然剝皮寮已完成復修，台灣政府隨時可以邀請原居民返回老街居住，若說《艋舺》有助於人們對剝皮寮的認識，有助當地活化，就不應止於讓遊客參觀老街已變得冰冷的建築物，讓居民重回舊居，重建失落了的社區網絡，並將古蹟的歷史及其社會意義與其他市民分享，才是保育最重要的「以人為本」精神。

但願未來的永利街可以以此為鑒。

原文刊於2010年4月25日明報世紀版

集思：我們要永續發展

葉寶琳 — Mon, 29 Mar 2010 08:53:37 +0000

中國近日的旱情和沙塵暴，波及鄰近地區。其中，東南亞亦遭遇乾旱災情，泰國等地區怪責中國在上游瀾滄江建水壩所致；香港等地則飽受沙塵暴之苦。在環境問題上，沒有地區可以獨善其身。香港人的用水、蔬菜糧食不少來自國內，在環保問題上與中國，更是息息相關。但香港人所受的禍害，對比國內人民，肯定是小巫見大巫。

中國官方和各組織近年都公佈了不少觸目驚心的數字，包括：每年逾七十萬人因污染死亡；全球空氣污濁的廿個城市中，中國佔十六個；一半城市地下水污染嚴重；三分二城市陷於垃圾圍城。另外，煤礦重鎮山西湧現缺陷嬰兒、不少農村淪為癌症村、兒童鉛超過標和中毒事件頻生。如果我們將心比己，必會感受到這些受害者的痛苦。

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令中國擁有傲視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和最多的外匯儲備。但如果連人民和年幼孩子的生命都不能保護，倒是十分諷刺。中國要改革環境，不是只靠「我們不能喝你的水」及個人的環保行為就能解決，而是須改變唯經濟至上的發展觀及施政體制，建立起監督政府的機制。

一直以來，中國官方都以GDP的增長等同發展，GDP亦成為了考核官員的指標。很多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投資，盲目引進高污染和高耗能的項目，甚至不惜以環境換效益的短視思維去發展經濟，結果得不償失。中國環保部副部長潘岳也指出：中國污染所造成的損失至少相當於三十年經濟發展的總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年增長率平均在10%左右，但環保投入最高才達到GDP的1.4%。中國政府對環保的投入已經少，有關款項仍可被腐敗的官員挪用。中國審計署在2009年發表報告指，當局六年來共投入資金九百一十億元整治「三河三湖」的污染問題，但有五億多元資金被挪用和虛報多領；三十六億多元的污水處理費及排污費被少徵、挪用和截留。民眾對此只能感氣憤，而無從阻止貪腐官員的行為。

在湖南嘉禾縣兒童血鉛超標事件中，亦可見官員瀆職對人民的禍害。事件中，政府當局不僅放縱有關企業的污染行為，當有村民去廣州體檢時，當局以為他們去上訪而加以攔截。即使後來發現只是誤會，當局依然拒不認錯，並繼續拘禁受害的村民。所以，有國內民眾說：「治污要先治官」。企業以負責任的態度進行生產，固然重要，但是政府的秉公執法，並容許民眾進行監督和有真正的問責，才是關鍵。

多份社會訓導文獻（編按：社會訓導為天主教回應及介入社會現況的原則基礎）都指出良好政府的職責和發展的意義。政府的存在是為了公共利益服務，而公共利益特著重於保障人的權利和義務（《和平於世》通諭60）。至於發展，則「不是簡單地歸結到經濟的進步而已。確實的發展該是全面的，即振興全體人類，即振興整個人性。誠如一位卓越的專家很恰當地強調說：『我們不能接受經濟與人性分離，『發展』與其所屬文化分離，我們所注重的是人，每一個人，每一班人，直到整個人類。』（《民族發展》通逾14）；「如果土地是為供給每個人維持生活之必需，和發展自己之工具，則每個人都有從土地獲得生活必需的權利……天主命定土地及其包羅的一切，都是為各民族的每個人使用的，受造的物資，應依照與仁愛不能分離的正義準則，公平地流入每個人的手中。」（同上22）。

溫家寶表示，在他任期的最後幾年，將盡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教會的社會訓導正是他最好的參考指南。

原文原刊於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公教報專欄

圖片

【春運兵團系列】武廣高鐵累我趕不了回家吃團年飯！

葉寶琳 — Sun, 14 Feb 2010 19:34:27 +0000

2月13日下車時所拍的照片：原應於16:06到站的G1041次武廣高鐵，結果17:53才到站，足足遲了近兩小時！

春運兵團系列

每年的春運，均是牽涉全中國社會最重要的事。春運連繫到的，是中國的人口、政治、經濟及交通政策。2008年，華南大雪，春運停滯，廣州火車站一片混亂。今年，武廣高鐵投入服務，當局聲稱高鐵有助分擔春運的運輸壓力；同一時間，當局在華南多個火車站實施討論多年的「實名制」，一方面為打擊黃牛黨，同時亦令沒有身分證的民工「被低速」，被迫不能乘火車回鄉；有趣的是，「實名制」卻不適用於高鐵。高鐵高昂票價，令客量欠佳，平均只有約四成。另一方面是，當局在春運前削減了十三對往來廣州及武漢之間的列車，令一眾乘客「被高速」。究竟今年的春運，在高鐵開通後會否真正得到改善？而「實名制」的實施如何影響民工回鄉的方法？普通列車、高鐵及愈來愈廉價的飛機，他們所組成的運輸網絡情況有何改變？採訪隊於春節前一連四日，組成「春運兵團」直擊廣州南站和武漢站運作情況，以及週邊地區的拆遷戶現況。兵團並登上武廣高鐵的列車，看看能否感受到鄭汝樺的經驗。一系列文章和短片會陸續發表，請大家務必留意！

「本採訪項目由community tv和 inmedia聯合資助」

鄭汝樺一月初為爭取公眾支持興建高鐵，特與一眾傳媒代表親身乘搭武廣高鐵一等車廂，她更稱高鐵可媲美飛機！她說「如果本港要盡快分享內地高鐵網絡帶來的經濟效益，讓全港市民盡快獲得高鐵帶來『高效、準時、省時及環保』的服務，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動工，是刻不容緩。」但她所說的似乎並不準確。武廣高鐵開通以來故障頻頻，上一次發生事故在二月六日，那次晚點了一個多小時，已是它運行一個多月來第四次發生設備故障。而當我們幾位春運兵團成員差不多完成採訪，於年三十乘坐武漢回廣州南的G1041次列車，以為可趕及回家吃團年飯，不幸地經歷了或許是武廣高鐵的第五度故障，令本來聲稱三小時可由武漢直抵廣州，變成差不多六小時才到廣州南站，還不計算來回高鐵站和市中心各一小時的車程，害我們兵團三人大失預算趕不及回家團年！

武廣高鐵的宣傳是「朝飲珠江水，午食武昌魚，晚品穗城茶」，說武漢至廣州東只須三小時，我們春運兵團由於北上前事忙，只能抽出年三十前幾天北上採訪，打算年廿八上，年三十下午回來，晚上回港吃團年飯就剛剛好了。本想如果是三小時車程的話，從廣州回港大約二至三個小時，乘中午的高鐵應該剛剛好，還可以在廣州南的高鐵站再做一轉採訪，所以我們在武漢買了中午十二時十分的車票。

年三十武漢高鐵候車室和車廂空空如也

我們為趕車，急速走過空空如也的武漢車站候車室和月台上高鐵快車，見幾個車卡裡一個乘客都沒有，我們便一人佔一行座位躺睡，可是舒適時間就當列車在一時四十五分抵達岳陽時就終止。廣播一邊說高鐵停站時間不長，叫下車乘客要早點準備，又說因為停車時間太短，著不是在此站下車的乘客不要下車，但等了十分鐘，車上乘客也開始覺得奇怪，那時廣播才說前方線路有問題，要晚點，但又不知要等多久，但乘客們大都安坐，有些就拿手提電腦出來看電影或者玩QQ。

武廣高鐵不時有晚點問題，如何「高效、準時、省時」？

半小時後終於開車，但在汨羅東站又停下來了，期間不時停車停空調，指示版也沒有開，停一會後好像reboot電腦般重新開動列車，來回三兩次。在汨羅東站等候期間，不少乘客已開始鼓譟，紛紛問乘務員究竟什麼時候再開車，但漂亮的乘務員都顯得不耐煩，或許她都不知道晚點的原因，就只能說「快開了，快開了」，但再問什麼時候開，她也答不清楚，我們也快發瘋了，半小時後列車終於離開汨羅站，之後才回復正常速度。這時訪問坐在附近的乘客，其中一位家在深圳的OL，和友人一起坐高鐵，跟我們一樣，都是趕回家吃團年飯，她已是第四次坐武廣高鐵了，但每一次都晚點，她認為如果高鐵不晚點的話，價錢還可接受，但每次晚點的經驗，令她以後都寧願坐火車都不欲再坐高鐵了。另外有一位帶著四歲孩子的叔叔，問他對高鐵的觀感，他第一句就說「還是貴了一點」，他都是因為要帶著挑皮的兒子，才選擇坐高鐵，平常，他都寧願選擇坐火車的。

最後列車到達廣州東站已是五時五十分，我們還在想下車會不會有廣州電視台的訪問高鐵故障問題，可是不見任何媒體，不知道是否故障次數太多，已變得日常，令記者也覺得沒有新聞性了。

武漢高鐵站位於距離市中心一小時車程的郊區

在岳陽東和汨羅東分別停了半個小時才開車，第一次是說訊號有問題，第二次就索性沒有解釋，就只是說列車晚點，不便之處，敬請原諒之類，令本來聲稱往返武漢至廣州南只需三小時的高鐵，實際上就用了近六個小時！

坐車期間，和友伴前往餐車看看有什麼可吃，我本想去喝杯咖啡，心想即使只是三合一也好，但問過乘務員借來餐牌，點了上面三四種食物，乘務員都表示沒有供應，只有三種盒飯、一些乾糧如薯片花生、和罐裝樽裝飲料，三種分別是大中小的盒飯，價錢依次為三十五、二十和十五大元，而所謂大盒飯，份量也只與我們平常的盒飯沒有分別，而同等份量的盒飯，在普通火車也不過是十元，我們都在說，在高鐵的消費果然不一樣。

在廣州車下車後，我們也不能在進行什麼採訪工作了，心裡只希望盡快趕回家吃團年飯。下車後要走十分鐘的路才到車站，那裡可以選半小時一班的南站快線或站站停的公車往市中心，其實兩者也都要一小時才到目的地，那時已是六時多，我們都心急如焚，最後我們只好選乘的士往廣州東站再乘火車回深圳，可惜回到深圳已是八時半，趕不及回家吃團年飯，只好在年三十晚的和諧號列車上吃全球化快餐作為和友伴的安慰。

事實上，武廣高鐵若計算來回兩地市中心就已花八個小時，但普通火車也只不過是十三小時，還要是直達現時的市中心，又可以選擇臥舖，為了省回五小時而貴幾百元，又拆遷沿線多個居民家園，值得嗎？

編輯室周記：示威者、民間記者與主流記者的三角愛恨情仇

葉寶琳 — Sat, 06 Feb 2010 05:00:38 +0000

圖:一月十六日無線晚間新聞：就算直播記者隔成條街，都避不過抗議；就算下次避得過，都避不過觀眾對您的遠離。無線，請你反省吧！

先說我們的特約記者計劃，inmedia　2004年成立時，網上開始流行網誌，以「做自己的媒體」作為獨立媒體的方向，多年來，於獨媒的評論百花齊放，可惜都是以評論為主，或是一些時限性不太大的報導，當然近年也成為報導一些城市空間政治運動的媒體，但民間報導一直有所缺，inmedia終於在五周年之時成立特約記者團隊。Inmedia民間報導產量立時大增，筆者為完成本周記，也非正式訪問了幾位獨立媒體讀者，收集他們對計劃推出後的意見。他們見到這麼多特約記者報導十分開心，認為inmedia終於可以和主流媒體一樣對大事件提供主流角度以外的即時報導，對特約記者的機動性嘖嘖稱奇。

不過正因為特約記者可以憑記者證進出記者室，這也再一次測試著民間記者和主流記者之間的邊界，而亦有論者稱「反高鐵運動期間，示威者和傳媒間的關係陷入空前惡劣。」，相信這是機會讓我們重新檢視示威者、民間記者和主流記者的微妙關係。

示威者和民間記者

另類媒體一直圍繞著究竟自己是媒體運動還是運動媒體的問題之間遊走，幾年前有不少民間記者在示威現場按捺不住就投身成參與一份子，但幾年來經歷多次警方拘捕及檢控示威者後，民間記者愈意識民間紀錄的重要。如去年十一月廿九日反高鐵停撥款遊行後一班反高鐵示威者在政總留守，主流記者乖乖在警方安排下走到採訪區，隔十幾米遠拍攝，而民間記者在示威者的保護下，拍攝整個清場及示威者表達反高鐵訴求的過程，對紀錄和監察起了一個重要作用；而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一班《零八憲章》本地簽署者到深圳投案，在羅湖橋的香港境內有四人加一記者被公安拘捕的過程，亦有民間記者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現場直播，並清楚拍攝整個過程放上youtube，被電視台及翌日各大新聞報章所引用；而反高鐵幾次集會，亦有不少民間記者在各大網上渠道進行直播，由於手機上網的普及，再加上立法會外有免費wifi，令不少現場參與集會人士都可即時透過twitter推上最新消息，當時台上就有朋友邊和議員msn電郵通訊邊把現場情況即時報導。

民間記者與主流記者

由2005年反世貿的示威現場，到今年幾次反高鐵集會，民間記者和主流記者就為著爭奪拍攝位置，而擦出火花，主流記者對示威者的偏頗報導固然被另類媒體多番質疑，但同時民間記者不被視為記者更引發「民間記者是否記者」的資格爭論。幾年來，這種緊張關係都慢慢轉變成一種默契，例如前述的《零八憲章》本地簽署者到深圳投案事件，許多主流媒體都引用民間記者所拍攝的照片及影像（無線；原片）。另一方面，inmedia特約記者計劃推出後令他們可以和主流記者一樣推出立會及政府機關，令他們知道主流記者在報導以外的工作生態和行家耳語，galileo在一月十五六日在立會記者室的報導，就反映了民間記者既可因其對高鐵議題的專注認識和與示威者的關係，可為流水作業的主流記者提供資訊，但同時亦引發主流記者對特約記者應否在記者室的觀察和記者間的對話成報導的問題。

示威者和主流記者

香港的社會運動不如外國般具有組織性，可以直接動員，又因本地民間團體缺乏資金，不可能如政府般大賣廣告，因此過去民間團體亦只能依賴主流媒體宣傳行動訴求和理念的媒界，因此「唔可以得罪記者」成為戒律，只怕會被寫衰和抹黑，影響「見不到的市民」對運動看法，但現在社運參與者可以透過各個網上媒體為自己宣傳，令這種社運依賴主流媒體的生態有所改變。雖然幾年來多次大型群眾行動令兩者建立一些默契，例如記者，特別是部份攝記都會自覺不要為拍攝最佳角度而長時間阻礙活動流程（如集會參加者觀看台活動的視線）。

不過這種默契已滿足不了行動模式愈見多元化之發展，不少例子可見主流記者甚至成為示威者，如元旦遊行當日，示威者拉開鐵馬堵塞德輔道西，筆者現場所見，主流記者其實成為堵路的推動者，事發當時西區警署示威區方向有示威者爬過鐵馬，當時幾十位原於中聯辦後門外的記者便立即走到對面馬路拍攝，立時就堵塞了一條行車線，示威者才借力打力拉開其他鐵馬，因此可說沒有這大群記者走到對面拍攝，根本也不能成功堵路，可是這些都不會在電視畫面出現；另一例子就是一月十六日傍晚開始「宇宙大苦行」時在台旁，有行動者嘗試爬過鐵馬，行動者只有幾位，但就有幾十位記者衝前拍攝，行動者還是拍攝者，剎那糾纏不清。

一月十六日反高鐵集會後，主流記者在其報導外的私人領域，就紛紛評論反高鐵示威者的行為，由電台記者Iris Hui在其facebook上撰寫《昨晚發生的事……》掀起爭論，討論由評論個別示威者行徑，至媒體與社運的關係，當中何雪瑩《別以犬儒蓋過正義》、覃純健《媒體的眼光，不應只放在昨晚發生的事上》、《強姦犯與暴民》和Dora Choi《記者不要與民為敵》均值得一看。有記者指討論令記者分為兩批，一班所謂較理解示威者，另一班就是不同意示威者行為的記者，其實前者較多是專題記者，後者一批就較多是所謂的 daily記者，這正反映新聞生產線對與被採訪的示威者的關係有著絕對的影響，feature記者有較多時間亦可較專注採訪，亦可建立信任關係。

過去示威者對媒體機構的偏頗報導有怒不敢言，但今天主流媒體數目愈來愈多之餘，另類媒體出現已令免費電視台不能成壟斷。鄧小樺在其節目中提出一月十五日晚當她上禮賓府，聽到三千人在無線新聞拍攝時大叫CCTVB，驚見媒體生態就此改變。這對於電視媒體尤為明顯，去年六四「事旦男」出現後就開始掀開戰幔，筆者在幾次大型群眾集會（包括六四、七一、元旦遊行、及幾次反高鐵集會）觀察，示威者是絕非無的放矢，乃特別針對無線電視而行的，對於其他電視台卻沒有類似行為，筆者更甚至聽聞當NOW拍攝隊行過示威人群間時，有人說「Brother喎！」而讓路予拍攝隊，事實上，示威者無非希望抗議某些傳媒機構的偏頗立場，但示威者如何可以在現場抗議媒體機構而避免針對前線記者之間拿掐平衡呢？另一方面，影響直播進行又如何可令電視台觀眾及電視台高層反省其公司問題呢？筆者試圖從觀察所見有幾種影響電視台報導的方法，嘗試分析示威者的目的和表達手法：

一．中止採訪－用物件阻擋攝影機現場拍攝，令記者不能近距離拍攝現場實況。大家可嘗試細看元旦遊行示威者堵路時，和一月十六日晚無線電視的直播部份，若非遠距離拍攝，就是所得片段配上記者旁述，記者難以在近距離現場進行直播報導，對於直播新聞而言，這些影像令新聞性大減，不過他們沒有做不成新聞，不知道會否令觀眾轉台看新聞呢；
二．當直播時在記者旁舉出抗議手勢或大叫反電視台的口號（最流行如CCTVB／無線新聞，是是旦旦）－示威者或會期望電視觀眾會收聽／看得到他們正看的電視台正被人抗議，但更通常出現的情況是，電視台採主根本不會用那些片段，結果為求拍攝到人群間的畫面，如在一月十五六日，就有攝記用黑紙蓋過攝影機上的公司標誌或使用租用機，同樣這些影像令新聞性大減，不過，掩飾身份的方法若不被發現固然影響公司公信力，若被發現更招致現場示威者反感；
三．針對記者／拍攝隊個人行為－一月十九日明報社評就指出幾項針對記者個人的行為，雖然記者不是純粹異化的勞工，任由上司剪裁報導，記者也可以在其空間上衝出血路，或者索性唔撈，但若以改變電視台報導方式為行動目的，這些行為是否成功就好視乎電視台高層是否一個良心老闆和具反思的媒體了；
對主流媒體不滿的人已經行動起來了！各大主流媒體的老闆們總編們，如果你們眼見明知這些行為是衝著電視台而非記者個人而來都無動於衷，如果你們都沒有反思這些行為的背後原因，反思報導手法，而避免事情繼續發生，卻討論如何轉換拍攝角度與方法，或者只是換一些「夠硬凈」的前線記者落場，只會繼續招致示威者和前線記者之間的矛盾，令報導新聞性愈來愈低，觀眾最終只會離你而去！

孔令瑜：這條高鐵很「暴力」？

葉寶琳 — Tue, 26 Jan 2010 10:35:39 +0000

2005年當世貿會議在港舉行期間，韓農在港進行一連串的肢體抗爭，引起了社會關注。當時特首曾蔭權指出：「香港人熱愛和平！不接受暴力。」事後正委會與幾個基督徒團體舉辦了「世貿與暴力」研討會，其中學者許寶強博士，對所謂「暴力」一詞所作的理解，開闊了我們的眼光。

許博士提出世界衛生組織於1966年出版的《世界衛生與暴力報告》（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指公共衛生問題是由暴力所引致。暴力大致可分為三部份：一、個人層面，這包括了自殺或自我傷害；二、個人之間，例如：他殺和性侵犯；及三、集團性的暴力，例如：國家或軍隊的暴力。暴力又可依性質，分為屬於肉體、性、精神、言語、排拒等的暴力。世衛對暴力的定義是指：「蓄意運用軀體的力量或權力，以對自身、他人、群體及社會進行威脅或傷害；造成或極有可能造成損傷、死亡、精神傷害、發育障礙或權益的剝奪。」但是否蓄意便可構成為暴力？許博士指出，有些行為雖然並非蓄意，但卻可以有非常暴力的後果。因此，應強調的是後果，例如這行為會否導致自己、他人、社會於肉體、精神上受到損害。值得我們注意的，除了是軀體的力量，還有的是透過權力的運用，對其他人或群體所帶來的傷害。

上星期在立法會內和門外有關高鐵撥款的辯論，正好解釋何謂的暴力。我們在鏡頭前看到議會內議員的提問、互相指責，辯論問題內容有否重覆；答問時間是兩分鐘還是四分鐘，官員慢條斯理地一一回應質詢。我們在鏡頭的另一邊看到外面的年青人因為憤怒而要強行衝入立法會內，有人在撥款通過後嘗試破壞警方的防線，要求與官員對話，警方認為群眾情緒不受控制，於是動用大量胡椒噴霧，在近距離噴向示威者，不少人不支倒地，或立即用清水洗眼，結果令眼睛痛楚加劇。

這是我們所見到的肢體暴力和抗爭行為，但大家都清楚知道，這些所謂「暴力」行為的源頭，是一個影響全香港人的政策，和反映著一個不民主議會制度的運作。

高鐵不單令菜園村居民的房屋和耕田被毀，居住在市區如大角咀和西九龍的居民，居然亦不知道將來鐵路會在他們家的大廈下面走過，對樓宇的結構是否有影響，會否令將來社區的環境更加污染？噪音問題如何處理？荃灣象山村的街坊指出，將來村外的巴士站會被拆走，用作興建高鐵的出風口。不少居民在沒有被諮詢，沒有討論的情況下，為高鐵的興建而有不同程度的犧牲，生活受到或大或小的影響，這個政策是不是也很「暴力」呢？沒有討論的情況下強行將村民的家園拆走，或許也很「暴力」。

當然，更「暴力」的是長時期存在於議會內的功能組別議席，不僅令立法會無法在公平的情況下運作，不少有利民生的議題在議會內亦未能獲得通過，讓不少基層市民失去了改善生活條件的機會。這些政策上的「暴力」，曾特首容許嗎？

我們無意鼓吹暴力行為，亦並非在此鼓勵年青人用肢體抗衡社會的不公義，但我們有需要就這些所謂的「暴行」作詳細了解和分析，然後才作譴責。我們不單只熱愛和平，更愛公平的制度和公義的社會。

梵二的重要文件《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一句，就開宗明義的提醒我們，貧困和遭受折磨者的憂慮和困擾，都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徒的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教會深深感到自身和人類及其歷史，具有密切的聯繫。(1)」

我們要制止當下見到的暴力行為，亦要指斥不公義的暴力的政策，盡力阻止其對他人造成的傷痛。

超過六成建築工人認為高鐵對就業幫助不大

葉寶琳 — Fri, 15 Jan 2010 10:45:49 +0000

建築工人對高鐵意見調查
比較工會與政府方案了解工人意向

建築業失業情況嚴重，工人都渴望增加就業機會，工會一直要求政府推出有效政策，創造就業。
政府推出670億元的高鐵工程方案，稱高鐵工程可以為建築工人帶來13000個就業機會。而高鐵工程的主要內容是機器開鑿地底隧道，建築工人對此工程的意見，是工會十分關注的。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於本年1月10日至12日對會員進行電話問卷調查，獲得有效作答問卷265份，資料如下：

1. 工人就業情況
一. 「開足工」的人數：

有些工人星期日不用上班，有些則星期六及星期日也不用上班，所以我們是次調查以工人上個月開工24至30天為「開足工」。
上個月開工24至30天的受訪者共81人，佔所有受訪者的31%。

30天 5
29天 1
28天 1
27天 2
26天 50
25天 15
24天 7

二. 「開工不足」的人數：

我們是次調查以工人上個月開工23天至1天為「開工不足」。
21-23天 41
16-20天 64
11-15天 27
6-10天 18
1-5天 7
上個月開工1至23天的受訪者共157人，佔所有受訪者的60%。當中開工16至23天的有105人，佔所有受訪者的40%；開工15天或以下有52人，佔所有受訪者的20%，可見業內工人「吊鹽水」的情況十分嚴重。

三. 「冇工開」的人數：

我們是次調查以工人上個月開工0天為「冇工開」。
失業受訪者共25人，佔所有受訪者的9%，其失業期見下表。

1年以上 1
1年 3
11個月 0
8個月 2
6個月 4
3至4個月 5
1至2個月 7
1個月 3

總括來說，是次調查反映了建築工人的就業狀況大致是：三成工人「開足工」；六成工人開工不足；一成工人失業一個月或以上。

2. 工會倡新高鐵方案
工會一直主張大型基建工程儘快上馬，讓工人有更多就業機會，政府推出近700億元的高鐵工程，看似符合工會的要求，然而，當社會各界更了解有關這個工程的數據和資料之後，指出了這個工程的各種弊病，包括：造價過高、不利交通、高鐵票價貴、破壞社區等，令工會對這個工程的利害一再考慮。

為了顧及工人及普羅市民的利益，工會支持節省約300億元的新高鐵方案，在錦上路設高鐵總站，對於交通，有三個優點：
1. 高鐵總站接駁機鐵青衣站連接西九，符合政府高鐵方案的規劃，也令客量不足的機鐵免於浪費。
2. 高鐵總站接駁客量不足的西鐵，發揮西鐵應有的功能，便利市民進出城內各區。
3. 高鐵總站面向將落成的港珠澳大橋，便利港珠澳三地交流。
而省下來的約300億元，可以用作增建公屋及居屋，令普羅市民有更多機會置業或更快上樓，而且可以平抑樓價及減低公屋加租的壓力。，長遠來說，更有利降低入住公屋的門檻。
根據房委會於2009-2010的預算，400億元的開支能製造55000個就業職位。建屋所創造的就業職位一定比政府高鐵方案的13000個更多，而且對民生更有利。

3. 工人對工會和政府方案的意見
為了了解工人對工會和政府的方案的意見，在電話訪問中，有以下兩個問題：

一. 受訪者認為政府方案對就業有多少幫助 (問題原句：而家政府想起高鐵，個工程係地底鐵路，由深圳用機掘，一直掘到去西九，即係佐敦西隧口果頭，先至有車站，你認為咁對我哋工人開工幫助大唔大？作答人數：241)

有幫助 52 (22%)
幫助不大 95 (39%)
幫助很少 64 (27%)
沒有幫助 30 (12%)

二. 受訪者認為工會方案對就業有多少幫助 (問題原句：高鐵工程要用670億，而家工會提議，高鐵起到去錦田，唔好起到西九，慳返三百幾億，用黎起公屋、居屋或者其他公共設施，你認為如果真係咁做，對我哋工人開工幫助大唔大？作答人數：235)

有幫助 166 (71%)
幫助不大 45 (19%)
幫助很少 16 (7%)
沒有幫助 8 (3%)

不少工人都知道用機器開鑿地底鐵路所需工人不多，而興建房屋的工人需求量則大得多，也需要更多不同工種的工人。所以，認為政府方案對就業有幫助的只有約兩成，認為工會方案對就業有幫助的多達約七成。

4. 工人對高鐵的了解
一. 受訪者對政府高鐵方案有多少了解（作答人數：240）
了解 50 (21%)
不太了解 165 (69%)
完全不了解 25 (10%)

二. 現時市民對政府興建高鐵有不少意見，受訪者認為政府是否應該暫停計劃，再諮詢市民意見？（作答人數：241）
應該 120 (50%)
不應該 47 (19%)
沒意見 74 (31%)

有一半受訪者應為政府應該暫停高鐵計劃，再諮詢市民意見。而有近八成受訪者對政府高鐵方案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可見高鐵計劃「停撥款，再諮詢」確有必要。

5. 工會的立場
　　我們建築業工人也是普羅百姓，我們要就業，也要一個符合市民大眾利益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對於解決就業問題，我們心急如焚，但我們決不能接受政府那備受質疑，而且「燒銀紙」的高鐵方案。

我們提出高鐵到錦田及增建公屋/居屋的綠色就業工程，反對政府弊多於利的高鐵「形象工程」。現時社會各界對高鐵存有太多質疑，立法會議員應順應民意，不批准工程撥款，然後將工程項目進行廣泛的社會諮詢。

工會將於本月十五日、十六日，甚至十七日到立法會外，向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並特別針對未能聽取民意的功能組別議員，呼籲各界市民一同參與。

我們堅持，建築業必需達到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標準，所有工程方案在創造就業的同時，必需進行社會對話，顧及民生和環境。

職工盟˙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陳八根：為了就業和民生，建築工人參加抗爭

葉寶琳 — Fri, 15 Jan 2010 05:36:54 +0000

按：不少朋友跟我說上次一月八日萬人big爆立法會最為感動的一刻，就是地盤工人上台講「不要帶血的飯碗」宣言。幾年前天旦皇后保衛運動後，政府經常明言暗示發展和保育互相矛盾。相對於其他支援的團體，他們出來表達支持，會比任何一個團體面對更大壓力。這篇文章，就是希望今明兩天更多朋友出來。

我們一班建築工人反對政府的高鐵方案，參加了抗爭。我們第一次聯合勞工界以外的民間力量，對於我自己來說是很寶貴的經驗，我有很多話想說。
一月八日，工會的理事們和我一起參加了立法會外的「反高鐵」集會，在台上表達了工會的立場，倡議在錦上路設高鐵總站，把省下來約三百億元，用作增建公屋及居屋，令普羅市民有更多機會置業或更快上樓，既創造就業，也有利民生，獲得在場群眾的熱烈迴響。集會之後，我們都說，真正有利於就業和民生的建議，一定得到人們的支持。

過了兩天，我們工會開會，大家都熱烈地討論如何續繼參加這場抗爭，當時，一位資深的工會理事說：「反高鐵其實係一場階級鬥爭！」「你看哪，政府的高鐵工程擺明是搞有錢人的經濟發展，那高鐵就是由大陸到西九的利益輸送路軌，要托起圓方上面那些超級豪宅的樓價，帶動全港的樓價炒高，讓地產商賺個盤滿砵滿。誰有錢買西九豪宅呀？就是那些香港的有錢佬啦，大陸來港的資本家啦，他們吃了大陸的民脂民膏，再坐高鐵來港買樓炒樓兼洗黑錢呀。」「反高鐵的人不是吃飽無事做，他們都是受財團和官商勾結的政府所害的人，特別是那些知道自己前途有限的年青人，眼見立法會功能組別都代表有錢人，有票大晒，根本不民主，不反抗，等死嗎？」
一時之間，大家的精神都振奮起來。我們是工會，在這抗爭中一定要出力，在這關鍵時刻，沒什麼比公開表態，呼籲更多市民在十五日至十七日到立法會抗爭更好。一定要有比一月八日更多的人站出來，在立法會四周聚集，對功能組別和保皇議員的壓力才夠大。

談到我們的工會公開表態，大家都有點猶豫不決，因為擔憂一般工人大概不了解高鐵是什麼，只知有工程展開，有就業機會，會不顧一切地贊同政府的高鐵方案，罵工會諸多意見，阻礙工人開飯。工聯會的建築業工會日前高調支持政府方案，可能更加鞏固了工人的這種心態。

後來，大家想起我們一月八日當晚「高鐵到錦田，建公屋創就業」的方案獲得人們的支持後，便把心一橫，決定向我們的會員進行電話問卷調查，解釋工會和政府的高鐵方案，收集會員的意見，然後舉行記者會和發新聞稿向外界公報。我們得信任工人群眾的意見，相信他們有明智的抉擇。我們希望真正的建築工人聲音能發揮力量，足以打動普羅市民。

我們的工會理事和一些義工開始打電話給會員了，我心裡還是有些擔心，不知道一般建築工人的意見會是如何？

問卷調查的結果出來了：只有兩成認為政府方案對就業有幫助，認為工會方案有助就業的多達七成。對於建築工人來說，地底鐵路工程所需人手遠比建房屋少，是一種常識，而他們也很清楚，建屋更需要更多不同工種的建築工人。開鑿地底鐵路用上「小龍女」一類的大型高科技鑽鑿機，駕駛和修整機器的也很可能是外國技術人員，隧道內層用預製件鞏固，整個工程所需人手不算多。

另外，有一半受訪會員應為在市民質疑聲中，政府應該暫停高鐵計劃，再諮詢市民意見。

這是真正的建築工人意見，決不是工聯會那種一面倒支持政府方案的立場。立法會裡的工聯會議員，你們所代表的到底是什麼利益？幾天前，工聯會還成立了「工聯青年智庫」，真不知這些「青年智庫」將會為誰人「致富」了！

說到青年，我不禁想起站在反高鐵運動前鋒的年青人們，以我的年紀，足以當他們的爸爸，他們的思想和行為，跟我這一輩一定是有分別的。有人說他們太不成熟，行為過激，未捱過苦，卻對社會卻諸多要求。我想說，誰沒有年輕過？誰人在年輕的時候沒有一點理想和衝動？要是年輕人都是沒有衝勁，這個社會就是沒有希望的！
我身旁的工友都是「四十後、五十後」，他們年輕時也對未來有所憧憬，當中有些人參加了工聯會領導的「反英抗暴」，即是六七暴動，他們當時身處基層，飽受資本家和殖民地政府的壓迫，生活沒有前途可言。滿腔熱血的他們跟隨工聯會參加革命，希望以流血犧牲換來公義的社會。可是，「反英抗暴」失敗之後，工聯會走上搞文娛康體，派柴米油鹽的福利路線，就沒有再理會這些革命青年，他們只好帶著傷痛和失落，從此不談政治，認為政治都是污穢的騙人把戲，消極地面對社會。這群「四十後、五十後」人數不少，很可能在大家身邊，但他們都沉默了。

你要責怪這些「四十後、五十後」的革命青年，不成熟、過激、對社會諸多要求嗎？不！要責怪的，不是他們，而是令他們不滿的制度，要責怪的，是壓迫他們的政府和利用他們的政權！

今天參加抗爭的「八十後」以至「九十後」的青年比「四十後、五十後」的革命青年有更多優勢。「八十後」有較高文化水平，在比較開放的社會環境中長大，重視對自己的權利以至社會公義，他們能夠運用資訊科技去獲取資料、表達意見和動員，他們有創意，有理智，有分析能力。

我在「反高鐵」集會中看「八十後」的表現，當泛民議員堅持在立法會內抗爭，他們會稱讚；某些泛民議員不濟事，他們會痛罵，他們有很強的自主性，並不盲目。青年是有思想，會成長的，我們不要以老長輩的嚴厲目光去看他們。

參加抗爭的「八十後」並不是食飽無憂米的，他們知道自己將會是各行各業的工人，他們在為自己和社會的將來而鬥爭。這群有理想、有創造力的年青人一定會繼續身體力行，參加不同的抗爭運動。將來的階級鬥爭方式一定是多姿多彩。

我看到年青人抗爭，也感到自己心裡的激情在燃燒，那個被壓逼的基層民市不想改變社會？只是年青人先把大家心中的希望表達出來吧。大家都感受一下「八十後」的浪漫理想，再想想他們反對官商勾結、消滅貧富懸殊、爭取民主、要求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現實訴求，大家都應該一起參加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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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裕均：作為階級計劃的政改方案

葉寶琳 — Thu, 26 Nov 2009 06:24:02 +0000

看了近日的港聞，得知五區總辭導致泛民分裂，繼而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今天高呼要「勒住」總辭。一時間，彷彿香港的政治文化又回到「大佬文化」－－誰都要聽聽民主之父的說法（縱然其說法是如何前後矛盾！）。

接著，又看到李祖喬在其xanga的文章（http://lichokiu.wordpress.com/)論及社會科學圈內「政政人 VS 文化研究人」與「第二代香港人 VS 第四代香港人」對不同政治策略（「議會內 VS 議會外」及「妥協 VS 激進」）的取態。我個人很認同李祖喬的分析，現時香港的政治文化不單有世代衝突，就連社會科學圈內亦有分裂。突然間，令我想到的，是羅永生所說的「勾結式殖民主義」。

然而，縱然我們現在談的無論是2012、2017，抑或是2020 的方案和策略，彷彿大家都持著十分長遠的眼光來審時度世。但其實各家所談的，歸根究底，都只是政治體制的安排。這種只顧政治體制的論爭，以及其觀點。恕我直言，其實是十分短視和膚淺的。有見及此，我想在這篇短文中提出初歩的長遠分析，以及把「階級」的角度重新帶回香港政治鬥爭的討論中，望能疏理出一套較有深度的政治分析。

首先，我得承認，我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階級關係框架。對很多人來說，只是聽到馬克思這個名詞，就已經沒有興趣去了解，並稱之落後而將其揚棄。然而，對我來說，不同的理論和概念就像不同的視窗，帶你看到和分析不同的東西。而透過馬克思的框架，我看到的是：政改方案其實是一個階級計劃（class project)。

一．「利潤─工資－地租」的階級關係公式

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冊第XLVIII章中，馬克思提出了所謂的「三位一體」的階級關係公式（The Trinity Formula)。馬克思提出，階級關係以三位一體的形式出現，而這種三位一體的形式又以「利潤─工資－地租」（profit-wage-rent) 的姿態來反映「資本－工人－土地」(capital-labour-land) 的關係。從這種階級關係的形態，我們可以針對「利潤」[尤其是所謂的「利息」(interest)]、「工資」和「地租」來分析現時香港的階級情況。這種分析的路徑，令我們能將十分抽象又不精細的「利潤（Revenue）」的概念加以分類，從中找出資本主義體系的資本累積渠道(mechanism)。

首先，我們得認清一個事實。無論你怎樣說，我們的政府，都是一個為資本家服務的政府。「利益輸送」和「官商勾結」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然而，這些口號始終不能令人們了解到當中的「輸送渠道」和「勾結方式」。然則，「利益輸送」和「官商勾結」的事實在近幾年顯得尤其突出。而暴露這個事實的又有賴近年來香港社運圈所涉足的議題，在在都令大家看清所謂「利益輸送」和「官商勾結」的渠道。

二。利潤／資本

在利潤／利息累積方面，當中涉及資本主義中金融資本(financial capital)和銀行的角色。簡單地說，金融資本能在資本主義出現危機時，或在巿場出現波動時，幫助資本家紓解一時間資本不足的困境。故此，要維持一個穩定和靈活的金融體制對資本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而要維持這種穩定而靈活的金融體制，又需要一個敢為資本家效勞的政府。在這方面，香港的金融體制又確實如此。

先說聯繫匯率，自聯繫匯率確立以來，其最重要目的莫過於令資本家避免因港幣與美金之間的匯率波動而蒙受損失。然而，香港資本家在聯繫匯率上的得益是建基於勞動階級的痛苦身上的。由於聯繫匯率的確立，在通脹嚴重或持續增長的情況下，香港政府便不能像其他匯率自由浮動的國家一樣，利用息口來壓抑通脹。而當通脹高企的情況下，工人（在沒有最低工資的政策下）便需個人地與僱主進行討價還價，以求實質工資能趕上通脹的水平。

接著，說說政府維持金融體制方面的工夫，最好的個案依然是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港府當時的千億救巿，對抗大鱷，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是為了維持聯繫匯率。但政府此舉和往後三年的通縮和失業率颩升，亦令我們看出另一個事實：當資本主義危機出現時，為資本家服務的政府，在面對取捨金融體制的穩健和社會大多數的勞動階級的福祉之間，政府總是會選擇前者的。

三．工資／勞工

在工資／勞工方面，在馬克思的分析上佔有主導地位。馬克思認為資本累積的最基本單位來自勞動力，而有效地控制和獲得勞動力又是資本累積的條件。在資本論第一冊的第十章中，馬克思利用大量歷史資料，引証在勞工法上工時的規管往往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鬥爭焦點。當中馬克思又在舖陳這鬥爭過程中，資產階級政府如何透過在勞工法上的修修補補，名義上提出「改良主義(reformism)」的階級妥協安排。實際是在短期上消弭工人階級的抗爭意識，長期上對工人階級進行「社會化」（socialization)，使工人階級適應所謂合理的「工時」、「工資」和「工作生活」（work life)的安排。

說香港政府一直以來都是打壓勞工階級絕對不是過份和誇張。香港現時在勞工法例上的立法，容我斗膽說，在工時限制上比起十九世紀中業的英國還要差。英國在1833年開始引入工廠法(Factory Act)，規管童工不得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接著在1850年正式實施每天十小時的最高工時限制。至於最低工資上，香港的勞工法又比我們的祖國差，中國自1993年以來引進新勞動法，當中包括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每天正常工時8小時，每星期40小時，每月超時工作不得超過36小時），訂明地方政府可以因應該巿的經濟情況而調整最低工資。雖然我們知道在吸引外資的前題下，這些法規在中國大陸都很難實行。然而，相較香港政府來說，既無最高工時的限制，更在最低工資的政策上一拖再拖，最後還在訂立合理最低工資的水平上採取資本家的方案。然而，當我們對照19世紀英國的情況，我們便會發現，香港的工人階級由於在殖民地年代便一直被殖民地政府進行社會化，並將這種剝削的工作模式美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再加上這些資產階級政府的階級策略又得到不少學術圈內的論述推波助瀾（最明顯的莫過於「階級分析乃明日黃花」之說），使得香港的工人階級意識一直長期被壓抑。而在學術圈內揚棄階級分析的結果又令階級研究在香港處於十分落後的情況，不能追上進入後工業社會的政治經濟佈局。

四．土地／地租

至於在土地／地租方面，長久以來香港都是以高地價政策來維持香港政府的非經常性收入，從以維持低稅率和其他對資產階及優惠政策。而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們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冊的最後三頁時，這種高地價政策，其實便是馬克思所謂的「原始累積的秘密」。馬克思指出，在十九世紀，英國政府在殖民美國時，由於當時的美國原住民仍能自給自足，不需出賣勞動力來為資本家服務，使英國政府在該地的資本累積計劃處處碰釘。最後，英國政府想出一條出「絕世好橋」：就是利用殖民政府獨有的「皇家土地擁有權」來將原住民的土地收歸政府所有，並將之高價拍賣。這政策不單令自給自足的原住民不能再擁有自己的土地來維持生計，就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最終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資本家效勞，甘心地被受剝削。

當我讀到馬克思談級英國政府的「絕世好橋」時，頓時便能理解創世紀中的「無殼蝸牛」是如何誔生的。而更重要的是，要使這條「絕世好橋」能在後殖民年代的香港反覆使用和恒之有效，香港政府便需要在不同的渠道保持在土地擁有和使用權上有絕對的操控權。幸得近年來香港的社會運動不斷在地方和空間使用上與政府和資本家對壘，方能使我們逐歩了解政府如何透過委任城規會的主席和成員的過程中，安插大量的地產商和能在重建的過程中獲利的界別（例如測量界），使政府在土地發展上取得百份百的主導權。

五．政改作為階級計劃

利用馬克思「三位一體」的階級關係框架，使我們得知香港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資本累積渠道。回到與政治體制的長遠安排上，由於資本家在「利潤─工資－地租」上都需要一個向其靠攏的政府不會因為工人階級的壓力而「縮沙」，以及能在出現資本主義危機時能果斷地捨棄作為多數的工人階級，以保穩定的金融體制。故此，一個能使資本家主導的立法議會（功能組別的存在）和保持行政機構能靈活和有效率地運作（行政主導的必要）──少則在金管局和城規會等機關的委任上，大則在聯繫匯率和最低工資的立法上── 都是至為重要的！

一言以敝之，政改其實徹頭徹尾是一個階級計劃（class project）！

後記：

在這篇文在本人的xanga 刊出之時，很不幸地，公民黨以「大局為重」為由，決定重新考慮是否参與總辭。這令我不禁想問：所為的「大局」是什麼？是繼續令這些了無新意的政改方案繼續再次番叮下去，還是希望令泛民繼續能出入立法會議事廳？說到底，在民主黨（再加上現在的公民黨）的立場，繼續能坐在議事廳內，比任何也要重要──縱使是要犧牲和無了期的推後港人的普選投票權。

從同情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諒解華叔和馬丁。他們從殖民地年代起一直為爭取進入立法局，到現時泛民有過半數的否決權，在在都是他們戎馬半生的心血結晶。假如真的總辭，最後補選失敗，某程度上便等於將他們半生心血毀於一旦。而那些不斷在輿論上反對總辭，而又以理性計算的社會科學家，也不難理解他們的做法。只要想想他們在之前兩次選舉上如何為盡心盡力為泛民作出協調，便可知他們是如何的相信「政黨政治是香港政制發展的出路」。一下止要他們相信所謂「議會外」和「激進」的邏輯，便可以想像他們的反彈是何等的正常。

但從長遠利益角度作出考量，其實明眼人都知，無論政府今次的政改方案是否能通過，結果都是一樣：民主黨和公民黨都能繼續在議會內佔上一定議席，而且還會是長玩長有。你說民主黨和公民黨不是當中的既得利益者，也很難說得過去。再想深一層和陰謀論一些，現時民主黨不斷強調議會內否決權的重要，又不斷嚇人的話：「沒有否決權，廿三條會番來！」。但正如練乙錚所預測，泛民的否決權遲早都會衰失。到時候，政府真的想推出廿三條便只是遲早的事。又正如李祖喬的分析，民主黨和民建聯除了民主議題外，根本就沒有很大的分別（可能在民生議題上還比民建聯為差）。那麼在我們看清，原來什麼「民主大過天」的榥子背後，亦只不過是「議席先係堅」的道理後，作為真心支持民主和想盡快有真正的雙普選的選民來說，我還有什麼理由要投票予泛民。

但我依然強調，政改的底蘊依然是階級問題，政黨政治只是煙霧。在民主黨和公民黨的「長玩」下，香港的資產階級政府便可以名正言順地繼續進行資產階級統治，在不同的立法和政策領域都可以繼續壓制工人階級。當中，這種資產階級統治的認受性某部分又是來自民主黨和公民黨的選票。可悲的是，民主黨和公民黨所強調其中產和專業中產的階級立場（某個意義上是既不認為自己是資產階級政黨，也不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政黨），都明顯地點出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政策在議會上都很大機會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更何況是在有功能組別的的分組點票機制下！）。

故此，現時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所提的政改方案，都是為了使其階級政策得以繼續。當中這階級政策又需要給予泛民政黨一些参與政治制度的空間，從中獲取階級統治的認同。而功能組別的存在只是為防範泛民這匹野馬一旦脱繩提出有利工人階級的政策時所設下的一度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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